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者玩味一下上述的一切，便会对欧洲的情况感到奇怪和吃惊。在欧洲，所有的一切都好象在促进中央政权无限增加特权，使个人的存在日益软弱，日益处于依附的地位，日益岌岌可危。
促使美国人走向中央集权的所有一般倾向和长期趋势，在欧洲的各个民主国家都有。此外，欧洲的民主国家还有许多为美国人所不知道的次要原因，在促进它们走向中央集权。
可以说它们每向平等迈进一步，便接近专制一步。
只要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和看一看我们自己，就会相信情况确是如此。
在以前的贵族时代，欧洲的一些君主相继被剥夺或自动放弃了他们的权力所固有的若干职能。距今不到100年以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许多私人或团体还是相当独立的，可以自行审理案件，自己募兵和养兵，自己收税，甚至常常自己制定和解释法律。现在，各国均已收回这些本属于国家主权的权限；在有关国家管理的一切事务方面，国家不再容许在它与公民之间有居间的代表，而由自己对公民进行全面领导。
我无意谴责这种中央集权，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在同一时期，欧洲到处存在着许多代表地方利益和管理地方事务的次级政权。现在，这些地方当局大部分已不存在，其余的不是正在迅速消失之中，就是即将完全听命于中央。在欧洲各地，领主的特权、城市的自由和地方的行政权，不是已经消失，便是行将消失。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多次革命和反革命。但这些运动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动摇或破坏了地方的次级政权。法国在被它征服的地区没有消除的地方特权，后来被战胜法国的君主们消灭了。这些君主把革命所创造的一切新鲜事物全部抛弃掉，唯独把中央集权留为己用：这是他们肯从革命方面接受过来的唯一东西。
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相继从某些阶级、团体和个人手里夺过来的各种权利并未用去在更为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次级政权，而是全被集中到国家元首手里。各国甚至对最低级的公民也越来越直接领导，对他们每个人的小事也越来越亲自管理。
在古代欧洲，几乎所有的慈善事业都由私人或团体掌握；而在今天，所有的慈善事业都或多或少地依存于国家，在某些国家全由国家管理。向饥饿者施舍面包，救济和收容病残，安排无业者就业，几乎全由国家办理。国家成了一切灾难的几乎唯一的救济者。
在现在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教育事业也同慈善事业一样，已经成为国家办理的事业。国家从母亲的怀抱里把孩子接过来，而且往往是要过来，交给它设立的经办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对每一代人进行感情陶冶和思想教育。同其他制度一样，教育制度也是统一的。其差异同自由一样，均日益消失。
我也不讳言，在现今的几乎所有基督教国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有被政府控制的危险。这不是指统治者对教会自行决定教义表示非常嫉妒，而是指他们日益加强控制教义宣讲者的意志，剥夺教士的财产而向教士支付薪金，把教士的势力收回专为己用，任命教士而且往往是任命自己的仆从，同宗教携起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但是，这还只是整个情景的一个侧面。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当今统治者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原有权力的每个领域，而且并不以此为满足，它除要充分行使现有的全部职权以外，还要更进一步，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个人的独立至今尚未被它染指的领域。以前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许多行动，现在已被政府控制，而且被控制的行动不断增加。
在贵族制国家，政府的权力通常只限于在与国家利益有显著的和直接的关系的事务方面领导和监督公民，在其余的一切事务上听任公民自行处理。在这些国家里，政府好象往往忽略了个人的错误和苦难会危害全国的幸福，忽略了防止个人的破产有时也应当是国家的任务。
当代的民主国家趋向另一个极端。
显然，当代的统治者大部分不以治理整个国家为满足，他们自以为应当对治下的每个人的行动和命运负责，把指导和指点每个人一生应当如何行动的责任全都包揽在身上，在必要的时候，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还教导每个人如何获得幸福。
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越来越这样看待政府，一有需要就去找政府援助，并时时刻刻把政府视为导师和向导。
我敢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不是不仅越来越中央集权，而且越来越管小事情和管得越来越严。各国的政府越来越比以前更深入到私人活动领域，越来越直接控制个人的行动而且是控制微不足道的行动，终日站在每个公民的身边协助和引导他们，或站在公民的头上发号施令。
以前，君主靠他的地产收入和税收生活。现在，他的需求和权力都增加了，因而不能再靠上述的收入生活了。以前，一个君主如有需要可以制定一种新税，而现在他可以举债。于是，国家逐渐成为大多数富人的债务人，把大量资金集中到自己手里。
对于小额资金，它用另一种办法吸收。
随着人们日益变得相同，身分日益接近平等，穷人也开始有了一点财产，受到一定的教育，产生一些欲求。他们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并试图用储蓄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储蓄便每天产生出无数的小额资金，即慢慢积累起来的劳动果实，而且其数额不断增加。但是，如果这么多钱分散在个人手里，便不会产生任何收益。这样，便出现了一种慈善组织，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组织不久便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一些以慈善为怀的人想出一个办法，把穷人的储蓄收集在一起，使其产生收益。在某些国家里，这种慈善团体仍然与国家完全无关；但在绝大多数国家里，这种团体有被政府合并的趋势；甚至在个别国家里，已被政府取而代之，政府亲自担起把数百万劳动者的日常储蓄集中在一个场所，并独家经营其生息业务的庞大工作。
这样一来，国家既可以通过举债的办法吸收富人的资金，又可以通过储蓄银行随意使用穷人的存款。国家的财富由政府操纵或支配而不断循环，并随着身分日趋平等而相应地增加，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只有政府能使个人相信，而每个人之所以相信政府，则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政府有些力量和可以持久一些。
因此，统治者不仅掌握着公共财产，而且还在干预私人财产。他是每个公民的上司，而且往往是他们的主人。另外，他还是公民的管家和帐房先生。
现在的中央政权不仅包揽了原来政权的全部工作，而且超过了它的工作范围，使其扩大。同时，比以前动作得更灵活，更有力量，更有独立性。
欧洲所有国家的政府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大改进了行政技巧。它们做的事情比以前多了，而且每件事都做得比以前迅速、有条理和节省经费。他们不断用从私人那里得来的一切知识丰富自己。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所辖地区派有常驻代表进行严格管理，并且发明了一些新方法来径直领导这些代表和便于监督他们。他们对于由代表管理一切事务还不满足，于是便直接向代表所管理的一切事务插手。结果，公共的行政不但依附于同一权力，而且越来越集中于同一地方和控制在少数人手里。政府在集中它的活动的同时，便加强了它的特权。这是使它力量强大的两个原因。
在我们考察大多数欧洲国家过去实行的司法制度时，有两件事情使我们感到吃惊：司法权力独立，司法权限很大。
法院不但审理私人间的几乎一切纠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与国家间的仲裁人。
我在这里不想谈某些国家的法院所篡夺的政治权限和行政权限，而只谈各国法院拥有的司法权限。在所有的欧洲国家，过去有和现在仍有许多大部分是与一般财产权有关的私人权利。这项权利受到法院的保护，不经法院许可国家不得剥夺。
这是一种使欧洲的法院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法院大不相同的半政治性权力，因为其他所有国家虽然设有法官，但都没有授予法官以这样的特权。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们所说的自由的欧洲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司法史，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除普通法院外，还另外设立了不如普通法院独立的专门审理国家与公民间可能发生的纠纷的法院。原有的法院还保有其独立性，但它们的审判权缩小了，而且人们越来越想叫它们只充当私人利益冲突的仲裁者。
这种法院的数目不断增加，它们的职权也在增加。因此，政府可以越来越不必让另一个权力机关来批准它的计划和要求了。政府虽然不能绕过法官，但它至少可以选任法官，并永远控制住他们。也就是说，在政府和私人之间设立了一个名义上是主持正义，实质上是偏袒政府的司法机构。
由此可见，国家并未以总揽一切事务为满足，它还越来越自行决定一切而不被控诉和上诉。
在现代的欧洲各国，除了我上述的各项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它们不断扩大最高当局的活动范围或增加其特权，但人们对它还未予以充分的注意。这个原因是平等的进步所促成的工业发展。
工业通常要把许多人集聚在同一地方，在这些人之间建立起新而复杂的关系。工业使他们时而突然大富，时而突然一譬如洗。这种时穷时富的变化，自然危害社会的安定。最后还会出现工业劳动损害受益者和靠此餬口者的健康，甚至危害他们的生命的情况。因此，工业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需要制度，更需要监督和控制，而这个阶级的队伍一扩大，政府的权限自然随之增加。
这是一项可以普遍应用的真理。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与欧洲各国特别有关系的部分。
在以前的许多世纪里，只有贵族拥有土地，而且他们也有能力保住其土地。因此，当时的地产受到许多保障，所有者享有极大的独立。于是，产生了一些在土地被分割和贵族没落之后仍然生效的法律和习惯。而在今天，土地所有者和农户仍然是最容易逃避中央政权控制的公民。
在可以从中找到我们的历史的一切根源的贵族时代，不动产不太重要，其所有者也被轻视，而且力量薄弱；从事工业的人，是贵族社会里的一个例外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后台老板，所以受不到保护，而且往往不能自保。
因此，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工业财产是一种特别财产，不象一般财产那样受到重视和保护，从事工业的人被认为是社会里的一个单独的小阶级，他们的独立不太受人尊重，君主一不高兴便可把他们踢开。如果我们翻阅一下中世纪的法典，便会因为看到在那样个人独立的时代，国王竟不断限制工业，甚至管到工业的最微小细节，而感到吃惊。在这方面，中央集权却是达到了它所要求的积极程度和细致程度。
在此以后，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大革命，刚刚出现的工业财产逐渐发展而遍布全欧，工业阶级日益扩大并以其他阶级的残余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工业阶级的人数、重要性和财富均大大增加，而且不断增加下去。原先与它没有关系的人，至少在某些地方也都差不多全向它靠拢。这个原先被人视为例外阶级的阶级，现在有了变为主要阶级而且可以说是变为唯一阶级的趋势。但是，它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习惯并没有变动。这些思想和习惯之所以没有改变，最初是因为它们是陈旧的，后来又因为它们与现代人的新思想和一般习惯完全合拍。
因此，工业财产的权利并没有随着它的重要性的提高而扩大。工业阶级的人数虽然增加了，但它的依赖性并没有减少。可以说恰恰相反，它把专制引进了自己的内部，并随着自身的发展而使专制自然而然地加强。
国家越是工业化，就越需要有便利致富的道路、运河、港口和其他半公用性工程；而国家越是民主化，私人便越是难于进行这样的工程，但国家却是越容易进行。我不讳言，当前各国政府的明显倾向是独揽这些工程，从而把人民日益限制在非常小的活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和需求的增加，国家本身消耗的工业品也日益增加。这些工业品一般均由国家的兵工厂和工厂制造。正因为如此，每个王国的国王便成了最大的工业家。他吸收一大批工程师、建筑师、技师和技工为他服务。
他不仅是头号工业家，而且越来越想主持或者勿宁说是控制其他一切产业。
公民们由于日益平等而变得越来越没有能力，以致不联合起来就不能在工业方面有任何作为。但是，政府自然想把他们的联合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应当承认，被称为合伙组织的这种集体，是比单个人强大和可怕得多的，但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的责任却小于个人。因此，不让它们象私人那样可以对政府有较大的独立性，似乎是合理的。
统治者们也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们的心意喜欢如此。在民主国家里，只有联合起来公民才能对中央政权进行有效的抵制，所以中央政府从来不欢迎不受它控制的结社。但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公民们却往往在内心里对他们本来很需要的结社怀有恐怖感和嫉妒感，从而妨碍了他们保卫结成的社团。这些私人小团体的反抗能力和在人们普遍软弱涣散之中的长期存在，使公民们感到吃惊和不安，于是不能不认为每个团体自由应用它们的能力是一种危险的特权。
另外，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社团，都是一些新式法人。
它们是在个人权利的观念薄弱和国家权力大得无限的时代出世的，而且时代也没有赋予它们以结社的权利。因此，它们出世以后就没有自由，是不足为奇的。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有几种社团不经国家审查其章程和批准其成立是不能创设的。有些国家正努力把这套办法用于所有种类的社团。这种办法如果成功的话，其后果是不难想见的。
一旦统治者拥有按一定的条件批准各种社团成立的全权，他不久就会要求监督和领导社团的权力，以使社团不背离他所定的规则。这样一来，国家将申请成立社团的人从属于自己以后，还要把已经成立社团的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也就是说，要把现在生活于国内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控制起来。
各国的统治者就这样逐渐把工业在当今世界创造出来的新力量大部分据为己有和作为己用。工业引导我们，他们引导工业。
我特别重视我方才所述的一切，以致唯恐在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好好地表达出来时没有达到目的。
因此，如果读者发现我举的佐证我的说法的例子不充足或不恰当，认为我对中央政权的集中说得有些夸张，而对个人独立仍能活动的范围说得过小，我就请读者暂时放下此书，自己玩味一下我已尽力向读者讲述过的东西。让读者仔细考察一下国内外每天所发生的一切吧，让读者同周围的人交谈交谈吧，让读者自己最后深思一下吧。如果读者不经我引导或通过其他途径而达不到我想引导他去的地方，那就是我大错而特错了。
读者会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间，中央集权已在各处以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扩大了。战争、革命、征服都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所有的人都为扩大中央集权出了力。在这个期间，一些人一个接着一个象走马灯似地相继主持大权，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感情千变万化，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想以某种方式实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本性就好象是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多端变化中的一个唯一不动的点。
读者看完世间诸事的这些详情之后再综观一下全景，只会大吃一惊。
一方面，一些很牢固的王朝摇摇欲坠和相继垮台，各国人民以暴力推翻他们国王的统治，人民破坏或限制他们的领主或君主的权威，没有发生革命的各国至少也感到不安和恐惧，人人都受到同样的造反精神的鼓舞。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期间，在人民如此不驯服的国家里，社会权力却不断扩大其特权，日益中央集权化，日益胆大妄为，日益走向专制，日益扩大范围；而公民却每时每刻都处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之下，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自己的独立一点一点地让给国家，这些刚刚打倒王权和把国王踩在脚下的人，现在却越来越对新政权的一个小办事员的一言一语都俯首听命，不敢稍违。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在进行两种方面迥然相反的革命：一种革命在不断削弱政权，而另一种革命则继续巩固政权。在我们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政权既从来没有如此软弱，又从来没有如此强大。
但是，当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全世界的局势时，便会发现这两种革命在思想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出一个来源，虽然路线不同，但最后都把人引到同一地点。
我不怕不厌其烦地再次重复我在本书许多地方已经说过和指出的一点：千万不要把平等的事实与把平等带进社会情况和法制的革命混为一谈，而人们所以对所见的几乎一切现象表示惊讶，正是由于把两者混淆起来了。
欧洲所有的古老政权，无论是最强大的还是最弱小的，都建立于贵族时代，它们都曾不同程度地代表或维护不平等和特权的原则。为了使日益扩大的平等所带来的新需要和新利益在政府中占居优势，现代的人就得推翻和压制旧的政权。这就要促使现代的人去进行革命，使其中的大多数人产生无论以什么为目的的革命都总要具有的那种敢于闹事和热爱独立的激情。
我认为，无论是欧洲的哪一个国家，都是经过财产和人的情况的激烈变化之后或紧接着这种变化，才使平等发展起来的，而且几乎所有的这种变化都伴随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胡作非为现象，因为这些变化是国内的那些反对有教养的人的没有教养的人创造的。
由此，产生了我方才指出的那两个背道而驰的倾向。只要民主革命没有退潮，那些消灭了敌对民主革命的原有贵族政权的人，便会表现出巨大的独立精神，并随着平等的胜利逐渐彻底而慢慢地服从这个平等所产生的自然本性，努力加强国家权力和使中央集权化。他们本来希望成为自由的人以后能够实现平等，但随着平等在自由的帮助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反而更难享得自由了。
这两种情况有时可能同时发生。上一代法国人就曾经表明一个民族在打击贵族的权威和藐视国王的权力的同时能够在国内建立暴虐的统治，从而向世界传授了在争得独立的同时又把独立失去的方法。
我们这一代人看到，旧的政权全部崩溃，所有的旧势力正在消灭，一切旧的障碍正在坍塌。这种情况使一些广见多识之士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只注意眼前发生的使他们不可思议的革命，认为人类将由此永远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再联想这场革命的最终结果，他们就会更加害怕了。
至于我，我坦白承认，我并不相信那种似乎在鼓舞当代人的自由精神。我确实看到当代国家都在激烈变动，但我并不认为它们真正获得了自由，而是担心使王位动摇的那些动乱终止之后，统治者们会得到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