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9年
有关技术问题的插曲——德国的讹诈力量——会见鲍德温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鲍德温先生的邀请——防空研究委员会——一些普遍原则——我们工作的进展——雷达的发展——沃森·瓦特教授和无线电回波——蒂泽德的报告——海岸雷达网——空军元帅道丁的电话通讯网——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临我国东岸——敌我识别器——1939年到马特累斯汉视察——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海军航空兵部队——建造新战列舰的问题——大炮的口径——舷炮齐射的后座力——炮塔的数量——我在1936年8月1日给霍尔爵士的信——海军部的主张——四联装炮塔——一个不幸的结果——访问波特兰港：“潜艇探测器”。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那些对我们未来安全有着极其重要后果的技术方面的决定。为便于叙述，这一章包括从现在起到战争爆发前四年的全部过程。
我们在失去了空中均势之后，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讹诈了。
如果我们曾及时采取步骤，建立一支比德国在破坏条约时所能建立的再强一半或一倍的空军，我们就有可能保有对未来的控制权。哪怕只是空军力量和德国相等（没有人会说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们在这些危急的岁月里，对我们的防务充满信心，并给我们提供一个宽广的基础，以便进行外交活动和进一步扩充我们的空军，但现在我们已失去空中均势了。我们为了恢复空中均势所作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在上一次大战中，飞机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它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有魔力的武器，同时又是一种主要的军事力量。大臣们必须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同德国独裁者发生冲突，伦敦的毁灭和屠杀的情景将是多么的可怕。虽然并非只有英国才有这些考虑，但这些考虑确实对我们的政策，其结果也对整个世界发生重大的影响。
1934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获致决定性的科学成果。是年八月，我们不仅促使已在进行研究的空军部官员还促使政府主要官员注意这个问题。九月间，我们从夏纳到埃克斯累班，同鲍德温先生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看来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们要求由高级负责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当我们回到伦敦时，因空军部发生财政困难，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起来了。在1935年初，空军部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奉命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们记得，鲍德温先生在1933年曾根据空军部的意见，发表了一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他声称空中是无法防御的。“轰炸机总是可以穿过防线的。”既然这样，我们对空军部所属的委员会，就都失去信心，而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由空军部转到帝国国防委员会处理；在这个委员会中，政府各位首长，即国内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将能监督和指导其活动，而必需的经费也有了保证，不致没有着落。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仍不时在这个问题上对大臣们进言。
2月间，麦克唐纳先生亲自接见我们，我们便把这件事向他当面提出。在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分歧。当我指出这个问题对和平的意义时，首相深表同意。我说，再没有比排除对平民进行突然空袭的想法更能减轻笼罩着全世界的恐惧和焦虑的了。当时，麦克唐纳先生的视力看来已经很坏了，他茫然凝视着窗外的皇宫广场，对我们保证说，他正打算硬起心肠来克服来自空军部的阻难。空军部又极不愿意部外的或上级的部门来干预他们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时间，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
因此我在1935年6月7日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我说：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范围，按其性质来说，它基本上是科学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我从经验中感到，在这些问题上，只要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人充分说明这种需要，则科学总是能够提供一些东西。以前人们说，搜捕潜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潜艇窒息于水面之下的方法却终于发明出来了。这个问题不一定比击落入侵飞机更为困难。许多以前认为在技术上不可能的东西，在上次大战中已被采用了。耐心、坚持不懈，尤其是在战争情况下的迫切需要，使人们的头脑更为灵活，而科学也就能适应人们的需要……
以屠杀妇孺、恐吓手无寸铁的平民，从而迫使敌国投降这种可恶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受到人们的接受和鼓励。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一旦发明了某种在地面的装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弹的飞机，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感到较为安全，也可以使各国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战争灾难的这种令人寝食不安的恐惧和疑虑……我们不但怕我们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袭击，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比世界别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损害；我们还怕我们的造船厂和其他设备受到袭击，因为这将使我们防务的主要力量，我们的舰队，陷于瘫痪甚至被毁灭。所以，这不但是为了在整个世界上消灭疑虑和战争的最坏原因，同时也是为了在英国恢复我们这个岛国的旧有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应该对这个问题再三加以认真的思索和考虑，并且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天，发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内阁变动，鲍德温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后不久成为斯温登勋爵）继伦敦德里勋爵任空军大臣。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烟室时，鲍德温先生走进来。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对我说：“我向你提出一个建议。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参加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防空研究会，我也希望你能参加。”我说，我是批评我们的空军战备的人，我还得要保持我的行动自由。他说：“这是不用说的。除了你从委员会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当然有绝对的自由。”
我提出一个条件：林德曼教授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的成员，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几天以后，首相来函说：
1935年7月8日
你见过汉基，我很高兴。我认为你的信是表示你愿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相信你在这项极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会有真正的帮助。
当然，你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的正确表述），可以随时对政策、计划和一切有关空军的一般性问题提出辩论。
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于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参加了那些会议，因此对我们这个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较详细。几年以来，我经常同林德曼进行密切的讨论，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为委员会拟出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所包括的，不属于官方资料，而是从我和林德曼的交谈、研究以及我自己的军事概念所得出来的想法和知识。这个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于它对1935年7月的情况所提出的看法。那时，没有人想到可以利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导航。训练大量的飞行员显然是有困难的。当时一般人认为，大批的飞机在夜间飞行，必由几架轰炸机长机率领。在国家生命陷于危险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进步；同时，由于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战术上引起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自此以后，我在那份备忘录上所写到的东西，已被更好的办法代替了，但有许多试验还是在我当权时进行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获得成功。
1935年7月23日
我以极其谦恭的态度提出这份备忘录，因为开会在即，仓促写成，但仍希望它对我们的共同思想能够有所贡献。
一般的战术概念和技术上可行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须让科学家知道空军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飞机的设计必须符合一定的作战计划的要求，并能保证这一计划的实施。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战争假说：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结成联盟，并受到德国的进攻。
当这样一种战争爆发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将是大陆盟国军队的动员。这至少需要两个星期，因为这会因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入侵而受到牵制和阻碍。法国和德国的参谋部将集中考虑军队的集结和部署问题。在第一次的主要战斗中，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有显著的落后。我们可以希望，德国在两三年之内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发动这种陆、海军都起重大作用的战争，目前德国的海军还是微不足道的；它还没有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而且它的重炮似乎还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军，制造重炮和训练人员，就得花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做到的。
德国的大部分军火生产都集中在鲁尔，而该地又很容易受到对方的轰炸。它一定认识到：许多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军用物资的供应（铜、钨、钴、钒、汽油、橡胶、羊毛等）将会断绝。并且，如果它不能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么，甚至连铁的供应也将大大减少，因而它目前还没有达到能够发动长期战争的能力。当然，它正在大力克服这些困难，例如将一些工厂从边境迁到德国中部，进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胶的生产，并大量囤积储存物资。看来在1937或1938年以前，德国不大可能发动一次有取胜希望的海、陆、空三军同时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可能要打好几年，在战争中它又几乎不会有什么盟国。
在这种战争中，英法两国的空军的首要任务，似乎是炸毁敌方的交通，如铁路、公路、莱茵河的桥梁和公路铁路的桥梁，并最大限度地破坏他们的集结地带和军火库。其次是摧毁其最易于暴露的各种军工厂。几乎可以断定，从预定军事行动的时刻开始，如果我们集中攻击这些重要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迫·使·敌·人·也·采·取·同·样·的·策·略。要不然法国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动员，并在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中取得主动权。这样，德国准备用来对英法两国平民进行恐怖空袭的飞机，就会显得不足而且力量分散了。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即使在海、陆、空三军的联合战争中，德国还会企图炸毁伦敦或其他容易袭击的城市，以考验政府和人民在恐怖的考验中的抵抗意志。其次，伦敦港以及我们舰队生命攸关的造船厂，也是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
然而往往有这种不幸的可能性，德国当局也许会认为，用大规模的猛烈空袭也许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之内使一个国家屈膝投降。震撼心理的战术思想，对德国人的思想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德国政府认为，在盟国军队实行动员和发动进攻之前，它可以采用空军摧毁大城市和屠杀平民的办法来迫使一个国家求和，那它就很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单用空军来发动攻击。几乎不用说，如果能够把英国同法国分隔开来，则英国就会成为这种攻击的最合适的牺牲品。因为英国进行反攻的主要方式，除了空袭报复之外，无非是海军封锁，但封锁是要在相当时期之后才能见效的。
如果我们能够限制式阻止空袭城市的话，那么，以“恐怖”来摧毁我们士气的可能性（这恐怕只是一种虚构），就不复存在了，而战争的胜败终归还是要由陆军和海军来决定。我们对防空越重视，就越能遏制纯粹空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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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了一些观点。不要忘记，那是在1935年，到正式使用雷达侦察飞机的方法，还有四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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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公布。我对政府的其他部门，仍然不断进行更为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在英国，有经验的政治家对这一类事情并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见上的严重分歧，有时并不妨碍个人间的友谊一样，但科学家之间的嫉忌心要强得多。1937年，技术小组的科学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满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触，也不满意我把他的见解向委员会提出。他们认为，只有蒂泽德爵士（帝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才能向委员会说明他们的集体意见。林德曼因此被请求退职。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实供讨论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他虽已离开，我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继续当委员；到1938年，我又使他复职，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在30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国，有许多人想到利用从飞机和其他金属目标反射回来的电波的可能性。我们把它称为无线电测向器（R．D．F．），后来称为雷达。它的用处，就是靠反射回来的射电波，而不是靠人们的感官，眼睛或耳朵来侦察敌机的临近。在大约离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层反射电波的天幕（电离层），由于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无线电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并因此而使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成为可能。把短促的脉冲波发射到空中，然后接收它的回波，这是几年来我国科学家，尤其是阿普尔顿教授一直在积极进行研究的技术问题。
1935年2月，在政府担任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术小组说明，用射电回波来侦察飞机是可行的，并建议进行试验。该小组对此十分重视。当时人们认为，要研究出侦察五十哩内的飞机的技术，也得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35年7月25日，防空研究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会议，蒂泽德提出了关于无线电定位的报告。我们做了初步试验，证明有采取进一步实行措施的必要。军事各部门奉命制定计划。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多佛—奥尔福德纳斯地区设立一系列的试验站。对于雷达侦察船只位置的可能性，也进行探索。
到1936年3月，沿南海岸一带的各个站都已开始建造和装备，可望在秋季进行试验。在夏季，建筑上有所耽搁，并且出现了敌方电波干扰的问题。1937年7月，空军部提出计划，经防空研究委员会的同意，准备以一百万镑以上的费用，在1939年底以前在怀特岛到提兹河之间设立一连二十个站。
这时，侦察已经飞入内地上空的敌机的试验，也在进行。到年底，我们可以跟踪在三十五哩范围以内一万英尺高空的敌机。对船只的侦察也有进展。业已证明，从空中确定九哩以内船只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舰队中有两艘已装备了侦察飞机的仪器，而飞机测距、高射炮射击指挥和探照灯定向等试验，也分别进行。工作有所进展。到1938年12月，计划中的二十个新站，已有十四个装上了临时的设备。从空中已能够测定三十哩以内的舰艇方位。
1939年，空军部用比较长的长波无线电（十米）建成了所谓海岸雷达网，使我们能够发现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临近的飞机。在战斗机司令部道丁空军中将的指挥下，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电话网，把所有这些雷达站联结起来，而在阿克斯布里奇设立中央指挥站，在那里，可以把观察到的飞机的行动，在大地图上一一标明，由此可以指挥我们自己飞机的战斗行动。还设计了所谓“敌我识别器”（I．F．F．），这使我们的海岸雷达网，可以把装有这种仪器的英国飞机同敌机区别开来。后来又发现这些长波无线电站不能侦察在海面低飞而来的飞机，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又建造了一组补充站，称为“低空侦察连锁站”，使用短得多的电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较短的距离。
敌机一旦进入内地，我们就只好依靠皇家观测兵来侦察了。观测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电话交换机连接起来，确实也极为有效，后来在不列颠空战的早期，它是我们的主要基础。但光是侦察由海上来的敌机，还是不够的，虽然这可以使我们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前发出警报。我们还得设法为我们的飞机导航以追踪来犯的敌机，并在我国领土上空加以截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挥截击站”（G．C．I．）。但所有这些，在战争爆发时，都只是略具雏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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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也忙得可以，在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船飞临英国东岸上空。德国空军通讯兵司令马蒂尼将军预先在飞船上装有特殊的收听设备，以侦探英国是否有雷达侦察设备。这个企图失败了，但如果它的收听设备效率很高，“齐柏林”号一定能够把我们有雷达这一情报带返德国，因为我们的雷达站在那时不但在工作，而且侦察出它的活动，推测到它的意图。德国人如果收听到我们的雷达脉冲波，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已造出了一种技术上效能很高的雷达系统，在某些方面还比我们的先进。但可以使他们惊异的，就是我们实际运用新发明上所达到的规模，而且把这一切联合起来，构成总的防空体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英国的成就并不在于设备的新奇，而在于实际运用的功效。
防空研究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1939年7月11日举行。那时，在朴次茅斯到斯卡帕湾之间，就有二十个雷达站，能够侦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范围内飞行在一万呎上空的飞机。一种很满意的反干扰器和一种简便的敌我识别器已投产制造。我们还制造出装在飞机上的用信号引导飞机追踪敌机的试验装置，并进行了试飞。至于从空中侦察船只位置的试验装置，后来发现过于笨重，不适宜在飞机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给海军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够放在船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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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提到一件事。1939年6月，蒂泽德爵士遵照空军大臣的愿望，邀我乘坐一架相当简陋的飞机，视察在东海岸建成的各种设施。我们整整飞了一天。我将我的视察印象送给空军大臣，现在印在下面，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开始进行的雷达工程的一般情况。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我在蒂泽德的带领下，到马特累斯汉和波德塞视察了一次，这次视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也许会有所帮助。
这些重要的无线电测向站，有立即加以掩护的必要。我们起先认为，可以用较少的费用来建立两倍至三倍的伪装站；
后来我考虑一下，觉得似乎可以使用烟幕……
这个巧妙的新装置的一个弱点，当然就是敌机在越过海岸之后就脱离无线电测向站所及的领域，那时我们只好靠观测兵了。这好像是从二十世纪中叶退回到早期石器时代似的。
虽然我听说观测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们必须认为，应用无线电测向器来跟踪已侵入内陆的敌机，是迫切需要的。要使无线电测向站能转过身来侦察内陆上空，还得有一段时间，并且也仅在空中战场拥挤而混乱时才有可能……
无线电测向器的进步，尤其是在测距方面的应用，肯定对海军有很大的用处。这将使海军不论能见度如何，也能和敌人交战。在1914年，当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轰击斯卡巴勒和哈特尔普尔时，如果我们的视力能够穿过大雾，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完全两样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军部对这项试验还不热心。蒂泽德也指出，不分昼夜，不管能见度如何，都可以准确发射鱼雷，这对驱逐舰和潜水艇都有极大的价值。我原先还以为这是久已进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
辨别敌我的方法，对海军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应该用它来完全取代有危险的识别信号的方法。我想海军部对此是知道的。
最后，我为业已取得的进展向你道贺。使我们这个岛国获得无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经走了，可惜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仅是这一步，而时间是短促的。
我将在下卷说明如何凭借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的一些设施，挫败了1940年秋冬两季德国对大不列颠的攻击。毫无疑问，在斯温登勋爵及其继任人的领导下，空军部和防空研究委员会在使我们的作战飞机获得这种极其可贵的加强措施方面，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在1940年，当主要的责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国的生存又有赖于空军的胜利时，由于我曾根据最详尽的官方的和技术的资料，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这就有利于我作为一个非军人也能透彻了解空战的各项问题。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弄通技术上的问题，但这门学问对我极有帮助。我认识在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知道它们是怎么走的，别人和我谈起这一套时，我也能够完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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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年里，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是经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1936年夏，霍尔爵士出任海军大臣，他准许他的官员可以同我自由讨论海军部的事务；我既然对海军极感兴趣，自然就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了。我从1914年在贝蒂时就认识现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我和他在海军问题上的书信往来，则始于1936年。我同第三海务大臣兼海军军需署署长亨德森海军上将亦有多年的交谊，他专管军舰的建造和设计。他在1912年时是我们海军中最好的火炮专家，当时我是海军大臣，常常去看战列舰在从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试炮，我对他的工作有极高的评价。这两位官员在他们身居高位的时候，对我都极其信任，虽然我同他们有意见分歧，并曾多次严厉批评过他们已做的或没有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因工作上的不满或指责而有碍于我们的交往。
海军航空兵究竟应属海军部还是应属空军部的问题，在这两个部和两个军种之间发生剧烈的争论。我赞成海军的意见，我曾把我的主张在议会上提出来，使我收到第一海务大臣写给我的一封恳切的感谢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军政策的全部问题。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韦尔看我时，问我对这个似乎双方都有道理的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为他拟出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后来几乎逐字逐句都为英王陛下政府所采纳。①
①见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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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终于决定又开始建造战列舰时，我对战列舰的设计非常关心。直到这时为止，皇家海军所有的主力舰，实际上都是在1911年到1915年我主持海军部的期间内建造或设计的。只有“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详述我第一次任海军大臣时重建海军的全部过程，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号级快速战列舰的设计经过。那时我能充分发挥费希尔勋爵的才能和妙想。对于军舰的建造，我常常能运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这些思想又是从许多海军专家那里得来的，至今我仍持有坚定的见解。
我一听到内阁已同意一个建造战列舰的规划方案时，我就立即断定，我们的新舰应继续装备十六吋口径炮，而且用三座装有三门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这样是可以达到在排水量三万五千吨的限度之内的，这个条约上的限制，只有我们才严格遵守。我和霍尔爵士有过几次商谈和通讯。我听到一些议论，不能使我信服，我开始在下院提出把装十四吋口径炮和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时的后座力相比较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下列数字，供我个人参考：
装有九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六点三八吨。
装有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九点五五吨。
十六吋口径炮的数字，并不是根据“纳尔逊”号现有的十六吋口径炮，而是根据美国人预备装在他们的新主力舰上的一种假设的十六吋口径炮算出来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齐射后座力确有其优越性。
于是，我写信给霍尔爵士：
爵士： 1936年8月1日
蒙你对我的意见给予重视，至感荣幸。乍看起来，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复关于延搁如此之久的问题的争论。这一次又是只有我国受条约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们可以建造一艘三万五千吨的军舰，装三座十六吋口径炮的三联装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径炮的办法来，火力一定要强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较好的军舰，而且肯定被列为较好的军舰。每一个人，包括在舰上服役的人在内，都会认为它是海军力量更加强大的标志。不要忘记，德国人在他们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径中都取得了比我们好得多的实效。他们发射的炮弹比我们的重，打得更远、更准确，结果有巨大的打击力，不仅是舷炮齐射后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径炮弹的爆炸力当然比十四吋口径炮弹大得多。如果能穿过装甲，则在炮弹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炮塔的数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击力，那么，装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吨）是多么大的浪费！如果用三座炮塔，则可以使装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鱼雷，舰面甲板上也可以腾出较多的地方来安装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军舰的图解说明，我深信他们会给你说明十六吋炮舰一定比十四吋炮舰有更好的布局。当然，关于射击控制、炮弹播散等问题，还会有所争论，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发和五发轮番齐射，也许能收到较好的射击效果。
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怎样也不会接受十四吋的计划。
如果海军部决定建造两艘十四吋炮的军舰，而几个月后日本和美国却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军舰，那么，我们的海军部就显得够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后些日子，还可以省去六个月的建造时间。以每艘七百万镑的代价来特意建造并非世界上最强的战列舰，那是不堪设想的！老费希尔常说：
“英国的海军，在海上总是第一流的。”
不过，这些都只是预言而已！对于所有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过多次，否则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陈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议和查特菲尔德谈谈。
海军大臣对我的意见绝无反感，我们之间此后时有函件往返，我并且同他和第一海务大臣有过几次谈话。霍尔爵士在1937年5月底离开海军部前，他交给我两份海军参谋部所拟的备忘录：一份是关于战列舰问题；另一份是关于巡洋舰问题。海军部对战列舰设计的理由是：自从华盛顿条约以来，英国为了经济的原因仍然主张减低排水量和缩小炮的口径，所以在1936年，当政府终于批准建造新战列舰时，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径炮或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条约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设计，在确知其他国家在最近的将来是否继续接受条约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开始进行。事实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军舰的炮塔，直到1936年5月才开始定造。如果海军部把设计的决定推迟到1937年4月以后进行的话，则到1941年，可用的军舰就只有两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国到时超过华盛顿条约的限制，那时，1938年计划开始建造而将于1942年完成的军舰的设计，就可以采用较大的吨位和口径。
如果我们终于不得不建造前后对称的十六吋口径炮舰，而同时又不牺牲“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在结构上的坚固性和其他特性，则其排水量就得大为增加。结果造成的军舰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除了增加每一艘军舰的造价外，我们还得扩充我们的船坞。海军部同意我的主张，即认为设三座炮塔共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优于四座炮塔共十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他们后来设计的战列舰，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军舰。
在把这份篇幅很长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后，我认识到我们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战列舰中安置较大口径的炮而拖延了。作出的决定已不能更改。但我还是提出，作为准备措施，应早日把较大口径的炮和炮塔设计好，现在还得造好必要的工具和设备，以便炮厂能够改制较大口径的炮，即便要花相当的费用也在所不惜。
我和海军部讨论战列舰的设计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进行设计，并做出了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即总共十二门炮的图样。如果那时我知道这一点，我就得重新考虑我的意见了。所谓“多管炮塔”的用语，使我发生误会。三座四联装炮塔，可能避免我在设有四座炮塔的军舰上所看到的许多缺点。十二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威力，虽不能同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相等，但在金属的重量方面却有相当大的改进。
然而，海军部的这种方针却产生了不幸的后果。设计这种全新的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拖延了很多时间。工作开始不久，海军部就决定将重叠于船前的第三座炮塔改为双联装炮塔。于是，二三千件复杂的机械配件都得重新设计。
这次计划的变更又使“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的完工延迟了至少一年之久。还有，我们的新舰现在已减为十门炮，于是，我以前认为它的舷炮齐射时后座力不如十六吋口径炮好的那种看法，又更站得住脚了。在这个时候，美国人解决了把三座有三联装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装置在三万五千吨的船身上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采用了十五吋口径炮，法国人在两座四联装炮塔上装八门炮，德国人在四座双联装炮塔上装炮八门。德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无意接受条约的限制，“俾斯麦”号的排水量便超过了四万五千吨，因而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只有我们，在这许多年之后才决定建造五艘与我们海军生命和保持我们制海权息息相关的战列舰，但结果还是从十六吋口径回到十四吋口径，而别的国家则加大了口径。因此，我们建造的几艘军舰，每一艘都用了五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且都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更大的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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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15日，第一海务大臣领我到波特兰，让我参观“潜艇探测器”。这是侦察在水下的潜水艇的仪器，其方法是发射声波进入水中，当声波遇到钢铁结构时，便反射回声。
根据这种回声来测定潜水艇的方位，可以相当准确。我们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这种新事物刚刚开始。
我们在旗舰上过夜，同海军总司令福布斯爵士作了一次长谈。次日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反潜艇学校度过，他们给我讲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我得到极其详尽的报告。于是我们乘驱逐舰出海，当天下午和晚上，他们为我举行了一次极有趣味的演习。几艘潜艇分布在附近的海域上。我站在这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的舰桥上，另一艘驱逐舰约在半哩外，二者始终保持联络，我看到并听到了全部过程。这是海军部的神圣的宝贝，是他们专心致志、埋头搞了一代的时间所获得的成绩。以前我曾常常批评他们的政策。但在这次，我无疑地同他们一样，对他们的成就作了过高的评价，我一时忘了海洋是多么地辽阔广大。虽然如此，这二十年中，假如每年没有花大量资金，雇用和训练数以千计的技术熟练的官兵来进行研究，并且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虽然是微不足道——那么，我们在对付德国潜艇的问题上（后来事实证明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也许除了吃败仗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给查特菲尔德的信中写道：
我常常回想起你让我参观的那些情况，我深信国家要感谢海军部和掌管海军部的人，我深信，他们多年以来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使我们能够避免最大的危险之一。
使我惊奇的是，“潜艇探测器”指示得清晰而有力。在我想象中，原以为它的指示是隐约的、模糊不清的。我绝没有想到我竟会听到潜水艇那种东西会自投罗网。这是一种惊人的方法和成就。
“潜艇探测器”本身没有征服潜水艇，但是，如果没有它，则潜水艇就征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