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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个星期，但事实上，将近三个星期后，我才回来。首先，离开发艳这个地方，竟然比进入时还要困难。南定与河内之间的道路已被切断，又不可能只为一个记者安排一次航运，更何况这记者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后来，等我到达河内时，记者们也都飞了过来，听取最近这次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也没给我留位置。派尔在到达的那个早上便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跟我谈谈关于凤的事情，他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了。五点半时，迫击炮停止轰炸，他还在睡觉，我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时，发现他已经走了。我以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从南定一路撑船划过来，那么也就不必替他担心那几个狙击手了；他对自己会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完全没有预想，而他对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与危险也是一样毫无准备。有一次——但那是几个月后的事情——我失控了，将他双脚猛推进去，我的意思是将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怎样转过身来，困惑地看着那只弄脏的皮鞋，说道：“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那时我就知道，他已经学会了约克·哈丁的那套措辞。不过就他的为人而言，还是颇为真诚的：这不过是巧合，一切牺牲均由他人付出代价，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倒在通往达科的桥下。
我回到西贡之后，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的，当我下楼喝咖啡时，他说服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将他带上一艘登陆艇里；登陆艇完成巡视工作之后，让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运气不错，跟着沙眼治疗团队回到了河内，二十四小时后，那条道路便被正式切断。当我抵达河内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南方，临走之前，他在记者营的酒吧间侍者那里给我留了一封信。
“亲爱的托马斯，”他写道，“我没办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是多么出色。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去找你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当他撑着船，长时间沿河航行的时候，心情又如何呢？）没人能冷静地处理这样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声之后，也不觉得像之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吗？我生气地想着，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故意这样的。对他而言，他只要不觉得惭愧，那么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会愉快，凤会愉快，整个世界也会愉快一些，还包括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派尔不惭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临了。）我在这里等了你二十四个小时，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真正的工作却是在南方。我已经告诉沙眼治疗团队的成员了，让他们去拜访你——你会喜欢他们的。这些小伙子都很棒，他们在做的工作与成年人无异。我会赶在你之前回到西贡，不必担心。我向你保证，在你回来之前，我不会去见凤。在日后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让你感到不公平。你诚挚的，奥尔登。”
又是那种想当然的假设，认为“日后”我会失去凤。他是在美元汇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信吗？过去我们也经常说起英镑的价值。现在，我们要谈一场美元的恋爱了吗？一场美元的恋爱，当然包括结婚、生子和母亲节，尽管后来可能也包括里诺或者维尔京群岛[25]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美元的恋爱有着美好的愿景，一颗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人就都见鬼去吧。但我的爱情没有愿景：未来摆在那里。所有能做的，不过是让未来不那么难堪，当它来临时，让它温和地幻灭，在这方面，鸦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从未预见到，我不得不告诉凤的第一个幻灭的未来，竟然是派尔的死讯。
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毫无疑问，格兰杰也在那里。一个年轻、英俊的法军上校主持会场。他用法语发言，旁边的初级军官替他翻译出来。法国记者们像足球队员一样坐成一排。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聆听上校的发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着凤，以及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派尔是对的，我真的失去了凤：那我该何去何从？
翻译说：“上校告诉大家，敌军吃了一场大败仗——损失了几乎一个营的兵力。残余的部队正乘着简易木筏渡过红河逃窜。我们的空军一直在追击他们。”上校用他的手抚过他那优雅的金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在墙上的长地图下来回踱步。一位美国记者问：“法军的损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义——记者招待会这种场合里，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和蔼地笑着，直到翻译把这句话说完，他才作出模棱两可的回应。
“上校说，我们损失并不严重。确切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你会认为，或早或晚，上校会想出一套说辞来应对这些执拗的“学生”，否则“校长”便会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职工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说的是真的？”格兰杰说道，“他有时间去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颇具耐心地又编出一套回避的说辞，他心里很清楚，若是有人继续追问的话，那么这套说辞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忧郁。如果美国记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么，他们就会一把抓住，但他们不会主动引诱自己的同胞。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赶跑了。在火线后方是可以清点死亡人数的，但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你不能指望让正在前进的法军部队统计具体的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而是参谋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各排不会及时通过对讲机报告伤亡情况，是吗？”
上校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想，如果他一开始便摊牌，坚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伤亡人数但不想说，那么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毕竟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权利。我们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议员们争斗，也不必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同胡志明的军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为此死亡。
上校忽然间脱口而出地说道，法军的伤亡人数比例是一比三，说完便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着地图。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战士，他的同僚，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窗——跟格兰杰预测的数字并不相符。格兰杰说着：“现在咱们总算搞清楚大致情况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胜利表情。那些法国记者低着头，沮丧地记下这个数字。
“这个比例可要高于朝鲜战场。”我假装不了解地说道，不过我却给了格兰杰一条新的线索。
“问问上校，”他说，“法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说敌军正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们不在乎这条河是什么颜色的。只是想知道，法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敌军正在逃窜。”
“他们到达河对岸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河边一坐，然后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法国军官怀着阴郁的耐心聆听着格兰杰的咄咄逼人的声音。现在的战士们，还得学会忍气吞声。“你们准备给他们投些圣诞贺卡吗？”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段话，甚至连“圣诞贺卡”这种词也翻译出来了。上校对我们冷笑，“不投圣诞贺卡。”他说。
我想是上校的年轻与英俊惹恼了格兰杰。这个上校不是一个——至少不是格兰杰以为的那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他说：“你们总不会投些别的什么东西吧。”
上校忽然说起英语来，并且还很流利。他说：“如果美国人承诺的供给物资到位的话，我们就有更多可投的东西了。”尽管他的举止文雅，但头脑还是太简单了。他居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去关心祖国荣誉，而枉顾新闻采访。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他的记性相当好，能记住每一个日期）：“你的意思是，应该在九月初就抵达的供给物资，现在还都没运到吗？”
“没有。”
这下格兰杰可得到他想要的新闻了，他立即动笔记下来。
“很抱歉，”上校说，“这一点不能在报上发表，只能作为背景来参考。”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道，“这可是新闻。在这方面，我们能间接地帮上忙。”
“不，还是让外交官们去交涉吧。”
“发在报上的话，又有什么弊端呢？”
法国记者一脸困惑：他们几乎不懂英语。上校又没有按照规定的那样讲法语，他们只好气愤地相互低声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的报纸们会说，‘噢，法国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讨。’那些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又会发出谴责，‘法国人正在替美国人流血，而美国却连一架二手直升机也不给派过来。’无论怎样，都不妥当。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机，而敌人还在那里，距离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你们急需直升机，可以吗？”
“可以这么写，”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复一遍，语气惊诧又痛苦。“你可以说，如果有人在战斗时负伤，不是重伤，只是受了伤而已，那么他大概会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了。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之后，才会被抬上救护车，然后在前方等着他的，是糟糕的路况，就地抛锚，或者遭遇一次伏击，最后死于坏疽。倒不如当时就直接被打死，那样还好过一些。”法国记者们都向前探着身体，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话的意思。“你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上。”他说，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衬之下，其怨恨情绪显得更为强烈。“翻译给他们听。”他命令道，说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完成那项极为生疏的任务：将英语翻译成法语。
“戳到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得意地说，然后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里去写电报了。我的电报也没花很久就写好了——反正我在发艳的那些经历，也没有必要去写，那些新闻审查官肯定通不过的。如果故事足够好的话，我可以飞到香港去，在那里写好并发出去，但是真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风险吗？我很怀疑。被驱逐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意味着派尔会取得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恰是他的胜利，也是我的结局——一封恭喜我升迁的贺电。但丁从没想过以这种方式惩罚他诗篇里受谴责的情人们。保罗也从未这样被提拔进入“炼狱”[26]。
我上楼回到我空荡荡的房间里，冷水龙头正在滴着水（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我坐在床边，头上的那顶蚊帐像是一大团乌云。我要去担任国际新闻部的新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上班，在伦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阴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里，电梯口还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27]的画像。他们从西贡送来了这个好消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传到凤的耳朵里了。我当不成记者了，以后我得发表意见，作为拥有这个空洞特权的回报就是：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剥夺了。对付这个幼稚的家伙，我有足够的经验，在两性的游戏之间，年纪也是一张好牌，跟青春一样，但现在，我连有限的十二个月的未来都无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羡慕那些心怀家乡又随时准备赴死的军官。我想大哭一场，但我的泪腺早已干涸，就像这里的热水管。噢，让别人回家去吧——我只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间小屋。
入夜后的河内气温骤降，灯光也不及西贡那样明亮，倒是跟这里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战争的气氛很搭。我沿着甘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愿意去大都会酒店跟那些法国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老婆和女人们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见遥远的炮声从和平府那个方向传过来。白天时，那里淹没在交通噪声里，但现在一切都很安静，只能听见车铃的叮当声，那是三轮车夫在招揽生意。佩特里坐在老地方。他长了一个古怪的长脑袋，那只脑袋搁在肩膀上的样子，活像一只鸭梨摆在碟子里。他是名警察，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子为妻，这间酒吧就是他妻子开的。他这个人也不怎么恋家。作为科西嘉人，他对马赛情有独钟，但比起马赛的话，他更愿意天天在甘贝塔街的人行道旁闲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那封电报的内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问道。
“干吗不呢？”
我们开始扔骰子，我觉得对我而言，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远离甘贝塔街与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鸡尾酒，听不到这熟悉的骰子声，瞧不见在地平线上像时针一般转动着的炮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要回去了。”
“回西贡吗？”佩特里一边问着，一边扔出个四二一点来。
“不。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