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会议之间，穿插着罗斯福、斯大林和我在午餐和晚宴上进行的谈话，这些谈话甚至可以认为是更重要的。在这种场合下，大家兴致勃勃，无话不谈，什么事情都听得进去。28日，星期日晚上，罗斯福总统设宴招待，我们共有十人或十一人参加，其中包括译员。谈话不久就变得全面而认真起来。
第一天晚上的聚餐后，当我们在室内漫步的时候，我把斯大林请到一张沙发旁边，提议我们谈谈战争胜利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坐了下来。艾登也来参加了。斯大林元帅说：“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吧。”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从这次战争中恢复过来，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再发动一次新战争。他担心德国国家主义会死灰复燃。凡尔赛会议以后，和平好像已经有了保障，但是德国很快地就卷土重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防止德国发动新战争。他深信德国是会东山再起的。我问他：“时间要多久呢？”他答道：“在十五到二十年以内。”我说一定要使世界至少有五十年的安全。如果这种安全只能维持十五到二十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士兵了。
斯大林认为我们应当考虑限制德国的制造能力。德国人是一个能干的民族，非常勤劳而又富于智谋，他们会很快地复原。我答复说，我们必须采取某些控制措施。我要禁止他们的一切民用和军用的航空事业，不准设置总参谋部制度。斯大林问道：“你是否还要禁止钟表工厂和家具工厂，以免他们制造炮弹零件呢？德国人曾经制造玩具步枪，教练过几十万人学会射击。”
我说：“凡事都不会一劳永逸的。世界在不断地前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得世界至少能有五十年的安全，办法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禁止重新武装，监督德国工厂，禁止一切航空事业，进行有深远意义的领土方面的变更。这一切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是否能够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而维持密切的友谊，并且对德国进行监督。只要我们看到了危险，就不要害怕发布命令。”
“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管制，”斯大林说：“但结果却失败了。”
“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我答复说。“上次的战争还不是今天这样范围的民族战争，而俄国也没有参加和会。这次的情形就不同了。”我总觉得应该孤立并削弱普鲁士；把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一个广泛的、和平的而非侵略性的联邦。
我认为对待普鲁士应该比对待德国其他部分更为严厉，这样就会影响后者不敢再同前者一道孤注一掷。但不要忘记，这都是战时的心情。
“你说的都很好，不过还不够。”斯大林作了这种评论。
我继续说，俄国应该有它的陆军，英国和美国应该有它们的海军和空军。此外，三个国家还要拥有其他的手段。三个国家都得拥有强大的武装，绝不承担裁减军备的任何义务。
“我们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如果我们失败了，也许会引起一百年的混乱。如果我们强大了，我们就能实现捍卫者的任务。
当然，还不仅限于维持和平，”我接着说，“三国还要指导世界的前途。我绝不愿将任何制度强使别的国家接受。我要求自由以及各国按照各自的愿望发展的权利。我们三个国家必须始终不渝地维持友好关系，从而保证一切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斯大林又问起怎样对待德国的问题。
我答复说，我不反对德国的劳动者，而只是反对它的领袖们和具有危险性的同盟。他说在德国各师部队中也有许多奉命作战的劳动者。他问那些来自劳动阶级（记录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许是指“共产党”）的德国战俘，为什么替希特勒作战。他们回答说他们是执行命令。他便把这些战俘都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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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议我们应该讨论波兰问题。他表示同意，并请我先发表意见。我说，我们曾经为了波兰而宣战，因此，波兰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俄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对疆界问题，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我想同俄国人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元帅如果肯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一问题并达成某种协议。而且斯大林元帅应该告诉我们，保卫俄国的西部边疆最必要的是什么。这次欧战可能在1944年结束，苏联在战后将会强大无比，而俄国在采取任何有关波兰的决定中都将承担很大的责任。我个人认为波兰可以向西发展，就像士兵“向左靠拢”两步一样。如果波兰踩了德国的脚趾，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波兰。波兰是欧洲这个管弦乐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乐器。
斯大林说，波兰人民有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这些都必须保存，而不应该消灭。
“我们是否要试划一下边界线呢？”我问。
“是的。”
“议会没有授权我划定边界线，并且我相信罗斯福总统的情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目前在德黑兰，倒可以研究一下，是否三国政府首脑在一致的努力下，能够确定某种政策，以便向波兰人提出建议，并劝告他们接受。”
我们同意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是否不必邀请波兰人参加。我说“是的”，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达成非正式的协议以后，再与波兰人进行接触。艾登先生这时插进来说，斯大林当天下午表示，波兰人可以向西发展，一直到达奥德河，使他深感意外。他从这种见解中看出前途颇有希望，因此很受鼓舞。斯大林问我们是否认为他会把波兰吞掉。艾登说，他不知道俄国人要吃掉多少，他们消化不了的有多少。斯大林说，俄国人不要求任何属于别人的东西，虽然他们可能会把德国咬掉一块。艾登说，波兰在东方失去的领土，可以从西方得到补偿。斯大林说，波兰也许可能从西方得到补偿，但他不知道其结果到底如何。后来我用三根火柴打比，说明我对波兰向西发展的主张。斯大林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这群人就在这种气氛中暂时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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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早晨，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军事首脑举行会议。我知道斯大林曾同罗斯福进行过私人谈话，现在当然正在同一个大使馆里，因此我建议在那天下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前，总统和我共进午餐。但是罗斯福却谢绝了，并且打发哈里曼到我这里来解释，说他不愿意斯大林知道他同我在私下会谈。
我对这点感觉奇怪，因为我认为我们三个人应当彼此同样地信任。午餐以后，罗斯福总统又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其中特别包括罗斯福先生关于建立战后世界政府的计划。这种计划应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这“四个警察”来执行。斯大林并不怎么赞成这个意见。他说这“四个警察”不会受到欧洲各小国的欢迎。他不相信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变得强大，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
当时，斯大林提出另一项建议：就是设立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远东委员会，而欧洲委员会则由英国、俄国、美国以及可能是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共同组成。罗斯福总统答复说，这类似我建议的区域委员会，即分别设立欧洲、远东和美洲区域委员会。他似乎没有解释清楚，我还打算建立一个联合国家最高委员会，由这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因为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会谈经过，所以无法纠正这种错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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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四点钟开始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前，我奉国王之命，赠授陛下为纪念光荣的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而特别设计铸造的宝剑。外面大厅里挤满了俄国的官兵。我用几句话说明原委以后，就将这个光彩夺目的武器递交斯大林元帅，他以非常动人的姿态把宝剑举到唇边，轻吻剑鞘。然后，他把宝剑交给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再把宝剑放下来。宝剑在俄国仪仗队的护送下，极其庄严隆重地从房里捧了出去。当这个行列向外走去的时候，我看见罗斯福总统在房内坐在一边，显然为这次典礼所感动。接着，我们走进会议室，又围着圆桌而坐。这次，所有的参谋长都来参加了，他们现在前来报告上午辛勤讨论的结果。
帝国总参谋长说，他们已经研究了各项作战计划，并且认识到从现在开始直到发动“霸王”战役期间，如果不在地中海采取某种行动，德国人就可能把军队从意大利调往俄国或法国北部。他们曾考虑将前哨从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往上推进，加强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使他们能够牵制德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国师团，并且促使土耳其参战。他们还讨论了在法国南部登陆，以配合“霸王”作战计划。波特尔已重新检查了我们的轰炸攻势，马歇尔检查了美国在英国集结的实力的情况。
马歇尔将军谈到，西方同盟国家在欧洲面临的问题，不是部队或物资的问题，而是船舶和登陆艇以及获得距离战场很近的战斗机的机场问题。登陆艇特别短缺，而最需要的还是每艘能载四十辆坦克的登陆艇。就“霸王”作战计划来说，军队和物资的运送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在同盟国面临的每一问题中，变动不定和成为问题的因素，几乎总在登陆艇方面。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造舰计划都在加速进行，目的有二：第一，增加“霸王”作战计划初攻的规模；第二，使我们能够在地中海进行我们认为正确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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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斯大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谁指挥‘霸王’作战计划？”罗斯福总统答复尚未作出决定。斯大林直率地说，如果不指定人选负责一切有关的准备，这个作战计划一定会毫无结果。罗斯福说，关于这点业已采取了措施。英国军官摩根将军已经领导了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为这个战役筹划了相当长的时期。事实上，万事均已决定，只是最高司令的人选尚悬而未决而已。斯大林认为需要立即派定人选，不仅负责筹划，而且负责执行。否则，即使摩根将军声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一旦委派最高统帅以后，也许这位最高统帅的见解完全不同，而打算重砌炉灶。
我说摩根将军是经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同意，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几个月以前委派为最高统帅（尚待指定）的总参谋长。英王陛下政府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统帅的指挥，因为美国要负责组织进攻部队，并且在兵力的数量方面占有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在地中海，几乎所有的海军都是英国的，同时我们在陆军方面也占有相当的优势。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战场的统帅，合情合理地应由英国人来担任。我建议由三国政府首脑来讨论最高统帅的任命问题，要比在较大的会议中讨论更加适宜。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对于任命问题不要求发言权。他们只想知道任命的人选是谁。最重要的是人选尽早地确定，而被选任的那位将军不仅要负责筹划作战计划，还要付诸实施。我也认为决定指挥“霸王”战役的人选是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说这个问题至迟将在最近两周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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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陈述了英国的立场。我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多而复杂，使我有些不安。这次会议大约代表全人类中十二到十四亿的人民，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达成正确的结论。因此，在我们面临的重大军事、政治和道义问题获得彻底解决以前，我们就不能结束会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准备只谈少数专门问题，由军事小组委员会去加以研究。
第一，已经聚集在地中海的大批部队，能对“霸王”作战计划提供何种援助？特别是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对法国南部发动的进攻将达到何种规模？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都提到这个计划，但是，我们还没有进行详尽的研究，因此谁也不能表示最后的意见。斯大林极其正确地强调了钳形攻势的重要性，但是使用少数兵力进攻显然是毫无成效，因为在主力部队到达以前，它就已被敌人歼灭了。我完全代表个人发表意见说，在地中海应当至少保留足够运输两师兵力的登陆艇。我们获得具有这种运输力量的登陆艇以后，就可以采用海上包围的战术，协助前哨部队由意大利的中部向上推进，从而避免采取迟缓而艰巨的正面攻击的战术。第二，这些登陆艇能使我们在土耳其参战的同时，夺取罗得岛和打通爱琴海。
这批登陆艇还可以使我们在五六个月以后，配合“霸王”战役，从海上袭击法国南部。
这些作战计划显然都需要极其仔细地进行研究，并选择时机，但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各点都能办到的话，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另一方面，倘若要把足够运输两师兵力的登陆艇留在地中海，那么显而易见，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日期势必要推迟六星期到八星期，或者采用另一种办法，势必要把派往东方、在对日作战中担任袭击任务的舰艇调回来，因此，我们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就需要权衡各个问题的轻重缓急。我说，我将以感激的心情倾听斯大林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战果鼓舞了他们的英国盟友，并且使他们非常钦佩和尊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南斯拉夫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问题。
游击队在巴尔干半岛至少牵制了德国二十一个师团。此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还驻有保加利亚的九个师团。这样算来，这些英勇的游击队牵制着敌军三十个师团。因此，巴尔干战场确实成为我们使敌人力量尽量分散的一个地方，并能为我们未来的艰苦战役减轻压力。我们本身对巴尔干并无任何野心。
我们总的目标只是要严密困住敌人的这三十个师。莫洛托夫先生、艾登先生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应举行会谈，并将未曾解决的政治问题向会议提出报告。举例来说，我们的苏联朋友和我们的盟邦，对于上述主张是否在政治方面感到困难？倘若如此，这些困难是什么？我们是决心同他们和衷共济地进行工作的。从军事观点来看，在这个地区无需使用大量军队，充其量，不过是需要以物资装备和突击性的战斗来帮助游击队而已。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土耳其的问题。英国是土耳其的盟邦，曾经接受了在圣诞节以前说服或劝诱土耳其参战的任务。如果罗斯福总统在目前情况下愿意过问此事，并领导进行，则英国政府极愿让他去处理此事。我说，我准备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保证：英国将竭尽全力促使土耳其参战。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土耳其参战最多不过占用同盟国两三个师的兵力。
然后我问苏联政府对于保加利亚有何看法。他们是否准备通知保加利亚，如果土耳其对德国宣战而保加利亚要进入土耳其的话，苏联立即就把保加利亚当作敌人？我建议莫洛托夫、艾登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进行商谈，然后就促使土耳其参战的最好方法这一点向会议提出建议。我们只要能够实现这点，就会给德国以沉重的打击。保加利亚将被削弱，罗马尼亚已经在千方百计地想要无条件投降，而且对于匈牙利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所考虑的地中海方面的各个战役，其目的都是为了减轻俄国所受到的压力，并使“霸王”作战计划能有最大的希望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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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了大约十分钟。会上一时无人发言。然后，斯大林说：“如果由于土耳其参战，而保加利亚威胁土耳其的话，苏联政府将认为它同保加利亚处于战争状态。”我感谢他的这种保证，并问我是否可以这样通知土耳其人。斯大林说完全同意。然后，他说明自己对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在意见方面并无分歧，并完全赞成对游击队进行援助。但是他又直率地补充说，土耳其参战，援助南斯拉夫以及夺取罗马，按照俄国人的思想方法，都是比较次要的问题。如果召开此次会议是为讨论军事问题的话，则首先必须考虑“霸王”作战计划。
如果根据建议来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显然要对委员会应当完成的任务给予明确的指示。俄国人在抵抗德军的伟大斗争中，需要援助，而且是紧急的援助。最好的援助办法就是早日大力地执行“霸王”作战计划。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决定：第一是日期。时间应该定在5月，不能再迟。第二，需要在法国南部登陆来支援这个战役。如果登陆能在进行“霸王”战役前两三个月实现，当然最好；否则便同时进行；如果不能同时进行，稍晚一点登陆也有好处。袭击法国南部作为一种支援性的战役，对于“霸王”战役肯定是有所帮助的。
夺取罗马以及在地中海进行其他战役，只能作为牵制性的行动。
第三个需要决定的问题就是任命“霸王”作战计划的总司令。斯大林说，他希望会议在结束以前就能作出这项决定，最迟也要在会后一星期内决定。如果没有最高统帅，“霸王”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是不能顺利地进行的。决定人选当然是英美两国政府的问题，但是苏联政府希望知道人选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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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对“霸王”作战计划的重要性看法已经一致，但是对于日期问题意见还有不同。如果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势必至少要放弃一次地中海战役。倘若把登陆艇和其他装备都留在地中海，“霸王”战役就要延迟到6月或7月。“霸王”的延期显然会引起危险。如果我们即使仅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在地中海东部进行远征，那么这种远征，也非常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规模较大的战役，使我们欲罢不能，而且需要派遣更多的部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在7月开始“霸王”作战计划，也会受到影响。
罗斯福先生接着提到我所谈的有关德国和保加利亚的三十个师团被遏制在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应当用突击部队来加强围困他们的措施。重要的问题就是把他们牵制在这个地区以内，不让他们危害其他战场。大家显然一致同意应当支援铁托，但是提供这种支援却不应抽调“霸王”作战计划的力量。
斯大林说，根据他获得的情报，德国人在南斯拉夫有八个师，在希腊有五个师，在保加利亚有三个师，在法国有二十五个师。他不准备同意把“霸王”作战计划推迟到5月以后。
我说我不能同意作出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认为，就大家已经发表的意见来看，并没有什么基本的分歧。我愿意竭尽英王陛下政府的一切力量，尽早着手“霸王”战役，但是我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争取早一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霸王”战役，就忍痛牺牲并放弃我们在地中海方面的伟大前途，好像这种前途毫无价值似的。英国在地中海驻有强大的陆军，我不同意让他们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内停止作战。这支军队应当以最大的战斗力与美国盟友并肩对敌人作战。我非常希望，英美军队合力粉碎驻在意大利的大量德国部队，并且在向罗马北部推进以后，能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前线。在将近六个月的期间，在意大利按兵不动，毫无作为，就等于不适当地使用我们的军队，而且又会使我们受到这样的谴责，就是俄国人几乎承担了陆上战争的全部重担。
斯大林说，他根本没有要求在冬季停止在意大利的所有战役的意图。
我解释说，如果从地中海调走了登陆艇，那就意味着肯定要减少我们在那里的战役。我提醒斯大林“霸王”战役赖以成功的三个条件。第一，从现在直到发动进攻的时间为止，德国在欧洲西北部的战斗机队的实力必须充分加以削弱。第二，在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必须使德国驻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后备部队，不超过十二个最精锐的足额机动师。第三，在战争的最初六十天中，要使德国人不能从其他战场调回超过十五个最精锐的师的兵力。为了获得这些条件，我们应当尽量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牵制德国人。如果土耳其参战，这就更增强我们的力量，但也不是必要的条件。现在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多半都是从法国调来的。如果我们在意大利放松对德国施加压力，他们又会被调回法国。我们必须在目前能够同敌人作战的唯一战场上，继续与它周旋。如果我们在冬季在地中海尽量与它进行激烈的战斗，这对于创造顺利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条件，将会产生最理想的作用。
斯大林问道，如果德国有十三四个机动师在法国，并且能从其他战场调来的兵力又超过十五个师，情形又将如何？这样是否就不进行“霸王”战役了呢？
我说，“不，绝不是这样。”
※ ※ ※
然后，我把讨论又转到土耳其问题。我们已经同意敦促它在今年年底参战。如果它参战，我们需要采取的唯一军事行动，只是把我们的飞机安置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机场，并且攻占罗得岛。使用一个突击师，再加上一些卫戍部队也就足以应付局面了。我们一旦占有罗得岛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便能够随时使爱琴海的其他岛屿弹尽粮绝。这些军事行动不会为我们带来漫无止境的负担，却可以认为是一种极其有限的义务。如果我们努力使土耳其参战而不成功，则事情就此结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使土耳其参战，对德国人来说，这就可以使他们松一口气。关于土耳其，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如果它参战，我们又攻占罗得岛，而且以后又把德国人从爱琴海的其他岛屿驱逐出去，则我们驻防在埃及的部队和空军全部可向北移动去参加战斗，而不是像目前这样采取守势。
土耳其问题不应当等闲视之。正如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说的，我们各项战役的规模、性质和时机，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获得登陆艇以及能否将部队输送过海。我说，我准备随时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去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如果所需的少数登陆艇不能留在地中海或从其他战场调来，则地中海区域不可能进行任何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也包括不可能袭击法国南部。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这些理由。我告诉斯大林，我同意他的意见，即给军事技术委员会明确的任务范围。我建议关于任务的各项内容，应该由三国政府首脑分别拟定。
斯大林说，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以后，觉得无需成立军事委员会。为了作出决定，也无需将各项枝节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几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总司令的任命，以及是否可能在法国南部进行配合性的战役。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由全体会议决定。同时他也认为，根本不需要设立外长委员会。委派这些委员会只会延迟结束大会的期限。而就他来说，他不能将在德黑兰的访问期限延迟到12月1日以后，最迟也不能超过12月2日。
罗斯福总统说，倘若决定要建立军事委员会进行工作，他已经用简单的方式为这个机构试行拟定了任务内容，内容共两句话，就是：“第一段：三国参谋长委员会认定‘霸王’战役是1944年的主要战役。第二段：委员会将作出建议，使辅助性战役得以试行，但事先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这种战役是否延误‘霸王’作战计划。”大家对此均表示同意。
斯大林说，苏联政府非常关心“霸王”战役的日期，特别因为需要和俄国战场方面的战役互相呼应。罗斯福总统表示，在魁北克会议上已经确定了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只是因为从那时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才使我们要考虑某些变更。
在我们散会以前，斯大林从桌子的对面望着我说：“我想对首相直接提出一个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首相和英国官员是否真对‘霸王’战役抱有信心？”我答复说，“假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具备了上述进行‘霸王’战役的各种条件，那么我们将竭尽全力横渡海峡去猛攻德国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谈到这里，我们就散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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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设晚宴招待我们。参加的人数是严格限制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哈里曼、克拉克·克尔、我和艾登以及我们的译员。在大会的辛劳之后，大家兴高采烈，一再干杯。不久，埃利奥特·罗斯福在门口出现了，他是乘飞机前来此地和他父亲相聚的。有人招呼他进来。于是，他在桌旁就座了。他甚至在我们的谈话中也多嘴多舌，以后还大肆渲染他所听到的一切，引起了极其严重的误解。据霍普金斯说，斯大林同我开了不少的玩笑，我丝毫都不介意，直到斯大林元帅以温和的语调谈起要对德国人进行惩罚这样一个严肃的、甚至是可怕的问题为止。他说一定要消灭德国的总参谋部。希特勒的强大陆军的全部实力都是依靠五万左右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如果在战争结束时，把这些人都抓来枪毙，德国的军事实力就会根除。我听了这话，就觉得应该这样回答：“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即使在战时的狂热下他们允许这样做，但是当这样的暴行初次发生以后，他们就会激烈地反对那些负责人。苏联人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
但是，斯大林，也许只是出于戏谑，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他说，“一定要枪毙五万人。”我听了非常生气。我说，“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样的可耻的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
这时，罗斯福总统插嘴了。他提出一项调解的办法，说应该枪毙的，不是五万人，而是四万九千人。毫无疑问，他希望使整个问题让大家一笑了之。艾登也向我作出种种姿势和暗示，要我相信这都不过是笑话。可是，埃利奥特·罗斯福这时却从餐桌那头的座位上站起来讲话，说他如何诚挚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如何确信美国军队会支持这种意见。
我受到这种打搅，就起身离开餐桌，走到隔壁那间灯光幽暗的房间里去。我刚到那里，就有人从后面用手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斯大林，他的旁边站着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恳切地说明他们只是开玩笑，根本就没想到什么严重问题。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想拿出这种风度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表现出像当时那样吸引人的仪态。虽然在当时和现在，我都不完全相信这是开玩笑而背后没有隐藏着什么认真的意图。我同意回到原来的房间去。当晚的其余时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