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联背弃雅尔塔精神所造成的一切烦恼成为前章所说的长时间通信往来的主题的时候，英美政府和苏联之间发生了远比这个更加尖锐和更为重要的交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分章叙述的方法有其便利之处，但是切莫忘记各章里所叙述的事件是承上接下，有力地相互影响的。
到了2月中旬，纳粹已意识到失败迫在眉睫了。苏军的挺进、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胜利、德军在阿登反攻的失败以及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进军等等，除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党羽外，全都相信投降已是迫在眉睫而且是无可避免的了。问题在于向谁投降？德国已经不能再两面作战了。跟苏联议和显然是不可能的。德国的统治者对极权压迫太熟悉了，绝不会从东方把它请进来。那么只有西方的盟国了。他们争论着有没有可能跟英国和美国进行谈判？要是在西线能够达成个休战协定，他们就可以集中兵力抵抗苏军的前进。只有希特勒一人是顽固的。第三帝国完蛋了，他想和它同归于尽。然而他的党羽中有几个人却试图秘密与操英语的盟国接触。所有这些建议当然都被我们拒绝。我们的要求就是全部战线上作无条件投降。同时，我们对战地指挥官向来就授以全权，可以接受跟他们作战的敌军的纯粹军事性的投降。正当我们还在莱茵河作战的时候，一次打算进行这样安排的尝试，引起了俄国人和总统之间的一场严重的交锋，我是支持总统的。
2月间，驻意大利的纳粹党卫军指挥官卡尔·沃尔夫将军通过意大利的中间人介绍跟美国驻瑞士的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当时决定为了查证有关人员的身份证件，便以“纵横字谜”作为联络的代号。3月8日沃尔夫将军亲自来到苏黎世与美国机构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先生会见。杜勒斯当时就直率地告诉沃尔夫，无所谓谈判，如果事情要进行，只有以无条件投降作为基础。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和美、英、苏的政府。3月15日，英美在卡塞塔的参谋长艾雷将军和兰尼兹尔将军乔装来到瑞士，四天之后，也就是3月19日，他们与沃尔夫将军进行了第二次试探性的会见。
我立刻意识到苏联政府会怀疑在南方会举行单独军事性投降，这将使我军的进军少遇抵抗而直抵维也纳及其更远的地方，甚或直指易北河或柏林。再就是，我们在德国周围的各条战线既然是整个盟军作战的一部分，任何一条战线一发生任何事情，俄国人当然要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跟敌人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都应及时通知他们。这条规定我们是审慎地遵守着的。因此3月12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就与德国密使挂钩这件事通知了苏联政府，并且申明未得俄国回复之前不会进行谈判。以前任何阶段从未发生过把任何事情隐瞒俄国人的问题。当时在瑞士的盟国代表甚至想尽办法要把一位俄国军官偷带进去参加会见，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派人的话。但是，为苏联代表出席在伯尔尼的试探性碰头会的安排最终没有成功。因此3月13日便通知俄国人，说明只要这次接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会欢迎他们派代表到亚历山大的司令部里来的。三天之后，莫洛托夫先生通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说，苏联政府认为英国政府“不肯提供方便让苏联派代表前往伯尔尼，这种态度是完全无法解释和不可思议的”。对美国大使也递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
3月21日，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奉命再次通知苏联政府，说明几次会见的唯一目的在于确定德国人是否有权谈判军事投降，并且准备邀请俄国代表前来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
他这样办了。第二天，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份书面答复，其中带有以下这样的词句：
以德军指挥部为一方，以英美指挥部为另一方的双方代表，背着对德作战中首当其冲的苏联，在伯尔尼进行谈判已有两星期之久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当然作了解释，说明苏联对这件事发生了误会，而且这些“谈判”只不过是审查一下沃尔夫将军的资格和权力罢了，然而莫洛托夫的评语却是鲁莽无礼的。他在书面答复中写道：“就这件事情来说，苏联政府认为不是一个误会，而是比误会更坏的事情。”他对美国人也同样严厉地进行了抨击。
面临着这样一种惊人的指责，我觉得保持缄默要比竞相辱骂好些，因此，我于3月24日给艾登先生一份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4日
目前这些谈判已经停止，可能今天在比意大利更为重要的地区重新举行。在那里，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将会纠缠在一起。俄国人可能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恐惧，认为我们在西线搞了一笔买卖，以便把他们远远地阻挡在东线。总的说来，在我们未与华盛顿一起研究之前，最好不必答复〔莫洛托夫〕。
你应该把俄国的来电抄送一份给华盛顿。
※ ※ ※
同时，有必要提醒我们在西线的军事司令官们。因此，我把莫洛托去的侮辱性信件，交给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看，当时我正和他们在一起观看渡过莱茵河的作战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颇为震动，他认为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最不公平最无根据的指责而似乎深为愤慨。他说，作为一个军事司令官，他将在自己的战线上接受任何一个敌军部队的无条件投降，从一个连到整个集团军都可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纯属军事性的问题，他负有全权接受这种投降，无须请示任何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发生了政治性问题，他将立即与各国政府商讨。他耽心如果跟俄国人商量像凯塞林部队的投降这类问题，本来他自己一个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也许就要拖长三四个星期才能解决，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他明确地表示，他将坚持要那些投降军官所属的全体部队放下武器，原地不动，静候给他们进一步的命令，这样就没有可能把他们调出德境去抵抗俄国人。同时他还要通过这些投降部队，尽快地向东线推进。
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应该由他自行决定，各国政府只有在发生什么政治问题时，才去过问。如果由于西线敌军大规模投降，我们因而先于斯大林到达易北河或更远的地区，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地方。乔克·科尔维尔提醒我说，那天晚上我曾经告诉过他，“在我对俄国的意图所抱的怀疑消除之前，我很不愿意考虑德国的分割问题。”
3月25日，我交给艾登先生一份备忘录：
我于再三考虑之后，决定我们对莫洛托夫的无礼信件应该不予置答。我料想你已将该信抄件一份送给国务院，并以不带埋怨的口吻指出，正是他们特别不愿意让俄国人到瑞士来，而让亚历山大在纯粹军事的基础上处理这件事。我相信目前正确的办法就是与美国取得绝对一致，这应该是容易办得到的，同时让莫洛托夫和他的主子去等着吧。
我同意你的看法，旧金山会议的整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派葛罗米柯来代替莫洛托夫是在故意做作给人看。我料想总统对此一定甚为反感。
我们渡过了莱茵河，共同渡过了一个欢乐的日子。明天我们要到对岸的苏格兰第十五师那里去。我认为西线的整个德军阵线趋于分崩离析绝非不可能的事。目前北线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这股锐不可当之势似乎又像往常一样，是从我们所组成的左枢纽而来的。
当天接着写下：
……我们务必询问美国，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态度，他们现在是否同意总统和我打一个电报给斯大林？其次这个电报是否应该像你所说的，包括其他题目，例如，出入波兰的问题，处置我们的俘虏的问题，在伯尔尼问题上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诋毁以及罗马尼亚的问题，等等。
莫洛托夫拒绝到旧金山去，无疑是表示苏联的不满。我们务必向罗斯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去旧金山开会的整个问题已遭到反对，因此，如果要这样一个会议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当前英美两国有必要十分坚定地站在一起来对付违背雅尔塔谅解的行为。
然而，我必须指明我们在坚持反对俄国的意见上不能超过我们能使美国一起行动的范围以外。最能使他们跟我们站在同一立场的事，莫如旧金山会议的任何意图遭到损害。你能否根据上述意见给我拟一份草稿？我收到以后，明天这个时候可以送还给你一份由我个人出面致总统的电报。另外，对俄国的任何来信务必概不作答，即使时间上的耽延对我们不利，也得如此。一旦我们要回敬他们时，我们两国就要一致行动。这些事情在复活节之前还未成熟，不宜付诸辩论。
我们在这里过了极为愉快的一天，我希望它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明天我将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去拜访他。我将莫洛托夫无礼的信件交给蒙哥马利看，因为谈判的地点显然很有可能改在他的战区里。我很了解俄国人的顾虑，他们惟恐我们在西线或南线接受一个军事投降，这样一来我军的前进就会少遭抵抗或不受抵抗地到达易北河，甚至比大熊抢先到达柏林。因此，如果军事谈判发生在这条战线上，而这条战线又不像意大利那样属于次要战线，那么军事局势与政治局势就不可能分割开来。照我看来，应当一开始就让俄国人参加进来，而我们则应当根据我们的职责、我们明显的有利条件和我们的正当权利来行事。他们要求事事都得迁就他们，而他们自己则除了增加军事压力之外什么也不肯帮助人家。就是这个军事压力，也只有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才肯运用。应该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也有自己的观点。按照我的看法，军事方面如果在谈判中发生分歧，就必须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向各自的政府请示。
我的妻子此时为了她的“援俄”基金正准备去苏联访问，但由于俄国人对伯尔尼会谈的怀疑如此之深，因此我甚至考虑延缓她的行期。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5日
紧接我刚发出的一个备忘录。我想克莱美在这种情况下动身是完全可以的。让我听听你的不带成见的看法，是否认为最好推迟几天或几个星期，还是这样做会被视为是一种表示个人的好意。我倾向于让她按原定的计划动身。
其实她还是走了，而且受到了最善意的欢迎。同时我也仔细地注视着谈判的进展，俾使苏联不致遭到不公正的排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30日
我们不是已经告诉过俄国人下列的事吗？即：在瑞士接触的唯一目的，是安排在意大利我们的司令部里开会的事宜；
如果俄国人愿意，可以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共同讨论军事问题；并且任何时候一旦会上涉及政治性问题，那么，整个问题可以向三国政府请示。看来瑞士的对话似乎会超过这个范围，尽管目前事实上还没有超过。我们已经决定对莫洛托夫的无礼来电置之不理。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任何涉及和平谈判的问题上放弃我们作为盟国的责任。
请对此加以考虑，并告知我是否还要给你多送其他任何情报。
※ ※ ※
4月5日我收到了总统与斯大林往来的电文，内容令人吃惊，电文如下：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4月3日
我已收到你关于在伯尔尼举行谈判的问题的来电。你说得非常正确，就是：英美指挥官与德军指挥官在伯尔尼某地或其他地方进行谈判一事“已经造成了一种应该令人遗憾的不安和不信任气氛”。
可是你坚持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过谈判。
或许可以说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情报，至于我的军事同事们，他们根据自己手头掌握的材料坚信谈判业已进行了，并且谈判结束时跟德国人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德军西线司令官凯塞林元帅已同意开放战线让英美军队向东前进，而英美方面也已答应放宽对德媾和条件作为交换。
我认为我的同事们是接近于事实的。要不然，人们就难以理解英美方面拒绝让苏军司令部派代表到伯尔尼参加对德谈判这个事实了。
我对英国人的沉默也感到不理解，他们既然同意你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上与我通信，而自己却保持沉默，尽管人们知道，伯尔尼谈判的整个事件，是由英国人发起的。
我明白在伯尔尼或其他地方的单独谈判的结果，对于英美军队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英美军队可以几乎不遇到德方任何抵抗而进入德国腹地。可是这件事有什么必要瞒着俄国人，不让你们的盟友俄国人知道呢？
由于这次谈判的结果，目前在西线上的德军事实上已停止对英美作战，而与此同时，德军对俄国，也就是英美的盟国，却继续作战。不言而喻，这种局面对继续加强我们国家之间的信任是绝无好处的。
我在上次给你的信中已经说过，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重申一下，就是如果是我个人和我的同事们，当时就绝不会采取这种冒险的步骤，因为我们知道此中纵使有什么一时的便宜，这种便宜如果同保持和加强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个主要利益相比，就会显得黯然无光。
这样的谴责使总统大为愤怒。他的体力不容许他亲自起草复信。马歇尔将军草拟了下面的答复，罗斯福同意了。这个答复当然不是没有魄力的。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4月5日
收到你4月3日来信，我感到惊讶。你宣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凯塞林双方在伯尔尼作出安排“让英美军队向东前进，而英美方也已答应放宽对德媾和条件作为交换”。
在我上次给你的电报中，关于试图在伯尔尼安排一个会议来讨论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问题时，我已告诉过你：（1）在伯尔尼没有举行过谈判；（2）会议没有包含任何政治方面的内容；（3）在意大利的敌军的任何投降，不得违背我们所商定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欢迎苏联军官参加约定讨论投降事宜的任何会议。
我们对德共同作战的努力目前已大有希望促使德军早日崩溃，为了有利于这种努力，我一定要一如既往，继续假定你对于我的诚实和可信赖有着的高度信任，就像我一向对于你有着同样高度的信任一样。
我也充分重视你的英勇的军队在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可能渡过莱茵河所起的作用，以及你的部队今后在我们联合对德进攻中促使德军的抵抗最后溃败上所起的作用。
我完全信得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相信他在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协议之前一定会先让我知道。他奉命向他战线上可能被击败的敌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一定会这样去办。我们在西线的前进是由于军事行动的结果，其前进的迅速主要应归功于我们空军的猛烈的命中的袭击，致使德军交通遭到摧毁，同时也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在德军还在莱茵河西面的时候就能够将他们的主力的大部分加以摧残。
我可以肯定，任何时候在伯尔尼都不曾举行过谈判，因此我觉得你的那种情报一定是从德国方面弄来的，他们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分裂，为的是想在某种程度上逃避自己的战争罪责。如果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目的就在于此，那么你的来电恰恰证实了他已经取得了几分成功。
由于我相信你对我本人的可靠性和我决心与你共同干到纳粹无条件投降是信得过的，因此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似乎苏联政府已经相信我不先得到你的完全同意就已经和敌人达成了协议。
最后，我想说句话：如果在此胜利在握之际，在我们的生命、物资和财宝都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后，还要让这样的怀疑，这样的缺乏信任，来损害我们的整个事业，那真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大悲剧。
·坦·率·地·说·一·句，·我·对·于·你·的·那·些·告·密·者，·不·管·他·们·是·谁，·把·我·的·行·为·或·我·所·信·任·的·僚·属·的·行·为·作·这·样·卑·劣·的·诬·蔑，·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
我深受最后这句话的感动，因此我给它加上着重号。我觉得罗斯福先生虽然不曾起草整个电文，但很可能是他亲自写上最后这一笔的。看起来这一笔好像是附加上去的，换句话说是一个小结，而且正像愤怒中的罗斯福。
我立刻写信给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4月5日
我对斯大林竟然给你这样一个侮辱美国和不列颠的荣誉的电报而感到惊骇。英国政府诚恳对你的答复表示拥护，战时内阁已责成我对斯大林发去如下电报。……
翌日我亲自向斯大林去信。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4月6日
总统已将他与你的来往函电送来给我，其中说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跟一个叫作沃尔夫的德国将军在瑞士进行了接触，涉及到北意大利凯塞林的部队可能投降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当向你确切地综述一下英王陛下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我们一听到这些接触的消息就立即在3月12日通知了苏联政府，而且我们和美国政府一直是忠实地将发生的一切情况告知你。在瑞士，以任何方式谈到的或牵涉到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审查那个德国密使的资格，以及试图在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或北意大利某一个方便地点安排凯塞林指派的人与亚历山大元帅会面。在瑞士就连凯塞林部队的军事性投降问题也没有举行过谈判。我们更没有想到过像你在给总统的电报中所指责的什么政治军事性阴谋，我们的思想也绝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卑鄙。
2．接着立即邀请你的代表来参加我们想在意大利安排的会议。如果当时会议开了，你的代表也来了，他们就能听到会谈中的每一句话。
3．我们认为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具有充分权利来接受在意大利他的战线上和他对阵的二十五个师的德军的投降，并且同受权谈判投降条件的德国密使讨论此类问题。然而这种商谈如果举行的话，我们仍然特别注意邀请你的代表前来他的司令部参加这个纯军事性的会谈。不过事实上在瑞士的接触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我们的军官并没有成功地为凯塞林的密使安排在意大利会见的地点就从瑞士回来了。有关这一切，已由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或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一步步地将全部情况告知了苏联政府，同时也通过美国的渠道转告你们。我再次重申在瑞士没有举行过甚至没有触及到任何谈判，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4．但是，德国将军沃尔夫这次请求谈判的整个事件可能是敌人企图挑拨盟国之间互不信任的阴谋之一。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3月11日的电报中提出了这点，他在电报中这样写道：“请注意，主要人物中有两个是纳粹的党卫军分子而且是希姆莱的人，这事很使我怀疑。”这份电报于3月12日重复打给莫斯科的英国大使，由他通知苏联政府。如果德国人的意图是要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现在他们这样做确实已经取得了成功。
我摘引了莫洛托夫来信中一些格外有侮辱性的词句之后，继续写道：
为了英俄关系的利益，英国政府决定对这种肆意侮辱而又毫无根据的谴责不作任何答复，置之不理。这就是你给总统的电报中所称为“英国人的沉默”的理由。我们认为对莫洛托夫给我们的这样一份来电，与其答复，还不如保持沉默。
但是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为这通来电而感到震惊的，而且也因莫洛托夫竟把这种行为强加于我们而感到受侮辱。然而，这些毫不影响我们指示亚历山大元帅必须把一切情况都通知你们。
6．你对总统说这件事情完全是由英国人发起的，这种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给亚历山大元帅通消息，说德国将军沃尔夫要求在瑞士接触的是一个美国的机构。
7．无论是在伯尔尼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接触，都与德军在西线的全面崩溃毫无关系。事实上他们的作战十分顽强，从我们的2月攻势开始到3月28日止，他们使我们与美军方面遭受伤亡达八万七千人以上。然而，由于我们地面部队的人数超过敌军，英美空军在空中具有压倒优势，单3月份一个月，英美空军就在德国投下了二十万吨以上的炸弹，因此西线的德军才遭到了决定性的摧毁。他们在西线地面部队的人数之所以远不及我们，这应当归功于苏军的伟大攻势和强大压力。
8．至于你在4月3日给总统的电报中提出的谴责也诽谤了英国政府，我跟我的同僚们都拥护总统的答复中的最后那句话。
4月7日斯大林对总统的谴责作了答复。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4月7日
4月4日来电收悉。
4月3日我电报中所谈的不是诚实和可信赖的问题。我从未怀疑到你的诚实和可信赖，也从未怀疑到丘吉尔先生。我的意见是，在我们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在对待盟国之间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问题上，我们是有不同观点的。我们俄国人认为，从当前各条战线上的形势来看，当敌人已不可避免地即将投降的时候，如果任何一个盟国的代表要与德国人会见商谈投降事宜，那么就应该让另一个盟国的代表有参加这种会见的机会。无论如何，如果所说的这个盟国提出这样要求，这是绝对必要的。然而，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想法不同，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拒绝了俄国人在瑞士参加会见德国人的权利。我已对你们写信提过，我想必须重申一下，要是在相似的情况下，俄国人绝不会不给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会议的权利。我仍然认为俄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这种观点可以排除互相怀疑的一切可能性，并使敌人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不能得逞。
2．至于说德国人在西线不抵抗是完全由于他们已被击败，这一点令人难以同意。德国人在东线有一百四十七个师。
他们可以不削弱自己的地位而从东线调出十五个至二十个师去增援他们在西线的部队。然而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现在也不这样做。他们却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无关紧要的铁路车站曾利恩尼察，而继续同俄国人作疯狂的搏斗。这个车站对他们的作用，有如热敷剂贴在死尸上，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他们对德国中部的重要城市如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和卡塞尔却不加丝毫抵抗就放弃了。我想你会同意德国人的这种行径不仅仅是奇怪和无法理解的。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他们是一些极为诚实和谦逊的人，他们自觉地执行自己的职责，并无存心要冒犯任何人。我们常常对这些人进行实际的考验。请你自己判断一下。上次2月间，马歇尔将军送给苏联参谋部的若干重要报告中，他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警告俄国人道，3月份德国人在东线将有两个猛烈的反攻——一个是从波美拉尼亚指向托伦，另一个是从摩拉夫斯卡·奥斯特拉发进攻罗兹。实际上德国人当时正在准备的主要攻击，并非指向上面所说的地方，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即布达佩斯西南面的巴拉顿湖附近地带。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在这个地区曾经集中了三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十一个坦克师。这是整个战争中最猛烈的攻击之一，因为使用了这样大量集中的坦克部队参加，多尔布亨元帅之所以能够避免一场灾祸，并在以后给德国人以迎头痛击，除其他原因之外，就是因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探得了（虽然迟了一点）德国人这个主要进攻的计划，并立即向多尔布亨元帅提出警告。这使得我本人能够再次地坚信苏联的情报人员是何等的谨慎，他们的消息是何等灵通。……
他也把这个电报的副本送一份给我，并随附了下面给我的个人来电：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4月7日
4月7日我致总统的电报，现我也送给你一份。我已答复了你来电中所提出的有关瑞士谈判的全部基本要点。至于你来电中提出的其他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作以下说明。
1．我和莫洛托夫都不曾有“污蔑”任何人的任何意图。
这不是一件要“污蔑”任何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在对于一个盟国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上已形成不同观点的事情。你可以从我致总统的电报中看到俄国人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保证每个盟国的权利，而且不使敌人有任何可能在我们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2．我的电报是个人性质的，而且是严格保密的。这样做可使我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这是秘密通信的好处。不过，如果你把我的每一句直率的话看作冒犯，那么这种通信方式就很难进行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意图。
我把这个电报寄给罗斯福，并附了以下的评语：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4月11日
我觉得我们所能从他们得到的大概是以此为度了，的确这也是近于他们所能做到的道歉。不过，在考虑英国政府作出任何答复之前，务请示知你对此事的处理意见，以使你我两方保持步调一致。
第二天总统来电答复道，他将给斯大林发去如下电报：
感谢你对苏联在伯尔尼事件上的观点作了坦率的解释，这件事现已似乎成为陈迹，也未曾产生过任何效果。
无论如何，不应该有互相怀疑，今后此类性质的小误会也不宜发生。我深信你我两军会师德国、并肩全力联合进攻之日，将是纳粹军队分崩离析之时。
以后他又发出一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4月12日
我想把一般性的苏联问题尽量缩小，因为这类问题，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然而大多数都得像伯尔尼会议那样得到解决。
但是我们务必坚定，至今为止我们所走的途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