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法律试图解决吃穿挥霍无度的问题，但其方法似乎与其目的背道而驰。真正的办法是唤起人们对黄金、锦缎的蔑视，让人把这些看得一钱不值。而我们为了让人讨厌这些东西，却在抬高它们的身价，提高它们的价格，这实在是一种荒唐的做法。比如，规定君王才能吃大菱鲆、穿天鹅绒、佩金饰带，又禁止老百姓这样做，这不是抬高这些东西的身价，吊众人的胃口又是什么呢?即使君王们勇敢地丢弃这些显示地位的标志，别的标志也有的是。做出过分的事来，在任何人身上都要比在君王身上容易获得谅解。我们可以通过许多国家的例子，学到许多更好的办法来从外表上显示我们自己，显示我们的地位(说实在的，我认为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也不会因此而滋生这类明显的腐败和失误。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习惯会轻而易举地突然间产生影响,真叫人叹为观止。我们在宫廷中戴孝悼念享利二世国王不到一年，绫罗绸缎在每个人的眼里肯定已经变得非常不值钱，你若看见某人穿着绸缎，你马上就会将他当成平头百姓。那时穿绸缎的都是内科和外科医生。即便人人穿的几乎都一样，人的品格上还是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别。
在我们的军队里，身穿肮脏的皮、布军衣的将士可能突然间大受尊敬，而穿着华贵的人却遭到指责与蔑视！
从君王们开始停止这种耗费，这件事一月之内就可办成，无需诏书也不需命令。我们大家也会跟着照办。法律应该反过来规定，任何人不得穿着红衣，不得披金挂银，除非妓女和街头卖艺人。查莱库曾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治好了洛克里人的腐败风气。他的命令是这样的：有自由身份的女子，除非在喝醉的时候，不得带有一名以上的侍女：也不得在夜间出城：不是妓女者，周身不得佩金饰银，也不得穿绣花裙子；男子不是皮条客，不得戴金戒指，穿精制袍子——如米莱城内织的锦缎袍。这样，他用这些不光彩的例外，巧妙地使百姓不再追求那些毫无用处的物品和十分有害的乐趣了。
以名利诱使人俯首听命，是个十分有效的办法。君王们可以通过这种外在的激励来为所欲为。他们的喜好就是法律。“君王们无论作什么，都像在颁布旨意[1]。”整个法国都以王室的标准为标准。那难看的大开裆，如果没有遮盖，就会露出我们那秘密的器官；那粗笨加大的紧身衣，弄得我们换了个模样，佩上刀剑非常不方便；那长长的发辫给你一副女人样。还有那些习惯：送给朋友的礼物要亲吻一下，向朋友致敬要吻吻手，这种礼节从前只是用于国王的；一位贵族表示敬重就得摘下佩剑，不整衣冠，完全放松，就像刚从厕所出来一样；还有，我们一反祖宗的做法，也违背这个王朝贵族拥有的特别自由，见了君王远远地就得脱帽，也不问呆在什么地方；不但见了自己的君王要脱，见到一百个别国的君王也要脱，因为三等、四等的小王有的是呀，还有别的新近搬来的有害做法。凡此种种，如果君王们不满意，就会立即消声匿迹，分文不值。这些虽说是表面上的谬误，却是不好的兆头。据说，当我们看到墙壁的灰浆和涂层开裂的时候，墙体就已受损了。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定，听凭年轻一代在服饰、举止、舞蹈、 体育、唱歌等方面随心所欲地变换花样，忽而喜欢这样，忽而喜欢那样，一心追求新花样，还对出新花样的人推崇备至，这对他的城邦比最坏的瘟疫还要有害。风气会因此变坏，一切传统的制度都会遭到轻视和蔑视。
任何事物，除非是坏事，发生变化总是令人担忧的，如季节、风、食物、性情的变化。任何法律，只有那上帝令其长存，直至无人知其出处，无人了解它是否变过样时，才真正具有权威。
[1] 昆体良语，原文为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