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身分逐渐平等;同时我们还发现,民情亦日益温和。这两个现象只是同时发生的呢,还是两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以致没有一个的发展另一个就不可能前进的呢?可使一个国家的民情由粗野而变得温和的原因很多,但在所有这些原因当中,我认为最强有力的原因是身分的平等。因此,在我看来,身分的平等化和民情的温和化不只是同时发生的现象,而且是相关的事实。

一些寓言作家想以动物的故事来开导我们的时候,便把人的思想和感情加于动物身上。诗人们在描述神鬼和天使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他们不用借喻的手法来再现我们人本身,就不会使我们产生可以触动我们的精神和抓住我们的心灵的那种深刻的痛苦感和纯净的幸福感。

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也完全适用。

在贵族制社会内部,所有的人都按照职业、财产和出身分属等级森严的阶级,而在每个阶级内部却把自己的成员视为同一家族的子女,成员之间经常怀有一种民主社会的同类公民所不能有的亲切同情。

但是,不同的阶级之间却没有这样的同情。在贵族制国家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观点、感情、权利、习尚和生活方式。因此,贵族的成员与其余公民毫不相同,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以致很难相信他们是属于同一国家的人。

因此,贵族的成员既不能很好理解他人之所想和所感,又不能设身处地地去考虑他人。

然而,他们有时也愿意热情地帮助他人,这一点与上述并不矛盾。

这种贵族制度虽然使同一国家的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但又以十分紧密的政治纽带把这些等级联合起来。

尽管农奴天生就不关心贵族的命运,但他仍认为自己对使他沦为农奴的人有效忠的义务;而贵族虽然认为自己与农奴并非同类,但他的责任和荣誉又迫使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去保护住在他领地上的人。

显而易见,这种相互的义务并非来自天赋权利,而是来自政治权利,而且社会由此获得的好处远非个人所能获得的。

这种义务不是对自认为应当互助的人尽的,而是主人对家奴或家奴对主人尽的。封建制度只是对某些人,而不是对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封建制度给民情带来的风气主要是慷慨侠义,而不是温文尔雅;它主要是让人无限忠诚,而不是让人表现真诚的同情,因为只有彼此相同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同情,而在贵族时代,只有同一阶级的成员才认为彼此是相同的。

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按他们的出身和习惯,都属于贵族,所以在他们描写一个贵族的惨死情景时,都是写得极为哀伤。但是,他们对于老百姓的惨遭屠杀和拷打,却是轻描淡写,无动于衷。

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老百姓一贯仇恨和历来轻视。国内的不同阶级之间尚未宣战。促他们如此的,主要的是本能,而不是感情。由于他们对穷人的苦难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对穷人的命运也就不太关心。

一旦封建的关系破除,普通老百姓也会如此。在一部分家奴对主人表现无限忠诚的时代,也偶而有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施加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现象。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互不关心的现象只来因于没有秩序和文化,因为在以后的几个秩序已经井然和文化已经发达的世纪,仍然有这种现象。

1675年,布列塔尼地方的下层阶级,曾聚众反对新税。这次骚动被当局残酷无比地镇压下去。请看,这一恐怖事件的目睹者塞文涅夫人在给她的女儿格里娘的信中是怎样说的:“我的亲爱的女儿:你从埃克斯寄来的信,写得太可笑了!在把信寄出之前,至少要再回看一遍。你会对你写的那么多赞美之词表示吃惊,但你又会因为喜欢这样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么多而感到自慰。可见,你已经吻遍了普罗旺斯地方的所有的人,是不是?不过,只要你不爱闻葡萄酒的香味,就是你吻遍了布列塔尼地方的所有的人,也不会令他们满意。〔……〕你喜欢听雷恩地方的消息吗?那里下令征税10万枚银币,如果不在24小时内交出,就把税额翻一番,并派兵去征收。当局已把一条大街的所有居民撵出家屋,而且不准任何人收留,违者处死。因此,一大群倒霉的人,其中有孕妇、老人和小孩,在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城市时号啕大哭;他们不知到何处去好,既没有吃的,又没有栖身之处。前天,一个开舞厅的小提琴师,因偷印花税而被车裂。他被五马分尸〔……〕,并将他的四肢放在城市的四个角上示众。〔……〕已有60名市民被捕,明天开始治罪。这个地方为其他地方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叫其他地方也尊重总督及其夫人〔……〕,不得往他们的花园里投石头。“〔……〕昨天,天气甚美,塔朗特夫人来到她的林园小憩。当然要为她准备下榻之处和饮食。她从柴扉走进来,又从原路回去。1675年10月3日,寄自罗歇”

在另一封信里,她又补充说:“你总是喜欢向我谈论我们这里的悲惨事件。我们这里已经不再实行车裂了。为了维护正义,每周只杀一个人。不错,我现在认为判处绞刑已经算宽大了。自从到了这里以后,我对于正义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我看来,你的那些曳船奴隶,真是一伙不问世事而使生活安宁的好人。”如果以为写出这些话的塞文涅夫人是个利己主义者和残酷的人,那就错了。她热爱自己的子女,对朋友的不幸也十分同情。在你读她的信的时候,甚至会发觉她对家臣和奴仆还很仁慈宽大。但是,她对贵族圈子以外的人的苦难却一无所知。

而在今天,最残暴的人写信给最无情的人时,也不敢泰然自若地说出上述那样的话,即使他个人的气质促使他这样做,全国的民情也将禁止他如此。

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呢?是我们现在比我们的祖辈更有感情了吗?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感情已扩展到更多的事物上去。

当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感情上大致一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也就是说,他只要省察一下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人的任何苦难他都不难发觉,一种内在的本能使他在苦难扩大的时候立即就可看到。在对待陌生人或敌人的时候,这种本能也会使他不加歧视,因为他的省察马上会发生作用。

这种省察同他的怜悯心一结合,使他在同类受苦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身受贫苦。

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一部分人对另部分人尽忠的现象;但是,人人都有人类共通的同情心。谁也不会让他人受无谓的痛苦,而且在对自己没有大损害时,还会帮助他人减轻痛苦。

人人都喜欢如此。他们虽不慷慨,但很温和。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人已把利已主义化为社会和哲学理论,但他们并没有减少怜悯心。

没有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庭象美国那样从轻治罪。在英国人似乎还想在他们的刑事立法中珍惜地保存中世纪的残酷遗风时,美国人差不多已在他们的刑事法典中废除了死刑。

我想北美是50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对政治犯判处死刑的国家。

美国人的这种特别温和的态度主要来因于他们的社会情况,这从他们对待奴隶的态度上即可证明。

总的说来,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所有殖民地,没有一个地方的黑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好于美国。然而,美国的黑人仍然忍受着可怕的苦难,经常受到非常残酷的惩罚。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可怜人的命运,并没有感动他们的主人产生怜悯之心,他们的主人不仅认为蓄奴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而且觉得这算不了什么罪恶,不会危害自己。因此,同一个人对和他同时平等的同类极为人道,而当这些人不再与他平等时,他便会对他们的痛苦无关痛痒。由此可见,他的温和态度应当归因于这种平等,而不应当归因于文明和教育。

我对于个人所述的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国家。

每个国家一旦有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信仰、法律和习惯,它便会以整个人类自居,只关心本国的疾苦,对于别的国家一概无动于衷。如果两个持有这种态度的国家交战,则战况一定十分残酷。

罗马人在他们的文化最灿烂时期,是先把被俘的敌人将领拖在战车后面以炫耀胜利,然后才把他们杀掉;这个时期的罗马人,还把囚犯投进斗兽场里,让犯人与野兽搏斗,以供群众娱乐。西塞罗一谈到一个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但他对罗马人胜利后对战俘的那种暴行,却缄口不言。显而易见,在他的眼目中,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罗马人不属于同一人类。

反之,随着各国人民日益接近,彼此逐渐相似,他们便将更加互相同情对方的不幸,国际公法也将愈加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