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结束——席勒时期——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和艺术家生活——圣西门主义和尼·波列沃伊

风暴还没有降临到我们身上,我就毕业了。这照例要忙一阵,开夜车,死记硬背,临时抱佛脚,囫囵吞枣,对考试的担忧超过了对科学的兴趣,反正是那一套。我写了一篇关于天文学的论文,争取金牌奖,得了银牌奖。我相信,这篇论文我现在一定看不懂,也不懂它为什么值一块银牌。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做梦,梦见我在学校读书,正要参加考试,心里直发慌,琢磨我忘了多少,想这次一定考不及格……我一惊,醒来了,打心里感到高兴,因为海洋与护照,年岁与签证,终于把我与大学隔开了,谁也不敢再来折磨我,给我打那讨厌的“一分”1了。真的,教授们得知这些年来我如此退步,一定会大吃一惊。这种事其实我已领教过一次。2

毕业考试后,教授们关起门来评定分数。我们给希望和疑虑弄得心神不定,三三两两在走廊和穿堂里徘徊。系委会中出来一个人,我们就奔过去探听自己的命运,但一直没有消息。最后,海曼出来了。

“恭喜您,”他对我说,“您现在是学士了。”

“还有谁?还有谁?”

“某某人,某某人。”

我一下子变得既伤心又快活;步出校门时,我觉得我与昨天不同,也与平时不同了。我离开了大学,离开了我们共同的家,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年轻而美好的四年;但另一方面,我感到欣慰,我的成熟已获得了公认,现在谁能不承认呢,我已经是学士啦。3

母校4!我多么感谢母校啊,毕业后我还一直以它的生命为生命,还与它生活在一起,每当我回忆起它,就觉得依依不舍,肃然起敬。它是不能责备我忘恩负义的,最低限度,我对它满怀着感激之情,这是与爱,与青年成长时期的光辉回忆不可分割的……现在我仍从遥远的异邦在向它祝福!

毕业后我们度过的一年,庄严地结束了我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这是友谊的酒筵的继续,是交换思想的、充满灵感和欢乐的一年……

这小小一群同窗学友毕业之后并未分散,仍保持着彼此的关怀和共同的憧憬,谁也没考虑物质状况和未来的生活安排。我不想在成年人中提倡这么做,但我非常重视青年人的这种气质。青年,只要还没有受到市侩习气的腐蚀,造成精神上的堕落,总是不切实际的,特别在一个年轻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因为那里向往的事太多,而如愿以偿的事又太少。再说,不切实际决不意味着自欺欺人;面向未来必然含有理想的成分。没有不切实际的气质,一切实际只能停滞不前,变成同一事物的枯燥反复。

奔放的热情有时胜过一切道德说教,更能防止真正的堕落。我还记得当时年轻人的纵酒狂饮,这种及时行乐难免也会越出分寸,但是我想不起在我们这些人中发生过任何不道德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做过真正应该脸红的事,做过竭力想忘记和掩盖的事。一切都是公开的,而公开的事很少是见不得人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心都厌恶游手好闲的放荡生活,自私自利的病态心理,因为它们只能产生肮脏的思想,助长罪恶的势力。

青年一代而没有青春的气息,这样的民族我认为是最可悲的;我们已经看到,单单岁数上年轻是不够的。德国大学生最荒谬幼稚的时期,也比法国和英国青年那种老气横秋的市侩作风好上一百倍;我觉得,美国十五岁的老成少年简直令人作呕。

法国的贵族有过光辉灿烂的青春,后来革命也有过自己的青春。那一切圣茹斯特5和奥什6,马尔索7和德穆兰,那些由卢梭的阴森诗篇哺育成长的英勇孩子,他们是真正的青年。革命是青年人干的;丹东8,罗伯斯比尔,甚至路易十六本人,都没有活过三十五岁。拿破仑使青年人成了传令兵;复辟时期更是“老年的复活”,它与青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于是法国成了老年人的天下,实惠主义,即市侩精神抬头了。

法国最后一批青年是圣西门的信徒和法朗吉9的鼓吹者。但几个例外不足以改变法国青年庸碌平凡的性质。艾斯库斯和勒布拉10之所以自杀,正因为他们是青年而生活在老年的社会中。其余的人像落在岸上污泥中的鱼,拼命挣扎,最后,一部分人倒在街垒中,一部分人落到了耶稣会的钓钩上。

然而年龄总是要起作用的,因而大部分法国年轻人便用艺术家生涯来打发自己的青春年华,那就是,如果没有钱,就在小咖啡馆里讨生活,与拉丁区的小歌女鬼混,如果有钱,就在大咖啡厅中与交际花打交道。于是席勒时期变成了保尔·德·柯克11时期;在这时期,人们无所作为地迅速耗尽了精力、才能和青年时代的一切,完成了进商店当伙计的准备。艺术家阶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只留下了一种欲望——金钱欲,未来的生命便整个儿呈献给了它,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这些讲究实惠的人对国家大事、社会问题一笑置之,把女性看作玩物(这是多次征服以被征服为职业的人的结果)。艺术家阶段的带路人通常是过时的名流中一个酒色过度的情场老手,靠女人养活的“老男娼”,倒嗓的演员或者手抖的画师。他们的声调,酗酒,尤其是对人生事务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名菜名酒无所不知的派头,都成了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在英国,艺术家阶段成了争奇斗胜、光怪陆离的思想总爆发的时期,人们异想天开,挥金如土,胡作非为,遮遮盖盖地干着伤风败俗的丑事,毫无意义地出外游历,有的到卡拉布里亚,有的到基多12,走南闯北,一路上又是马,又是狗,又是车子,到处大吃大喝,还带着老婆和一大群红苹果似的胖娃娃,带着大笔路费, 《泰晤士报》,国会新闻和埋在地下多年的陈葡萄酒。

我们也胡闹,也喝酒,但基调是不同的,音域也高得多。狂欢作乐不是目的。目的是忠于自己的使命;假定说我们错了,我们也是抱着真实的信念,我们都是为共同的事业服务,因此尊重自己,也彼此尊重。

再说,我们置酒痛饮是为了什么呢?突然头脑中出现一个思想:过两天是12月6日,即尼古拉日。我们中间尼古拉多极了:尼古拉·奥加辽夫,尼古拉·萨京,尼古拉·凯切尔,尼古拉·萨佐诺夫……

“先生们,谁庆祝命名日?”

“我!我!”

“下一天该我了。”

“废话,什么下一天,这是大家的节日,大家合伙干!痛痛快快吃一顿!”

“对,对!那么在谁家里?”

“萨京病了,当然在他家里。”

于是定了预算,方案,未来的客人和主人都兴高采烈,参加了讨论。一位尼古拉上雅尔饭店定夜宵,另一位去马登的铺子买干酪和萨拉米熏肠。酒当然要到彼得罗夫街向德普列买,在他的账本上奥加辽夫题过两句话:

  

不论或远或近,

我都保证供应。13

  

我们阅历不深的口味还没超过香槟,有时甚至幼稚到不爱香槟,反爱喝利维沙尔特汽酒14。在巴黎一家饭店的菜单上,我看到这名称,想起1833年,便要了一瓶。但是,哎哟,甚至美好的回忆也帮不了忙,我连一杯也没喝完。

节日前我们尝了各种酒,尝得津津有味,结果把酒都喝光了,只得再派专人重新购买。

至此我不能不谈一下索科洛夫斯基15。他总是身无分文,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被捕前一年他来到莫斯科,住在萨京家。我记得,那时他刚卖出了《赫维里》的原稿,因此决定除了我们,还邀请几个“大人物”来庆祝这事,也就是邀请波列沃伊16、马克西莫维奇17等人。前一天早上,他同波列扎耶夫(他的部队当时驻在莫斯科)出外采购物品,买了茶杯,甚至茶炊和各种不必要的东西,最后又买了酒和食物,即酥皮大馅饼和塞肉馅的火鸡等等。晚上我们到了萨京家。索科洛夫斯基提议开一瓶酒,然后又开一瓶;我们一共五个人,喝到最后,即第二天黎明前,才发现酒喝完了,而索科洛夫斯基的钱早已花光。他还了几笔小小的债,剩下的钱都在买东西时用掉了。

索科洛夫斯基有些伤心,但又束手无策,考虑了好久,最后只得写信通知各位“大人物”,说他突然得病,宴会延期了。

为了庆祝四个人的命名日,我编了一份节目单。后来承蒙特务头子戈利岑18的特别关心,在审讯委员会中问我,这份节目单有没有照办。

“丝毫不差。”我回答他。他耸了耸肩膀,仿佛他一辈子都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或者天天在过基督受难日。

夜宵之后,照例面临一个大问题,大家争论不休,这就是:“怎样煮热糖酒19?”其他食物照惯例吃或喝即成,就像国会中投信任票一样,不必争论。这件事却大家要发表高见,而且刚吃过夜宵,精神特别饱满。

“现在要不要点火?怎么点法?用香槟还是索泰尔纳酒20浇火?在烧的时候放水果和菠萝,还是以后再放?”

“当然在烧的时候放,这样香味才能渗入糖酒中。”

“得啦,菠萝是浮的,它的边皮会给烧煳,这才糟呢。”

“一切都是废话!”凯切尔大嚷,声音比谁都响。“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蜡烛吹灭。”

蜡烛熄了,大家的面孔变得青燐燐的,脸上的线条都随着晃动的火光在摇摆。由于糖酒的燃烧,小房间中的气温变得像热带一般。大家很渴,糖酒却还没有制成。但雅尔饭店派来的法国人约瑟夫早有准备,拿出了一种热糖酒的对立物:用各种以白兰地为主的酒加冰制成的饮料。这人不愧是“伟大民族”的儿子,一边斟法国酒,一边向我们说明:它之所以好,就好在它曾两度通过赤道:

“是的,是的,各位先生,两度经过赤道,各位先生!”21

这种号称可以与北极的寒流媲美的饮料果真不同寻常,一杯下肚之后,大家再也不觉得口渴了,但就在这时,凯切尔却一边搅拌汤盆里的火湖,让那还在咝咝啼泣的最后几块糖块溶化,一边大叫道:

“可以灭火了!可以灭火了!”

香槟掺入时,火焰变红了,心慌意乱、走投无路似的在糖酒表面到处奔突。

这时有人大惊小怪地嚷了起来:

“喂,老弟,你发昏了,难道没看见,松脂刚好熔化在糖酒里?”

“你自己把瓶子举在这么热的地方试试,看松脂会不会熔化。”

“那么应该先把瓶口包好。”那个发愁的声音继续道。

“碗,碗,你们这里碗够不够?我们有几个人……九个,十个……十四个,对,对。”

“哪儿去找十四只碗?”

“算了,碗不够就用玻璃杯。”

“玻璃杯会炸裂。”

“不会,不会。”

蜡烛点亮了,最后一点火星跳到中央,打了个转,就不见了。

“热糖酒制成了!”

“完成了,大功告成了!”欢呼声从四面发出。

第二天我觉得头痛,恶心。显然,这是热糖酒这种混合饮料引起的。于是我真心诚意发誓,今后再不喝热糖酒,它是毒药。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走了进来。

“您今天回家时戴的不是自己的帽子,您的帽子要新一些呢。”

“随它去,不要你管!”

“要不要我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家找一下库兹马22?”

“你想得倒好,你以为谁会不戴帽子走吗?”

“兴许还能找到。”

于是我猜到了,问题根本不在帽子,而在于库兹马约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今天一起喝酒。

“你要去就去,不过先得交代厨子给我做点酸白菜。”

“列克桑德·伊万内奇,看来,少爷们的命名日过得挺快活吧?”

“当然,这样的宴会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过。”

“不过现在可以把大学丢在脑后啦。”

我受到良心的责备,没有吭声。

“您的爸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还没起床?’我不上他的当,我说:少爷头痛,一早就叫不舒服,我这才没拉开窗帘。老爷说:‘你做得对。’”

“请你行行好,让我睡一会儿。你要上萨京家,就快走。”

“马上走,我先去交代厨子做酸白菜。”

我又合上眼皮大睡,过了两个小时才醒,精神好多了。我想,他们今天在干什么呢?凯切尔和奥加辽夫留在萨京家过夜。真遗憾,热糖酒会对头脑发生这样的作用,应该承认,它的味道不坏。只怪我用玻璃杯喝太多了,今后绝对只能用小碗。

这时我父亲已读完报,厨子也接见过了。

“你今天头痛?”

“非常痛。”

“可能读书太多了吧?”但刚提出这问题,我还没回答,他已发现不对头了。“我忘了,你昨天好像是去找尼古拉沙23和奥加辽夫的吧?”

“是的。”

“他们请你喝酒了吗?……这是他们的命名日呢。又吃了加马德拉酒的肉汤?唉,我可不喜欢这一切。尼古拉沙喝酒毫无节制,这我知道,可不明白,他这习气是从哪儿学来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在世时……嗯,到了6月29日他的命名日,照例要办一桌酒,把所有的亲戚请来吃一顿,但一切既简单又体面。现在呢,尽是香槟酒,油浸沙丁鱼,叫人看了都腻烦。至于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那个不肖儿子,我不说也罢,反正不可救药!住在莫斯科……又有的是钱,对马车夫叶尔梅说一声:‘买酒去!’马车夫就去了。他当然乐意,在酒店里又有十戈比银币的外快好捞了。”

“是的,我在尼古拉·帕夫洛维奇那儿吃的早饭。不过我想,我的头痛与这无关。我得到外面走一会儿,散步一向对我有点好处。”

“但愿如此。我想,你回家吃饭吧?”

“毫无疑问,我只出去一会儿。”

我得穿插几句,说明肉汤加马德拉酒是怎么回事。在四位命名人那盛大酒宴前一两年的一个复活节,我与奥加辽夫一起出外闲走,为了免得回家吃饭,我推说奥加辽夫的父亲请我去吃顿便饭。

我的朋友,父亲大多瞧不入眼,提到他们便故意讲错他们的姓名,例如把萨京叫作萨肯,把萨佐诺夫说成斯纳津。奥加辽夫更不在他话下,因为他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未经许可便在他面前吸烟。然而另一方面,他承认他是表侄孙,自然不便歪曲亲戚的姓。再说,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无论就出身和财富而言,都属于我父亲所尊敬的少数人之列,我与他家来往,父亲当然赞成。不过,如果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没有儿子,他一定更加高兴。

这样,拒绝他的邀请便显得不合适了。

但是我没有走进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那尊贵的餐厅;我们先是去了诺温斯科耶附近普赖斯的游艺场(后来在日内瓦和伦敦,我非常高兴又遇到了这家卖艺人家),那儿有个小女孩很惹人喜爱,我们便叫她“迷娘”24。

我们看了一会儿迷娘的表演,决定晚上再来,就上“雅尔”吃饭。我身边有一个金币,奥加辽夫的钱也差不多。我们那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因此考虑半天,才点了一份“香槟酒鱼汤”,一瓶莱茵葡萄酒,一小盆野味;由于它们贵得要命,我们离开饭店时根本没有吃饭,只得饿着肚子再去看迷娘的表演。

临睡前我向父亲道晚安时,他说他闻到我身上有一股酒味。

“这大概因为肉汤中加了马德拉酒。”我说。

“加马德拉酒,这一定是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的女婿出的主意,那是近卫军兵营的习惯。”

从那时起到我流放为止,每逢我脸色发红,父亲看出我喝了酒,便总是说:

“你今天又吃了加马德拉酒的肉汤吧?”

于是我快步赶到了萨京家。

当然,凯切尔和奥加辽夫还在那里。凯切尔睡眼惺松,对某些安排表示不满,正在大加指摘。奥加辽夫根据顺势疗法的原则,“以酒解酒”,不仅把昨天喝剩的,还把今天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采购来的,统统喝得精光。至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本人,这时他已在萨京家的厨房里唱歌、吹口哨、打拍子了:

  

我漫步在马林丛中,

在悼亡节的那一天。

  

……回忆起我们的青年时期,我们这个圈子内的一切,我不记得有一件事可以成为我良心的负担,可以使我感到耻辱的。这对我们每一个朋友都不例外。

我们中间有过虚无缥缈的空想家,十七岁的绝望青年。瓦季姆甚至写过一个剧本,企图表现“自己那颗遍体鳞伤的心灵的可怕经历”。剧本开头是这样的:“花园——远处可见房屋——窗上灯光闪烁——暴风雨——寂静无人——边门没关上,砰砰震响,夹杂着吱吱声。”

“除了边门和花园,没有登场人物吗?”我问瓦季姆。

瓦季姆有些伤心,对我说:

“你总是拿人开心!这不是讲笑话,这是我内心的经历;你再这么讲,我就不念了。”他又念了下去。

我们的逢场作戏有时也不是纯洁无疵的,甚至最后不是写剧本,而是跑药房。但是我们没有搞过粗俗的勾当,侮辱过一个女人,损害过一个男人,我们也没有养过一个姘妇,甚至从没想到过这个下流的名称。平静的、安全的、庸俗的小市民的腐化生活,立约存照的私通方式,与我们都是无缘的。

“那么,您赞成更坏的卖淫制度?”

“不是我,是你们!这是说不是您一个人,是你们每一个人。它在这个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根本不需要我的赞成。”

社会问题,高涨的国民精神挽救了我们;不仅它们,高度发达的科学和艺术趣味也发挥了作用。它们像烧热的纸,可以清除油迹。我保存着奥加辽夫那时的几封信;根据它们,很容易判断我们当时的生活基调。例如,1833年6月7日,奥加辽夫在给我的信上写道:

“看来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可以开诚布公。我的信你不致拿给别人看。因此我得问你——从某个时候起,我确实充满了各种感觉和思想,可以说,它们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似乎,不仅似乎,而是感到有一个思想深入了我的心灵,那就是:我的天职是当一名诗人,至于是写诗还是作曲,这都一样;但我觉得我必须生活在这思想中,因为我的自我感觉便是:我是诗人。即使我现在还写得很糟,但这燃烧在我灵魂中的火,这充满在我心头的激情给了我希望,我相信我会写得相当不错(请宽恕我这庸俗的表达)。朋友,你说吧,你相信我有这天赋吗?也许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你是不会错的。——1833年6月7日。”

“你在信上说:‘对,你是诗人,真正的诗人!’朋友,你能想象这些话对我的全部影响吗?这么说,这不是假的,我的感觉,我的向往,我所赖以生活的那个思想,都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你说的是真话吗?那么这不是热病的呓语,这是我的感觉。你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你知道,这是我的真实感觉。是的,这崇高的生活不是热病的呓语,不是骗人的幻觉,它太崇高了,不可能是欺骗,它是真实的,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想象我会有另一种生命。为什么我不懂音乐,否则,一曲绝妙的交响乐此刻便会从我的心头产生。你听,这是庄严的慢板25,但它没有力量表达,我要讲的比讲过的更多;快板,急速地26,我需要狂风暴雨,汹涌澎湃的快板。慢板与快板是两个极端。打倒折衷主义的行板27和稍速28;它们是口吃的低能儿,既不能有力地表达,也不能有力地感受。——1833年8月18日于切尔特科沃村。”

我们已不习惯青年时代这种热情洋溢的谈话,它使我们觉得陌生;然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写的这些字句,可以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他是不会被卑鄙的罪恶和伪善的美德所玷污的,他也许会失足陷入泥沼,但仍将出污泥而不染。

这不是不相信自己,这是信心本身引起的疑虑,一种强烈的渴望,它要求证实,要求听到友爱的语言,尽管这是不必要的,但对我们又如此可贵。是的,这是正在萌芽的创造力所感到的烦躁,正在成长的胎儿的不安探视。

他在那封信29中又写道:“我还不能捕捉我的心灵听到的那些声音,身体的不相适应限制了想象力。但是,随它去!我是诗人,在冷漠的推理无能为力的地方,诗歌向我提示了真理。这是启示的哲学。”

我们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就这么结束了,第二阶段的开始是监狱。但是在跨进这个阶段之前,应该先讲一下,我们与它相逢的时候,正在朝什么方向前进,有些什么思想。

波兰起义被镇压以后的那个时期,很快教育了我们。尼古拉皇位坐稳了,暴政有增无减,但是使我们痛苦的不仅是这些;我们忧心忡忡地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在法国,这个应该是发出政治信号和口令的地方,事情也并不妙。我们的理论在我们心中变得可疑了。

1826年那种幼稚的自由主义,是按照法国观念逐渐形成的,这种观念拉斐德和邦雅曼·贡斯当曾宣扬过,贝朗瑞曾歌唱过,但是现在波兰覆亡之后,它对我们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正是在这时,一部分青年,其中也有瓦季姆,投身到了深刻严肃的俄国历史的研究中。

另一部分人则埋头于研究德国哲学。

我与奥加辽夫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我们与某些思想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能马上丢开它们。对贝朗瑞的“宴会上的革命”30,我们的信心动摇了,但我们在寻找另一种东西,那不可能在涅斯托尔的编年史31中,也不可能在谢林32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中找到的东西。

在这动荡不定、莫衷一是、对那些使我们困惑不安的问题力求作出回答的时期,我们弄到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一些小册子,了解了他们的理论和案情。这一切震动了我们。

浅薄的和并不浅薄的人们已对昂方坦33神父和他的使徒们揶揄够了;现在到了改变态度,承认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的时候了。

在市侩的世界中,这些热情奔放的青年庄严地、诗一般的诞生了,他们穿着不开前襟的坎肩,留着长长的胡髭,向社会宣告新的信念。旧秩序想根据拿破仑法典34,根据奥尔良教规35,对他们提起公诉,他们却以自己的名义,振振有辞地要把旧秩序传上自己的法庭进行审问。

一方面是妇女解放,号召她们参加公共劳动,让她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另一方面,对肉体宣告无罪,平反昭雪,恢复肉体的名誉36。

那些伟大的话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一整个世界,这是健康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美的世界,符合自然道德的、因而也是道德上纯洁的世界。许多人嘲笑妇女的自由,嘲笑对肉体权利的承认,给这些话加上肮脏的、庸俗的含义;我们的修士式淫欲观念惧怕肉体,惧怕妇女。善男信女们明白,净化肉体,尊重肉体,这是对基督教的送终祈祷;生的宗教代替了死的宗教,美的宗教代替了禁欲主义的、斋戒祈祷的宗教。被钉上十字架的肉体重又复活了,它不再为自己感到羞耻。人达到了和谐的统一,终于明白,他是一个整体,不是由两种互相制约的不同金属构成的钟摆,于是与他结合在一起的敌人消失了。

这些摆脱了唯灵论桎梏的话,要在法国公众面前公开宣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法国人的观念中,唯灵论占有崇高的地位,尽管在他们的行为中它毫无地位。

旧世界曾为伏尔泰所嘲笑,为革命所打倒,但是市侩们又把它扶植起来,改头换面,奉为圭臬,供自己利用。它还没有与这种新思潮较量过。它企图根据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的伪善原则,审问这些叛逆,反被他们揭露得体无完肤。它控告他们背弃基督教,他们却指出法官头顶的圣像在1830年革命后已被覆盖37。它控告他们为情欲辩护,他们便责问法官,他的一生难道真的那么贞洁吗?

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

敏于感受、真正年轻的我们,被它那强大的浪潮轻而易举地卷了进去。我们早已游过那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上,整批整批的人停步不前,垂下双手,向后倒退,或者在周围寻找浅滩,但是我们要横渡大海!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肯跟我们一起冒险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38至今依然是屹立在革命与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一群群游水者被历史的激流或思想的浪潮冲到了这些岩壁上,随即分散,形成了两个永恒的派别,它们尽管改换衣衫,却贯穿着全部历史,经历了一切变革,深入到人数众多的党派和十来个青年的小组中。一派代表逻辑,另一派代表历史,一派代表辩证法,另一派代表胚胎形成学。一派更正确,另一派更切实。

选择是根本谈不上的。约束思想比约束一切情欲困难,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能够用感情,用理想,用对后果的疑惧来遏止它,它是可以遏止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办到。一种思想一旦控制了一个人,那么对他说来,问题已不在于应用,不在于利害得失,他是在探求真理,坚定不移地、铁面无情地贯彻原则。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是这样,今天的蒲鲁东39也是这样。

我们的小组团结得更紧密了。早在1833年,自由主义者已对我们皱眉头,仿佛我们走入了歧途。就在我入狱的前夕,圣西门主义使我与尼·阿·波列沃伊之间出现了鸿沟。波列沃伊是非常聪明的人,精力充沛,任何食物他都很容易消化;他天生是个杂志编辑,新成绩和新发现、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的编年史家。我是在快毕业时认识他的,后来不时走访他或他的弟弟克谢诺丰特40。那正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 《莫斯科电讯》查禁前不久。

这个人是靠今天的发现,昨天的问题,理论上的最新消息,社会上的最新动态生活的,他像变色龙一样千变万化,头脑灵活,可是他偏偏不能理解圣西门主义。对于我们,圣西门主义是一片新大陆,对于他,却是精神错乱,空洞的乌托邦,有碍于国民的发展。不论我怎样呼号,阐说,证实,波列沃伊还是充耳不闻,极为不满。他特别伤心的是,一个大学生居然与他分庭抗礼,寸步不让;他非常重视他对青年人的影响,可是在这场辩论中,他看到青年人已在离开他了。

有一次,他的荒谬反驳惹恼了我,我向他指出,他现在已经成了他所终生反对的那种落后的保守主义者。波列沃伊听了大不服气,摇摇头对我说道:

“总有一天也有一个青年人会这么报答您终生的努力和辛劳,指着您的鼻子冷笑道:‘走开,您已是落伍者了。’”

我可怜他,惹他生气我感到惭愧,但同时明白,他的伤心话正是对他自己的判决。这些话表明他已不是坚强的战士,只是一名过时的、衰老的斗士了。我那时便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前进了,然而他的头脑那么活跃,他的立场又那么不稳定,他也不可能站在原地不动。

你们知道,他后来怎样——他写了《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41……

一个人既不能及时退出舞台,又不能继续前进,倒不如在这时死去幸福得多。我看到波列沃伊,看到庇护九世42和其他许多人,便不免这么想!……

增补 亚·波列扎耶夫

我还得就亚·波列扎耶夫的生平讲几句话,作为对那个时期的悲惨记录的一个补充。

波列扎耶夫在大学读书时,已因写过一些优秀的诗篇而闻名。这些诗中有一首幽默长诗《沙希卡》,是模仿《奥涅金》的。在这诗中,他不顾一切伦理道德上的束缚,用诙谐的笔调,清新可爱的诗句,对许多现象尽情进行了讽刺。

1826年秋,尼古拉绞死了佩斯捷利、穆拉维约夫43和他们的朋友以后,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对于别人,这种庆典是大赦和恕罪的时机,但尼古拉在庆贺登基大典之后,便又着手“制裁祖国的敌人”了,正如罗伯斯比尔在自己的圣体瞻礼44之后所做的一样。

秘密警察向他呈上了波列扎耶夫的诗……

于是一天深夜三时,校长叫醒了波列扎耶夫,命他穿上制服,到办公室去。学区总监已在那儿等他。总监端详了一下他的制服纽扣是不是全部扣上,有没有多余的,没作任何解释便把波列扎耶夫请进自己的马车带走了。

他把他带到国民教育部,教育大臣又把他请上了自己的马车——但这次是直接带他去见皇上。

利文公爵45把波列扎耶夫留在大厅里,自己进内室去了。虽然这时还只是清晨六时,大厅里已等着几个宫廷侍从和其他高级官员。大臣们以为这个年轻人有了什么突出成就,立刻围拢来与他搭讪,有个枢密官还想请他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

波列扎耶夫给传进了办公室。皇上站着,靠在写字台上,正与利文谈话。他拿着一本笔记本,对进去的人投出了注视的、凶恶的一瞥。

“这些诗是你做的吗?”他问。

“是我。”波列扎耶夫回答。

“公爵,”皇帝继续道,“我可以给您一个例子,让您看看今天的大学教育是什么样子,青年人在那里学些什么。”于是又对波列扎耶夫说道:“你把这本子上的诗念一下。”

波列扎耶夫心慌意乱,没有朗读。尼古拉把眼睛死死盯在他的身上。我知道这对眼睛,再没有比这对灰暗无光、阴森冷漠的铅一般的眼睛更可怕,更使人感到绝望的了。

“我没法读。”波列扎耶夫说。

“读!”那位最高司务长大喊道。

这一喊使波列扎耶夫恢复了力量,他打开了笔记本。后来他说:“我从未见过《沙希卡》抄得这么工整,写在这么好的纸上。”

起先他读得并不顺口,但后来越读越有劲,终于大声地、生动地念完了这首诗。每到特别尖刻的地方,皇帝便向教育大臣做做手势。大臣怕得闭上了眼睛。

“您有何高见?”尼古拉等他读完后,问公爵道。“我不能让这种目无法纪的现象继续蔓延,这还只是迹象,是它的最后残余;我得把它彻底根除。他的品行怎样?”

大臣当然不了解他的品行,但是他良心发现,答道:

“品行非常端正,皇上。”

“这个反映挽救了你,但是必须惩罚你,让别人有所警惕。你愿意当兵吗?”

波列扎耶夫没有作声。

“我要你通过当兵洗清自己的罪行,你愿意吗?”

“我应该服从。”波列扎耶夫回答。

皇上走前一步,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你的命运依靠你自己;如果我忘了,你可以写信给我。”并吻了他的前额。

关于亲吻的事,我要波列扎耶夫讲了十来次,因为我总觉得这不像是真的。波列扎耶夫发誓这是事实。

波列扎耶夫离开皇帝,给带去见季比奇,后者也住在宫内。季比奇还睡着,给叫醒了,一边打哈欠,一边走出来,看了公文,便问侍从武官:

“就是他吗?”

“是他,大人。”

“不要紧!当兵,这是好事;我也是当兵出身,您瞧,现在当上了将军,元帅,有朝一日您也可能像我一样……”

这句不合时宜的、笨拙的德国式笑话,是季比奇的亲吻。波列扎耶夫给送进兵营当了兵。

过了三年,波列扎耶夫想起皇帝的话,给他写了封信。没有答复。过了几个月,他又写了一信,又没答复。他相信,信没送到,于是他私自离开了部队,他想亲自面呈申请书。但他的行动不够谨慎,他在莫斯科会见了一些老同学,一起喝了酒。这当然不可能保持秘密。在特维尔,他给当作逃兵捉住,戴上镣铐,徒步押回军营。军事法庭判了他笞刑,送请皇上批示。

波列扎耶夫想在笞刑执行前自杀。他要找一把锋利的刀子,在监狱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便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一个老兵。老兵是爱他的,了解他的心情,也尊重他的意愿。当他知道批文到了,就拿了把刺刀来,含着眼泪说:

“我亲自磨快了的。”

皇帝没有批准刑罚。

这时他写了一首很好的诗:

  

我郁郁不乐,

正在死去,

带给我灾难的恶神

却扬扬得意……46

  

波列扎耶夫给送往高加索,后来在那里因功擢升为军士。过了一年又一年,没有出路的苦闷处境摧毁了他。成为一名警察诗人,讴歌尼古拉的德政,他办不到,然而这是丢掉背囊的唯一途径。

不过还有另一条出路,他选择了它:为了忘记一切,他开始酗酒了。他写过一首可怕的诗《烈酒颂》。

他获得批准调往卡宾枪团,驻在莫斯科。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了他的命运,但是可恶的肺病已侵蚀了他的身体。我是这时认识他的,大概在1833年。他又受了四年折磨,然后死在士兵医院。

他的一个朋友去领尸体埋葬,但是谁也不知道尸体在哪儿。士兵医院是做尸体买卖的,它把它们卖给大学和医学研究院,用它们制作骷髅等等。最后在地下室找到了可怜的波列扎耶夫的遗体——它压在其他尸首下,已被老鼠啃掉了一条大腿。

他死后,他的诗集47出版了。本来书前有一幅他穿着士兵大衣的画像,但审查机关认为不合适,于是可怜的受难者给加上了军官的肩章——他是在医院中被提升为军官的。

1 五分制中的最低分。

2 1844年,我在谢普金家遇到佩列沃希科夫。吃饭时,我坐在他旁边。快吃完时,他忍不住了,对我说道:“可惜,非常可惜,环境妨碍您从事正当的工作——您从前是很有才能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跟着您爬上天的,”我回答他,“我们是在地面活动。”“算了吧,这怎么可能,您说的是什么活动?黑格尔哲学!您的论文我拜读过了,一点也不懂,这是鸟的语言,真糟糕,不行啊!”对这个判决,我一直觉得可笑,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不能相信,我们当时的语言确实很糟,认为如果那是鸟的语言,那么一定是密涅瓦身边的鸟。——作者注(按:谢普金是当时数理系主任,已见前。佩列沃希科夫是天文学教授。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身旁有一只枭,作为智慧的象征。)

3 从莫斯科寄来的文件中,我发现了一封信,它是我写给当时与公爵夫人一起住在乡间的堂妹的,我把我的毕业通知了她:“考试结束了,我是学士了!您不能想象四年苦读之后,我这时的甜蜜心情。您在星期四想到过我吗?这是沉闷的一天,考试从早上九点一直继续到晚上九点。”(1833年6月26日)我大概多讲了两个小时,故作惊人之语,或者为了凑足十二小时。但是尽管一切顺利,我的虚荣心还是受了伤害,金牌奖被别人(亚历山大·德拉舒索夫)抢走了。在7月6日的第二封信中我写道:“今天举行毕业典礼,我没有参加,我不愿做第二名得奖人。”——作者注(按:这里的“堂妹”指赫尔岑之妻。)

4 原文是拉丁文。

5 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6 奥什(1768—1797),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卓越将领。

7 马尔索(1769—1796),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卓越将领。

8 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中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9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基层组织,每个法朗吉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人们在这里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收益,人人平等。

10 艾斯库斯(1813—1832)和勒布拉(1811—1832)都是法国的青年诗人,由于厌世而一起自杀。

11 保尔·德·柯克(1793—1871),法国资产阶级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巴黎生活,内容低级下流,在当时颇为风行。

12 卡拉布里亚在意大利南部,基多是厄瓜多尔的首都。

13 原文是法文。德普列是莫斯科一家烟酒店的老板,法国人,他的姓包含“近”的意思,题词即利用这一点做文字游戏。

14 一种法国葡萄酒,原文为法文。

15 索科洛夫斯基(1808—1839),俄国诗人,下面提到的《赫维里》是他写的一部诗剧。

16 波列沃伊(1796—1846),俄国作家。

17 马克西莫维奇(1804—1875),俄国植物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18 亚·费·戈利岑(1796—1864),宫廷高级侍从,第三厅长官,后来任审讯赫尔岑等人的审讯委员会委员,与前面提到的几个戈利岑都不是一个人。

19 将甜酒等浇在大块糖上,点燃溶化,再加果子酒等制成的饮料。

20 法国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21 原文是法文。

2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萨京的名字和父名,库兹马是他的仆人。

23 尼古拉·戈洛赫瓦斯托夫。——作者注(按:即赫尔岑的表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之子。)

24 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一个美丽的卖艺小女孩。

25 原文是意大利文。

26 原文是意大利文。

27 原文是意大利文。

28 原文是意大利文。

29 指6月7日的那封信。

30 贝朗瑞常常在诗歌中以祝酒的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讽刺君主专制制度,因此赫尔岑这么说。

31 涅斯托尔(约1056—1113),俄国基辅山洞隐修院的修士。古俄罗斯最早的历史文献《往年故事》,又名《编年史》,传说是涅斯托尔所编写。在19世纪,此书被斯拉夫主义者奉为经典。

32 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33 昂方坦(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追随者。1832年,昂方坦带领一批圣西门主义者,企图在巴黎附近的梅尼尔蒙唐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因而被捕入狱。

34 《拿破仑法典》本是拿破仑称帝时期制订的一部民法典,这里是就广义而言,指拿破仑时期的《刑法典》。1832年,法国政府根据《刑法典》第291条对圣西门主义者提起公诉,谴责他们破坏社会伦理道德。

35 法国奥尔良王朝时期(1830—1848)社会风气极坏,但统治者却指责圣西门主义者宣扬“新的宗教”、男女平等以及所谓“公妻”等。

36 原文是法文。

37 法国七月王朝时期,耶稣的十字架像从法庭上取消了,其他圣像也用绿布覆盖起来。

38 赫尔岑由于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常用“现实主义”一词代替“唯物主义”。

39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40 克谢诺丰特·波列沃伊(1801—1867),《莫斯科电讯》的编辑之一。

41 波列沃伊于1825年起发行《莫斯科电讯》(双周刊),曾得到普希金的支持,别林斯基的赞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1834年沙皇政府取缔了《莫斯科电讯》,此后波列沃伊即转向了反动方面。《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便写于此时,它标志了波列沃伊的转变。

42 庇护九世(1792—1878),意大利贵族,曾任总主教等职。1846年他当选为教皇,持开明观点。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中一度倾向进步,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于1850年后逐步倒退,站到了欧洲反动势力的一边。

43 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1796—1826),十二月党人,与佩斯捷利同时被处绞刑的五个人中的一个。

44 原文是法文。这本来是天主教的节日,意思是“主的节日”,但这里是借用这个名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规定了对所谓“至高之神”的祭典,作为“公民的新宗教”,并于这年6月8日举行了庆典。当时法国革命正处在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因而雅各宾派在庆典之后,又立即加强了对国内敌人的镇压。赫尔岑在此即指这种革命恐怖政策而言。

45 1828至1833年俄国的国民教育部大臣,但波列扎耶夫的事发生在1828年之前,因此这应该是利文的前任亚历山大·希什科夫。

46 引自波列扎耶夫的诗《天意》。

47 书名《竖琴——亚历山大·波列扎耶夫的诗》,出版于18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