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有个德国下士，在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因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四起。他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在青年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没有能够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而在维也纳过着贫苦的生活，后来又迁到慕尼黑。他有时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经常当临时工，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懑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他却体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并反而更抱着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一种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在西线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冬季，当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地卧病在医院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分不开。战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使这个伤势渐愈的团传令兵陷于极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从此却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可以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国的失败，在他看来，按通常的事理是难以理解的。他以为其中必有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他自己的狭隘的个人经验，独个儿苦思苦想，要推究这场灾祸的原因。以前他在维也纳时曾和极端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混在一起，在那里他曾听到过有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的事情。他的爱国义愤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物的嫉妒，融合成为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终于出院了，出院后仍然穿着军服。他对于军服，几乎具有小学生对军服所抱有的那种自豪感。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见的情景多么悲惨！战败的骚乱实在是够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气氛中，在他的周围，闪现出赤色革命的轮廓。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有些和他一道当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带红色袖章，疯狂地呼喊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好像睡梦方醒一样，一切都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了。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的人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背后把德国捅了一刀，并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见他的责任在他眼前闪耀：他要把德国从这些瘟疫中拯救出来，要为德国报仇，要把这个作主人的种族带领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运那里去。
他团里的军官们看到部下们那种煽动性的革命情绪，大为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愿意留在军中，干上了一个“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以这个名义，他收集了搞叛变和颠覆活动的阴谋计划的情报。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军官，让他去参加当地各式各样的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①。9月16日，他便加入这个政党。不久，为了配合他在军队的工作，他负责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且为党纲草案规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政客，他的救国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同年四月，他从部队复员。自此他就以整个生命致力于党的扩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原来的领袖一个个逐出。他以他的热情和天才，使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是“领袖”了。他花钱买了一个经营欠佳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该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不久便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底的几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直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亚当地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战后几年，德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帝国各地有许多人开始去倾听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全德国大为激愤，使现在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大大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等阶级的基础。他们有许多人在绝望之中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仇恨、为国复仇和爱国狂热之中，为他们的苦难找到安慰。
①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译者
希特勒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
1923年11月，这位“领袖”在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鲁登道夫将军径直地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大约有二十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为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分，绝不会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绝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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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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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之一规定每隔四年选举国会。人们希望根据这个条款来确保德国人民群众享有对国会的完全的和持续不断的控制权。当然，实际上这个条款只是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狂热政治刺激和不断进行选举运动的境况之中。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有着精确的记录。1928年，他在国会只占二十八席，1930年增为一百零七席，1932年为二百三十席。到这个时候，德国的整个机构都充满了国社党的特务，并受它的纪律的约束。对犹太人的各种威吓、侮辱和暴行，就到处猖獗起来。
在这本书中，没有必要把这种复杂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恶，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进程逐年一一细述。洛迦诺公约的黯淡日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量美国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荣正在恢复。兴登堡元帅当了德国的总统，而施特雷泽曼是他的外交部长，沉着而体面的大多数德国人民，以他们那种对伟大而尊严的权威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来拥戴兴登堡，直到他临死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在这个狂乱的国家里，其他各种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玛共和政府既不能给这个国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国家的光荣和复仇心得到满足。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①”了。若干时间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的团体，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
①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子女。——译者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是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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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内还有另外的复杂情形。如果说德国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总联合的钥匙，那就有好几双手在想取得这把钥匙。这时，施莱歇将军操有一种微妙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势力。他是那些谨慎而又具有潜在势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各派对他都抱有相当的怀疑心理，并认为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参谋部的军事操典，非一般军人所能有。施莱歇早就认识到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从这种恐怖的聚众滋扰的暴行以及日益扩张其势力的冲锋队这一支私人军队中看出，要是他在参谋部的同事们运用得当，其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许可以利用来重新确立德国的伟大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莱歇带着这个念头，在1931年开始和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进行秘密策划。于是，两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时进行了。陆军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而施莱歇却又在这当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可能成为希特勒劲敌的罗姆，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派接触，尤其是同罗姆的接触一直在进行，直到三年后他们两个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为止。自此以后，政治局势就简单多了，对剩下来的人也好办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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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经济风暴袭击到德国来了。美国各银行鉴于国内债务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极不合算的对德贷款。影响所及，弄得德国各地的工厂纷纷倒闭，许多企业也突然破产，而这些工厂和企业都是德国和平复兴所依赖的基础。1930年冬季，德国的失业人数增加到二百三十万人。与此同时，赔偿问题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三年内，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作为协约国代表，曾接收协约国要求德国偿付的巨额赔款，其中包括付给英国的赔款（当时经我之手自动转交到美国国库）。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国委员杨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拟、提议和要求商讨一个极其重要的减低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对赔款的偿付订出最后的限期，并且使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条铁路脱离协约国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销赔偿委员会而另设国际结算银行。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同以商业巨头胡根堡这个残暴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为代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为首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他们发动了一次徒劳的然而是野蛮的运动来反对协约国所提出的这个影响深远而宽大的通融办法。德国政府使尽了气力才勉强使德国国会仅仅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通过了“杨格计划”。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这时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使协约国答应远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之前把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
但是德国的群众对战胜国的明显让步，大都反应冷淡。在早先，或者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让步或许会被认为是走向和解和实现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现在，德国广大群众正面临着无时不在的、阴暗可怕的失业恐怖。中产阶级因马克的贬值早已破产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国际经济的压力削弱了施特雷泽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和以胡根堡为首的资本巨头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终于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布吕宁出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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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是一位爱国者，一心想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来重建以前的德国。他继续推行拉特瑙先生在未遭暗杀前所拟定的为战争作准备的工业计划。他还力图在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中维持财政的稳定。他的关于经济节约和裁减文官人数及俸给的方案，并不为人们所欢迎。怨恨的潮流更为汹涌。在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解散了敌对的国会。在1930年的选举中，他在国会中占多数。他现在就用最后一次明显的努力，号召旧德国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复活起来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国家主义派的骚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确保兴登堡再被选为总统。布吕宁总理希望有一个新的而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恢复帝制才能使德国获得和平、安全和光荣。如果兴登堡再度被选为总统，那他又是否能够劝动这位年迈的元帅，在他的最后任期中充任摄政，以便在他死时复辟帝制呢？这个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补目前希特勒显然正要跨进的德国最高权力的真空。从全部情势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布吕宁怎么才能够把德国引导到这条路上去呢？正在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会因为看到德皇威廉复辟而回转头来；但是无论社会民主党或工会内的势力，都绝对不允许老德皇或皇太子卷土重来。布吕宁的计划并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国，他是想建立一个英国方式的立宪君主政体。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儿子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成为立宪君主的适当人选。
1931年11月，布吕宁便把他的计划向决定一切的兴登堡密陈。这位年迈的元帅的反应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为惊讶并表示极端反对。他说，他认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托的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对他的军人尊严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体，与在皇子中挑选一人当皇帝的办法是不能协调的。皇位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同时，因为德国人既不愿德皇返国，那么在德国就只剩兴登堡自己了。他说到这里为止。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说：“我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布吕宁和这位年老的将军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许长时间的争论。这位总理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除非兴登堡肯接受这个虽然不合正统的君主政体的解决办法，否则革命的纳粹独裁就一定会出现。可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不论布吕宁是否能使兴登堡回心转意，再选兴登堡当总统之举却是非办不可的，因为这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在顷刻之间有发生政治崩溃的危险。布吕宁的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实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兴登堡取得多数，击败了他的劲敌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台尔曼而再度当选。可是现在又必须应付国内经济形势和对欧关系了。裁军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个喧闹的运动来反对凡尔赛条约所带给德国的耻辱。
布吕宁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一个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远大计划；并且在1932年4月到日内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优渥款待。在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的谈判中，似乎颇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这次谈话的特殊基础，是德法“军务均等”。不过这个原则可以有各种保留意见的解释。头脑清醒的人居然会想到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确实使人感到惊讶。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几章里还要讲到。假使胜利者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吕宁从逆境中拉出来。还可以有第二个步骤——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为了欧洲的复兴而把赔款取消。假使实行这种解决办法，那就一定会把布吕宁的个人地位抬高到胜利者的地位了。
美国的无任所大使诺曼·戴维斯，曾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塔迪厄，请他立刻从巴黎赶到日内瓦来。哪晓得布吕宁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经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这时施莱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动。他刚巧抢先一步警告法国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吕宁谈判，说是布吕宁马上就要倒台了。同时也可能是塔迪厄担心在“军备均等”这个方案下法国所处的军事地位。不管怎样，塔迪厄没有去日内瓦，布吕宁亦于5月1日返回柏林。
布吕宁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两手空空回到柏林，对他来说却是致命的。为了应付在德国内部有巨大威胁性的经济崩溃，必须采取剧烈的甚至不顾一切的手段。但布吕宁这个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经没有采取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吕宁在五月份足足奋斗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塔迪厄在变化无常的法国议会政治中，亦被赫里欧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国总理宣布他本人准备商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达成的方案。美国驻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国总理立即回日内瓦，不可有片刻拖迟。5月30日晨，布吕宁接到这个电报，但在这时，施莱歇的努力已告成功。兴登堡听了他的话，决定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当美国的邀请电报（充满着希望但措词并不审慎的电报）送到布吕宁手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已成定局；到中午时分，他便提出辞职，以免正式明令免职。在战后的德国中，最后一个或许可以使德国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宪政并走向睦邻邦交之路的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假使没有施莱歇的阴谋和塔迪厄的延误，则协约国向布吕宁所提出的建议，肯定会救了布吕宁。现在这些建议，只好同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人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