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缔结的英国—伊拉克条约规定：在和平时期，我们除了享有其他权利外，得以在巴士拉附近和在哈巴尼亚保有空军基地，以及随时运送军队与军需的权利。这个条约还规定：在战时，我们将享有运送武装部队的各项便利，包括铁路、河流、港口和飞机场的使用权在内。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没有宣战；而当意大利参战时，伊拉克政府甚至连断绝关系这一步也没有做到。因此，意大利驻巴格达公使馆遂成为轴心国从事宣传活动、煽动反英情绪的主要中心。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官的协助；这些人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从巴勒斯坦逃出、后来在巴格达获得避难所的。
随着法国的崩溃和轴心国停战委员会委员到达叙利亚，英国的威望一落千丈，这种局势使我们非常担心。但是，由于我们正用兵于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是谈不到的，只好就力所能及妥善应付。1941年3月，形势更加恶化。同德国有勾结的拉希德·阿里出任总理，并开始同三名显赫的伊拉克军官策划阴谋；这些人号称“黄金方阵”。3月底，亲英的摄政阿卜杜尔—伊拉都督逃出了巴格达。
现在，确保伊拉克位于波斯湾的重要港口巴士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于是我向印度事务大臣发出以下的备忘录：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 1941年4月8日
你以前曾经提出，你或许能够从边防部队中再为中东抽调一个师。伊拉克的局势已趋恶化。我们必须确保巴士拉，因为美国方面越来越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大规模的飞机装配基地，以便把有关物资直接运往该港。鉴于战争必然有向东发展的趋势，这项计划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我即将向三军参谋长们说明你将研究上述问题的可能性。奥金莱克将军也打算另外再提供一支部队。
艾默里先生于同日将此意电告印度总督，于是林利思戈勋爵和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立即提出，可以向巴士拉调派一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而且这些部队的大部分人员已经登上开往马来亚的船了。其余的部队也将尽速开到。4月18日，在前一日空运到舒艾巴的一营英国兵的掩护之下，该旅团在巴士拉登陆，未遇到抵抗。我们又请求印度政府，把也已指定开往马来亚的两个旅迅速运到巴士拉。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及各有关方面
1941年4月20日
应尽快向巴士拉派遣军队。至少要将原已答应过的那三个旅火速运去。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20日
应该向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①说明，我们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主要用意，是在巴士拉掩护并建立一座大规模的装配基地，并向他说明，凡是在内地发生的事情，除了发生于哈巴尼亚的以外，目前都属于次要性质。我们行使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来从事这次登陆并避免流血，但在必要时，为了确保登陆成功，应当使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因此，我们在巴士拉的地位并不是仅仅以条约为依据，而且也是根据战争所引起的新的事态。我们不可就派兵前往巴格达或假道伊拉克增兵巴勒斯坦等问题作出任何保证。伊拉克现政府本身就是靠武装改变篡夺权力的政府，伊拉克这个国家早已在精神实质上侵犯了我们根据条约获得的权益，对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我们不承认它们有要求作出保证的权利。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也不要擅自解释，以免束缚自己手脚。
①英国驻巴格达大使。
我大使据此通知拉希德·阿里，说还有一些运兵船只将于30日驶抵巴士拉。拉希德·阿里回答说，在已到达巴士拉的部队开出该港以前，他不允许再有任何登陆行动。奥金莱克将军奉到的指示是，部队仍将继续登陆。拉希德·阿里一直指望德国飞机、甚至德国空运部队前来援助，这时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他的初步敌对行动，是对我们在伊拉克沙漠中的空军训练基地哈巴尼亚下手。4月29日，二百三十名英国妇孺刚从巴格达空运到哈巴尼亚来。驻扎在营地的英军，共计不过二千二百多人，而平民人数竟不下九千人。因此，那所航空学校便成为极其重要的据点。在那里担任指挥的斯马特空军少将采取了勇敢而及时的防备措施，以应付日益加剧的危机。航空学校过去只有些老式的飞机和作为训练之用的飞机，但是已从埃及运来少数“斗士”战斗机，于是把各种类型的飞机八十二架临时编成四个中队。从印度空运来的一营英国兵也已于29日抵达。外围防御工事长达七哩，只有些孤零零的铁丝网，确实是很不够的。30日，伊拉克部队从巴格达开来，出现于不到一哩之外的一座俯瞰飞机场和兵营的高地上。不久，又从巴格达开来援军，增加到九千人，并携有大炮五十门。其后两日是消磨于毫无结果的谈判中，到5月2日黎明时分战斗便开始了。
※ ※ ※
这次新出现的危险局面刚一开始，韦维尔将军便抱着极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态度。他说，他将进行准备工作，并尽力造成这样的印象：我方正在巴勒斯坦集结大批部队，准备开始行动，这就可能对伊拉克政府起到一些影响。据他看来，他能够调遣的军队数量不多，而且时间上又赶不及。这支军队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开拔。调走这支军队，将使我在巴勒斯坦的兵力薄弱，处境危险，而且那里已经有了煽动叛乱的情况。他说，“我曾经不断提醒你，在目前形势下，不能从巴勒斯坦调兵支援我们派往伊拉克的军队，而且经常劝告你，应避免同伊拉克发生纠纷。……我在各处的部队已经十分紧张，我绝不能再把其中的一部分贸然投入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行动中去。”
在叙利亚，我方兵力也同样紧张。中东战区各位总司令曾经说过，在澳大利亚军队重新装备就绪以前，如果不在伊拉克承担任务，能够向叙利亚调运的军队最多只有一个机械化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不能指望这支军队能对付得了德国可能派往叙利亚的军队，而且只有在维希法国积极抵抗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派军队去。如果决定向叙利亚进军，当然最好是尽先派遣英国军队，而不是派遣自由法国的军队，后者的干预将引起极大的愤慨。
5月4日，我们把关于伊拉克的决定电告韦维尔将军：
用兵于伊拉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在巴士拉建立一个基地，并且控制该港口，以便在必要时确保波斯的石油。
由于德国空军在爱琴海上的优势，经由伊拉克到土耳其的交通线已显得更加重要。……即使我们没有向巴士拉派遣军队，伊拉克在轴心国的指使下仍然会出现哈巴尼亚目前的局面，到头来我们还是不得不在伊拉克的抵抗之下强行在巴士拉登陆，那样一来，便失去了不受抵抗即可建立一座桥头堡的机会。……由土耳其出面的调停，当然可以接受。我们不能让步。确保埃及的安全仍然是首要任务。但是，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挽救哈巴尼亚，并控制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
奥金莱克将军愿意继续提供援军，如果能安排好船只的话，到6月10日，可再运送五个步兵旅及其附属部队。我们对于他这种敢作敢为的气概感到满意。韦维尔将军虽然遵从命令，但是心实不满。他在5日的来电中说，“你的来电很少考虑实际情况。你必须面对事实。”他怀疑他自己正在集结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解救哈巴尼亚，或者，哈巴尼亚是否能支持到这支军队可能于12日赶到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有责任以最严重的措辞提醒你，我认为伊拉克战事拖下去，将严重地危及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防务。在政治方面引起的反响是难以估量的，并且可能招致我在近两年来煞费苦心地力图避免的结果，即我基地内部发生严重的动乱。因此，我再次强烈地请求你尽早通过谈判获得解决。”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5月6日
应立即考虑韦维尔将军和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并于今日午餐前在下院向我提出报告。
应注意以下各点：
（1）来电提及的部队似乎相当强大，为什么他们还认为不足以应付伊拉克军队？你们的意见如何？骑兵师根据想当然的原因一直留在巴勒斯坦，在这一时期内，竟连一支机动纵队的基本队伍都没有编成！
（2）我驻在哈巴尼亚的部队何以将于12日以前让步？就截至目前的报告来看，他们的损失并不算大。昨天晚上，他们的步兵出击成功，并且据报告说，只要我们的空军一出现，敌军的炮击即行停止。空军应极力设法增援和鼓舞哈巴尼亚。
再从埃及空运一部分步兵作为援军，的确可以办到吗？应命令战地指挥官，必须不屈不挠地坚守下去。
韦维尔将军的建议是通过谈判解决，我们怎能照此行事呢？我们猜想，伊拉克人可能在德国人的怂恿下坚持要我们从巴士拉撤退，或者是要求我方部队在他们的摆布下分成若干小队，退出伊拉克，开往巴勒斯坦。我驻巴士拉的高级海军军官认为，我军若在该地崩溃或投降，将招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印度政府的意见也是一样。韦维尔将军的态度使我深感不安。看来他在东面侧翼同在西面侧翼一样被敌人吓住了。
虽然他手下有大批部队，并有大规模运输船队行将到达，他似乎连几营人、几连人都调不出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已精疲力竭了。
对印度总司令增援巴士拉的建议，似应以极端赞同的态度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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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我在中午时分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上，将所有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解决。大家的决心很大。他们决定发出以下命令：
参谋长委员会致韦维尔将军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1年5月6日
国防委员会已考虑了你昨日的来电。除非伊拉克让步并确保轴心国以后对伊拉克不再有所图谋，否则我们便不能接受谈判解决的方式。局势的实际情形是，拉希德·阿里早已同轴心国勾结起来，他不过是想等到轴心国能够援助他的时候再动手罢了。我军进抵巴士拉，已迫使他在轴心国还没有准备停当时就动起手来。因此，只要我们不坐失时机，便可依靠大胆的行动来取得扭转局势的大好机会。
因此，三军参谋长已向国防委员会说明，他们准备承担及早派遣你来电中所提及的部队的责任。国防委员会指示，应通知空军少将斯马特：他将得到援助，在此期间，他的任务是要保卫哈巴尼亚到最后一刻。在维持埃及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空军力量支援我军在伊拉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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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哈巴尼亚那所航空学校的几支空军中队，会同从波斯湾顶端舒艾巴起飞的“韦林顿”式轰炸机，袭击高地上的伊拉克军队。他们以炮击我军营地作为还击，他们的飞机也参加作战，向我军阵地投弹和扫射。当日，我军死伤四十余人，被击毁击伤的飞机有二十二架。尽管在密集的炮火下起飞困难，我飞行员仍继续进行袭击。敌人步兵的进攻并未扩大，而且他们的炮火也已逐渐被压制住了。原来，敌人的炮手在受到空袭时，甚至在看到我方飞机在上空掠过时，就弃炮而逃了。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胆怯心情，因此从第二天起就能够把我们的一部分空军用于对付伊拉克的空军和他们的基地了。5月3日和4日两天的夜间，地面巡逻队采取攻势，从哈巴尼亚出动去袭击敌军防线。到5月5日，敌军已遭受皇家空军连续四天的空袭，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于是便在夜间从高地撤退。我军追击，在一场顺利的战斗中，俘获战俘四百名、大炮十二门、机枪六十挺、装甲车十辆。从法卢贾开来的一支增援纵队在途中被我方发觉，被我方派去的四十架飞机全部歼灭。因此，到5月7日，哈巴尼亚之围已解。我守军曾从埃及获得战斗机的增援；英国妇孺都已乘飞机撤退至巴士拉；拥有约计六十架飞机的伊拉克空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这些好消息只是迟迟地、点滴地传来的。
首相致斯马特空军少将 1941年5月7日
你的坚强而出色的行动已使局势大致恢复旧观。我们大家正注视着你所进行的辉煌战斗。我们将给予你一切可能的援助。望再接再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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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5月7日
看来，哈巴尼亚的形势已大大改进；目前对伊拉克采取果敢的行动，或可在德军到达以前粉碎伊拉克的背叛。德军当然可以乘重轰炸机直接飞往，但是，轰炸机只能运一些暂时应用的供应品，而难望持久作战。我们应予以沉重的一击，使他们在德军到来之前士气便已受到影响。我认为，如已肃清鲁特巴和哈巴尼亚，［我］纵队即可占领巴格达，或乘胜尽量取得其他成就。关于对部落的鼓动工作以及政府的政策，将另行电达。
韦维尔将军已直接电复三军参谋长
1941年5月8日
我认为，在今后几个月伊拉克政局不利于我的情况下，你们应当认清我们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的有限性。从印度派去的军队能够确保巴士拉，但是，据我看来，除非充分得到当地人民和部落的合作，是不能向北推进的。从巴勒斯坦派去的军队，可以解救哈巴尼亚，据守通往巴格达的通道，以防止伊拉克再向哈巴尼亚进军，但是，却不能在遭到抵抗的情形下进入巴格达，或在那里据守。……因为，为避免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区域内卷入军事上重大纠纷，我仍然建议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寻求政治上的解决。
我虽然知道韦维尔将军行事谨慎，为人忠诚，还是继续对他施加压力。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5月9日
国防委员会考虑了你于5月8日发来关于伊拉克的电报。我们得到情报，拉希德·阿里和他的党羽正处于绝望的窘境中。虽然如此，你仍应同他们奋战。正在巴勒斯坦准备中的那支机动纵队，应照你所建议的日期进军，如果可能，应尽量提前，不论是在鲁特巴，还是在哈巴尼亚，都要积极与敌军周旋。该纵队与哈巴尼亚的部队会师以后，你应尽量利用当时的形势，毫不迟疑地攻入巴格达，甚至不惜用一支很小的部队，采取德军惯于冒险而从中得利的那样冒险行动。
2．除非拉希德·阿里立即接受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所提出的条件，便谈不到同他进行谈判。这样的谈判徒然拖延时间，坐使德国空军开来。我们认为，你向伊拉克抽调一部分地面部队，不致立即影响到你在西部沙漠的问题。空军应尽力兼顾双方。除非你在西部沙漠已实际遭受敌军的进攻或者你即将发动攻势，特德空军中将才可以拒绝调派必要的空军去支援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我试图让韦维尔将军放心，我们并不打算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只不过是要应付当前的需要而已。
你不必担心伊拉克遥远的未来。你当前的任务是在巴格达建立友好的政府，并以昂扬的斗志击败拉希德·阿里的军队。目前，我们不准备卷进任何从巴士拉溯河而上的大规模进军，也没有规定要占领基尔库克或摩苏尔。我们并不打算改变伊拉克的独立地位，并已按照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发出详细的指示。但是，关键在于行动，即机动纵队迅速进军，以便使巴格达与巴勒斯坦之间建立有效联系。此事一天也不能耽误，因为德军可能不久即将到来。我们希望这支纵队于10日出动，12日抵达哈巴尼亚，假如哈巴尼亚能够守住的话。
实际上，他们不但已经守住哈巴尼亚，而且还取得了更多的成果。我们相信你已按照这些日程行事，而且你会极力敦促他们加速行动。
韦维尔对历次向他提出的那些要求作了勇敢的回答。他于13日报告说，“我不等‘老虎’计划的坦克抵达，便已命令将现有的全部坦克加入戈特的部队中，并在塞卢姆地区进攻敌军。……如果在西部沙漠进行顺利，我即将设法增兵巴勒斯坦，以便对伊拉克采取行动。……我们当设法尽速解决缠手的伊拉克问题。……我正在尽力加强克里特岛的防御，以应付敌人即将发动的进攻。今日下午，我曾同卡特鲁讨论叙利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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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老虎”已安全抵达亚历山大港。我十分希望在克里特岛、在西部沙漠、在叙利亚，都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些互有关连的冒险行动，命运却各不相同。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1年5月14日
你即将前往巴士拉会见韦维尔，这使我不胜欣慰。他将告诉你关于“老虎”和“灼热”作战计划［保卫克里特岛］的情况。如能在利比亚一战获胜，将会在德国人和伊拉克人的心目中改变伊拉克的一切价值。
2．你曾为巴士拉作了极大努力，我们不胜感激。印度部队能在那里集结得越多越好。但是，我们觉得，现在不能贸然挥师向北进攻巴格达（除非道路情况良好才可以小支部队推进），更谈不到进军基尔库克和（或）摩苏尔。我们在获悉“老虎”和“灼热”的进展情况以前还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目前的时刻，我们只能设法在巴格达成立友好的政府，并在巴士拉尽力建立最强大的桥头堡。现在，我们试图控制叙利亚的可能性更小，但可准许自由法国人在那里放手行事。在利比亚击败德军是左右全局的大事，在做到这一步之前，我们不能有更远大的看法。到那时，一切就容易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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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们在克里特岛遇到了一些更残酷的虽然不是更危险的事件。在叙述这些事件以前，最好让我把伊拉克的故事说完。
驰援我伊拉克作战部队的“哈巴尼亚部队”，是从巴勒斯坦开来的一个摩托化旅团。这个旅团的先头部队于5月18日赶到哈巴尼亚，以便继续进攻这时在法卢贾据守横跨幼发拉底河大桥的敌军。这时，伊拉克人已经不是唯一的敌人了。第一批德国飞机已于5月13日进驻摩苏尔飞机场。其后，我方空军必须担起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袭击德国飞机并阻止它们通过铁路运输从叙利亚获得供应。“哈巴尼亚部队”的先锋队伍和原在哈巴尼亚的守军的地面部队于5月19日对法卢贾发动进攻。由于洪水泛滥，不能直接从西面逼近，于是派遣小股纵队渡过法卢贾上游的一座飞桥去切断敌守军的退路；还有另一支空运部队着陆，以便阻截通往巴格达的公路。
我们原来期望这一行动，加上空袭，将迫使一旅多人的敌军投降或溃散。但是后来还是需要从地面进攻。我军在河西岸有一小支部队，他们的任务原来是用步枪防止敌军破坏那座重要的桥梁；现在他们奉命向前突击，结果非常成功，并无一人伤亡。敌人屈服了，被俘三百人。三天以后的一次反攻也被我军击退了。
我们曾费了几天的工夫为最后进军巴格达进行准备工作。在这几天中，我空军对伊拉克北部飞机场上的德国空军采取行动，终于粉碎了他们的企图。后来又来了一个意大利战斗机中队，但是无所成就。负责轴心国空军中队同伊拉克军队配合作战的德国军官是陆军元帅布隆贝格的儿子，他在巴格达着陆时，头部中了一弹，这得谢谢他的盟友由于判断错误开了枪。他的继任者费尔米将军虽然在着陆时比较幸运，却也束手无策。他奉到希特勒气势汹汹的指令的日期是5月23日，到了这个时候，轴心国进行有效干涉的一切时机已经过去了。
希特勒关于中东问题的第三十号指令战地大本营：
1941年5月23日
在中东，阿拉伯人自由运动是我们对抗英国的天然盟友。
就这一点来说，在伊拉克煽起叛乱是特别重要的。应使这种叛乱扩展到伊拉克境外，以便在中东加强那些与英国敌对的力量，截断英国的交通线并将英国军队与英国船舶牵制在这里，从而削弱它在其他战区的力量。为了这些理由，我已决定通过支援伊拉克去推动中东战事的发展。将来结合着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势，能否最后摧毁英国在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位，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问题都尚在未定之天。
5月27日夜间，我军开始向巴格达进军，由于到处洪水泛滥以及许多灌溉沟渠上的桥梁被炸毁，进展迟缓。但是，我先头部队已于5月30日抵达巴格达近郊。虽然我军人数有限，而且城中还驻有伊拉克的一个师，他们的出现却使拉希德·阿里和他的僚属惊惶失措，于是拉希德·阿里等就在当日偕同其他祸首，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公使以及耶路撒冷的前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官等逃往波斯。次日，5月31日，停战协定签字，伊拉克的摄政复位，新政府就职。我们不久即以陆空部队占领境内所有的重要地点。
这样，德国要想在伊拉克鼓动背叛并想以些微的代价控制这一广大地区的图谋，遂功败垂成。印度部队一个旅于4月18日在巴士拉登陆是及时的。这迫使拉希德·阿里在尚未布置就绪之前就开始了行动。即便如此，我们的为数有限的部队也曾经与时间竞赛。航空学校奋勇保卫哈巴尼亚，是我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当然，德国人手中有一支随时可以调动的空运部队；这支部队这时本来可能使德国人囊括叙利亚、伊拉克、波斯以及它们的宝贵的油田。希特勒的手本可以远远地伸向印度，并向日本招手示意。但是，正如我们行将见到的，他所选择的却是把他的最优秀的空军使用在另一方面。
我们时常听到军事专家谆谆教导人们，优势兵力要用于决定性的战场。此话确实大有道理。但是在战争中，这一原则同所有其他的原则一样，是受着事实与形势的支配的，否则战略就太容易了。它将变为一部军事操典而不是一种艺术了；它所依据的就只是些条条框框，而不是通过审度变化万端的局势而作出的明智而恰到好处的判断了。希特勒的确失去了以些许代价在中东取得巨大战利品的机会。我们在不列颠，虽然窘迫万分，却得以藉着有限的军队免于遭受影响深远或难以弥补的损失。
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中东的极其紧张局面使韦维尔同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而伊拉克的背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而已。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如：德国即将对克里特岛发动的进攻，我们在西部沙漠进攻隆美尔的计划，阿比西尼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战事，以及急需在叙利亚预先防止德军的入侵，等等。同样，整个地中海的局势，从伦敦看来，也不过是我们面临着的世界问题中的一个次要部分而已；在这些世界问题中，德国入侵的威胁、潜艇战和日本的态度则是其主要特征。只有战时内阁发挥力量，紧密团结，政治与军事首脑之间互相尊重而又看法一致，以及指挥作战的机构工作顺利，才得以使我们克服了这些艰难险阻，当然免不了要受到严重的创伤。
读者当会觉察到，英国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同他们驻在开罗的任务艰巨但仍英勇奋斗的总司令之间的关系在日趋紧张。由我主持的国内领导部门从白厅直接推翻了现场负责人的决策。我们从他手里把事情揽过来，自己负责下令驰援哈巴尼亚，并拒绝所有同拉希德·阿里进行谈判或接受曾经一度提起由土耳其出面调停的想法。结果迅速而圆满地获得成功。虽然说，觉得最高兴、得到最大慰藉的人莫过于韦维尔自己，但是这一段插曲不能不在他的心中和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一道暗影。同时，奥金莱克将军按照我们的愿望并在印度总督真挚的同意下，那样迅速地把一个印度师派往巴士拉，并毫不迟疑地答应提供印度援军，这种热心任事的态度，使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生气勃勃、个人才能至今还没有发挥出来的人物。这些印象的结果，在事件进一步发展时将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