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已经注意到，象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情况，会为建立专制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我在回到欧洲后发现，欧洲的大部分君主已在利用这种社会情况产生的思想、感情和需要去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
这使我感到，基督教国家最后也会受到类似古代的一些国家曾经受到过的某种压力。
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细致研究，以及五年来的反复思考，都没有减轻我的担心，但担心的对象变了。
在以往的时代，从未有过一位君主专制得和强大得能够不用次级君主政权的帮助而亲自管理一个大帝国的全土；也没有一位君主试图毫无差别地让全体臣民一律遵守划一的制度的一切细节；更没有一位君主亲自走到每个臣民的身旁手把手教导和指挥他们。人的头脑里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个念头，即使有人产生了这个想法，知识的不足，治理方法的欠缺，特别是身分不平等带来的自然障碍，也要使他很快停止实行如此庞大的计划。
我们知道，在罗马皇帝的势力鼎盛时期，居住在罗马世界的不同民族仍然保持各自的习惯和风俗；虽然被同一君主管辖，但大部分地区实行独自治理，拥有许多享有实权而兴旺的自治城市；虽然帝国的统治权集中于皇帝一个人手里，必要时皇帝可以独断一切，但社会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一般并不受皇帝的控制。
不错，罗马皇帝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没有抵制它的相应权力，同时他可以兴之所至为所欲为，并为满足自己的任性而动用全国的力量。这种情况往往使他滥用权力，蛮横地夺去一个公民的财产或生命。他的暴政对某些人来说是沉重的压迫，但并未扩及大多数人。暴政只以几个重大的人物为对象，并不施于其他人。暴政是残酷的，但是有一定的范围。
看来，如果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出现了专制，它将具有另一种性质：它的范围将会很大，但它的方法将会很温和；它只使人消沉，而不直接折磨人。
我不怀疑，在象我们今天这样的文明和平等的时代，统治者们可能比古代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更容易把一切公权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使其习以为常地和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私人利害领域。但是，使专制容易出现的这个平等，又能缓和专制的严厉性。我们已经讲过，随着人们日益相似和平等，民情便越具有人情味和越趋于温和；当任何一公民都没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专制几乎没有出现的机会和活动的舞台。如果所有人的家境都处于中常水平，人们的激情就自然有节制，想象力不会超出常规，享乐也将是简朴的。这种普遍的克制也在节制统治者本人，使他的无节制的欲求的发作停在一定的限界。
除了这些来自社会情况的性质本身的原因以外，我还可以举出许多非属本书所讨论的范围的原因。但是，我想不超出我所规定的范围。
民主政府在群情沸腾和出现重大危机的一定时刻可能变得暴虐和残忍，但这种危险是少见的和短暂的。
我一想到现代人的激情不太炽烈，他们的品行温顺，他们的知识广泛，他们的宗教信仰虔诚，他们的道德良好，他们有勤奋而端庄的习惯，他们明辩善恶，我就不担心他们将受到暴君的统治，而主要害怕他们的监护人变成他们的首领。
因此我认为，使民主国家受到威胁的那种压迫，与至今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压迫均不相同，当代人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没有这种压迫的印象。我曾试图用一个词精确地表达我对这种压迫所形成的完整观念，但是徒劳而未成功。专制或暴政这些古老的词汇，都不适用。这个事物是新的，所以在不能定名以前，就得努力说明它的特点。
我想描述这种专制可能以哪些新的特点再现于世界。我认为，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并不以为有这些人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末他们至少已经不再有祖国了。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象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它喜欢公民们享乐，而且认为只要设法享乐就可以了。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它可以使公民安全，预见并保证公民的需要，为公民的娱乐提供方便，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这片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这样，就使公民终日无所事事，很少运用和不太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把他们的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能力。平等使人养成了接受这一切的习惯，也就是强制人们忍受这一切，甚至往往把这一切视为恩惠。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
我一直认为，方才描写的这种严明的、温和的和平稳的奴役办法，可能比某些人的想象更容易具有自由的外貌，甚至可以在人民主权的幌子下建立起来。
现代人经常受两种互相对立的激情驱使：他们一方面感到需要有人指导，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自由。这两个倾向相反的本能要求哪一个也不能放弃，所以他们力求使两者同时得到满足。他们想出一种具有监护性质的、无所不能的、但要由公民选举的单一权力机构。他们把中央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起来。这使他们得到了某些缓解。他们认为监护人是自己选的，所以安于被人监护。每个人都能忍受捆在身上的链子，因为他们看到握着链子的余端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刚刚摆脱从属地位后，由于为自己指定了主人而又回到原来的地位。
现今，有许多人很容易接受行政专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这种妥协，认为把个人自由托付给全国政权，个人自由就有了充分的保证。我觉得这样的保证并不够充分。在我看来，主人的性格远远不如服从的事实重要。
但是我并不否认，这种政体远比那种把一切权力集中之后交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或团体管理的政体好得多。在民主的专制可能采取各种形式中，后一种政体肯定是最坏的。
当国家的元首是选举产生的或受真正选举的独立的立法机构监督的时候，他使个人受到的压迫有时是很大的，但这种压迫经常是很少使人难堪，因为每个人在受到限制和压制的之后，还可以认为自己在表示服从时等于服从自己，而他之肯于牺牲其他一切正是他的意志的一种表现。
我也理解，在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和依靠全国人民时，削减每个公民的力量和权利不仅为国家元首服务，而且有利于国家本身，而个人为公牺牲自己的独立也会得到某些补偿。
因此，在一个非常集权的国家里建立国民代表制度，可以减少极端中央集权可能产生的弊端，但不能根除弊端。
我完全清楚，这种办法可以保证个人参预国家大事，但很少能对小事和私人施加影响。人们忘记了人受奴役的危险在细微的小事上尤其严重。至于我，既然看到两者不能兼顾而只能顾一方，那就只有认为大事之需要自由不如小事之需要自由。
小事上出现的服从每天都可以看到，而且所有的公民都能同样感受到。这种服从并不使公民感到屈辱，但它一直限制公民的行动，直到使公民放弃运用自己的意志。它使公民的精神之火慢慢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而只是为少数的情况所必须的服从虽然非常严格，但极为稀少，而且决不同于奴役，它只使一些特定的人受苦。使公民们如此依附于中央政权之后又让他们去选举这个政权的代表，是徒劳无益的；让公民们如此隆重地、但又如此仓促地和以如此少见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防止不了他们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独自感受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只能使他们慢慢下降到人类的一般水平之下。
我再补充一句：他们不久就将不能行使他们仅存的唯一的重大特权。民主国家在把自由引进政治领域的同时而加强行政领域的专制以后，必然产生一些非常离奇的现象。一些只凭常识就可以处理的小事，它却认为公民没有能力办理，而要亲自承揽起来；但在事关全国的政务问题时，它又赋予公民以无限特权。于是，它时而把主权视为玩具，时而成为主权的主人；而国家元首的权力时而比国王还大，时而又不如普通老百姓。它经过各种选举制度而未找到合适的以后感到吃惊，但又接着去找，好象它所发现的弊端不是来自本国的政治制度，而是来自选举制度。
实难想象完全丧失自治习惯的人，能够开会选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无法认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民有一天会选出一个自由的、精干的和英明的政府。
我永远认为，上层为共和制的而其余部分为极端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低能，早晚会使这个怪物倒台；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感到厌烦的人民，不是创造出更自由的制度，便是不久又伏在一个独夫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