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星期四，罗斯福总统突然在佐治亚温泉逝世，享年六十三岁。那天下午，正当人家给他画像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从此不省人事，隔了几个钟头就逝世了。
在前数章中已经指出，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其错综复杂性上可与战争中种种最严重的危险相提并论。的确，罗斯福可以说是在战争的最高潮的时刻，而且正当最需要他的权威来指导美国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我于13日，星期五清晨获悉此噩耗时，感到身上仿佛受了一次打击。
我跟这位卓越人物的关系，在我们共同工作的漫长而充满惊涛骇浪的岁月中，曾经起过极其巨大的作用。现在这些关系已经告终，一种深沉而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感把我压倒了。我到下议院去，原定十一点钟开会。我只用短短几句话建议：为了悼念我们卓越的朋友，我们应该立即休会。这种因一个外国元首逝世而采取的空前的做法，是符合全体议员一致的愿望的，他们仅开了八分钟的会，便缓缓地鱼贯走出会议室。
一切国家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悼念罗斯福。一面面镶着黑边的旗帜挂在莫斯科。当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时候，他们起立默哀。日本首相向失去自己领袖的美国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把“美国人今天的有利地位”归功于这位领袖。
德国无线电中所说的话却正相反，“罗斯福将在历史中成为这样一个人，就是由于他的煽动才使现在的战争蔓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终于做到使他的最大的敌手、布尔什维克苏联得势的这样一个总统。”
我在致罗斯福夫人的电报中说道：
请接受我对于你的悲痛的损失的最深切的同情。这也是英国和全世界各地自由事业的损失。我对你们全家深切同情。
对我个人来说，我失去了在战争烈火中锤炼出来的一种亲爱而宝贵的友谊。我相信你会从他的伟大功绩和光荣声望中得到安慰。
哈里·霍布金斯曾经在许多场合中是我的宝贵的联系人，我去电如下：
我知道你的悲痛心情一定是多么的痛切。我和你都感觉到，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一位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的最英勇的战士。我除了感到把我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公事关系受到损失之外，还感到一种极其沉痛的个人损失。我对佛兰克林怀有一种真挚的感情。
4月17日，星期二，当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提议向英王陛下奏明议会深切的哀悼和他们对于罗斯福夫人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同情。照常例应当由各党领袖发言来支持这样一个提议，但是当时有一种自发的感觉，认为应该由我单独代表下议院发言。我今天找不到比我当时在那个悲痛事件的情感中所说的更为恰当的话。
我说，“我和这位伟人的友谊是在这个战争中开始和成熟起来的。我们今天向他的功绩和名望表示敬意。在上次战争结束以后，我曾经见过他，但只有几分钟。1939年9月，我一进海军部，他就给我发来电报请我就有关海军或其它问题跟他直接通信，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不论何时都行。我得到了首相的许可后，就这样做了。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对海战有浓厚的兴趣，就提供他一连串关于我们海军事务和各种作战行动的消息，尤其是包括普拉特河口的战斗，这次行动照亮了战争中第一个黯淡的冬天。
“当我担任了首相，而战争在极度可怖的激烈状态中爆发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生死存亡还在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在最亲密和最愉快的交谊之中跟总统互通电报。这一情况在全世界斗争的整个升沉起伏之间，始终继续保持下来，直到上星期四我接到他最后的电报为止。这些电报表明，他在处理疑难复杂的问题上所一贯具有的明确的见解和活力，并没有衰退。我可以指出，这样的通信（在美国参战以后当然大为激增），包括我们之间来往的电报，计达一千七百件以上。其中有许多长篇的电报，大多数是处理那些在其他阶段上得不到正式解决、必须由政府首脑一级来讨论的比较困难的问题。除了这些通信以外，还得加上我们的九个会议——一次在阿根夏，三次在华盛顿，一次在卡萨布兰卡，一次在德黑兰，二次在魁北克和最后一次在雅尔塔。大约共有一百二十天亲密的个人接触，其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我和他住在白宫里，或在海德公园他的家中，或在他称为香格里拉的蓝山城中他的别墅山庄里。
“我钦佩他是一个政治家、实干家和军事领导人。我极其信赖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见识，我对他还有一种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个人的尊重——我应该称它为情谊。他爱他的祖国，尊重它的宪法，和他判断变化不定的舆论倾向的能力，这些始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还得加上他那颗跳动不已的宽宏大量的心，这颗心经常因见到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和压迫的种种现象而激起愤怒，采取行动。如今这颗心永远停止跳动了，这的确是一个损失，人类一个痛苦的损失。
“罗斯福总统的病痛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在这许多年的动乱和风暴之中，竟能克服肉体上的病痛，这真是一个奇迹。
像他那样深受病魔折磨而残废的人，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会试图投入一种体力和脑力都很紧张，以及艰苦而永无休止的政治论争的生活中去。千万人中没有一个敢于尝试，一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得到成功。他不仅进入这个领域，不仅在里边积极活动，而且成为那个场面里不容置辩的主人翁。在这样一种精神战胜肉体、意志战胜生理缺陷的非凡努力之中，他得到了那个高贵的妇女，就是他的忠诚的妻子的鼓舞和支持，她的崇高理想跟他的理想并驾齐驱，今天下议院充分倾泻出对于她的深切而尊敬的同情。
“没有疑问，总统预见到笼罩着战前世界的巨大危险。比起大西洋两岸大多数消息灵通人士来，更具先见之明。他用全力促进美国和平时期舆论可以接受的预防性的军事准备。
当不和睦的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的同情寄托在哪一边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对于法国的陷落和本岛以外大多数人认为大不列颠行将覆灭一事，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虽然他对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这些事情之所以使他感到痛苦，不仅因为欧洲之故，而且也因为一旦我们被击溃或者在德国奴役下苟延残喘，那时美国本身也将暴露在严重的危险之下。当我们处于孤独的紧急时期，英国所忍受的痛苦使他和他的无数同胞对我国人民充满着最热烈的情感。在1940—1941年那个严峻的冬季中，希特勒下定决心要用猛烈的空军闪电战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和他的同胞们正和我们中任何人一样，感同身受，或许还要更强烈些，因为想象中的痛苦时常要比实际的更为厉害。毫无疑问，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所忍受的痛苦，在美国人的心中所燃起的怒火，比我们所遭受的大火灾更难熄灭。还有，那时，虽然有韦维尔将军的胜仗（确实是由于我国给他派遣援兵之故），但在美国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担忧，认为德国在1941年春季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一定会向我们侵犯。在一月里总统派了现已去世的温德尔·威尔基先生到英国来，他虽然是总统的政敌和反对党的候选人，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跟他有同样的见解。威尔基先生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朗费罗的几行著名的诗句：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患中的人类，
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未来希望，
寄托在你的命运之上。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想出了一种援助的非常措施，叫作租借法。这种办法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中最无私和最慷慨的财政法案。它的效果是大大地增强了英国的战斗力，并且为所有的战争努力服务，使我们好像变得人数多了，力量大了。那年秋天，我在战争期间第一次跟总统会见于纽芬兰的阿根夏，我们共同起草了后来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宣言。我相信它将长久成为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各地人民的指南。
“在这整个时间里，日本人埋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极端秘密之中，准备着他们的背信弃义和贪婪的勾当。当我们下一次在华盛顿会见的时候，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对美国宣战，而我们两国已经在并肩作战了。从那时起，我们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与挫折失望，但总是不断扩大战果，在陆上和海上前进。这里我无须多谈在西半球发生的一系列大战，更不必说世界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另一场大战了。我也无须谈到我们跟我们的伟大盟邦俄国在德黑兰所制定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现在已经完全付诸实施了。
“但是在雅尔塔我注意到总统有病痛。他的动人的微笑，他的愉快而潇洒的风度，并没有消失，可是他的面色异常苍白，形容消瘦，眼神往往有惘然若失之感。我在亚历山大港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忧虑之感，觉得他的健康和体力正在衰落下去。但是任何事情也不能改变他那不屈不挠的责任感。直到临终，他面对着他的无数任务毫不畏缩……当死亡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做了他一生应做的那一份工作。就像有句谚语说的，他以身殉职，而且我们可以更恰切地说他就像那些跟我们的战士一起在世界各地并肩战斗、把任务执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员殉身战场一样。他的死真是值得钦佩的！他已经把他的国家从最大的危险和最沉重的苦难中挽救过来。胜利的确定而可靠的光芒已经投射在他的身上。
“在和平的日子里，他曾经扩大和稳定了美国的生活和团结的基础。在战争中，他把伟大的共和国的实力、威力和荣誉提高到历史上任何国家所从未达到的高度。美国用左手来领导得胜的盟军进入德国的心脏，又用右手在地球的另一边，势如破竹地粉碎了日本的力量，而且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把船只、军火、补给品和各种食品大规模地援助它的大小盟国……
“但是，如果他不是把一生这么许多的精力用于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事业，使之增添上一层光彩……从而将永久为世人所认识的话，那么，这一切充其量也不过是世俗的权势和威严罢了。他身后留下了一批坚决和能干的人，来处理庞大的美国战争机器中无数互相关连的各个部门。他留下一个继承者，这个人以坚定的步伐和充分的信心出来担当任务，以斯达到预定的目的。我们惟有这样说，在佛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失去了历来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美国朋友，也是把援助和安慰从新世界带到旧世界来的最伟大的自由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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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斯福的死讯传来，令人感到震动和突然，但我前面已经说过，自从雅尔塔会议后我在亚历山大港和他分别的时候起，就一直感到他的体力是在衰弱下去。由于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而在我们的公文来往中所引起的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我曾在我的私人电报中力图缓和这方面的紧张，但我没有充分了解总统的健康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我知道他所发出的公事电报，没有自行起草的习惯，所以看不出风格上有什么改变。奥利弗·利特尔顿在3月29日看到他，30日打电报来说，“他的形容使他大吃一惊。”
我开头时情不自禁地想飞去参加葬礼，而且我已经关照准备好一架飞机。哈利法克斯伯爵来电报说，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对于我可能要去的想法，大为感动，并对我认为去了将大有好处的看法，都热烈赞成。后来杜鲁门又请他转告，他个人将如何重视尽可能早日和我见面的机会，他认为如果我有意要去的话，吊丧期间进行访问将是一个自然而方便的机会。杜鲁门先生的意思是在葬礼完毕以后，我可以跟他作两三天的会谈。
但是十分繁忙的公务压在我的身上，使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最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我只好顺从了朋友的愿望。
我发了下面的电报给总统：
我感到十分遗憾，我现在不可能改变今晨经英王和内阁批准的我的计划，根据这些计划，已经作好了一切安排，准备下星期在议会里进行辩论，包括星期二我向已故总统致悼辞，以及陪同英王在圣保罗大教堂开追悼会等事宜。我竭诚盼望早日跟你会见。同时外交大臣知道我们共同事业的全部情况。
后来我回顾此事时，惋惜当初不曾采纳新总统的建议。我过去没有见过他，我觉得有许多事情要是能跟他面谈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如果能分成几天谈，不匆忙，也不拘束。我觉得奇怪的是，特别是在最后的几个月内罗斯福不曾使他的副总统和可能的继承人充分熟悉事情的全过程，也没有叫他参预正在执行的决议。这显得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着极大的不利。亲历其境、躬预其事，同事过境迁之后靠阅读卷宗文件去了解情况，两者之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艾登先生是我的同僚，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因此任何时刻都能够把我的全部领导工作接过去，尽管目下我的健康很好，精力也极充沛。但是美国的副总统是从原来知道得很少和权力较小的地位，一跃而掌握最高的权力。杜鲁门先生在这个战争的高潮时刻怎样能够了解和估量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呢？从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说明他是一个刚毅而无所畏惧的人，能够采取最大的决策。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的地位是极端困难的，这使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卓越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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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统对我第一次正式的吊唁和致敬的电报，发来了一个极为友好的复电。
我是这样写的 1945年4月13日
我们最杰出的朋友的逝世，使你和美国人民遭到损失，请接受我个人的慰问。我希望我会有权利和你一起重温我们大家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中结成的亲密的战友之谊，这种战友之谊是在可怕的岁月里我同总统所享有的。当你在联合国胜利的行列中出而担任最艰巨的重任之际，我谨向你表示尊敬的良好祝愿。
杜鲁门先生向我保证他将尽力促进罗斯福总统为之献身的事业，并维护和增进他同我所缔造的两国之间的亲密牢固的关系。他希望能和我见面，同时答应拍给我一份电报，内容是有关斯大林对波兰问题给他的电报。①
①见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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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我收到我们大使的一份颇有助益的电报。
哈利法克斯伯爵致首相 1945年4月16日
安东尼和我今天早晨见到了哈里·霍普金斯。我们都觉得他看起来很虚弱而十分消瘦……他对于总统的死并不十分意外，并且表示幸而他不像威尔逊那样害了中风，一蹶不振。
他注意到总统身体的异常衰弱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他一直只能做极少的工作。
他认为总统逝世已经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只好一切从头做起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后的政策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出于参议院的一致行动。至于这件事情怎样进行，还不能预言。这多半要看他个人对于他所要周旋的那些人有什么样的判断。
哈里认为，从整个来看，你决定现在不来倒是上策。让杜鲁门有几星期的工夫来独立行动，有很大的好处。同时你可以跟他进行私人通信，使他开始感觉到他对你有所了解。安东尼也认为那样比较好些，特别是将来事势的推移，有可能的话，或者如果杜鲁门要来巡视美国军队，最好让他在中途到伦敦停留一下。根据一般的理由，我们也欢迎他来，而且罗斯福也曾答应过要这样做的。哈里赞成那个主意……
至于杜鲁门本人，他已要求哈里给他有关外交和国际政策的情况摘要，哈里正在进行这一工作，但是他一定不能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杜鲁门也许不要地，而哈里无论如何，不会再干这个工作了。杜鲁门的方法将和罗斯福的方法不大相同：他喜欢自己来处理他的事务。因此哈里的专长将没有用武之地。昨天他们有过一次谈话，曾经提到过将来，但是只不过说等哈里身体好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再谈……
杜鲁门的嗜好是研究战略史，据说这方面的书，他看得很多，这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晚上，他在这里无疑地表现出他对于汉尼拔战役的惊人的知识。他很器重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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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斯大林去信说：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4月14日
我已经收到你4月7日的来电。谢谢你在电报中重申保证的语调，我相信“纵横字谜”的误会现在已经可以认为结束了。①
①第二十六章，第387页及以下。（原著页码——译者）
我对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感到极大的痛苦，我和他在最近的五年半里，建立了十分亲密的私人友谊。
经过了这件悲痛的事情，使我格外觉得宝贵的是，由于许多愉快的礼节往来和回忆而把你我两人连结在一起，即使在我们已克服了的一切危险和困难之中，也是如此。
我的妻子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受到你们的殷勤招待，她在俄国旅行的途程中得到的一切照顾，我要借此机会向你和莫洛托夫致谢。因为她做了减轻英勇的红军伤兵的巨大痛苦的工作而得到了劳动红旗勋章，我们认为是极大的光荣。她所募集的钱也许为数不大，但是这一种爱的捐献，不仅出于富人，而主要是穷人的小钱，他们以每周付出小额捐款而自豪。
在我们两国人民大众的友谊中，在两国政府的互相理解中，和在两国军队的互相尊重中，寄托着世界的未来的希望。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4月15日
我已经收到你因罗斯福总统逝世拍来的电报。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身上，苏联人民看到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一个促进三国密切合作的不屈不挠①的战士。
①我认为“坚定不移”是更正确的翻译。——丘吉尔
罗斯福总统对于苏联的友好态度将永远受到苏联人民最高的评价和怀念。就我个人来说，我格外深刻地感觉到丧失这个伟大人物的沉重心情，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艾登这时在华盛顿，他拍来了电报：
外交大臣（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4月15日
今晨我抵达此间之后，大使和我跟斯退丁纽斯作了一次谈话。斯退丁纽斯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于总统逝世，都深感悲痛。斯大林曾问哈里曼，在这样一个时刻，他是否能在帮助促进伟大盟国之间的团结上作出什么贡献。斯退丁纽斯说，幸而哈里曼没有立刻回答“波兰”，但是曾建议说，如果莫洛托夫能到旧金山来开会，将是一件好事。斯退丁纽斯抓住了这个机会，去电催促说，莫洛托夫不仅应该到旧金山，而且应该先到华盛顿来会谈。一小时前斯退丁纽斯打电话给我，说俄国人已答应这样办，而且莫洛托夫正坐着派去接他的美国飞机，就要来了。所以我预料他将于星期二到达这里。届时，我打算我们应该着手谈波兰问题。
2．这完全是好消息，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抱过大的希望，因为还要看莫洛托夫来了之后的态度如何。无论如何，能有机会竭力探讨问题是令人兴奋的……
3．今天下午斯退丁纽斯又跟我谈到这个星期下议院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并且说他希望你能指出，由于三国外长的会议，事情已有新的转机。我表示同意，但是我告诉他，据我看来，让俄国人知道我们对于莫斯科委员会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根据雅尔塔决议取得进展深表关切，并无害处。我强烈地感到，我们必须对俄国人继续施加坚定的压力。现在还没有乐观的理由，而这里任何会谈的最大的成功的希望，是让俄国人充分了解，如果谈判失败，对我们大家都有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又来电：
外交大臣（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4月16日
爱德华和我今晨初次谒见总统。他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印象。我告诉他，你接到他拍给你的第一个电报，非常感动而愉快。我一再表示，你因为在已故总统举行丧礼的时候不能亲到华盛顿来而感到遗憾，但是，我说你希望能够早日同他见面。总统说，他对这些情意极为感激。我们应当理解到，他继承了繁重的责任。他必须熟悉范围很广泛的各种问题。然而他的意图是要一模一样地继续执行已故总统的外交政策的路线……
然后我又把话题转到你跟总统会面的问题上去，总统或许会回忆到罗斯福总统曾打算早日访问欧洲而以伦敦为第一个要访问的地方。如果杜鲁门总统觉得能够执行这个计划，我知道英王陛下同你以及整个英国政府将大为高兴。总统说，他会很高兴能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此刻在这里有若干紧急的任务要完成。他必须应付若干迫切的国内问题。他又须亲自熟悉已故总统在许多问题上的政策。因此他现在不可能作肯定的答复。无论如何，我得到一个印象，他是高兴来的，虽然来的日期可能要比罗斯福总统原来打算的迟一些……
我把你的关于米科莱契克的电报连同米科莱契克所说的原文交给总统。他要我向你致谢，并说他似乎觉得米科莱契克的评论“很有道理”。我知道国务院对于这种发展极为高兴……
我谒见总统后所得到的印象是新总统是诚实而友好的。
他意识到他的新的责任的艰巨，但是并没有被吓倒。他谈到你的时候真是再热情不过了。
我相信我们将在他身上得到一个忠诚的合作者。这初次谈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艾登先生（华盛顿）： 1945年4月24日
虽然我很愿意亲自见到总统，但在今后的六十天内我不愿到美国去。很可能在那个时期以前，选举就要开始。这个，我们不能说定，要等我们对当前的军事结局能够看得更清楚些才行。我相信英王和英国政府将把最诚恳的请柬送给总统。
我认为从现在算起的九十天以后的日子，应该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那时大选或者已经举行过或者要推迟到十月份。
这个问题此时还不能决定。
这样，在大家都深感遭逢共同损失的情况之下，我们重又开始踏上艰苦的征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