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
我五六岁时非常淘气，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常说：“好，好，等着吧，总有一天公爵夫人一来，我会什么都告诉她。”我听到这恐吓，马上安静了，求她别告诉。
公爵夫人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霍万斯卡娅是我父亲的亲姐姐，她严峻，阴沉，庄重，生得胖胖的，颊上有一颗痣，包发帽下露出一绺绺假鬈发，说话时眯缝起眼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即八十高龄，仍要搽一点胭脂，扑一点香粉。每次她一看见我，就要管我，她的教训和唠叨总是没完没了；我的领子皱了，衣服上有个污点，她都要责备几句；我没有走过去吻她的手，她就叫我下回一定得走过去。有时教训完了，她从小小的金烟盒中用两只手指尖捏了一撮烟丝，对我父亲说：“亲爱的，你应该把你的淘气孩子交给我管教，包你不出一个月，他就变得斯文了。”我知道，父亲不会把我交给她，然而这些话还是使我心里发憷。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恐惧感消失了，但公爵夫人的家，我始终不喜欢——在那里我不能自由呼吸，感到不自在，我像一只被捉住的兔子，惊慌不安地张望着，一有机会就想溜之大吉。
公爵夫人的家完全不像我父亲或参政官的家，这是古老的俄国正教家庭。那里遵守斋期，天天做晨祷，主显节前夕得把十字架挂在门上，谢肉节要做各种奇形怪状的薄饼，吃猪肉要加姜，准两点用午膳，八点多钟吃晚饭。西方的坏习气影响了两个弟弟，使他们有些背离了祖宗的规矩，但没有触动公爵夫人的生活方式。相反，她看到“万纽沙和廖武什卡”1在这个法国的堕落，还深表不满。
公爵夫人住在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家的厢房中，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是她的姨母，八十来岁的老处女。
在七支盛衰不一的宗族中，公爵小姐几乎是许多亲属间还活着的唯一纽带。每逢重大节日，所有的亲戚都汇集她家；她经常调停纠纷，让疏远的人重新接近；大家尊重她，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她去世之后，各家亲戚就分开了，失去了中心，彼此忘记了。
我的父亲和几个伯父都是她教育大的，他们的父母逝世后，便由她管理他们的领地，他们成年后，又由她送他们进近卫军供职，他们的姊妹们也是由她做主出嫁的。她是在伏尔泰的亲戚，一位法国工程师的协助下培养他们的，这使他们成了具有自由思想的地主，我不知道，她对自己的教育成果是否满意，但是她能够使他们尊重她，这些外甥尽管天生桀骜不驯，不大懂得规矩，对她却恭恭敬敬，直到老太太离开人世，总是顺着她的时候多。
安娜·鲍里索夫娜公爵小姐的府第像奇迹一般，在1812年的大火中竟然安全无恙；它已五十年没有修理，糊墙的花缎褪色了，发暗了，但尚未脱落；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架有些熏黑了，由于年代太久，变成了茶晶颜色，每逢有人在屋里走过，它们就叮叮咚咚直哆嗦，浑浊的灯光也忽闪忽闪的；整块红木做的笨重家具，雕着奇巧精致的花纹，镀金已经剥落，伤心地靠墙站着；屋里的陈设还有中国镶花抽屉柜，格子花纹的嵌铜桌子，罗可可式的细瓷玩偶——一切都使人想起另一个世纪，另一种风尚。
前室里坐着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仆人，他们倨傲而安详，干着各类轻便活计，有时低声念几句祈祷文或赞美诗，那些书页已比封面更脏。门口站着一些小厮，但即使他们也从来不笑，不高声谈话，那副样子与其说像小孩，不如说更像年迈的侏儒。
死一般的沉寂统治着里屋的各个房间，只有一只鹦鹉进行着不幸的尝试，不时拗着舌头学人讲话，发出几声凄恻的叫喊，用喙啄啄包白铁的小横杆；还有一只不大的猴子，已经又老又瘦，像个痨病鬼，踞坐在大厅中瓷砖面壁炉的小小炉顶上，用刺耳的声音呜呜啼叫。它穿了宽大的红裤子，打扮得像码头上的搬运夫，整个屋子给它弄得有一般特殊的臭味，非常难闻。另一间大厅里挂了许多家族的画像，大小、形态、时代、年龄和服饰都不一样。我对这些画像之所以特别感兴趣，就在于他们本人与肖像简直截然相反。有一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穿一件浅绿色绣花长衣，头发扑了粉，从画布上向人彬彬有礼地微笑，这便是我的父亲。一位少女披着一头鬈发，拿着一束玫瑰，脸上贴一块美人斑，上身穿一件无法转动的多面棱状酒杯似的紧身衣，下身是特别庞大的箍骨裙，这是严厉的公爵夫人……
越接近书房越显得安静，礼节也越严格。老侍女戴着阔皱边的白包发帽，托着茶壶来来往往，轻得几乎听不到一点脚步声。有时门口出现一个白发老家人，穿着厚蓝呢长礼服，走路也没一点声息，连他向老侍女报告时，也只看见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听不到声音。
老太太身材不高，枯瘦，皮肤皱了，但决不丑陋；她通常坐在，或者不如说躺在笨重的大沙发上，周围垫了不少枕头。这样，一眼望去，几乎看不见她本人，只看到白花花的一片：宽外衣，包发帽，枕头，沙发套，全是清一色的白色。她的脸也蜡一般苍白，花边一般柔软，加上她那微弱的嗓音，洁白的衣服，使她显得毫无生气，似乎只剩下奄奄一息了。
英国大座钟发出匀整响亮的声音，这是扬扬格——滴答，滴答……仿佛正在伴送着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点钟以前，公爵夫人来到这里，庄重地坐进深深的安乐椅；她不耐烦独自待在厢房中。她是孀妇，我还记得她的丈夫，他身材不高，头发斑白，总是瞒着公爵夫人喝浸酒和果子酒，在家中从来不干正事，养成了无条件服从太太的习惯，有时虽然不服气，发几句牢骚，特别是酒后，但从来不付之行动。公爵夫人后来一直不明白，小小一杯伏特加，为什么对费奥多尔·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这是他用膳前公开要喝的。整个早晨，公爵夫人从不打搅他，让他跟八哥、夜莺、金丝雀做伴，逗它们唧唧喳喳唱歌；有些鸟他是用一只小小的风琴训练的，另一些是自己吹口哨训练的。他一早就亲自上禽鸟市场换鸟，买进或卖出；有时碰到商人受了骗（当然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他就像一个艺术家似的得意扬扬……他一直这么打发自己有用的一生，直到一天早晨他吹着口哨调弄金丝雀时，突然仰面倒下，过了两个小时他便咽了气。
公爵夫人成了单身一人。她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两人都不是为爱情结婚的，只是为了摆脱母亲的家长制束缚。两人都在第一次分娩后死了。公爵夫人确实是不幸的女人，但不幸没有使她心软，却使她的性情越来越古怪了。在命运的打击下，她没有变得亲切、善良，而是变得残忍和阴沉了。
现在她只剩了几个弟弟，主要是公爵小姐。她和公爵小姐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丈夫死后，她对她更是难舍难分。公爵小姐从来不过问家事，现在便一切听凭公爵夫人做主，于是公爵夫人在关心体贴的借口下，任意摆布着老太太。
公爵小姐府上，经常有形形色色的老太婆坐在靠墙的各个角落；这些寄生虫有的赖着不走，有的临时寄居几天；她们一半像圣徒，一半像乞婆，疯疯癫癫，非常敬畏上帝，身体多灾多病，又非常腌臜，在一些古老的世家流窜，这家吃几顿，那家拿一条旧围巾，领些面粉和木柴，布和蔬菜，勉强对付着过日子。这些人到处惹人讨厌，到处不受欢迎，到处没有地位，人们接待她们只是为了解闷消闲，主要是爱听她们传播的谣言。在外人面前，这些悲惨的角色通常沉默不语，用又嫉妒又仇恨的目光彼此窥视……一边叹息，一边摇头，画十字，喃喃地小声数念珠，作祷告，也可能是骂人。然而单独与施主和恩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要为自己的沉默索回补偿，突然变节，大谈其他施主的闲话，尽管这些施主也接待过她们，提供过食宿，赠送过物品。
她们每次总要向公爵小姐讨些东西，由于公爵夫人不愿惯坏她们，这些礼物总是背着她赠送的，它们换来的则是硬得像石块的圣饼，或者自己编结的毛线小玩意儿；事后公爵小姐又把这些东西变卖了现钱，送给她们，而且根本不管买主需要不需要。
除了生日、命名日和其他节日，公爵小姐家亲朋好友最庄重的聚会是在大除夕。这一天公爵小姐请下伊威尔圣母像，修士和神父们便捧了圣像，唱着赞美诗，在各个房间绕行一周。公爵小姐首先画着十字，从圣像下走过，接着，所有的客人，男女仆役，老人和孩子，一一鱼贯而过。然后大家向她恭祝新年到来，像给孩子送玩具一样，向她赠送各种小玩物。这些东西她玩了几天，便转送别人了。
父亲每年都带我去参加这种富有异教色彩的仪式；它年年一样，只是有些老头儿和老太婆不见了，大家故意不提他们的名字，只有公爵小姐说道：“我们的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不在了，愿他超升天国……明年不知上帝要召唤谁呢？”于是疑虑地摇摇头。
英国时钟的扬扬格继续伴送着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最后到了那个不祥的时刻；一天，老太太起身后觉得有些不舒服，在屋中走了一会儿，还是不好；血从鼻孔流出，而且很多，她虚弱了，疲乏了，终于倒在自己的沙发上，没脱衣服，就安静地睡着了……从此没有醒来。那时她已经九十出头。2
她把房屋和大部分领地留给了公爵夫人，但没有把她的生活的内在意义传给她。公爵夫人无法继承她那种尊贵的始祖作用，取代她在宗族各系间的纽带地位。正如夕阳西沉后，山坡上只留下一片漫长的黑影，公爵小姐的去世也使一切一下子变得黯淡无光了。公爵夫人把姨母的居室关闭锁上，依然住在厢房中；院子长满了青草，墙壁和窗框一天天发黑；过道倾侧了，几只迟钝的黄狗整天在那里打瞌睡。
亲戚朋友来得少了，公馆荒凉了，她为此闷闷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整个家中只剩了一人，她为自己无用的生活感到害怕，毫不怜惜地丢开一切——一切足以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破坏平衡，引起不安和忧伤的东西。她怕过去，怕回忆，因此摒弃一切与女儿们有关的物品，甚至她们的肖像。公爵小姐死后也是这样，鹦鹉和猴子给送进仆役屋中，然后赶走了。猴子进了参政官的家，在马车夫的房间中终老天年，给劣等的涅任烟草熏得喘不出气，供车夫们取乐。
自我保存的利己主义，使一颗苍老的心彻底硬化了。她的小女儿病重垂危的时候，有人劝这位母亲回家，她真的回去了，但一到家就吩咐准备各种酒精和白菜叶子（她用它们包扎脑袋），使可怕的消息到来时，一切有备无患。她没有与丈夫的遗体告别，也没有与女儿的遗体告别，他们死时，她都不在场，也没参加他们的葬礼。后来，她的亲弟弟参政官死的时候，侄儿刚提起这事，她就猜到了，马上要求他不必讲这不幸的消息和临终的细节。对自己的心——一颗这么随和的心，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这就难怪可以活到八九十岁高龄3，依然身体健康，胃口很好了。
然而，应该为公爵夫人说句公道话，这种逃避一切悲惨事物的病态表现，在上世纪娇生惯养的贵族中间，是屡见不鲜的。著名的考尼茨4到了晚年，严禁当他的面讲到死和天花——他非常怕天花。在约瑟夫二世死后，他的秘书不知道怎么向他报告，只得说：“现在是列奥波德皇上在位了。”考尼茨立刻明白了，变得脸色煞白，坐进了安乐椅，没有再问什么。他的园丁讲话时不敢用“接种”两字，免得他联想到牛痘。他儿子的死，他是最后从西班牙大使那里偶然听到的。鸵鸟把头藏在翼下逃避危险，却遭到人们的嘲笑！
为了保持绝对的平静，公爵夫人特别设置了一队卫士，选拔了经验丰富的人当队长。
除了公爵小姐留下的那些云游四方的老婆子，公爵夫人身边还经常住着一位“女伴”。担任这尊贵职务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红脸颊女人，兹韦尼哥罗德一位官员的未亡人。她为自己的“高贵门第”和先夫的八等文官头衔，睥睨一切，盛气凌人，专爱寻衅闹事。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她的兹韦尼哥罗德乳牛不幸夭折，她为此一直不能宽恕拿破仑。我记得，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她心事重重，不知道按官级她应该戴多宽的丧章。
公爵小姐在世时，这女人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是后来凭着善于钻营的本领，迎合了公爵夫人的怪癖和无中生有的烦恼，她不久就取得了公爵夫人在姨母身边占有的那种地位。
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戴着按官级缝制的丧章，像皮球一样在屋里从早滚到晚，吵吵闹闹，不给人安静，埋怨大家，监视使女，打小厮，扯他们的耳朵，算账，跑厨房和马厩，赶苍蝇，揉腿，强迫服药。家人们再没有机会接近女主人，这是阿拉克切耶夫，比龙，一句话，总理大臣。公爵夫人是古板的，虽然头脑陈旧，终究受过教育，兹韦尼哥罗德寡妇那种刺耳的喊叫声，那种卖菜老太婆的作风，开头常常惹得她很讨厌，但日子一长她就惯了，对她的信任反而与日俱增，她还高兴地看到，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把本来就不很大的家庭开支又缩减了许多。公爵夫人省下钱来打算给谁，这很难说，除了几个弟弟，她没有一个亲人，可是这些弟弟都比她富裕一倍。
尽管这样，自从丈夫和女儿们死后，公爵夫人的生活事实上是寂寞的。有一个法国老妇人，当过她女儿的家庭教师，偶尔来看看她，住上一两个星期，此外就是她的外甥女5有时从柯尔切瓦来探望她，这也使她很高兴，但这一切都一闪而过，偶尔有之，不能填补她和女伴面对面枯坐的寂寞生涯。
这样，在公爵小姐死前不久，一件工作，一个玩具，一种娱乐，很自然地进入了她的生活，成了她的消遣。
1 赫尔岑的父亲的名字（伊万）和参政官的名字（列夫）的爱称。
2 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死于1827年，实际上活了八十九岁。
3 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死于1847年，活了九十二岁。
4 考尼茨（1711—1794），奥地利外交家，国务大臣，在奥地利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
5 即“柯尔切瓦的表姐”，她实际上是赫尔岑的外甥女，不是公爵夫人的外甥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