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派尔去世两周之后，我再次见到维戈特。他的声音从俱乐部酒店里传出来时，我正沿着沙内大道行走。在那些日子里，俱乐部酒店是安全局人员最喜欢去的餐厅，为了向那些恨他们的人摆出一种挑衅的姿态，他们经常在楼下吃午饭、喝酒，让普通公众去楼上吃喝，以防遭受手榴弹的袭击。我走过去加入他们，他帮我叫了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玩两把吗？”
“你想玩就来吧。”然后我掏出骰子，来玩“四二一”这种毫无新意的游戏。这些数字和骰子的情景，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印度支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见两个人玩骰子，我都仿佛置身于河内或者西贡的街头，或者又回到发艳那些被轰炸过的建筑物之间；我看见了那些伞兵，为了保护自己，穿起毛毛虫一般的奇特装束，他们在运河边来回巡逻；我听到迫击炮的声音正逐渐接近，也许我还看见了一个死去的孩子。
“没有凡士林。”维戈特一边说着，一边扔了个“四二一”。他将最后一根火柴推向我。安全局的人在玩这个游戏时，总喜欢说些两性之间的术语。也许这就是维戈特发明的，然后被他的部下学会了，不过他们倒是没学他去读帕斯卡的书。“少尉。”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你每输一局，便升一级——直到有人成为上尉或者司令官，游戏便可以结束了。第二局也是他赢了，在计算火柴数目的时候，他说：“我们找到了派尔的狗。”
“是吗？”
“我想它是不情愿离开那具尸体。不管怎样，他们割了它的喉咙。它倒在距离尸体五十码远的泥地里。也许是一步一步拖着自己爬过去的。”
“你们现在对这件事还感兴趣吗？”
“美国公使始终纠缠不休。谢天谢地，要是一个法国人被杀了，可没有这么多麻烦。不过，那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我们掷骰子，并以分好的火柴为赌注，然后才开始认真地玩起来。维戈特迅速掷出来个“四二一”，真是不可思议。他只剩下三根火柴了，而我又掷出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点数。“老弟。”维戈特说，又推给我两根火柴。待到最后一根火柴出手后，他说：“上尉。”然后我喊侍者上些酒来。“有人赢过你吗？”我问。
“不经常有。想报仇吗？”
“下次吧。你真是个不赖的赌徒，维戈特。其他需要碰运气的事情，你也会赌一把吗？”
他苦笑一番，不知怎么，我想起了他的那位金发妻子，有人说她背叛了维戈特，跟那些下级军官搞在一起。
“算是吧，”他说，“我们都无法避免去参与那场最大的赌博。”
“最大的？”
“‘让我们权衡一下得失’，”他又在引经据典，“‘打赌上帝是否存在，我们估计一下这两种可能性。如果你赢了，那么一切都属于你；如果你输了，那么你将一无所有。’”
我也引用帕斯卡的文章回击他——我只记得那么一段儿。“‘选择头或者尾，同样都是错的。他们都错了。真正的方法是压根儿不去下注。’”
“‘是的，但你非赌不可。由不得你选择。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你没有遵守你自己的原则，福勒。你也卷入其中，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不是在宗教方面。”
“我们没在谈论宗教。事实上，”他说，“我想到的是派尔的狗。”
“噢。”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吗——在狗的爪子上寻找线索，分析爪子上的泥土等等？”
“然后你说你既不是梅格雷，也不是勒高克。”
“我查得倒也不错，”他说，“派尔出门时总带着那条狗，不是吗？”
“我想是的。”
“是因为那条狗很值钱，不能让它乱跑，是吗？”
“乱跑显然是不安全的。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吃狗肉的，你知道的吧？”他开始把骰子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我的骰子，维戈特。”
“噢，对不起。我在想……”
“你为什么说我也卷入其中了呢？”
“你最后一次看见派尔的狗，是在什么时候，福勒？”
“鬼知道。我又没有跟狗约会的记录册。”
“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确切时间还不知道。”我从不喜欢把这种消息告诉给警察。这也帮他们省些麻烦。
“我想——今晚——去看看你。晚上十点可以吗？如果那时只有你自己在家的话。”
“可以，那个时间段里，我会安排凤去看电影。”
“一切又都好了吧——你和凤？”
“是的。”
“很奇怪。在我的印象里，你——嗯——总是不怎么快乐。”
“当然，不快乐的原因有很多，维戈特。”我直截了当地说道，“你应该知道。”
“我？”
“你自己也是个不快乐的人哪。”
“噢，这没什么可抱怨的。‘被毁的房子没有愁苦’。”
“这是什么话？”
“也是帕斯卡说的。这是关于痛苦的骄傲辩词。‘树木没有愁苦。’”
“为什么要去当警察，维戈特？”
“很多因素吧。出于谋生，对人类的好奇心，还有——是的，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欧的喜爱。”
“也许你应该去做一名教士。”
“我没读过那种跟宗教相关的书——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
“你直到现在还怀疑我跟这件事儿有关，是吗？”
他站起身来，喝光杯子里的味美嘉喜鸡尾酒。
“我很想跟你谈谈，仅此而已。”
他转身离去后，我想起他望着我的眼神，居然有种怜悯的情绪，就好像是在望着一个他负责逮捕的、即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
2
我早已受到惩罚了。仿佛派尔离开我的寓所时，就已经对我宣判，判我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一直心神不宁。每次我回家时，都提心吊胆，生怕灾祸降临。有时凤不在家里，我便无心工作，直到她回来，因为我总在担心她是否会就此失踪。我问她去哪里了（竭力不让我的语气里显出焦虑或怀疑的情绪），有时她会回答说去逛市场或商店，并且拿出证据（甚至她所准备的这些证据，在那段时期看来，似乎也是不太自然的），有时她是去了电影院，有电影票根可以作证，有时则是去了她姐姐那里——我觉得她去那里是为了跟派尔见面。那些日子里，我很野蛮地跟她做爱，仿佛她是我所憎恨的仇人，但其实我憎恨的是我们的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天晚上拥它入眠。她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为我做饭，为我烧鸦片，温柔而甜蜜地躺在我身边，供我寻欢取乐（其实已不再是乐事）。就像早些时候我要她的心那样，现在我要知晓她的想法，但她的想法却都藏在一种我不会讲的语言里。我不想逼问她。我也不想让她撒谎（只要谎话没有公开讲出来，我就可以装作我们还跟以前都一样），但忽然间，我不安的情绪会替我发问道：“你上次看到派尔是什么时候？”
她迟疑了一下——亦或者她真的是在回想？“是他来这里那次。”她回答说。
我开始——差不多是不自觉地——诋毁一切美国事物。我的谈话里尽是美国文学有多么贫瘠，美国政治出了多少丑闻，美国儿童是多么缺乏教养。那种感觉就好像凤是被一个国家夺走的，而不是一个人。美国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对的。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我的观点日渐遭人厌烦，连我的那些本来对美国十分反感的法国朋友也都听厌了。这就好比是我已经被人出卖了，但是一个人是不会被自己的敌人所出卖的。
就在那个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发现家里没人（她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她姐姐那里了？）。我发现房门下面塞着一张纸条。是多明戈斯的留言。他先是为自己生病而道歉，然后让我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抵达沙内大道拐角处那间大商店的门口。他说是周先生托他写信告诉我，但我猜想，事实上，大概是韩先生想请我到那里去。
整个事件，最终值得一写的内容不过是一小段，不过却很有趣。它跟北方那场悲哀而惨烈的战争没什么关系，跟发艳那条塞满死去多日的灰色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持续轰击，跟汽油弹的炫目白光都没有关系。我在一个贩卖鲜花的摊位那里等了大概一刻钟，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提拿街的安全总部开来，骤然停下，刹车器与橡皮车胎一阵吱嘎乱叫。那些警察迅速下车，跑去商店，仿佛他们是来镇压暴徒的，但这里并没有暴徒——只有一列围成栅栏的自行车。西贡的每一座大楼都被自行车包围着——西方任何一座大学城里都不会有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调好照相机，这场令人费解的行动就已经结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堆自行车里，将其中的三辆高举过头，抬到大街上，扔进那个装饰喷泉里。还没等我拦下一名警察询问情况，他们便全都回到卡车上，在勃纳尔大道上快速驶离。
“自行车战役。”一个声音说道。原来是韩先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是一场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等看。”韩先生说。
几个闲逛的人走近那座喷泉，一只轮子像浮标那样露出水面，就像是在警告来往船只要避开此处，底下有沉船残骸：一个警察穿过街道跑过来，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挥着他的手。
“咱们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韩先生说道，然后又看了看他的手表。现在是十一点零四分。
“你的表有点儿快。”我说。
“总是这样。”与此同时，人行道那边的喷泉忽然爆炸。一块装饰用的顶盖飞出去，直接打在窗户上，玻璃碎片像淋浴喷出的晶莹水滴那样纷纷落下。没人受伤。我们抖掉了衣服上的水滴和玻璃碎片。一只自行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来回旋转，晃了几下之后，倒在地上。“现在一定是十一点整。”韩先生说。
“这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会有兴趣的，”韩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有兴趣。”
“来喝一杯吗？”
“不，很抱歉。我必须回到周先生那里，不过我先给你看点儿东西吧。”他将我带到自行车停放处，打开他自己那辆车子的锁。“仔细看。”
“罗利牌的。”我说。
“不，看看这个打气筒。它让你想起什么来了吗？”我还是莫名其妙，他自以为是地笑了笑，便骑车走了。他回过头来，朝我挥挥手，向着堤岸和废铁仓库骑去。我去安全局打听消息，在那里，我才弄懂他的意思。我在他的仓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可以铸出像是半截自行车打气筒的形状。那一天在整个西贡，那些无辜的自行车打气筒竟然全都藏有炸药，在十一点整准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的情报采取预防措施的几个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那些情报是从韩先生那里传出去的。这些都是小事——十起爆炸，六人受轻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僚——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称之为是“暴行”外——其余均以嘲讽的态度来叙述，才能使这件事登上报刊。“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作个好标题。他们都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人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但我的报道在内部就被删改了。泰将军不再是新闻。你不能浪费篇幅去指证他。他让多明戈斯给韩先生送去封信，向他表示遗憾——我确实已经尽力了。这时，在我看来，他——或者他的越盟委员会——有些过于敏感了。其实，谁要是能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倒是可以获得颇有幽默感之类的美誉。“他们下一次又会想到什么呢？”人们在聚会上这样说着，整个荒唐事件在我看来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陀螺似的欢快地在大街中央旋转。我甚至没向派尔说起过我听说他在跟泰将军暗中勾结的事情。让他去玩他的塑料模子去吧，只要别伤害到他人，这样也许可以让他的心思少放在凤身上一些。此后，有天晚上我碰巧在那附近，又因为也没有其他事情好做，所以便去范先生的车库看了看。
这个地方既狭小又肮脏，面积跟那个废铁仓库不相上下，就位于索姆大道上。车库中间有一辆被千斤顶撑起来的汽车，前盖敞开着，张着大嘴，像一具放在外地博物馆里的无人参观的史前动物标本。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记得这里还有一辆汽车。地板上散落着许多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扔东西，就像中国厨师会把一只鸭子分解成七道菜，连一只鸭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居然会把那些空铁桶和损坏的模子白白扔掉——也许是里面的雇员偷出来想卖几个钱，也许是有谁被足智多谋的韩先生贿赂了。
周围没有人，我便往里面走去。也许，我想，他们都出去避风头了，以防警方找上门来。韩先生可能在安全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即便如此，警方也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让人们认为那些炸弹是共产党放的，似乎要更好。
除了那辆汽车和散落在混凝土地面上的废铁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是在范先生这里被制造出来的。我还是搞不懂铁桶里的那些白色粉末是怎么做成塑料的，但能肯定的是，整个过程很复杂，不可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就连街上那两只汽油打气筒似乎也被人完全忽视了。我站在门口，向街上望去。在大道中央的树下，理发师正在忙活着；树干上钉着一片小镜子，反射出闪烁的日光。戴着软帽的小姑娘快步走过，肩膀上挑着两只篮子。算命先生蹲在西蒙·弗雷尔斯商店墙边，他已经拥有了一位顾客：一个留着一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得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才能配得上那花掉的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生活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范先生，但警方却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在这一层面的生活里的每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你却没办法像一步迈入大街上那样轻松地迈入到这一层面的生活里。我想起了那些在楼梯口公共厕所旁边闲聊的那些老太婆：她们也听见了一切事情，但我却不清楚她们都知道些什么。
我回到车库，走进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那里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书桌——价格表，一瓶胶水，一台加法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和三个茶杯，许多支没有削过的铅笔，不知为何，还有一张没写过的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明信片。约克·哈丁可能使用许多鲜明而生动的抽象概念来描绘第三势力，但到头来却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势力。背后的墙上还有一道门，门是锁着的，但钥匙就放在书桌上那些铅笔之间。我打开门，走了进去。
我来到一间小棚屋里，空间大小与车库相仿。这里摆着一台机器，看起来很像是铁杆和电线做成的笼子，其中有数不清的栖枝，用以囚禁没有翅膀的大鸟——它给人的印象是用许多老旧的破布捆绑着的，不过那些破布也可能是用来清洁灰尘的，正在清洁时，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就被人叫走了。我发现了一件制造商的名字——里昂的什么人，还有一个专利号——是什么的专利呢？我接通电流，那台陈旧的机器忽然复活：那些铁杆原来也有用处——这台奇妙的装置就像一位老人攒足生命最后的力量，不停地用拳头向下凿着，不停地凿着……这个东西应该算作压榨机，尽管从它的构造来看，应当是跟老式自动点唱机属于同一时代，不过我想，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从不浪费东西，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在这里终结其职业生涯（我记得在南定的一条后巷，曾看见《火车大劫案》在屏幕上来回颤动地播放着，供人娱乐），所以这台压榨机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我更为仔细地检查这台压榨机；上面有白色粉末的痕迹。黛奥拉克通，我想，那种有点儿接近于奶粉的东西。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有过铁桶或者模子。我走回办公室，回到车库里。我很想轻轻地拍拍那辆旧车的挡泥板：它也许会在这里等上很久，但总会有一天……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这时可能正在稻田里的某处，他们的终点是泰将军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圣山。最后，我抬高嗓门，大声喊着“范先生”时，我可以想象我已经远离那间车库、那条大道和理发师，回到了那些稻田里，那是我去西宁路上的避难之所。“范先生！”我仿佛可以看见一个人在那些稻秆儿之中转过头来。
我走回家去，走上楼梯口，那些老太婆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对我来说，树上鸟儿的乱叫也比她们所说的话更为简单易懂。凤不在家——只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她去她姐姐那里了。我躺在床上——我最近经常很容易感到疲倦——然后便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看见那只闹钟的表盘上指向一点二十五分，我转过头去，希望发现凤就睡在我身边。但枕头还是没人动过。那天她一定是换过床单了——上面还散发着凉丝丝的洗衣店的味道。我站起来打开她放围巾的那只抽屉，围巾已经不在那里。我走到书架前——那本关于皇室家庭的生活画册也消失了。她已经把她的东西全部拿走了。
备受震惊的那一刻，反而没有那么痛苦，痛苦始于凌晨三点左右。当时，我准备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是的，我总得活下去吧，总得逐步忘却那些往事。快乐的记忆是最糟糕的，于是我竭力去回忆那些不愉快的。这方面，我倒是有经验。毕竟从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我现在年纪更老了——我感觉我已经没有精力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了。
3
我去美国使馆找派尔。进门之前我必须填写一张表格，然后交给一个宪兵。他说：“你没写来访目的。”
“他会知道的。”我说。
“那么你预约了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么写也无妨。”
“这么做在你看来很愚蠢吧，我猜，但我们必须小心起见。总有些奇怪的人闯到这里来。”
“这个我听说过。”他将口香糖换到另一边去嚼，然后便进入电梯里。我自己在这里等候。我还不知道该对派尔说什么。这样的场景我可没有经历过。那个宪兵回来了。他不大情愿地说：“我想你可以进去了。12A室，二楼。”
我走进房间时，发现派尔并不在那里。乔坐在办公桌后面：就是那个经济专员，我仍然不记得他的姓氏。凤的姐姐在打字桌后面看着我。从那双贪婪的棕色眼睛里，我所看到的是胜利的神情吗？
“请进，请进，汤姆，”乔大声叫道，“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腿怎么样了？您这样的人物来我们这种小地方，这可少见。拉一把椅子过来。告诉我你对最近的战况是怎么想的。昨天晚上我在大陆酒店看见格兰杰了。他又回到北方了。那小子可真够积极的。哪儿有新闻，哪儿就有格兰杰。来抽根烟吧。自己拿。你认识徐小姐吗？这些人的名字我可记不住——对于我这样的老家伙来说，记住这些东西可太难了。我就叫她‘嗨，那边的’——她也喜欢这种叫法。一点儿也没有那种沉闷的殖民主义气息。外面有什么小道消息吗，汤姆？你的那些伙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很遗憾听说你的腿出了问题。奥尔登告诉我的……”
“派尔在哪儿？”
“噢，今天早上奥尔登不在办公室。我想他应该是在家里。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家里完成的。”
“我知道他在家里都做些什么。”
“那个小伙子很积极。呃，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怎么说呢，他在家里所做的事情里，至少有一件我可是知道。”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汤姆。迟钝的乔——那就是我。以前是。以后估计也是。”
“他跟我的女人搞在一起——就是你这位打字员的妹妹。”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问她吧。是她安排的。派尔抢走了我的女人。”
“听着，福勒，我还以为你来这里是为了公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可别来这一套，你知道的。”
“我来这里是找派尔的，但我想他已经躲起来了吧。”
“好吧，我觉得你是最不应该说出这种话的人。奥尔登先前为你做了那么多。”
“噢，是吧，是的，当然了。他救过我的命，不是吗？但我从未要求他这样做过。”
“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你的。那个小伙子很有胆量。”
“我根本不在乎他有没有胆量。他身上的某些其他部位，可要比胆量更厉害。”
“嗯，这样含沙射影的话我们还是别说了，福勒，毕竟屋里还有位女士。”
“这位女士跟我很熟悉。她从我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现在她又想从派尔身上捞一笔。好吧。我知道我现在的行为很糟糕，我还会把这种糟糕继续下去。面对这种情况，谁的行为都不会好到哪儿去。”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一份关于橡胶产量情况的报告……”
“别担心，我这就走。不过如果派尔打电话来，就说我来找过他。出于礼貌，他也许会想着回访一下。”我对凤的姐姐说，“我希望，你们已经达成了财产协议，在公证人、美国领事和基督科学教会的共同见证之下。”
我回到走廊里。对面的门上写着“男卫生间”字样。我走进去，锁上了门，坐下来，头靠在冰冷的墙上，哭了起来。在此之前，我一直没哭过。这里连卫生间都有空调，没过多久，那种温和的风便吹干了我的泪水，一同吹干的还有我嘴里的唾液和身体里的精液。
4
我把全部事情交托给多明戈斯，只身一人前往北方。在海防的加斯科涅中队里，我有些旧交，于是我有时会在机场的酒吧间里消磨几个小时，有时则在外面的砾石路上玩保龄球。按照官方说法，我是到了前线：我跟格兰杰同样积极，但对我的报纸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与我上次去发艳的旅行一样。然而一个人如果要去报道战争的话，那么自尊心也会让他偶尔去冒一点儿风险。
即便是限定时间内，去分担这种风险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河内方面已经发出命令，只允许我去参加水平轰炸——在战争里，这种轰炸就跟坐公交车出门旅行一样安全，因为我们的飞行高度远远超出了重机枪的射程；除非驾驶员发生操作失误，或者引擎出现故障，否则我们都是十分安全的。我们按照时间表出发，又按照时间表返回：所装载的炸弹斜落而下，螺旋形的烟雾从公路交界处或者桥上盘旋升起，然后我们巡航一周，赶回来喝一杯开胃酒，并在砾石路上玩起保龄球来。
有天早上，我正跟一位年轻军官在市区的军人食堂里喝白兰地苏打，他很希望我去参观一下南码头，正当此时，忽然接到了一道任务。“愿意一起来吗？”我说好。对我来说，水平轰炸也不失为一种打发时间和消解顾虑的好方式。开车去机场时，他说道：“这次是俯冲轰炸。”
“我还以为不允许我……”
“只要你什么都别写就行。这次你可以看到邻近中国边境的一片土地，你以前应该从未见过。靠近莱州。”
“我本以为那片区域很平静——而且是由法国人在管辖？”
“曾经是。两天前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我们的空降兵离那里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想把越盟的人按在他们自己的洞穴里，直到我们收复那个据点。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低空俯冲下去，并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只能出动两架飞机——其中一架已经在那里了。你以前参加过俯冲轰炸吗？”
“没有。”
“你要是没经历过的话，是会有一点儿不舒服的。”
加斯科涅中队只有小型的B-26轰炸机——法国人管这种轰炸机叫妓女，因为它的翼展很短，看不见支架。我被挤到一小块金属垫子上，面积跟自行车座差不多，膝盖顶着领航员的背部。我们沿着红河向上飞行，缓缓攀升，红河在那种高度上看起来的确是红色的。我们好像已经回到了远古时空，以最初给这条河流命名的地理学家的目光来看待它，他当年也许就是在此时看见它的，夕阳斜射，最后一抹光将两岸填满。接着，我们在九千英尺的高度上掉转方向，朝着黑水河飞去，那里确实是一片漆黑，到处都是阴影，不见一丝光芒，峡谷、悬崖和丛林那些辽远的壮丽景色，在我们下方旋转，矗立。你可以空投一队伞兵，让他们降落在那绿灰交际的田野里，保证没有任何踪迹，就像在丰收的稻田里扔下几枚硬币那样不起眼。在我们前方很远的地方，有一架小飞机如蚊子般移动。现在轮到我们来接班了。
我们在那座哨岗和被绿色环绕着的村庄上空转了两圈，然后以螺旋式的姿态冲上那耀眼的高空。驾驶员——名叫特鲁恩，回头望着我，并眨了眨眼睛。他的驾驶盘上就是控制机关枪和炸弹仓的按钮。在我们向下俯冲时，我竟然有肠道通畅的感觉，遭遇新的经验时，我们往往会有这种感觉——第一次跳舞，第一次参加晚宴，第一次恋爱。当它升到顶端时，我想起了在温布利展览会上的云霄飞车——没有办法逃出来，你被你的经验困住了。我们冲下去的时候，我只来得及看一眼表盘，当时我们是在三千米的高空上。现在全凭感觉，视野里一无所有。我被推向前方，压在领航员的背部：仿佛有个非常重的东西压在我胸口上似的。我不知道炸弹是什么时候投下去的；接着，机关枪嗒嗒嗒地响了起来，座舱内满是火药的味道，我们上升时，压在我胸口的重量有所减轻，胃部却在下沉，脱离躯体，自杀一般向我们刚离开的地面坠落下去。大概有四十秒的时间里，派尔是不存在的，甚至孤独也不存在了。当我们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攀升时，我能看见黑烟从旁边的窗口向我涌来。第二次俯冲之前，我感受到了一种惧怕——惧怕出丑，惧怕吐在领航员的背上，惧怕我那上了年纪的肺部顶不住这样的压力。第十次俯冲后，我只觉得焦躁不安——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是时候回家了。我们又一次大坡度攀升上去，脱离地面机关枪的射程，转向离开，黑烟又朝我们袭来。那村子被群山环抱。每次我们都得经由同一路线迫近目标，以相同的办法通过那个缺口。无法变更我们的攻击路线。当我们进行第十四次俯冲的时候，我想，现在我再也不惧怕出丑了。“他们只剩下一挺机关枪还能射击就可以了。”但我们又升起机头，回到安全地带了——也许他们连一挺机关枪都没有吧。那四十分钟的巡逻似乎永无休止，但我总算抛开了私虑的烦扰。我们返回时，太阳已经落下，地理学家的时间段已经过去了：黑水河不再是黑色的，而红河也变成金黄色的了。
我们又向下飞去，离开那些扭曲多节、遍布裂缝的森林，朝着河流飞去，在那些荒芜的稻田上滑行而过，像一颗子弹似的瞄准那条黄色溪水上的小舢板。飞机上的炮只射出一排曳光弹，那只舢板便被打得四分五裂，火光四溅。我们甚至没有等着去看看那些受害者如何挣扎求生，便继续攀升，返回基地了。就像我在发艳看见那个死去的孩子时那样，我又在想，“我憎恨战争。”如此心血来潮一般地选取猎物，这种行为未免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刚好只是路过而已，放一炮就够了，没有人会来还击，然后我们便又飞走了，只为这个世界的死亡人数又徒增一笔而已。
我戴上耳机，好能听见特鲁恩上尉对我说的话。他说：“我们会绕一点儿路。夕阳照在石灰岩上简直美不胜收。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他友善地补充道，像一位主人在展示他的物产之美，我们在阿龙湾上迎着夕阳飞了一百英里。头盔之下，特鲁恩上尉那张火星人似的脸正惆怅地向外望去，望着下面伟岸的山峰和重峦叠嶂间的金色丛林。这会儿，谋杀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
5
那天晚上，特鲁恩上尉坚持要请我去烟馆，虽然他本人并不吸鸦片。他喜欢那种味道，他说，并且热衷享受一天结束时那种宁静的感觉，但出于职业原因，他也只能放松到这一步。有些军官也吸鸦片，但他们都是陆军——他得好好睡一觉。我们躺在一排隔间中的一小间里，这里更像是学校的宿舍，那位中国老板为我烧烟。自从凤离开我后，我还没有吸过。过道那边，一个混血女人吸完烟后蜷起腿躺在那里，在读一份用亮光纸印刷的妇女报纸，她的双腿又长又美。在隔壁那个房间里，两位中年的中国男子正在喝茶谈生意，烟枪都放在一旁。
我说：“那只舢板——傍晚时那只——对你们有什么害处吗？”
特鲁恩说：“谁知道呢？在那条河一带，我们奉命要去射击任何能看见的东西。”
我抽完了我的第一袋烟。尽量不去想我在家里抽烟时的情形。特鲁恩说：“今天的事情——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最糟糕的。在那个村子上空，他们本可以将我们击落的。我们所冒的风险和他们是相同的。我最讨厌的是凝固汽油弹轰炸。从三千英尺的高空投下去，十分安全。”他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你看见那些森林着火了。上帝才知道你从地面上看的话，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那些可怜的人被活活烧死，火焰像水一样蔓延至全身，他们已经被火浸透。”他的这几句话仿佛是在对全世界发怒，因为全世界都不理解真实情况。“我不是在打一场殖民战争。你以为我会为那些红土种植园主做这些事情吗？我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在替你们打仗，但你们却把罪行推到我们身上。”
“那只舢板。”我说。
“不错，那只舢板也一样。”我伸手去接我的第二袋烟，他注视着我，“我很羡慕你的逃避手段。”
“你不知道我在逃避什么。我并不是在逃避战争。那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卷入进去。”
“你们都会卷入进去的。或早或晚。”
“我不会的。”
“你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他们有权开枪射我，但并没有那么去做。他们当时是想轰掉那座哨岗。爆破队来了，你总得离他们远一些。即使在皮卡迪利大街也是一样。”
“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你到时会选择一个立场。”
“不，我就要回到英国去了。”
“你曾给我看过的那张照片……”
“噢，我已经撕碎了。她离开了我。”
“抱歉。”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离开了别人，别人又离开你。这差不多让我相信正义是存在的了。”
“我确实相信。第一次投掷凝固汽油弹时，我就想，这是我出生的村庄，也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杜布瓦先生住的地方。那个面包师——我小时候很喜欢他——正在火焰里奔逃，而那些火焰是我投掷下去的。当年维希政府也没有轰炸自己的国家。我觉得自己比他们更糟糕。”
“但你还在继续下去。”
“那种情绪只是一时的。只有投掷凝固汽油弹才会产生。其余的时间里，我认为我是在保卫欧洲。而且你知道，其他人——也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当他们在一九四六年被赶出河内时，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他们认为曾经帮过我们的那些人——之中留下了可怕的遗物。有一个太平间里的女孩儿——他们不仅割掉了她的乳房，还肢解了她的情人，将他的……塞进……”
“这就是我不愿意卷入进去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理性或公正的问题。我们都会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卷入进去，然后就摆脱不掉了。战争与爱情——人们经常拿这两者作比。”他悲伤地向那边的“宿舍”望过去，就是那个混血女人暂时平静蜷伏着的地方。他说：“我也不想换成其他情况。那边那个女孩儿才是被父母卷入进来的——海港沦陷后，她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法国只能算是半个家乡……”
“海港会沦陷？”
“你是新闻记者。你比我要更清楚，这场战争我们是赢不了的。你知道，通往河内的道路每天晚上都会被切断，并且埋上无数地雷。你知道，我们每年损失掉圣西尔军校一个班的毕业生。我们在一九五〇年差点儿就被彻底击败了。德·拉特尔不过多给了我们两年时间——仅此而已。但我们是职业军人：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直到那些政治家让我们停下来。也许他们会聚在一起，同意和平停战，在最开始时其实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年的战争便毫无意义了。”他那张丑陋的脸在俯冲轰炸前曾对我眨了眨眼，现在却露出职业性的残忍神情，很像孩子们戴的那种圣诞节面具，两只眼睛从纸洞里向外窥视。“你不会明白那种毫无意义的感觉的，福勒。你不是我们其中一员。”
“一个人的生命里也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浪费掉很多年的时光，最终却毫无意义。”
他将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摆出一个怪异的、试图要保护我的姿态，好像他比我要更年长。“带她回家吧，”他说，“比抽鸦片可好多了。”
“你怎么知道她会跟我回去呢？”
“我自己跟她睡过觉，佩兰上尉也睡过。五百皮阿斯特。”
“够贵的。”
“我想三百她也会干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去讨价还价的。”
但他的建议并不一定会被采纳。一个人的身体会被他能做出的动作限制，而我的身体却被记忆限制住了。我的双手在那天晚上抚摸的那具躯体，也许比我平时习惯的那具更加美好，但我们不止于仅仅迷恋美色。她跟凤用的是同款香水，忽然间，在进入的那一刻，我失去的那个人的身影，要远远强过了躺在我身边、任凭我处置的这具肉体。我挪开身体，躺了下来，完全没了欲望。
“很抱歉，”我说，然后继续撒谎，“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她误会了我的意思，无比温柔地说：“别担心。这种情况常有发生。是鸦片的原因。”
“也许吧，”我说，“鸦片。”真希望是鸦片的原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