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之间不再有巩固的和永久的联系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叫他们相信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与其他一切人的力量自愿地联合起来，是无法使许多人携起手来共同行动的。
只有利用报纸，才能经常地和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只有报纸，才能在同一时间将同一思想灌注于无数人的脑海。
一份报纸就象一位不请自来的顾问，它每天可向你扼要地报道国家大事而又不致扰乱你的私事。
因此，随着人们日益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只在于维护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护文明。
我不否认，在民主国家，报刊往往引导公民去共同进行一些非常欠妥的活动。但是，如果没有报刊，就几乎不能有共同的行动。因此，报刊带来的害处远远小于它的战功。
报纸的功用不仅在于向大多数人提出共同的计划，而且还在于向他们提供所拟计划的共同执行办法。
贵族制国家的一些主要公民互相都很熟悉；他们如果想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只要吸引一批人追随他们，就能共同前进。
反之，在民主国家，往往是大多数人希望联合和需要联合，但是办不到，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志同道合者。但是，有了报纸，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于是，大家马上便会驱向这一曙光，而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彼此不知对方在何处的志同道合者，也终于会合而团结在一起了。
报纸使他们结合起来了，但为了使结合不散，他们继续需要报纸。
在民主国家，一个社团要想有力量，就必须人多。而由于成员的人数太多，所以他们只能分散在广大的地区，每个人仍然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去过他们的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为成千上万的小事而操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个使他们不用见面就能彼此交谈，不用开会就能得出一致意见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报刊。因此，没有一个民主的社团是能够离开报刊的。
由此可见，在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如果说社团的数目必将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而增加的说法是真理，那末，认为报刊的种数也将随着社团的数目增加而增加的意见，也不能说是不正确的。
因此，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社团和报刊都最多的国家。
报刊的种数与社团的数目之间的这种关系，又使我们发现期刊的发行情况与行政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并知道报刊的种数在民主国家是与行政集权的程度成反比的，即行政越集权报刊越少，越不集权报刊越多。这是因为在民主国家，人民不会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将地方权力委托给几个主要公民去执行。民主国家要取消这样的权力，而由当地的绝大多数人去行使。这些人可依法组织一个握有实权的常设机构，以管理本地的行政事务。于是，他们就需要一份报纸，使他们每天都能知道本地发生的小事和了解全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地方权力机构越多，依法行使地方权力的人也就越多；而越是需要随时知道本地和全国的事情，就越需要更多的报刊。
美国报刊种数之所以多得惊人，来因于行政权的过于分散甚于政治的广泛自由和出版的绝对自由。假如美国的全体居民都是选民，而它又只实行由选民选举全国的立法机构的办法，那末，美国只要不多几份报纸就可以了，因为在这种条件下，选民们只能有少数几次非常重要的共同行动机会。但是在美国，除了全国性的大型集会以外，法律还规定在选举地方（州）、城镇、甚至乡村的行政官员时进行小型的集会。
立法者就是这样使每个美国公民不得不经常同其他同胞协力去进行共同事业的，而每个美国公民要想知道其他公民的所作所为，就得看报读杂志。
我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如无全国性的议会，而有许多地方性权力机关，它的报刊种数最后一定超过实行行政集权并经选举产生全国性立法机构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在我看来，美国每日出版的报刊所以种数甚多，是因为美国人既享有广泛的全国性自由，又享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性自由。
在法国和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取消目前对报刊的课税，报刊的种数就会无限增加。这未免把免税的效果夸大了。报刊种数的增加不仅与销路好坏有关，而且与绝大多数人是否需要互通信息和共同行动有关。
我也同样认为，日报影响力之所以日益增加，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经常提到的原因，而是由于一些最普遍的原因。
一种报刊，只有反映某些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才能存在下去。因此，一种报刊经常是它的长期读户所在社团的代言人。
这个社团的宗旨可高可低，它的范围可宽可狭，它的人数可多可少。但是，只要有一种报纸在继续出版，就证明一个社团至少已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要作最后一次反思，以结束本章。
身分越是平等，个人的力量就越要薄弱，人们就越容易随大溜和越难独自坚持被多数人所反对的意见。
一种报刊就代表一个社团。可以说：报纸是以全体读者的名义向每一位读者发言，而且读者个人的能力越弱，它越容易吸引读者。
因此，报刊的影响力必随人们日益平等而逐渐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