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
16．工作的工具与劳动分工
很不幸，人类劳动力的繁殖力唯一可能的好处在于其木止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这看来是生命条件的关注，正如这一本性赋予人一样。劳动产品，即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过程的产品，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很久并成为这一世界的一部分。而劳动本身除了生命过程和维持生计外，什么也不关心，它甚至忘了还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存在，以致到了出世的地步。动物化劳动者受其身体生理需要的驱动，不能像技艺者使用双手、使用其原始工具那样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所以柏拉图认为劳动者和奴隶不仅受制于生活必需品，无法自由，而且木能控制其自身上的"动物"部分。一个劳动大众社会是由人类中那些出世的怪人构成的，不管他们是被其他人用暴力驱使做苦役的家奴，还是那些随心所欲地执行他们任务的自由人。
动物化劳动者的这种出世性当然完全不同于脱离公共领域的活动，这种公共性，我们发现是"善举"活动所固有的。动物化劳动者不逃离这个世界，而是与世界隔绝，以致他将自己禁烟在个人那块私人天地中，受制于满足那些他人无法与他共同参与、无法与他沟通的需要。从奴役、放逐到居家，总的来说，是前现代社会中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主要起因于人类条件本身。生命是所有动物种类生存的实质，因人"极力推崇旺盛的繁殖力"而成了人的负担，由于其他"崇高的愿望"不致如此急迫，因此生命成了人最沉重的负担，这一负担事实上是由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强加于人的。而奴役之所以成为劳动阶级的社会条件，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是生命本身的一种自然条件。
生理过程的负担消耗着每个人的寿命，这一负担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轻，直到生命结束，只有通过使用仆人才能消除这种负担。国古时奴隶的主要职能与其说是为整个社会创造出些什么东西，还不如说是承担着主人消耗的负担。奴隶劳动为什么在古代社会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人们没有发现这种劳动的无生产力和消费，其原因在于古代城邦国家主要是"消费中心'，而不像中世纪的城市主要是"生产中心"。囫但是将生活的负担从每个公民的肩头卸去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种代价绝不仅仅包括不公正地用暴力使部分仁慈博爱陷入痛苦和必需品的黑暗中。由于这一黑暗是自然的，是人类的条件固有的--当一群人试图摆脱束缚所有人的痛苦和必需品的镣铐时，只有暴力行为才是人为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完全摆脱必需品的束缚的代价就是生命本身，或确切地说，就是让别人替自己过真实的生活。在奴隶制条件下，地球上大部分人可以让别人替他使用他的感官，如希腊学者赫罗多特斯借用一句希腊俗语时所说："借助奴隶去看去听。"
从最基础的层次上来讲，获得生活资料所需付出的"辛劳"与"消费"生活资料时所获得的快乐在每个人生理循环过程中联系得如此紧密（这种循环的周期性节奏决定了人类生命的独特的和分阶段的运动），以致完全消除劳动的痛苦和辛劳不仅会剥夺人类生理过程中最自然的快乐，而且还会剥夺人类生命的生气和活力。人类的条件就是这样，痛苦与辛劳不只是一种不改变生命本身就能消除的症状，它们还是两种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生命本身加上生命受制的必需品使人们感受到了它的重要性。对大多数凡人来讲，"上帝的轻闲生活"也许是没有生活气息的生活。
相信生命的现实与相信世界的现实不是一回事。对后者的想念源于这个物质的永恒性和持久性，这一永恒性和持久性要远远超越凡人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个世界将在他残废时或死后不久马上终结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便失去了一切现实性，正如早期基督教徒一旦确信末日即将来临时便认为世界不再具有现实性那样。相反，相信生活的现实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感受生活的程度以及这种感受的重要性。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其力量又是如此之大，以致这种感受（无论是欢乐还是灾难）无论在哪里，都能使其他世俗现实相形见拙。人们经常注意到富人的生活失去了活力，远离了自然界的"好东西"，这种生活只是在讲究排场和对世界上所有的美好东西的敏感中有所得。事实是，人类在这一世界。生活的能力常常暗含着一种超越生活本身并从生命过程中摆脱出来的能力，而活力和生气只有在人们乐意承担落在自己身上的负担（即痛苦和辛劳）的程度上，才能被保存下来。
人类劳动工具的极大改进--沉默不语的机器人（有了它，技艺者就得到了动物化劳动者的帮助），它不同于"会说话的工具"--人（nstrnmentum
cocje，古时候的人们就这么称呼奴隶的），当一个人想从动物化劳动者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时，人类的行动必须对他加以统治和压迫--使得人类生活必需的双重劳动，即维持生计的辛劳与生孩子、繁衍后代的痛苦，比以往来得简单和更少痛苦。当然，这并未消除劳动的强制性和屈从于生命所需的存在的条件。但与奴隶社会（在那里，人们对必需品的"诅咒"非常厉害，因为一个奴隶的一生每天都在证实"生命就是奴役"）不同，这一条件不再充分展示，它的隐退使人更难注意并记住它，这里的一个危险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受必需品的支配，那么他就不是自由的，因为他的自由一直来自想把自己从必需品中解放出来这一完全失败的企图。尽管他的这一最强烈的解放的冲动可能真的来自他对"无效"的厌恶，但随着这一"无效"毫不费力地出现（因为它无须多大的努力），这一冲动很可能减弱。以往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以及将来原子能革命甚至更伟大的变革可能会引起这个世界的变化，但却不能改变地球上人类生命的基本条件。
能够极大地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和器械本身不是劳动的结果，而是工作的产物；这些工具与消费过程无涉，它们是"有用物体"的组成部分。无论这些工具在任何文明时代的劳动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它们都永远及不上各种工作使用的工具所发挥的最基本的那种作用。没有工具就无法工作。技艺者的出现和人造世界的形成都是随着工具和器械的发现而开始的。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工具的使用强化并扩大了人类的力量，甚至到了几乎取代人类力量的地步，正如在以下所有事例中表明地那样--在那里，自然的力量（被驯服的动物、水力、电）而不只是物质的东西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同样，这些工具也增强了动物化劳动者的自然生殖力，并生产出极其丰富的消费品。然而所有这些变化只是一种量变，从最简单的使用物品到艺术杰作的制作物的实质主要还是取决于有无立足的工具。
此外，工具在减轻生命的劳动活动中起的作用毕竟有限，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仆人提供的服务绝不是厨房里上百件厨具和地下室里的几个机器人所能取代的。对这一点的一种奇特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证明是，早在劳动工具和机器在现代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改进前的几千年，就有人预测到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曾经半羡慕半讽刺地想像自成为一种现实--"即每件工具都能按命令行事……像代达罗斯迷宫里的雕塑像，赫菲斯塔火和锻冶之神造的三脚青铜鼎（诗人说道）自觉自愿地成为神的一分子'。"然后是"纺织机梭自己纺纱，七弦竖琴自己弹琴"--后，哪些将是长久的。他继续说道：这种状况确实意味着工匠艺人不再需要人作为其助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奴是可以或缺的，因为奴隶不是用来制造东西的工具，而是生活工具，这种工具不停地消耗着他们的服务。国生产过程是一个有限的过程，工具的功能随着产品的完成也就会结束，这一点不仅可以预测而且也可以进行控制。而需要劳动的生命过程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适应这一过程的唯一的工具应该是一种永久性的装置，即与它服务的生命体一样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instrn－mentum
cocale。正因为"家庭生活使用的工具--佣人只导致了主人使用其占有"，因此它们不能被工匠的工具或器械所代替，后者产生的东西远远高于仅仅对工具的使用。
虽然工具旨在生产出完全不同于其使用的更多的东西，它对劳动来说，不具首位的重要性，但对于人类劳动过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劳动分工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劳动分工的确直接源于劳动过程，但不要把它误以为看上去相似的专业化原则，专业化原则只盛行于工作过程，它通常只适应于工作过程。工作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唯一共同点在于具备一种组织的总的原则，这一原则与工作或劳动无关，它源于严格的政治生活领域，源于个人的行动能力以及组织起来的共同行动。只有在政治组织的框架内，才会产生工作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在那里，人们木只是单纯地活着，而且还行动，齐心协力地行动。
工作专业化一般取决于完成的产品，产品的性质决定了需要什么技能，然后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技能组合在一起；而劳动分工则正相反，它假定任何活动的性质都一样，无需什么特殊技能，尽管这些活动本身无终结，但却产生一定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是以纯数量的方式加在一起的。劳动分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两个人将其劳动力加在一起，然后互相像一个人一样地行动。这种合一恰与合作相反，它表明了所有人的一致性，即每个人都相同且可以互相替代（劳动集体的形成与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劳动者以劳动力共有和可分原则而组成的社会团体，后者则可以是中世纪同业协会的古老形式或类似于现代工会类型的合作组织，其成员是按照各自特殊的技能和专业相互区别并组合在一起的）。由于没有哪一种其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的活动本身是有终结的，因此，这些活动的"自然"终结恰与"不可分工"的劳动的状况相似：要么是维持生计的简单再生产，即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要么是人类劳动力的耗尽。然而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并非最终终点，因为劳动力的耗尽只是针对个人生命过程，而非劳动力的集体生命过程而言的；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之主体是集体的劳动力，而非个人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永不枯竭是与人类的不死性相应的，因为人类的整体生命过程不受个人生死的影响。比较严重的问题看来是消费能力强加的限制，即便当集体的劳动力取代了个体劳动力，这一消费能力仍然对个人作限制。财富积累的进程，也许在"社会化的人"（他通过将所有不动产、所有堆积、储藏起来的东西变为进行消费的货币，从而摆脱了个人财产的制约，并克服了个人占有的局限）中才是无限制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根据力的取得和花费来计算财富的社会里，这或许是对人类身体新陈代谢两重性的唯一修正。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使个人消费与无限的财富积累过程协调起来。
由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仍未达到其人口的顶峰，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暂时观察一下社会可能用来克服其自身人口出生率的自然限制的方式。在那里，解决方法看来很简单。把所有备用的东西都当作消费品来加以对待，椅子或桌子就像衣服一样被迅速地消费掉，而衣服则像食品一样被迅速地消费掉。此外，这种与世上之物交往的方式对于这些东西产生的方式来说是足够的。工业革命取代了手工劳动，其结果是，现代社会的东西都成了劳动的产品，它生来就是被消费的，而不是在那里被使用的工作产品。正如工具和器械（尽管起源于工作）也经常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一样，完全适合劳动过程并与之协调的劳动分工也成了现代工作过程（即生产制造使用物品）的主要特点之一，劳动分工而非日益增长的机械化取代了以往所有工艺所需的严格的专业化。工艺只是在设计和生产模子（在它们进入大批量生产--它也取决于工具和机器--之前）时才是需要的。但是大生产如果没有劳动者取代工人，那么劳动分工取代专业化是不可能的。
工具和器械减轻了人类的痛苦和辛劳，因而也改变了与劳动相伴的紧迫的必需品曾经表现的方式。但它们并未改变必需品本身，它们只是有助于人类的感官不再那么强烈感觉那种需要。一些类似劳动产品的东西也是如此，由于数量众多，因而保存时间不久。然而，由劳动分工原则引入的与工作过程相应的现代转变却不同。在这里，工作的性质已经被改变，生产过程（虽然不生产供消费的东西）具备了劳动的性质。尽管机器迫使我们进入了一种比自然过程的循环节奏要快得多的重复过程--一这种特殊的现代快节奏使我们觉得所有的劳动都具有重复性--这种过程的重复性和无终止性本身明显无误地表明其劳动的特征。这一点在用这些劳动技术生产出来的使用性物品中表现得更明显。这些物品的充足使它们变成了消费品，无休止的消费需要保证了劳动过程的无休止性；而只有当产品不再具有使用性而越来越成为消费品，或者只有当使用的频率如此之快，以致使用品和消费品、使用品的相对耐用性和消费品的迅速耗尽性之间的客观差别几乎消失时，生产过程的无休止性才获得了保障。
由于我们需要越来越快地替换身边的东西，我们再也用不起这些东西，再也不想关心和保留这些东西固有的耐久性。可以说，我们必须消费，尽情使用我们的房子、家具和汽车，好像它们是一些会变得毫无用处的大自然中的"好东西"，如果它们不马上进入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这一永不停止的循环过程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用力打开了一些使世界及人类技能免受自然（即在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它的自然循环过程，它们既威胁人类世界的稳定，又终止这一威胁）的影响的分界线。
技艺者即世界的创造者，向往永恒性、持久性和稳定性，这一理想已经在物质的极大充裕（这是动物化劳动者的理想）面前破碎。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的社会中，因为只有劳动以及其与生俱来的繁殖力才有可能创造出丰足的物质；我们将工作变成了劳动，使之成为一个个的细小部分，直至形成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使最简单的活动也具备了一种共同的标准，以从人类的劳动力--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许是一种最具力量的自然力--中消除所有"非自然的"障碍，以及人类技艺的世俗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