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地中海两端的巨大的作战计划虽然都已定了下来，而且为这些计划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在进行，但是等待的时期却是难熬而又极端紧张的。内部了解情况的人在担心什么事情会发生，而所有不了解情况的人则担心着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我主持政务迄今已有二十八个月，在这时期里，我们几乎接连不断地遭到军事失利。法国崩溃了，英国遭到空袭，但我们却活下来了。我们的国土并未遭到入侵。我们依然守住埃及。我们还活着，但处境艰难；不过，也就如此而已。另726一方面，多少灾难像瀑布似地倾泻到我们身上啊！达喀尔的惨败，我们从意大利手中夺得的沙漠地区已丧失无遗，希腊的悲剧，克里特岛的失守，对日战争的令人难以宽解的挫败，香港的陷落，美、英、荷、澳战区广大土地的被蹂躏，新加坡的灾难，日军的占领缅甸，奥金莱克在沙漠中的挫败，托卜鲁克的投降，被认为失败的迪埃普战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连串灾难和挫折中最令人痛心的环节。我们已不再孤单了，而是有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和我们结盟，与我们一起参加决战，这的确使我们得到最后胜利的保证。但是，由于致命的危险已经消失了，这种情况就只会引起更自由的批评。我所负责的战争指挥工作的整个方针和办法一定会受到怀疑和反对，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
有一件事的确令人感到奇怪：在这个凄凉的暂息时期，我并没有被迫去职，也没有碰到要我改变方针的要求。人们知道我是绝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我如果被迫辞职，就得退出政治舞台，就要背着一身灾难，而且战争的最后结果（最后总有结果的）则要归因于我在这么晚的时候才辞去职务。的确，整个战局即将改观。自此以后，我们注定要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这种成就不是一次不幸事件所能破坏得了的。虽然，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还需要各方面作出极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已到达了山路的顶巅，我们走向胜利不仅确有把握，而且，事实上已经常出现使人兴奋的事件了。在大战的这个新阶段，我并没有失掉参与工作的权利，这是因为战时内阁团结坚强，我的政务和专业的同僚对我的信任，议会坚定的忠诚以及全国始终不渝的友好关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人事中运气甚多，而我们对任何事情只有尽力而为，无需忧心忡忡。
若干同我有不同程度密切关系的知名人士敏锐地感觉到这两个月来形势的紧张。我们的一位最重要而最有才能的自治领高级专员曾写一封有分量的信给我，这封信也在我们指定的范围内传阅过。这份文件一开头便写道：“丘吉尔先生在鼓舞情绪方面的贡献无疑是极大的，但是……”底下是开列我一长串败绩，以及要我用交出权力的方法来减轻我的负担的一些内容丰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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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查德勋爵是同我相识并共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的朋友。他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文件，主张大量集中轰炸，他也给我一份副本：
1942年8月29日
我们和美国人正在组织巨大的军队（美国一国也许达六百万到八百万人）。这些军队需要大量物力和工业上的人力来维持；需要大量商船来运送物资并用其他船只（和飞机）来保护航运。盟国所有原料资源是否足以装备这些军队，这些资源在遇到挫折和大量耗费时，是否还能支持猛烈的战斗，这些都是成问题的。……
·时·间·短·促，·我·们·又·正·处·于·需·要·进·行·抉·择·的·时·刻。危险在于：我们将试图走两条道路；我们的空军力量必然要无法解脱地陷入庞大计划和两面战争的持久战斗之中。
我国在今年或明年在欧洲大陆卷入陆上战争，会让德军占到便宜——这是1914—1918年情况的重演。这将使敌人方面（即德国陆军）将他们手中保留的巨大军事力量调来对付我们。我们胜过德军的力量和对德的优势是在空军方面——英美空军。……
现代战争的战略上的变化比火药发明和现代战舰出现后所引起的变化大得多。空军的力量在日益增加。从1939年以来，空军的发展很快。今日的炸弹和轰炸机比战争爆发时所使用的已有很大不同。……
英美的空军力量在与日俱增。·假·如·我·们·将·力·量·集·中·用·于·能·够·实·现·而·且·能·很·快·实·现·我·们·的·政·策·方·面，那么我们的空军武器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
采取用陆军取胜的政策，结果会使物力和人力大大地枯竭。空军是新的领域，是军事科学上的有力武器，它已经为盟国带来伟大的新的取胜办法。如果我们毅然决然地决定集中使用空军，我们不但能拯救几百万生命，而且我们能缩短战争若干月，也许能缩短若干年。……
正如敌人用“坦克闪电战”来征服波兰和法国一样，我们也能以“轰炸机闪电战”来粉碎德国机构。……
最后，执行这一政策需要有一位对欧洲战争的纯军事（在最广的意义上）战略思想负责的首脑，三军方面的一位参谋代表当然要协助他。这位司令官必须是相信他的空军力量这一武器的人，必须是在这次战争中富有指挥经验的人。这样的人是很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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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匠没有不说自己的皮革好，我是理解这一点的，但我还是认为，像特伦查德勋爵这样的高度权威人士所写的这个文件仍不失为很重要的文件。因此我将它印刷出来，并连同空军中将哈里斯所写的类似文件，送给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并附以下列说明：
我自己并不采纳或赞同这些意见。……然而由于这些文件写得振振有词，因此我认为我的同僚也许有些兴趣。对于攻击我们的轰炸政策的人士，这些文件可算是一个有力的答复。
我写了下面的信件给特伦查德勋爵：
首相致特伦查德子爵 1942年9月4日
谢谢你送来饶有趣味的文件。你也许知道，我是轰炸机司令部的拥护者，我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并防止它受到无理的妨碍。
我在承认并赞佩你的精辟议论的同时，认为你不免言过其实，因此反而于事无补。你肯定已将论点发展到此间或美国只能有少数人表示同意的程度。可是我很想驳斥一下所谓“滥炸德国”的攻击，以及许多方面所发动的诋毁轰炸的运动，因此我正如处理空军中将哈里斯最近的文件那样，把你的文件分发给战时内阁。
关于文件的最末一段，很难把任何国家的行政首脑同执行战争的首要负责人分开。美国和俄国的行政首脑也是总司令，虽然不论罗斯福先生或斯大林总理都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也未受过训练。在英国，甚至更难把宪法的首脑机关同指挥作战的一切机关分开，因为指挥作战的机关是与全国的生活和命运一致的。选拔一位空军人员，授予全权，并且要他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当然是一种办法，但我怀疑，你是否想过因此产生的问题。他与其他两个军种必然难以相处。与盟国相处，也会如此，盟国的制度不相同，特别是美国，空军只是附属的单位，这种关系严格得很。与下议院、内阁以及所有类似机构相处可能也有困难。然而，假如找到了适当的人选，许多这类困难可能因为他同时出任首相而得到克服。假如我相信这种解决办法会造成迅速的胜利，我愿让位给他。我对于你心目中的人选是否要求过高了？你说，这样的人是很不少的。我还不知道我们军队中是这样人材济济，以至能有这么多军官在这次大战中已出任司令，并且对空军的看法和你一样，他们能成为“对欧洲战争的纯军事（在最广的意义上）战略思想负责的首脑”。
顺致良好的祝愿。……
特伦查德于9月8日给我复信：
……我的文件并不是写给你的，因为我很清楚，你是急切地要在德国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它是写给某些人们的；
我认为像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纯粹局外人的意见也许能影响他们。……
我最后一段，在任何形式或方式上，都没有打算表示你所说的那种意思。我并不是建议行政首脑应当不负担指挥战争的主要责任。我从未表示过，也从来没有这一种观点。我要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在许多报纸和讨论中，曾有人建议委派一位欧洲总司令——像马歇尔和韦维尔那样的人，我要反对的是这位总司令一定得由陆军将领担任的意见。假如空军是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使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总司令·必·须是一位陆军将领呢？我们现在既然知道，决定战局的是空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战略要根据“陆上”观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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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我们战争方式批评得最严厉的是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的意见是极其重要的。他的职责是向下议院解释我们的连续失败和挫折；他也确实老练而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在此令人窒息的间歇期里，他同我的关系的破裂将会造成一种政治危机，因此，在8月底我从国外归来的时候，我极其注意地发现他对于全国的士气以及指挥作战的中央机构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在国内舆论方面，他发觉有一种广泛的失败和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工人们一听到他们费尽心血所生产的武器不能供应利比亚方面的需要，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颓丧心情。很想制造新的武器、设备的科学技术人员得不到鼓励。商人们对于官方的办事拖拉、优柔寡断以及各种委员会的架床叠屋的浪费情况表示愤怒。在军队中，官兵们由于军事领导工作的不适当而感到苦恼。他认为，急需对全国的战争努力灌输生气勃勃的新精神。为此目的，他建议在我们的政府机构中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对于其中某些方案，我自己完全同意，并开始行动，求其实现，但是，在关于指挥作战的技术这一主要问题上，我同掌玺大臣的意见完全不同。诚然，他并未建议我应被罢免或被撤职；相反，他却建议，作为国防大臣，我应支持有像三军参谋长那样才干的三位人士作为我的顾问，由他们监督联合计划委员会，并能以他们的全部时间，致力于最广义的军事计划。这三位人士应组成一个独立的作战计划局，负责审查战争的全部战略问题，并研究将来的各项作战计划；为此目的，他们将要取代参谋长委员会。每一战区要设一个司令官，负有海、陆、空军的全部指挥权。这些司令官，由少数人组成的联合参谋处作为顾问，直接对作战计划局负责。简单说来，这种想法是，国防大臣本身应当成为最高统帅，直接指挥遍于全世界的陆、海、空三军。这样一来，从国防大臣起，所有的预见、计划和行动将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计划者的梦想。新的作战计划局是负责计划的唯一部门，同时又具有指挥和控制的全权，这样它就会自由地工作，不会像三军参谋长在管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中那样，纠缠于日常事务。这些五花八门的业务仍然由三军参谋长以及参谋人员（用个人力量或集体力量）负责处理，而最高统帅部则关起门来制订它的战略和计划。我不相信，这样一种双重的制度能够成功；我满怀热情对掌玺大臣的建议发表了意见。我断定他的这些建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在我看来，指挥作战的指导原则是，作战计划应由有职有权执行这个计划的人们来制订。在我们通过艰苦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制度下，参谋长委员会和它的附属机构完全适应拟定三军计划的需要，在这些机构中凡是负责执行的人都在一起共同拟订将由他们付诸实施的计划。设立一个同负责作战的参谋部相脱离的作战计划局，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这要造成两个对立的机构，一个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可是在名义上却有同等的地位。这会使大臣们时常有必要无视这两个机构之一所提出的意见。这也会立时引起直接和严重的摩擦。一位海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告诉海军大臣如何调动舰队，或者一位有“同等才干”的空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含蓄地批评空军参谋长呢？这一制度的内在危险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没有责任来实行计划的话，任何聪明人都能为赢得作战的胜利而订出一些计划。只要计划参谋人员在地位上确实隶属于负有执行责任的三军首脑，便应当鼓励他们的这种聪明才智。然而，我不准备要一个有名无实的智囊团随便研究我们的机密，我也不准备在为数已经够多的各种委员会和报告之外再增加这个智囊团以及他们的报告。根据处理这些事务的长期经验，我知道，一位国防大臣必须同负责的顾问一起工作，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工作，这些负责的顾问就是那些执行决议并对其结果负责的军事长官们。在这次或上次大战中，从未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首相和三军参谋长间的关系如此良好和融洽，对于所采取的决议有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何必要从那些我认为是现在三军中最优秀的职业顾问身上撤回信任，以便至少将部分信任给予那些不但责任较少，而且能力较低的军官们呢？认为有大量“同等才干”的军官可以担当我所选任的负有三军参谋长重任的那样军官，那是幻想。
我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同掌玺大臣争辩，并力图使他接受我的观点。这一场严肃的争辩占去了9月份大部分时间。但我并没有能够说服得了他；9月21日，他通知我说，他感到他有责任辞去他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职位。他说，他从印度返国以来便不再感到我需要他的帮助了；他自己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日益不能了解我的意图，而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对这些问题应该是十分了然的。他深深地担心战争的局势，而且，鉴于近数月来局势的发展，以及战时内阁全体人员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他很想了解我对于未来有什么看法。对此，我答复道：
亲爱的克里普斯 1942年9月22日
接读来函，感到惊异，也多少有些痛心。从七个月前你最初任职以来，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在8月初我出发旅行时，我认为我们是十分融洽的。从那时起七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我离开了几乎一个月，后来你也离开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内阁会议（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举行过三次会议，历时六小时半）以外，我一直想尽可能看看我的主要同僚们。我时常觉得我们的谈话是愉快而又使人兴奋的。我希望，你在愿意时随时来看看我。
承你送给我论及现行的全部制度和方法的又一份备忘录，这些制度和方法（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是我用以履行我领导政府和进行战争的任务时所用的工具；我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所写的那些问题都具有论争意义的了。我对于这些问题也有我自己的信念，这是我长期经验和负有重要责任的结果。别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不愿在这里进行辩论，辩论起来将没完没了；但我确信，假如你同第一海务大臣的合作，像我在这次战争繁忙紧迫的事务中同他的合作一样紧密，你就不会低估他的智慧、知识和思想的缜密了。我的确不能不说，你对我们赖以生存下来的海军部的功绩，是不怎么宽大为怀的。
你问我对前途的看法如何。我对将来是抱有希望，而且我确信，也是充满坚定不移的精神的。大规模的战役就要到来，这是完全符合你自己的观念，而且也是我们一致同意了的。我们必须坚忍不拔地忍耐战役的推迟，等待成果。我自己感到等待比作战难受得多，因此我完全了解你所说的不安心情。
你的真诚的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写了这封信，但我意识到，他对我已不会再有充分的信心，也不能长久地作为战时内阁的一个同僚分担责任了。
我很清楚，如果他因此辞去政府中的职务，尖锐的政争必然随之发生；虽然我决意面对这个政争，但我希望在非洲的事情悬而未决之际不要发生。战时内阁中几位同僚鉴于大战越来越接近于决定性的时刻，劝他考虑一下在这个关头提出辞职是否会妨碍公共利益。虽然很明显，假如我们在北非即将发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我的地位会无比地增强，他的地位会相应地削弱，但是他的爱国心控制住了他的行为。
我亲爱的首相 1942年10月3日
依照昨天会见你时我许下的诺言，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谈谈我在战时内阁中的职位问题，这是我们在最近几天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关于我对作战的主要指挥问题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你并未将我说服，使我相信它们是不必要的。我深信，假如我们要使我们的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那一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倘若不是因为你和其他同僚促使我注意的特殊情况，上述信念将会使我要求你把我的辞呈转呈国王陛下。
不过，由于你的说明，我已充分了解此时正是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极为紧张的时期。考虑到这种情况，很明显，在这些特殊危急的日子里，凡是有可能透露作战的重要指挥方面出现不团结或分歧的事情，能避免的应该尽量避免。否则它会妨碍我们的士气，或者会增加我们的国际困难。
在我看来，这些临时的考虑可能要否定我所建议的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我决定，为了使即将进行的战斗顺利地进行，关于我在战时内阁的职位问题，我有责任推迟采取进一步行动，直至这些战役至少顺利进行之时。
时机一到，我将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我深信，无庸赘言，在此期间，我将尽力帮助你，并将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任何可能的时候，尽力支持你。
又及：我已把这封信请安东尼·艾登和克莱门特·艾德礼阅过，并把我的总的行动方针告诉了战时内阁其他阁员。
我亲爱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942年10月3日
你已决定把你的辞呈保留到我们全体所同意的那些大规模战役（用你的话来说）至少顺利地进行之时，我肯定这是对的。讨论你辞去政府职务的问题，在目前不会不妨碍公共利益和英美军队的安全。要我参加讨论而不说一些使敌人得出推断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你有充分的权利在后一阶段使我们的分歧得出一个结果。同时，我感激你保证在这期间给我一切可能的帮助，我当然也将充分报答你的帮助和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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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没有完全离开政府。虽然他不愿再承担战时内阁阁员本身资格所赋予的全部责任，但我却极愿在政府范围内找寻其他职位，以便继续利用他的才干和精力。在11月非洲战事顺利发动时，我劝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职务，他在这项工作中，办事能力和效率日益增高，他任职到这次大战结束。在这三个艰苦的年头中，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忠诚而卓有成效地努力奉公，我愿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激。在本书别的地方，我曾说过，不经管具体部门工作的大臣常有这样的情况：议论别人工作时洋洋得意。
对于像他那样一个富有才智但缺乏行政经验的人来说，他的高超的理想、他的理论分析的能力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具有有力的但却是危险的号召力。从他的伟大才智来看，需要给他一项更实际的任务；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的成功和他任掌玺大臣时所遭受的挫折，都只能加深我的内疚。他本应辞却我的最初建议，而应于加入政府时首先出任军需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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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到这里，我稍稍违反编年顺序，记载一下在11月底必须进行的其他内阁变动来结束我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那也是方便的。我久已感觉需要在华盛顿有一位驻在大臣，由他处理同美国政府有关的许多供应问题，这些问题最好由大臣级官员解决。卢埃林上校欣然同意由克里普斯爵士接任飞机生产大臣，自己去华盛顿承担这项责任重大的职务。身负上议院议长重任的克兰伯恩子爵，把他的殖民地事务部的职务让给奥利弗·斯坦利上校而改任掌玺大臣；斯坦利那时则愿意摆脱军事工作而担任部务。艾登先生同意在外交大臣工作之外，兼任下议院议长。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调任飞机生产大臣以后，所遗的战时内阁阁员一职改由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担任。过去，他作为内政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时曾应用了他的伟大的行政才能，使我们的民防组织得以应付1940年和1941年的各种挑战，现在他更有机会来施展他的政治才智了。我们战时内阁同僚极愿在他们的阁议中得到他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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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发生这些政治压力之时，我审查外交部同华盛顿国务院商谈中所草拟的关于战后世界政府的建议，颇感欣慰。
外交大臣于10月间向战时内阁分发一份题为“四大国计划”的重要文件，它规定由英、美、俄、中所组成的委员会产生最高指导机构。我能使自己的意见记载在下列的备忘录中，实在非常高兴。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0月21日
虽然事务繁忙，我愿尽力作出答复。挑出这四大国来，看来是非常简单的。然而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俄国以及什么样的俄国要求。稍过一些时日，也许会清楚。讲到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美国方面肯定会用“收买无资格投票的人，使他们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力图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
2．我必须承认，我的思想主要在欧洲——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之母的欧洲的光荣。假如俄国的野蛮主义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将是一场无可估量的灾难。现在虽然还很难说，但我相信，欧洲大家庭会在一个欧洲委员会领导之下采取统一行动。我希望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在这里，国与国间的界限将大大减少，不受限制的旅行将成为可能。我希望看到，欧洲的经济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我希望看到，这个委员会或许由十个单位组成，包括以前各大国，以及若干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多瑙河地区、巴尔干各国——它设有一种国际警察制度，并且受权使普鲁士解除武装。当然，也们必须在许多方面，而且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同美国人合作，但欧洲是我们的主要关心所在。当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土耳其人有迫切问题要向我们求援，并且要求得到最大力量使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希望俄国人和中国人对我们关上大门。要讨论这些问题还可以谈得很多。可惜，战争问题是你我均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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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走向我们的生死成败均在此一举的伟大的军事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