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指出民主制度为何有利于实业的发展和使实业家的人数无限增加。现在，我来研究一下实业通过什么迂回的道路可以使人走回贵族社会。
我们已经看到，当一个工人每天只做同样的一个零件时，由零件组装起来的产品的生产便会更加方便、更加迅速和更加经济。
我们也已看到，一个工业企业办得越大，资本越多，信用越高，它的产品就越价廉。
这两项真理早就被人察觉，而把它们明确指出的，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早已把这两项真理应用于一些最重要工业部门，而一些小的工业部门，也将逐渐受它们的支配。
我认为，在政治方面，立法者最应当注意工业科学方面的这两项新原理。
当一个手艺人始终只制作一种产品时，他的手艺当然会十分熟练。但是，他同时会丧失用其精神全面指导工作的能力。他虽然越来越熟练，但也越来越不动脑筋。可以说，随A从这一章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法文版编者着他作为一个工人在技术上的进步，他作为一个人在本质上却日益下降。
一个终生做了20多年别针帽的人，你能期待他会有什么作为吗？人的智力往往能够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但这个人除能用智力去研究制造别针帽的最佳方法外，他今后能把智力应用到什么地方呢！一个工人这样使用毕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时，他的思想就永远离不开他每天所做的那种物品，而在他的身上也就养成了一些永远摆脱不了的习惯。一句话，他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所选择的职业。在这种条件下，法制和民情虽在想法拆除他周围的樊篱，为他另辟千百条致富的道路，但仍然徒劳；实业的原理比民情和法制更有力量，把他绑在一种行业之上，而且往往使他固定于一个地方而无法离开。实业的原理还规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一定地位，使他不能改换。虽然整个世界在运动，但实业的原理却使他静止不动。
随着分工原则的普遍应用，工人便日益软弱无力，日益缩小活动范围，日益处于从属地位。工艺是进步了，但手艺人的精神却退化了。另一方面，一种工业的产品随着该生产部门的规模扩大和资本增加而大量增长时，非常有钱和有知识的人，也去经营迄今只是由没有知识或生活不富裕的手艺人所从事的工业部门。巨大的需求量和无限的收益额，在吸引那些最有钱和最有知识的人。
因此，实业科学在不断贬低工人阶级的同时，抬高了老板阶级。
当工人越来越将自己的智力用去研究一些小事的时候，老板却每天注视全盘的工作。于是，老板的眼界日广，而工人的眼界日窄。不久以后，工人只用体力而不用脑力，而老板却需要科学和甚至天才去获得成功。老板越来越象一个大帝国的行政长官，而工人则越来越象牛马。
因此，老板和工人现已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每天都在加大差距。他们就象一条长链的两端的环，各自占居为他们所规定的位置，谁也不能离开。一方对另一方处于必须永远严格从属的地位，好象一方是为了服从而生，而另一方则是为了发号施令而生似的。
这不是贵族制度又是什么呢？一个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平等以后，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将越来越普及和增加，而低价将产品送到一般人家庭，则是事业成功的最大因素。
因此，每天都可以看到，最富裕和最有知识的人在将自己的财富和学识用于经营工业，并通过开设大工厂和实行严密分工的办法去满足各方面的新需求。
这样，随着人民群众转向民主制度，专门经营工业的阶级便日益贵族化。人与人之间一方面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有差距。结果，在大多数人中间，不平等现象虽然减少了；但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加大了。
正因为这样，当你追溯到源头的时候，就会觉得一个贵族集团好象依靠一种自然的力量从民主社会中产生出来了。
但是，这批贵族跟从前的贵族完全不同。
你首先会看到，这批贵族只专心搞实业，或者说只从事某些实业部门，在整个社会里他们与众不同，是一批怪物。
一些实业界人士在现代的广大民主社会里建立的贵族小社会，象古代的贵族大社会一样，也包括两种人：少数非常富裕的人，和大量非常贫困的人。
这些穷人很少能够脱贫变富，但富人却可能随时变穷，或者致富之后而弃商。因此，贫穷阶级的成员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但富裕阶级的成员则不是如此。老实说，今天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因此，他们只是一伙人，而决不是一个团体。
不仅富人本身之间没有坚强的团结，而且可以说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没有可靠的联系。
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永久的，每时每刻都在随利害关系而离合。工人通常是依靠老板的，但并不总是依靠一个老板。
工人和老板只是在工厂里相识，一离开工厂，大家就如同陌生人。他们只是在一个点上接触，而在其他点上，则分道扬镳。工厂主只要求工人给他做工，而工人只希望工厂主给他工钱。工人不需工厂主保护，工厂主也无须工人保卫。无论从惯例上来说，还是从权利义务上来说，他们之间都无永久的联系。
厂商所形成的贵族，几乎永远不会在它所指挥的实业大军中扎根；他们的目的不是要统治这批人，而是要使用他们。
这样组织起来的贵族并不想大量控制一批雇佣者，即使有时雇用了大量的工人，不久以后也会解雇一批。他们没有这种想法，也不能这样做。
旧时代的地方贵族，都在法律上或自己认为在习俗上，对自己的下属负有救济和减轻他们的困苦的义务。但是，现代的实业贵族，把他们所使用的人变穷和变蠢以后，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便把他们推出工厂的大门，让社会去救济他们。
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人和老板虽然时时发生关系，但彼此之间并无真正的结合。
总之，我认为我们亲眼看到其成长的实业贵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贵族。但是，它同时又是最受限制和危险性最小的贵族。
然而，民主的朋友还是以不安的心情把视线转向这一方面，因为贵族制度和身分的永久不平等一旦再侵入这个世界，那末可以预言，它们一定是由这扇大门溜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