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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城中，两层的楼房[1]仅有十来栋：除了我们家住的那栋和国防军的两座营房之外，还有几幢公共建筑。稍后修建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官邸也是两层，楼里安装了吊式电梯。我们家住的那栋楼位于中央大街的马路边，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建筑，地地道道的公寓楼，外墙高大，门道幽深，台阶宽敞（楼道里刮着穿堂风，上午总有一些赶集者在楼梯上歇脚，他们穿着绣有图案的毛呢外套，头戴绵羊皮帽，聚在那里吃腊肉、抽烟斗、随地吐痰），每层楼都有十二扇窗户一字排开，朝向街道。我们家住一层。每套公寓都有一个狭小的阳台，夏季未至，邻居们就在阳台的铁栏杆上悬挂填满花土、种有天竺葵的长方木匣。（“让你的城市更美丽！”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人们为了普及这个高尚的理念还成立了协会，即“城市美化联合会”。）那栋楼设计得漂亮、气派，是这座城中第一幢名副其实的“摩登”建筑，墙体是用粗糙的红砖垒砌而成，建筑师在窗框外贴满了花里胡哨的石膏装饰。朝新建的公寓楼上贴所能贴的一切，这是世纪末[2]建筑师们的共同心愿。
这座城里所有的房子都被称为“家宅”，哪怕楼里住有许多户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的城市几乎可以说是“隐形的”，建在隐秘的深处，藏在街头巷尾的房屋外墙背后。假若哪位旅人透过拱券式大门洞朝里面张望，会看到庭院里建有四五幢房子，孙子和玄孙们都在院里盖房，把院子挤得逼仄不堪；如果一个男孩结婚了，家人就会为他在老楼的一侧新盖一座翼楼。城市隐匿在那些庭院里。人们心怀忌妒，带着荒唐的谨慎封闭地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户家庭都在城中某个犄角旮旯为自己搭盖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只有临街的外墙以一副代言人的庄重面孔应对世界。这个世纪初[3]，我父母在那栋全州闻名、在当地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摩天大厦”的楼房里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栋高大、肃穆的公寓楼，当时这类建筑在首都[4]已盖了数百座：住满了房客，楼上悬廊环绕，中央供暖，底层有公用的洗衣间，后侧楼道上有用人专用的厕所。那个时候，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中央供暖系统属于现代化设施，而用人的厕所，也引发了众议。要知道许多世纪以来，尽管主人们品位高雅，但从来没人关心过用人们在哪里或去哪儿解手。设计并建造我们这栋公寓楼的“摩登”建筑师，可谓是当地的“改革先锋”。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此泾渭分明地将主人们跟用人们共同生活的“必须之地”区分了开来。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夸口，说我家楼里有专供用人使用的厕所。事实上，出于某种羞耻感或厌恶感，用人们并不愿意光临那些被单独分隔给他们的茅厕，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哪儿解手。估计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去他们许多世纪以来，自创世以来常去的地方。建筑师设计时可以随心所欲，用不着为节省地皮或建材花费脑筋。楼道里，房门开向面积跟卧室差不多大的前厅，那里立着带镜子的橱柜，墙上挂着装刷子的绣花布袋和鹿角标本；门厅里很冷，冬天会冻得人浑身打颤，因为盖房时忘了在那里安装暖气；由于门厅里没有供暖设施，客人们的裘皮大衣会像冰坨一样硬邦邦地冻在衣架上。按理说，开在楼道内的房门才是从外面进屋的“正门”，可是这扇门只为贵客敞开。用人们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平时都从开向悬廊的侧门进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门开在厨房旁边，这里没装门铃，所以来人要敲厨房的窗户。家里人的朋友们大多也是从这扇小门进屋来。“正门”和挂有鹿角的前厅，一年到头也只使用两三次，在我父亲[5]的命名日，还有化装舞会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亲，请她允许我在一个并非周末的寻常日子里扬扬自得地独自穿过通向楼道的前厅走进家里，作为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那种感觉，简直像荣获特殊的恩赐。
庭院是矩形的，面积很大，中央竖着一个掸灰尘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里还有一眼圆口的水井，借助电力将井水泵出，然后输送到住户家里。在当时，城里人还没见过水管子。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刻，楼长的妻子都会来到井边，开动小型发电机，一直泵到安装于二楼房檐下的排水管里有一道涓细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最高的水罐里也已经注满了饮用水。那个场面格外壮观，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楼里所有那些不会因围观而有损尊严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们和用人们。那时候，在城里大多数的住房里，电灯都已经相当普遍；电灯泡和奥尔牌煤气灯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点煤油灯。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终用一盏煤油吊灯照明。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将我送到相邻城市的一所学校走读，寄宿在一位唱诗班的声乐教师家里，我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学习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点”[6]；说老实话，那种居住环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合适，都会为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伤。在童年时代，我们都为自己家装有电灯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我们就会在吃晚饭时点上光线柔和、奶油色泽的煤气灯。在我们家里，总是弥散着一股煤气味。后来，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相当安全的煤气点火器，在灯丝上方装上一块铂金片。充煤气时，铂金片开始微微抖动，炽热发光，并自动点着易燃物。我父亲热衷于科学技术类的新生事物，他是我们城里第一批在煤气吊灯上安装这种安全装置的人之一。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有了电灯，可仍旧使用煤油灯照明，特别是那些用人们，特别是在厨房里；在楼道内，楼长也点煤油灯。人们虽为电灯惊叹，但是对它并不很信赖。
中央供暖系统与其说供暖，不如说在制造稀里哗啦的噪声。我母亲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于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砌了一个瓷砖壁炉。世纪初的所有奇迹，在彼时彼刻只是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发明者从我们受过的洋罪里吸取经验。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因电灯、煤气和马达而充满喧嚣，嘶嘶作响；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发明者仍在摸爬滚打，他们的发明还远不完善，应用起来问题很多，让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诚的信徒们疲惫不堪，头疼不已。电灯忽明忽暗，只能发出昏黄的光线；蒸汽暖气不是在刺骨的严冬里突然罢工，就是运转失控，房间里充满潮湿的寒气，因此我们经常生病。按理说，人们应该“赶超时代”，但我姨妈却不以为然，她不乐意“赶超时代”，继续在白色的瓷砖壁炉里添柴生火。我们则丢下现代化的蒸汽式暖气，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炉膛内闷烧的榉木发出的温和、幽香的滚滚热浪。
劲风吹过宽敞的庭院，总是发出怒吼和呼啸，因为庭院的北边无遮无挡，朝向环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皑皑的巍峨山脉。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在庭院两侧，与二楼外墙相连的是一楼的侧翼；在庭院尽头还盖了一排相当漂亮的小平房，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住宅”，楼长一家曾在那儿住过。这一切都使得这栋楼向远处延伸，占地面积相当大。估计建筑师本人不太相信这栋楼能够住满人家，所以没在庭院里修建更高的楼层。那栋楼可以说是一份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那是城里第一栋不是为让居民们在熟悉的高墙内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据我所知，世纪初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老房客们，如今没有一位还住在那儿。那是一栋住满房客的公寓楼。家族史悠久的贵族人家，都不愿在这样的楼里购买住宅，甚至蔑视楼里那些刚搬进来、没有生存土壤的居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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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也这样认为，有身份的人不应该付房租，不应该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因此，他为了能让我们尽快搬进自己的家而不遗余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花了足足有十五个春秋。然而有一天，当我终于跨进“自己家”时，只是作为一位回家探亲的大学生，那栋流光溢彩、宽敞得浪费的建筑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公寓楼里度过的。我一想到“家”这个词，眼前就会浮现出中央大街路边的房子、宽阔的庭院、带铁栏杆的狭长走廊、掸灰用的高大木架，以及装有电泵的水井。在我看来，那是一栋阴郁沉闷、杂乱无章的房子。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被建在那儿的。居民之间缺少友情的维系，他们甚至连邻居都算不上。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都有自己世袭的身份，论阶层，分宗派。住在老楼里和平房内的人家，不管是仇敌还是朋友，肯定都是属于难以相容的那类人。
楼里住了两户犹太人家：一户是所谓的“改革派”或“进步派”[7]，家境富裕、见过世面、已经市民化了的犹太家庭，他们租下了二层临街的整排房子，活得相当封闭、傲慢，从不跟楼里人来往；住在庭院后侧底层的是一户族亲众多、信奉“东正派”[8]的犹太家庭，他们家境困窘，并以特殊的方式迅速繁衍，总有更新的亲戚和新生儿出现，全家人挤在庭院后侧三个昏暗的房间里。有的时候，比如逢年过节，那里会挤满亲朋好友，嘈杂喧嚣，匆促忙乱，仿佛与会者准备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那些“穷犹太人”大多是加利西亚人打扮，恪守教规。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很穷，但不管怎样，楼里信奉天主教的邻居们对这家人的好感，远远超过对那户封闭、富有的“改革派”人家的好感。有一次，住在底层的“穷犹太人”家里，有人率先剪掉了传统发型，换上普通人装束，脱下长袍，摘掉礼帽，剪短头发，刮净胡须，穿上流行时装。没过多久，大多数家庭成员纷纷效仿，摇身蜕变。孩子们改上市民学校，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报名上中学。十到十五年后，身穿长袍的犹太人不仅在我们楼里销声匿迹，就连在城里也非常少见。在我们楼里住过许多孩子，但我已经不能逐一记起。跟楼上颐指气使的“改革派”家庭相比，楼下这家“穷犹太人”跟基督徒的邻居们相处得更为融洽，更为友好。楼里人用庇护的口吻谈论他们，甚至有点夸大其辞，称他们为“我们的犹太人”，夸他们是“非常勇敢、正派的人”。我们颇为自豪地对外宣布：在我们那栋高大、摩登的公寓楼里不仅住有犹太人，而且住的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有资格住在那儿。二楼那家贵族气派的犹太人我们很少碰见，他们活得潇洒自在，经常外出旅游，他们的孩子们在天主教中学里念书，女主人是一位消瘦、忧郁、患有心脏病的女士，能弹一手好听的钢琴曲，她的衣服都是在城里找裁缝定做的。毫无疑问，楼里的市民和小市民家庭的妇人们都忌妒她。那位富婆的穿着总是很扎眼，招人嫉恨；就连我都觉得她那样打扮既不礼貌，也不检点。楼上这家邻居“不管怎么说仍旧是犹太人”，他们活得过于浮华，过于奢侈，比方说，那位富婆比我母亲打扮得更为优雅得体，弹钢琴和乘轿车也更加频繁。“什么都应该有所节制。”我在心里这样暗想。我们跟东正派的那家犹太人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沟通和相互理解。他们也不必因为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不必因为保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着装风格、节庆风俗和古怪混杂的方言土语，不必因为将德语、意第绪语、匈牙利语的词汇大杂烩而表现出刻意的谦卑；包括他们自愿保持并且强调的外族性在内，让我们更多地感到他们只是一个具有异邦情调的部落而已。我们甚至还会同情他们，就像所有富于仁慈之心的基督徒那样，觉得自己应该庇护这种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我母亲有时会送一些瓶装的水果罐头给楼下那位一到秋天就坐月子的年长妇人，而在复活节时，那家犹太人则将薄饼[9]包在干干净净的白布巾里作为礼物送上楼来，我们彬彬有礼地接过来道谢，饶有兴味地打开布包观看，不过我想，家里没有谁会吃它的，就连用人们也不会吃。我们同情并且接受这一家人，但是从某种形式上讲，这种态度就像对那些经过驯服后的黑人。我母亲有时跟他们搭讪，当然只是在大扫除时，她站在楼上朝楼下喊几句友善的寒暄话；那位憔悴不堪、头戴假发、永远在喂奶的妇人则平静地应和：“是啊，是啊，尊贵的夫人。”我不认为母亲这样寒暄是想让那位可怜的犹太妇人意识到“社会差别”；而且她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这家人对这种差别心知肚明，住在底层的犹太人也从没想过要巴结我们；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家人对于社会差别的谨慎小心，跟天主教家庭没什么两样，的确，他们或许更加神经过敏，他们跟我们所做的一样，以自己古怪的方式高傲而矜持地回避各种可能导致大家彼此亲近的机会。总的来说，楼里的住户们都很同情这家穷犹太人。我们怀着善意的默许，关注他们的节庆和非同寻常的习俗。毫无疑问，改革派家庭已不再按犹太人的节庆旧俗在庭院里搭帐篷，他们连犹太教堂都很少去。有一次我父亲甚感吃惊、略带愤慨地讲述说，他跟楼上那家颐指气使的犹太人一起乘火车旅行，那家人居然在车厢里吃包在棉花里的鲜葡萄，要知道那是在三月底！我们整个晚上都惊诧不已、愤懑不平地谈论此事，尤其是我母亲，她为这种“不当行径”倍感愤慨。
这两户犹太家庭从不往来。大家全都看到，改革派家庭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男主人是一位制造商，在外地生产玻璃制品，三天两头外出旅行，肥胖，敦实，秃顶，对自己的妻子态度恶劣，背着那位未老先衰的忧郁妇人跟他公司里的女出纳们乱搞；显然，全城人都知道这件事。妇人忍受着小说里才有的那种厄运煎熬，坐在敞开的窗前弹钢琴，琴声悠扬婉转，令人驻足倾听，乐音绵绵无终。楼里人都知道这家人不守犹太戒律，他们吃腊肉，用猪油做饭；出于某些缘故，楼里人对此也特别不满。如果说在这栋小市民很多的居民楼里有过“犹太问题”，那么肯定不是由那户族人众多的东正派犹太家庭引发的。我们楼里的所有居民对底层犹太人那些身穿长袍、垂着小辫进进出出的加利西亚亲戚所抱的同情心，远远超过对彻底开化了的玻璃制造商及其家庭的。我们对改革派家庭优越的生活、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尤感忌妒，甚至有点惧怕他们，至于惧怕什么，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在十分有限的日常接触中，楼上的男主人对天主教邻居和楼下那家既谦卑又高傲的穷犹太人总是彬彬有礼，表情淡漠。比方说，我们从来没听父母说过要我们避开东正派家庭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人禁止我们跟那些面色苍白、消瘦单薄的男孩们一起玩耍。他们穿着式样特别、很显老气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小大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也总戴着黑色礼帽，一点儿都不耐心，在激烈进行的游戏中不止一次地嘲笑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是“贱种”[10]。当然，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们并不太生气，因为他们不懂这句意第绪语是什么意思。当六七个东正派孩子跟庭院里长大的天主教小子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玻璃制造商的继承人们已在保姆的护送下去学校上课，或有家庭教师登门辅导，这些孩子被悉心监护，唯恐会跟犹太无产者混到一起。楼上那家孩子从来不下楼跟我们一起玩，这种目中无人的自我封闭严重伤害了我的正义感，以至于有一天下午，我将楼上已读三年级的大公子骗到地下室，把他锁在锅炉房里。我悠然自得地回到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深夜我都缄口如瓶，那时警察已经赶来寻找丢失的孩子，玻璃制造商的夫人发疯似的哭号，呼叫声在楼里久久回响。清晨，男孩被锅炉工发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男孩始终没有出卖我。面对盘问，那位木讷、迟钝、困眼迷蒙的少年固执地沉默，后来也一样，他从未因此报复过我，即使许多年后我们成了朋友，他也对此事绝口不提。也许他觉得我那么做是对的。孩子们总是迅速判决，而且不留上诉的余地。
慢慢地，住在底层的犹太孩子们全都换掉了传统装束，但是这家人每年仍在庭院里用被子和毯子搭帐篷，男主人——那位少言寡语的部落酋长每天下午都钻进帐篷，一个人在那个稀奇古怪的建筑物里待好久。听他的儿子们讲，他们的父亲在帐篷里祈祷。有一次，我们透过被子的缝隙朝里面偷窥，看到男人坐在帐篷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悲伤地望着前方。有可能是感到无聊吧。有一天清晨，整栋楼在一阵嘈杂声中惊醒，许多穿长袍的犹太人接踵而来，鱼贯而入，底楼的房间里挤满了陌生人。一个名叫拉约什的九岁男孩，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自豪而沉重地对我们的疑问做出解答：
“真可恨，我父亲夜里死了。”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神情中带着一股无法模仿的优越感。
那一天，他从早到晚都一脸傲慢，那目中无人的模样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所以，就在那天傍晚，我们无缘无故地揍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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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一楼，我家的隔壁是一家银行。银行在很早以前就租下了那三个窄长、昏暗的房间，经理室的房门开在楼道里，旁边是财务室，朝向庭院的那间是会计室。我父亲的书房跟经理室只有一墙之隔，墙上凿有一个“秘密洞口”，如果经理有事找我父亲，只需打开秘密洞口的小铁门，就可将信笺、文件或账单递给他。这种父权制的办事方式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确实颇有成效，银行的业务红红火火。两位年长的女出纳在会计室工作，收银员的任务交给一位提前退役的骑兵队长负责，他被不测的命运折磨得总是愁眉苦脸，跟在兵营里一样，他总对那些前来借钱或付利息的农民大嚷大叫。这位骑兵队长之所以辞掉军衔提前退役，就为了娶他的情人为妻，女人是一位贫穷的女教师。他自从做了这一行后，再没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思乡般地眷恋过去的生活，于是总是诅咒这愚蠢的世界秩序，将一位骑兵队长贬为银行收银员，他迫不及待、粗言恶语地希望能赶快“发生点什么”。就在世界大战[11]爆发的第一天，这位已经退役的骑兵队长又穿上了旧军服，腰挎战刀走进银行，向重又对他变得毕恭毕敬的昔日老板郑重告别。我从未见过有谁能比此时此刻的他更幸福，他捻着胡子简短地应道：“感谢上帝，终于发生了什么！”当时，有许多人都跟他一样热血沸腾地奔赴战场，结果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阵亡了。
不过，正是由于那家银行——“我们的银行”在一楼昏暗的房间里办得红红火火，我们未能嗅到战争的硝烟。银行的客户们扛着褡裢坐在楼道里歇脚，耐心地排队。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州里北部郡县的贫困农民，那里的收成总是很糟糕，有几英亩地的人就已经算是中产地主；由于那里的土质贫瘠，草场荒芜，即使拥有五百英亩的地产，也称不上是庄园主。住在那个地区的斯洛伐克人大多不会讲匈牙利语，用人们也只会说一种图特语[12]和匈牙利语混杂的特殊方言：在当地的乡绅圈里，人们虽然将匈牙利语作为正式的社交语言，但在家里，在家人之间，就连移居到那儿的匈牙利人都更习惯讲带齐普塞尔[13]口音的德语。他们并非刻意如此。他们是有都市人气质的匈牙利人，但也习惯了穿拖鞋和长袖衬衫，晚饭后连老爷们也用德语聊天。在我的童年时代，最自豪、最光彩、最荣耀的记忆就是：在我们住的楼里有一家银行，那是一家有收银员和现钞的真正银行，人们只需去那儿在纸上签几个字，就能立即得到钱。那个时候，银行业务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无神秘可言。农民们一大早就扛着褡裢排队等着，褡裢里包着腊肉、帕林卡酒[14]和公证员给他们开的地产证明文件。每天中午十二点，银行都会进行一次“审核”，董事会成员、两位老神父、银行经理和法律顾问聚在一起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议”，对一百、两百克罗那[15]的贷款进行投票表决，开单入账，客户下午就可以领走贷款。当时，钱多得让全世界惊叹，就连我们住的小城里也多得泛滥。除银行之外，还有个人信贷，退役的骑兵队长兼收银员有时出于“好心”和“侠义”，还会替客户代付欠账。贷款期限到了之后，农民们要么能还，要么不能；如果不能还款，就得拍卖十英亩地中的五英亩，由银行收购。那是一桩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意，自然得就像世间万物，有因有果，平静无澜。银行里有许多钱，可以四处播撒。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都为这家和善、友好的银行感到由衷地自豪。大人们的金钱秘密，就像其他的那些生活奥秘一样令孩子们兴奋。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楼里，在又笨又厚的保险柜里藏着大人们最常谈论的至尊之物。我们看到挂在前来借钱者脸上的谦卑，听到他们喋喋不休的哀叹和抱怨，还有他们对所有人低声下气地说“吻您的手”[16]；他们不仅对银行的股东们，即使对仆从们也这般毕恭毕敬。楼里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慈善，而且归属于一个大家庭，这对楼里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与自豪啊！我们觉得，只要住在这栋楼里，只要与这家银行为邻，谁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我认为父母们也都这么想。这栋楼属于这家银行，好心的银行允许楼里拮据的房客迟付房租，甚至还提供小笔贷款。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银行的钱里有一小部分也属于这栋楼里的人家；那是一个仁慈、友善、可以信赖的世界，住户们去银行借钱，就像去找一家之主或一位富有的亲戚，银行会借给他们钱，想来谁会为了躲债而从这栋楼里逃走呢？孩子们天生就有了钱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在银行的影子里降生并在它的庇护下长大的人非常幸运，就像定居在丰腴大地的古老源头，只要我们守着这家友好、善良的小银行居住，即使以后，我们都永远不会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麻烦。这个并不很高尚的古怪感觉一直伴随我到学生时代，甚至伴随我到在国外流浪的蹉跎岁月；即便那家银行早已倒闭，但还是能在金钱问题上给我提供某种安慰和安全感，似乎我想跟金钱维持一种初始而直接的童年关系，而事实上，那些钱从来就不可能属于我和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们，想来这真是残酷无情。
银行的生意兴隆，股东们也都发了大财，就连雇员和仆从也不例外。有一位雇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另一位摇身当了作家，出版了两本讲述郊外城堡废墟传说的书。每个人都有闲暇和精力欣赏艺术。就像一位羽翼丰满了的工业骑士，银行在狭小的空间里已难以容身，于是大兴土木，在庭院里盖起一幢仙境般的玻璃宫殿。那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杰作，简直像一座玻璃教堂：厚厚的玻璃板是从德国运来的，在金库的上方，盖了一个我后来在国外都很少见到的穹窿顶。农民们将这座银行宫殿称为“伯利恒”[17]，他们像朝圣一样从周围的村庄纷纷赶来，在玻璃穹窿顶下悄声耳语，一脸虔诚，仿佛真是在教堂里。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所有看过它的人都对它气派的外表和精美的装饰赞叹不已，很难用准确的词语形容这座过度浮靡、浪费、辉煌、极度华而不实的建筑杰作。那里具有真正的银行所需的一切：保险库的铁门足有一人多厚，听到魔咒才应声打开；理事会大厅也铁门紧闭，里面配备有非同寻常的计算器和打字机；银行里还储有许多钞票。最让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好奇的是建在楼长家对面的保险库，地基打得很深，深埋在地下；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只只金属匣内装满了金银财宝。那是美好、欢乐的资本主义在我们眼前施展的魔法，变出了一座如此这般的童话城堡，只是年长的存款者们不喜欢它，那些老派、守旧的有钱人更乐意看到他们的财产存放在楼上昏暗房间内瘸腿的钱柜里。他们望着那座玻璃宫殿和固若金汤的地下室连连摇头，疑虑重重地唠叨说：“这是拿谁的钱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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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列大叔”掌管银行，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热忱。安德列大叔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大家族后裔，法学毕业，他跟整个那代人一样，在“自由职业”中谋求快乐，对州政府或市政府的官职不感兴趣。在童年时代，我对贵族阶层这种博学睿智的生命阶段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我后来发现，当代文学对这段时光及其角色的记忆有误。安德列大叔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对他身心而言全然陌生的银行生涯，他一丝不苟地恪守营业时间，丝毫让人联想不到那类成天打猎、赌博、旅行，并在半夜三更打牌时接过卡西诺赌友欠账单的外地银行职员。生活总在发生着变化。没有人把安德列大叔看作经济学家，但是他在银行里誊写账目的时间远远超过打猎、打牌的时间。他也读一些书，偶尔外出旅行，他的生活很有节制，也许他这辈子对印戒的保管热忱远远胜过了贵族徽章。银行蹒跚起步，自行发展，一切都水到渠成；安德列大叔只需留心职员们是否在每笔贷款业务上都恪守了“银行规定”。我觉得，要想如实描述这位外地储蓄所经理，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他经常将钞票像在合同上盖章一样地贴到吉卜赛人的脑门上，并忧喜参半地投票同意向浪荡小子诺斯蒂——“我可爱的小家伙”借款。在沙罗什和泽普林州[18]，或许还能找到这样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城市里，在这个中规中矩的城市里，他这样的人物很难存留。安德列大叔，这位“银行经理”，每天早晨都分秒不差地赶到单位，戴上套袖，一直誊写到夜幕降临。首都一家实力很强的金融机构为银行贷款，佩斯的经理们都是傲慢、年长的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下来检查安德列大叔的业务工作；那些年长的犹太人喜欢打猎，习惯以“你”相称，爱耍绅士派头，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古怪习惯感到好笑。实际上，安德列大叔在银行经理写字台前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老父亲在州里和庄园内所做的没什么两样：他父亲需要留心的是，农民们是否按时完成了他们的交租义务。从前，农民要碾磨稻谷或交一半的收成，相当于现在付贷款利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他们是否向农民强征暴敛？我觉得没有。他们只是定期收息而已，要知道他们也“必须靠什么活着”。只要让农民“劳作”，就不会有问题；只是后来，当安德列大叔由于过于复杂的家庭矛盾而放弃了这个职位时，一位来自首都的金融师接替了他，那人怀揣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计划来到我们城市，就像一位殖民总督，结果遭到第一次重挫。那位新任经理显然出于善意，但过分大方地将储户们的钱大笔贷给了波兰葡萄酒经销商们，波兰人收购了当时的“山麓牌”葡萄酒，银行在那场商业游戏中损失惨重，损失数额以百万计。父亲偶尔跟我提起这事，当时他以特殊的手段分厘不缺地拯救了储蓄者的钱；他找到那位当初派人接替安德列大叔出任殖民总督的首都金融机构负责人，那位以绝情著称、国际知名、富得流油的大银行行长看了那份令人尴尬的调查报告后耸耸肩回答：“那就让这些先生们破产吧。”我父亲不动声色地提醒他说：“这样也行，那我就把这份材料带回去；不过在平衡表上也将留下您尊贵的名字。”那位声名显赫的银行行长突然紧张起来；随后按了一下桌铃，对应声进来的经理说：“我们百分之百支付。”就是这句由三个词组成的豪迈话语，让佩斯银行付出了几百万的代价。储户们不仅拿回所有的存款，还得到了利息。作为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美丽传说之一，这个故事我听人讲过许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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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大概只有短短的几年，我的教父住在我家对面一层楼的一套三室公寓内，他是我父亲的弟弟，很爱生气，烦躁不安；在我家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所有人，对他都像对待复活节彩蛋[19]那样小心翼翼。他有一颗骄傲而孤独的灵魂，本想当一名工程师，他对技术性的东西要比当兵在行（他在炮兵团作为志愿兵服役），他想将自己的才能投入技术领域。据说“当时大家都央求他延长服役期”，至少家里人后来都这么讲。从某种角度讲，他的秉性、天赋和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都非常适合军官生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略受轻视的工程师行业，他总是忐忑不安，烦躁易怒，感到受辱，总是有许多“难堪事”。总之，让人觉得他在生活中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人们对工程师和医生的职业抱有歧视，认为不适合绅士去做；出身显贵的年轻人自然应该投身法律，不应该给人灌肠或摆弄容器或游标卡尺。我们家族在上世纪末，在外地，在等级意识严重、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对我叔父的“脏躁综合征”[20]（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当时年轻的弗洛伊德已在夏柯[21]的诊所里观察了歇斯底里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术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家的祖上是撒克逊人[22]，在17世纪移居匈牙利，忠诚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我的太祖父被利奥波德二世[23]册封为贵族，并被赐予“巴尼奥[24]伯爵·克里斯托夫”封号，主管马拉马洛什州[25]的皇家矿井。民族解放战争[26]期间，出于对匈牙利的热爱，我们家有许多家族成员参加了贝姆将军[27]率领的革命军。我有一位名叫日嘎的天祖父在维拉古什缴械[28]后遭到降职，先后被流放到威尼斯和米兰的皇家军团服役，后来恢复了原来的名衔，退休时官至皇家卫队长。但在革命爆发前，我们家族在维也纳享有很好的声誉，被视为“忠诚分子”[29]。1828年，我的太祖父被任命为老布达总督时，曾去维也纳觐见过弗朗茨皇帝[30]。“我对匈牙利国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维也纳写信给远在马拉马洛什州的弟弟说，“在这里住宿的开销非常昂贵，每天仅客房和取暖的开销就五个福林[31]。皇帝亲切地接见了我，并且提到我们的父亲。‘对，对，’他用德语说，‘我听到不少对你的夸奖。’”很可能这位有着德国名字的官员于1828年受到皇帝亲切接见时，获得了皇帝和蔼的赞赏，并在宫廷里被划为“拉邦茨派”[32]。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家站在了起义者一边，并将名字匈牙利化，科舒特[33]政府特此颁发了批文，并于1848年8月将决议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从信念和行动上看，他们都是狂热的匈牙利人，尤其是我父亲和他的弟弟。当地的外族家庭对匈牙利持有的这种热烈、真诚的爱国之心实在令人钦佩，那些古老的匈牙利贵族家庭不仅容忍，而且真心接受了这些自愿融入匈牙利，并且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外族人。有的时候，他们或许能够容忍某种与生俱来的外族品德——我的祖先是撒克逊铁匠，我认为，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某种特殊的、对我来讲毫不轻松的、跟我的秉性相悖的、古怪固执的“责任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某种即便经过几个世纪的共生仍无法释解的异类感和外族感。从精神上讲，我们家是复杂而典型的天主教徒，这不仅是就“出生证”而言，从本质和观念上说也是这样。我们本能地回避新教徒，在社会交往上也是如此，就像他们也出于本能地回避我们一样；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提这个。
不管别人怎么“接受他”、承认他都无济于事，我叔父仍感到惶惑不安、痛苦烦恼。即使他拥有撒克逊人的血缘、德国人的名字、奥地利的贵族名衔，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完全、肯定地属于这个世纪末的匈牙利贵族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假如有谁能让外人感到从其骨子里散发着匈牙利贵族意识的话，那就是他了。他总是搜集家族的各种证书和纹章，喜欢绘制王冠，还将我父亲、母亲的家族纹章合二为一，设计出“统一的贵族家徽”（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那些资料，因为我母亲是摩拉维亚[34]穷磨面工的后代，我怀疑她的家族从来就没享受过贵族特权；另外，我母亲和她的亲戚们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关心）。这种“贵族行动”最终以特殊的方式使他获得了一种傲慢而焦虑的内心表达：回避州里的社交圈，从来不跟那些人为伍。他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在波斯尼亚修建铁路和隧道，后来搬到了阜姆[35]，在那里受一家法国公司委托修建了一座供电站，至今都为达尔马提亚[36]海滨提供电力。在这期间，他结婚成家，娶了一位温柔娴静的诺格拉德州女郎，匈牙利最著名的古典剧作家的后代。我小的时候，曾在那个文学史上著名的诺格拉德城堡和园林里度过许多个夏天。在那里，叔父带我阅读了那位古代的、拥有不羁灵魂的、在雄性时代的黄昏近乎发疯了的匈牙利天才剧作家写下的许多诗歌。正是这种“文学的亲属关系”，使叔父在我眼里顶了某种奥林匹斯的荣耀光环。事实上，他对文学懂得并不是很多。他还单身的时候，曾住在我家对面一套朝向庭院的三居室里，活得“逍遥自在”，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主人公，他雇用男仆，经常会扇仆人的耳光；由于这些原因，我小的时候很怕他，后来又对他深感同情。他未能在阶层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凄楚地隐居在诺格拉德州的一座小村庄里。在那里，他就跟在我们中间一样缺少“在家”的感觉，就跟他在同事们中间一样感到格格不入。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郑重、公开的反犹分子；假如有谁提醒他说，就其本质而言，在那些愤懑挣扎的阶层之间，这种“我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姿态本身有着多么原始的天主教色彩，换句话说，具有犹太特征，他肯定会感到非常震惊。
6
这栋楼里有两家“店”：白天，银行接待往来的客户；夜里，楼下那家被称作“咖啡馆”的简陋巢穴，通过女跑堂和赛猪游戏掏空那些游手好闲的市民的钱包。对于底层的喧哗，楼里人觉得十分自然，宽容地忍受。居民们，包括在道德问题上相当苛刻的家庭，根本不会因为楼下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哐哐哐地跳舞而暴跳如雷。这家“咖啡馆”对喜欢在白天喝咖啡、读报纸的客人们不感兴趣，因为它白天根本就不营业。到了傍晚，滚帘才会卷上去，几张铁皮桌靠墙摆放。“酒吧”里面，染过头发、穿着入时、体态丰满的女人们调蛋黄烧酒，沏俄罗斯茶。（那时候，香槟酒还属于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即使阔绰的军官们也很少能享受这样的挥霍——另外，在我们这座城市，几乎还没有“阔绰军官”这个概念，因为骑兵团驻扎在离我们五十公里外的相邻城市，而在我们那里扎营的炮兵和步兵军官们则更青睐朴实的喧闹、蛋黄烧酒和廉价葡萄酒。）光临这家夜店的客人，主要是牲口贩子，赶集商贾，乡村地主和来自周边地区、偶尔过一次夜生活的犹太房客。“绅士”只有酩酊大醉时才敢去那儿，这种时候，他们放下机械操控的铁皮滚帘高歌狂舞，声音大得能够吵醒睡熟的邻里；但是，对如此混乱的喧嚣，居民们不可思议地予以容忍。“咖啡馆”在楼下开了许多年。警察也不想插手市民的琐事；在这座四万人口的城市里，总共只有十五名警察维持市民们的生活秩序。十五位年老、肥胖的米哈斯纳·安德拉什[37]，我从小就认识他们，能够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警察局设在一幢意大利风格、带有门廊、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不过大多数房间是空的，只有那些在清晨被警察用带油布篷的小推车从街头巷尾收容到一起的铁杆儿酒鬼们会在那里一觉睡到酒醒。卖淫，是一项较为优雅、显然也更昂贵的营生，每个夜晚都在我们楼下的“咖啡馆”里进行；有的时候，那里也发生肉搏战。有一天夜里，整栋楼都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大人、小孩都穿着睡衣拥到走廊，聚在庭院。我看到楼长正挥着一把扫帚揍一个穿长筒靴、留八字胡、模样简直像吸血鬼的牲口贩子，那家伙用十个手指紧紧掐住一个麦黄色头发的咖啡馆女招待那副本应该被温情抚摸的柔软肉体。那个场面相当恐怖，在黎明寒冷、刺眼的天光下，我恍惚觉得那不是真的，而是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估计这家夜店付了银行一笔可观的租金，所以即便它这么扰乱公共秩序，缺德地破坏街坊邻里的安宁，银行依旧置若罔闻。很久以后，银行才跟那家夜店的老板，那个精明狡猾、有商人天赋的吉卜赛头领中止了合同，而且并非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因为银行要用那几间房子：这个时候，银行即便少了夜店的这笔收入，也已经能够从容运转。
为了解决日常性的生理需求，城里也开了两家公开的会所：一家稍微廉价一些，简陋一些，开在碉堡大街；另一家稍微雅致一些，俗称“官房”，开在兵器库大街的一栋平房里，去那里消遣的都是官职较高的公务员和军官。街头的情爱勾当，则在大门紧闭的两家会所之间矮房错落的鲜花大街内进行，经营者不是私人业主，就是情爱街贩。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甜蜜的地下情爱世界。光顾那里的不仅有未婚的年轻人，已婚男子和军官也不少见；偶尔，当地神学院的一些年轻僧侣师生也会鬼鬼祟祟地闪身蹩入。那些老房子，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毫无变化地保存至今。抹了白灰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大门和用绿色或棕色油漆刷得又平又亮的外墙，向路人们泄露了墙内的勾当。城里的绅士们在“泡完咖啡馆后”来到这里，在“沙龙”里享受午夜的欢乐，店主们经常调换女郎。在我出生的城市里，这种地方我只去过一次，是的，当时我还相当年少，只有十三岁；后来出于羞惭之心，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但是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访，给我留下的记忆清晰而残酷。那次是楼里的一个男孩带我去的，他是香料师的儿子，一个充满野性、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少年。那是一个明媚、寂静的夏日午后，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溜进碉堡大街内的“廉价店”里，紧张得牙齿打颤。大门口的撞铃在走廊内回响，大门的左侧有一个挂着垂帘、堆满特蕾西娅时代家具的房间。在镶嵌玻璃窗的房门后面，有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妇人坐在轮椅里，看上去活像童话书中描绘的、《小红帽与大灰狼》里讲述的那只假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她正透过眼镜好奇地打量我们并咧嘴微笑。我们朝庭院里跑去，因为香料师的儿子对这里的地形已相当熟悉，庭院的一侧有一面石墙跟街道相隔，底层和楼上的房门一字排开，全都漆成了深褐色，就像监狱或医院里那样。我们连“姑娘”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只翅膀被剪、已被驯服的猫头鹰在院子里散步。后来，楼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悬廊上，她将铁罐里的水泼到庭院里，然后转身回到房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一动不动地紧贴墙壁，我那位爱吹牛的朋友也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院子里安静得真跟监狱里一样。
过了一会儿，底层有一个房间的门被吱呀推开，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可能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窥视我们好久了，她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她的房间。朋友走在前头，我几近晕厥、浑身冒汗、不由自主地紧随其后。女人讲的是带斯拉夫口音的匈牙利语，但别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记不得她是不是年轻，是胖是瘦，金发还是黑发。房间里有一张布满污渍的长沙发，估计她刚刚起床，因为床铺上面还凌乱不堪，冒着身体的热气。铁皮盥洗池歪斜不稳地靠在墙边，墙皮剥落；在盥洗池的上方，贴着一张用图钉固定、字母是印刷体的《卫生忠告》。我认真地阅读起来，与其说是感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尴尬和局促。“用简便的方法就可避免感染”——这是政府部门颁布的《卫生忠告》里的第一句话。床前扔着几双男式皮靴。我们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朋友努力表现得轻松自如，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也很害怕；女人跟我们要了一支香烟，她坐到床沿，坐在我俩之间，微笑地望着我们俩，一声不语。
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朋友给了女人三枚六克拉伊卡[38]的硬币，我们从房间里溜出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逃跑，天色已近黄昏。那次历险抵消了马伊·卡洛伊[39]小说里令人亢奋不已的色情描写，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这类地方都失去了兴趣，尤其对我那位“阔绰”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出发之前，他用小说般的谎言欺骗了我，“在那里面”，他跟我一样紧张得牙齿打颤，跟我一样不知实情。比方说，他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触跟我们以为的截然不同（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有以为，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都云里雾里，所有不体面的东西纯属胡思乱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后咬女人的鼻子。鬼知道这是他从哪里听来的。后来，我对他的谎言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开始瞧不起他，不再乐意搭理他。
城里还住了两个“窑姐”，两位年龄较大、并不怎么漂亮的女人。她们在一条小巷里租了一套住房，两个人总是一起进出，如影随行，脸上罩着面纱，戴着大风车似的帽子。她们俩在业内的男人圈里，很受城里那些风流男士们的尊重。其中一位绰号“柠檬”，另一位被学生们戏称为“橘子”。她们向那些有幸获得她们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钱数，很可能超过鲜花大街的那些情爱街贩和那些吉卜赛女郎或独身女仆。或许也正因如此，她们被赐予“窑姐”的荣衔。不管怎么说，“柠檬”和“橘子”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鲜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颇像家庭主妇、看不出具体年龄、身材丰满健硕的站街女郎，好几代男人都从她那里学到过情爱的秘诀。这位名叫“兰凯”的老姑娘，城里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认识她，就连严肃、寡言的警察们也都很怵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老妓女赢得了某种类似家庭成员的承认。她曾是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迟早都会跟她产生瓜葛。
但是，关于“红蟹”的传说我只是耳闻，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在上个世纪末的80年代，红蟹饭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欢乐谷，既神秘又华贵，城里最高雅的绅士们爱去那里。那里经常发生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我是从一位乐观开朗的叔叔那儿听说的。那家神秘的“红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们楼下的夜店神秘得多——是作为国道旁的客栈修建的，位于几公里外的城郊地带。“主顾群”的男性成员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们，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如果想要放纵一下自己，他们就会到那里去。当我也开始追逐这类销魂的场所时，城外这家夜总会已经变成一家摇摇欲坠的乡村小酒馆。
婚外性生活就发生在这般简陋的环境下，如果谁感到了饥渴，就在这类浅浅的泥洼中解渴。“通奸”和有夫之妇的“堕落”，似乎只在小说帝国里才有。我在小的时候，从来没听大人们传过关于哪个“通奸”的“堕落妇人”的闲话；就连当地剧团的女主演们也处于严厉目光的监视之下，人们会“敌视”那些被发现“出轨”的人。
7
公寓很大，房间宽敞，窗户密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仍旧感觉到光线昏暗。也许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们和家庭教师一起挤在“壁龛”内，在那个拱形棚顶、没有窗户、堆满带栅栏的童床和学生桌椅的小屋里度过的。“壁龛”将父母的卧室和饭厅连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门把临街的饭厅分隔开，以防阳光投进屋内。我们就睡在那间屋里，在那里做家庭作业；倒霉或者“受罚”的时候，大人禁止我们跨出家门，我们只能在“壁龛”里游戏。似乎谁也未曾想到过，那间宽敞明亮、一个月都没人进去的“沙龙”作为孩子们的房间才更健康，更适合。可是，在家里那个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用帆布罩着，那种布尔乔亚式冷漠的富丽堂皇，总让我觉得好像屋里死了什么人。“壁龛”是一间光线晦暗、没有气流的闷热小屋，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就连“家庭教师”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尽管家里在白天阳光普照，我们却应该在灯光下读书。
我们家有五个房间一字排开，纵三横二，三个临街，两个朝向庭院。除了孩子的房间外，其他房间的面积都很大，通风良好。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家庭，尤其是那些家境宽裕的人家，对孩子房间的质量和位置根本就不在意，即便他们溺爱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和衣着方面从不吝啬。那时候，人们对“卫生”的看法颇有分歧。当时，“杆菌学说”把许多家庭主妇搞得神经兮兮。我认识一些老妇人，她们染上了洁癖，从早到晚地清扫灰尘，戴着手套在家里爬上爬下，攥着鸡毛掸子追猎“杆菌”。毫无疑问，市民阶层的家庭主妇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让漆光的家具一尘不染。前来串门的教母们在喝咖啡时，会对女友家里进行现场检查，如果哪个倒霉蛋家的女佣粗心大意，忘了用抹布擦拭当天落在钢琴上的灰尘，访客就会大呼小叫。我母亲、两位用人和“小姐”，一天到晚打扫卫生。早晨用人打扫，“小姐”督查，随后母亲出场，就像阅兵式上的将军一样不留情面地严格检查，她用手指在家具隐秘的缝隙里又摸又抹，整个上午都用来追剿落网的尘埃。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无尘是“现代卫生”的先决条件。出于这个目标，很多家庭将孩子的房间粉刷成难看的颜色，狭小得如同储藏室；钢琴背后洁净无比，而浴室里的大多数地方却很少光顾，不怎么使用。我家由于孩子太多，所以浴室的利用率相当高，尤其是我父母对于“身体洁净”的观念与众不同，一点也不现代。无论冬季，还是夏季，年轻女佣每天早晚都要给浴室里的铁炉子生火，“小姐”则为孩子们洗澡；但是根据市井常识，“洗澡太勤对身体有害”，因为孩子们会因洗澡而变软。在很多地方，浴室被当成堆破烂的库房，尽管用人们进去洗东西，但也只能蜷缩在成堆的皮箱、晾晒的鞋和衣物以及清洁衣物的用具之间的昏暗角落里。在我认识的许多人家，浴室里都包裹蒙灰，浴缸只在年底，在除夕时才能恢复一天的本来面目。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市民，通常只在生病或娶妻的时候才洗澡。不过家里还是要有浴室，只是不太使用而已。在我们家昏暗的浴室里，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我母亲几近绝望地努力保持浴巾、浴袍的整洁。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用挂钩”，就像剧院里的存衣处，可是浴巾、浴袍、罩衣在浴室里挂得满天满地，从来没有人能搞清楚哪件物品是他用的，哪块地方属于他。浴室里永远凌乱不堪，那里是气恼和烦心的温床。
要知道，“储藏室”都要比孩子们的房间或浴室宽敞得多，整齐得多。在那个高大、干燥、明亮的房间里堆集了许多没用的“存货”和大量食品，像是储满面粉和猪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没有肉铺、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事实上，家里到处都堆满了“存货”：在我母亲的衣橱里，在柜子和抽屉里，到处都塞满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编织物和成团的棉花。我们囤购的“存货”什么都有，包括鞋带和抹布。那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那般得意扬扬地从购物街归来，仿佛我们住在沙漠中的某个角落，刚从浩浩荡荡经过的大篷车队那里抢购回稀罕、贵重的二手货。我们一麻袋一麻袋地购买面粉，一桶一桶地购买猪油，买像磨坊风车那么大的奶酪，无论买什么东西，分量都不会少于一公斤。尽管家里有大量的“存货”，可我们还是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哭嚷吵闹，两个女仆“消灭”面包，厨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饭，而我母亲每个月只领到一百福林的“伙食费”，或许还能从中省出些“盈余”……我们每天吃两顿肉餐，我父亲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饭。我母亲让厨娘做丰盛、油腻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养活七口人绰绰有余。那时候，匈牙利人过着迦南[40]式既丰盛又廉价的日子；那时的廉价不是乞丐式的廉价，不像战后那样由于没钱而让人不得不精打细算，被迫贱卖家什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在物美价廉的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是一种优雅、富裕、物欲的生活。清晨，让人感觉就像是家庭的节庆，命名日或婚礼日。我父亲刚刚刮好胡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和光辉牌洗发水的味道从浴室里出来，走到精心布置好的早餐桌前。他穿着烟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过当地的报纸——我们订的当然是教会的报纸，由主教出资编辑、在主教的印刷厂付印的《高地日报》——在等待热茶从梅森[41]制造、绘有花卉图案的瓷罐里“涓涓流出”的空当，他匆匆扫一眼重要新闻。那是相当隆重的一刻。即使在那一刻，父亲鼻子底下系胡子的线绳仍绷得很紧，他只在吃饭时才会解开它，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刷子，规规矩矩地向两侧梳理一下散发着光辉牌洗发水香味的唇须。我母亲与他相对而坐，餐桌两侧各坐一对孩子，他们偷眼观看清晨举行的这个隆重仪式。孩子们的早点是黄油小面包配咖啡，冬天则配热菜汤；他们欣赏父亲用早餐时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弥补一切缺憾的高贵感。我父亲用早餐的样子是那样的威严，那般的优雅；他身穿绸缎面料的烟灰色睡袍，他那戴着印戒、女性般柔软的小手举止轻盈。每天清晨，饭厅里都洋溢着宁静的、父权家庭的仁慈氛围。他喝的是香气袭人的金黄色红茶，茶里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边酌饮一边吃腊肉、半熟的煮鸡蛋、蜂蜜和匈牙利黄油。（他经常为了黄油跟我母亲争吵，也不知道我母亲是出于节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有时买回来丹麦黄油。我清楚地记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亲看穿了妻子的“诡计”，从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将“丹麦黄油”扔进茅坑里！）父亲吃的面包片需要给他单独烘烤，我对他挑剔的用餐习惯表示谅解，这种“见过世面者的做派”持续了好些年。在我眼里，这种“早餐田园诗”是布尔乔亚家庭的祭神仪式。只有那种获取到了社会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才会用这种缓慢而挑剔的动作准备投入一天的工作。事实上，我父亲并没有获取到什么特殊的地位；他身处的阶层，是他本来就属于的阶层，正是这种归属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识，使他的态度和举止变得至尊至贵。大凡属于那个阶层、生活质量优越的人，确实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始过一天的日子。
父亲用过早餐后，并不需要到远处去；最初只需到隔壁房间，后来办公区扩大了，占用了走廊尽头朝向庭院的三间屋子，他的大部分业务都在那里办理。我们一家人住在余下的五间屋内；我父亲在“沙龙”和饭厅之间单独布置了一个“谈话间”或“吸烟室”，屋里摆了几个书柜和新定做的家具。各种式样特别的家具从当地的家具厂运来，那些令登门造访的熟人赞叹不已的家具都相当“摩登”。“沙龙”是家里最多余的房间，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因为在当时，外地的市民阶层对在西欧盛行的“沙龙”式社交生活还很陌生；通常，客人们围坐在白餐桌旁，他们在饭厅里吃罢晚饭，有时一直坐到天光破晓。即便如此，“沙龙”还是布置得格外精心。成套的桃花心木家具上镶嵌着珍珠贝壳，巨大的水银镜，宽大的黑漆桌，桌上摆着银质的名片盒，里面装满了地位显赫的熟人们和偶尔登门造访者印有全部名衔、官衔的名片，桌子上还摆有相册、一只大海螺和一枚我母亲曾在婚礼上佩戴过的、存放在玻璃匣内的紫薇花环。在烟灰缸的水波里，一条青铜美人鱼站在一个高台上手擎火把，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屋里还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腊肠犬铜像，那是家里一只死掉的爱犬的艺术再现。此外还有许多银制、铜制或大理石的“陈设”，就连雕刻的石块也是从破败了的梅森运来的。在带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橱柜里，整齐地摆放着我母亲的藏书，其中有几本是她在少女时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后来我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许多铜制或桃花心木的陈设光亮、洁净得一尘不染；这个本来就很多余的房间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扫得越发精心。“沙龙”里的家具还是我外祖父的家具厂特制的，所以我们才开恩地没在重新装修时把它们扔掉。那些家具都是世纪末风格的工艺杰作，桃花心木与珍珠贝壳的奇妙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细刻成多立克和爱奥尼式立柱的样子。总的来说，每件家具都别具匠心、不遗余力地掩饰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并不是为了让人坐才制作的，而只是为了摆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沙龙”。必须承认，跟我小时候在邻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风格的客厅相比，我们家的“沙龙”无论是在保守的品位上，还是在沉郁的“风格”上，都更精美绝伦。跟匈牙利其他的家具厂一样，那些世纪末“摩登”家具的设计和式样，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厂每年仿照维也纳流行的款式复制过来的，毒害了两代人的审美品位。从“大法官时代”的彼德迈风格[42]，从宽厚亲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无过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长毛绒的怪物。若拿那些世纪末流行的市民风格的家具，跟那些从世纪之交开始在匈牙利到处生产的福耳图娜[43]宝匣一般矫揉造作的“瓷器柜”、用葡萄串做装饰的皮椅、带玻璃门的卧室衣柜或绷着红绒布的扶手椅相比，还是摆在“古日耳曼餐厅”内的家具用途明确，品位不俗。所有那些不具灵魂、让人头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装饰品。墙角耸立着棕榈树；在长沙发上，在脚踏的地方，在扶手椅里，到处都摆放着软垫。挂在墙上的刷子袋上绣有狩猎场景的织锦图案，站在写字台上的银鹿用犄角托着几支鹅毛笔，摆着猫头鹰造型的铜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状的大理石镇尺，彩色的珠帘，压在玻璃板下、用雪茄烟上的纸环精心拼贴成的壁炉守护神，羚羊蹄状手柄的炉火钩，用两只翅膀夹着一条卷曲青藤的搪瓷仙鹤，铁铸镀银、嘴叼名片的青鹭，许多用来遮挡窗户或家具的绒布、毛毡和垂帘，为了防止在某个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飘落的一粒尘埃，遮挡可能偷偷溜漏进来的一线阳光……总之，整个这一代布尔乔亚都是在这种室内陈设的环境下长大的。在我们家里，或许我父亲基于他出众的品味，多少对这些沉重的遗产进行了拣选——但是，我们仍旧难以毫发无损地彻底逃离那个时代的巨大阴影，在“沙龙”和书房里，还是留下了一两只青铜鹳鸟或镶嵌在皮画框内、再现“鹿肉宴”场景的刺绣墙饰。这种“新家居艺术”——包括他们居住、穿着、阅读和谈话的方式——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没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欧的阐释。近代纯净优美的形式和华贵的家具，都被“获得启蒙的自由派市民阶层”嗤之以鼻，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破烂或祖母储物间里的遗物。的确，在那个年月，这种品位也是世界强权专制的结果。威廉皇帝或爱德华七世宫内最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肤科医生候诊室内的家具陈设没什么两样。在科孚岛“阿喀琉斯宫”[44]皇帝房间的写字台前，高个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绷着皮面、可旋转的钢琴凳上，主人工作时也坐在那儿。假若与此同时，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内某市民家庭的门厅里居然挂着绣有狩猎场景的鞋刷布袋，这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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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三个玻璃门的橱柜里放满了书籍。我母亲的“藏书”其实早就变成了装饰品，作为“沙龙”陈设的一部分和过去的记忆；桃花心木柜的柜门很少打开。几十部包有红色麻布封面的“世界长篇小说书库”占了我母亲藏书的绝大部分；剩下的多是德国小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鲁道夫·赫尔佐克，她最喜欢的书是这位作家写的长篇小说《伟大的乡情》。弗莱塔格的《借贷》为黄色皮面，分上下两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此外还有布尔乔亚书库不大感兴趣的席勒、歌德文集。他们认为那些书“陈腐，传统”。不过席勒还是可以跻身于藏书之列，尤其是他写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书橱里还有一部《钟声》的豪华版。人们在席勒身上，多少看到了自由派先驱和革命者的影子。歌德则是“僵化的形式”和“古典的蒙昧”，乏味无聊。我认为，世纪末的市民阶层读歌德的作品，再多也不会超过在学校里读的《赫尔曼和多罗泰》[45]中的那几首歌和长大些读的《流浪者的夜歌》[46]。
我母亲偏爱“德国现代作家”。除了赫尔佐克和弗莱塔格之外，她还爱读斯特拉茨、翁普提达和几位德国幽默作家的作品。我对那些书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在小时候，当我能够打开父母书橱的时候，我就已对那些书产生了本能的厌恶，一本我都读不进去。奇怪的是，书橱里居然还有一本《莉莉·布朗[47]：社会主义回忆录》。我了解母亲的读书口味，她不会在书橱里收藏玛莉特、科尔茨—马勒[48]之流的书。的确，像赫尔佐克和弗莱塔格，且不说他们的自身情感和爱国情愫，他们跟德克波拉克和维吉·鲍莫克一样是真正的作家。要知道，如今在市民家庭卧室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德克波拉克和鲍莫克的流行小说。那个时候，人们从来不买诗集。诗歌，意味着令人不悦的记忆，来自校园的梦魇，“死记硬背”和书窗苦读。在上世纪初的市民家庭里，将“大诗人”的金口玉言和不朽诗行抄到“摘抄簿”里的可爱而幼稚的风俗，就跟绣花、弹竖琴、在丝绸上绘画一样是大家闺秀“精神生活”的见证之一，但在世纪末就已经不再时髦。我直到现在都不理解，像克洛普斯托克[49]写的《弥赛亚》那种无聊至极的打油诗，怎么会混进母亲的藏书……在母亲的书橱里，匈牙利语书很少，她最喜欢的匈牙利语作品是威尔纳·久拉的小说《贝斯特茨的弟子们》；她也要求我读那本书，催得不依不饶，直到我硬着头皮开始啃。我记得，那是一本情感小说，不管怎么讲，要比同时代女作家的小说更引人入胜，更触动心扉，更含蓄内敛。我在书橱里还发现了一本卡琳·麦克里斯的书（我记得，书名是《乌拉·方格尔》），在大部头的书里夹有几卷《威尔哈根与克拉辛斯月刊》。世界上有上百万的市民阅读诸如《大陆与海洋》、《家庭主妇》、《家庭》、《霍夫》、《花园》等德国家庭杂志，匈牙利家庭也津津有味地翻阅那些在柔软纸张上印满了食谱、生活小常识和相关主题的短篇小说与诗歌的杂志。当然，“新时代”需要这些精神食粮。与《大陆与海洋》相比，朴实、细腻的匈牙利家庭杂志可能具有更高的“文学性”，不管怎么讲，不像德国同行那样对文学趣味的破坏是如此之大。
我父亲的藏书令人肃然起敬，占据了书房最宽的那面墙壁。在匈牙利作家中，他最喜欢读米克萨特的书。在他的书房里，收藏有法律著作、大部头的《民事法》、《案例大全》和与公民权问题相关的文摘等；屋里有三个固定在墙上的高大书架，上面堆满了文学著作。我们城市的市民读书量很大，大家喜欢阅读。在这座城市里，早在两百年前就举办过“文学沙龙”；在18世纪末，卡辛茨·费伦茨[50]曾在这里从事司法工作；当匈牙利的平原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还将杀猪节聚餐作为冬季的“精神生活”时，这里就已经在印刷报纸和杂志了。在中央大街带拱门的沙龙里，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就对文学和匈牙利作品展开辩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尽管这里人能讲多种语言，但是跟佩斯和布达[51]一样，匈牙利语在这座城市里占主导地位。在这座人口不到四万的小城里，不仅存在好几位书商，而且他们都挣了些钱。书商们做生意，就跟下班后坐进咖啡馆的先生们一样，惬意地坐在扶手椅里翻阅堆在书架上的新书。精神的洪流冲破堤坝，席卷了战后的图书市场，在我的童年时代，人们再次为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展开辩论，几乎每天，四位书商中总会有一位寄来“敬请审阅”的文学新作……我们家对书籍抱着虔诚的态度，关注每本新书，而且有一本“藏书目录”，那是一个麻布封面的硬皮本，里面记下了每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在当时，一位市民阶层的女士一旦感到无聊，既不打牌，也不去电影院或咖啡馆，而是取出一本书阅读。我父亲的夜晚，也是这样手里捧着书度过的。我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书籍对于世纪末的市民们来说，就像面包一样必不可少。一位属于中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如果没在睡觉前在床上花几个小时翻几页新书或某本心爱的书，就不可能让那一天结束。我家还订过一份英文杂志，一份名为《自然》的科学刊物，但是我们很少翻看，因为我家人的英文都不是很好，尽管一连几年，曾有一位年长、嗜酒的英文教师每周应邀来家里三次。有时午饭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跟我父亲两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内的扶手椅里，以上英文课为借口安静地打盹。在匈牙利杂志中，我们订了蒂萨·伊什特万主编的《匈牙利观察家》；我父亲并不是工人党，他跟当过一段时间市议员的安德拉希始终“关系密切”。日报类的，我们订了《佩斯新闻报》，还有两份儿童日报，《我的报纸》和《我们的旗帜》。上小学时，我总是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后者，满心喜悦地阅读；看来那份报纸编辑得很好，因为总能说些让男孩子们感兴趣的话，不抱明确的意图，不用说教的口吻，读来有趣，寓教于乐。
每过一段时间，玻璃门的多层橱柜里就堆满了书。被寄来“敬请审阅”的那些书，大多数时候都被忘了寄回去，只到年底才跟书商结账，家人并不太计较为几十本放在大书橱底层从未翻过、落满灰尘的书付账。“藏书”的内容应分为两部分：一大半是经纪人卖给他们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兴趣和好奇心挑选的。书橱里摆得最多的是《米克萨特全集》和全套的约卡伊[52]作品。那是一套精装的纪念版，一百部的约卡伊小说逐渐变少，因为每到学年末，当我们到弗尔伽什大街的旧书店卖已经没用的旧课本时，旧书店老板会掏五十克拉伊卡收购一本约卡伊小说，他对其他的世界名著也同样不敬。我们之所以将约卡伊的书拎到旧书店去，并非出于轻率或贪欲——就拿卖《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或《一位匈牙利富豪》来说，我下了好些年的决心，确实出于需要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旧书店老板对约卡伊小说的每日浮动价格了如指掌。有一些杰作，譬如《新领主》、《金人》，尤其是《心灵教练》，在旧书店老板书价单上的标价始终雷打不动，不管什么时候它们都值五十克拉伊卡；《囚徒拉比》最多能值十八克拉伊卡，《政治时髦》仅值十二克拉伊卡，《十日谈》人家根本就不买。他不太想收购特莫凯尼、伽尔东尼[53]、黑尔采格的书，甚至对米克萨特也不怎么感兴趣。因此，我不得不将我喜欢的约卡伊小说拿出去卖——我们家很重视生日和命名日，家人从来不会忘记在这样的日子里互赠礼物；我由于没钱，又不喜欢勤工俭学，不得不在生日或圣诞节前从父亲的藏书里挑几本卖，免得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两手空空。说白了，我偷窃父亲的藏书，然后用卖赃物换来的钱买回各种各样别致的礼品送给我爱的人们。意图高尚并不能改变野蛮的现实，我跟朋友们一起从我父亲的藏书里偷出约卡伊，毫无疑问，那位戴着黑帽子、蓄了大胡子的书贩清楚地知道，八岁、十岁的孩子不可能通过正经渠道搞到《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等到我读高中时，那套纪念版的约卡伊全集已经没剩下几本了。
在设计有作者签名的紫红色仿古封面上印着烫金书名的“匈牙利杰出作家”丛书占据了长长的书架。选集中万一缺少的，可以在“杰出作家插图版文库”里找到，那套书设计得格外华丽，封面上印有作者浮雕式的烫金头像，并且饰有紫罗兰叶的花纹，书里还有与文字相配的插图。那些插图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用简练的手法刻画出诗人描述的或只能幻想的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列维斯基·久拉的“作品全集”里——所谓全集只是一本很薄的册子——有一幅题为“乞丐歌手”的诗歌插图，画中的歌手是一位盲人，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朽，坐在石头院墙的墙根下弹竖琴。每当我翻到这一页插图，每当我读那首幼稚而悲伤的诗歌时都会流泪。我至今能清晰地看到那些书的颜色：“经典小说书库”的翠绿色，科舒特《流亡文集》的棕黄色，黑尔贝特·斯潘塞尔作品的浅蓝色，布列穆《动物世界》的深褐色。还有豪华版的科学知识丛书，其中有一本的书名是《人类、地球和宇宙》——特别是最后一本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在我看来，作者和出版商能够在那个年代搜集到如此之多关于宇宙的或宏观或微观的具体问题并统统装进一部书里，实在是一桩勇敢的事。我记得还有一本很大很厚、用真宝石和金属片装饰封面的“珍藏版”，图文并茂地讲述阿尔帕德大公等人率领部落进入喀尔巴阡山盆地。能把这样一部恐怖的巨书走私到我们家的肯定是一位聪明的书商。托特·贝拉[54]的文集《口口相传》和《匈牙利奇闻集粹》；黑尔采格和特莫凯尼的几本书，《凯梅尼的崇拜者们》和《苦涩时光》等；书橱里还有奥朗尼[55]、沃洛什马蒂[56]、裴多菲的几部旧版诗集和佩卡尔的一本书名为“多多中尉”的长篇小说。第一本在书架上获得公民权的“现代”书，是莫利茨[57]的《沙金》。那时候，我父亲热衷于读匈牙利传统作家的作品，比方说，他晚上会读一本柯尔切伊[58]、卡辛茨，甚至戈瓦达尼[59]的书。后来，我把一些“轻松”的作品带回家，卡林迪[60]的讽刺文学大受欢迎，大部分作者他们没听说过——他们读拉克希的评论时才发现了阿迪[61]，只是在文学政治的辩论中听人提到科斯托拉尼[62]和鲍彼茨[63]——不过他们很爱看讽刺插图。“他们这样写作”，这是他们的口头语。卡林迪的名著就以这种直接的方式使当代文学大受欢迎。
每个星期一，都会有一个浑身酒气的驼背男人来我们家，背上扛着一只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托尔纳环球报》、《新时光》、《威尔哈根与克拉辛斯月刊》等国内外文学报刊，应有尽有。“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嘴里哼着歌曲跨上台阶，既兴奋，又痛苦，仿佛《家庭主妇》的到来是一桩意义非同小可的大事。我们心情激动地等待着。他给我们的乡下生活带来了“文学”和“文化”。我有二十年没再见到这位送报人。二十年后，我有一次进城时与他偶然相遇，我的童年记忆也被突然唤醒，他在街上叫住我，用熟悉的眼神打量我，然后用手捂着嘴巴跟我亲热地耳语说：“我在城里传送了三十年的文化；您知道，结果怎样？我掉进了臭水沟。”他无奈地挥了下手，随后把我丢在街角。经过追问，我得知这个可悲的消息是真的；由于喝多了，他背着“文化”一头栽进了臭水沟，差一点被淹死。这是一个粗鄙的念头，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市民文化的热心传播者，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宿命。
9
用人们睡在厨房里。不管家里的房子有多宽敞，毕竟不同于乡下那种少说也会有十几个房间的老式家宅。厨娘和女仆都睡在厨房，她们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做饭洗碗。清晨，她们在厨房的水龙头前洗漱，刷锅水和脏水全都流进下水道。因此，在绝大多数市民家庭的厨房内，无论白天怎么通风，多少都会散发些臭味。尽管厨房里腌臜不堪，但是谁都不会抱怨，既然社会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老爷们住在五间、八间或十间屋里，房间内有钢琴、青铜摆件、蕾丝窗帘，立橱里摆满了书籍、银器和瓷器，所有的一切都熠熠闪光，一尘不染，女佣们从早到晚在房间里擦拭，用鸡毛掸子驱赶“细菌”，干净的桌子上铺着桌布，端上的饭菜色香味美，简直称得上是艺术品——但是，用人们一辈子都只能在厨房的蒸汽中遭烟熏火烤，衰老萎缩，她们身上的汗味儿跟稍后摆到“老爷家”餐桌上食物的热气和香味混在了一起。这个情况没有人过问。女佣们的“社会地位”在世纪初逐渐市民化了的匈牙利家庭里格外特殊。她们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在当时，这个词只限于在党部内使用——女佣们不是“有自我意识的产业工人”，她们对世界局势所知甚少。她们只是用人而已。她们挣的钱极少，比任何一名产业工人挣的都少，地位也更卑微；她们受到的压榨要比临时工更甚，只要稍加顶嘴，就会被开掉；即使她们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二十年，也能被主人提前两周通知而遭到解聘。不过，她们“什么都有”，正如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们常说的那样，她们“有吃有住”，还想要什么？她们的住处是一只摆在厨房内带抽屉的木箱，箱子里装着红色或条纹图案的“用人床具”——夜里，她们打开箱盖，拽出下面的抽屉，女佣们就睡在抽屉里——营养质量因家庭而异，不过在迦南战役之前，大多数匈牙利家庭给女佣的饮食相当丰盛，她们可以吃盘子里剩下的、被允许吃的肉块，每天有定量的面包、牛奶和咖啡，并且配给限量的糖块。大多数家庭的“储藏间”都上着锁。用人一旦被开除，女主人会在最后一刻检查被扫地出门者的行李，并毫不含糊地予以搜身，她们仔细翻查用人打在包裹里的物品，看看有没有浴巾或银勺，因为俗话说，“所有的用人都是小偷”。即便“下岗者”已在这个家庭侍奉了几十年，平时连一根针都没有丢过，即便女主人颇有良心，但也会例行公事地进行这种搜身。对于这种侮辱人的搜身，用人们自己也不抗议，她们觉得这很自然。当女主人怀疑“雇来的敌人”有偷窃嫌疑，她们的判断也大多正确——用人们喜欢偷东西，她们主要偷手帕、丝袜和毛巾。“雇来的敌人”会惹出无数的麻烦。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关于女佣悲剧的记忆。厨娘们一般都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朗姆酒，她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想在酒精的微醺中忘掉自己的现实处境，“她们拥有一切生活所需之物”，首先有吃有住。年轻的女佣爱追男人，经常追得五迷三道，她们难以让人信任，尤其是以“放浪不羁”出名的斯洛伐克女佣。用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始终很低下，但是在过去，她们多少也算作家庭成员。她们为老爷、太太们服务，没日没夜地干活儿，挣钱很少，甚至根本不挣，不过，她们确实被视作家人，老了也能够得到赡养。过去的老爷们虽然威胁并惩罚用人，扇她们的耳光，掌握她们的生死大权，但会让她们住在门房养老。她们一旦被允许结婚（当然，这种事需要费一些周折），有可能跟丈夫一起被家庭接纳。总而言之，她们被视为家庭中一位地位卑微的远亲。但是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不是家庭成员。主人对用人态度恶劣，对她们缺少社会责任感。女佣一旦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通常会不由分说地被辞掉，仅仅由于她们“让人厌烦”。
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里，市民家庭的女主人抱怨用人是“白眼狼”，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想来，无论女佣做得多好，她们都不再“依附”于女主人，不再跟“给她们一口饭吃”的家庭生死与共，因为她们一旦年老体衰，一旦因为什么事情惹恼了主人，马上就可能被踢出家门。无论主人用怎样和蔼的语调跟她们讲话，“雇来的敌人”都心怀疑虑，不相信自己能在市民家庭里待长久。她们嗜酒，追男人，偷方糖和毛巾，通过各种蠢事给女主人留下了恶劣印象，逐渐形成了公众观念中的“女佣族”。人们对女佣以“你”相称[64]，年轻的女佣吻男主人的手，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对美好、和睦、传统的等级世界的纪念，人们已丧失了那个世界相对人性的、“保护人”式的责任感。恐怕只有在千分之一的市民家庭里，能有劳碌了一辈子的老女佣。我们家的用人也经常更换，陌生人的面孔如同走马灯。厨房里住了两位用人，一位是年龄较大的胖厨娘，一位是归厨娘管的年轻女佣。家庭教师睡在厨房隔壁的小屋里，她们大多是来自摩拉维亚地区或西里西亚[65]的“女士”，她们教孩子们学德语单词。当然，这些女士也做一些家务，打扫自己的卧室，整理孩子的房间，熨烫衣物，缝缝补补，但她们很留意自己与用人之间的社会区别，尽管她们大多也是农民出身。中午和晚上，她们跟全家人一起用餐，但并不参与家人的聊天；饭桌上，她们只能用皱眉和无声的手势提醒我们，因为我母亲不喜欢她们在有我父亲在场时开口讲话。
孩子们跟用人的关系通常不错，当然是在“成年人”和“老爷们”的世界之外，从某种程度讲，他们处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我们对用人有礼貌，不准我们提出额外要求，要我们格外注意，哪怕给她们添了一点麻烦，都应该礼貌地道歉。我父亲搬到这套宽敞的公寓，搬进这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厨房旁边有一个带拱圈的大房间供用人们居住；但我并不相信，在这座城里还会有哪个家庭为用人们提供单独的房间。那些金发、长辫的可爱女仆，又浮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她们都是十五到十七岁的斯洛伐克姑娘，来自周边的乡村，看上去壮实得像小奶牛。她们穿着毡靴来上班，更穷的则穿着旧布鞋，肩上扛着一包没用的破烂，带着一套换洗的内衣、一本祈祷经文和一幅圣像画。她们这么来的，也是这么走的，没有姓名，没有个性，像是来自同一个大家族的多胞胎姊妹。我想不起她们单个的面孔，但是能够看见她们，衣衫褴褛，流着鼻涕。在冬季涨水的时节，她们来自某个被大雪覆盖的小村庄，来自卡维查恩或米斯洛卡，来自农家的土坯房，那里人不到圣诞节就已经吃光了米糠面包，于是将女孩们送到城里工作。这些女孩的月工资只有四或五福林，而且那也只是在工作了好几个月之后，这时她们已经长了一些经验，不再像刚到时那样地笨手笨脚。“偷懒”是不行的，每个用人一个月只能出门一次，顶多两次。她们在星期日下午离开几个小时——四点钟洗刷完毕，五点钟换好衣服，七点半就得回到家里。1876年颁布的《关于用人与主人之间关系规定的第十三道法令》至今生效，印在《用人手册》的第三页，其中规定“用人……从开始工作之日起，成为雇主家庭中的一员”——但实际上这条毫无实效。这项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主人和用人的权利与义务，确定了他们之间相当不平等的关系。比方说，“如果用人在工作中违规，主人可以向法律部门起诉”；还有，“如果主人产生疑心，可以在用人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用人放在主人家的箱子、衣物及所有物品”——主人们经常利用这条法令。法令中的第四十五条规定说得更加直接，“用人必须尊重、服从主人的指令，不能将主人的言行视为对自己尊严的伤害”，换句话说，主人可以训斥用人，可以把用人骂得粪土不如，但用人不能认为那是对自己尊严的伤害。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跟主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厨娘们到了更年期或变成酒鬼后，有时会随手抄起菜刀跟性格暴烈的年轻女佣打成一团；通常来讲，很少有女佣能在一个地方待到一年以上。除了女佣之外，家里还经常有洗衣妇、熨衣妇和裁缝出入，这些外围的女工通常打扮成小妇人模样，对那些情窦初开、躁亢不安的男孩子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许多市民家庭都期望能雇到来自乡村的年轻女佣，帮助少爷们度过难挨的青春期，为他们提供身体上的私密服务。我经常听到有的父母满意地说，终于为青春期的儿子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仆，因为这些姑娘毕竟比男孩们为解决生理性的首要需求常去找的那些女人要“健康一些”。女佣如果怀上少爷的孩子，会立即被赶出家门。有钱的祖父会带着某种轻浮、欣悦的自豪感，代乳臭未干的孩子父亲支付每月八到十福林的抚养费。这个早已约定俗成。
我感觉自己是女佣们的亲戚，我跟她们相处融洽，喜欢坐在她们中间，待在拖过地的厨房里，靠在壁炉旁听她们讲稀奇古怪的传说和令人困惑的幻想，直到母亲找到我并命令我回屋。在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女佣面孔里，我想起一个人称“大管家夫人”的女酒鬼恐怖的脸。她多次醉醺醺地攥着菜刀从楼上下来，危险地胡乱挥舞，扬言要杀掉孩子们，杀掉我母亲，直到家人叫来警察，这才兴师动众地将她捉住。大管家夫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执刀亮相，趁邻居们毫无戒备，活像希腊戏剧中瞎了眼睛的命运使者；女佣、大人和孩子们都被吓得四散奔逃，躲到储藏室、地窖或阁楼里；疯婆娘的手里刀光闪闪，她在走廊里左冲右撞，很像童话中要捉孩子当午餐的凶恶女巫。这个大管家夫人，就是造成我童年时代神经官能症和精神过敏的罪魁之一，我对她怕得要命，犹如老百姓害怕魔鬼一样。自然，我从女佣们那里，也染上了不少对迷信与巫术的心理恐惧。大管家夫人在我们家里没待多久，有一天就“被肚子里的酒精突然点着”，我们幸好摆脱了她；许多年后，她为自己找到一个快乐的解决方式。在当时，没有人想到大管家夫人实际上已经病了，她患有酒精导致的震颤性谵妄，应该被送进疯人院。然而，没有人会把女佣送进疯人院，估计在人们的意识里，疯人院是个很高档的去处。
楼长是一位颇有威望、脚蹬猎靴、蓄着捻尖了的八字胡的匈牙利大管家，模样正像扬库·亚诺什[66]在作品里刻画的那样。他在州政府工作过，身穿带穗的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靴，是一个舞台感很强、态度傲慢的匈牙利人；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拿起笤帚。当然，他把家务事交给妻子做，自己则保持一副做派高贵、恪守传统的绅士形象，挣钱抚养两个儿子。楼长的两个儿子小时候都曾是我的玩伴，其中一位机械专业毕业，后来改行当了水手；另一位上高中时，母亲将他打扮得优雅得体，当作贵族培养。楼长过着优越的日子，每天都喝白酒，两个儿子穿体面的衣服，这一切都来自楼长夫人挣的血汗钱，来自看门费、倒垃圾费、洗衣费和熨衣费，因为楼长夫人为整栋楼的邻居洗衣服，搓衣服，熨衣服。两个儿子被成功地培养成了有教养的绅士，从学校毕业之后，都在战争中阵亡了。从那时起，楼长夫人开始酗酒；后来，这对酒鬼夫妇从楼里被撵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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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居住的这栋楼和这套公寓。饭厅的窗户朝向一家大饭店，那是全国最大的豪华饭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兼国王也曾在那里下榻，并且用过一次午膳。当时，在这附近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家饭厅的窗户正对着饭店一层“国王套房”的窗户。有一次，我弟弟得了猩红热，我们也在那套非同寻常的客房里住过，但是由于紧张和兴奋，我整整一夜没有睡着。承租这家饭店的是一位棕红头发的酒馆老板，那次“国王驾临”，他胆大包天，居然向管理部门递上一张天价的账单；尤其是陪同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司仪官大光其火，对嗜钱如命的酒馆老板大加斥责，说他给全城人带来了耻辱。饭店餐厅通向一座高大的礼堂，那里经常举办音乐会、朗读会和全州庆典晚会，以及当地舞蹈学校“舞会彩排”之类充满科隆香水气味、带着晦涩和困惑记忆的儿童娱乐活动。饭店楼上有一间小活动厅，专门用来教城里年轻人跳舞和礼仪。年长的舞蹈教师有一位气质格外高雅的助手，T先生，他从头到脚都洒了某种桂皮味香水；也许是香味太浓了，浓得让人反感，让我怕他，以至于我拒绝接受他的意见，永远没能学会跳舞。活动厅里点的是煤气灯，伴着永远沉闷的钢琴声，小舞女们翩然起舞，当时流行“波士顿舞”，我们还特别学习了波尔卡舞，比如蒂沃利的兰德勒舞。“有几种动作，一辈子都用得着！”跛足的舞蹈教师K先生对那些怏怏不乐的左撇子女学员说。他穿着晨礼服在“出身于良好家庭、心性孤高的孩子们”中间快速跳跃，清晰地演示那些“一辈子都用得着”的动作要领。K先生的那个原创动作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男舞者从背后走近女方，舞步让人联想到公羊的跳跃，时而从右，时而从左，踏着四三拍的节奏不时向前探身去看女伴温柔、羞涩、充满期待的笑脸。胭脂膏味、孩子的头发味、年轻躯体的汗味、永远漏气的煤气灯味跟T先生桂皮型的香水味混合到一起，使厅里到处弥漫着永不会褪色的兴奋记忆，这是孩子们的爱的味道，直到今天，无论我在哪里，只要听到四三拍的波尔卡舞曲，就能嗅到这股味道。
透过我们家餐厅的窗户，可以看到方石铺地的宽阔广场，每天早上，运货夫和赶集者都聚集在那里，组成一幅色彩炫目的图画，就像是亚洲的某个集市。在广场一角，在我们家窗下，每天中午都人声嘈杂，不是伴随着送葬队伍的《亡人弥撒曲》，就是军人葬礼上铜管乐队吹的《葬礼进行曲》。对于城里的亡人，送葬者和神职人员只送到这儿，在这里祭奠灵柩，随后神父、火炬手和送葬者坐进酒馆，几匹全套殡仪披挂的黑鬃马从那里继续拉着殡仪车，以更快的速度朝墓地驶去。在我年少的十几年里，几乎每天下午两点整，当女佣端来午茶，窗下就会响起《葬礼进行曲》，都能听到神父用拉丁语唱诗的声音和军乐队嘹亮震耳的哀乐声——几乎每天中午，惶惑和悲痛都会绞痛我的心。我所感到的这种惶惑，其实并非源于莫名、残酷的死亡秘密，而是母亲僵化的教育原则，她有一次——也是永远地——禁止我们离开餐桌去看各种各样不知来历的陌生死者。如果是为军人送葬，半小时后管乐声会再次奏起，不过这时演奏的是欢快、跳跃的曲调，以此宣布“生命已经超越死亡的捷报”（有位教廷教师这样向我解释军乐队从墓地归来后的欢乐情绪）。有一段时间，军人葬礼隆重的送行仪式也诱导了许多步兵抑郁自杀；多愁善感的农村大兵在他们的遗书里坦言，他们羡慕那些享受隆重葬礼待遇的同村伙伴，他们也不能胆小地苟活，所以要追随他们的好战友去死，并请求家人、熟人和哥们儿不要嫌累，一定要跟着管乐队一起将他们送到墓地。有一阵子，自杀像瘟疫一样在大兵中传播，他们竞相用执勤的步枪饮弹自尽，为了能让自己村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有乐队伴奏的盛大游行，军乐队会陪未婚妻一直抵达墓地。后来，军队部门禁止给自杀的大兵举行有军乐队送行的隆重葬礼。瘟疫这才渐渐过去，大兵们要琢磨一下，值不值得为一个没有音乐的葬礼去死。
在大广场边的一幢平房里，有一家名为“黄金梦”的小酒馆专门贩卖味道很酸的赫尔梅茨葡萄酒，那里整日挤满了运货夫。这个地方曾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直到中午，拉茨家的厨房都在烧饭，一群头戴绵羊皮帽、鞑靼人长相的家伙站在赶集马车旁，他们披着羊皮大氅，手攥马鞭，带着坚如磐石的尊严和耐心；在赶大集时，来自奥巴乌伊、伯尔索德、泽普兰和格莫尔郡的运货夫拉来了季节性的紧俏货，脚蹬高筒靴、头戴圆礼帽、身穿皮坎肩的斯洛伐克马车夫则兜售木材、松乳菇、干奶酪、羊乳酪、甜奶酪和填在羊肚里的奶酪球。在这个广场上，巡回马戏团支起帐篷。这里还搭建起全城第一座电影院，用自己开发的发电机供电，放映在各个城市间轮流放映的、可怜巴巴的几部片子。“萨拉蒙国王举起了右手！”在电影院观众席上的一个漆黑角落，配音者大声旁白，这时候，在剧烈抖动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正在活动手臂的模糊人影。那时候看电影，人们并不太注意影星、导演和布景；当然，那时的观众也没见过多大的世面，他们瞠目结舌、屏息静气地看着屏幕上的人活了起来。这个四方形的大广场上，每时每刻都展现着激动人心的热闹景象。演杂耍的、走绳索的、变魔术的巡回剧团在这里安营扎寨，跑马的、展览全景画的也在这里支起帐篷，在这里可以看到“胚胎发育”和“真人大小、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奄奄一息的列奥十二世教皇”——那尊垂死教皇的恐怖蜡像很长时间都在我的噩梦里挥之不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动物园，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囚禁笼中的生灵，那幅场景刺伤了我的正义感，我们楼里的孩子们共同掀起了一场“解放动物”运动。在这个广场上，我第一次看到群殴，至少看到了一触即发的群殴序幕：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建筑工人们跟克扣他们工资的工头打了起来，警察赶来营救那个狼狈不堪、穿大衣的家伙，广场上越聚越多的工人转而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穿乡下花裙、戴粗布头巾的村妇和披着羊皮袄的农夫也卷了进去，在广场的一角很快演变成流血事件，弯刀和匕首寒光闪闪，已经谁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为什么打，仿佛某种原始的愤怒毫无因由地骤然爆发……我们从家里的阳台上俯瞰了这场最后以宪兵队登场告终的特殊“革命”；宪兵的头盔上鸡翎飘舞，他们戴着白色手套，肩扛长枪，腰佩长刀，精神抖擞、节奏统一、步伐矫健地列队而来，在他们展开进攻的阵势之前，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情景异常恐怖，人们相互并不很理解，只是彼此发泄长期以来掩藏在某个角落的可怕的愤怒。透过我们家漂亮居室的窗户，我能看到这所有的一切，包括大广场上的有趣场景。我想，就在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世界的某个“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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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木柴驱动、箱柜外观、像咖啡研磨机似的一路嘎嘎作响的小火车，沿着中央大街朝着位于郊外的切尔梅伊度假村方向行驶；在有轨电车出现之前，正是这种古老而特殊的交通工具担负了城市的公交运输任务，现在，它主要是在夏天运载郊游的旅客。当道路被第一场瑞雪覆盖，小火车被关进库房几个月，一直要到春天，那熟悉的哨声和悦耳的铃声才会重新沿着宽阔的马路愉悦地欢叫。长长的中央大街（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都精确地知道，那条路整整有一公里长）的一侧是贵族们散步的地盘，仆人、大兵、平民和穷人则走在路的另一侧。享用“贵族步行街”的成员们相当谨慎，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走到马路对面无产者的那一侧；几十年来已经约定俗成，行人自动划分成两个群体，仆人们也很谨慎，生怕稀里糊涂地走到老爷们专享的那一侧。既然在生活中，他们活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为什么要在街上混到一起？“步行街”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成为“老爷街”，晚上六点之后贵族们再次在那里汇聚。在大教堂的一角，在欧尔班钟楼前的空场上，站着一群法学家和军官，还有身穿波兰裘皮大衣、脚蹬白色长靴的州郡显贵，因为都市风流子的装扮更符合沙洛什州的时尚。入夜时分，在剧院门前，在大教堂和中央大街路边的一座伯爵府邸前，许多衣着高雅、仪态庄重的人在“步行街”成群结队地散步。在身穿深色服装的人群里，偶尔可见一个亮点，那是出门散步的“白衣主教”的奶油色教袍。这些杰出的教育者过着丰富多彩、视野开阔的社会生活。每天晚上，剧院里都能见到身穿黑色夜礼服和绸缎马甲的显赫人物站在演出大厅的前排，倚在将乐队与观众席隔开的乐池壁板上，或者双臂抱胸，或者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将望远镜举到眼前，神态自若地寻找包厢里的熟人，感觉像路易国王的宫廷显贵们在凡尔赛宫的剧院里。态度和蔼的神父们，总能吸引到“步行街”上众人的目光，他们世俗化的行为举止，很难让人联想到戒律严格的神职人员生活；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俗化的、富有人味的行为举止，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大主教也住在中央大街路边一座精致、典雅、巴洛克风格的府邸里，不过大家很少能够目睹他的尊容。他闭门索居，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只有在黄昏时分，他那纤弱、瘦小的身影才会在几位政法教师和教区神父的陪同下出现在外城偏僻的街巷里。这位大主教可是一位大人物，他是许多公爵的恩师；即使他后来搬到小城市隐居，宫廷也不会忘记他。罗马和维也纳方面也听取他的建议，尊重他的意见。他不仅声名显赫，还是一位苦行者，始终远离人群，淡泊寡居，信徒们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能看到穿戴华丽、威仪四方的他。其他时候，他活得像一位隐形人，睡在一张军营用的铁床上，就像皇帝[67]、穷人或经过严格教育的僧侣们。下午，他头戴一顶造型独特的大主教礼冠上街散步；无论冬夏，他都戴手套，只要遇到孩子们，他就会停下脚步，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摸摸孩子们的脸。他在贫民区荒僻的小巷里散步，有一次我偷偷跟踪了他很久，被他纤弱的外表、别致的帽子和金手杖吸引，因为没有人戴着这样的高冠在街上行走。在一个街角，他注意到我，停住脚，招手把我叫到他跟前，问了我的姓名，随后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就像牵着一头迷失的羔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奖赏，让我感到十分骄傲，好长时间我都激动万分地逢人就讲，当然是讲给愿意听我讲的人。我说：“大主教，一位真正的大主教，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出于崇拜之情，我诚心诚意地决定以后要当一名神父，并跟一位骨瘦如柴的小伙伴（他是一位军官男爵的儿子）一起用旧衬衫和破袜子缝制神职人员的行头，做弥撒祭袍、披肩和腰带。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秘密地彩排弥撒、坚振礼和洗礼仪式；我演神父，他扮辅祭，我还会用拉丁语背绝大部分的弥撒祷文。这是一个特别的游戏：我们将柴屋布置成小教堂，搭起祭台，拿祖父用过的一只脏水杯充当圣杯；我们还从安布鲁茨大婶那里买来薄饼，当辅祭用刀尖轻敲水杯的边缘，我举起盛着葡萄酒的圣杯，毛骨悚然地品着嘴里的薄饼，体验《新约》里记述的那个时刻……那并不是一出好游戏，假如让大主教知道，他肯定不会再喜欢我。
在大主教府邸的后院有一间小屋，教会的报纸就是在那里编辑的。城里总共有四份日报，大主教的报纸和两份劳动党宣传物均用匈牙利语印刷，第四份是一份历史悠久、传播更广泛的德文报纸。报社是靠党费存活，编辑换得像走马灯。在当时，大多数的外地编辑都是浪漫主义骑士，浪迹天涯的临时工，他们频繁更换城市，更换报社，当地咖啡馆的大堂主管为他们的离去感到惋惜。外地的编辑们都崇尚文学，在咖啡馆里，不打牌的时候，他们会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堆满“最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周游全国，就像首席歌剧女演员；他们的薪水少得可怜，必须挣外快才能维持生计，靠牌桌上的运气，或给当地团体做媒体宣传。在当时，媒体既有威望，又有权势。在靠码字谋生的穷小子们当中，有一位本地编辑极具优势，那是一个十分自负、浑身赘肉的胖子，一天到晚气喘吁吁地在城里东奔西走，领结松松地系在腊肉般的双下巴下。他总是“公务”繁忙，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趟布达佩斯，回来后煞有介事地跟熟人透露，他在那里跟“最高层人士”商讨国家大事……市民阶层害怕媒体。企业商人、银行经理和城里的公务员都在人前虚张声势地竞相炫耀自己与媒体的良好关系，他们实际非常害怕公众监督。“编辑先生”始终是一位注重精神境界的人，他崇拜阿迪和现代诗人，但是与此同时，他经常造访外地储蓄所的经理办公室，在那里当然不会讨论文学和诗歌，而是为了别的事情争执。人们由于害怕媒体人，所以通常收买他们。当我们家人后来听说到这些时，我已在佩斯的报业圈混了好久，他们觉得我是个落魄之人，好像我是个剪草坪的或是屠夫。当时，记者在外地还不属于市民社会，人们跟他们打招呼，但不请他们吃午饭。若论社会等级，记者只比地方剧社的名伶靠前一点。记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只在后来这些年有所好转，受到尊重。
“报社”大多是与印刷厂毗邻的昏暗小屋，既是仓库和出版社总部，也是纸张销售点；废纸酸腐、沉滞的气味和印刷油墨，以及令人窒息的铅粉尘雾混在一起。“主编”叼着雪茄坐在出版社总部的办公桌后，脑子里盘算着执政党的赞助或如何争取到利润不菲的国家印刷业务；编辑将佩斯的电话号码贴在隔壁的写字台上；透过玻璃门可以听到印刷机器的轰鸣声和贴报纸女孩们的歌唱声。那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地方，谁去那里都会被感染。隔壁是制版车间，橱柜里的字架上摆着蒙尘的铅字。在学生时代，有一次我悄悄溜进一家熟人开的印刷厂制版车间偷看人家工作，老巴奈科维奇负责为当地最大的一家报纸排版。有一天他跟我说：“还缺个头条，年轻人；让他赶紧写点什么。”我去了编辑室，可屋子里没人（编辑在什么地方打牌呢），我坐到一张桌子旁，想出几句奇言怪语，开始咬着笔杆写了篇文章，抨击腐败、专断的城市管理。巴奈科维奇读了文章，大为赞赏，立即开始动手排版。我兴奋地在城里转了一整天，感觉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救药的事。那年我十四岁。
夏季的那几个月，有钱人家都到城外度假，住在班库山或切尔梅伊山上的避暑山庄。烧木柴驱动、像咖啡研磨机似的嘎嘎作响的小火车从6月1日起每天运营，一直驶到切尔梅伊泉边那家名叫“羔羊”的小酒馆。陡峭的盘山路从那里开始，穿过蘑菇味的野林通向山顶，通向班库的温泉度假村。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城市的领地，茂密幽邃的处女地。晴天时，从那块名叫“欧蒂莉亚”的林间空地举目眺望，可以看到国境上的峰峦。森林里到处都是野山莓、清冽的泉水、贵重的蘑菇、刺柏和蓝莓。那是“真正的”森林，以后我再没见过能够与之比拟的地方；无论法国还是英国的森林，都无法跟我童年时代的避暑地相比。那片森林无边无际，站在名叫“赫拉多瓦”的林间空地，可以俯瞰山谷和美丽的小村庄，那是一幅清爽、多彩、宁静的风景画，那里的气候、味道、香气不同于我后来到过的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对我来说，从“欧蒂莉亚”或“赫拉多瓦”眺望到的土地才是我真正的“祖国”，与其他陌生的州郡相比，这里更真实，更内在。从山顶开始，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松树林，松涛和寂静总响在我耳畔，就像一个生长在海边的人，即使住在大城市里，也永远能听到浪涛声。战争的第一天，暴风雨席卷大地；狂风吹走了我童年时代的大森林，吹走了与之相关、值得留恋的一切。
当一部分城市家庭在这里修建避暑别墅，或在乡村旅店租下鼠臊味的、长满厚厚苔藓的客房时，班库和赫拉多瓦的山林还很茂密，充满原始的美。第一栋装饰繁复的猎屋式别墅建在林间公路旁，主人是我的一位年迈的姑姑；她患病三十年，卧床不起，在病榻上万无疏漏地操持家务，掌管财产。每年初夏，家人都把她送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当然，她从来不会离开避暑小屋潮湿的房间，窗户用布条封得死死的，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她躺在用枕头和鸭绒被垫得很高的床铺上，躺在金丝雀、铜壶、篮子和钩针织物中间，向来访者夸奖新鲜空气的好处。待在房间里的客人则因堆放的杂物、病人的体味和空气缺氧而感到窒息，可是姑姑始终没有注意到这点，每年都要出来“换换空气”。不管怎样，这肯定对她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她确实活到很老。在山上，人们过着享受、平和的温泉度假生活，因为那时的市民们还不时兴去远处疗养，除非病了。晚上，马车从城里拉来丈夫们和第二天的食品。旅馆饭堂的餐桌上，防风罩护着蜡烛的柔光，这里有吉卜赛人演奏，在市民的田园生活中弥漫着某种不真实的和平气息。有钱人世世代代彼此依存，其生活方式的内在品质确定了家庭之间交往的基调。谁想去陌生的地方泡温泉呢？谁乐意去未知的世界呢？有一次，我跟父母还真去了国外泡温泉，在东海岸附近，我们带去了新采摘的葡萄，还有我才出生几个月的弟弟；母亲担心婴儿受不了旅途的颠簸，在火车车厢内的门窗之间支起一张吊床。这个发明的结果是，旅客们要绕开我们的车厢，更倒霉的是，从我们住的城市开到柏林，睡在吊床里的弟弟居然得了脑震荡，结果我们在柏林什么也没看，只看了医生和一间旅馆客房。也许这是我们后来再也不去国外避暑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也到班库避暑，在林边租下一栋别墅，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或许最平静、最无忧的一段日子。一天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晚上有一户城里人驾驶自家的小轿车到来（或许那不仅是城里，也是全国的第一辆，唯一的一辆小轿车），车身漆成蓝精灵的颜色，开得很慢，不停地鸣笛，在小孩子们的帮助下像蜗牛一样爬上班库山的陡坡，在那里，度假的人们正兴奋地恭候。铁工厂老板的轿车总是停在旅馆门前，为度假村增添了庄重的色彩；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天都汗流浃背、激动万分地将这新时代的庞然大物推到那里。在晚上六点左右，我们站在山下等候。铁工厂老板坐在驾驶室里，点着一支烟，态度和蔼地招招手，喜形于色、得意扬扬地鸣几声笛，朝等在那里的孩子们喊道：“过来推吧，帮帮车轮的忙！”行至半途，我们在魔鬼沟遇到一位老律师，他可能是城里最年长的人之一，他厌倦了律师的行当，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块用红丝线绣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不收支票！”他整日在山林里捕蝴蝶。老先生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孩子，帮助我们推汽车。就这样，我们在太阳落山时抵达度假村，累得筋疲力尽，却心满意足。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与时俱进，尽管有点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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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班库山的一个眺望台，可以俯瞰到处是钟楼、屋顶和窄巷的城市；这里有两座“贵族墓园”，罗西利亚和卡瓦利亚，在那里安息的都是富裕人家，建有气派的灵堂，不像葬在平民公墓千坟一面的墓室内的无产者或犹太人。罗西利亚是名人、商贾、当地大家族、缙绅和世袭贵族的墓园；在弥漫着麝香草、木犀草香气的卡瓦利亚墓园里，长眠着有钱的乡绅大户。在城市不大的地盘上，挤满了小街和小市场，它们之所以非常狭小，是因为建在曾经的城堡和防御工事里；在指向天空的屋顶之上，在密密麻麻的建筑群中央，在像是用圆规标出的中心位置，尚未完工的大教堂钟楼兀然耸立。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教区大教堂卓尔不群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像是几百年来围绕它涌流的一切生命与思想的核心：仿佛穿越了时光和时代，维持着城市的平衡，犹如物化的思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在日常的喧嚣、混乱和城市噪声中昂首站立。矗立在城市上空的瞭望塔高达五十三米，监视火灾的发生，守卫城市的和平。在大教堂隔壁，从五十米高的欧尔班钟楼传出深沉、庄重的钟声，早在拉库茨[68]时代，它就宣告着喜庆、苦难与死亡。这座三廊式、彩色陶砖镶顶、高大鎏金的大教堂，凌驾于小城之上。
每当我从教堂门前走过，都会感到脊背发凉。在教堂里，昏暗的光线下总在举行弥撒，总会有谁在哪个祭坛上高声说话。“当我从大教堂的门前走过，心里会充满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有一位匈牙利语老师，每年都给我们出这个他最钟爱的作文题，我每年都这样回答：站在大教堂门前，我心里充满了“升华感”。大教堂，这个博大、崇高的思想化身，多少会让这座城市诚惶诚恐。它太磅礴太辉煌太神秘了，朦胧而崇高，让人无法适应，无法思考，它神气、傲慢地居住在城市上空。在教堂的一座地宫里，拉库茨的骨灰保存在一口硕大的大理石棺椁里。石棺周围摆满了月桂叶花环和各种旗帜，上面刻着：为了自由。每当我随学校郊游或虔诚拜谒，只要看到在破旧旗子上绣的这个词，都会感到非常震撼。那种感受十分特别，就像一行慷慨激昂、惊天动地的伟大诗句，每每咏读，都会让人感到脊背窜凉。当我读到这个词时，我并不知道它确切的含义；或许并不是出于口号中常喊的“为了祖国”和“热爱祖国”，而是仅仅由于那个词的含义本身：自由。每当我从大教堂门前走过，这个词都像一句含混的暗号在我脑际响起，或许为了它，活着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