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至6月4日
祝愿和祈祷仪式——“沉重的坏消息”——阁员的表现——小型船只的集结——七百艘船只——三个重大因素——“蚊式”舰队——撤退法国人——给戈特勋爵的最后命令——一个可能的结果——戈特把敦刻尔克的指挥权交给亚历山大——5月31日我第三次访问巴黎——斯皮尔斯将军和贝当元帅——撤退完成——6月4日我向议会发表的演说——空军胜利的重大意义——英国的决心。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5月26日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祝愿和祈祷仪式。英国人不愿意把他们内心的感情形之于外表，但是，我坐在歌唱班的座位上，也能感觉到那种郁积在心的激昂情绪，感觉到会众有害怕的心情，不是怕死、怕伤或者怕物质的损失，而是怕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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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是5月28日星期二，到这一天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下院了。在这段期间再发表什么声明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议员们也未曾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我们军队的命运，甚至还有比我们军队的命运更重要的事情，很可能在这个星期还没有过完之前就最后决定了。“下院，”我说道，“应当对沉重的坏消息有所准备。我只补充这么一点，在这次战争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放弃我们要誓死保卫世界正义事业的职责，也不能摧毁我们有力量勇往直前的信心，正如在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一样，我们有力量冲破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打败我们的敌人。”自从政府组成以来，在内阁成员之外，我只与个别人见过面，而没有会晤更多的同僚，因此我觉得在我的下院办公室内召集战时内阁成员以外的所有内阁级大臣开一次会，是很有益的。我们在座的大约有二十五人。我阐述了事态的过程，并且坦率地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以及一切成败难卜的事情。然后我不把它当作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事，而只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当然，无论在敦刻尔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
这时阁员的表现使我感到惊奇，因为，就这次聚会的人物来说，这二十五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议员，对战争的看法，不论正确与否，观点都很不相同。有许多人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我的椅子旁边，一面喊叫一面拍我的背。
毫无疑问，在这紧要关头，如果我在主持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稍有踌躇，我会被他们赶下台的。我确信，每个大臣都已下定决心，宁愿马上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全遭毁灭，也不愿屈膝投降。他们的这种表现，代表了下院，而且可以说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在这以后的几天和几个月中，我每遇适当的场合便表述他们的心情。我是能够表述他们的心情的，因为他们的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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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和法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已有翔实而完善的记载。自从20日以来，舰只和小型船只的集结便已在多佛尔港司令官拉姆齐海军上将的指挥下进行。26日晚，（下午6时57分）海军部一声令下，“发电机”作战计划便开始实行，第一批军队就在那天夜里运回国来。当布洛涅和加来失陷后，只有敦刻尔克港和连接比利时边境的开阔海滩还在我们手里。这时，我们认为，我们最多只有两天时间救出大约四万五千人。翌晨，5月27日，采取紧急措施，搜寻更多的小型船只，以“应付特殊的需要”。这不得少于足敷撤退全部英国远征军之用。显而易见，除了较大的船只从敦刻尔克港装载士兵外，还需要大量的小型船只，以备在海滩应用。依照海运部里格斯先生的建议，由海军部官员从特丁顿到布赖特灵锡之间的各个船坞中找到了一共四十只可用的汽艇，第二天便集中在希尔内斯。同时，伦敦各码头定期航轮上的救生艇、泰晤士河上的拖船、快艇、渔船、驳船、平底船和游艇，只要可以沿海滩使用的运输工具，都一律征集备用。27日夜间，所有的小型船只像潮水似的涌向大海，先到我们的海峡港口，再从那里开往敦刻尔克，到达我们热爱的军队的身边。
一旦不需要保密了，海军部马上就放手让我国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船民普遍自发的行动充分开展起来。凡是有船的人，无论是汽船或帆船，都开往敦刻尔克；幸而准备工作一个星期前就着手进行了，现在又有许多人纷纷自愿前来积极支援。29日开来的小型船只数目还不多，但是它们是以后开来的将近四百只小型船只的前驱，这四百来只船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从31日起，把大约十万人从海滨渡送到了远离海岸的大船。在这几天里，我没有见到我的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其他两三个经常见到的人。他们驾驶了一艘荷兰小船，在四无内运送了八百人。在敌人不断空袭之下，前往营救军队的船只共计约八百六十艘，其中将近七百艘是英国的，其余是同盟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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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统计数字表（表中不包括未参加载运军队的船只）如下：
英国船只
①船上的救生艇以及有些私人的小船无记录可查，故未计入。
此时，在环绕敦刻尔克的海岸上，对周围地区的部署有条不紊、甚为严密。队伍到达时并不混乱，井然有序地沿着防御工事整顿，在两天之内使防御力量大为增加。阵容最好的队伍调去构筑防线。损失最大的部队，如第二师和第五师，作为后备队留在海滩上，然后，尽早登船。最初，前线有三个军，但是到29日，由于法军接过了更多的防线，所以有两个军就够了。敌人拼命追击我们的后撤部队，激烈的战斗没有停过；尤其在靠近尼乌波特和伯格的两翼更是激战不已。随着撤退的进行，英国和法国军队的数目都在不断减少，所以防线也相应地缩短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在海滩的沙丘中间一连三四天或五天遭到无情的空袭。希特勒以为用德国空军就可以使我们无法逃走，所以他想把他的装甲部队留作战役的最后一击之用；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三个因素使他的希望落了空。第一，接连不断地轰炸沿着海岸集结的大量军队，造成的伤亡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沙内，爆炸的弹片被沙子包住，散不开。在最初阶段，经过一阵轰隆隆的空袭之后，军队吃惊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但是很少有什么人受伤。有岩石的海岸也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结果。不久以后，兵士们对空袭就不在乎了。他们沉着地蹲在沙丘之间就有活的希望。在他们面前的大海是灰色的，但并不是不欢迎他们的。在那边，有救命的船——就到家了。
第二个为希特勒所未料到的因素是他的飞行人员的伤亡。英国和德国的空军的质量在这里直接受到了考验。英国的战斗机队尽最大的努力在战场上空不断巡逻，与敌人殊死战斗。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入德国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予敌机以重创，把它们打得七零八散，逐出上空。天天都是这样战斗，一直到皇家空军获得光荣的胜利为止。无论在哪里遇着德国飞机（有时德机一来就是四五十架），便立刻向它们展开攻击，往往我们的一个中队或者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便打下几十架敌机，敌机的损失不久就达到几百架之多。我们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也全体出动，投入战斗。
战斗机的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战果很显著。优势的敌人有些被击败了，有些被打死，尽管他们很勇敢，但也被我们战胜，甚至被我们打得畏缩不前。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可惜，海滩上的部队很少见到这空中的伟大战斗场面，因为战斗时常是在几哩以外或云层上空进行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空军使敌人遭受的损失。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敌机向海滩投下的炸弹，这些敌机从上空飞过，但是也许就飞不回去了。在陆军中甚至对空军有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有些军队在多佛尔或泰晤士河港口登岸时，由于不了解情况还侮辱了穿着空军制服的人。他们应当和空军紧紧握手的，但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在议会中，我千方百计地向大家讲明这一事实。
但是，如果没有海，所有海滩细沙的有利条件和空中的英勇战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十天或十二天以前所下的命令，已在事态的紧急和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结了丰硕的果实。岸上、船上秩序井然。海面很平静。小船来往于海岸与大船之间，在海滩边把涉水过去的士兵运走，把落水的士兵救起来，它们全不顾敌人的轰炸，虽然轰炸常常使它们遭受牺牲。单是船只数目之多，便足够弥补空袭造成的损失。就整个“蚊式”舰队来说，是打不沉的。正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光荣的事情传到了我们团结一致、不可战胜的岛国人民的耳里，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
虽然小船的工作很出色，然而不要忘记最繁重的任务还是由军舰负担的，它们来往于英国和敦刻尔克港之间，载运了三分之二的士兵。正如本书第89—90页的损失表所表明的，驱逐舰起了主要的作用。私人船只和他们的商船水手的巨大贡献也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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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焦急的眼光和逐渐增长的希望注视着撤退的进展。27日晚，海军当局认为戈特勋爵的阵地已十分危急；海军部派往敦刻尔克担任高级海军军官职务的皇家海军上校坦南特紧急电告，要求立即派遣所有能够利用的船只到海滩去，因为“明天夜间是否能撤退将成问题”。情势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了。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派去了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和二十六艘其他舰只。28日是很紧张的一天，但是由于皇家空军的有力支援，我们守住了陆上的阵地，因而紧张的局面又逐渐缓和。我方尽管在29日受到了严重损失（三艘驱逐舰和二十一艘其他船只被击沉，还有许多被击伤）但海军的计划却仍然照样执行。
绝没有发生过把法国士兵丢在后面不管的问题。在法国方面还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或发出什么怨言以前，我就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首相致陆军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
1940年5月29日
（正本送帝国总参谋长）
应尽量使法国军队和我们共同从敦刻尔克撤退，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他们单依靠他们自己的航运工具。应立即与驻在我国的法国代表团会商办法，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与法国政府洽商，以免引起指责，或尽量避免引起指责。假使我们从敦刻尔克撤退那两个法国师，并以我们自己的军队临时代替他们，以便简化指挥，这样做也许比较妥善。但是请向我提出尽可能妥善的建议，并告我还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首相致斯皮尔斯将军（巴黎） 1940年5月29日
把以下文件送交雷诺，以便通知魏刚和乔治：
我们已从敦刻尔克港和海滩撤退了将近五万人，并希望今晚再撤退三万人。前线随时可被突破；或者，码头、海滩以从船舶也可能被空袭和西南方射来的炮火破坏得不能使用。没有人能够预料目前顺利撤退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或者将来我们还能救出多少人。我们希望法国军队尽量和我们共同撤退。已命令海军部在法国海军提出要求时予以援助。我们不知道将来被迫投降的有多少人，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分担这一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忍受这种损失，不要对不可避免的混乱、繁重和紧张的工作有什么怨言。
当我们撤退的军队一经改编就绪，并且准备好了为保障我们的生命、对付敌人扬言的甚或是迫在眉睫的进犯所必需的力量时，我们就要从圣纳泽尔组织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我正从印度和巴勒斯坦调来正规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军队不久就可到达。现在我们正在亚眠以南搬运装备，足供五师的需要还有余。但这只是为了妥善部署和应付紧急的突击，我们不久将把增援我们驻在法国的军队的新计划送给你们。我怀着满腔的袍泽之情发出此信。请把你们的意见坦率告诉我，不必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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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我在海军部作战室召集海、陆、空三军大臣和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议。我们研究了当天比利时海岸的情况。军队撤退的总数已达十二万人，其中只有六千法国人；参加工作的各种船只共八百六十艘。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威克－沃克来电说，尽管有激烈的轰炸与空袭，在前一小时也有四千人上船。他还认为，敦刻尔克也许明天就守不住了。我强调迫切需要撤退更多的法国军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对我们和盟国的关系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害。我还说，当英军的力量缩减到一个军的时候，我们便应当告诉戈特勋爵上船回国，留下一个军长负责。英国军队应坚守阵地，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以便法国军队得以继续撤退。
由于我深知戈特勋爵的性格，所以我亲笔给他下了如下一道命令，由陆军部于30日下午2时正式发出：
应尽最大努力继续防守目前阵地以便使目前顺利进行的撤退工作能撤走最多的人。可每隔三小时通过比利时西部的拉·潘尼报告情况。如果我们仍能保持通讯，当我们认为你指挥的部队已缩减到可以移交给一个军长时，我们将给你下达命令，让你偕同你到时觉得应当撤退的军官返回英国。你现在即应指定这位军长。如果通讯断绝，当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不超过三师的人数时，你就应移交指挥，并按照规定的办法回国。这是按正确的军事程序部署的，此事不能由你个人自由行事。从政治上考虑，当你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一小部分时，你被敌人俘虏就等于是让敌人获得一种多余的胜利。应当命令你所选择的司令官继续与法军共同防御，并继续从敦刻尔克或海滩撤退，但是当他认为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并且不能再给敌人以相当的杀伤时，他有权与法军高级司令官协商正式投降，以免无谓的牺牲。
很可能这封最后的电报对其他的大事和另一位英勇的司令官的命运产生了影响。1941年12月底，我在白宫从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那里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和科里几多尔①美国驻军即将面临的命运。我认为，我们在一位总司令指挥的部队已经缩减到他原来指挥的一小部分时，我们应当站在他的地位给他们指出这样处置的方法。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都很注意地读了那封电报，我感到惊奇地是，那封电报好像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天，过了一会儿，史汀生就来要一份电报的抄件，我立刻给了他。也许（因为我不知道）这封电报促使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他部下的一位将军②，从而使这位伟大的司令官后来才得以建立许多辉煌的战功，否则他不死也会成为日本的俘虏，不能参加战争。我希望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①珍珠港事件后三日，日军在吕宋北岸登陆（1941年12月10日），麦克阿瑟下令全军西撤进入巴丹半岛，据守科里几多尔，1942年3月17日温赖特（Wainwright）继麦克阿瑟指挥美菲军。1942年4月9日，巴丹守军被迫投降；1942年5月6日科里几多尔失陷。——译者
②指温赖特将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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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戈特勋爵的参谋人员与在多佛尔的海军上将拉姆齐会商后通知戈特说，6月1日白天是可望守住东部外围阵地的最后时间。因此，应采取非常的紧急措施，尽可能保证撤退那时还留在海岸上的大约不到四千人的英国后卫部队。
后来发现这个数目的兵力不足以防御最后的掩护阵地，于是决定将英军的防御地区保持到6月1日与2日之间的午夜，同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撤退法军和英军。
5月31日晚，当戈特勋爵遵照命令将指挥权交与亚历山大少将，回到英国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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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个人接触，避免产生误会，我必须在5月31日飞往巴黎，参加盟国最高军事会议的一次例会。与我同机前往的有艾德礼先生、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我也把5月30日从巴黎带着最新消息飞回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带去了。这位优秀的军官同时也是一位议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我的朋友。作为法军左翼和英军右翼之间的联络官，他在1916年曾带我巡视维密岭，并介绍我与法国第三十三军司令法约尔将军结识。他的法语口音非常好，而且袖上有五条受伤荣誉带，所以此刻正是用来处理我们两国之间值得焦虑的关系的适当人物。当法国人和英国人一起遇到麻烦，发生争论时，法国人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十分冲动，而英国人则显得很迟钝，甚或显得粗鲁。但是斯皮尔斯却能够很从容有力地与法国枢要人物谈论，在这一点上，我还没有见过什么人能比得上他。
我们这一次未去外交部，而是到圣多米尼克街陆军部雷诺先生的办公室。艾德礼和我发现出面与我们会晤的法国内阁阁员只有雷诺和贝当元帅。这是贝当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会议中，这时他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副主席。他穿的是便服。我们的驻法大使、迪尔、伊斯梅和斯皮尔斯与我们一起出席，代表法国出席的是：魏刚、达尔朗、雷诺私人办公室主任德马尔热里上尉和法国战时内阁秘书博杜安先生。
第一个问题是挪威的局势。我说，英国政府经过充分考虑后认为：应当立即从纳尔维克地区撤退。我们部署在那里的军队、驱逐舰和一百门高射炮，在其他地方极端需要，因此，我们提议从6月2日开始撤退。英国海军可以把法国军队运送回国，可以护送挪威国王和任何愿意到法国来的挪威军队。雷诺说，法国政府同意这一措施。一旦与意大利开战，地中海上将急需这些驱逐舰，把一万六千人投入埃纳河和松姆河战线上也是很有用的。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接着，我就转过话题谈到敦刻尔克。法国人对北方兵团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多。当我告诉他们已经撤退了十六万五千人，其中有法军一万五千人时，他们都大吃一惊。
他们自然注意到，撤退的英军人数显然多于法军撤退的人数。
我解释道，这大部分是因为在后方有许多英军行政单位，这些单位的人员能够在战斗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以前先行登船。
此外，还由于法军到现在还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我来巴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确知：发给英军的命令是不是也同样发给了法军。现在防守中央阵地的英军三个师可以掩护所有的盟国军队撤退。这一部署以及海上运输，是英国为弥补盟军现在必然遭受的重大损失而做出的一种贡献。英王陛下政府已感觉到，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有必要命令戈特勋爵撤出战斗人员而将伤员留在后面。如果现在这个希望得以实现，便可能撤退二十万身体强健的士兵。这几乎是一种奇迹。四天以前，我还不敢担保能超过五万人。我反复谈到我们的装备遭到的惨重损失。雷诺对英国海军和空军备加赞许，我对他表示谢意。以后，我们相当详细地谈到了怎样重建英国在法国的部队。
同时，达尔朗海军上将草拟了一份给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的电报：
1．你指挥的几个师和英军司令指挥的几个师应在敦刻尔克周围据守一个桥头阵地。
2．当你确实认为桥头阵地外没有军队能够向登船地点前进时，防守桥头阵地的队伍应立即撤退并登船，让英国军队先上船。
我立刻插话说，英军决不先上船；英军和法军应按同等数字撤退——“挽臂同行”。英军要担任后卫。大家都同意这一点。
我们接着便谈到意大利。我阐述英国的意见说，如果意大利参战，我们就应以最有效的方式立即迎头痛击。许多意大利人反对战争，应当使所有的意大利人明白战争的残酷性。
我建议说，我们应当空袭由米兰、都灵、热那亚三城市构成的西北部工业区的三角地带。雷诺同意同盟国必须立刻出击；
达尔朗海军上将说，他已制定了一项计划，由海、空军轰炸意大利石油供应系统，意大利的石油大半储藏于法意边境与那不勒斯之间的沿海一带；对必要的技术上的磋商也做出了安排。
随后我表示我的愿望说，我最近组成的政府中应有更多的阁员与他们对等的法国内阁成员彼此尽快地熟识。例如，我希望劳工大臣和工会领袖贝文先生访问巴黎。贝文先生表现了卓越的能力，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的工人阶级现在放弃的假日和特有权利，比上次大战中放弃的还多。雷诺热诚地同意了。
在约略谈到丹吉尔和使西班牙置身战争之外的重要意义以后，我讲了一下总的形势。我说：盟国必须以毫不退缩的态度来对付一切敌人。……美国已被最近的事态激怒起来了，即使他们没有参战，但很快就会大力援助我们。如果敌人入侵英国，那时美国发生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了。英国不怕入侵，每一个大小村落都将进行激烈的抵抗。英国军队只要满足了本国的基本需要，余下的就可交给它的同盟国法国使用。……
我绝对相信，我们只能将战争进行到胜利。即使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击败了，另一个也决不可放弃斗争。如果英国本土遭到浩劫，化为一片焦土，英国政府便准备从“新世界”进行战争。如果德国击败两个盟国中的一国，或两国都被击败，它是不会对我们表示仁慈的；我们将永远沦为附庸和奴隶。宁可使西欧文明及其全部成就走向悲惨而壮烈的结局，也不可让两大民主国家苟延残喘，被人剥夺所有一切值得为之生存的东西。
艾德礼先生接着说，他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英国人民现在已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并且知道，一旦德国胜利，他们所建立的一切事物将被破坏无遗。德国人不仅杀人，而且也要消灭思想。我国人民所抱的决心是他们历史中前所未见的。”雷诺感谢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他确信，德国人民的士气并不像他们的军队获得暂时胜利时所表现得那样高涨。如果法国在英国的援助下能够守住松姆河，如果美国工业能补充我们军火的不足，我们就能确保胜利。他说，他对于我重申的保证——如果一国战败，另一国决不放弃斗争——是很感激的。
正式会议至此结束。
当我们离开会议桌以后，在重要人物中有几位在凸窗那边以异样的神情在一起谈论。其中为首的是贝当元帅。斯皮尔斯跟我在一起，帮助我用法语谈话，并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那位年青的法国人，德马尔热里上尉，说要在非洲打到底。但是贝当元帅的态度显得不置可否，而且很阴沉，使我感到他要单独媾和。除了他所用的语言以外，他的人品、他的威望、他善处逆境的从容态度，对于迷信他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影响。有一位法国人，我记不清是谁了，很婉转地说，军事上继续不断的失利，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迫使法国修改它的外交政策。说到这里，斯皮尔斯马上站出来，冲着贝当元帅用很地道的法语说道：“元帅先生，我想你明白，那不就是意味着封锁吗？”另外一个人说道：“那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接着，斯皮尔斯冲着贝当的面说：“那不仅意味着封锁，而是轰炸德国人占领的所有港口。”我非常高兴他把这点说了出来。我唱着我经常唱的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论什么人掉了队，我们都要战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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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夜的小规模空袭，翌晨我就离开巴黎了。我一回国，就发出下面这封电报：
首相致魏刚将军 1940年6月1日
撤退的最后关头已经临近了。五个战斗机中队几乎是轮番出动，未尝间断，我们力所能及的已止于此，但是今晨被炸沉的舰只已有六艘，其中有几艘满载军队。大炮的火力只威胁着实际通行的航道。敌人已逐渐逼近缩小了的桥头阵地。
如果要坚持到明天，我们可能损失无遗。如果今夜撤退，虽然要损失许多人，但是也必然能救出许多人。现在桥头阵地上法国能作战的部队，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多，并且我们怀疑留在那个地区的人是不是有那样多。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在碉堡中不能完全判明情况，你也不能，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因此，我们命令桥头阵地英国防区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与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共同会商，作出判断：是否可以守到明天。相信你会同意。
在5月31日和6月1日，敦刻尔克的战事虽未结束，但已到最后的高潮。两天来，在英国平安登陆的士兵已超过十三万二千人，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是在猛烈的空袭和炮火下用小船从海滩撤出来的。6月1日，清晨起，敌轰炸机拼命轰炸，每当我们自己的战斗机必须飞回加油时，它们便乘隙而来。敌机的袭击使密集的船只遭受严重的损失，几乎等于上个星期损失的总和。单单这一天，由于空袭、水雷、快速鱼雷艇的袭击，或其他不幸事故而沉没的船只就有三十一艘，被击毁的有十一艘。在陆地上，敌人增加了他们对桥头阵地的压力，他们竭力想冲进去。他们遭到盟国后卫部队的拼命抵抗，被全部击退。
在最后阶段，撤退工作便进行得很熟练和严密了。这是第一次能够事先作好计划，而不像过去那样临时看情况办事了。6月2日拂晓，约有四千英军配备着七门高射炮和十二门反坦克炮与相当数量的法军坚守缩小了的敦刻尔克外围阵地。撤退工作现在只能在黑夜进行，海军上将拉姆齐决定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船只在当夜一起调到敦刻尔克港。除拖船和小艇外，包括十一艘驱逐舰和十四艘扫雷艇在内的四十四艘舰只于当晚从英国出发。四十只法国和比利时船只也参加了。
在午夜以前，英国的后卫队就上船了。
然而，敦刻尔克的战斗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我们打算在那天夜里撤退更多的法军，其人数要大大超过他们自己提出的要求。结果是，当我们的船只（其中有许多还是空的）要在拂晓撤退时，还有大量法军留在岸上，其中有许多还在与敌人接触中。必须再作一次努力。尽管船员这些天来不断工作，没有休息，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但他们还是响应了号召。
6月4日，有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法国士兵在英国登陆，其中二万一千多人是英国舰只载运的。不幸的是，有几千人留在那里没有撤走，他们在愈来愈缩小的桥头阵地里一直战斗到4日早晨，这时敌人已经进入该城外围，他们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他们英勇地战斗了许多天，掩护他们的英国和法国同伴撤退。他们要在俘虏营里渡过今后的岁月。让我们记住：
要不是敦刻尔克后卫部队的坚持战斗，我们在英国重建一支保卫本土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军队的工作，就会大受挫折。
在英国登陆的英国军队和盟国军队
①这些数字系摘自海军部记录最后整理出的数字。陆军部记录的在英国登陆的人数是336，427。
最后，在6月4日下午2点23分，海军部在法国同意之下宣布“发电机”作战计划现已完成。
议会于6月4日开会，我有责任先公开，然后在秘密会议中向议员报告全部经过。我的讲话稿现在还存在，这里只摘引其中的几段。刻不容缓的是，不仅应当向我们自己的人民阐明，而且也应当向全世界阐明，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是有可靠的依据的，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挣扎。同时，把我自己对于抱有信心的道理加以说明，也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是，在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这一点应当注意到。这个胜利是空军获得的。归来的许许多多士兵未曾见到我们空军的活动；他们看到的只是逃脱我们空军掩护性攻击的敌人轰炸机。他们低估了我们空军的成就。关于这件事我曾听到许多议论；我现在所以要离题来谈谈这件事，其理由就在这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
这是英国和德国空军实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德国空军的目的是要使我们从海滩撤退成为不可能，并且要击沉所有密集在那里数以千计的船只；除此而外，你们能想象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的吗？除此而外，从整个战争的目的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军事重要性和军事意义呢？他们曾全力以赴，但他们终于被击退了；他们在执行他们的任务中遭到了挫败。我们把陆军撤退了；他们付出的代价，四倍于他们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已经证明，我们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我们所有的飞行人员比他们现在面临的敌人优越。
当我们说在英伦上空抵御来自海外的袭击将对我们更有好处时，我应当指出，我从这些事实里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论据，我们实际可行而又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个论据想出来的。我对于这些青年飞行人员表示敬意。强大的法国陆军当时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大部分溃退了。难道不可以说，文明事业本身将由数千个飞行人员的本领和忠诚来保护吗？
有人对我们说，希特勒先生有一个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
过去也时常有人这么盘算过。当拿破仑带着他的平底船和他的大军在布洛涅驻扎一年以后，有人对他说，“英国那边有厉害的杂草。”自从英国远征军归来后，这种杂草当然就更多了。
我们目前在英国本土拥有的兵力比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或上次大战中任何时候的兵力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这一事实当然对抵抗入侵的本土防御问题起很有利的作用，但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能打防御战。我们对我们的盟国负有义务。我们必须再重新组织、重新建立在英勇的总司令戈特勋爵指挥下的英国远征军。这一切都在进行中；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必须使我们本土的防御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的组织水平，即只需极少数的人便可有效地保障安全，同时又可发挥攻势活动最大的潜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部署。
我在结束语中有一段话，正如将来可以看到的，对美国的决策起到了及时的重要影响。
“尽管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古老的有名的国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