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第二次重大打击——阿杜瓦之战的记忆——审慎时期——在外交部的一次谈话——和平投票——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实力——霍尔爵士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和英国海军的调动——我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发言——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亚——在英国的强烈反应——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假制裁——鲍德温先生的和平决定——保守党会议——鲍德温先生对选举所采取的行动——他的巨大多数——霍尔—赖伐尔协定——议会的动乱——我在国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对欧洲的影响。
世界和平现在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大打击。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接着就是意大利投到德国方面。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沿着他早已决定的狠毒的路线前进了。
我们看到墨索里尼对维护奥国的独立有过不少帮助，这对中欧与东南欧有重大意义。现在他却要走到相反的阵营中去了。
纳粹德国也不再孤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之一，竟然很快就同它携手合作。安全的天平发生这种一头沉的转变，我心里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是不符合二十世纪的伦理道德的。这种野心是属于黑暗时期的行为，那时白种人认为他们有征服黄种、棕种、黑种或红种人的权利，用优越的实力和武器来征服他们。在我们现在的文明时代，人们所犯的罪恶和残暴行为是以前野蛮人所畏缩不敢犯，或至少没有能力去犯的，像这样的行为，非但古老陈旧，而且不可恕宥。
况且，阿比西尼亚还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说来奇怪，1932年坚持要使阿比西尼亚加入国际联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加以反对的，乃是英国。那时英国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性质，以及这块野蛮地域中所盛行的暴君专制、奴隶制度和经常进行部落战争等等，都与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不符。但意大利偏要这样做，于是阿比西尼亚便成了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享有国际联盟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它所能赋予的安全保障。
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确是测验这个世界政府机构是否能够满足一切善良的人对它所抱的希望的一个问题。
意大利的独裁者并非只是为扩张领土的欲望所驱使。他的统治、他的安全，是依靠威望来维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战败耻辱，以及那时一支意国军队不但遭受歼灭或俘虏，而且很丢脸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引起全世界的讪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头。他们曾经看见英国人在经过若干年后，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马祖巴的战败之辱。在意大利，报阿杜瓦战败之仇，就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令人显得扬眉吐气。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险，不费重大代价，轻易地巩固他本人的权力，或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威势，这似乎只有洗雪几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并且把阿比西尼亚并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国版图才能办到，此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和卑劣的，但是，想了解别国的观点，总不失为明智的事，所以或许可以把这些思想记录下来。
当我感到反抗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的进攻没受到非难，就将最后破坏国联作为集合各国力量的因素，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足以控制复兴起来的德国的威力以及可怕的希特勒的威胁。从国联尊严受到维护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多半要比意大利所能给予、保留、或让与的为多。所以，假使国际联盟准备用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来抵制墨索里尼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真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从各方面看来，英国似乎没有带头的义务。面对着德国的重整军备，英国必须考虑到自己因为丧失空中均势所导致的弱点，而且更须考虑到法国的军事地位。有一件事是明显而确定的：
如果英国充当领导，他就不能姑息，因为姑息手段，于国际联盟毫无用处，而对英国则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决裂对欧洲的法律和安宁来说是正当而必需的，我们就必须把他打倒。打倒了这个较小的独裁者，或许可以把所有的力量——这些力量现在仍然具有压倒优势——连结起来，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遏制那个较大的独裁者，以防止德国掀起第二次战争。
这些一般的感想，就是本章记述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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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斯特雷扎会议以来，墨索里尼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的部署就日趋明显。对意大利这种侵略行为，英国的舆论显然是会加以反对的。在我们当中，那些认为希特勒的德国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类生存的人，都对当时被认为是一等强国的意大利竟然从我们这边倒向那边而感到焦虑。我记得有一次宴会，在座的有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达夫·库珀先生，那时库珀先生还只是一位次官，在这次宴会中，人们已明显地预见到欧洲均势上这种不幸的转变。大家提出一个计划，在我们当中请几位去见墨索里尼，对他说明，如果他发动侵略，在英国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什么结果。这件事情没有下文，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样，以为英国是一个已被吓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妇，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吓人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跟他要好的劳埃德勋爵曾注意到，当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发表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乔德决议时，曾给他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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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我在议会里表达了我的忧虑：
我们似乎已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自己像一只挂上铃子的羊或一位向导一样，正在向前走，领导着欧洲舆论，去反对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甚至有人建议我们采取单独行动。我听到外交大臣说，此说并无根据，才使我放心。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必须只根据其他各国都承认的义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和发言人的地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被要求去做超出我们的责任的事情……
在现在，确实有一团乌云笼罩着英意两国的深交旧谊；这一团乌云，我看是不易消散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确都希望它会消散。我们两国之间是有老交情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一件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事实，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当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的时候，它特别地要在条约上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不得导致它同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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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外交大臣请我和反对党领袖分别到外交部看他。
关于这些磋商的事情，已由政府公布了。霍尔爵士对我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已引起日益加甚的焦虑，并且问我，应该准备怎么样来反对它。我在答复之前，希望能多了解一些在两位大臣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内部的和个人的立场观点，便问到艾登的见解如何。霍尔说：“我去叫他来。”于是，几分钟后，艾登笑容可掬地来了，态度十分和气。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我说，我认为外交大臣·可·以·以·他·能·够·带·动·法·国·那·样·的·程·度·同·国·际·联·盟·一·起·来·反·对·意·大·利。但是我又说，他不应该给法国施加压力，因为法国同意大利订有军事条约，而且它还有对付德国的心事；所以在这种情势下，我并不认为法国会走得太远。于是我又谈到在勃伦纳山口的意大利军队，谈到没有防卫的法国南部防线以及其他军事形势。
一般地说，我坚决劝告各大臣不要使英国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走在前面。我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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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的头几个月中，有人为了拥护集体安全和支持国际联盟盟约而组织了一次和平投票。这个计划受到国际联盟协会的赞许，但发起的人则基本上是由工党和自由党所支持的一个组织。所提的问题如下：
和平投票
一、英国是否应该仍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
二、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裁军？
三、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
四、国际协定是否应该禁止为私人谋利的军火制造及其贩卖？
五、假使有一个国家坚持要进攻另一个国家，那么你认为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联合起来采用（一）经济的及非军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来强迫他停止进攻？
6月27日宣布投票结果：一千一百多万人具名作肯定的答复。在起初，各部大臣对和平投票似乎有点误会。它的名称掩盖了它的目的。它显然是把裁减军备和抵抗侵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联在一起。有许多人认为它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其实恰恰相反，第五个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勇敢的政策，如果在这个时候加以实行，定可获得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塞西尔勋爵和国际联盟协会的其他领袖，在这个问题提出之时，正如不久事实所表明的，都愿意而且决心为正义事业而战，如果一切必要行动都是国际联盟所倡导的话。在以后几个月中，他们对事实的估计有了很大的变化。的确，在整整一年中，我极力使他们在我称之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上同我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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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个夏季，意大利的运兵船不断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军队和军需供应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亚东部边境一带。我在外交部谈话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8月24日，内阁作出决定，并宣布英国要遵守条约和国联盟约的义务。这就使地中海立刻出现危机；因为外交大臣最近才征询过我的意见，所以我认为应该请他把海军形势给我说清楚。
丘吉尔先生致霍尔爵士 1935年8月25日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谨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我们在1914年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舰队在什么地方？它们的情况很好吧？它们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它们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们是否安全？它们事先曾否接到戒备警告？不要忘记，你正在对一个可能不顾死活蛮干一切的独裁者施加极大的压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后两星期内某个时候，认为你有什么图谋，超过目前内阁所能预料的。当你正在谈论精确规定的明智的信条时，说不定他就会采取暴力行动；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诱惑物。
我在报纸上看到，地中海舰队正在离开马耳他开往勒旺岛。〔为舰队着想〕离开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为我知道马耳他完全没有防空设备。以亚历山大港等处为基地的地中海舰队，按统计的数字（这是我们所能依据的一切），比意大利海军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查一下大战以来两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建造情况。我觉得以现代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而论，我们的实力还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潜水艇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必须向海军部问清楚的问题，就是在勒旺岛的英国舰队的情况。它非常有可能使我们遭到惨败。它有足够的力量来自卫吗？要用大西洋舰队和本土舰队去支援，还得航行三千哩以上。在这些舰队开去与之会合之前，恐怕已经发生许多事情了。我并不怀疑，的确也不敢怀疑，海军部对这种部署是否用心研究过。我希望你将获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回答，使你感到满意。
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的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如果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那时要是我们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乔治·劳埃德现在和我抱一致的看法，他鉴于形势危急，认为我应该把这封信送交给你。我并不是要求你给予详细答复；我只希望海军部的部署确实使你感到满意。
外交大臣在8月27日的答复：
你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已经并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请你放心。你所提到的种种危险，我全都注意到了，我一定尽力注意，决不疏忽。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议或警告，请你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像这样的一种危险形势，你和任何人一样都很了解，对于目前我国防务的情况，至少在政府局外人士之中，你也和别人一样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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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是国际联盟事务大臣，与外交大臣地位几乎相等。他去日内瓦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在日内瓦召集了一次国联大会，商讨一项“制裁”意大利的政策，如果它进犯阿比西尼亚的话。给艾登先生指派这个职务以及这一职务的性质，使他把注意的重点偏重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视了。所谓“制裁”，指的是断绝对意大利的一切财政援助和经济供应，而把这种援助给予阿比西尼亚。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旦打起仗来，许多必要物资都得仰赖国外源源进口，因此这种制裁对它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艾登的热忱和他的发言，以及他所提出的原则，支配着这个会议。9月11日，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到达日内瓦，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对国际联盟的支持以及英国人民对集体安全的关切。国联盟约所包含的观念，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建立法治的迫切愿望，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良心的一部分。英国已经表明，它所要恪守不渝的不是别的什么特殊表示，而是国际联盟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来看，那就不但低估我们的信义，而且污损我们的真诚。国际联盟为了恪守它的明确的和鲜明的义务，对于集体维护盟约的完整，特别是对一切无故寻衅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集体反对，都给予大力支持。而我们英国是始终不渝地和国际联盟站在一起的。
虽然德国的事情使我十分焦虑，我国对事情的处理又使我不满意，但是，我却忘不了我在里维埃拉的阳光下读到这篇演说时所受到的感动。这篇演说激发了每一个人，轰动了全美国。它也使在英国那些大胆提倡正义与实力并重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这至少是一种政策。如果演说者在那时知道把他掌握的力量释放出来会多么巨大，恐怕他在当时就领导整个世界了。
这个声明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效力，在于它有英国海军作为后盾；在过去，凡是对人类的进步和自由确实具有重大作用的许多事业，也是如此。国际联盟似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操有一种永久性的武器。这就是国际警察的力量，依靠它的最高权威，实施外交上和经济上的种种压力或进行劝说。9月12日，即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胡德”号和“声威”号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还有第二巡洋舰队和一支驱逐舰队随同开到直布罗陀去。各方面都以为英国要用行动来支持它的言论。在国内，这种政策和行动立即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英国海军部对于在地中海究竟需要多少军舰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的，否则就不会发表这个声明，也不会调动舰队了。
在9月底，我在一个有影响的正统派组织卡尔顿俱乐部发表演说。我想给墨索里尼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会读到我的演说词的。我说：
违反整个世界的善良愿望，又没有制海权，就把一支由二十五万意大利优秀子弟组成的军队开到二千哩外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去，然后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很可能是一系列战役，攻击一个民族，而那块地区，又是四千年以来没有一个征服者认为值得去征服的，这确实是千古以来所未有的以国家前途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①
①参看我同格兰迪伯爵的谈话，附录（1）。
奥斯汀·张伯伦写信给我，对我的演说表示赞同。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1935年10月1日
你赞同我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这使我很高兴；但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年以来，我们请求法国同意大利和解，而现在我们又迫使法国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激烈的方法来领导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确有这么强烈的反感，那我们在两个月之前就应该对墨索里尼提出警告。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初夏的时候就逐渐增强地中海舰队的实力，让他知道问题严重。现在他会采取什么步骤呢？如果（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爆发，我预料人们的情绪会大大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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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墨索里尼并不因为英国海军为时已晚的调动而有所佩服，竟调动意大利军队去进攻阿比西尼亚。10日那天，在国际联盟的大会上，各主权国家以五十对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对意大利采取集体措施，并成立一个十八人委员会，为和平解决作进一步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发表了一项显得十分尖锐的明确的声明，他不说“意大利将以战争来对付制裁”，却说，“意大利将以纪律、节约和牺牲来对付制裁”。然而他同时暗示说，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这就是在英国解散议会并根据宪法举行大选的几个星期之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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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的流血，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国际联盟提出制裁，所有这些使英国工党内部发生动乱。工会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气质上根本不是和平主义者。坚强的工资劳动者一致表达了对意大利独裁者进行战争的强烈愿望，要求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制裁，必要时要出动英国舰队。他们在激愤的集会上发表激烈而粗暴的演说。有一次，贝文先生埋怨说：“用马车装载着兰斯伯里的良心，从会议到会议搬来搬去，实在使我厌烦极了。”议会许多工党党员都抱有职工大会的情绪。在更大的范围内，国际联盟协会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必须维护国际联盟的宗旨。
问题已涉及他们的和平投票的第五条。这里有一些原则，如果服从这些原则，即使终身拥护人道主义的人，也得准备赴死沙场，而且如果要赴死沙场，也就得去杀人。10月8日，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曾屡立战功的艾德礼少校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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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次全国的觉醒同鲍德温先生的看法和意向并不相符。大选后几个月，我方才开始对“制裁”所根据的原则有所了解。首相曾宣称，制裁意味着战争；其次，他决意不能再打仗了；第三，他决定采用制裁的办法。把这三个条件调和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的指导和赖伐尔的压力下，负责制定制裁方案的国际联盟委员会，把可能引起战争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军用物资，都不准运进意大利，一个洋洋大观的禁运项目已草拟出来。但是，维持在阿比西尼亚作战所必需的汽油却源源不绝、毫无阻难地运入意大利，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运汽油，就意味着战争。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却是世界主要石油供应国，它的态度虽然和善，但不明确。不但如此，停止向意大利运输汽油就势必停止向德国运输汽油。向意大意运输铝矿是严格禁止的；可是铝矿在意大利的矿产中几乎是唯一的、产量超过自己需要的金属。至于向意大利输入废铁和铁矿一事，则为了公众正义而坚决予以否决，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冶金工业只能利用少量的废铁和铁矿，而钢板和生铁又不受限制，因此这个规定对意大利并无多大妨碍。这样一来，这种声势浩大的措施，并不是一种足以使侵略国陷于瘫痪的真正制裁，而仅仅是侵略国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虽然名目繁杂，而事实上却适足以激发意大利的战争精神。所以，国际联盟对阿比西尼亚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碍于意大利侵略军队为原则的。在英国大选时，公众并不知道这些事实。
他们真诚地支持制裁政策，认为这是结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可靠办法。
英王陛下政府更没有考虑过要运用舰队。种种流言盛行一时，说什么意大利的决死俯冲轰炸机队会向着我们的军舰甲板直冲下来，把军舰炸成碎片。驻在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现已得到加强。它只须摆开架势，就可以使意大利的运输船从苏伊士运河退回去，其结果恐怕就不得不向意大利海军提出挑战。听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应付这个敌人。我在一开始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别人叫我放心。我们的战列舰固然都很旧，而且现在看来我们也没有飞机掩护，高射炮弹药也很不足。可是，有消息透露，海军司令因为有人说他的舰队不足以进行海战而使他大为恼火。看来，英王陛下政府在第一次作出反对意大利侵略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对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作过周密的研究，而且也下了决心了。
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说，那时如果我们采取断然的手段，就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亚之间的交通，而且在可能接着发生的海战中，我们也一定能够取胜。我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几乎整个世界都反对他，如果他单独同英国作战，这不啻是把它的统治作孤注的一掷，因为地中海的海战恐怕在一开始就成为决定性的考验。意大利怎么能够打这场战争呢？它除了在现代化轻巡洋舰方面略占优势之外，它的海军在规模上只及英国的四分之一。它那支数目庞大的新征入伍的军队，号称百万人，都是不能作战的。它的空军，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甚至比我们编制不大的空军还差得很多。一打仗意大利立刻就会被封锁。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陆军，有缺乏给养和弹药之虑。德国这时也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为了光明正大的目的，可以冒最小的危险给予对方以致命的打击，世上如有这种机会，机会就在此时此地了。英国政府的胆力还跟不上当时的局势，这个事实就只能以他们对和平的热爱来为自己开脱了。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局势之向更可怕得多的战争方向发展，是起了作用的。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希特勒早就下定决心要用战争的办法为德国开疆拓土。现在他断定大不列颠已经衰落了，后来英国虽图奋发，可是对于和平以及对于防止希特勒侵略来说，都嫌来得太迟了。在日本也有沉思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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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逐渐团结起来以应付当前的迫切问题，而另一方面，正在举行的大选又使各个政党之间发生冲突，这两种对立的过程同时并进。这种情况对鲍德温先生及其支持者大为有利。政府在大选中提出的宣言写道：“一如既往，国际联盟仍然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防止战争和建立世界和平永远是英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国际联盟就是人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工具，我们也指望它来达到上述目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护国际联盟，保持和提高国联的效能。目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不幸发生争端，我们一贯采取的政策不会因此有所动摇。”
在另一方面，在工党内部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和平主义者，但由于贝文先生的积极活动，使他在工党群众中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因此，工党正式领导人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于是同时提出两条互相对立的路线：一方面他们要求对意大利独裁者采用断然的行动；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谴责重整军备的政策。就这样，10月22日，艾德礼先生在下院发言时说：“我们需要有效的制裁，而且要有效地加以执行。我们拥护经济制裁。我们拥护国际联盟体制。”可是，在同一次发言中，其后他又说：“我们并不认为积累大批武器就可以走向安全。我们不相信在这〔时候〕有所谓国防这一类东西。我们认为，你们必须继续裁减军备，而不是积累武器。”在选举期间，双方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首相本人当然意识到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日益强大的力量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他已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卷入战争。我以一个局外人来观察，觉得他所急于要获得的，是尽可能多的支持，并在一个不大的规模上开始重整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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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墨索里尼开始进攻阿比西尼亚和轰炸阿杜瓦的那一天，英国保守党大会在伯恩默思举行。看到这种形势，又是处在大选前夕，我们所有的人，作为同一个政党的党员，都团结起来了。
我拥护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这就是：
（1）改正帝国国防力量所存在的严重缺点，特别是首先要改造我们的工业，使之能够在必要时迅速转变为国防工业。
（2）为使我国空军实力取得同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最强大的外国空军相等的地位而作出新的努力。
（3）重建英国舰队，加强皇家海军，以确保我们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维护大不列颠帝国的完整。
这几年来，我一直不想做官，我做官也做够了，而且我又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为这个要在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的印度法案已经通过了，不愿做官的障碍也就排除了。德国威胁的日渐加甚，使我很想抓我国军事机构的工作。我现在很锐敏地感到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惶惑不宁的法国和怯懦而又爱好和平的英国，很快就会受到欧洲独裁者的挑战。我对工党的改变态度，深表同情。这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举国一致政府的机会。大家都知道海军部有空缺，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我很想担任海军部的职务。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鲍德温先生的几个主要同僚，并不希望我参加政府。我代表一种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会努力以求贯彻的。
如果他们可以不要我，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这事件，多少还得看他们能否保持多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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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中，首相强调说明重整军备的必要，而他的主要发言，都特别提到我国海军状况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不过，他既然在制裁和重整军备的纲领上已达到了眼前的一切目标，他就急于想去抚慰国内那些职业的热爱和平分子，借以解除他们由于他谈到海军的需要时可能产生的恐怖。在10月1日，即投票前两个星期，他在伦敦市政厅会堂向和平协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向你们保证，将来不会有庞大的军备。”政府掌握了关于德国大力备战的情报，他还能说出这句话来，这确实是一项奇特的诺言。于是，首相既获得了希望国家有所准备以抵御未来危险的一派人的选票，同时也获得了认为赞美和平美德就可以保持和平的另一派人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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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平选区中，我针对重整军备的必要和实行严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这两个问题，进行论战。一般说来，我是拥护政府的，虽然我对政府的做法不断提出批评，使我在保守党内的许多朋友很不高兴，可是投票结果，我以巨大的多数获选。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我认为保持我自己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我说：“鉴于我所发表的各次演说，我从你们的投票中感到，你们希望我以一个议员的身分来运用我的独立判断，而且希望我依照英国议会最高贵的传统，自由地、毫无畏惧地提出从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中所得出来的看法。”大选的结果是鲍德温先生的胜利。他所得的票数比其他政党合起来的票数还多出二百四十七票，而且在任职五年之后，他获得了大战结束以来任何首相所不能比拟的个人权力。他凭着熟练而幸运的谋略来应付国内政治，而由于他的声望又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这就使他又一次取得信任投票的胜利，使那些在印度问题上或防务的疏忽上反对过他的人都显得愚蠢可笑。
这一个在我国有史以来最不祥的、有着种种错误和缺点的政府，却受到全国的欢呼。但这一笔帐是要偿还的，新的下院几乎用了十年的工夫才把它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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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盛传我将参加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当鲍德温先生的胜利公布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部宣布他无意要我参加政府。他用这个办法来偿付他欠和平主义者代表的债务，这笔债是他在大选前几天向他们举借的。当时的报纸对我没有被邀参加政府一事，大大讥笑一番。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是多么的走运。在我头顶上有几个肉眼看不见的有翅膀的天使保佑着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慰藉。我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我的画盒到温暖的地方旅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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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先生取得胜利之后，发生了一件使他很为难的事情。为了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不妨暂时不管时间的顺序。
他的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在一次很难得的溜冰假日中，路经巴黎到瑞士去，在巴黎他曾和那位仍然当法国外交部长的赖伐尔先生进行会谈，结果在12月9日订立了霍尔—赖伐尔协定。现在来看看这一著名事件的背景，也是很值得的。
认为英国正领导着国际联盟反抗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法西斯侵略这一想法，使全国情绪大为高涨。但是，选举一旦结束，大臣们觉得他们已拥有多数，可能执政五年，不由得想到许多麻烦事。其根源就在于鲍德温先生所说的“一定不会有战争”和“一定不会有大量的军备”。这位出色的党务经理人曾以领导世界反抗侵略的名义，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后来又极力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和平。
不但如此，现又有一个来自外交部的、力量巨大的冲击。
范西塔特勋爵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的祸害。在这一点上，他和我彼此一条心。而现在英国的政策，已迫使墨索里尼站到对面去了。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从前是三对一，现在却变成二对二了。我国事务的这种显著恶化，使法国更为焦虑。法国政府早在1月间就订立了法意协定，跟着又同意大利订立军事条约。据估计，这个军事条约，可以使法国抽出驻在法意边界上的十八个师调到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去。赖伐尔先生在他同意大利的谈判中，肯定向墨索里尼表示，而不是暗示，说法国决不会自找麻烦去干预在阿比西尼亚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法国人很有理由同英国大臣们争论。第一，几年来我们一直要他们裁减他们生存所系的陆军；
第二，英国领导国际联盟反对墨索里尼而大受欢迎，并因而赢得选举的胜利，而在民主国家中，选举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我们曾缔结一个被认为对我们自己十分有利的海军协定，据说可以使我们除了潜艇战以外，在海上已十分安全，可以大为放心。
但是法国的战线又怎样呢？它应该怎样进行部署来抵抗日益增长的德国军力呢？如果打起仗来，在最初六个月内，英国所能派出的军队只有两个师，而且还有许多保留条件，所以他们的确不应多说话。现在，英国政府出于战斗的、道德的和对于世界的热烈情绪，“由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正在同意大利结不共戴天之仇。法国有许多令它担忧的事情，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对这种情形置之不顾，而在每一个国家里这种人是很多的，假使英国已运用它的海军力量来封锁苏伊士运河，并在一次全面战争中击败意大利的海军，那么，它也许就有权利在欧洲发号施令了。但是，恰恰相反，它竟明确宣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决不为阿比西尼亚而战。正直的鲍德温先生：在选区中获得胜利的投票；有可靠的保守党多数，使他能再执政五年；作出义愤填膺的种种表现，可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所以，法国人强烈地感到，他们不能因为英国突然爆发了反对墨索里尼的强烈情绪就永远同意大利疏远。何况，他们还记得英国在地中海曾向意大利海军的挑战屈服，而且法国如果一旦遭受德国的侵犯，英国在开始时所能派出的军队，充其量只有两个师。赖伐尔先生在这个时候的观点，当然是不难理解的。
到12月份，出现了一套新的议论。有人私下议论，说墨索里尼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压力，又在“由一个国家领导的五十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之下，会愿意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妥协。毒气战争虽然对付落后的阿比西尼亚极为有效，但肯定不会提高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声誉。阿比西尼亚人正在被击败。
据说他们并不准备作重大的让步和割让大片的土地。如果满足意大利的侵略所要求的东西，让阿比西尼亚保持其帝国的五分之四的领土，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和平呢？外交大臣路过巴黎的时候，范西塔特刚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参预这件事。但不要对范西塔特作错误的判断；他对德国的威胁始终念念不忘。他希望英法两国为了对付这个主要危险而成立最有力的联盟，同时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但是英国民族不时出现圣战热情的高潮。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少为了某种宗旨或某种主义而进行战斗的了。
因为它在内心深处深信决不能从这种冲突中获得任何实际利益。鲍德温先生和他的大臣们由于在日内瓦反对墨索里尼，已把英国的地位抬得很高。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只有继续干下去才能够在历史的面前获得拯救。除非他们准备用行动来支持他们的言论和姿态，否则倒不如像美国一样，什么也不管，听其自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议论的计划，但不是他们所采取的计划。他们已经向千百万人民呼吁，而这些一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没有武装的千百万民众的答复，却是压倒一切的呼声，他们大声呼喊：“是的，我们必须为了反对邪恶而进军，我们现在就要进军，给我们武器！”
新的下院朝气蓬勃。鉴于此后十年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它也必须是如此。因此，正当他们因大选结果而兴奋的时候，他们接到了霍尔爵士和赖伐尔先生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消息，大为震惊。这个危机几乎牺牲了鲍德温先生的政治生命。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议会和整个国家。一夜之间，鲍德温先生几乎从公认的全国领袖这个高峰上跌下来，跌到被人讥笑和鄙视的深渊。在这些日子里，他在议会里的处境实在可怜。他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人民竟然为了这些讨厌的外交事务而操心。他们已经有一个拥有多数的保守党，又没有战争。他们还想要什么呢？可是有经验的领航员却已感到和计算出这个风暴的全部力量了。
12月9日，内阁批准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是让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皇帝共分阿比西尼亚的领土。13日，霍尔—赖伐尔建议的全文提交国际联盟。18日，内阁放弃了霍尔—赖伐尔建议，接着霍尔爵士就提出辞职。在19日的辩论中，鲍德温先生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走得太远了。人们在这方面所表示出的感情，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没有料到的是，我国各地人民对于我可以称之为良心和荣誉的基础却有着更深厚的感情。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知道激发我国国民感情最深处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回响，发表了一些意见。我重新检查我所做的一切，我觉得……这些建议不可能获得我国人民的支持，即使作为谈判的条件也是不成的。现在，非常明显，这些建议已经绝对地、彻底地寿终正寝了。本政府肯定不准备使它复活。如果出了什么风暴，而我又认为我自己是正确的，我就宁可让它来冲击我，我或者安然无恙，或者被冲倒。如果我经过自我检查，发觉在那个风暴中有什么东西足以表明我曾经做过不明智或不正确的事情，我就会向它低头。
下院接受了这个申辩。危机过去了。艾登先生从日内瓦回来，首相召他到唐宁街10号，讨论霍尔辞职后的局势。艾登先生当即建议邀请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任外交大臣，还表示如有必要，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效劳。鲍德温先生回答说，他已经考虑过这一点，并且已经通知奥斯汀爵士本人，说他认为不宜委他掌管外交部。这也许是因为奥斯汀爵士健康状况不佳。12月22日，艾登先生出任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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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妻子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过这个激动人心的星期的。当时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曾劝我不要回国。他们说，如果我介入这个激烈的冲突，那就是自找苦吃了。我们住的那所舒适的巴塞罗那旅馆，是西班牙左派聚会的地方。
在我们吃午饭和晚餐的那个讲究的餐厅，经常有一群群身穿黑色衣服、神情热烈的青年在那里聚会，他们目光炯炯，谈论着不久就要使千百万西班牙人陷于死亡的西班牙政治情况。回想起来，我倒觉得应该回国。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势力作出决定和联合起来，从而结束鲍德温的统治。也许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领导下的政府也成立了。但是，我的朋友却嚷着说：“最好站开点，如果你回来，人们就会认为你个人要向政府提出挑战。”这个劝告虽然不是奉承话，我也不喜欢听，但说我不能对事情有所帮助，我倒是承认的。于是，我就继续呆在巴塞罗那，在阳光之下随便画点油画。后来林德曼来找我，和我在一起。我们同乘一艘很漂亮的汽船，沿着西班牙东岸游弋，然后在丹吉尔登岸。在丹吉尔，我遇到罗瑟米尔勋爵和一群快活的人。他告诉我，劳合·乔治先生在马拉喀什，那边的气候很好。我们就坐汽车到那里去。我在那讨人喜欢的摩洛哥绘画作乐，留连忘返，直到1月20日，英王乔治五世突然逝世时才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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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的抗战失败，意大利把这整个国家吞并了，这在德国的舆论中产生了无法挽救的后果。甚至那些本来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动的人，也对意大利进行战争时那种似乎是神速的、高效率的和无情的方式惊叹不已。在德国，一般人都认为大不列颠已彻底衰败。它受到意大利不可消释的仇恨；它把斯特雷扎阵线一下子摧毁了；它在世界上丧失了威信，这正好同新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声誉成对比。我国在巴伐利亚的一位代表写道：“这里各方面的人谈到英国时的轻蔑语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担心的是，今后德国在西欧问题上以及在欧洲的和欧洲以外的更为普遍的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谈判时，将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慕尼黑新闻》（1936年5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发人深省的几段是：
英国人喜欢过一种比我们德国人的标准更为舒适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能进行持久的努力，而是说，只要不损及他们个人的和国家的安全，他们总是极力避免进行这种努力的。他们掌握了生产手段和财富，使他们和我们大大不同，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间多少是自动积累起他们的资本。
……在大战中，它只是在开始时有些犹豫，但终于表现出惊人的精力；可是在大战之后，在世界各地英国先生们却认为他们应该休息一下了。他们全面地解除了武装——在人民生活中甚至比陆军和海军中来得更为彻底。它甘心情愿放弃相当于两大国〔海军〕加起来的水平，接受同美国相等的地位……陆军怎样呢？空军又怎样呢？……为了建立地面的和空中的防卫力量，英国所需要的，不仅是金钱，最必需的是人，以及为了帝国国防所要付出的英国公民的生命。它的新的空军计划，共需要一万一千人，但实际上还缺七千人。还有，小规模的正规军也大量缺额，大约缺少一整个师。它的地方军（为业余军人而设的像安息日圣经学校一类）远远没有达到所规定的名额，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有效的战斗力量。不久以前，鲍德温先生自己就说过，他无意把募兵制改为征兵制。
旋风正在震撼欧洲，而且的确也震撼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种以因循不决来取得成功的政策就难望顶住这个旋风。在英国，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够从国家的立场而不是政党的立场对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暧昧的态度表示愤慨，要求它对帝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陷入的危险负起责任。英国群众对于政府所谓局势可以逐步改善，所谓用小规模的调整和审慎周到的策略就能恢复均势，似乎都深表赞同……。
今天，整个阿比西尼亚已不可改变地、全部地和最后地只属于意大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日内瓦和伦敦都深信，只有使用特殊的力量才能把意大利赶出阿比西尼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权力和勇气。
所有这些话，都说得太正确了。英王陛下政府曾轻率地提出要维护伟大的世界事业。他们曾大言不惭地要领导五十个国家前进。可是，鲍德温先生遇到残酷的事实就退回来。长期以来，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与其说是考虑欧洲形势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在国内舆论上有势力的分子。由于同意大利疏远，他们已打乱了欧洲的均势，而对阿比西尼亚却毫无帮助。他们使国际联盟遭到惨败，就算还没有使这个机构的生命力遭受致命打击的话，也至少使它大受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