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举些实用主义应用到具体问题上的实例，使你们对实用主义的方法更为熟悉。我来从最枯燥的东西讲起，首先说实体问题。大家都用实体与属性的旧区别，这一区别隐藏在人类语言构造中、在语法的主语与谓语的区别中。这里有一根写黑板用的粉笔。它的形状、属性、特性、偶性、或性质——随便你用哪一个名词——都是洁白、易碎、圆柱形、在水里不溶解的、等等。但是具有这些属性的是白垩，因此，白垩就是含有这些属性的实体。同样的，这张书桌的属性，包含在“木料”这实体里，我的上衣的属性包含在“羊毛”这实体里，余可类推。白垩、木料和羊毛虽然不同，但又表现出共同性，而就这些性质来说，它们本身被认为是更原始的实体——物质的形式。物质的属性是占有空间和不可入性。同样的，我们的思想与感觉，是我们各个灵魂的性质或属性，这些灵魂是实体，然而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实体，因为它们是更深刻的实体——“精神”的形式。
我们很早就明白，关于白垩我们所知道的是洁白和易碎，等等；关于木料，我们所知道的是可燃性与纤维的结构。每个实体为大家所知道的是一组属性；这些属性为我们的实际经验形成了这实体的唯一兑现价值。实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通过这些属性而显示出来；如果我们与这些属性隔开了，我们就不会想到实体的存在，如果上帝不断地把这些属性以同样的次序传送给我们，神奇地在某一瞬间消灭那支持这些属性的实体，我们始终不会觉察到有那么一个瞬间的，因为我们的经验本身并没有变化。由于我们人类有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惯于把名称变为实物，因此唯名主义者才主张说，实体是一个虚假的观念。现象是一组一组出现的，如白垩组，木料组，等等；每一组都有自己的名称。于是我们就把名称当作是支持一组现象的。例如，今天寒暑表的温度低，就假定是叫作“气候”这东西造成的。气候实际不过是一组日子的名称，却被当作好象是在日子的背后；一般说来，我们把名称当作实物放在具有这个名称的事实背后。但是，唯名主义者说，事物中现象的属性，决不是名称所固有的，而如果属性并非名称所固有的，也就不是任何事物所固有的了。这些属性不过是互相依附，或互相结合而已，认为存在着一种不能接近的实体，这种实体也由于支持着这种结合，从而说明了其所以能互相结合的原因，正如水泥能支持一块块的拼花地面那样，这种关于实体的观念必须予以放弃。实体这观念所表示的，仅仅是结合这件事本身。在这结合的背后并没有任何东西。
经院哲学从常识中取得实体这个概念，把它弄得很专门，很明晰。我们既和实体割断了一切接触，对我们来说，似乎没有东西会比实体具有更少的实用主义的效果了。可是在一个实例中，经院哲学却证明了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实体观念的重要性。我说的是关于圣餐的神秘的争论。在这里，实体似乎有很重大的实用主义的价值。那圣饼的偶然性，在圣餐里并不改变，但它却变成了基督的肉体；这个变化，一定只限于实体。饼的实体一定变掉了，而神妙地换成了神圣的实体，然而，它的直接的可感知的属性却没有改变。虽然属性没变，可是却已发生了巨大的差别，即受圣饼的人，吃的是神的实体。如果你们同意实体能与它的偶性分开，而与别的偶性相交换，那末，实体观念就跑到生活里来，产生重大的效果。
这是我所知道的对于实体观念的唯一实用主义的应用；显然只有那些根据其他的理由而相信“真正存在”的人才会认真地对待它。
贝克莱对于物质性的实体的批判，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所以他的名字一直轰传在以后所有的哲学界。贝克莱对于物质观念的处理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多说。他不但不否认我们所认识的外在世界，反而证实了它。经院派关于物质实体的观念是，它是人所不能达到的，它是在外在世界的背后，它比外在世界更深远，更真实，人们需要它来支持外在世界的，贝克莱以为，这个实体观念是一切把外在世界归结为非实在的东西中的最有效的一种。贝克莱说，废除那个实体，相信你所能了解并接近的上帝会直接给你可以感觉到的世界；你就是用他的神圣权威来证实这个世界并支持这个世界。因此贝克莱对于“物质”的批判绝对是实用主义的。物质是作为我们对于颜色、形态、硬度等等的感觉而被认识的。这些感觉是“物质”这个名词的兑现价值。物质使我们感到的差别是：因为它真实地存在，所以我们有这些感觉；它不存在，我们就没有这些感觉。这些感觉就是物质的唯一意义。因此，贝克莱并没有否认物质；他只告诉我们物质是由什么组成的。物质就是能够感觉到的东西的真实名称。
对于精神实体这观念给以同样实用主义的批评的，先是洛克，后是休谟。我现在只提洛克对于“个人同一性”的解释。他根据经验马上把这个观念归结为它的实用主义价值。他说“个人同一”的意思就是这种“意识”：在生命中的这一瞬间，我们能记得别的许多瞬间，并且觉得这些都是同一个人的历史的各个部分。理性主义用我们的灵魂实体的统一性来解释我们生命中的实际的连续性。但是洛克说：如果上帝要取消意识，我们会不会因为还有灵魂原则而更好些呢？如果上帝把同样的意识加到各个不同的灵魂中去，我们会不会在我们体会到自己时变得坏些呢？在洛克的时代，灵魂主要是受上帝赏罚的东西。请看洛克从这个观点进行讨论时，怎样保持这个问题的实用主义性质。
他说：“假设一个人想象他自己的灵魂就是从前奈斯德（Nestor）或梭赛提斯（Thersites）的同一个灵魂，他难道能想象他们的行为就是他自己的，比把曾经存在过的任何别人的行为想象为自己的行为有任何更充分的理由吗？但是他一旦觉得自己意识到了奈斯德的任何行为，他就会感到他自己与奈斯德是一个人了。……赏罚的正当和公平正是建立在这种个人的同一性上。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合理的：没有人会被迫对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负责，但是只要他的意识责备他或原谅他，他就必须接受相应的命运。假定一个人现在为他在另外一世的生命里所作的事而受到处罚，而他对于那一世的生命所做的事情又毫无所知，那么在这种惩罚和生来便受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①
①参看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二卷，第27章，第14节。——译者
因此，洛克认为，个人的同一性只包含于可以用实用主义方法来规定的特殊事物中。这同一性离开了这些可证明的事实是否也可以附着在一种精神原则内，这不过是一个好奇的玄想而已。由于洛克是一个调和主义者，他无意中默认了相信在我们意识的背后有一个实质性的灵魂存在这样的一种信念。但是他的继承者休谟和在他以后的大多数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家，除了把灵魂当作在我们精神生活里可证实的结合的名称外，都把灵魂否定了。他们带着它再降到经验之流中去，把它变成价值较小的“观念”及其相互间的特殊关系。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关于贝克莱的物质那样，灵魂也只能好到或“真”到那种程度，而不会更多。
说到物质性的实体，自然会令人想起“唯物主义”的理论，但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不一定和相信作为形而上学原则的“物质”联系起来。一个人可以在这种意义之下象贝克莱那样坚决地否认物质，也可以象赫胥黎那样是一个现象主义者，但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之下他还可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用较低的现象去解释较高的现象，把世界的命运让较盲目性的部分和势力去支配。在物质这个字的更广泛意义之下，唯物主义是反对唯灵论或有神论的。唯物主义说，支配事物的是自然规律。一个人如果完全熟悉了事实就可以从其生理条件中推想出天才的最高成果来，不管是不是象唯心论者所争论的那样说自然只是为我们的心灵而存在。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的心总得去记载自然的实况，照着盲目的物理规律的运行把它记录下来。这是现代唯物主义的风貌；这种唯物主义最好叫作自然主义。与它反对的是“有神论”或在广义上叫作“唯灵论”。唯灵论说，精神不但目睹和记载事物，而且还能支配与运用事物，因此世界不是由世界的较低的要素，而是由世界的较高的要素来指导的。
这个问题虽然时常这样地处理，但它已经变成了不过是审美偏好中的争执而已。物质是低劣的、粗糙的、愚钝的、污秽的，精神是纯洁的、高尚的、尊贵的；既然给高尚的东西以高位是与宇宙的尊严更相称，那末就必须肯定精神是支配宇宙的重大要素。把抽象原理当作最后的定论，以为在这定论前面，我们的理智就可以在一种赞赏的观照中心安理得了，这正是理性主义者的一大缺点。唯灵论，照一般所主张的那样，也许仅仅是一种对于某种事物的欣羡和对另一种事物的厌恶状态而已。我记得有一个值得尊敬的相信唯灵论的教授，他始终把唯物主义说成是“泥浆哲学”（mud－philosophy）并且因此就认为它是已经被驳倒了的。
对于这样的唯灵论，有一个很容易的答复，斯宾塞就答复得很有效果。在他的《心理学》第一卷卷末写得很精彩的几页里，他告诉我们“物质”是这样无比的微妙，象现代科学在解释中所假定的那样，物质的运动是那样不可思议地迅速、细致、而且没有留下一点粗糙的痕迹。他指出我们人类迄今所形成的精神概念，本身太粗糙，不能概括自然界各种无比细微的事实。他说这两个名词①都不过是符号，指的是一个不可知的实在，在这种实在之中，它们的矛盾都消失了。
①指物质和精神。——译者
对一种抽象的反对意见，一种抽象的回答就够了；至于那些由于蔑视物质，认为物质是粗劣的，从而反对唯物主义的人们，斯宾塞已经使他们站不住脚了。物质确是无限而不可思议地精致的。只要一个人见过一个死孩子或死父母的脸，那么物质也能在某一时间内取得那样宝贵的形式，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应该使这人以后永认物质为神圣的东西了。不论生命的原则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物质总是和生命的目的合作并对生命的所有目的有用的。刚才说的那种可爱的化身，就是物质的可能性之一。
现在就不依照呆滞的理智主义者的方式，停留在原则之中，而让我们来把实用主义的方法应用到这个问题上去。我们认为物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应该为物质支配呢，还是为精神支配呢，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在目前能产生什么样的际差别呢。我以为我们可以发见这个问题在这里会表现出相当不同的性质。
首先，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个奇怪的事实。单就过去的世界而论，无论我们认为它是由物质造成的，或认为它是由一个神圣的精神创造的，一点差别也没有。
设想一下，宇宙的全部内容已经提供出来，再也不能推翻的了。再设想一下，这个宇宙在这一刻中就完结而且再没有将来了，于是让一个有神论者与一个唯物论者把他们互相抗衡的说明应用到宇宙史上去。有神论者说上帝怎样创造世界；我们可以假定唯物主义者同样成功地说这世界是怎样从盲目的自然力里演变出来的。然后我们请实用主义者就这两个理论选择一个。世界既已完成，实用主义者又怎能进行试验呢？对他来说，概念是用以回到经验中来的东西，是使我们寻求差别的东西。但是照以上的假设，再不会有经验，也没有什么差别可寻了。两种理论都说明了它们的一切结果，并且照我们所采取的假设，这些结果是相同的。因此实用主义者只好说，这两个理论尽管有不同的名称，所指的确是同样的东西，争论不过是咬文嚼字而已。（自然我现在假设这两种理论在解释实际事物上一直是同样成功的。）
认真想一下这种情况吧。你说说看，即使有个上帝，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他的宇宙已经破碎了，这个上帝又有什么价值呢？他的价值不会比那个宇宙更多一些。他的创造力的成就，只能有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成果那么多，不会更多些。既然没有将来；既然这个宇宙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已经由于在其消逝过程中随之而投入，并且现在随之而结束的感情中实现了；既然它不象我们真实的世界那样从它的准备将来的机能中获得补充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只好按照它的尺度来衡量上帝了。上帝是个能够一劳永逸地做那么多事的神。我们感谢上帝，也只能为那么多，而不能更多些。可是现在，根据相反的假设，那一点一滴的物质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也能一点不少地创造那个世界，我们难道不应当同样地感谢这种物质吗？如果我们不假设上帝创造世界，而让物质单独负责去创造世界，那末我们能在什么地方受到损失呢？从哪里会产生任何特殊的呆死或粗笨来呢？经验既然一成不变地就是那个样子，那么，上帝在经验中的存在又怎能使它更有生气，更加丰富呢？
老实说，要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是不可能的。不论哪一个假设，我们实际所经验到的世界，在细节上总是一样的；布郎宁（Browning）说得好，“我们称赞也好，责备也好，反正一样。”世界已经存在在那里，是无法消除的了；它好象一件送出去的礼物，不能收回。把物质说成是产生世界的原因，不会使构成世界的各种项目减损一分，把上帝说成是原因，也不会使那些项目增加一分。它们只是这个宇宙的而不是别的宇宙的上帝或原子。如果上帝在那里，他所做的事和原子所能做的一样——也就是所谓表现为原子的性格——那末他也就得到和原子所应得的同样的谢意，只此而已。如果上帝的存在，并不能使这场演出产生什么不同的转变或结果，那么他的存在就一定不能给这场演出增加什么尊严。如果上帝不存在，而原子是在舞台上的唯一的演员，那末，这场演出也不会因此就变得不尊严了。戏演完了，幕落下了，这时你说剧本的作者是光辉的天才，肯定不会使那出戏变得更好些，你说那剧本的作者是个蠢才，也不会使那戏更坏一些。
因此，如果从我们的假设中推论不出什么经验或行为上的未来细节，那末唯物主义与有神论之间的辩论也就完全变得徒然而无意义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物质与上帝意味着恰恰是同样的东西——即不多不少，恰好能够创造出这个已经完成了的世界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多余的讨论掉头而去的人就是聪敏的人了。因此，对于看不出有未来的明确后果可以遵循的哲学辩论，多数人本能地掉头而去，而实证主义者和科学家则深思熟虑地掉头而去。哲学的追求字面和空虚的性质所受到的指责，的确是我们所最熟悉的。要是实用主义是真的话，这种指责是完全正确的；除非那些受攻击的理论，还能证明另有一些可以选择的实际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是多么微妙和遥远。普通人和科学家都说他们找不出这样的结果来。如果形而上学者也找不出这样的结果来，那末，别人的反对他就是对的了。因此他的科学不过是一种炫耀的琐碎东西。要是为了这样一个人指赠一笔教授基金那是愚蠢的。
因此在每一次真正的形而上学的辩论中，一定牵涉到一些实际的争端，不论它是想象的还是渺茫的。要认识这一点，请和我一起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这次把你自己安置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安置在有未来前途的世界里，就是说，当我们说话时，这世界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未完成的世界里，选择“唯物主义”还是选择“有神论”，是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值得我们花几分钟来看清楚：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到现在为止，经验中的事实是盲目的原子按照永恒的定律运动着的一种毫无目的的构型，或者相反，认为它是由于上帝的造化而构成的，实际上，照这两种看法，这种程序对我们说来又有什么区别呢？就过去的事实而论，确实没有什么区别。不管那些事实的原因是原子还是上帝，它们是在眼前了，囊括起来了，被抓住了；而它们里面的善也已取得了。因此现在有许多在我们周围的唯物主义者完全不管这个问题的将来和它的实际方面，尽量设法消除人家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厌恶，甚至消除这个名词的本身，他们指出，物质既然能产生这些利益，那么从功能来说，物质和上帝作为一种存在而论，它们是同样神圣的；其实物质与上帝已合而为一了，这就是你们所谓上帝。这些人劝我们不要再用这两个带有过时的对立性的术语了。一方面，不妨用一个没有宗教含义的术语；另一方面，可用一种不引起粗劣、鄙俗和不尊贵等等意义的术语。不去说上帝或物质，且谈谈原始的神秘、不可知的能和唯一的力量吧。这是斯宾塞劝我们走的道路，如果哲学是纯粹回顾性的，那末斯宾塞可以因此自命为一个杰出的实用主义者了。
但哲学又是展望性的；它发现了世界是什么、做什么、产生什么之后，它还要追问：“世界还能许给我们什么呢？”如果给我们一种物质，它使我们有成功的希望，它受它的定律的支配引导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接近完善，那末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欣然地崇拜这物质，就象斯宾塞崇拜他自己所谓不可知的力量那样。这物质不但到现在为止有利于正义，而且还会永远有利于正义；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所能做的，它实际上都能做；它就等于上帝，它的职能就是上帝的职能；在那样的世界里，上帝会显得是多余的；在那样的世界里，即使没有上帝，永远也不会感到不合规律。“宇宙的情绪”（Cosmicemotion）在这里就成为代替宗教的正当名称了。
但是，这种主宰着斯宾塞所谓宇宙进化过程的物质，是否就是这样一种永不终止的完善的原则呢？实在不是的，因为每个宇宙进化的事物或事物体系，按照科学的预测，将来的结局都是死亡的悲剧；斯宾塞在这争论中专限于美学方面而忘却了实际方面，他对于它的补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现在且运用我们实际结果的原理，来看唯物主义或有神论的问题马上会得到什么重大的意义吧。
往回看，有神论和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向前看，它们在经验中却指向完全不同的远景。因为，根据机械进化论的学说，虽然我们的确应该为我们的有机体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快乐，为我们的心灵在目前所构成的一切理想，感谢这些物质和运动的再分配定律，但是它们注定再要废止它们的工作而且要再一次分解它们所已发展起来的每一事物。大家都知道进化论科学所预测的宇宙末期的景象，这方面我不能比巴尔弗先生说得更好了。他说：“我们宇宙体系的各种能要衰退，太阳的光辉要昏暗，无潮流无活动的地球不再忍受这种前进的运动了，这种运动有一个时候曾经扰乱过大地的岑寂。人会堕入深渊，而他的种种思想也会消失。在这个黑暗的一隅里不安宁的意识曾在一个短短时间内打破了这个宇宙自己感到满意的沉寂，但在这时候这意识也休止了。物质不再知道它自己了。‘不会磨灭的纪念碑’、‘不朽的功绩’、死亡本身和比死亡更强的爱，也都好象没存在过一样。人类的勤劳、天才、忠诚和艰辛经历无数年代所完成的任何东西，就这一切来说，也好象没有好坏可说了。”①
①《信仰的基础》，第30页。
这正是它的症结所在：在宇宙风云漫无边际的飘荡中，虽然也出现了许多珍贵的宝岸，浮游过去许多变幻的云山，它们流连很久才消失（正如现在供我们享乐的世界流连着一样），但当这些暂时的东西过去了之后，就绝对没有一物留下来可以表示它们的特质或它们所包涵的珍贵的成分。它们消亡了，过去了，完全脱离了存在（being）的范围和场所。对于后来可能出现的任何事物，没有造成回响，没有留下记忆，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使它能够注意到同样的理想。这种完全的最后破裂和悲剧就是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实质。较低的，而不是较高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力量，或是在我们所能明确看到的唯一进化周期里的最后尚存的力量。斯宾塞先生和大家一样地相信这一点。真正使我们感到沮丧的，是斯宾塞哲学的最后的实际结果的凄凉阴郁，那末他有什么理由和我们辩论，好象我们是很愚蠢地在美学意义上反对“物质和运动”（这是他的哲学的原理）的“粗糙”呢？
其实不然，反对唯物主义的真实理由，不在肯定方面，而在否定方面。如果现在我们因为它是什么，因为它的“粗糙”而责备它，那是滑稽的。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粗糙指的是粗糙所表现的行动。相反地，我们责备唯物主义是因为它不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比较理想的利益的永久保证，不是我们最遥远的希望的实现者。
另一方面，上帝这个概念虽然不如机械论哲学中所流行的数学概念那样明确，但是最低限度，它有一个比它们强的实际优点，那就是保证一个理想的秩序可以永久存在。归根结蒂说一句，一个有上帝的世界，自然也许会烧毁或冻僵，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上帝不会忘记旧的理想，一定会使理想在别处实现。所以，那儿有上帝，悲剧就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毁灭与分解不是最后绝对的结果。这种永恒的精神秩序的需要，是我们心里最深刻的需要之一。象但丁与华兹华斯等这些诗人，由于在这种精神秩序的信仰中生活，他们的诗句才具有伟大振作的精神和安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唯物主义与唯灵论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这些感情上和实用上的不同感化力，就在于如何调整我们对于希望与期待的具体态度和它们的差异所产生的一切微妙的影响；而不在于物质的内在实质或上帝的形而上学属性的拘泥于小节的抽象理论。唯物主义不过意味着否定精神秩序是永恒的，它取消了我们最后的希望；而唯灵论却意味着肯定精神秩序是永恒的，它使我们充满了希望。凡感觉到有这种精神秩序的人，都认为它当然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只要人还是人，这个问题总会给认真的哲学争论提供一些材料。
但是可能你们中间还有人会鼓起精神来为它们辩护。你们虽然承认唯灵论和唯物主义对于世界的将来预言不同，但是你们也许轻视这个不同，以为这是极遥远的事，因此对于一个头脑清楚的人说来简直毫无意义。你们也许会说一个头脑清楚的人的基本点是把眼光放得近些，不去理会那些世界终局的怪想法。你们如果这样说，那我就必须指出这可歪曲了人性了。宗教的忧郁是不能单纯挥动“精神错乱”这个词来排除的。绝对的事物、最后的事物、彼此蝉联着的事物，实在都是些哲学问题；所有优越的思想家在感情上都沉重的关怀这些问题，而那些眼光极短的思想家只不过是代表更加粗浅的人的思想而已。
辩论中有关事实的争执问题，当然，目前我们所想的还是很模糊的。各种唯灵论的信仰都对世界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而唯物主义的太阳却落在失望的大海里。要记住我以前说过的关于“绝对”的话：它给我们精神上的休假日。任何宗教的见解都能给我们精神上的休假日。宗教不但在我们奋斗的时刻给以鼓舞，它也占有了我们的愉快，无忧无虑，充满信心的时刻，并且证明它们是理所当然的。诚然，宗教为它们辩护所根据的理由是相当含糊的。由于我们相信上帝而获得保证的具有拯救能力的未来事实，其确实情况如何，是必须要用无数的科学方法才能算得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探索上帝的“创造物”去探索上帝。但是，在没有费力探索上帝以前，我们如能相信上帝，就会因为有他而感到快乐。我个人相信要证明有上帝，主要乃在于自己的内在经验。当这些经验使你相信你有上帝以后，上帝这个名称最少会给你一种精神上休假日的好处。你们应该还记得昨天我说过各种真理互相冲突互相“推翻”的情况。关于“上帝”的真理要受我们所有其他真理的攻击。它要受其他真理的考验，其他真理也要受它的考验。只有等到其他真理全都弄明白它们本身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我们对于上帝是怎么一回事才能得出最后的意见来。让我们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个暂时相处的办法来。
让我们转而谈谈一个性质很类似的哲学问题——自然界的设计①问题。从太古以来，就有些自然界的事实被认为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好多事实好象明明是为了互相应对而设计出来的。如啄木鸟的嘴、舌、脚，尾等等，非常奇妙地适合各种各样的树，有蛴螬藏在树皮里供给它作为食料。我们眼睛的各部分完全适合于光学的定律，引导光线到网膜上去，映成清晰的图画。人们认为各种起源不同的事物能这样互相适合，这就说明存在有设计。设计者总被视为是一个爱人类的神。
①Design，或译为“意匠”。——译者
这些论点第一步是证明设计的存在。人们搜索自然界，去寻求各个事物互相适合的结果。譬如说，我们的眼睛起源于胎内的黑暗，而光起源于太阳；但是请看它们彼此是怎样地互相适合啊。它们显然是为了互相搭配而创造的。视觉是设计的最后目的。光与眼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两个不同的手段。
如果考虑到我们的租先如何一致地感觉到这种论证的有力，这就很奇怪为什么，自从达尔文的学说胜利以来，这种论证又算不得什么了。达尔文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知道偶然变化的力量，各种生物只要经常在一起，就会产生“适应”的结果来。他指出，自然所产生的结果因为不适应而遭到破坏，使自然力大大浪费掉了。他同时着重指出：如果许多相互适应的东西都是设计出来的，就会证明那是一个恶的而不是一个善的设计者了。在这里一切都看观点而定。在树皮下的蛴螬看来，啄木鸟的机体这么奇妙地适于吸取它——肯定地论证这个设计者是穷凶极恶的。
神学家们现在也扩大了他们的思想，从而接受了达尔文所提出的许多事实，但是仍把这些事实解释为神的意志的表现。这经常是一个机械论与目的不能并存的问题，这正如有人会这样说：“我的鞋子显然是经过设计使它合脚的，所以它不可能是用机械制成的。”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有：鞋子是机械的。用机械来做的，而机械本身却是为了使鞋子适应脚而设计出来的。神学只要同样地把上帝的设计扩大起来就行了。譬如说，足球队的目的不只是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要半夜起来把球放到球门里就行了），而是要按照规定的种种条件的机械——足球规则和对抗双方的球员等等，把球踢进去。所以我们说上帝的目的不单是创造人类和拯救人类，而且还要单凭自然界的广大机械的作用去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自然的伟大的规律和反作用的力量，则人的创造与完成，对于上帝说来，也就成为太无意味的成就了。
这种说法挽救了设计论证的形式，但牺牲了旧时的令人感到舒畅的人性的概念内容。设计者不再是一个如旧时那样象人的神。他的设计变为那样庞大，我们人类简直难以理解。我们惊异于这些计划是怎么回事，以致相形之下，为这些设计确定一个设计者这一桩事，就显得不大重要了。我们很不容易了解这个宇宙心灵的特征，因为只由于我们在这个实际世界的特殊事物之中，发现了种种善与恶的奇怪混合物之后，这个宇宙心灵的目的才完全地显露出来。其实倒不如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它。仅仅是“设计”这个名词的本身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它也不说明什么问题。它是一种最空洞的原则。“有没有设计”这个老问题没有什么用的。不管有没有设计者，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才是真正的问题；而这只能从研究自然界的各项事物细节中显示出来。
要记住，不管自然界已经产生了什么，或者正在产生着什么，方法必须是适当的，必须适合于那种生产。因此不管这产品的性质如何，从适合到设计的论证总是适用的。例如最近发生的波雷山爆发事件，就需要以往的整部历史才能在这可怕的形势配置上产生出种种事情恰到好处的结合，即如毁坏的房屋，人畜的尸体，沉没的船只，火山的灰土等等。法国必须是一个国家，并且把马丁尼克（Martinique）当作殖民地。我们的国家必须存在，因而派遣船只到那里去。如果上帝的目的只是达到这个结果，那么各个世纪把种种势力都以达到这种结果为目的的方法就表明有绝妙的智慧。在自然界或在历史上我们所发现的确实实现了的事物情况，都是这样。因为事物的各部分总会产生一定的结果，不论这些结果是混乱的或者是协调的。我们观察实际产生的结果时，那些产生的条件就好象完全是设计好了的，为的是保证这种结果的产生。因此在任何可以设想的世界里——关于任何可以设想的特征，我们总是可以说，也许这个宇宙机构是已经设计好来产生它的。
从实用主义来看，“设计”这个抽象名词是一个空弹。它不产生什么后果，也不执行什么。什么样的设计呢？什么样的设计者呢？这些才是重要问题。即使我们只求得出些近似的答案，其唯一的方法也是研究事实。同时，在事实给我们迟缓的答案以前，任何人如果坚持有一个设计者，并且深信那设计者是个神，那末由这个名词，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利益，这利益事实上同我们从“上帝”“精神”“绝对”等名词中所得到的一样。“计划”这个名词，如果被解释为只是一种理性主义者的原则，置于事物之上或事物之后，专供人们欣赏，那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把它具体化起来，变成一个有神论的东西，它便成为一个有希望的名词了。我们把它带回到经验中来，对于将来便有一个更可相信的看法。如果事物不受盲目势力而受明智势力的支配，我们就有理由希望更好的结果。这种模糊地相信将来，是在目前设计和设计者这两个名词中所能看出来的实用主义意义。但是如果“宇宙的信任”这个概念是对的而不是错的，是更好的而不是更坏的，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意义。这些名词最少会含有那么多可能的“真理”。
让我提出另外一个久经辩论的问题——自由意志的问题。多数人按照理性主义的形式相信他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它是一个原则，或加在人身上的积极能力或价值；有了它，人的尊严便莫名其 妙地增加了起来。人应该为了这个理由去相信自由意志。决定论者否认它，说个人不创造什么，只能把过去宇宙的全部推动力传给将来，人只是这个宇宙的一种极其渺小的表现。决定论者这样说是贬低了人的作用。去掉了这个创造性原则，人就不那么可羡慕的了。我想你们大半和我们一样是本能地相信自由意志的。把它作为一种尊严原则来钦慕，是和你们的忠实很有关系的。
自由意志的问题，也曾用实用主义观点去讨论过；很奇怪，辩论者双方在这问题上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解释。你们都知道在伦理学的争论中，责任问题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听见了某些人的意见以后，一个人会这样设想，他以为伦理学所指望的一切不过是一部功与过的法典而已。因此，旧时法律的和神学的影响，以及我们对罪恶和惩罚的兴趣，都潜伏在我们的意识中。应当责备“谁”呢？我们能惩罚谁呢？上帝要惩罚谁呢？这种种成见象恶梦似的笼罩着全人类宗教的历史。
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都被猛烈地抨击过，都被指为荒谬，因为在反对它们的人眼中，它们似乎不使有善行或恶行的人对他的行为负责。这是多么奇怪的矛盾呀！自由意志意味着新的事情，就是指把原来没有的移植在旧的东西上面。自由意志者说，如果我们的行为是预先就决定了的，如果我们只能传递整个过去的推动力，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得到表扬或受到谴责的呢？我们不是主要当事人而只是代理人，那末，哪里还有什么可贵的归咎与责任可言呢？
决定论者反驳说，如果我们有了自由意志，哪里还有什么归咎与责任呢？如果“自由”的行为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它不从我——以前的我而来，而是凭空而来的，并且不过是附加在我身上的，那末我——以前的我又怎能负责呢？我怎样才能有一个稳定的永久性格，长久得足以接受褒贬呢？人生好象一串珠子，内部的必然的线，给荒谬的非决定论抽掉了，就散落下来成为一颗一颗不相联系的珠子。富勒顿和麦克塔克特先生最近对这种论点主张最力。
这种论点也许是一种很好的对人的立论，否则这个论点也就怪可怜的了。且不提其他理由，我倒要问任何有“现实”感觉的人（男人、女人或孩子）难道不应该为这种尊严或责任的原则争辩而觉得惭愧吗？用它们之间的本能和效用处理社会上奖惩的事是完全可靠的。一个人做了好事，我们要表扬他，相反地，一个人做了坏事，我们就要惩罚他——这是当然的；而且并不涉及行为是基于人的原先的内在原因而产生的，还是严格地说，是新的东西的那一套的理论。使人类的伦理在“功绩”问题上兜圈子，这是一个可怜而不现实的现象——假使我们有什么功绩的话，只有上帝才知道。假定自由意志的真正的基础的确是实用主义的，但是它与过去热烈讨论过的无聊的惩罚权力无关。
自由意志的实用主义的意义，就是意味着世界有新事物，在其最深刻的本质方面和表面现象上、人们有权希望将来不会完全一样地重复过去或模仿过去。但是谁又能否认，总的说来，模仿的事实是存在着呢？每一个较小的定律都是以“自然界的一致性”为前提，但是自然界的一致性不过是近似的，有些人，对于过去世界的知识曾经产生过悲观主义（或者对世界的性格是否良好有了怀疑，如果假定这种性格为永远决定了的，那末，这种性格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的人自然会把自由意志当作改善主义的学说来欢迎它。这种改良主义最少认为改进是可能的，而决定论则使我们相信我们可能性的整个观念是人类愚昧所产生的；世界的命运全是受必然性和不可能性所支配的。
这样看来，自由意志也是一个怀抱希望的一般的宇宙学说，正如“绝对”“上帝”“精神”或“设计”等等一样。抽象地看来，这些名词都没有什么内容，都没有给我们什么图景，如果一个世界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很明显地完整而美好的，那末，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些名词哪一个也不会保留任何一点一滴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如果世界已经是一个一切全备，可以坐享其成的乐土，我觉得单是生存上的满足、纯粹的宇宙的感情和愉快，就足以使我们消除对于那些空论的兴趣。我们对于宗教的形而上学感到兴趣，乃由于我们觉得，根据经验，将来是不安全的，需要一些更可靠的保证。如果过去和现在是全善的，谁又希望将来不是也这样的呢？谁愿意有自由意志呢？谁不愿意象赫胥黎那样地说：“如果我也能象钟表那样每天上满发条，宿命地向前走，那我就宁愿不要自由了。”在一个已经是很完善的世界里，“自由”只意味着变坏的自由，谁又会头脑不清地希望这种自由呢？认为世界会必然地照现状继续下去，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就是给乐观主义的宇宙画龙点睛。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人所能提出的唯一可能的合理要求，就是事物可能变得更好些。简直用不着我说，就实际的世界而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痛感需要这种可能。
这样说来，除非自由意志是一个解救的学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正因为这样，它和其他宗教理论一样也有它的地位。那些宗教的学说都要重建古老的废墟，修葺过去的破屋。我们的心灵关闭在这个感觉经验的庭院里，总是对站在了望台上的理智说：“看守者啊！如果夜间有什么有希望的东西，请你告诉我们吧！”于是理智便把这些带有希望的话告诉了我们的心灵。
上帝、自由意志、设计等等这些名词除了这个实际意义外，再没有别的意思了。这些名词本身虽然晦涩，或者被人理智主义地理解着，但是当我们把它们带到生命的树丛中去时，那晦涩就会在那里发出光芒来照耀我们的四周。如果研究这些名词而只研究到它们的定义为止，并以为这就是知识的最后阶段，那你会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呢？那你一定会愚蠢地望着一个夸大的虚伪！“上帝是实在的，是自身存在的，是在万物之外和之上的，是必然的、唯一的、无限完善的、纯洁的、永不改变的、无量的、永恒的、智慧的，”等等——这样一个定义，又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在华丽的外衣里的这许多夸大的形容词，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只有实用主义才能把它解释成有积极意义，而它这样做是完全背弃了唯智主义者的观点的。“上帝是在他的天堂里；这世界一切都很好！”——这是你们神学的真正思想，因此，你们就无需理性主义的定义了。
为什么我们大家，理性主义者也好，实用主义者也好，不能全都承认这一点呢？实用主义并不象人们责备它那样，只把眼光放在当前实用的地方，而是也同样望着世界最遥远的前景。
试看一看所有这些终极问题的关键所在吧，试看一下，实用主义如何把向后看原理的，看认识论上的自我、上帝、因果原则、设计、自由意志，这些被认为其本身就是在事实之上的庄严高尚的东西，转移其着重点，使之向前看到事实本身。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生命本身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哲学的重心必须改变它的位置。人间事长久以来被上层以太的壮丽抛到阴暗中去了，现在必须恢复它的权利。这样转移重点意味着哲学的问题将来要降格由比以往较少抽象主义思想的人来处理，这些人有更多科学的、个性主义的风格，但并不是没有宗教的信仰的。这是“权威地位”的改变；这种改变使我们回想起新教的改革。从天主教的思想看来，新教好象是一团混乱和纠纷，无疑地实用主义在哲学中的极端理性主义者看来亦复如此。从哲学方面看来，它好象完全是无聊的东西。但是在新教国家里，生活照样进行下去，并且达到它的目的。我敢于设想，哲学上的新教也会达到同样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