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的八次全体会议中，至少有七次讨论到波兰，在英国的记录中，关于这个问题在斯大林、罗斯福和我之间交换的意见约有一万八千字。我们的外长们和他们的属员在他们自己的各次会议上也进行了紧张而细致的辩论，我们由于他们的帮助终于拿出一个宣言来，这个宣言既代表我们对于世界的诺言，也代表我们之间关于将来的行动所达成的协议。这个痛苦的故事还没有完，人们也没有完全了解事实的真相。但是这里的记载或许有助于对我们在这最后第二次的战时会议上所作的努力，作出公正的判断。所有的困难和问题是久已存在，为数甚多，而且是无可避免的。受苏联保护的波兰卢布林政府，或像俄国人所喜欢称呼的“华沙”政府，对伦敦的波兰政府十分仇视。自从我们十月的莫斯科会议以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只有变坏，没有变好。苏联军队正潮涌那般越过波兰，而波兰的地下军被任意指控为杀害俄国士兵、破坏和袭击他们的后方和交通线。西方大国既无法接触实际情况，也得不到情报。在意大利和西线上有十五万以上的波兰人正在为最后消灭纳粹军队而奋勇作战。他们和欧洲别处的许多波兰人都在热烈地盼望着他们的国家得到解放，从自愿的和光荣的流亡生活中再回到他们的故乡。在美国的为数很大的波兰人迫切地等待着三大国之间有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怎样组成一个单一的波兰临时政府。
如何及何时举行自由选举。
怎样解决波兰的东、西边界。
怎样保障前进中的苏军的后方和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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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该还记得前章所载的总统和斯大林之间（我也参预其事）关于波兰的重要通信。波兰确是举行雅尔塔会议的最迫切的理由，并且将证明是导致大同盟垮台的第一重大原因。
当2月6日我们会见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在开始讨论时就说道，他从美国来，对波兰问题看到一个远景。在美国共有五六百万波兰人，其中大多数是第二代，大多赞成寇松线。
他们知道他们不得不放弃东波兰。他们希望得到东普鲁士和德国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要得到一些东西作为补偿。正像罗斯福在德黑兰所说过的，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作出一些让步，例如以利沃夫和某些产油地区，补偿科尼希斯贝格的损失，他就好办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有一个永久的政府。美国一般舆论是反对承认卢布林政府的，因为它只代表波兰和波兰民族的一小部分。要求有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可能要从五个主要政党中产生出来。
无论是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或卢布林政府的成员他都不认识。当米科莱契克到华盛顿去的时候，他对他的印象很深，觉得他是个诚实人。所以他希望看到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能为大多数波兰人所支持的波兰政府，即使它仅是一个临时政府。组织的方式有好多种，比如先建立一个小型的总统委员会来临时执政，然后再建立一个更具永久性的机构。
我接着说，我有责任来阐述英国政府的立场。我曾在议134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会和公众场合中反复地声明我决意支持苏联对寇松线（按照苏联政府的解释）的要求，意即把利沃夫划入苏联境内。我曾经为此而大受议会和保守党的批评（外交大臣也受到议会批评）。但是我经常这样想，俄国既然在抗德卫国战争中受到许多苦难，并且在驱逐德寇解放波兰方面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们的要求不是建立在武力上而是建立在权利上的。虽然如此，俄国如果对一个比她弱得多的国家表示她的宽宏大量而让出一些领土，就像总统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应当对苏联的行为表示敬佩，欢呼。
但是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要比个别的领土界线问题重要得多。我愿意波兰能够自由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过他们的生活。那样的目标是我经常听到斯大林元帅以最坚定的口吻来宣布的。就因为我信任他关于波兰的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声明，所以我把边界问题列为次要的问题。这件大事在不列颠民族和不列颠联邦的思想上是很看重的。就是为了波兰应享有自由，拥有主权，我们才对德作战。当1939年我们以劣势的装备而从事作战时，谁都知道我们是冒着多么大的危险。这使我们几乎牺牲了生命——不仅作为一个帝国的生命，而且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大不列颠在波兰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我们所以拔剑而起帮助波兰抗击希特勒的野蛮进攻，唯一理由是为了荣誉，因此我们对于不能给她以自由、独立和自主的任何解决办法，永远不能接受。波兰必须自己当家作主，做自己灵魂的主宰。这种自由绝不适用于波兰或任何波兰团体采取可能和德国阴谋勾结以反对俄国的任何敌对计划；而正在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绝不会容许这种行为，也不会让苏联去单独对付这种行为。
目前有两个波兰政府，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我没有见过目前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中的任何人。我们承认了他们，但是还没有打算和他们结成伙伴。另一方面，米科莱契克、罗默和格腊布斯基都是极有理智和诚实的人，我们跟他们保持着非正式的但是友好而亲密的关系。目前三大国还有种种重大的任务要着手去做，并具有各种共同的愿望，如果这时容许两个对立的政府在他们之间造成显著的分裂，那么三大国就应该受到批评。我们能否在实现普遍和自由的选举之前，为波兰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承认的政府或执政机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就能够为波兰人民做准备工作，以便对他们将来的宪法和政府进行自由投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到，我们就朝中欧将来的和平和繁荣迈进了一大步。我敢断言，目前正在向前推进胜利追击德军的俄军的交通线，是能够得到保护和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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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时间的休会之后，斯大林讲话了。他说他理解英国政府感觉到波兰对她是一个荣誉的问题。但对俄国来说，它既是荣誉问题，又是安全问题；是荣誉问题，因为俄国人跟波兰人曾经有过许多冲突，而苏联政府愿意消除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是安全问题，不仅因为波兰是在俄国的边界上，而334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且因为俄国的敌人历来总是通过波兰这条走廊来攻击她。在过去三十年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取道波兰。他们之所以取道波兰，是因为它软弱。俄国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波兰，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封闭这条走廊。俄国不能从外面去关闭它，只能由波兰自己从里边把它关闭，就为了这个理由，所以波兰必须自由、独立和强大。对于苏联来说，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他们的政策跟沙皇政府的大不相同。沙皇要镇压和同化波兰。苏联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友好的政策，尤其要跟一个独立的波兰友好。这就是苏联态度的整个基础，也就是说，他们愿意看到波兰独立、自由和强大。
接着他又谈论了罗斯福先生和我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他说，总统主张寇松线应作某些改动，利沃夫，或许还有其它若干地区应该划归波兰，而我则说过这将是表示慷慨的一种姿态。可是寇松线并不是俄国人发明出来的。它是由寇松、克雷孟梭和美国的代表们在1918年的会议上划定的，俄国人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那个会议。寇松线被接受下来，是违背俄国的意志的，它没有人种学资料的根据。列宁不同意这条分界线。他不愿把比亚威斯托克的省市划归波兰。俄国人已经从列宁的立场上后退了，而现在有些人要俄国所得到的比寇松和克雷孟梭所承诺的更少。这对我们来说是可耻的。当乌克兰人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们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作为俄国的保卫者来说还不如寇松或克雷孟梭。倒不如让战争稍为延长一些，虽然俄国会因此多流些血，波兰却可以从德国身上得到补偿。当米科莱契克10月间在俄国的时候，他问起俄国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应在哪里。他听到俄国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应该扩展到尼斯河时感到很高兴。斯大林说，以尼斯命名的河有两条，一条靠近布雷斯劳，另一条还要往西。他所考虑的是西面的那条尼斯河。他请求会议支持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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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斯大林指出，除非得到波兰人自己的同意，我们不能创立一个波兰政府。当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米科莱契克和格腊布斯基也来到莫斯科。他们曾经跟卢布林政府碰过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议。米科莱契克回到伦敦去，条件是他必须再回到这里来。但结果并不如此，就因为他赞成跟卢布林政府达成协议，他被他的同僚们解除了职务。伦敦的波兰政府对于卢布林政府这个概念本身是仇视的，把它描绘为一帮土匪和罪犯。卢布林政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现在这方面的事情很难办了。
卢布林政府，或者现在应该称为华沙政府，不想跟伦敦政府再打交道了。他们曾经告诉斯大林说，他们愿意接受泽利戈斯基将军和格腊布斯基，但是他们绝不考虑米科莱契克当总理。他实际上说，“如果你们愿意，就跟他们谈谈。”“我可以叫他们在此地或在莫斯科跟你们会见，但是他们正像戴高乐一样的民主，而且他们能够在波兰保持和平，制止内战和对红军的攻击。”伦敦政府就办不到这个。他们的特务曾经杀害二百十二个俄国士兵，他们跟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有联系，534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靠抢劫后勤仓库得到军火。他们的无线电台没有得到准许，也没有经过登记就进行活动。卢布林政府的人员曾给我们提供了帮助，而伦敦政府的人员则做了许多坏事。红军需要有安全的后方，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作为一个军人来说，他只愿意支持一个能够保证他们的后方得到安全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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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间很晚了，总统提议休会，第二天再开。但是我想应该说明联合王国和苏联政府在波兰有着不同的情报来源，因此所得的事实报告也有所不同。我说，根据我们的情报，愿意支持卢布林政府的波兰人民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如果他们有表示他们意见的自由的话。这个估计，当然是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情报，不过在一些细节上，也可能会有错误。我告诉斯大林道，我们深怕波兰地下军跟卢布林政府之间会发生冲突。我们恐怕这会导致苦难、流血、逮捕和放逐，这就是我们迫切希望有个共同措施的原因。我们怕这一切对于已经很难解决的波兰问题会发生的影响。我们当然认为对红军进行袭击一事，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根据我们所知的事实，我不能认为卢布林政府有权说他们代表波兰民族。
总统这时迫切希望停止讨论。他说道，“五百多年来波兰一直是造成麻烦的根源。”我回答道，“因此我们格外应该尽力来根除这些麻烦。”于是我们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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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总统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这封信是跟我们商量并做了修改之后发出的，里面竭力主张应该由卢布林政府的两个代表和从伦敦来的或从波兰国内来的两个代表一起来参加会议，当着我们的面着手协商组成一个我们都能承认的临时政府，来尽快举行自由选举。我赞成这个办法，2月7日我们再开会的时候，我支持了总统的意见。罗斯福先生再度强调他所关切的问题。他说，边界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有责任来帮助波兰人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或者甚至由我们来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直至他们能够通过自由选举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府时为止。他说，“我们应该做点促进工作，使目前搞得乌烟瘴气的波兰问题得到一阵新鲜的空气。”他接着问斯大林对他前一天所说的话，是否还有什么补充。
斯大林回答道，他仅仅在大约一个半钟头以前才接到总统的信，立刻就关照人去找贝鲁特和奥索布卡—莫腊斯基，以便跟他们通电话。他刚才得知，他们分别在克拉科夫和罗兹，他答应去问他们怎样可以找到敌对阵营里的代表们，因为他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万一来不及叫他们到会，莫洛托夫已经经过尽心竭力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有几分是跟总统的建议相符合的。
于是莫洛托夫登场，宣读了下面的提纲：
1．兹经协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到八公里给波兰。
2．兹经决定，波兰的西部边界应从什切青城（该城应划734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归波兰）起划，由该处向南沿奥得河及西尼斯河划界。
3．兹经考虑，认为对波兰流亡集团中某些民主领袖应接纳其加入波兰临时政府。
4．兹经考虑，认为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得到各同盟国政府的承认。
5．兹经考虑，认为按第三款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尽速举行波兰人民投票，经过普选建立波兰政府的永久机构。
6．授权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克尔爵士讨论波兰临时政府的扩大问题，并将他们的建议，提交三个同盟国政府考虑。
罗斯福先生似乎得到了鼓舞，并且宣称我们已取得切实的进展，但是他要跟斯退丁纽斯先生商量。最后他说，“我不喜欢‘流亡者’这个名词。我对那些有关的人，除了米科莱契克以外，一个也不认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只需要跟流亡者接触。我们应当在波兰本土也找出几个人来。”斯大林同意暂缓讨论，但是这时我插了进来，下面这段交换意见的话，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可以认为是有意义的。
我说道，总统不喜欢“流亡者”一词，我也有同感。这个名词的来源是指法国大革命以后被逐出的法国贵族，而且只适用于被本国人民逐出本国的那些人。但是在国外的波兰人是被德国人逐出本国的，所以我建议应该用“国外的波兰人”来代替“流亡者”。斯大林表示同意。关于莫洛托夫提案第二条中所提到的尼斯河，我提醒在场的人们道，在先前的谈话中，我一向谈到波兰边界的西移时，指的是波兰在西面应能自由地扩大她的领土，但是不应超过他们所希望的或有能力妥善管理的范围。如果用德国食物把那只波兰鹅塞得过饱，以致因消化不良而死亡，岂非大为不幸。我知道大不列颠有一大部分的舆论由于听到有几百万人要被强迫迁移而毫不掩饰地感到震动。上次大战以后，成功地解开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人口纠纷的结子，从此以后，两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但是那时迁移的还不到二三百万人。如果波兰拿下了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直达奥得河，那么单是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把六百万德国人迁回到德国去。要处理这件事有个道义上的问题，我必须先取得我国人民的同意方能解决。
斯大林说道，这些地区没有德国人，因为他们已经逃跑了。
我回答道，问题在于剩下来的德国人是否还有他们容身之地。有六七百万德国人已在战争中死亡，在战争结束以前大概还有一百万（斯大林估计二百万）要被消灭。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地方来容纳这些移民。可能也需要他们来填补空缺。我对移民问题并无顾虑，只要波兰人管理得了，而德国又容纳得下，一增一减，比例相称就行。但是这件事情，需要研究的倒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应该处理的数量问题。
在这一般性的讨论中，没有使用地图，东西尼斯河的区分，也没有按应该做到的，把它很清楚地表现出来。虽然如此，这个问题是不久就得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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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我打电报给艾德礼：
……昨天晚上，总统在跟我们商量并经我们做了修改之后给斯大林发出一封给人印象很深刻的信。信中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波兰政府来代替现在的卢布林政府，包括有国内和国外波兰人的代表。俄国人今天（星期三）提出了一个包括五六个项目的答复。对于总的提法在原则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们要求推迟到明天讨论。下面是由外交大臣起草的反建议，现连同苏联的原提案一并都在电报中拍发给你。
这件事情一点也没有解决。我们的计划是竭力争得一个我们和美国所能承认的而且要能吸引一切参加联合国的国家都加以承认的波兰政府。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求从我们目前有联系的波兰人中物色真正和有力的代表，特别像米科莱契克、格腊布斯基和罗默，还有美国人所提出的仍在波兰本国的一些波兰人，像维托斯、萨皮耶哈等。如果能够安排八个或十个这样的人加入卢布林政府，那么我们立刻承认这个政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然后我们可以派遣大使和其它使团到波兰去，从而至少可能知道一些那边的情况，并弄清究竟能否为自由、公正和不受限制的选举打下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选举才能赋与波兰政府以生命并保存下去。我们希望在这个困难的问题上你们会给我们采取行动和灵活掌握的充分自由。
在叙述苏联的提案以后，我接着说道：
下面是我们的〔英美的〕关于波兰的修正提案：
（1）兹经协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至八公里给波兰。
（2）兹经决定，波兰西部的领土应包括但泽自由市，科尼希斯贝格以西和以南的东普鲁士地区，西里西亚的奥珀林行政区，以及波兰所要求的在奥得河线以东的土地。兹经谅解，在上述地区里的德国人应予遣返德国，而所有在德国的波兰人应根据他们的志愿遣返波兰。
（3）鉴于波兰西部现经苏联军队解放，应即设法建立一个有全面代表性的波兰临时政府，以波兰一切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力量为基础，并包括国外波兰人的民主领袖。该政府的构成应使三个同盟国的政府都能予以承认。
（4）兹经协议，这样一个临时政府的建立，主要是波兰人民的责任。在有可能举行自由选举之前，担任代表的波兰领袖应共同协商有关该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被授权去跟这些领袖们接洽并将他们的建议提交同盟国政府考虑。
（5）兹经同意，这样建立起来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尽可能迅速在普选和不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选举中，一切民主党派应有参加和提出候选人的权利，以便保证这个政府的建立能真正代表波兰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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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我们再次会见的时候，罗斯福先生宣读了他根据莫洛托夫草案加以修正的提案。他说，“苏联提案中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到八公里给波兰，我们并不反对。”这里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同意，因此我虽然此前曾请俄国人稍作让步，但似乎最好不要增加困难，现有的困难已经够严重的了。但是总统对于西部边界的主张是坚定而毫不含糊的。他同意波兰应该从牺牲德国来取得补偿，“包括科尼希斯贝格线以南的一部分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直至奥得河线，”他接着说，“·但·如·果·要·一·直·延·长·到·西·尼·斯·河·就·似·乎·没·有·什·么·道·理。”①我的见解也一向如此，因此五个月以后，我们在波茨坦再开会的时候，我就竭力坚持这种主张。
①作者加的着重号。
剩下来的问题是组织一个我们能一致承认而又能被波兰民族接受的波兰政府。罗斯福先生建议由三个波兰领袖组成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到莫斯科去，组织一个包括华沙、伦敦和波兰本土各方面代表的临时政府，并且尽快地举行自由选举。
经过短暂的体会之后，莫洛托夫声明他不同意。他说，卢布林政府现在是波兰人民的领导。大多数的波兰人都对它表示热诚拥护，它享有很高的权力和威信。从伦敦来的波兰人就谈不上这些了。如果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政府，波兰人是绝不会同意的，因此不如把现有的政府加以扩大。它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为我们所有的建议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快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至于如何把它扩大，最好由美国和英国大使以及他本人在莫斯科共同讨论。他说他极希望能达成协议，他接受总统2月6日信中所提出的邀请五个人中的两个的建议。他说，卢布林政府随时都有可能拒绝跟他们之中某些人谈判，像米科莱契克便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如果派三个代表，而其中两个是罗斯福先生提名的，那么，会谈立刻就可以开始。
罗斯福先生问，“那么总统委员会怎样？”
他答道，“最好不要它。那将意味着要跟两个机构打交道而不是一个。”
我说，“这就是会议的关键所在。全世界正在等待着有个解决。如果我们仍然各承认各的不同的波兰政府，全世界将认为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其后果将十分可悲，并将标志着我们会议的失败。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波兰的基本事实，当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或者至少对某些基本事实有不同的看法。根据英国的情报，卢布林政府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波兰人民的拥护，我们觉得国外波兰人不会认为它代表着他们。如果这个会议把现存的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撇在一边，而让卢布林政府独负国家重任，那将引起全世界的公开反对。在国外的波兰人将提出一个实际上的联合抗议，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在我们指挥之下，有一支为数十五万人的波兰军队，他们是从波兰国外把所有能走到一起来的人召集起来的。这支军队过去曾十分勇敢地战斗，现在仍然如此。我不相信它会服从卢布林政府。大不列颠如果转而不承认它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承认的政府，他们将认为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我接着说，“像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先生所深知的，我本人对于伦敦波兰政府的行为并不赞同，他们在每个阶段上所做的事情都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一向所承认的那些人，掉头置之不理，转而正式承认这个新政府，这将会引起最严厉的批评。人家会说英国政府在东部边界问题上已完全屈服（事实上确已如此）并已接受和支持苏联的观点了。人家也会说，我们已经跟作战五年以来一向承认的波兰合法政府闹翻了，说我们对波兰国内所发生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不能进入那个国家。我们不能看到和听到那边的意见。人家会说我们只会接受卢布林政府所宣称的波兰人民的意见，这样，英王陛下政府将在议会中被指摘为已经完全放弃了关于波兰的正义事业。纵使我们能够同意我的朋友莫洛托夫先生的提议，但由此引起的辩论将是令人痛苦的而不利于同盟国的团结的。”
我接着说，“我并不认为这些建议相当完善了。如果我们放弃了伦敦的波兰政府，双方应该在或多或少平等的条件之下，另起炉灶。英国政府在停止承认伦敦政府，转而承认另一政府以前，他们必须能够查明新政府是真正代表波兰民族的。我承认由于我们不能掌握全部事实，所以这只不过是一种看法而已。如果用无记名投票和普选及自由推举候选人的办法，在波兰进行一次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大选，我们的一切分歧当然就会消除。这件事一旦办到，英国政府将会欢迎新产生的政府而置伦敦的波兰政府于不顾。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正是选举前这段间隙的时间。”
莫洛托夫说，或许莫斯科的会谈会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
没有波兰人自己参加，这个问题将极难处理，他们必须有权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我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我说道，十分重要的是如果会议在协议的任何一点上发生了分歧，我们大家应该耐心地争取达成协议。总统支持我。他说美国人的重大目标是波兰应该早日进行大选。唯一的问题是同时应该怎样治理这个国家，他希望有可能在年底以前进行选举。所以问题只限于时间方面。
斯大林现在又提起了我所埋怨的缺乏情报和无法取得情报一事。
我答道：“我是有一些情报的。”
“跟我的情报不符，”他这样回答之后，又说了一套话，向我们保证卢布林政府实在是极得民心，尤其是贝鲁特、奥索布卡—莫腊斯基和济米耶斯基将军。在德国人占领期间，他们并没有离开本国，而是一直住在华沙，进行地下活动。这在波兰人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应该记住在德国人占领下生活过的人的特殊心理。他对于在艰难时期不曾离开本国的一切人们表示同情，他们认为他所提起的三个人就是那一类人。他说他并不认为他们是天才。伦敦的波兰政府里可能有比较聪明的人，但是他们在波兰不受欢迎，因为当人民在希特勒的占领之下吃苦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这也许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但它的确存在。
他说道，苏联军队解放了波兰，这是波兰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把一切都改变了。大家深知波兰人过去不喜欢俄国人，因为他们曾三次参加分割波兰。但是苏联军队的进军和波兰的解放把他们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过去的仇恨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俄国人的善意，甚至热情。这是十分自然的。人民愉快地看到德国人逃走，并且感觉到自己获得了解放。斯大林说，他的印象是，波兰人民把赶走德国人当作波兰人生活中一个伟大的爱国节日，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伦敦的波兰政府完全没有参加这个波兰民族的节日活动。他们在街道上看到临时政府的成员，而问伦敦的波兰人到底在哪里。这使伦敦的波兰政府威信扫地，也说明为什么临时政府虽然没有伟大人物而能深得民心。
斯大林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波兰人民的感情，这些事实就不容忽视。我曾经说过，我怕在达成协议之前，会议会发生分裂。那么，怎么办？各个政府各有不同的情报，因此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不同阵营的波兰人召集在一起，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说。
他接着说道，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是有的，波兰政府不是选举出来的。有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当然更好，但直到现在由于战争之故不容许这样做。然而有可能举行选举的日子已经临近。在这之前，我们应像对待法国的戴高乐政府那样对待临时政府。需知戴高乐政府也不是选举出来的。他不知道贝鲁特和戴高乐哪一个享有更大的威信，但是，既然有可能跟戴高乐签订条约，为什么不能跟一个扩大的波兰政府同样打交道？它并不比戴高乐政府不民主。对波兰的要求高过对法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到目前为止，法国政府并没有做出激发法国热情的改革，而波兰政府却已制定了在国内掀起了很大热情的土地改革方案。如果我们对待事情不抱成见，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情况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可悲，而且只要不把次要的事情看得过分重要，而集中精力于主要的方面，问题是能够获得解决的。
总统问：“要多少时间才有可能进行选举？”
斯大林回答：“在一个月以内，除非前线有什么重大的挫折，不过那是未必会有的。”
我说道，这样我们当然放心了，并且能全心全意来支持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它将取代其它一切，但是凡是足以妨碍军事行动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提出任何要求。这些是最高的目的。无论如何，如果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或者甚至在两个月以内，把波兰人民的意志弄清楚，形势就会完全改观，谁也不会反对这样的政府了。
因此我们同意让我们的外长们去商讨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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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外长于是在2月9日中午开会。他们无法取得协议。
但是当天下午四点钟举行全体会议的时候，莫洛托夫提出一些新的，比较更接近于美国草案的建议。卢布林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包括波兰国内和国外的民主领袖在内”。他和英美两国的大使应在莫斯科共同商议怎样进行这件事。卢布林政府一旦改组，就要保证尽快举行自由选举，那时我们应当承认由此产生出来的任何政府。斯退丁纽斯曾要求书面保证在华沙的三个大使能够进行观察并汇报选举真是自由而不受限制的，但莫洛托夫反对这样做，因为据他说，这将引起波兰人的反感。除了这一点还有一些小的修改以外，他接受了美国的计划。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我也这样说了，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提出一个一般的警告。这个会议之后，我们只有一次会议了。①
有一种彼此希望达成协议的气氛，但是也有一种踩上马镫急欲离去的愿望。我说道，我们不该为了不愿再花二十四小时，而让这些重要事情的解决草草收场，以致失去会议的成果。重大的收获已在眼前，但作出决定切不可太过匆忙。这很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①我们2月11日的会议只通过大会的报告。认真的讨论于2月10日结束。
罗斯福先生说道，我们跟俄国人之间的分歧现在主要是措辞上的问题，但是他跟我都切盼选举真能做到公正而自由。
我告诉斯大林说，我们目下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况之中，因为我们对波兰国内现在的局势了解得太少，却又不得不负起作出重大决定的责任。例如我知道波兰人相互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恶感，奥索布卡—莫腊斯基就曾用过极其粗暴的语言。还有人告诉我，卢布林政府曾经公开宣布要把波兰国内军队和地下运动的一切人员作为叛徒进行审讯。我说，这引起了我的不安和痛苦。当然我把红军的安全放在首位，但是我请求斯大林考虑我们的困难。英国政府不知道波兰国内的局势，除了用降落伞空投一些勇士以及带出一些地下活动的人员之外，我们没有其它方法，我们并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来得到情报。在不妨碍苏联军队行动的条件之下，试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能否给予英国人某些方便（当然也给美国人）让他们看到这些波兰人之间的争吵是怎样解决的。铁托曾经说过，当南斯拉夫进行选举的时候，他不会反对俄国、英国和美国的观察员出席，以便把公正执行选举的情况向世界作公开的报道。关于希腊方面，英国政府将十分欢迎美国的、俄国的和英国的观察员，使大家确信选举是按照人民的愿望来进行的。意大利也将发生同样的问题。当意大利北部解放的时候，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将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在可能组成立宪议会或议会之前，必须举行一次选举。在那里，英国的方式是一样的——俄国的、美国的和英国的观察员应该出席，以便向世界报道一切事情都是秉公办理的。我说公正地进行选举的重要性，不可能已经是强调得太过分。例如米科莱契克能不能回到波兰去，并组织他的政党参加选举呢？
斯大林说，“这件事就让大使们和莫洛托夫会见波兰人的时候去考虑吧。”
我回答，“我必须能够告诉下议院说，选举将是自由的，而且将有效地保证在执行中做到自由而公正。”
斯大林指出，米科莱契克属于农民党，它不是一个法西斯党，所以可以参加选举并提出它的候选人。我说，如果农民党在波兰政府中已有代表，这件事就更加明确了。于是斯大林同意那个政府中应该包括他们的一个代表。
我说，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接着又补充一句道，我希望我所说的话不致见怪，因为我所说的都是心里话。
他答道，“我们必须听听波兰人有什么意见。”我解释道，我所要的是能够使这个东部边界问题在议会里通得过，我认为如果议会对波兰人已能自行决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一事感到满意，这件事情是可以办到的。
他回答，“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很好的。”“他们是优秀的战士，他们出了一些好的科学家和音乐家，但是他们都很爱争吵。”
我回答，“我无非要各方面都有发言的公平机会罢了。”
总统说，“选举一定要做到像恺撒的妻子那样无可批评。
我要对世界提供某种保证，而且我希望没有人对于选举的纯洁性能够提出疑问。这与其说是个原则问题倒不如说是个良好的政治问题。”
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把美国的草案插进去，我恐怕波兰人会感到对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好跟他们讨论一下。”
我对此感到不满，决意以后向斯大林提出。第二天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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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在最后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会议刚要开始以前，艾登和我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约索波夫宫里作了一次秘密会谈。我再一次说明我们感到多么困难，因为我们在波兰没有代表可以把那里的情况报告给我们。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有两个；或者派驻一个大使及其使馆人员；或者派些新闻记者。后者不如前者。我又指出，议会有权问我关于卢布林政府和选举的情况，而我一定要能够说那边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斯大林回答，“新的波兰政府得到承认以后，就会向你们开放，你们就可以派遣个大使到华沙去。”
“他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自由行动么？”
“就红军来说，不会干涉他的行动，我也保证发出必要的指示，但是你们也应该自己跟波兰政府协商。”
斯大林又指出戴高乐有一个代表在波兰。
于是我们同意把下面的话加到我们的宣言里去：
作为上述的结果，承认之后，即互派大使，各国政府有了大使的报告就可以了解波兰的情况。
这就是我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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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四点三刻重行开会的时候，艾登先宣读了三国外长同意的一项声明。我关切地注意到这篇声明中没有提及边界，因此我说全世界将会问起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原则上已经对西部边界取得同意，唯一的问题是那条边界线究竟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和我们应该作怎样的说明。波兰人应该得到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一直伸展到奥得河线上。但是再前进一步，或者这个阶段对这个问题提出什么主张，我们表示十分怀疑。我也在会上说明我们曾从战时内阁收到一封电报，他们竭力反对把边界一直往西扩展到西尼斯河的任何条款，因为移民问题太大，无法办理。
罗斯福先生说道他愿意听听全国统一的波兰新政府对这一方面的意见，建议把一切关于西部界线的条款全部删除。
斯大林说，“我们当然应该提到东部的边界。”
在这一点上我支持了他，虽然我知道这会招来许多批评。
关于西部的边界；我说波兰新政府的愿望到底怎样，应该首先弄清楚，而且边界问题本身应该作为和平解决的一部分来决定。由于按照美国宪法，总统非经参议院许可无权解决这一类问题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终于在做法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会议结束时发出的公报因此包括了关于波兰的联合宣言，其文如下：
1945年2月11日
我们前来参加克里米亚会议，决心解决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我们重申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要看到建立起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商讨的结果，我们对于一个可以得到三大国承认的全国统一的新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条件，已经意见一致。
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如下：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在波兰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
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可能建立的基础更广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现今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因此应该称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
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克尔爵士受命以一个委员会的资格，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今临时政府的成员并与波兰国内外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会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这个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当保证：尽速根据普遍选举与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纳粹的政党都有权参加，并提出其候选人。
当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已经依照上述原则正式成立时，目前和波兰现在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以及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要和新的波兰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各该政府根据大使的报告，将经常获悉波兰的情形。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应依照寇松线，但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