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妮·维罗克，维罗克先生的遗孀，史蒂夫（已经死去，在无知的情况下去完成一项人道主义任务，被炸成了碎片，他很忠实于姐姐）的姐姐，没有跑出会客室。她是看到血流后才跑的，但那是本能的反应。在门口，她停下了，低着头发起了愣。会客室虽小，维罗克夫人仿佛觉得自己好像花费了几年时间才跑过去，站在门口，此时的她与刚才站在沙发旁边的那个她截然不同了，她当时有点眩晕，但感到异常的镇定，因为她觉得自己无牵无挂，不必负担任何责任。现在，维罗克夫人不再眩晕，思维也稳定下来了，但镇定感没有了。她害怕了。
虽说她在避免朝躺着的丈夫的那个方向看，但这不是因为她害怕的缘故。看看维罗克先生并不令人感到害怕。他看上去很舒服。此外，他已经死了。维罗克夫人不对死人抱有什么幻想。什么都救不了死人，不仅爱情不行，连仇恨都不行。死人无法伤害你，死人什么都不是。她对那个轻易就被她杀死的男人还有一种蔑视的心理。他曾经是家庭的主人，还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再后来成为了杀死她的史蒂夫的凶手。如今他在所有的方面都变得毫无价值。他比他身上的衣服、外套、靴子更没有价值，甚至他的价值比不上地面上的那顶帽子。他什么都不是了，他不值得再看一眼。他甚至不再是杀害史蒂夫的凶手。当人们来找维罗克先生的时候，屋里唯一能找到的凶手就是她本人！
她两次试着想把面纱戴好，却两次都因手在颤抖而失败了。维罗克夫人不再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身上也有责任要承担了。她害怕了。她一下子就刺死了维罗克先生。那一记猛刺，减轻了郁积起来的极度痛苦：她的喉咙中有喊叫不出的痛苦；她的眼中有流干了泪水的痛苦；她心中有因对那个人所犯的暴行感到愤慨而生的痛苦。这个男人抢走了她的男孩子，如今什么都不是了。那一记猛刺的动机很隐晦。血顺着刀柄流到了地板上，那一记猛刺已经变成了性质极为清晰的谋杀案。维罗克夫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愿深究，但她不得不对这件事刨根问底了。在那里，不见了令人不安的脸，不见了责备的愁容，不见了痛悔的场面，不见了类似于理想的东西。她隐约看到那里有个物体。定睛细看，原来是绞架。维罗克夫人害怕绞架。
她一想到绞架就害怕了。她从来没有观摩过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道情节，只是在某类故事书的木版画插图上见过，在她第一次看到的绞架插图上，竖立绞架的背景是暴风雨的黑暗，绞架用锁链和骨骼做装饰，有鸟在周围盘旋，啄食死人的眼珠。这样的插图是很可怕的。虽然维罗克夫人不是个博学的人，但她对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略有了解，她知道绞架不再以浪漫的方式竖立在阴沉的河岸边或荒凉的海角里，而是监狱的院子里。执行绞刑通常在黎明时分，谋杀犯被带到刑场，刑场周围被四面高墙包围着，就像在深渊里，场面寂静得令人感到害怕，新闻报道中总会出现“有关当局在场”这样的描述。她低头盯着地板，苦恼和羞愧使她的鼻孔微微发颤，她幻想着自己孤单地被一群陌生的戴丝绸礼帽的男人簇拥着，他们正镇定地按部就班地把绞索套在她的脖子上。绞刑？我不要！我不要！但绞刑怎样执行呢？想象无法给出如此安静的绞刑的所有细节，这增添了令她发疯的恐惧心理。报纸往往仅是在贫乏的报道的最后才提供一个带着某种感情色彩的细节。维罗克夫人记得那个细节。想到这个细节，她就感到脑袋像被火烤一样疼痛，仿佛“绞架的落差是14英尺”这几个字像烧热的铁针一样刺痛着她的脑袋。“绞架的落差是14英尺。”
这几个字还影响到了她的血肉之躯。她的喉咙出现一阵阵的痉挛，就如同在抗拒正在收紧的绞索；她非常害怕绞索猛地向上拉扯时把自己的脑袋撕掉，于是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脑袋。“绞架的落差是14英尺。”不！绝对不能上绞架。她无法忍受绞刑的痛苦。仅是想到绞刑就让她难以忍受。她无法忍受绞刑的想法。于是维罗克夫人下定决心立即离家出走，从一座大桥上投河自尽。
这次她终于戴好了面纱。她的脸上好像是戴了面具，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除了帽子上有一朵小花。她呆板地看了看屋里的钟表。她觉得钟表好像是停了。她无法相信从上次看钟表到现在只过去了两分钟的时间。这不对，钟表肯定早就停了。实际上，自她用刀猛刺之后第一口深呼吸，到她下定决心跳入泰晤士河，只过去了3分钟的时间。但维罗克夫人不相信这点。她好像听人说过，谋杀发生的时候，钟表总是停在谋杀发生的时刻，这样就能抓住谋杀犯了。她对此已经没有顾虑。“到了桥上，我就纵身一跳……”但她的行动速度很缓慢。
她痛苦地走过店铺，抓住了门把手，可没有勇气打开门。等了一会儿，她才找到打开门的勇气。这条街让她害怕，因为这条街要么带她去绞架，要么带她去跳河。她站在台阶上挣扎着向前走，双臂张开，就好像从大桥的栏杆上跳下去一样。室外的空气让她有溺水的预感；潮湿的空气包围着她，钻进她的鼻孔，滞留在她的头发上。当时天没有下雨，但每盏煤气灯都有一个因薄雾形成的黄褐色的小光晕。四轮马车已经走了，街道上很黑暗，那家马车夫吃饭的小饭馆还亮着灯，窗户上挂着窗帘，灯光映照到人行道附近的地方，形成一个散发着淡淡血红色的方块补丁。维罗克夫人艰难地向那小饭馆走去，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无依无靠的女人。她确实是无依无靠，所以她渴望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想了想，她只想到了小时工尼尔夫人。她自己不认识任何人。社会上没有人会想起她。不要盼望着寡妇维罗克夫人会忘记她的母亲。她不会的。温妮一直是个好女儿，因为她一直是个好姐姐。她的母亲一直在依靠她的支持。可她在母亲那里也得不到任何安慰和建议。如今史蒂夫已经死了，她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就断了。她不能跟那个老妇人讲这个可怕的故事。此外，母亲距离她太远了。泰晤士河仍然是她当前的目的地。维罗克夫人尽量不去想母亲。
每一步都在消耗着她的意志，似乎每一步都是她的最后一步。维罗克夫人已经走过了小饭馆那泛着红光的窗户。“一到桥上我就跳下去。”她极度顽固地对自己不断重复着。她伸手扶了一下煤气灯的灯杆，这才站稳了。“我在早晨之前是赶不到河边了。”她心想。一想到死，她就要瘫痪，这妨碍了她逃避绞架的努力。她感到自己在这条街上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我永远也走不到河边，”她想着，自语道，“他们会发现我在街上瞎逛。路途太远了。”她继续走着，在黑色面纱下喘着气。
“绞架的落差是14英尺。”
她猛地推开灯杆，又继续走起路来。但另一波的晕厥迎面而来，就好像大海里的浪潮一样，让她心灰意冷。“我永远也走不到河边，”她低声咕哝道。突然，她站住了，微微地摇晃起来，“我是永远走不到河边了。”
维罗克夫人觉得自己根本走不到距离最近的大桥上，于是想起可以逃亡国外。
这个想法来得很突然。谋杀犯逃跑了，跑到国外去了。西班牙或加利福尼亚。她脑子里还有许多地名。世界之大，是为男人们的荣耀而创造的，对维罗克夫人来说，世界仅是个巨大的空白。她不知道朝着哪个方向走。谋杀犯有朋友、关系人、帮忙者——他们有知识，而她却什么都没有。她是世界上所有谋杀犯中最孤独的。她在伦敦是孤身一人：在这座充满了奇迹和烂泥的城市里，有迷宫一样的街道和大量的路灯，此时正处在无法逃避的黑夜中，在这个黑暗深渊的底部，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是休想逃脱的。
她摇晃着又开始向前走了，心里非常害怕摔倒。刚走了几步，出乎意料地，她感到有什么很稳固的东西在支撑着她。抬起头，她看到一个男人的脸，正在近距离盯着她的面纱看。奥西彭同志不怕陌生女人，遇到醉酒的女人，他会不顾礼仪上前拉近乎。奥西彭同志对女人感兴趣。此刻他正用两只大手抱住眼前这个女人，镇定地端详着，直到他听到她微弱地说了一声“奥西彭先生”，他这才放手，这一放手几乎让她摔倒在地上。
“维罗克夫人！”他惊呼道，“你在这里！”
他认为维罗克夫人不可能喝醉，但谁也不能保证。他没有继续深究，但他不想让缘分失望，仍然想把维罗克同志的遗孀抱在怀里。他惊讶地发现，她很轻松地就接受了拥抱，甚至靠在他的胳膊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她才想脱离。奥西彭同志不想对缘分无礼，于是顺势收回了手臂。
“你还能认出我？”她断断续续地说。此刻，她已经双脚落地，稳稳地站在他的面前。
“我当然能认出你，”奥西彭非常敏捷地说，“我怕你跌倒。我最近不常见到你，所以害怕认不出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之后，就一直在想念你。”
维罗克夫人似乎没有听见这句话。“你是要来店铺？”她紧张地问道。
“是的，”奥西彭回答，“我看了报纸后马上就来了。”
实际上，奥西彭同志在布雷特街周围躲藏两个多小时，一直没敢采取大胆的行动。这位粗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是个大胆的征服者。他记得维罗克夫人从来没有对他的眼光给予过一丝鼓励。此外，他认为那店铺可能已经被警察监视了。为了不让警察夸大他的革命倾向，奥西彭同志这才没敢贸然前往。他甚至现在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与过去的爱情冒险不同，他面临着一次严肃的大行动。他不知道这次行动能捞到多少好处，也不知道为获得他的那份必须冒多么大的风险——他仅是相信自己有机会。这些困惑扫了他的兴，他只好用很冷静的语气说话，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我可以问问你想去哪里吗？”他用很谦卑的声音询问道。
“不要问我！”维罗克夫人大叫道，那暴躁的声音中带着颤抖和压抑。一想到死，她的强大的生命力就会退缩，“不要问我想去哪儿……”
奥西彭断定，虽然她很兴奋，但极为镇定。她站在他身旁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做出了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她把手伸到他的胳膊下面。他显然被这一举动震动了，这一举动还有另外一点给予他同样大小的震动，那就是她伸手的动作坚决得能让人察觉到。但这事很微妙，奥西彭同志的反应也很微妙。他甘心情愿地把她的手压在自己强壮的肋骨上。与此同时，他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推自己，便顺着那股力量向前走了。到了布雷特街的尽头，他感到自己被带着向左转。他顺从了。
街头的那家水果摊已经把照亮橙子和柠檬的耀眼灯光熄灭了，布雷特广场一片黑暗，只剩下几盏有迷雾光晕的路灯标示出那个三角地带，广场的中央立着一根灯杆，上面有一组三盏灯在亮着。这一对男女的黑色身影手挽着手沿着墙壁悄悄地走着，步履很缓慢，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还像在这个痛苦的夜晚一对无家可归的人。
“如果我说我出门就是想去找你，你会怎么说？”维罗克夫人问道，用力地紧紧夹住他的胳膊。
“我要说你找不到任何比我更愿意帮助你排忧解难的人。”奥西彭回答道，心里有一种长驱直入的感觉。事实上，他俩间的微妙情感发展如此之快，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帮我排忧解难！”维罗克夫人缓慢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
“你知道我的难处是什么吗？”她低声说道，但说话用力之大令人奇怪。
“看完晚报后10分钟，我就知道了。”奥西彭热情地解释道，“我遇到一个朋友，你也许在店里见过他一两次，我与他谈了一会儿，这时我才知道了事实真相。然后，我就朝这里走，想看看你的情况——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得无法用语言表达。”他大声地说，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奥西彭同志有个感觉是对的，没有女人能对他的表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不知道维罗克夫人之所以带着强烈的求生本能接受他的表白，部分原因是她像溺水者那样要抓紧他。对维罗克先生的遗孀而言，这位身材健壮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是个散发着光芒的生命使者。
他俩缓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维罗克夫人低声说道，声音相当微弱。
“你是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奥西彭信心十足地提醒。
“是的。”她低声地对着他凑过来的耳朵说。
“我的爱无法在你那样的女人面前隐瞒住。”他继续说。不过，他试图把自己与物质因素分离开来，比如，他对店铺生意的价值、维罗克先生留在银行里的存款。他极力强调自己只看重感情因素。在他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有点震惊。维罗克是个好人，显然是个好丈夫，每个人都能看出这点。然而，奥西彭同志不愿为了那个死人去破坏自己的运气。他态度坚决地压制住了自己对维罗克灵魂的同情，并继续说：
“我无法隐瞒我的感情，我太想你了。我敢说你能从我的眼睛中看出来，但我不想猜测感情。你总是那么冷漠……”
“你期望我做什么？”维罗克夫人突然说，“我是个受人尊敬的女人……”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仿佛是对自己说，语气中带着恶意的愤怒：“后来他把我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奥西彭没有理睬这点，而是继续说自己的事。
“我觉得他不配你，”他又开口说，把对朋友的忠诚抛到云霄之外去了，“你本该有更好的生活。”
维罗克夫人痛苦地打断他说：
“更好的生活！他骗走了我7年的生活。”
“你似乎跟他一起生活很幸福。”奥西彭试图解释自己的过去一段时间里对她的冷漠态度。“这使我在你面前感到羞怯。你似乎爱他。我感到吃惊——或者说是嫉妒。”他继续说。
“我爱他？”维罗克夫人低声地呼喊起来，语气中充满了蔑视和怒火。“你认为我爱他，认为我是他的好妻子，认为我是个受人尊敬的女人。你竟然有这样的看法！喂，汤姆……”
奥西彭听到她叫他的这个名字，竟然骄傲得浑身发抖。他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最亲近的人叫他汤姆。这是个表示友好的名字——表示要提升关系。他不知道她曾经听到别人用过这个名字。显然，她不仅听到了，而且还珍藏在记忆里——或许是心里。
“喂，汤姆！我是个年轻姑娘。我毁了。我累坏了。我有两个人要养活，而且好像我还能养更多。两个人——母亲和那孩子。那孩子更像是我的孩子，而不是母亲的。我整夜坐着把他放在我的膝盖上，楼上只有我一个人，那时我才8岁。所以，他是我的，听我说……你不明白这点，没有人明白这点。我能怎样做呢？曾经有个年轻人……”
那段与年轻屠夫的浪漫回忆，又在她的记忆里顽强地复活了，仿佛是在令人恐惧的绞刑或对死亡的反抗之前又一次看到了理想。
“当时我爱的就是那个男人，”维罗克先生的遗孀说道，“我希望他也能从我的眼神中看出爱情。他每周能挣25先令。他的父亲威胁把他赶走，如果他打算娶一个抚养着残废的母亲和一个傻弟弟的女孩。但他继续与我交往。后来，我终于有了勇气，断绝了与他的关系。我必须这样做。我非常爱他。每周只有25先令！这时出现了另一个男人——他是位好房客。女孩会怎样选择呢？我能住大街吗？他似乎很善良。总之，他想要我。我怎样抚养我的母亲和可怜的弟弟呢？我同意了。他似乎很和蔼，很大方，有钱，从来不抱怨。7年了——我给他做了7年的好妻子，他很善良、很好、很大方——他是爱我的。是的，他爱我，有时我就是这么想的——7年。我给他做了7年的妻子。可你知道你的朋友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他是个魔鬼！”
奥西彭同志听得目瞪口呆，那低声的耳语中包含着超人般的激情。温妮转过身子，双臂抱住他，他俩面对面站着，站在黑暗的、孤寂的、雾霭迷茫的布雷特广场上，这里有生命的声音都消失了，就好像是一座由沥青、砖头、死气沉沉的房屋、没有感情的石头构成的三角形深井。
“不，我不知道。”他郑重地说，样子看上去既软弱又愚蠢，他的欢愉表情被面前的这个怕绞架怕得要命的女人驱赶走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我理解了。”他笨拙地说，因为他心里正在琢磨着维罗克会对自己睡梦中的、样子安详的妻子做出何等残忍的暴行。肯定是相当恐怖的。“我理解了。”他重复说道。突然，他似乎有了灵感，脱口说道：“不幸的女人！”与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可怜的宝贝！”相比，他刚说的这句代表一种比较高等级的同情。他意识到眼前的情况有点不正常，但他仍然不愿让眼前的战利品跑掉，于是又改口说：“不幸但大胆的女人！”
他很高兴找到了那个语义差异，但除此之外他一无所获。“哈，但他现在死了。”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表达。在这句小心翼翼的惊叹语中，他加入非常显著的敌意。维罗克夫人疯狂地抓住了他的胳膊。“你猜到他死了。”她低声咕哝道，仿佛好像丈夫的死与她无关似的。“你，你猜到了我必须做的，我必须做的！”
她说这些词汇的语气飘忽不定，但包含了胜利的喜悦、焦虑的缓释、获救的感激这几种不同的感情。她的感情吸引了奥西彭的全部注意力，致使他没有很好地理解她话中的真实含义。他非常想知道她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如此的兴奋。他甚至开始推测，格林尼治公园爆炸案的潜在原因并不复杂，就是维罗克的婚姻生活不幸福。他甚至怀疑维罗克先生是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自杀手段。天啊！这能解释为什么这宗爆炸案显得那么的愚蠢和没头没脑。在目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用出来做声明。想反，维罗克和那些地位与他相当的革命分子都了解实情。维罗克开的这个大玩笑把整个欧洲、世界革命运动、警察、新闻界、独往独来的教授都愚弄了。虽然奥西彭感到惊讶，但他肯定这件事是维罗克做的！这个可怜虫！他突然想到，在维罗克夫妇中，还说不定谁是真正的魔鬼。
亚历山大·奥西彭，绰号“医生”，他总是倾向于纵容他的男性朋友。他看到维罗克夫人正挎着他的手臂。对他的女性朋友，他的想法特别实际。当他表示知道维罗克先生已经死了，为什么维罗克夫人会惊叫起来呢？维罗克先生的死已经不是猜测了，他就一点都不感到惊扰。女人说话都像疯子一样，但他想知道她了解多少底细。报纸只能告诉她基本的事实：格林尼治公园被炸碎的那个人还没有查明身份。无论维罗克的企图是什么，难以想象他会把自己的企图告诉她。这个问题让奥西彭同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停下脚步，他俩已经走完了布雷特广场的三个边，又到了布雷特街的街口了。
“你最初是怎样听到这个消息的？”他问道，他故意用一种符合当时气氛的语气，他希望身边的女人能透露点什么给他。
她猛烈地颤抖了一会儿，然后用死气沉沉的声音做了回答。
“从警察那里。总巡官来了，他说他是总巡官希特。他给我看了……”
维罗克夫人发出了哽咽声：“汤姆，他们是用铲子把他的残余碎片收集起来的。”
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欲哭无泪。这时奥西彭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警察！你是说警察已经来过了？那个总巡官希特是亲自来通知你的？”
“是的，”她用冷漠的声音回答，“他来了，就像现在你这样，他来了。我不知道，他给我看一块大衣的碎片。就这样。你知道这个吗？他说。”
“希特！希特！他来干吗？”
维罗克夫人低下了头。“没什么，他没有做什么。他走了。警察跟维罗克是一边的，”她悲痛地咕哝道，“另外还有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你是说另外还有一个巡官？”奥西彭问道，样子异常兴奋，语气就好像一个被吓坏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来了，他像个外国人。他可能是大使馆里头的人。”
奥西彭同志又被吓了一跳，几乎要瘫在地上。
“大使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什么大使馆？你说大使馆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切舍姆广场，他诅咒的人就在那里。我不知道，我不关心。”
“那家伙对你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吗？”
“我不记得了……没什么……我不关心。别问我。”她疲惫的声音恳求道。
“好吧，我不问了。”奥西彭同意，语气温和。他确实没有再问，这不仅是因为他被那恳求声音中的痛苦所打动，而且因为他感觉自己在这件晦暗的事中变成了局外人。警察！大使馆！呸！由于事情变得太复杂，他不敢冒险继续追究，害怕走入歧途，于是立即放弃所有假定和推测。他面前有个女人，绝对正在向他求爱，这是最要紧的事。没有什么能比他刚才听到的更加使他惊奇的了。突然，维罗克夫人好像从一个安宁的睡眠中惊醒了，她开始大胆地要求立即逃往欧洲大陆，但他丝毫没有发出惊叹声。他从容不迫地表示抱歉，最早一班火车要等到明天早晨，然后开始在薄雾笼罩的煤气灯下端详起她那戴着黑纱的脸。
在他的身边，她的黑色身影与黑夜融为一体，就像是用一尊黑色石头雕像的半成品。她到底知道多少情况，到底身陷警察和大使馆的乱局有多深，根本无法说清楚。但如果他要离开，不应该由他提出反对。他正急于摆脱此事。他觉得，他不应该涉足这个与警察和大使馆牵扯在一起的店铺。应该抛弃这间店铺，但店铺里还有其他东西。有存款，那可是钱啊！
“你必须找个地方把我藏到明天早晨。”她说，声音显得惊慌失措。
“亲爱的，事实是我不能把你带到我的住处去，因为我与一位朋友住在一起。”
他自己也变得惊慌失措起来。明天早晨，警察会到所有火车站站岗，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们抓住了她，她会因为某种原因不再归他所有。
“但你必须帮助我。你难道不关心我吗？你在想什么？”
她说话时情绪激动，但失望使她松开了抓紧他的双手。
双方陷入了沉默，周围仍然被薄雾笼罩，黑暗镇定地统治着布雷特广场。他俩面对面站着，没有人来打扰，甚至连流浪汉、罪犯、正在求爱的猫都不来近处打扰他俩。
“也许能找到一个安全的住处，”奥西彭最后说道，“但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亲爱的，我没有足够的钱去办这件事，我身上只有几便士。我们这些革命分子都不富裕。”
他说话时衣服口袋中就有16先令。他继续说：
“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跑——这是明天早晨的第一件事。”
她没有挪动，没有发声，奥西彭同志感到有点失落。
显然，她没有什么可贡献的。突然，她向胸部抓了一把，仿佛她的胸部出现剧烈的疼痛。
“对了，我有钱，”她喘息地说，“我有钱。我有很多钱，足够你用。汤姆！让我们离开这里吧。”
“你有多少钱？”他询问道，而且没有让她把他拉动，因为他是个谨慎的人。
“听我说，钱在我这儿。所有的钱都在我这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所有存在银行里的钱？是吗？”他问道，态度迟疑，但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惊喜。
“是的，是的！”她紧张地说，“所有的钱，我有所有的钱。”
“你是怎样得到这么多钱的？”他大为惊奇。
“他给我的。”她咕哝道，突然之间又变得顺从起来，而且浑身战栗。奥西彭同志大胆地放心了。
“为什么？那么——我们得救了。”他缓慢地说道。
她身体向前倾，投入了他的怀抱。他高兴地接受了她，她拿到了所有的钱。她的热情奔涌而出，可她的帽子显然是个障碍，她的面纱也是。他很恰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仅此而已。她没有抵抗，也没有放弃，方式是被动的，仿佛她的人只有一半有知觉。她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就从他那松弛的拥抱中摆脱出来。
“汤姆，你必须救我，”她叫嚷道，并向后退让，但仍然抓住他穿得湿漉漉的大衣的领子。“救救我。把我藏起来，别让他们抓住我。你必须先把我杀了，我自己做不到——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不是因为我害怕的缘故。”
她怪异得让人烦恼，他心想。她开始让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他开始用粗鲁的声音说话了，因为他心里正忙着想重大问题：
“你到底害怕什么？”
“你应该能猜出令我害怕的东西！”那女人大叫道。
她仿佛看到了警察来逮捕她那可怕的一幕，警察的逮捕令在她脑海里回响，这让她感到自己处境恐怖。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她竟然认为自己的语无伦次已经把真相说清楚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来的仅是思想中的只言片语。她说完自己的话，马上就感到心里宽慰，同时赋予奥西彭同志说的每句话一种特殊的含义，实际上他知道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她知道的。“你应该能猜出令我害怕的东西！”她的音调变低了。“你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猜出来，”她继续用既痛苦又阴郁的声音咕哝道，“我自杀不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你必须答应先杀死我！”她晃动着他的大衣领子，“绝不能让我活着！”
他简略地做出保证，他没有必要做承诺，但他会尽量满足她提出的条件，因为他与兴奋中的女人有缘，而且他总是会利用自己的经验去选择合适的行动，用他的智慧处理好各种情况。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正忙于用智慧解决其他问题。温妮的话不必在意，但火车时刻表有问题。英国是岛国，这点让他感到很讨厌。“这跟坐牢差不多。”他焦急地想，心里感到很为难，就好像背着个女人要爬墙一样。突然，他拍了一下脑门。他绞尽脑汁，想到在南安普敦至法国的圣马洛之间有一趟船可坐。船出海的时间在午夜，10点30分有火车。他变得愉快起来，准备动身。
“在滑铁卢站乘坐火车，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切都会好转的……怎么了？咱俩走错了路了。”他反对道。
维罗克夫人用手臂钩住他的手臂，正试图把他再次拉入布雷特街。
“我出来时忘了关门了。”她低声说，样子极为不安。
此时奥西彭同志已经对店铺和店铺里的东西不感兴趣了。他知道如何抑制自己的欲望。他正要说“那有什么关系？随它去吧”，但又止住了嘴巴。他不想为小事争吵。等到他一想到她也许在抽屉里留有现金，甚至还加快了脚步。但他的这点主动精神仍然满足不了她的极度急躁心情。
他们刚到时，店铺里显得非常黑暗。大门是开着的。维罗克夫人身体斜靠在大门上，气喘吁吁地说：
“没有人来过。看！那灯光——会客室里的灯光。”
奥西彭探头一看，看见黑暗的店铺里有微弱的灯光。
“有灯光。”他说。
“我忘了关灯。”维罗克夫人在黑纱后面无力地说。他停下脚步，想让她先进家门，但她大声叫道：“你去把灯关上，要不然我要疯了。”
他没有立即提出反对，不过他觉得她的动机很奇怪。“钱在哪里？”他问道。
“在我身上！汤姆，快！把灯熄灭……快进去！”她大叫道，并从背后抓住他的肩膀。
奥西彭同志没有想到她有这么大的力量，她还没有推他，他便跌入店铺里很远的地方。这个女人的力气之大让他吃惊，他对她的做法感到厌恶。但他没有退出店铺去斥责她，她的狂妄举动开始给他留下负面印象。
此外，现在也不是逗女人的时候。奥西彭同志在柜台的尽头一闪而过，镇定地走进会客室的玻璃门。窗户上的窗帘拉开了一些，他在旋转门把柄时，很自然地向屋里看了看。他向屋里看，没有任何意图，也没有任何好奇心。他向屋里看，就是因为他能向屋里看。他看到维罗克正在安静地躺着沙发上休息。
他的胸腔深处发出一声呐喊，还没出声就被压回去了，但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一种像猪油一样令人恶心的味道。与此同时，奥西彭同志的精神状态疯狂地向后跳了一大步。但这使得他的身体没有了精神指引，在缺乏思想的本能力的作用下依旧紧抓着门的把柄。这位粗壮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没有踉跄一下。他脸挨近玻璃，死死地盯着屋里，眼睛都凸出来了。他本想不顾一切地逃跑，但理智又回归了，理智告诉他不能松手门把柄。眼前的这一幕是什么呢？是疯狂？是噩梦？是被人施诡计欺骗了？为什么？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答案。他知道自己没有犯罪，与周围的人也无冤无仇，那种维罗克夫妇为一些神秘原因要谋杀他的想法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但这个想法在消失前却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一丝淡淡的恶心感——就是那种厌恶的感觉。此时奥西彭同志又感到一种特殊的不舒服——这次是长时间的不舒服。他瞪大眼睛看着什么。维罗克先生仍然很安静，蓄意在装睡，而他的野蛮女人正守着门——在黑暗的荒凉街道上静静地躲着。这样的恐怖安排是警察想出来对付他的吗？这种解释使他更加心虚。
但奥西彭看到了那顶礼帽，通过思考，他这才理解了眼前的这一幕。那顶礼帽是个不寻常事物，一个不吉利的东西，一个符号。黑色的礼帽，帽缘朝上，躺在沙发前的地板上，好像是随时准备着接受那些来看正在沙发上酣睡的维罗克先生的人所捐助的小钱似的。这位身材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视线从礼帽转移到了被推到一旁的桌子上，他盯着被打破的碟子看了一会儿，这时他的眼睛接受到一种白色微光的惊吓，那白色微光来自躺在沙发上的那个男人的半睁半闭的眼睛。维罗克似乎没有在睡觉，他的头微偏地看着自己的左胸。当奥西彭同志看清那把刀的手柄，他立即转身背对着玻璃门猛烈地呕吐起来。
邻街的大门猛地撞上了，吓了他一大跳。虽然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无法害他，但这栋房子却仍然可以被用作一个可怕的陷阱。此时此刻，奥西彭同志还没有对眼前的情况形成固定的概念。他一转身，大腿撞到了柜台，他痛得大叫起来。这时，门铃令人不安地喧哗起来，他感到手臂被紧紧地抱住了，一个女人冰冷的嘴唇令人毛骨悚然地靠近他的耳朵，接着吐出几个字：
“警察！他看见我了。”
他不再企图挣脱，不过，她也绝对不会放手。她抱住了他，双手在他健壮的背后紧紧绞在一起无法分离。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俩的呼吸都急促起来，胸贴着胸，艰难地呼吸着，仿佛他俩陷入一场殊死的搏斗中，但实际上他俩陷入的是极度的恐惧中。时间过得很慢。
正在巡逻的巡官看到了维罗克夫人的身影，当她正从布雷特街的另一头那条灯火通明的大街走进来，黑暗中她就是个黑影。那巡官甚至不能肯定看到的就是身影，他觉得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他走到店铺的对面，看到店铺的大门已经关上了，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执勤的巡官按照特殊指令处理这间店铺的情况，除非出现绝对的秩序混乱，否则不要干预，但要上报情况。目前还没有情况可上报，但出于责任心和良心，又看到了黑影，这位巡官走过街道，试图进入这间店铺的大门。弹簧门闩像往常一样锁上了，钥匙放在正在沙发上躺着的维罗克先生的马甲兜里。当负责任的巡官开始摇晃门的把柄的时候，奥西彭感觉到那女人冰冷的嘴唇再次爬到了他的耳朵边上：
“如果他进来，杀了我，汤姆。”
巡官走了，离开前用他的昏暗提灯照了一下橱窗，仅仅是走走形式。巡官走了好一会儿了，店铺里的那对男女仍然静静地站着喘气，胸贴着胸。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手指，手臂下垂到身体旁边。奥西彭斜靠着柜台，这位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非常需要有个扶的地方。这太可怕了。他几乎厌烦得说不出话了，最后，他痛苦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说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差点没有让我撞见那个手提该死的夜灯到这里探听情况的家伙。”
维罗克先生的遗孀静静地站在店铺的中央，态度坚决地说：
“去把灯熄灭，汤姆。那灯快让我发疯了。”
她隐约看到他拼命地表示反对。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诱使奥西彭进入会客室。他不迷信，但地板上有太多的血，礼帽周围残忍地有一大摊血。他觉得不能让自己安宁的灵魂再靠近那具死尸了——或许是为了自己脖子的安全。
“那就关闭煤气表！看，就在角落里。”
奥西彭同志健壮的身影，粗暴地走过了店铺，顺从地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处蹲了下来；虽说是顺从，但他仍然保持着风度。他紧张地摸索着——突然，在一声低沉的诅咒中，玻璃门内的灯熄灭了，接着又传来那女人喘息着发出的一声兴奋的叹息。夜晚，是男人诚实劳作的必然回报，如今终于降临到了维罗克先生身上。他是一名可靠的革命分子，被尊称为“老革命分子之一”；他是一名谦虚的社会卫士；他还是对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极有价值的间谍，在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发出的外交信函中，他的代号是“Δ”。他是法律和秩序的奴仆，为人诚实、值得信赖、做事准确、令人钦佩，但只有一个可爱的弱点：他幻想着自己正被人爱着。
周围的空气很闷热，漆黑得就如同墨水一样，奥西彭摸索着到了柜台。这时传来站在店铺中央的维罗克夫人的声音，她在做着绝望的抗争，声音在他的背后回荡。
“我不想被绞死，汤姆。我不想……”
她刚说完，奥西彭便从柜台那边警告说：“别像这样大声叫喊。”说完就陷入沉思之中。“这事是你独自干的吗？”他用沉闷的声音询问，但透露出一种熟练的镇定，这种镇定使得维罗克夫人相信他有能力保护自己，因而内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是。”她低声说道，黑暗中只能听到声音却看不见她的身影。
“不可能，”他咕哝道，“没人信。”她听到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突然，他猛地把会客室的门给锁上了。奥西彭同志把已经处于长眠状态的维罗克先生锁在了屋里，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内心的敬意或是其他的什么感情因素，而是怀疑这栋房子里可能躲着其他人。他不相信这个女人，或者说他无法判断这个惊人的世界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做的。这件怪事，起始于巡官和大使馆，谁也不知道结局会如何，也许可能有人要上绞架。这个想法把他吓坏了，既不敢信，也不敢不信。他感到害怕，因为想到自己在7点钟之后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布雷特街附近藏匿着，根本无法证明都干了什么。他对这个残忍的女人感到害怕，她把他拽入这件事中，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变成她的同谋。他对这件事发展速度之快感到害怕，这件事使他陷入了危险——他是被诱骗进来的。从他遇到她至现在，最多只有20分钟的时间。
又传来维罗克夫人那温顺、祈求可怜的声音：“汤姆，别让他们绞死我！把我带出这个国家。我要给你干活，我要做你的奴隶。我爱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除了你，谁都不会为我考虑了！”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她又陷入更深的孤寂之中。这时从那把刀的手柄处又滴答出少量的血，这给了她一种可怕的灵感——这个曾经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的大房子里的受人尊敬的女孩、受人尊敬的维罗克先生的妻子说：“我不要求你跟我结婚。”她喘息着说出这句令人羞愧的话。
黑暗中她向前走了一步，这吓坏了他。如果她再次举刀刺向他的胸口，他不会感到奇怪的。他是肯定不会抵抗的，他已经没有勇气让她后退了。但他用一种低沉的奇怪腔调说：“他睡着了吗？”
“没有，”她哭了，不过很快又继续说下去，“他没有睡着，他没有睡。他曾经告诉我什么都杀害不了他。他从我的眼皮底下把那个男孩子带走杀害了——那个可爱的、无辜的、从来不害人的孩子。听我说，他是我的。他非常轻松地躺在沙发上——在杀害了那个男孩子之后——我的男孩子。我本应该跑到街上去，不再见到他。他对我说我协助杀死了那男孩子，说完这话又对我这样说：‘过来。’汤姆，你听见了吗。在把那男孩子在脏土里炸成碎片，又伤害了我的感情之后，他竟然说：‘过来。’”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精神恍惚地重复两次说：“泥和血，泥和血。”奥西彭突然茅塞顿开。原来是那个智力有缺陷的青少年死在公园里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愚弄了周围所有的人。在极度的惊异之余，他用科学的语言惊呼道：“我的天啊，他真是个精神变态者。”
“过来。”维罗克夫人的声音再次响起了。“他以为我是谁？汤姆，告诉我。过来！我！这样说！我早就看到那把刀了，我想，如果他真是这么想我，我就过去。对，我就过去——但这次会是最后一次……带着那把刀过去。”
他极为害怕她——她是精神变态者的姐姐——她本人是谋杀犯型的精神变态者……或者是撒谎型的精神变态者。除了其他各种恐惧之外，奥西彭同志又多了一种对科学的恐惧。科学给他的恐惧是巨大的、复杂的，这种过度的恐惧让他在黑暗中显得很镇定和足智多谋，但这是假象。因为他不仅行动困难，说话也有困难，仿佛他的意志和思维有一半已经被冻僵了——没有人能看见他那张可怕的脸。他觉得自己已经半死不活了。
就在这个时候，维罗克夫人尖叫起来，尖叫声把她家一直保留的幽静给打破了。他吓得蹦起来足有一英尺高。
“汤姆，救一救我。我不想被绞死！”
他赶紧跑上前去，摸索着用手捂住了她的嘴，这才制止了她的尖叫，但他用力过猛把她撞倒了。他觉得她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腿，内心的恐惧达到了，甚至变成了一种类似于陶醉的感觉，他的脑海里涌现出许多让他感到愉快的幻觉，同时也让他患上了颤抖性谵妄症。他觉得自己看到了许多蛇，他看到那个女人像蛇一样缠着他，甩也甩不掉。她虽然不能咬死人，却代表了死亡——生命现象的忠实伴侣。
维罗克夫人已经不再那么吵吵闹闹了，就好像是火山爆发后的平静。她变得令人同情了。
“汤姆，你现在不能抛弃我。”她躺在地板上低声说道，“除非你用脚踢碎我的脑袋，我绝不离开你。”
“起来。”奥西彭说。
黑暗中，那朵小白花升高了。她已经从地板上站了起来，奥西彭很后悔自己没能早点跑到街上去。但他立即就感到这个办法不行，成功不了。她会追上的，她会大喊大叫，最后把警察引来，到时候天晓得她会说他什么。他非常害怕，害怕到了忽然产生了要在黑暗中勒死她的想法。这就使得他更加害怕！他上了她的当。他看到自己待在西班牙或意大利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过着恐惧的生活；最后，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被发现死了，胸前有一把刀——就如同维罗克先生一样。他长叹了一口气，他不敢移动。维罗克夫人此时正在安静地等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她以为他正在高兴地进行沉思默想。
突然，他用近乎自然的声音说话了。他的沉思默想结束了。
“我们走，否则会耽误火车的。”
“汤姆，我们去哪里？”她胆怯地问。维罗克夫人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了。
“先去巴黎，这是我们最好的出路……你先出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她服从了。大门被小心地打开了，传来了她压低嗓门儿发出的声音。
“街上没有人。”
奥西彭也走了出来。尽管他尽量小心翼翼，但那个破门铃在大门关上后在空荡荡的店铺里响了起来，仿佛是在无奈地告诉正在睡觉的维罗克先生，他的妻子就要永远地离开了——在他朋友的陪伴下。
不久，他俩坐上了一辆双轮双座小马车，这位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解释这次行程。他的脸色仍然苍白，眼窝深陷足有半英寸。但他似乎极有系统地考虑到了所有可能的情况。
“当我们到达火车站后，”他用令人极不舒服的单调腔调讲解道，“你必须走在我的前头，仿佛我们不认识一样。我拿到车票后，在走过你身边时塞给你。然后，你去一等舱女士候车室等待，等待离开车还有10分钟时再起身，走出候车室，我在外面等着。你先上站台，假装不认识我。或许站台有人监视情况。你单独走，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女人要做火车。我能被他们认出来，与我一起走，他们会猜维罗克夫人想逃跑。亲爱的，你能理解吗？”他最后加重语气说道。
“好，”维罗克夫人说，她紧挨着他僵硬地坐在马车上，对绞架和死亡的恐惧仍然折磨着她。“汤姆，好。”她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就好像是为赶跑那句折磨她的“绞架落差是14英尺高”一样。
奥西彭没有看着她，脸上像是一场大病之后抹了一层石膏，说：“再见，我应该有钱买今天的车票。”
维罗克夫人解开了女士内衣的吊钩，凝视着眼前的马车挡泥板，并把一个崭新的猪皮钱包交给了奥西彭。他一言不发，接过钱包，似乎将之放入胸前很深的某处。然后，他隔着大衣轻轻地拍了拍那钱包。
在完成所有这一切的过程中，他俩连一次眼色都没有交换过，就像他俩都希望抢先发现第一个目标一样。马车转过一个拐角，向大桥驶去，奥西彭这才再次开口。
“你知道钱包里有多少钱吗？”他问道，仿佛他在与坐在马耳朵之间的小精灵聊天。
“不知道。”维罗克夫人说，“他给了我，我没有数。当时我以为里面没有东西。后来……”
她动了动右手。她的这只手在一个小时之前给予了那个男人的心脏致命的一击，动一动这只手的意义重大，难怪奥西彭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故意夸张地低声说：
“我感到冷，透心冷。”
维罗克夫人凝视着她要逃跑的方向。就像蒸汽机车喷出的蒸汽一样，“绞架落差是14英尺”这几个字有节奏地挡住她的视线。透过黑面纱，她大眼睛的眼白闪着明亮的光芒，就好像是假面具女人的眼睛。
奥西彭僵硬的样子有点像个商人，或是一种奇怪的官员的表情。突然，他的说话声又能听见了，仿佛是为了说话而故意吸引人似的。
“喂！你知道不知道，你或者说他在银行开账号是用真名还是假名？”
维罗克夫人把她那张假面具转向他，大白眼珠子闪着光芒。
“用假名？”她若有所思地说。
“你务必说话要准确，”奥西彭在急速奔驰的马车上讲起了课程，“这极为重要。我要解释给你听。银行的纸币上有号码，如果银行用他的名字支付的纸币，那么当他的死讯广为人知的时候，那些纸币就能用来跟踪我们的行踪，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纸币。你有其他钱吗？”
她摇头否定。
“真的什么钱都没有了？”他顽固地问道。
“几个铜钱。”
“这种情况很危险。钱的问题需要加以特别的对待，非常特别的对待。我们可能会损失一半的钱，因为我们必须把钱拿到巴黎我知道的几个安全地点去兑换。如果是假名的情况，比如他的银行账号用了假名‘史密斯’，我们就能安全地使用这些钱了。你听懂了吗？银行不知道维罗克先生和史密斯是否是同一个人。你有没有看出准确地回答我的问题的重要性？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她镇定地说：
“我记起来了！他没有用真名在银行存款。他告诉我存款用的名字是普罗佐尔。”
“你肯定？”
“肯定。”
“你觉得银行不知道他的真名字？或银行里有人……”
她耸了耸肩。
“我怎么能知道？可能吗？汤姆？”
“不，我觉得不大可能。知道多一点情况总是好事。我们到了，你先走，走直线进入。行动要机灵。”
他留在后面，用自己的零钱付了马车费。他的详细计划开始按部就班地执行起来。维罗克夫人拿着去圣马洛的车票，进入了女士候车室。奥西彭同志走入酒吧，在7分钟里喝下了三杯热的掺水白兰地。
“喝酒驱寒。”他向酒保解释道，并友好地点头、咧着嘴微笑。然后，他走出酒吧，脸上一副酒后的喜气洋洋。他抬眼看了看钟表。时间到了，他等着她。
维罗克夫人准时出来了，戴着面纱，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黑得就跟死亡一样，帽子上有几朵便宜的白花。她走过几个正在大笑的男人，但他们的大笑只需有人说一个单词就能被停止。她的步履很懒散，她的背挺得很直。奥西彭心怀恐惧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才起步跟着走。
列车进站了，排队上火车的人很少。每年这个时候是淡季，再加上恶劣的天气，列车上只有很少的旅客。维罗克夫人缓慢地在一串空旷的车厢前走着，直到奥西彭从她的背后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
“到了。”
她上了车，而他留在站台上观望。她向前弯腰低声说：
“汤姆，出了什么事？有危险吗？”
“等一等，列车员来了。”
她看见他与一个穿制服的人在打招呼。他们谈了一会儿话。她听见列车员说“先生，很好”，并看到那人摸了一下帽子。过了一会儿，奥西彭回来了，说：“我告诉他别让其他人进入我们的车厢。”
她坐在座位上，身体向前倾。“你想得很周全……汤姆，你能救我吧？”她突然摘掉面纱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在一股痛苦的感情的催促下问道。
摘掉面纱，她的脸像岩石一样冷酷，眼睛看着前方，大大的、干涸的、无光泽的眼珠就好像是在闪光的白球上烧出了两个黑洞。
“没危险了。”他说，并用渴望得近乎全神贯注的眼神盯着她。对维罗克夫人来说，此时已经逃离了绞架，他的目光充满了力量和温柔。她被感动了——脸变得不那么僵硬恐怖。奥西彭同志像初恋情人那样凝视着情人的脸。亚历山大·奥西彭，绰号“医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本医学小册子的作者（并非正常的医学小册子），最近曾为工人俱乐部讲解卫生学的社会意义，丝毫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但他服从科学规律。他是个讲科学的人，所以用科学的眼光盯着对面的女人，而她是一名精神变态者的姐姐，她本人也是一名精神变态者——谋杀犯类型的。他盯着她，心里却像意大利农民崇拜自己的圣徒那样崇拜起了犯罪学专家龙勃罗梭。他是用科学的眼光盯着她的，他盯着她的面颊、鼻子、眼睛、耳朵……劣等！……致命！在他热情的凝视下，维罗克夫人稍微放松了心情，苍白的嘴唇微微张开了。于是他就盯着她的牙齿看……毫无疑问……这是谋杀犯的类型……奥西彭同志没有引用龙勃罗梭的犯罪灵魂学说，因为他从科学角度看不相信自己有灵魂。但他有科学精神，这使得他在火车站台上用神经混乱的、愚蠢的语言进行科学论证。
“他是个极为特别的青少年，我是说你的弟弟。研究起来最有趣，典型，完美的典型。”
他是因为害怕才说这些科学的语言的。听到这些对自己死去弟弟的赞美之词，维罗克夫人身体向前倾斜，阴沉的眼睛里闪耀起一丝光芒，就好像预示着暴风雨将要到来前的一缕阳光一样。
“他确实是个典型，”她低声说道，声音温柔，嘴唇颤抖。“汤姆，你很注意他。我很爱你这点。”
“你们两个很相像，相像得难以置信。”奥西彭继续说，借以释放内心集聚的恐惧，并掩盖等待火车开动的令人生厌的烦躁心理。“是的，他很像你。”
这些话既不感人又没同情心。但强调相似性却足以对刺激她的感情起到强大的作用。维罗克夫人先是微微哭泣，接着伸出手臂，最后号啕大哭起来。
奥西彭走进包厢，急忙把包厢的门关上，然后向车外望去，看看车站大钟上的时间。还剩下8分钟的时间，在最初3分钟里，维罗克夫人一直在猛烈地、绝望地大哭。后来，她稍微收敛了一些，虽仅是呜咽但泪流满面。她试着与自己的救命恩人说话，他是她的生命的使者。
“哦，汤姆！他如此残忍地剥夺了我的感情，我怎么会怕死呢？我怎么能这样？我真是个懦弱的人！”
她大声悲叹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她认为自己的生活缺乏优雅和魅力，过着不体面的生活，但夸耀自己有忠实的生活目的，甚至到谋杀前都是如此。人们在悲叹自己可怜的人生时，总是痛苦多，言语少，述说出真理——或者说呐喊出的真理——都是从表达虚假感情中挑选出来的掩饰性的词语。
“我怎么这样害怕死亡？汤姆，我做过努力，但我害怕。我试图自杀，但我做不到。我坚强吗？我想我遭受的苦难还不够。当你来了……”
她停顿了一下。这时她的内心感到涌上来一阵信赖和感激之情，于是边哭泣边说道：“汤姆，我要与你度过余生！”
“去坐到包厢远离站台的那一个角落里。”奥西彭焦虑地说。她等待他的救命恩人坐好，又开始新一轮的哭泣，这一轮比上一轮更加猛烈，他只好看着。他用医生的眼光进行观察，仿佛是在数她一共哭了几秒钟。他终于听到列车员的哨子声了。他感到列车移动了，他的上嘴唇不知不觉地收缩起来，牙齿都露出来了，样子非常狰狞可怕。维罗克夫人，既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感到什么，她身旁的救命恩人奥西彭静静地站着。他感觉火车越跑越快，火车发出沉重的隆隆声，与那女人的大声哭泣交织在一起。这时，他跨出两大步，蓄意地打开包厢的门，跳下了火车。
他差一点就落在站台的外面，这反映出他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才敢执行这个玩命的计划，他需要在空中把车厢的门关上，这几乎是个奇迹。他觉得自己像中了子弹的兔子一样在站台上滚了几个跟头。他被摔伤了，震晕了，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上气不接下气，但他站了起来。他很镇定，完全有能力应付围拢过来的铁路工人，他们把他围在中央。他向他们做了解释，他的语调很温和，语言很有说服力，他说妻子突然决定去法国布列塔尼看望快要死的母亲。很自然，她很伤心，他很担心她的状态，于是他就试图使她振作起来，可他确实没有发现火车已经开动了。针对有人提出“先生，你为什么不送她到南安普敦”这样的疑问，他说不行，因为年轻的妻妹在家里照顾3个小孩子，如果他不回去，妻妹肯定会害怕，而此时电报局已经关门了。他一冲动，于是就跳下了火车。“但我永远不敢再这么干了。”他总结说。周围的人都笑了，他分给大家一些零钱，然后踏着完全看不出瘸拐的阅兵步伐走出了火车站。
在火车站外面，奥西彭同志拒绝一辆招呼他的马车，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有了他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多的钱，而且花起来安全可靠。
“我能走。”他说，并向马车夫投以友好的微笑。
他能走，他也确实走了。他走过大桥，他走过了威斯敏斯特教堂，教堂的尖塔岿然不动，路灯照亮了他的黄色短发。维多利亚车站的灯光看着他走过，接着是斯隆广场，再接下来是海德公园的栏杆。奥西彭同志走上了一座大桥。桥下既黑暗又寂静的河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险恶的河水奇迹般地把静止的阴影和流动的微弱闪光混合在一起了。他站在栏杆前很长一段时间，呆呆地望着河水。钟楼发出一阵粗糙洪亮的轰鸣声，他仰起低垂的头一看，疯狂的英吉利海峡已经是12点半了。
奥西彭同志再次上路了。那天晚上，他那健壮的身影出现在这座巨大城市的郊区。此时此刻，这座庞大城市已经进入睡眠状态，睡在一块巨大的烂泥毯子上，身上盖着阴冷的薄雾。他走过没有死气沉沉的大街，消失在庞大的住宅区里，住宅区里，一排排笔直地向地平线尽头延伸的房子看不到尽头，排排房子的周围都修建了空旷马路，马路沿线竖立着一串串的煤气灯。他穿过了广场、空地、椭圆板球场、公共活动区，还走过了无名的样子单调的小街，这里居住着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残渣，他们既没有希望又懒散。他走着，突然，他转弯走入一片肮脏草地的前花园，从衣袋里掏出钥匙进入一间小脏屋子。
他穿着衣服就一头栽在床上，在床上静静地躺了整整一刻钟。然后，他突然坐了起来，盘腿坐在了床上。天空破晓了，他仍然睁着眼保持着这个姿势。这个人在毫无目标的情况下走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丝毫没有疲态，还能一动不动地保持一个姿势长达数小时。当太阳光逐渐洒在屋子里的时候，他松开了手，躺倒在枕头上。他凝视着天花板，突然，他的那双眼睛闭上了。奥西彭同志在太阳下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