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敌人入侵不列颠的问题，曾经在本卷和以前各卷中屡次论及。但是，在1941年5月间，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以不可忽视的根据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于5月6日向我提出以下重要的文件，并以副本送交他的海空军同僚和伊斯梅将军。如果依从这项建议，将意味着完全回复到防守的地位。除了为中东或远东征募士兵外，将不可能再派出任何增援部队。我们将没有任何可以用来采取主动行动的部队。
的确，我中东装甲部队既然每月需补充正常消耗的五十辆坦克才能勉强维持，这样，奥金莱克将军不但自己将不能进攻，而且很可能在力量上被敌人压倒。
中东对联合王国安全的关系
1941年5月6日
入侵的可能性好像暂时已经减少了。但是，德国的陆军和空军一旦从巴尔干战场撤出后，便能够在六至八个星期内集结起来进攻我本土。由于美援日见增加，敌人一定在专注地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发动这场可能为他赢得胜利的战役。
2．德军在巴尔干和利比亚这两个地形大不相同的区域内取得的成就再次证明，有强大空军支持的装甲部队是一支威力无比强大的力量。在这次战争中，这样的配合始终左右着每一个战场。在防守方面，因为无法预测敌人的进攻地点，就必须蒙受分散兵力的不利，而且，能否成功，就必然主要在于保持用于反攻的坦克、防坦克武器和飞机的大量储备。
3．三军参谋长经过详尽的调查以后，最近估计，敌装甲部队进攻我本土的规模为六个装甲师，总计约有二千四百辆坦克。我完全同意本土部队总司令的意见，他认为，为了防御这样规模的进攻以保障大不列颠的安全，共需要六个装甲师和四个陆军坦克旅（即约需二千六百辆坦克）。东部管区和东南管区应各部署其中的两个装甲师和两个陆军坦克旅，以便对分别由东英吉利及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海岸渗入的敌军进行反攻。其他的两个装甲师可用作后备，指定其中的一个师在北部备用。
然后，他说明截至1941年6月国内装甲部队编制的状况，他指出，我们为本土防务而保有的坦克总数约为一千二百五十辆，其中包括一百五十辆轻型坦克和四百九十辆教练用坦克，在这些坦克中有三百六十辆坦克可以在接获通知三星期后用于作战。他详细论述了对装甲部队施以特别训练的必要，并且继续说：
6．保卫着我们防御薄弱的漫长海岸线的步兵部队部署在宽广的阵地上，一个师的防线长达四十五哩，因而不可能控制多大的纵深。我们的海滩障碍物是优良的，但是，那些师所拥有的防坦克炮不到标准数的一半，并且缺乏防坦克地雷。
用特制登陆艇载运的德国装甲部队一定能够登陆。皇家空军有许多任务要完成，并且我们没有专为同陆军密切配合的轰炸而设计和训练的空军。德国空军当不顾一切争取进军道路上的空中优势。因此，我们的陆上防卫，将主要依靠我们的装甲部队进行强大而迅速的反攻的能力。但是，把训练因素计算在内，据我估计，到6月间，我国的装甲部队将相当于三个实力充足的装甲师，以此对抗敌人的六个装甲师。
7．认为德国没有制海权，认为我空军能歼灭敌远征军于启航之前和在海滩上，或能在空中扫荡敌人掩护登陆的空军，或者认为这般规模的登陆在技术上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从而忽视敌装甲部队进行猛攻的可能性是危险的。要在我本土周围的海域内集结足够的海军舰只，将需要五天到七天的时间。我们的轰炸机不能有效地应付六个以上的入侵港口，就是应付六个入侵港口，还要赶上好天气。不能依靠空袭去挫败敌军的登陆行动，正如敌人凭着空袭没有阻止住我们在敦刻尔克的登船一样。如果敌人不顾必然要遭受的重大损失的话，我们的战斗机就不能完全抵制住敌人的轰炸机，而且，无疑，德国的计划当包括消灭我战斗机于基地之上的措施。至于登陆在技术方面的困难，德国人曾多次证明他们在制定计划和制造特殊装备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能和周密性，而且他们已经有了作好妥善安排的时间。补给问题当不致像预料的那样会大大消耗他们的资源。装甲部队在短期内所需要的食物和汽油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况且敌人可以在当地找到足敷需要的数量。
8．我们在挪威和比利时都低估了德国人的力量。最近在利比亚和巴尔干的事件，再次教导我们去认识克服最大困难的能力。
9．据我看来，丧失埃及将不致造成灾难，并且，不经过最激烈的战斗，我们不会甘愿蒙受这一灾难。但是，丧失埃及不会结束战争。单单一次成功的入侵，就足以招致我们最后的失败。因此，关系重大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埃及，所以联合王国的防御必须列为第一位。在先后次序上，埃及也不能列为第二位，因为，作为最后的依靠，新加坡的安全应在埃及的安全之先，这已经是我们战略上的一条公认的原则，然而新加坡的防务仍然大大低于标准。
10．当然，在战争中必须冒除，但应当是适当的冒险。我们绝不可因减少重要地点的安全而犯错误。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在尚未失去时机以前减少不重要地点的损失。
11．大不列颠的防务是和防卫爱尔兰、占领大西洋各岛的问题分不开的。我相信，我们在保卫大不列颠的安全方面，即使没有退到限度以下，也已经退到了极限了。据我看，在今后三个月内，不应再从本国冒险运出过多的坦克，应以维持已在中东或正在运往中东途中的坦克的后备数量为限。即使是这个数量，按每月消耗百分之十计算，也需要每月运出约五十辆坦克。
我收到这个文件，感到惊奇，一星期后以有几分争辩的口气答复如下：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1年5月13日
你于5月6日交来的文件中有很多部分是我同意的，也有许多言论使我不能信服。我完全同意你在第八节中所说我们的军事顾问们曾低估了德国在挪威、比利时和利比亚的力量。其中，比利时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我从未听到任何一个英国的军人指出马奇诺防线支线的脆弱性，或者反对英国占领比利时。我提出这一点，只不过是要表明，甚至最老练的军事专家的意见，有时在战争的变幻莫测中也可能是错误的。
2．……我揣测，你宁愿丧失埃及与尼罗河流域，宁愿我们集结在那里的五十万大军投降或被歼灭而不愿丧失新加坡。我却不以为然，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丧失新加坡。新加坡的防御所需要的军队，只不过占在尼罗河流域抵御德意军队所需要的部队的一小部分。我曾经告诉你据以部署新加坡防务的政治论据。就是说，如果日本参战，美国完全可能加入我们这边。而且，无论如何，日本也不致在一开始就围攻新加坡，因为，围攻新加坡和把它的巡洋舰与战列巡洋舰分布在东方贸易线上相比，是对它危险得多而对我为害较少的行动。
当然，这时，日本人还没有在印度支那立足。
3．我不知道德国在巴尔干各国的行动是否可以用作“他们克服最大困难的能力”的例证。仅仅作为对历史看法的一种练习，我的看法恰好与此相反。德国人在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集结了一支大军，乘南斯拉夫还没有动员并被它的战前政府出卖的时候，对它发动进攻。当时希腊的军队被意大利军队歼灭殆尽，希腊乃为意大利军所占，于是我们实际上在单独抵抗他们的占压倒优势的进攻，当时我们只有他们的五分之一的装甲车辆，实际上没有空军。德国虽拥有这些轻易得来的便利，却不能有力地阻止我军巧妙地脱身和再行登船，这一事实激起了我的信心，而不是引起惧怕。
4．第十节中所述的至理名言完全要看适用于形势的程度如何。但是，我希望，最后一句话同埃及目前的局势没有任何关联。
我见过的许多政府，如果听到最高军事权威所作出的如此严重的论断，是会感到颓丧的。但是，我却没有任何困难去说服我的政界同僚，并且，当然，我受到海军和空军的首长的支持。因此，我的看法占了上风，因而对中东的增援未予减少并继续不断地运去。读者可以看到，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重申那些反驳关于德国入侵不列颠有成功可能的一类见解的论据。约翰·迪尔爵士本人一定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舆论同他的看法不一致，所以在提出警告以后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但是，两个月以后，又从另一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哈里·霍普金斯于7月中第二次由总统派遣来到英国。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希特勒入侵俄国而形成的新局势，以及这个新局势对于我们根据租借法案指望从美国得到的一切物资的影响。第二，一位美国将军在充分便利的条件下进行视察后，提出了一个报告，对于我们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怀疑。这曾引起总统的焦虑。因此，第三，前文曾提及，总统对于我们试图保卫埃及和中东是否明智的疑虑已经加深了。我们会不会由于试图做过多事而丧失一切呢？最后，就是设法安排我和罗斯福不久在一个地方会晤的问题。
这次，霍普金斯不是单独一人了。有好几位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驻在伦敦，表面上是和租借法案有关的，特别是戈姆利海军上将，他参加我们的海军部的日常工作，共同研究大西洋作战问题和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所分担的任务。我于7月24日在唐宁街十号同霍普金斯的一伙人以及三军参谋长举行了一次会议。随同霍普金斯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了戈姆利海军上将外，还有称为“特别观察员”的钱尼陆军少将和美国大使馆陆军武官李准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刚刚结束埃及之行归来，当他逗留埃及期间，经我指示，请他参观我们所有的军事设施。这时，他也随同霍普金斯出席了会议。
霍普金斯说，“在美国身居要职并决定防务方面的政策”的人们认为，中东对英帝国说来，是一个无法防守的阵地，而为了保持这个阵地，英国正在作出很大的牺牲。依照他们的看法，大西洋战役是最后决定这次战争胜负的战斗，所以应该把一切力量集中在这上面。他说，总统是比较倾向于支持中东战事的，因为，他认为，哪里有敌人，就应当在哪里同敌人作战。钱尼将军把英帝国的四个问题按照以下的次序排列：联合王国和大西洋航线的防卫；新加坡和通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航线的防卫；一般海洋航线的防卫；第四，中东的防卫。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但是他把它们按照这个次序排列。李将军同意钱尼将军的意见。戈姆利上将表示，如果美国军火大量运往中东的话，他担心中东运输线的安全。这不会削弱大西洋的战斗吗？
然后，我请英国三军参谋长发表他们的看法。第一海务大臣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对于歼灭一支入侵的敌军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信心。空军参谋长指出，皇家空军与德国空军对比，已经比去年9月大大增强了，并且提到，我们摧毁入侵敌军出发港口的能力最近已经增长。帝国总参谋长也以自信的语气发表意见，说道，现在英国陆军要比去年9月间强大得不可胜计。我接着说明经过克里特岛的教训以后为保卫飞机场而采取的特别措施。我邀请我们的客人去参观他们感到兴趣的任何一个飞机场。“敌人可能使用毒气，但是，如果这样，那反而对他们自己不利，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立即报复，而且，他们在海岸上可能建立的任何据点，都是我们的集中的目标。毒气战也会扩展到敌人的本国去。”然后，我请迪尔谈一谈关于中东的意见。他没有表示任何与他于5月间写的文件相反的意见，他有力地阐述了使我们必须留在那里的几个原因。
在讨论结束时，我感觉到，我们的美国朋友经过我们的说明而信服了，并且对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留有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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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如果日本对我们开战的话，我们对本国防务所抱的信心却不能扩展到远东。约翰·迪尔爵士也为这些令人焦虑的事而感到不安。我仍然有这样的印象：在迪尔的心目中，新加坡比开罗重要。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悲痛的问题，正如要让你选择你的儿子还是女儿将被杀死一样。就我来说，我不相信，任何发生于马来亚的不测所造成的损失，足以抵得上丧失埃及、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的五分之一。我不能容忍放弃为埃及而斗争的想法，所以就决心情愿在马来亚付出任何被勒索的代价。我的同僚们也有这种看法。
我觉得有再次在远东派驻国务大臣的必要。驻远东国务大臣同战时内阁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可以解除各总司令和当地总督们的部分负担，并协助我们去解决很快积累起来的严重的政治问题。我有一位朋友和同僚达夫·库珀先生，当时任新闻大臣。他根据他身居中枢的观点而了解全盘局势。他的坚定的性格促使他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以后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他有口才，又有文采。他有在1914到1918年的战争中任近卫步兵第一团军官的军事上的经历。这一切合在一起使他具有最高的资格。7月21日，他调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由布伦丹·布雷肯先生继任新闻大臣。8月初，他在他的妻子黛安娜夫人陪同下，取道美国前往远东。直到10月底，他才在回到新加坡后发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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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月以来，英国和美国政府就在密切协调下应付日本。7月底，日本已完成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占领。由于这个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他们的军队已处于可以进袭马来亚的英国人、菲律宾的美国人和东印度的荷兰人的态势。7月24日，总统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全面解决的序幕，应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并撤出日本军队。为了给这些建议增添分量，颁发了冻结所有日本在美国的财产的行政命令。这使一切贸易陷于停顿。英国政府同时采取了行动，两天以后，荷兰政府也采取了行动。荷兰附和这项措施意味着一下子剥夺了日本的关系重大的石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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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哈里·霍普金斯来到唐宁街的花园中，我们同坐在阳光下。他一开口就说，总统很愿意在一个偏僻的港湾之类的地点同我会晤。我随即答道，我确信内阁将允许我请假。这样，一切很快就安排好了。地点选定为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日期定为8月9日。接着，命令我们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准备出发，我渴望同罗斯福先生会晤。到现在，我已同他日益亲密地通信将近两年了。况且，我们之间的一次会谈，将昭告世人：英美两国的团结越来越密切，将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担心，将使日本仔细考虑，并使我们欢欣鼓舞。关于美国介入大西洋问题，援助俄国问题，我们本身的供应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威胁日益增加的问题，都有许多有待解决的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7月25日
内阁已同意我的休假。我正在作这样的安排，如果对你方便的话，我将于8月4日启航，约在8日、9日、10日期间同你会晤。实际秘密会晤地点待以后再定。海军部将由通常联系途径将详情奉告。我将携同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和空军副参谋长弗里曼前往。我对这次当可有益于将来的会谈寄予莫大的期望。
我对伊斯梅说道，“你和波特尔必须留下，以便照料事务。”
我携同前往的还有：外交部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国防部的彻韦尔勋爵、霍利斯上校与雅各布上校，以及我个人的幕僚。此外，还有技术与行政部门以及计划部门的许多高级官员。总统说，他将携同美国三军首长和国务院的萨姆纳·韦尔斯与会。那时在北大西洋有大量的德国潜艇，所以必须极端保密。为了确保秘密，总统在表面上是休假巡游，但在海中换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把他的游艇留在后面作为迷障。这时，哈里·霍普金斯虽然身体很不好，但得到罗斯福的许可，取道挪威、瑞典和芬兰飞越一段令人疲倦而又危险的漫长航程前往莫斯科，以便直接从斯大林那里最详尽地获悉苏联的局势和需要。他将在斯卡帕湾登上“威尔士亲王”号。
我在首相郊外官邸附近上了这列载运我们一行人员（包括大批译电人员）的长长的专车。我们在斯卡帕湾从一艘驱逐舰登上“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
8月4日黄昏时分，“威尔士亲王”号同护送它的几艘驱逐舰驶入大西洋浩瀚无际的洋面。我发现哈里·霍普金斯在长途飞行和莫斯科的吃力的会议之后是那样疲惫不堪。的确，他在两天以前抵达斯卡帕的时候是那样精神萎靡，以致庞德海军上将立刻让他躺在床上，并留他在那里休息。虽然这样，他却像往常那样快活，在航程中慢慢地恢复了气力，并告诉我他出使莫斯科的全部经过。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8月4日至5日
哈里从俄国归来，疲乏不堪，但是现在又活泼起来了。我们将在途中使他恢复体康。我们刚启程。德国人就在二十七年前的今天发动了上次大战。我们这次必须好好地干一下。发生两次大战应该是够多的了。我对我们的会晤怀着很大的希望。向你致最亲切的问候。
位于螺旋桨上面的那些宽敞的舱房，当船停泊在港内的时候最舒适，但是，在海上遇到波涛汹涌的时候，则由于摆动而使人难以安身，所以我就迁移到舰桥上舰队司令的舱房内，在那里工作和睡眠。我很喜欢我们的舰长利希，他英俊可爱，具有英国水手所应有的一切品质。唉！不到四个月，他和他的许多伙伴，就随着他那艘极好的战舰永远沉没在波涛之下了。第二天，海上风浪是这样大，使我们不得不减低速度，否则就得丢开我们的驱逐舰护航队。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作出了决定。自此以后，我们就单独以高速度继续航行。据报告，曾发现几艘德国潜艇，因此，我们曲折前进，并作大迂回，以躲开它们。舰上严禁发出无线电波的声音。我们能够收到电报，但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只能偶尔交谈。因此，我的日常工作暂停，并且有一种生疏的空闲感，这是自从开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许多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能够看一本消遣的书。驻开罗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曾送给我一本书，叫作《皇家海军霍恩布洛尔上校》①，我发现这本书非常有趣。我趁一个适当的机会电告他说，“我发现霍恩布洛尔好得很。”这竟在中东司令部中引起了不安，那里的人以为“霍恩布洛尔”是他们不曾获悉的某项特殊军事行动的暗号。由于海面波涛汹涌，后甲板不能使用，但是我每日三四次出入各个舱房，并上下通向舰桥的各个扶梯，因而得到充分的运动。晚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电影院，在那里为我们一行人和那些不值勤的军官放映最新最好的影片。卡多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晚餐后，观看‘汉密尔顿夫人’影片。非常好。首相看过五次，还是深受感动。放映完毕后，他对大家说：‘诸位，这部影片的内容很像你们亲身经历的那些大事，所以我想，它会使你们感兴趣的。’”这次航行是一支令人愉快的插曲。
①福雷斯特（C．S．Forester）著的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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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位于舰桥上那间虽然狭小但是舒适的舱房和床上休息时，我根据我研究过的关于春季战事的一切报告，思索沙漠地区未来的战斗。我在思索中拟出致三军参谋长的一项备忘录，其中第一句是我非常得意的：“在这次战争中首先恢复被重型装甲坦克夺去的大炮在战场上的首要地位的司令官将享有盛名。”这句话将见于本卷的相应的地方。①
①见本卷第442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在我离职期间，以代首相名义行使职权的艾德礼先生关心我的安全。他担心，如果消息有一点泄漏，敌人将派“提尔皮茨”号军舰去追击“威尔士亲王”号。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8月6日
我觉得，走漏消息不会有多大危险。如果［下院］有人直接询问，应要求询问者不要提出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他非要问不可，应作这样的回答：“我不承担答复关于谣传的事。”关于“提尔皮茨”号的问题，恐怕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我确信，在返航时罗斯福会考虑到我们出海时的安全。我们现在已经得到新的驱逐舰护卫队。
在启程以前，我想，最好让比弗布鲁克勋爵为我们处理关于对俄国供应美国物资的整个问题。我恐怕会失去我们切盼而急需的物资。所以临行时留下以下的指示：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伊斯梅将军和机要室
1941年8月3日
10日或10日前后，将有一架可能载送比弗布鲁克勋爵到我们这里来的飞机从伦敦起飞。这架飞机除了携带信件和紧急公文外，还要携带外交部各门类的最重要电报，这些电报可能是经过译释的。必须派干练的人员从事拣选，并把电报装入一个沉重的箱子里，以便在飞机发生意外时沉入海中。
此事务必办妥。
当我在海上时，我发出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1941年8月7日
如果你愿意来，我非常欢迎，请安排在11日下午或12日早晨到达，但请勿冒不必要的危险。或许，最好你在这一边［美国］多逗留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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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8月9日（星期六）上午九时抵达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会晤地点。
首相呈国王陛下 1941年8月9日
为尽我微末的职务，我已安全抵达，即将于本日上午谒见总统。
在海军互致例行的敬礼以后，我登上“奥古斯塔”号军舰向罗斯福总统致敬。总统以完全的礼仪接待我。在奏两国国歌时，他由他的儿子埃利奥特搀扶而站立着，然后对我致最热烈的欢迎词。我把国王的一封信交给他，并介绍我们一行人员。随后，总统和我本人之间、萨姆纳·韦尔斯和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之间以及双方的参谋人员之间分别开始会谈，在我们逗留的几天内几乎是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有时个人对个人，有时举行较大的会议。
在星期日（8月10日）的早晨，罗斯福先生带着他的僚属和几百名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各级的官兵代表来到“威尔士亲王”号舰上，在后甲板上参加礼拜仪式。我们大家都感觉到，这次礼拜是我们两国人民信仰一致的一种极为动人的表现。凡是参加这次礼拜仪式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呈现在那拥挤的后甲板上的景象——讲坛上挂着英美两国的国旗；美国和英国的牧师共读祈祷文；英美两国的最高级海陆空军军官们成为一个整体，聚集在总统和我的背后；密集的英美两国的水兵队伍完全混合在一起，他们合用着一本圣经，一齐热烈地参加双方都熟悉的祈祷与唱诗。
我亲自选择了两首赞美诗——“海上遇险歌”和“基督徒进军歌”。我们结束时唱了“上帝是我们千古的保障”这首诗，麦考利的著作使我们忆起，这是铁骑军在把约翰·汉普登的遗体送入坟墓时曾经歌唱的那首诗。每一个字都好像震动心弦。这是生活中的伟大时刻。唱诗的人中约有一半不久即将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