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赫尔曼·黑塞，在台湾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主要作品大都已译成中文，从这些中译本中，我们可以认识黑塞是怎样的一个小说家，不过却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个博览群籍的爱书人。他不仅喜欢读书，而且能把所读的书跟自己的生活和时代连结起来。就这一点来说，黑塞实在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
这本书可说是黑塞读书经验的结晶。在《世界文学文库》（Bibliothek der Weltliteratur，1929，中译本改为《如何阅读世界文学》）中，他依据自己的读书经验为我们列出了一系列读来令人心领神会的世界文学书目，其中包括东西方的各类经典之作。在东方的书籍世界中，黑塞赞扬印度典籍，也称佩中国文豪的作品。他说：“15年间，对这些中国典籍，我的喜悦有增无已，大部分时间，我床边总放有其中的一册。印度人所欠缺的，在中国典籍中都非常丰富，其中充满了崇高精神与纯真生活之乐的交流。”总之，黑塞阅读的范围绝不褊狭地局限于西洋典籍，更扩及于他所能触及的东方文豪之作。由阅读如此丰富广泛的人来介绍世界文学中应读的书，应该是很切合人们需要的。
世界文学是一个丰富无比的宝库，然而正由于太丰富了，往往不知如何下手才好。如果能拥有一把开启这宝库的钥匙，当然是众所切望的。可是，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博学多识的文学史家所写的作品，虽具有图书目录的功能，却难以开启文学的宝库，因为文章如果趋于客观，则写来往往缺乏魅力，不能提供切要的暗示；若流于主观，又难以收束，易跑野马，所以比较慎重的学者都不愿冒险撰写《世界文学入门》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喜欢读书的人所写的东西也未必能令人十分相信。但黑塞却身兼作家品质与人性睿智，同时又是一个博览群籍而能心领神会的善读者，他不以学者的立场，而以轻松自适的心境，凭借自己可信靠的知识，以细腻灵慧的笔致跟我们细谈世界文学，诚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态度并不客观，我们当然也不期望从他那里获得客观的知识。如果能经由他的读书观和世界文学观，自我锻炼出一把开启世界文学的钥匙，那种喜悦将是无与伦比！因此，我们不必去追索黑塞所开列的书目是否妥切，而应努力去透视黑塞如何将书籍世界化为自我世界，以建立适合自己脾性的书目。当然，黑塞的书目是透过他的心眼，而非单纯地靠他肉眼开列出来的。若能依据书目去尝试阅读，必能有所收获。可惜的是，在这长长的书目里，除中国典籍外，其他语文的中译本实在太少了。
《世界文学文库》除了开列书目外，黑塞还告诉我们阅读的方法。在第一章里，他已明白地说，读书是一种精神活动，一种自我完成的努力，“尽量多读多识，而更重要的是自由地，依个人意志选择我们空闲时能沉溺其中的杰作，以了解人类所思、所求之广阔与丰盈；对整个人类的生命与振动产生多彩的共鸣，这就是一切生活的意义。”
而阅读世界文学的基本前提是“能够先认识自己，进而认识对自己有特别作用的作品”。如何达到此一前提呢？黑塞在第三章现身说法地展示了自己在书籍世界中的体验过程。
对于读书体验，黑塞不仅在《世界文学文库》中有所陈述，在《书的魔力》（Magie des Buchs）和《我爱读的书》（Lieblingslektüre）中也有翔实的记载。在《书的魔力》里，黑塞提示我们进入书籍世界的方法，尤其注意童年时期的倾向。在《我爱读的书》里，他陈述自己如何从德国文学踏入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殿堂。
读书不是为了华耀自身，而是为了把书籍世界化为自我世界，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没有血肉的文学批评充其量只能给予外在的知识，无法使自己与批评的对象水乳交融，产生源自心灵的震撼感。现代的文学批评太形式化了，外表纵然堂皇有致，内里却贫乏枯窘，所以如此，盖因批评者为求客观，往往自我疏离于对象之外，以致无法与对象产生共鸣。黑塞所强调的却是书与自我的内在统一，所以他的文学评论绝不是客观的分析，而是“随感”式的统合，也就是说，他将自我（包括“个我”与“社会我”）与书籍融合为一，然后再从中超拔出来，利用随感的笔调，将真正与己密合的地方陈述出来。他谈《白痴》、谈《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利用这种方式，读来令人有火辣辣的震撼感。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预示了未来世纪的虚无，意欲创出立足于大地的超人。而黑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青年迷失方向的当口，借尼采塑造的查拉图斯特拉，以先知的口吻，批判德国的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模仿尼采宣判“上帝已死”的形式，宣告“国家主义已没落”，而要求德国青年在未来的时代（魏玛共和时代）里应先认知自己。他说，只有凝视自己和命运才能涌现真正的力量。猬集在无我的群众中，听闻群众演说家的演说，是逃避自我。要认知自己，只有身处孤独之境，因为孤独是回归自我、否定权威、建立自主权的力量。总之，黑塞所欲创出的人性图像，是基于自我，肯面对自我的民主主义。他对无个我的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与荒凉无人的民主主义是采取批判态度的。黑塞如果没有把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化为自己的血肉，就无法如此惟妙惟肖地借用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写出《查拉图斯特拉的重临》（Zarathustras Wiederkehr.Ein Wort an die deutsche Jugend，1919），而展示出“国家主义已没落”（上帝已死）的社会图像。虽然他这个预示在现实上是失败了，但在与书籍世界血脉相连这一点上似乎是相当成功的。
其余诸篇，抒情性比较浓厚，《我的童年时代》（Meine Kindheit）写于19岁，记述他童年时期在草原上享受孤独的喜悦，沉湎在母亲童话故事中的情景，以及他反抗父亲而渐趋成长的过程。全篇充满唯美的感伤气氛。《学生时代的回忆》（Aus meiner Schülerzeit，1926），记述他学生时代所敬爱的两个怪老师，旁及读书过程，他认为一个人拥有衷心敬爱的老师，也就是成长最迅速的时期。《人生之歌》（Das Lied des Lebens），记述自己怀疑厌世之心境。《我的自传》（Kurzgefasster Lebenslauf）开头部分，故意模仿歌德的《诗与真实》，多少有点游戏笔墨的味道，但全篇充满对人道主义的真诚热爱，同时也表现出人生与文学不肯妥协的省察，可视作黑塞的人生论与文学论，这几篇虽是抒情回顾的文章，但以黑塞所谓“阅读世界文学先要认识自己”的观点而论，与他喜好的文学书籍实是息息相关，如果承认阅读世界文学应从幼年时代开始探求，那么，这几篇文章也显示了黑塞选择书籍的倾向。如将这些抒情性极浓的篇章与《如何阅读世界文学》第三章及《我爱读的书》参阅，当可获益良多。
本书所收各篇，除《书的魔力》出自金溟若先生手笔之外，都由译者根据高桥健二的日译本译成，其中《如何阅读世界文学》与《我的自传》两篇还曾参考石丸静雄的日译。由于翻译时间有先后，行文难免有所差异。必须一提的是这些篇章都由志文出版社负责人张清吉先生选择出来，交给译者移译。张先生热心文化事业，尤倾心于古典著作的译介。为了让读者能浸润、接触到世界伟大的心灵，张先生一方面以介绍方式，让读者对世界文学典籍有概括性的认识与了解，《一生的读书计划》《德国文学入门》《法国文学与作家》以及本书都属于这类入门引介性质的书。另一方面更积极翻译、出版世界名作，以期读者能进一步亲自踏入世界文学的殿堂，细心领略。由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可以见出张先生的用心。
李映荻于台湾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