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巷战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时进时退。12月15日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告诫我说，最重要的是迅速取得一项解决办法，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大主教。他在电报中说道，“如果叛乱分子的抵抗继续像现在那样激烈，恐怕我非得从意大利战线上进一步抽调大量援军不可，否则就没有把握肃清整个比雷埃夫斯——雅典地区的敌人，这地区计有五十平方哩是住宅区。”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17日
据我看来，“人民民族解放军”向雅典市中心区推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突出事件。因此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凭着现在陆续到达的援军，我们是否可能坚守市中心的阵地，并把敌人击败。除了第四师、坦克团和第四十六师剩余的两旅以外，不知道你心目中还有什么其它的援军？现在被围困在雅典城内的英军有没有大批投降的危险；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希腊人会不会随之而遭受屠杀？战时内阁要求你就这方面的军事形势进行汇报。
2．我们并没有征服或占领希腊的意图。我们的目标是为一个具有广泛阶层参加的希腊政府打下基础，使其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作用，并且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军队，以便它能在阿提卡维持下去。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我们就走，因为我们在希腊除了感情和荣誉之外，没有其它的兴趣。
3．希腊国王曾在一封逻辑性很强的长信里断然拒绝任命摄政，尤其不肯任命大主教，因为国王本人信不过他。我听到过关于大主教的各种说法，说他跟“民族解放阵线”联系十分密切，又说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我们至今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打消国王的反对。如果要的话，用何办法；如果无法打消，那么除诉诸武力以外，找不到什么宪法上的根据；而一旦使用武力，我们就卷入斗争双方的是非中去。如果他的首相和政府劝告他不要任命一个摄政，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往后的情况会证实这一点，也会像国王所断言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无异因为国王遵守宪法上的誓词而惩罚他，并由我们擅自来树立一个独裁者。因此内阁决定再等待一段时间，看军事形势向前发展的情况怎样，再来作出最后的重大决策。
4．我个人觉得在谈判以前，我们必须在军事上确占优势，无论如何，我只愿站在有力的地位，而不愿站在软弱的地位去谈判。当然，如果你说我们在相当的时间以内不可能控制阿提卡，那么局势显然有困难，但是其他一切困难我们都已克服过来了，我们就不应该被这样的困难吓倒。
两天以后，我又去一电：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19日
内阁认为与其把我们的全部政治资本投在大主教身上，倒不如让肃清雅典和阿提卡的敌人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一段时间。你查过他的详细履历没有？要我抛弃一个不顾英国压力、按照部长们的正确建议行事、依据宪法设立的国王，以便另设一个很可能袒护极左分子的独裁者，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局势更明朗一些，然后，我们将发出一切必要的指示。
亚历山大的答复是严重的。他这时已经继威尔逊将军担任最高司令。
亚历山大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4年12月21日
在答复你12月19日的来电时，我最感关切的，是让你确切知道真实的局势，并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我的职责。你想要知道在希腊的英军实力如何，又要知道，我还可能从意大利前线派出多少援军，如果形势逼得要这样做的话。
假定“人民民族解放军”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估计我们可肃清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的敌人，而且以后也能守住它，但这并不能够击败“人民民族解放军”而迫使他们投降。
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超过这个限度而在希腊大陆上作战。在德国占领期间，他们在大陆上保持六个至七个师，另外在希腊几个岛上还有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即使如此，德军还不能经常保持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我怀疑我们将遇到的实力和决心，是否会比德军所遇到的较差些。
德国人在意大利战线上的动向需要密切注意。西线最近的事态以及跟美国第五集团军对阵的纳粹第十六党卫师的销声匿迹显得行动有些奇突，对此我们非加以防备不可。我提起这些因素是要让你了解军事形势，并强调我的看法：希腊问题不能靠军事手段来解决。一定要到政治领域里去找寻答案。
最后，我想你也知道，你可以永远信任我会尽一切力量去贯彻你的愿望，但是我恳切希望你对希腊问题能够找出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因为我深信在肃清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的敌人以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事。
我的复电如下：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22日
我们在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以外从事作战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然而我们在那儿必须打下个军事基础，以便某种希腊政府能据以行使它的职权。我个人对大主教有很大的怀疑，因为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到左翼拥护的独裁者。不过，这些怀疑在几天以后可能就会消除。我觉得很有希望，我们将在这几天内控制阿提卡，肃清雅典敌人。
2．在这之后，我们无意再留在希腊，除了下面这样一个必要的相当时期之外，即：使政府（不论是什么样的政府）能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军队或民团，以便能够指导选举及全民投票等事项。如果我们立足于一个软弱和失败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就得不到政治上的解决。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只有通过胜利之门才能进入政治领域。
我把我对于希腊事务的见解告知史末资元帅。
首相致史末资元帅 1944年12月22日
对我来说，希腊已经证明是无穷烦恼的来源，而我们确已在我们朋友的家里受到创伤。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利用这个新的机会，煽动起人们的同情心，而我们在希腊的声誉和威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新闻界拍回国内的新闻报导所损害。希腊国王重返国内，不能作为英国政策的基础。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们利用刺刀来把他强加在希腊人民头上。
我对于摄政权有重大的怀疑，它很可能采取一种独裁的形式。我不能说它是否会成为一个左派的独裁政权，因为我对大主教没有足够的认识。所有的左派势力和我们在当地的人员当然都支持这个摄政权。亚历山大当然全副心神都倾注在北线，因此对整个希腊事务极不喜欢。但是恶势力如果在希腊占了上风（看来很有可能），我们就得准备对付一个半布尔什维化的、由俄国人领导的巴尔干半岛，而且这种局势可能发展到意大利和匈牙利。因此我预见到这些地区内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危险，但是除非给这个政府施加重大压力，并同美国吵架之外，我无力去做任何有效的事情。我希望几天以后能看到阿提卡方面军事行动有所进展，从而导致一种健康的气氛。同时我们的援军即将到来，就人数来说，当然已经大大超过了“人民民族解放军”。不过，局势还不能十分乐观。
※ ※ ※
两天以后，我决定亲自去看看。
那天是12月24日，我们在圣诞节前夕举行了一个家庭和儿童的晚会。我们有一棵圣诞树——是美国总统送给我们的——大家都在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的到来，或许因为周围都是黑影笼罩，所以格外显得明亮。但是当我看完电报以后，我深信我应该飞到雅典去看看当地的局势，特别要去认识一下大主教，有许多事情都跟着他转。我打电话叫人准备好一架飞机，那天夜里在诺索尔特机场等着。我向艾登先生建议要他和我一块儿去，他立刻答应，这样又把他的圣诞节破坏了。我为了丢开晚会而受到家人多方责备以后，就乘车到诺索尔特机场去和艾登会合。在那里有新近由阿诺德将军拨给我的一架空中霸王式飞机在等着，机上服务殷勤、效率高。我们睡得很好，直睡到八点钟左右才在那不勒斯着陆加油。这里有几个将军，我们大家有的在一起，有的在邻桌上吃早餐。早餐不是我一天中最好的时间，从意大利前线和雅典来的消息都是令人沮丧的。一小时后，我们又起飞了。天气良好，我们飞过了伯罗奔尼撒和科林思海峡。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就像一幅大地图展开在我们下面，我们向下注视，不知道谁控制着什么地方。
大约在中午时候，我们在卡拉梅基机场降落，那边由大约二千名英国空军守卫着，都是全副武装，精力充沛。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利珀先生和麦克米伦先生都到这里迎接。他们登上了飞机，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把整个军事和政治局势作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最后我认为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并且同意了应即采取的步骤。
我和我的一行人，准备睡在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外海面上的“埃阿斯”号军舰上。这条船是普拉特河口战役①中著名的轻巡洋舰，那场战役距离现在好像已经很久了。沿路，据称是平静的，我们有几辆装甲车保护着，走了几哩没有出什么事故。我们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了“埃阿斯”号，这时我才初次想到今天是圣诞节。船员们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来欢度节日之夜，我们当然尽量不去打搅他们。
①参看第一卷第二十九章。
海员们打算以十二个人穿上各色服装，化装成为中国人、黑人、红色印第安人、伦敦人、小丑——大家唱着夜曲来让将校和准尉们开心，而且一般是以适合于这种场合的欢宴开始的。大主教和他的随员也来了——他的个子非常高大，所穿的长袍，所戴的高帽，都是希腊教会中高贵人物才有的。两批人碰在一起了。海员们以为他是来参加他们的节目表演的（虽然事先他们没有得到通知），因此围绕着他，热烈地跳起舞来。大主教以为这一批穿着各种颜色衣服的小丑是存心侮辱他的。如果不是舰长及时赶到，很可能他已经登岸而去。舰长起初有些发窘，但终于把事情解释清楚，令人满意。这时，我老在等待着，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但是结果皆大欢喜。
※ ※ ※
我给战时内阁送上一份我们讨论各种问题的报告。
首相（雅典）致副首相及其他人员1944年12月26日
我们一到达雅典机场，外交大臣和我就跟亚历山大元帅、麦克米伦先生和利珀先生开了一次会。
2．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对当前的军事形势作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报告。两星期以前形势是严重的，但是现在已经好转得多。不过，陆军元帅已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就是在“人民民族解放军”部队的背后，有一个顽强的抵抗核心，性质上是属于共产党的。它要比我们所预料的更为坚强，要消灭它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即使能够把“人民民族解放军”的部队逐出雅典周围地区，我们仍然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想把他们完全消灭的话。
3．麦克米伦先生和利珀先生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考虑召集所有的政治领袖来开会，把“人民民族解放军”也邀请来。我们觉得召集这样一个会议，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终止希腊的自相残杀的斗争，即使“人民民族解放军”拒绝邀请，也可使我们的意图大白于世。我们还同意由大主教来担任这个会议的主席，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在会议上（在飞机上）起草了一个公开的声明。麦克米伦先生和利珀先生打算把这份声明送给希腊首相和大主教。声明的原文已经用电报拍发给你了。
4．我们曾表示我们的愿望，就是这个会议应该很快地成为一个希腊人自己的会议，虽然我们也愿意呆在那里，只要对会议能有所帮助。当我们把这件事向大主教提出的时候，我们事先已经接到消息，知道他会同意发挥他的作用。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在“埃阿斯”号上），他谈到“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暴行和“民族解放阵线”后面那只阴险的黑手，表示深恶痛绝。听了他的话，不用怀疑，他是十分惧怕共产党（或者像他所称呼的：托洛茨基派）跟希腊事务纠在一起。他告诉我们，他今天发表了一份通谕，谴责“人民民族解放军”的一伙人绑走了八千个人质，都属中产阶级，其中有许多是埃及人，并且每天枪毙几个。他又说道，他曾经声明：如果不把妇女们释放，他将把这些事件公诸全世界的报界。经过一场争论以后，他认为，妇女们将被释放。一般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大可信任的。他仪表堂堂，立刻接受了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建议。我们将邀请美国和苏联在雅典的代表们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列席。会议定于12月26日下午4时举行。
5．大主教应我的请求，将送给我一份关于这次会议议程的提案。我不能预言会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当然，“人民民族解放军”也许会拒绝邀请。如果他们这样做，将在世界面前显出他们对权力贪得无厌。如果他们接受的话，我对组织联合政府的希望估计不高。我的印象是希腊国内对于共产党的怨恨很深，特别从大主教的话里得到这种印象。在来到这里以前，我们对于这一点已经没有怀疑。当前的形势，因我们目前所已经听到的一切而得到了证实。毫无疑问，雅典人民会知道怎样投票，如果他们有机会这样做的话，我们会见了“人民民族解放军”之后，当续有报告，如果他们明天来的话。
我当然也把情况转告美国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94年12月26日
我和安东尼正走出来看看我们能为解决希腊这次的纠纷做点什么。此行的原因：国王非要等到全民投他的信任票后，不肯回去。此外，我们不能抛弃那些为了我们的事业而和我们共同作战的人，若有必要时，我们必须和他们共同战斗到取得胜利。必须时常使人了解，我们对于希腊，无论在领土或其他利益上都毫无所求。我们已经付出很多东西，今后只要我们的力量办得到，还要拿出更多的东西。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候，我指望你能帮我们的忙。我尤其希望你通知你们驻雅典的大使同我们保持联系，并且根据上述的原则尽力帮助我们。
第二天他发来了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2月27日
我已经要求我们的大使尽快来拜访你，我也准备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之下尽力帮助。
我希望你莅临现场之后，一切将会得到十分满意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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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日，“馈赠日”①的早晨，我动身到大使馆去。我记得当我们正要登岸的时候，有三四颗炮弹从我们左面一哩外之远的战地飞过来，就在十分靠近“埃阿斯”号的地方，掀起了好多水柱。这里有一辆装甲车和武装护卫队在等待着我们。我对我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当他回答没有带来的时候，我责备他，因为我当然随身携带我自己的手枪。隔了一会儿，当我们挤进我们的钢制车箱里去的时候，他说道，“我得到了一支汤姆冲锋枪。”我问他，“你从哪里弄来的？”他答道，“我向司机借来的。”我问道，“那么他怎么办？”“他将忙于开车。”我回答他，“麻烦是不会有的，除非我们被迫停车，不过到那时候，他怎么办？”乔克没有作声。记一过！我们一路上车声隆隆地到达了大使馆，没有出什么岔子。
①“馈赠日”指圣诞节的次日，英俗于该天赠礼品与邮递员及送货员等。——译者
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大主教。在他身上我们将下一笔很大的赌注。他对我们所提的一切建议表示同意。我们计划了将于下午举行的会议的程序。我已经相信他是希腊混乱中的一个突出人物。除其他事情以外，我得知他在进入希腊正教教会以前，是一个角力选手。利珀先生曾注意我说过这句话，“大主教阁下以摄政的地位担任的任何新任务，无论如何总会妨害你的宗教职务，当我想到这一点，便苦恼不安。”他给了我一切必要的保证。
12月26日晚上大约6点钟左右，在希腊外交部里举行了会议。夜幕降临之后，我们在一间宽大而寒冷的房间里就座。雅典的冬天是寒冷的。室内没有取暖的设备，几盏风灯在会场上发出暗淡的光芒。我和艾登先生坐在大主教的右边，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坐在他的左边。美国大使麦克维先生、法国公使巴朗先生和苏联的军事代表都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三位共产党领袖迟到。这不是他们的过失。在前哨曾发生过拖延较久的争吵。过了半小时，我们着手进行我们的工作。当他们进入会议室，我已经在讲话了。他们都是相当漂亮的人物，穿着英国式的军服。在我的演说中，除了其它事情之外，我说道：
昨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认为能够坐下来谈谈是一件好事。最好是让每一份努力都用于重建希腊，使它成为胜利中的一个因素，而且现在就动手去做。因此我们跟帕潘德里欧首相谈了一下……我们向他建议应该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虽然大战还在比利时和德国边界猛烈进行，但我和艾登先生到这里来了，想要作这样的努力来把希腊从悲惨的命运中挽救过来，而且把它抬高到享有盛名的地位。帕潘德里欧先生立刻向我表示，他欢迎这样一个会议，因此我们大家现在才会聚集在此地，聚集在这个每分钟都可以听到离此不远发出的枪炮声的城市。英国方面的下一个步骤是邀请大主教担任这个希腊人会议的主席。我们不想妨碍你们的讨论。我们英国人和其他联合在一起的胜利大国的代表们将让你们希腊人自己在这个最卓越和最可敬的公民的领导下，进行讨论。
我们不来打扰你们，除非你们再请我们来。我们可以等待一会儿，但是在这个狂风暴雨的世界里，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要完成。无论如何，我的希望是，今天下午在雅典这里开始的这个会议，将会使希腊在同盟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间，再次恢复它的声誉和力量，会保障希腊的国境不受来自北方的任何危险的侵扰，并且会使每一个希腊人在全世界面前，善于发挥他个人和国家的力量。因为全世界的眼睛此刻都在注视着这张桌子，而我们英国人相信不论在激烈的战争期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误会，我们将保持希腊跟大不列颠之间的传统友谊，这友谊在希腊取得独立之际，发挥过十分显著的作用。
亚历山大将军补充了一句尖锐的插话道，希腊军队应该在意大利作战，而不应该在希腊跟英国军队打仗。
既然我们已经打破了开头的难关，使本来自相残杀的希腊人在大主教的主持之下，围在一张桌子上谈判，并且已经作了正式的发言，因此会场上的英国人员，即行退席。
※ ※ ※
我高兴地回到了大使馆。那边有几只从总司令部里借来的油炉子，供我在访问期间使用。当我们在等待会议消息和晚餐的时间里，我发了下面的电报给我的妻子，因为圣诞节前夕未能与她团聚而觉得抱歉：
首相致丘吉尔夫人 1944年12月26日
我们度过富有成果的一天，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必要放弃会得到某些重要成果的希望。英国军舰“埃阿斯”号极为舒适，我们可以在相当近的距离内看到北比雷埃夫斯的战斗情景，我们不得不再移远一哩。因为他们的掷弹筒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的太多了。我乘坐了护卫周密的装甲车，沿着从比雷埃夫斯到雅典的漫长公路到大使馆去，并对使馆里全体勇敢的女职员讲了话，她们已经在不断的危险和艰难中度过了好多个星期，但还是心情非常愉快。利珀夫人鼓舞了她们。
2．你或许已经看到关于阴谋爆炸设在大布列塔尼旅馆内司令部的消息。我想这不会是为了我的缘故罢。还有一吨炸药是在知道我到达时起到天亮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由技术非常熟练的人运用德国的机械设备放进在阴沟里的。我已经跟大主教交了朋友，并且认为像我们这样做法，把他拉进来是很明智的，宪法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行处理。
3．在希腊外交部里的会议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围桌而坐的尽是那些面容憔悴的希腊人，还有大主教，据我看来，连他所戴的高帽子算在一起，使他具有七呎高的身材，他是我们请来当主席的。美国、俄国和法国的大使们全都高兴地应邀出席。你一定会在无线电中听到他们的演说，或在星期三的报纸上看到刊登出来。“人民民族解放军”来了三个人，迟到了。希腊政府建议，对我们到这里来表示感谢，说了许多恭维的话，而且得到“人民民族解放军”代表的附议。他们谈到大不列颠的时候称为“我们的伟大盟国”——所有这一切和就在不很遥远的地方，双方还在互相炮击，形成鲜明对照。
4．经过一度考虑之后，我跟“人民民族解放军”代表握了手，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感到满意。他们都是头号人物。我们现在让他们在一起，因为这是一场希腊人的戏。
这场戏随时都可能散场。必要时我们将等一两天看看。我们至少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
※ ※ ※
希腊党派之间激烈的讨论占去了整个第二天的时间。那天傍晚五点半，我跟大主教作了最后一次讨论。由于他跟“人民民族解放军”代表们几席会谈的结果，大家同意要我去请求希腊国王任命他为摄政。他将着手组织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新政府。我们承担继续全力作战，直到“人民民族解放军”接受停战，或者把他们从雅典地区清除出去为止。我告诉他，我们不能承担雅典和阿提卡以外的任何军事任务，但是我们将尽量把英国军队留在希腊，直到希腊全国性的军队组成为止。
正在这次谈话开始以前，我接到共产党代表们的一封来信要求同我秘密会谈。大主教则请求我不要答应他们。我的答复是，会议的性质既然完全是属于希腊人的，我认为同意他们的请求是不合适的。
在下一天，12月28日的早晨，艾登先生和我乘飞机到那不勒斯和伦敦去。动身前，我没有机会向帕潘德里欧先生告别。他大约即将辞职，就整个事务来说，他是一个严重的失败者。我关照我们的大使跟他保持友好的接触。
我给参谋长委员会发出下面的电报：
首相（雅典）致伊斯梅将军转帝国总参谋长及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12月28日
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能赶快——就是说，在这二三个星期之内——使局势明朗化的话，雅典这里将发生足以影响我们在全世界地位的大灾祸。据亚历山大说，这需要从第四十六师调来两个旅，他们已经奉命待发。另一方面，亚平宁西部的军事形势是这样的：任何严重削弱第十五集团军群的后备队都会导致危险。
2．在这些情况之下，我希望你们加以考虑，并且准备好等我一回来就和我讨论，让第五师的先头旅在第四师改调到希腊去以前，按照预定日程从巴勒斯坦开往意大利。如果我们明天，星期四，能够得到关于这件事情的答复，将有很大的便利。我在午夜前不会离开卡塞塔。这当然意味着，在周围的形势缓和下来以前，不能在巴勒斯坦采取暴力的行动去激怒犹太人，例如大规模地搜查武器。
在刚要离开雅典以前，我又给总统发出下面一个电报，因为我曾收到他亲切来电询问情况。
首相（雅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28日
多谢你的来电，使我处在许多困难之中得到了鼓舞。麦克维大使昨天来看我，我们重新开始了上次的谈话。他像此地的任何人一样，深信在大主教领导之下的一个摄政机构是当前唯一行得通的途径。我曾经跟大主教见过几次面，他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感，以及他的果断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给我一种良好的印象。你不能指望我在这里告诉你关于他的精神上的品质，因为我实在没有充分的机会来衡量这些事情。
2．希腊会议（你会从别的文件得到有关它的详细报导），一致主张建立一个摄政机构。“民族解放阵线”大力支持这件事。然而我认为大主教绝对不是共产党所指的左翼。相反地，他似乎是一个极端果断的人物，一心要在希腊建立一个小而有力的行政机构，以防止内战继续打下去。
3．因此我即将和安东尼回国以力劝希腊国王任命大主教为摄政。如果国王同意的话，其结果当然是大主教将建立一个由十来个具有“充分善意”的人组成的政府。我揣想他将任命普拉斯蒂拉斯为首相，而帕潘德里欧将不包括在内。当这些事情还只是臆测的东西时，我自然不能推测得过远。
4．我们一回去，就要和我们的已经倾向于这条途径的同僚们商量，我们应该对希腊国王施加最大的压力，要他接受他的首相帕潘德里欧先生的劝告，此人的主张一日三变，但是现在他已经答应发出一份亲自拟稿的电报。
5．如果麦克维大使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跟我所说的相符合，那么我极希望你能在以后几天里，打一个私人电报给希腊国王，以支持我们将对他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我们当再行奉告。我的想法是，摄政的时间应以一年为期，或者等到全民投票能在所谓“正常平静”的条件下举行的时候。
大主教已经把这件事完全交托我去办，因此我能够以最适宜的方式向国王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在这些困难已经克服而大主教当了摄政之后，你如果觉得能够给他打个支持的电报，这会使我们的工作更容易进行。总统先生，我们已经损失了千人以上，现在雅典的大部分地区敌人虽然已经肃清，然而这个城市里的巷战，还在激烈进行，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看到这种景象，令人痛心，而可怜的人民都很贫困，在许多情况下仅依靠我们常冒着生命危险而在各仓库发给他们的口粮，以维持生命。当时机到来时，凡是你所能说的足以鼓励支持这个新计划的话，都将是很珍贵的，并且可能促使“人民民族解放军”接受斯科比将军所提出的停战条件。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因有必要，正在增援，而军事敌对行动将继续进行。绝大多数的人民渴望得到一个解决方案，使他们能从共产党的恐怖中解放出来。
6．我们必须考虑一个临时的安排，等到我们盼望已久的会晤实现时，我们可以加以研究。这个日期现在应该不会离得太远了。到那时就有可能把我们的意见和行动联系起来。在这期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建议创立一个由大主教当摄政的能力更强的新政府，同时我们还得继续担负起非我们自己招来的沉重的任务，即把那些正在进逼这个地区来的十分危险、强大，而在组织和指挥上都很完善的分子驱逐出雅典。星期五早晨我回去时，如蒙电复，至感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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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我们回到了伦敦，我又拍了一封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怀南特大使已经送给我一份你拍给希腊国王的电报复本。你的行动如此迅速，我们大家都十分感激。安东尼和我刚刚回来。战时内阁已经批准我们的行动，并且授权我们今晚力促希腊国王任命大主教为摄政。大主教听凭我去跟国王商讨摄政的任期，因此我的行动比较自由一些。
2．如果得不到国王同意，我国政府将建议大主教就任摄政之职，并向他保证，我们决定承认他和他所组成的政府为希腊政府。
当天夜里，我又告诉他更确切的消息。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30日
安东尼和我跟希腊国王一直谈到今天凌晨4时30分，最后，国王对下面公告，表示同意。我已经把它送给在雅典的利珀大使，以便大主教立即开始工作。希腊文的文本正在翻译中，我当尽快送一份给你。
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费力的苦差使。我不得不告诉国王说，如果他不同意，这件事没有他也得解决，我们将承认新政府而不承认他。我希望你能对于大主教和他的政府给以一切支持和鼓励。
公告如下：
我希腊国王乔治二世，深切考虑到我所热爱的人民由于空前的和不能控制的局势而陷入于可怕的境遇之中，并因为我已决定，除非得到全国自由和公正的民意的召唤，不再回到希腊；同时对于你的忠诚具有充分的信任，现在通过这个公告任命你，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在这个紧急时期担任我的摄政。为此，我授权与你，并要求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整个王国境内恢复秩序和安宁。朕还要进一步表示愿望，即等到这阵风潮过去之后，应该通过民主政治的手续来探知希腊人民自由发表的愿望，从而减轻我所热爱的国家所经受的令人心痛的苦难。
我立刻把这份王室的公告送给驻雅典的利珀先生，说明大主教从收到这份公告时起，应该认为自己可以利用一切职权，大胆工作，并确信英国政府会坚决予以支持。
罗斯福总统当天答复道：“得悉你已平安到达，甚为高兴，并且祝你在解决希腊问题上完全成功，看起来你的希腊之行卓有成效。”
我的复电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31日
希腊国王的行为颇有君子之风，而且具有高度的尊严，我深信你如给他一个私人电报，一定会令他得到安慰。对于“人民民族解放军”寄给我的那封公开信，我将只给他们一个礼节上的答谢，而把这件事交给大主教。现在这显然是他的事情了。
西线的大战似乎正稳步地转变为有利于我方，我仍然认为龙德施泰特的反击与其说它是延长战争，毋宁说它是缩短战争。
利珀先生（现在是利珀爵士，荣获英帝国大十字勋章、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在他的《当希腊人和希腊人碰在一起》一书中记述这些事迹时有如下的评论：
国王的公告批准了会议全体一致的主张，这是丘吉尔先生访问的直接结果。这终于攻破了一种流言，就是说英国人试图把国王重行强加于他的人民的头上。即使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丘吉尔先生到雅典访问也是大有道理的。如果他的本能不在那个时候使他到有纠纷的地点去，我十分怀疑是否有别的影响力能够诱导各方面凑集在一起来向国王建议那个摄政机构。①
①见该书第127页。
“人民民族解放军”在12月30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宣称他们已经履行了斯科比将军所提出的一切停战条件。这是不真实的，因此英国司令官坚持要求正式接受他的条件。
大主教答复国王，表示接受他的命令而担任摄政。希腊有一个生气蓬勃的新政府。1922年曾领导反叛国王康斯坦丁的军队领袖、激烈的共和主义者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于1月3日作了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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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从史末资将军那里得到一些明智的建议。
史末资元帅致首相及外交大臣 1944年12月30日
我们以深切的兴趣和极大的不安的情绪注视着你们的雅典之行。这件事将对世界舆论发生深刻而有益的影响。希腊的实际情况不幸被报界描绘成一幅完全歪曲的图画。因此“人民民族解放军”——“民族解放阵线”被当作与支持王室事业的英国人作斗争的民主战士。这虽然是捏造的，但是世界的反应，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应该趁此机会，把局势的真相揭露出来，而报界也应该把“人民民族解放军”的真正面目描绘出来。这样全世界就会看清楚，大不列颠处于朋友和盟国的地位，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应该把希腊人民所受的残酷的痛苦加以真实的暴露，像炸毁人民的财产，无情的破坏和勒索，逮捕和处决无辜的人质，用道道地地的纳粹式的恐怖方法来压制平民等。你此次勇敢地执行使命以后，随手把事实作一详细而正确的说明，可以有益地扭转舆论。我们在伦敦和雅典的情报和新闻机构现在就应该把他们已经掌握的材料公布出来。
我们自己的部队并没有什么错觉。亚历山大将军以前曾寄给我一份关于他们的家信检查的报告。我读了之后十分感动，因此叫人把它印出来，分发给战时内阁。这完全攻破了共产党集团里流传的谎言，说我们的部队同情“人民民族解放军”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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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在雅典的继续战斗终于把叛军驱逐出首都。到了1月中旬，英国军队完全控制了阿提卡。共产党在开阔的乡村对我们的部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1月11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人民民族解放军”的全部军队都应撤出雅典、萨洛尼卡和帕特雷。在伯罗奔尼撒的一部分人，可以发给他们通行证，让他们回家去。英国军队将停止开火，但仍固守着。双方的战俘应予以释放。这些商定办法在15日开始生效。
这样结束了六个星期的雅典争夺战，而且最终证明了这是为了使希腊免遭共产党的征服的战斗。当三百万人正在西线的两边作战，而大量的美军正在太平洋上向日本展开阵势的时候，希腊的突发事变看起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须知这个事变是处于西方世界的权力、法律和自由的神经中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