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百多年前，麦考莱曾构思过一部异想天开的历史。他想象，所有现在住在欧洲的红发人曾受过侮辱和压迫。他们被圈定在糟糕透顶的居民区；有的在这里遭驱逐，有的在那里受监禁；财富被掠夺，牙齿被敲掉；有的无中生有，被指控犯罪；有的被狂怒的马在地上拖拉；有的被绞死、遭酷刑、活活烧死；有的不允许服兵役；有的不准在政府机构任职；有的遭流氓无赖石击，并被投入河中。这种情况延续了许多代。之后，他想象一个英国人对这种怪异的命运表示同情，但另一个英国人表示反对说：“免除公众对红发人的指责是不可能的。这些无赖很难算得上是英国人。人们对第一个红发法国人，比对自己教区的金发的人更为亲近。所以，只要有个外国的君王出来保护或者表示容忍红发人，那么，人们对他会比对国王还喜爱。他们不是英国人，不应该是英国人，他们的特性和经历都表明，他们不可能是英国人。”
麦考莱的这则清楚的寓言故事无需解释。贝洛克在自己的书里用好大的篇幅来驳斥那种颠三倒四的说法。贝洛克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他坚持认为（并强调），犹太人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他一再说以色列人在每个国家中都不可避免地是客居的民族，这就出现了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纠正或缩小由于外来人闯入所有的机构而引起的不舒服的问题。”十九世纪试图通过否定它的存在而清除这个问题（英国对待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就是这样。按常规，他们不是外国人，但他们还是被当成外国人，就像一个阿根廷人认为他们是外国人一样）。
面对这个问题，西莱尔·贝洛克提出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消灭犹太人，毁灭他们，这种办法是不行的；或者将他们驱逐或流放，这也是相当残忍的；那就采取融合的办法，这个办法遭到贝洛克的拒绝。我的理解，这样做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承认犹太人是外国人，寻找一种基于承认那种差异的生活方式。这是贝洛克在书的结尾处提出的解决办法。此外，他坚持绝对需要让计划和那种生活方式从以色列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这是公正的，但却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1]此篇及下篇初刊于1938年3月4日《家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