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政党进行一次分类——政党之间形同敌国——真正的政党——大党与小党的差别——政党产生于何时——各政党的不同特点——美国有过大党——现已不复存在——联邦党——共和党——联邦党的失败——在合众国建立政党之困难——为建立政党所做过的一切——见于一切政党的贵族性或民主性——杰克逊将军对银行的斗争
首先，我要对政党进行一次大分类。
有些幅员辽阔和居民杂处的国家，尽管把人民都联合在同一主权之下，但它们的人民仍有相互对立的利益，所以人民之间永久处于对立的状态。因此，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派别，便形成不了符合政党定义的真正政党，但能形成不同的国家。假如爆发一场内战，与其说这是不同派系之间的搏斗，不如说这是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
但当公民们在一些与全国有关的问题上，比如说在政府的总的施政原则上意见分歧时，就会产生我所说的真正政党。
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
有时，当国家感到灾难深重无法忍受时，就会出现全面改革其政治结构的思想。还有些时候，灾难更加深重，以致社会情况本身都要受到连累。这正是发生大革命和出现大政党的时代。
在这些混乱和悲惨的时代之间，是社会暂时休息和人类好象得到喘息机会的时代。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平静；对于国家和人来说，时间都是不会停止前进的；国家和人每天都在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我们所以觉得国家和人停止前进，是因为国家和人的运动未被我们察觉。这就象走着的人，在跑着的人看来，仿佛是没有动弹似的。
尽管时间在前进，但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情况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时慢得难于察觉，以致人们认为自己已经处于最佳状态。这时，人类的理性也自以为有了一定的牢固基础，不再把目光投向已定的视野之外。
这是有利于政治阴谋和小党活动的时代。
被我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一般说来，同其他政党相比，它们的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爽快和勇敢。在政治激情中经常发生巨大作用的私人利益，在这里被十分巧妙地掩盖于公共利益的面纱之下，有时甚至能瞒过被它们激起而行动的人们的眼睛。
小党与此相反，它们一般没有政治信念。由于它们自己觉得并不高尚，没有崇高的目标，所以它们的性格打上了赤裸裸地暴露于它们的每一行动上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它们总是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它们的言词激烈，但其行动优柔寡断。它们采用的手段，同它们所抱的目的一样，都是卑不足道的。因此，在继一场暴力革命之后而出现平静时期时，伟大的人物便好象顿时消形匿迹，而智慧也自行隐藏起来了。
大党在激荡社会，小党在骚扰社会；前者使社会分裂，后者使社会败坏；前者有时因打乱社会秩序而拯救了社会，后者总是使社会紊乱而对社会毫无补益。
美国有过几个大党，但今已不复存在。由此得到很大好处的是美国的国祚，而不是它的道德。
当独立战争结束，新政府即将奠基的时候，全国被两种意见分为两个阵营。这两种意见与世界同样古老，但在不同的社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一种意见主张限制人民的权力，另一种力量希望无限扩大人民的权力。
两种意见之间的斗争，在美国人那里从来不带常见于其他国家的那种暴力性。在美国，两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是意见一致的，谁也不必为了获胜而去破坏旧的秩序和打乱整个社会体制。因此，任何一派都没有把大多数人民的个人存在与本派原则的胜利联系起来。但是，两派都十分关心诸如对平等和独立的热爱这样的大事。只是这一点，便足以掀起狂热的激情。
主张限制人民权力的一派，特别想把自己的学说应用于联邦宪法，因而得名为联邦党。
以唯我独爱自由自居的另一派，挂上了共和党的名号。
···美国是民主的国度，所以联邦党人始终居于少数的地位，但是独立战争造就出来的伟大人物，差不多都属于他们的队伍，而且他们的道义力量也影响广泛，何况环境还有利于他们。第一次联合的瓦解，使人们心有余悸，害怕陷入无政府状态。联邦党人从人们的这种观望倾向中获得了好处。有10年或12年之久，他们主持了国家的工作，并得以应用他们的原则。但是，并不是全部原则都得到了应用，而只是应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因为敌对思潮日益强大，使他们终于无力反对。
1801年，共和党终于执政。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总统，他以自己的巨大名声、卓越才能和极好人缘获得了人们的支持。
联邦党人只是依靠一些并不可靠的办法，在随意决定的对策的帮助下，才得以维持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执政，是凭借他们领袖的德行和才能，以及环境对他们有利。在共和党取代他们的地位后，他们便作为反对党而一败涂地。占有绝对优势的多数宣布反对他们，他们立即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以致悲观失望起来。从此以后，共和党或民主党便接连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后控制了全国。
联邦党人感到自己已被征服，一筹莫展，在国内陷于孤立，于是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参加了胜利者的队伍，另一部分放下原来的旗帜，改换了名称。他们完全不再成为政党，已经有许多年了。
在我看来，联邦党的执政，是伴随伟大的美国联邦的成立而出现的最幸运的偶然事件之一。他们抗拒了他们时代和他们国家的一些难以抵制的偏好。抛开他们的理论是好是坏不谈，他们的理论总的说来有一个缺欠，那就是它不适用于他们想要去治理的社会，所以这个社会迟早要由杰斐逊去治理。但是，联邦党政府至少给了新共和国以自我稳定的时间，而后又大方地支持了它所反对的学说的迅速发展。而且它的大多数原则最后又被对手所采纳，成为对手的政治信条。现今仍在实施的美国联邦宪法，就是他们的爱国心和智慧的不朽业绩。
因此，今天在美国已经看不到大政党了。仍然存在许多威胁着美国的未来的党派，但没有一个党派表示反对政府的目前形式和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危胁着美国的未来的党派所依据的不是它们的原则，而是它们的物质利益。在如此辽阔的国家里，这种利益与其说能在利益互不相同的地区形成政党，不如说能在这样的地区形成敌对的国家。举例来说，最近北方主张采取贸易禁运政策，而南方则拿起武器去保护贸易自由。这个冲突的起因，只是由于北方是工业区，南方是农业区；而禁运政策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有害。
在美国，虽然没有大党，但却有许多小党，且随舆论对一些细小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形成许多不同的政见。当时没有任何困难阻碍人们建党；而在今天，建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在美国，没有宗教仇恨，因为任何宗教都受到尊重，没有一个教派占居统治地位；也没有阶级仇恨，因为人民就是一切，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反对人民；最后，美国的公众不受剥削之苦，因为国家的物质状况为勤劳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只要自己动手，就能创造出奇迹。但是，也存在企图建立政党的野心家，因为他们知道，只凭自己的愿望想上台，很难把台上的人拉下来。因此，政治家的全部伎俩都用于建立政党。在美国，一个政治家首先要去设法认清自己的利益，发现哪些类似的利益可以聚集到自己的周围！然后再去努力寻找一种适于加在自己的新组织头上的学说或原则（如果由于偶然原因，这种学说或原则迄今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以使新组织获得自行活动和自由发展的权利。这就象以前在出版书籍时要在扉页印上国王的出版许可一样，虽然这个许可与该书的内容毫不相干，但却硬被塞进书里。
做完这一切，新的政党便进入政界。
一个外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所有国内纠纷，乍一看来几乎都是难于理解的和无所谓的。他不知道自己是应当可怜这个民族把这类烦琐小事当成正经大事，还是应当羡慕他们在为国家的命运而操劳。
但是，当他细心研究支配着美国各党派的隐秘动因时，就不难发现这些党派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地与自从这个自由社会成立以来就把人们分成两派的两大党有联系：它们不是靠近这一党，就是亲近那一党。越是深入到这些党派的内心世界，就越能看清其中之一是在致力于限制人民的权力，而另一个则是致力于扩大人民的权力。
我决不是说美国政党的公开目的、甚至荫蔽目的在于使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在国内占居优势，而是说容易在一切政党的内心深处发现贵族政治的激情或民主政治的激情。尽管这种激情能够逃脱人们的视野，但它们仍然是美国政党的敏感点和灵魂。
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合众国总统攻击银行，全国骚然，意见不一，上层阶级一般都站在银行一边，而人民拥护总统。你以为人民能从如此简单的、而有经验的人又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的纠葛中找到可以证明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理由吗？他们决不能找到。但是，银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巨大机构，而能推翻或建立一切权力的人民却对它毫无办法，因而大吃一惊。在社会的永不停止的普遍运动中，这个牢固的据点向人民发起挑战，它想看一看自己是否也能象其他东西一样继续活动下去。
贵族党在美国的残余
贵族暗中反对民主——他们退隐还乡——他们在家一心享乐和奢华——他们在外微行简出——他们向人民假献殷勤
在舆论纷纭的国家，有时党派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使其中的一个政党占居压倒优势。这时，它要摧毁一切障碍，压制它的政敌，利用整个社会为它的利益服务。被压制的政党感到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便暂时退隐，默不作声。到处死气沉沉，一片宁静。全国好象被统一于一个思想之下。胜利的党趾高气扬，他们说：“我们给国家带来了和平，你们应当为我们庆功。”
但是，在这种表面一致的下面，依然隐藏着深刻的分歧和实质的对抗。
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民主党占居优势时，它就独揽处理国务的大权。随后，它又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民情和国家法律。
今天，可以说，在美国，富有的社会阶级几乎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而不能使人从政治活动中获得权力的财富，已是使人在政界失势的真正原因，是人们从政的障碍。
因此，富人宁愿离开官场，以免同最贫困公民进行往往是不平等的斗争。由于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不能占有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占有的那种地位，所以便放弃前者，而埋头于后者。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的爱好和乐趣的特殊社会。
富人把这种事态看成是无法救治的灾祸而逆来顺受，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对这种事态给他们带来的损害表示不满。因此，人们常常听见他们在公众面前赞扬共和党政府温和和民主制度良好。在人世间，有什么比憎恨敌人之后又向敌人谄媚更常见的呢？
大家见过这样的富人吗？人们不是说中世纪有一个犹太人总怕别人对他的财富打主意吗？他的服装朴素，他的举止没有架子，但他的住宅内部却十分豪华；除了几个他自鸣得意地称为同好的高宾，谁也不能进入这座圣殿。没有一个欧洲贵族在享乐上比他更高一筹，他对特权地位带来的任何一点好处都表示嫉妒。但是，当他由家里出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满屋灰尘的小破房来做生意时，人人都可自由地同他交谈。假如他在途中遇到他的鞋店经理，他们还会停下来寒暄几句。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位公民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不握手不会道别。
在这种虚情假意的后面，在这种对当权人士的阿谀奉迎的背面，不难看到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怀有极大的恶感。人民是一支使他们既害怕又藐视的力量。假如民主的秕政有朝一日导致政治危机，假如君主制度有一天在美国可行，人们马上就会发现我在上面所说的是正确的。
政党为了取胜而使用的两大武器，是办报和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