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怀疑自己经常谈到的一些问题，由专家来谈会谈得更好、更实在。本文纯然是我凭天性而不是凭学问而写成的，谁觉得这是信口雌黄，我也不会在意；我的论点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我也不见得对自己的论点感到满意。谁要在此得到什么学问，那就要看鱼会不会上钩。做学问不是我的擅长。本文内都是我的奇谈怪论，我并不企图让人凭这些来认识事物，而是认识我：这些事物或许有一天会让我真正认识，也可能我以前认识过，但是当命运使我有幸接触它们的真面目时，我已记不得了。
我这人博览群书，但是阅后即忘。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除了说明在此时此刻我有些什么认识。不要期望从我谈的事物中，而要从我谈事物的方式中去得到些东西。
比如说，看我的引证是否选用得当，是否说明我的意图。因为，有时由于拙于辞令，有时由于思路不清，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我对引证不以数计，而以质胜。如果我以数计的话，我的引证还会多出两倍。这些引证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出自古代名家，不用我介绍也当为大家所熟识。鉴于要把这些说理和新观念用于自己的文章内，跟我的说理和观念交织一起，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他们见到文章就攻击，特别是那些还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倒别人的观念和想法。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我要把自己的弱点隐藏在这些大人物身上。
我喜欢有人知道如何在我的身上拔毛，我的意思是他会用清晰的判断力去辨别文章的力量和美。因为我缺乏记忆力，无法弄清每句话的出处而加以归类，然而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十分清楚我的土地上开不出我发现播种在那里的绚丽花朵，自己果园的果子也永远比不上那里的甜美。
如果我词不达意，如果我的文章虚妄矫饰，我自己没能感到或者经人指出后仍没能感到，我对这些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有些错误往往逃过我们的眼睛，但是在别人向我们指出错误后仍不能正视，这就是判断上的弊病了。学问和真理可以不与判断力一起并存在我们身上，判断力也可以不与学问和真理并存在我们身上。甚至可以说，承认自己无知，我认为是说明自己具有判断力的最磊落、最可靠的明证之一。
我安排自己的论点也是随心所欲没有章法的。随着联翩浮想堆砌而成；这些想法有时蜂拥而来，有时循序渐进。我愿意走正常自然的步伐，尽管有点凌乱。当时如何心情也就如何去写。所以这些情况是不容忽视的，不然在谈论时就会信口开河和不着边际。
我当然愿意对事物有一番全面的了解，但是我付不起这样昂贵的代价。我的目的是悠闲地而不是辛劳地度过余生。没有一样东西我愿意为它呕心沥血，即使做学问也不愿意，不论做学问是一桩多么光荣的事。我在书籍中寻找的也是一个岁月优游的乐趣。若搞研究，寻找的也只是如何认识自己，如何享受人生，如何从容离世的学问：
这是我这匹淌汗的马应该朝之奔跑的目标[1]。
——普罗普蒂厄斯
阅读时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为它们绞尽脑汁；经过一次或两次的思考，得不到解答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我不罢休，我会浪费精力和时间，因为我是个冲动型的人物，一思不得其解，再思反而更加糊涂。我不是高高兴兴地就做不成事情，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反而使我的判断不清半途而废。我的视觉模糊了，迷茫了。我必须收回视线再度对准焦点，犹如观察红布的颜色，目光必须先放在红布上面，上下左右转动，眼睛眨上好几次才能看准。
如果这本书看烦了，我丢下换上另一本，只是在无所事事而开始感到无聊的时候再来阅读。我很少阅读现代人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古代人的作品更丰富更严峻；我也不阅读希腊人的作品，因为我对希腊文一知半解，理解不深，无从运用我的判断力。
在那些纯属是消闲的书籍中，我觉得现代人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作品，以及让·塞贡的《吻》（若可把他们归在这类的话），可以令人玩味不已。至于《阿玛迪斯·德高勒》和此类著作，我就是在童年也引不起兴趣。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我这颗老朽沉重的心，不但不会为亚里士多德也不会为善良的奥维德颤抖，奥维德的流畅笔法和诡谲故事从前使我入迷，如今很难叫我留恋。
我对一切事物，包括超过我的理解和不属于我涉猎范围的事物自由地表达我的意思。当我有所表示，并不是指事物本身如何，而是指本人见解如何。当我对柏拉图的《阿克西奥切斯》一书感到讨厌，认为对这样一位作家来说是一部苍白无力的作品，我也不认为我的见解必然正确，从前的人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我也不会蠢得去冒犯古代圣贤的评论，不如随声附和才会心安理得。我只得责怪自己的看法，否定自己的看法，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法窥其奥秘，或是没有从正确角度去看待。只要不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也就不计其他了；看清了自己的弱点也直认不讳。对观念以及观念表现的现象，想到了就给予恰如其分的阐述，但是这些现象是不明显的和不完整的。伊索的大部分寓言包含几层意义和几种理解。认为寓言包含一种隐喻的人，总是选择最符合寓言的一面来进行解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寓言的最肤浅的表面；还有其他更生动、更主要和更内在的部分，他们不知道深入挖掘；而我做的正是这个工作。
但是沿着我的思路往下说吧；我一直觉得在诗歌方面，维吉尔、柳克里希厄斯、克塔勒斯和贺拉斯远远在众人之上；尤其维吉尔的《乔琪克》，我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诗歌作品，把《乔琪克》和《埃涅阿斯》比较很容易看出，维吉尔若有时间，可以对《埃涅阿斯》某些章节进行精心梳理。《埃涅阿斯》的第五卷我认为写得最成功。柳肯的著作也常使我爱不释手，不在于他的文笔，而在于他本身价值和评论中肯。至于好手泰伦斯——他的拉丁语写得妩媚典雅——我觉得最宜于表现心灵活动和我们的风俗人情，看到我们日常的行为，时时叫我回想起他。他的书我久读不厌，也每次发现新的典雅和美。
稍后于维吉尔时代的人，抱怨说不能把维吉尔和柳克里希厄斯相提并论。我同意这样的比较是不恰当的；但是当我读到柳克里希厄斯最美的篇章时，不由也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他们对这样的比较表示生气，那么现在有的人把他和亚里士多德作不伦不类的比较，更不知对这些人的愚蠢看法说些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本人又会说什么呢？
哦！这个没有判断力、没有情趣的时代[2]。
——克塔勒斯
我认为把普劳图斯跟泰伦斯（他很有贵族气）比较，比把柳克里希厄斯跟维吉尔比较，更叫古人感到不平。罗马雄辩术之父西塞罗常把泰伦斯挂在嘴上，说他当今独步，而罗马诗人的第一法官贺拉斯对他的朋友大加赞扬，这些促成泰伦斯声名远播，受人重视。
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写喜剧的人（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得心应手），抄袭泰伦斯或普劳图斯剧本的三四段话就自成一个本子，经常叫我惊讶不已。他们把薄伽丘的五六个故事堆砌在一部剧本内。他们把那么多的情节组在一起，说明对自己的本子的本身价值没有信心；他们必须依靠情节来支撑。他们自己搜索枯肠，已找不出东西使我们看得入迷，至少要使我们看得有趣。这跟我说的作者泰伦斯大异其趣。他的写法完美无缺，使我们不计较其内容是什么，我们自始自终被他优美动人的语言吸引；他又自始自终说得那么动听。
清澈见底如一条纯洁的大河[3]。
——贺拉斯
我们整个心灵被语言的美陶醉，竟至忘了故事的美。
沿了这条思路我想得更远了：我看到古代杰出诗人毫不矫揉造作，不但没有西班牙人和皮特拉尔克信徒的那种夸大其词，也没有以后几世纪诗歌中篇篇都有的绵里藏针的刻薄话。好的评论家没有一位在这方面对古人有任何指摘。对克塔勒斯的清真自然、隽永明丽的短诗无比欣赏，远远超过马尔希埃每首诗后的辛辣词句。出于我在上面说的同样理由，马尔希埃也这样说到自己：“他不用花许多工夫；故事代替了才情[4]。”前一类人不动声色，也不故作姿态，写出令人感动的作品，他们信手拈来都是笑料，不必要勉强自己挠痒痒。后一类人则需要添枝加叶，他们愈少才情，愈需要情节。他们骑在马上；因为他们的两腿不够有力。就像在我们的舞会上，舞艺差的教师，他们表达不出贵族的气派和典雅，就用危险的跳跃，像船夫摇摇晃晃的怪动作来引人注目。对于妇女来说也是这样，有的舞蹈身子乱颤乱动，而有的典雅性舞蹈只是轻步慢移，自然舒展，保持日常本色，前者的体态要求比后者容易得多。我也看过出色的演员穿了日常服装，保持平时姿态，全凭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艺术享受；而那些没有达到高超修养的新手，必须脸孔抹上厚厚的粉墨，穿了奇装异服，摇头晃脑扮鬼脸，才能引人发笑。
我的这些看法在其他方面，在《埃涅阿斯》和《愤怒的罗兰》的比较中，更可以得到证实。《埃涅阿斯》展翅翱翔，稳实从容，直向一个目标飞去。而《愤怒的罗兰》内容复杂，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像小鸟在枝头上飞飞停停，它的翅膀只能承受短途的飞行，一段路后就要歇息，只怕乏力喘不过气来。
它只敢飞飞停停[5]。
——维吉尔
在这类题材中，以上那些作家是我喜欢的作家。
还有另一类题材，内容有趣还有益。我在阅读中可以陶冶性情；使我获益最多的是普鲁塔克（自从他被介绍到法国以后）和塞
涅卡的作品。他们两人皆有这个共同特点，很合我的脾性，我在他们书中追求的知识都是分成小段议论，就像普鲁塔克的《短文集》和塞涅卡的《道德书简》，不需要花长时间阅读（花长时间我是做不到的）。《道德书简》是塞涅卡写得最好的篇章，也是最有益的。不需要正襟危坐阅读，也随时可以放下，因为每篇之间并不连贯。这些作家在处世哲学上大部分是一致的；他们的命运也相似，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两人都做过罗马皇帝的师傅，都出生国外和有钱有势。他们的学说是哲学的精华，写得简单明白。普鲁塔克前后一致，平稳沉着。塞涅卡心情大起大落，兴趣广泛。塞涅卡不苟言笑，提高道德去克服懦弱、畏惧心理和不良欲望；普鲁塔克好像并不把这些缺点看得那么在意，不愿郑重其事地加以防范。普鲁塔克追随柏拉图的学说，温和，适合社会生活；塞涅卡采用斯多葛和伊壁鸠鲁的观点，不切合生活实际，但是依我的看法，更适合个人修养，也更严峻。塞涅卡好像更屈从于他这个时代的那些皇帝的暴政，因为我敢肯定他谴责谋杀凯撒的壮士的事业，是在压力下做的；普鲁塔克一身无拘束。塞涅卡的文章冷嘲热讽，辛辣无比；普鲁塔克的文章言之有物。塞涅卡叫你读了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普鲁塔克使你心旷神怡，必有所得。前者给你开路，后者给你指引。
至于西塞罗对我的目标有帮助的，是那些以伦理哲学为主的作品。但是，恕我直言（既然已经越过礼仪界限，也就不必顾忌了），他的写作方法令我厌烦，千篇一律。因为序跋、定义、分类、词源占据了他的大部分作品。生动的精华部分都淹没在冗词滥调中。若花一个小时阅读——这对我已很长——再回想从中得到什么切实有益的东西，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空白。因为他还没有触及对我有用的论点，解答使我关心的问题。我只要求做人明智，而不是博学雄辩，这些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药方对我毫无用处，我要求作者一开始先谈结论，我已经听够了死亡和肉欲，不需要他们条分缕析，津津乐道。我需要他们提供坚实有力的理由，指导我事情发生时如何正视和应付。解决问题的不是微妙的语法，四平八稳的修辞文采；我要求他们的文章开门见山，而西塞罗的文章拐弯抹角，令人生厌。这类文章适宜教学、诉讼和说教，那时我们有时间打瞌睡，一刻钟以后还可以接上话头。对于不论有理无理你要争取说服的法官，对于必须说透才能明白道理的孩子和凡夫俗子，才需要这样说话。我不要人家拚命引起我的注意，像我们的传令官似的五十次对着我喊：嗨，听着！罗马人在祭礼中喊：“注意啦！”而我们喊“鼓起勇气”，对我来说这是废话。我既来了则早有准备，就不需要引动食欲或添油加醋：生肉我也可以吞下去；这些虚文浮礼的作用适得其反，不但提不起反而败坏了我的胃口。
我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录》拖沓冗长，反使内容不显；柏拉图这样一个人，有许多更有益的话可以说，却花时间去写那些无谓的、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叫我感到遗憾。我这样大胆亵渎不知是否会得到时尚的宽恕？我对他的美文无法欣赏，原因也在于我的无知。
我一般要求的是用学问作为内容的书籍，不是用学问作为点缀的书籍。
我最爱读的两部书，还有大普林尼和类似的著作，都是没有什么“注意啦”的。这些书是写给心中有数的人看的，或者，就是有“注意啦”，也是言之有物，可以独立成篇。
我也喜读西塞罗的《给阿提库斯的信札》，这部书不但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丰富史实，还更多地记述他的个人脾性。因为，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对作家的灵魂和天真的判断，历来十分好奇。通过他们传世的著作，他们在人间舞台上的表现，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作为，但是不能洞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
我不止千百次地遗憾，布鲁图论述美德的那本书已经失传：因为从行动家那里学习理论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说教与说教者是两回事，我既喜欢在普鲁塔克写的书里，也喜欢在布鲁图写的书里去看布鲁图。我要知道布鲁图在阵前对士兵的讲话，然而更愿详细知道他大战前在营帐里跟知心朋友的对白，我要知道他在论坛和议院里的发言，更愿知道他在书房和卧室里的谈话。
至于西塞罗，我同意大家的看法，除了他学问渊博外，他的灵魂并不高尚。他是个好公民，天性随和，像他那么一个爱开玩笑的胖子，大凡都是这样。但是说实在的，他这个人贪图享受，野心虚荣；他敢于把他的诗公之于众，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写诗拙劣算不得是一个大缺陷，但是他居然如此缺乏判断力，毫不觉察这些劣诗对他的英名有多大的损害。
至于他的辩才，那是举世无双的；我相信今后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小西塞罗只有名字和父亲相像。他当亚细亚总司令时，一天他看到他的桌上有好几个陌生人，其中有塞斯蒂厄斯，坐在下席，那时大户人家设宴，常有人潜入坐上那个位子，小西塞罗问他的仆人这人是谁，仆人把名字告诉了他。但是小西塞罗像个心不在焉的人，忘了人家回答他的话，后来又问了两三回；那名仆人，把同样的话说上好几遍感到烦了，特别提到一件事让他好好记住那个人，他说：“他就是人家跟您说过的塞斯蒂厄斯，他认为令尊的辩才跟他相比算不了什么”。小西塞罗听了勃然大怒，下令把可怜的塞斯蒂厄斯逮住，当众痛殴了一顿，真是一个不懂礼节的主人。
就是那些认为他的辩才盖世无双的人中间，也有人不忘指出他的演说辞中的错误；像他的朋友伟大的布鲁图说的，这是“关节上有病的”辩才。跟他同一世纪的演说家也指出，他令人费解地在每个段落末了使用长句子，还不厌其烦地频频使用这些字：“好像是”。
我喜欢句子节拍稍快，长短交替，抑扬有致。他偶尔也把音节重新随意组合，但是不多。我身边响起这个句子：“对我来说，我宁愿老了不久留而不愿未老先衰[6]。”
历史学家的作品我读来更加顺心；他们叙述有趣，深思熟虑，一般来说，我要了解的人物，在历史书中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生动、更完整，他们的性格思想粗勒细勾，各具形状；面对威胁和意外时，内心活动复杂多变。研究事件的缘由更重于研究事件的发展，着意内心更多于着意外因的传记历史学家，最符合我的兴趣，这说明为什么普鲁塔克从各方面来说是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
我很遗憾我们没有十来个戴奥吉尼兹·莱蒂厄斯这类人物，或者他这类人物没有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因为我对这些人世贤哲的命运和生活感兴趣，不亚于对他们形形色色的学说和思想。
研究这类历史时，应该不加区别地翻阅各种作品，古代的，现代的，文字拙劣的，语言纯正的，都要读，从中获得作者从各种角度对待的史实。但是我觉得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是凯撒，不但从历史科学来说，就是从他这个人物来说，也是一个完美的典型，超出其他人之上，包括萨卢斯特在内。
当然，我阅读凯撒时，比阅读一般人的著作怀着更多的敬意和钦慕，有时对他的行动和彪炳千古的奇迹，有时对他纯洁优美、无与伦比的文笔肃然起敬。如西塞罗说的，不但其他所有历史学家，可能还包括西塞罗本人，也难出其右。凯撒谈到他的敌人时所作的评论诚恳之极；若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话，那是他除了对自己的罪恶事业和见不得人的野心文过饰非以外，就是对自己本身也讳莫如深。因为，他若只做了我们在他的书上读到的那点事情，他就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我喜欢的历史学家，要不是非常纯朴，就是非常杰出。纯朴的历史学家决不会掺入自己的观点，只会细心把搜集的资料罗列汇总，既不选择，也不剔除，实心实意一切照收，全凭我们对事物的真相作全面的判断。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善良的让·弗尔瓦萨尔，他写史时态度诚恳纯真，哪一条史料失实，只要有人指出，他毫不在乎承认和更正。他甚至把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道听途说也照录不误。这是赤裸裸、不成型的历史材料，每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领会各取所需。
杰出的历史学家有能力选择值得知道的事，从两份史料中辨别哪一份更为真实，从亲王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脾性，对他们的意图作出结论，并让他们说出适当的话。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看法，但是这只是极少数历史学家才享有的权威。在这两类历史学家之间还有人（那样的人占多数）只会给我们误事；他们什么都要给我们包办代替，他们擅自订立评论的原则，从而要历史去迁就自己的想象；因为自从评论向一边倾斜，后人叙述这段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们企图选择应该知道的事物，经常隐瞒更说明问题的某句话、某件私事；把自己不理解的事作为怪事删除，把自己无法用流畅的拉丁语或法语表达的东西也尽可能抹掉。他们尽可以大胆施展自己的雄辩和文才，他们尽可以妄下断言，但是他们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些未经删节和窜改的东西，容许我们在他们之后加以评论；也就是说他们要原封不动地保留历史事实。
尤其在这几个世纪，经常是一些平庸之辈，仅仅是会舞文弄墨而被选中编写历史，仿佛我们从历史中要学的是写文章！他们也有道理，既然他们是为这件事而被雇用的，出卖的是他们的嘴皮子，主要也操心在那个方面了。所以他们在城市的十字路口听来的流言蜚语，用几句漂亮的话就可以串联成一篇美文。
好的历史书都是那些亲身指挥，或者亲身参加指挥，或者亲身参加过类似事件的人编写的。这样的历史书几乎都出自希腊人和罗马人之手。因为许多目击者编写同一个题材（就像现时代不乏有气魄有才华的人），若有失实也不会太严重，或者本来就是一件疑案。
由医生来处理战争或由小学生议论各国亲王的图谋，会叫人学到什么东西呢？
若要了解罗马人对这点如何一丝不苟，只需举出这个例子：阿西尼厄斯·波利奥发现凯撒写的历史中有些地方失实，失实的原因是凯撒不可能对自己军队的各方面都亲自过问，对记下未经核实的报告偏听偏信，或者在他外出时副官代办的事没有向他充分汇报。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了解真相需要慎之又慎，打听一场战斗的实况，既不能单靠指挥将士提供的信息，也不能向士兵询问发生的一切；只有按照法庭的审讯，比较证人提供的证词，要求事件的每个细节都有物证为凭。说实在的，我们对自己的事也有了解不全面的。这点让·博丁讲得很透彻，皆与我不谋而合。
不止一次，我拿起一部书，满以为是我还未曾阅读的新版书，其实我几年以前已经仔细读过，还写满了注释和心得；为了弥补记错和健忘，最近以来又恢复了老习惯，在一部书后面（我指的是我只阅读过一次的书籍）写上阅读完毕的日期和我的一般评论，至少让我回忆得起阅读时对作者的大致想法和印象。我愿在此转述其中一些注释。
下面是我十年前在圭查尔迪尼的一部书内的注释（我读的书不论用什么语言写成的，我总是用自己的语言写注释）：他是一位勤奋的历史学家；依我看来，他的著作内提供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性，是其他人不能比拟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自己就是身居前列的参与者。从表面上也看不出，他会由于仇恨、偏心或虚荣而篡改事实，他对一时风云人物，尤其对那些提拔他和重用他的人，如克莱芒特七世教皇，所作的自由评论都是可信的。他好像最愿意显山露水的部分，那是他的借题发挥和评论，其中有精彩的好文章，但是他过分耽迷于此；又因为他不愿留下什么不说，资料又那么丰富，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就变得啰里啰唆，有点像多嘴的学究。我还注意到这一点，他对那么多人和事、对那么多动机和意图的评论，没有一字提到美德、宗教和良心，仿佛在世界上这些是不存在的；对于一切行动，不论外表上如何高尚，他都把原因归之于私利和恶心恶意。他评论了数不清的行动，居然没有一项行动是出于理性的道路，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能说普天下人人坏心坏眼，没有一个人可以洁身自好；这叫我怀疑他自己心术不正，也可能是以己之心在度他人之腹。
在菲利普·德·科明的书中，我是这样写的：语言清丽流畅，自然稚拙；叙述朴实，作者的赤诚之心油然可见，谈到自己不尚虚华，谈到别人不偏执不嫉妒。他的演说与劝导充满激情与真诚，绝不自我陶醉，严肃庄重，显出作者是一位出自名门和有阅历的人物。
对杜·贝莱两兄弟撰写的《回忆录》写过这样的话：阅读亲身经历者撰写的所见所闻，总是一件快事。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两位贵族身上，缺乏古人如让·德·儒安维尔（圣路易王的侍从）、艾因哈德（查理曼大帝的枢密大臣）、以及近代菲利普·德·科明，撰写同类书籍时表现的坦诚和自由。这不像是一部历史书，而是一篇弗朗索瓦一世反对查理五世皇帝的辩护词。我不愿相信他们对重要事实有什么篡改，但是经常毫无理由地偏护我们，回避对事件的评论，也删除他们的主子生活中的棘手问题。比如忘记提到德·蒙莫朗西和德·布里翁的失宠；对埃斯唐普夫人一字不提。秘事可以掩盖，但是人所共知的事，尤其这些事对公众生活产生这样大的后果，忌口不谈是不可饶恕的缺点。总之，要对弗朗索瓦一世和他的时代发生的事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不妨听我的话到其他地方去找。这部书的长处是对这些大人物亲身经历的战役和战功有特殊看法，还记载他们这个时代某些亲王私下的谈话和轶事，朗杰领主纪尧姆·杜·贝莱主持下的交易和谈判，这里面有许多事值得一读，文章也写得不俗。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