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人道主义希望的假释犯米凯利斯有个女施主，她是副局长的妻子最有影响力、最高贵的朋友。这位女施主管副局长妻子叫安妮，并认为安妮是个不太聪明、毫无经验的年轻姑娘。就这样，这位女施主成了副局长的朋友，但不是妻子的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朋友都能成为他的朋友。这位女施主年轻时很早就结婚了，婚礼非常奢华。过去发生的几桩有名的风流韵事，她都一清二楚。她还认识一些大人物，她本人就是个贵妇。虽然如今年纪大了，但仍然风韵不减，因为她有一种罕见的气质能轻蔑地挑战时间的流逝，就好像时间是非常低劣的民间习俗似的。还有许多社会习俗，她也不予理睬，没有获得她的认同，原因也是不符合她的性情——要么是这些习俗让她感到无聊，要么是这些习俗妨碍她嘲笑或同情他人。她不会赞美人（这是她那异常高贵的丈夫暗中对她不满的地方之一）——第一，她总是觉得他人平庸；第二，她觉得赞美他人定会贬低自己。坦白地说，这两种情况难以被她的本性接受。她能很轻松地发表大胆的言论，因为她仅从自己的社会地位出发作判断。她做事跟说话一样无拘无束；她待人很圆滑，因为她很博爱；她的精力过人地充沛；她在展示自己优越感的时候既平静又热情；她受到有三代人无穷无尽的赞美；连她最不想见的人都赞美她是个奇妙的女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她是个聪慧的女人，具有一种高贵的简洁性，内心充满了好奇，但不像许多女人那样只喜欢流言蜚语。她非常会逗与她同时代的人开心，利用自己伟大得几乎变成历史性的社会地位把所有还活着的人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守法的和不守法的、各种职位的、有才气的、胆子大的、有运气的和没有运气的。来她别墅里的人有：王室成员、艺术家、科学家、年轻政治家、各式各样的骗子。他们各个都有光鲜的外表，却败絮其中，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木塞子一样，最适合显示水流的方向。别墅主人欢迎他们，倾听他们，质疑他们，理解他们，夸奖他们，而主人自己也获得熏陶。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想看到世界将会变成个什么样子。由于她比较务实，让她判断人和事，虽然有偏见，但很少出大错，从来没有出现过执迷不悟的现象。她的会客室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出现警察副局长与假释犯相遇的地方，而且不是为了警务的需要。有一天下午，她把米凯利斯带来，但副局长没有记得米凯利斯是谁。他以为米凯利斯一定是有杰出血统的下院议员，具有非同一般的同情心。这件事成为滑稽小报的笑柄。社会上显贵和时下声名狼藉的人，自由地相互结伴来到这位老妇人的圣堂，供她满足并非不光彩的好奇心。会见的地方几乎就是半私密的状态，在大客厅中，借着6个高大窗户的光线，有人站着，另一些坐着，人们的低语交织在一起形成低沉的嗡嗡声，在客厅的角落，镶金边褪色了的蓝色丝绸制成的屏风背后，有沙发和几把椅子，你永远不会知道将会与谁在这里偶遇。
米凯利斯过去是公众憎恶的对象。几年前，他参与一次相当疯狂的举动，企图从警用大篷车上营救几名犯人，他因这次暴行而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公众为此大为赞赏。他与几个同谋者计划先射杀拉警车的马匹，然后制服警卫。很不幸，有一名警官也被击中，死后撇下妻子和3个小孩。这位警官的死唤醒了公众对那些为国家的安全、福利、荣耀而死去的人的广泛的关注，人们表达出了对暴行的极大愤慨、对受害者的无限同情。3名主犯被判处了绞刑。米凯利斯那时还是个消瘦的年轻人，职业是锁匠，经常去夜校干活。作案那天，他和其他几个人正在撬那辆特制警车的后面，所以他不知道死人了。当他被逮捕的时候，他的一个口袋中有一大串万能钥匙，另一口袋中有一把大凿子，手里拿着撬棍；他的样子差不多就跟夜贼一样，但没有夜贼能获得这么重的判刑。警官死了，他内心也很难过，但他的阴谋也因此而失败了。他把这两种情绪都向陪审团做了说明，在拥挤的法庭上，他的良心的忏悔显得异常不圆满。法官在做判决时充满感情地评论了年轻的罪犯的堕落和无情。
由于法官的评论，他竟然莫名其妙地出了名。后来，他被释放，释放的理由更加牵强附会，因为有些人想利用他被关押这件事捞取民众的感情，这些人要么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要么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认同了这些人的做法，因为他内心里是无辜的，思想是单纯的。对他来说，个人的遭遇不重要。他像圣人一样，在信仰的沉思中丧失了自我意识。他的想法不具有说服力，推理被排除在他的思想之外。他利用不同想法之间的对立和含糊，形成一种难以被驳倒的人道主义信条。他的信条不是用于布道的，而是供他自己忏悔时使用。他做忏悔时，态度既顽强又温和，嘴唇上挂着平静的自信，他那双蓝色的眼睛会下垂，因为他要在孤寂中产生灵感，害怕看到别人的脸庞。当警察局副局长看到这位假释犯传道士的时候，他正坐在屏风后一个为他特殊设定的椅子上摆着他那极具个人特点的姿态，他令人感到可怜，因为他那不可救药的肥胖使他看上去像一艘奇形怪状的大船，而他必须像划船的奴隶一样整天拖着直到累死。他坐在老妇人沙发的旁边，说话声音温顺且平静，虽说样子像个小孩子一样忸怩，但又像小孩那样有魅力——就是那种能引发别人信赖的魅力。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点是他在那间著名的监狱的拘禁中感悟到的，因此他没有理由怀疑任何人。虽说他还没能给那个好奇的老妇人一个有关世界未来的清晰看法，但他成功地用他那不令人痛苦的信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信条具有纯粹的乐观主义性质。
在社会等级制度的两个极端都有一些冷静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想单纯。这位伟大的老妇人有她自己的单纯思想。米凯利斯的观点和信念丝毫没有能使她感到震惊，因为她总是能站在自己崇高的社会地位上看问题。确实，米凯利斯那样的男人很容易获得她的同情。她不是剥削人的资本家，她似乎超越了经济基础的制约。对人类的大苦难，她有非常大的怜悯之心，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识过。为了理解这些大苦难的残忍性，她必须把大苦难的概念转化为精神上的痛苦。副局长对老妇人和米凯利斯之间的谈话有清晰的记忆。他安静地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话有点令人激动，甚至令人感动，因为这段谈话从本质上看就是没有任何用途的，就好像是两个分隔遥远星球上的居民在进行精神交流似的。不知何故，这种奇怪的人道主义激情却需要借助人的想象力。最后，米凯利斯站了起来，接过宽宏的妇人伸出的手，在握完了手之后，又把那妇人的手放在自己那巨大的手掌里，用既友好又不令人尴尬的方式捂了捂，然后转过他像肿胀一样的背部，离开了客厅里这半私密的角落。他用安详的眼光扫视了一下周围，步履蹒跚地走过一堆一堆的客人，向远处的大门口走。看到他走过，客人们马上停止说话。当他走过一个高大、漂亮的女孩旁边的时候，他俩的目光不期相遇，他露出一丝无邪的微笑，那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他离开了房间。米凯利斯第一次露面就取得了成功——这次成功使他赢得了尊重，一声嘲笑声都没有遇到。被他打断的谈话又恢复了从前的腔调，要么严肃，要么轻松。在客厅窗户附近，站着一个四十几岁男子和两位女士，那男子的身材极好，大腿修长，样子非常活泼。他出人意料地大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想说那家伙体重18英石（相当于114公斤），可身高不到5英尺半。可怜的家伙！可怕，太可怕了。”
此时，屏风后这块私密的地方就剩下女主人和副局长了，女主人那张漂亮的老脸因沉思而显得僵硬，她心不在焉地看着副局长，似乎是在重新整理刚才谈话留下的思绪。许多男人向屏风围拢过来，这些男人蓄着灰胡须，身体结实，面带着暧昧的微笑；围拢过来的还有两位成熟的妇女，面带着主妇般的优雅和果断；其中还有一位男子更加特别，胡子剃得精光，两颊深陷，戴着旧式华丽的金边单片眼镜，眼镜上还系着宽黑色布带子。客厅里的气氛是安静且恭顺的，人们都很谨慎。过了一会儿，那贵妇人发话了，语气虽说没有怨恨，但带着某种抗议不公平时常见的恼怒：
“官方声称那人是个革命分子！这多荒谬呀。”她狠盯着副局长。副局长低声辩解道：
“也许是个不危险的革命分子。”
“不危险——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他仅是个信徒，有脾气暴躁的圣徒，”那贵妇人用坚定的语气断言，“他们竟然关了他20年，这个案子愚蠢得令人发抖。如今他们让他出来了，可他的亲人都走了或死了。他的父母死了；他准备迎娶的女孩在他蹲监狱时死了；他赖以生存的手艺也丢失了。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他还说，他在监狱里有大量的时间思考自己关心的事。这是多么好的补偿啊！如果革命者都是这样的素质，我们这些人应该给他们磕头作揖。”她继续说着，略带着嘲讽的语气。众人像往常一样把顺从的脸转向她，脸上的微笑也变得僵硬起来。“这个可怜的家伙显然无法照顾自己，有人应该照顾他一下。”
“应该劝他去接受适当的治疗，”那个活跃分子在远处用士兵一样的声音发出建议。他正处在他那个年龄身体状态的高峰期，他穿了一件双排扣长礼服，礼服的布料质地都具有弹性，就好像是穿着活生生的动物皮似的。“那人是个跛子。”他用蛮横的口气补充道。
其他人很高兴有人开了一个头，也都匆忙地咕哝着泛起同情心，譬如，“太令人吃惊了”、“恐怖”、“非常痛苦地看到”。那个戴单片眼镜的瘦男人假装文雅地说出“怪诞”这个词，他身旁的人群对选这个词的准确性都表现赞赏，相视而笑。
听完这番对话，副局长没有表达观点，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不便对假释犯发表公开言论。实际上，他同意米凯利斯的女施主恩人（他妻子的朋友）的说法，米凯利斯是个慈善的多愁善感的人，有点疯狂，总体看连苍蝇都无法伤害。当他在这桩恼人的爆炸案中听到那个假释犯的名字的时候，他意识到假释犯这回危险了，他立即回想起老妇人的痴迷状态。她对米凯利斯的仁慈非常专横，不许任何人侵犯他的自由。这是一种深刻的、安详的、深信不疑的痴迷。她不仅觉得他不会去伤害他人，而且她还这样说，因为她是个头脑混乱的专制主义者，这点在她对米凯利斯的态度上获得了进一步的证明。这就好像她被那个人的畸形的身材、坦诚幼稚的双眼、天使般的微笑给迷惑了。她几乎相信了他有关未来的理论，因为不违背她已有的偏见。在社会生活中，她不喜欢新财阀的统治，反对把工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她似乎对工业主义的呆板和无情特别厌恶。温和的米凯利斯提出人道主义不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而仅会导致现有经济体系崩溃。她不认为这样的结果有什么道德损失，其实仅是消灭了大量暴发户。这些暴发户，她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这不是因为暴发户的时代已经来临（她拒绝承认这点），而是暴发户丝毫不理解这个世界，这是暴发户外表生硬和内心乏味的基本原因。彻底消灭资本后，资本家也就消失了；资本在全球消失后（米凯利斯坚持必须在全球范围消灭资本），社会价值将不会发生改变。最后一张钱消失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会受到影响。比如，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社会地位将受影响。她把这些思想成果告诉给了副局长，她的态度既平静又无畏，因为这位老妇人已经不惧怕遭遇冷淡的可怕后果。他要求自己听这类言论时保持沉默，不予置评，这是他喜欢的处世方法。对米凯利斯的这位年迈追随者，他是有感情的，这是一份复杂的感情，比较少地源自她的声望和人格，而主要是因为他有阿谀奉承的本能。他觉得自己在这栋房子里受尊敬。她是友善的化身，她实际上很聪明，有经验的女人都这样。她使他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加顺畅，因为她慷慨地给予了他做安妮丈夫的全部权力。他的妻子是个有大量小缺点的人，既自私，又嫉妒，老妇人能对他妻子施加极好的影响。不幸，她的慈善和智慧有不通人情的一面，非常女性化，很难应付。在历尽沧桑之后，她看上去仍然是个完美的女人，而不像某些发生了变异的老女人，她们虽然穿着裙子，却变成了狡猾的、令人讨厌的老男人。她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女人——女性的特殊化身，不仅充满了温柔和坦率，还能是形形色色男人的凶猛保镖，这些男人中有传道士、幻想家、预言家、改革家，他们在她的保护下，情绪激昂地谈论着真假难辨的东西。
副局长很感激妻子和自己的这位高贵的好朋友，也就是在这种感激之下，他对罪犯米凯利斯可能的命运感到惊慌。虽然米凯利斯跟这桩爆炸案的瓜葛不大，但又可能涉嫌被捕，那么他很可能会被送回监狱，至少是要服满原刑期。他会死在监狱里，他肯定不会有活着出来的机会。副局长的此番思考，虽说并不真的表示他很仁慈，但绝对是不符合他的官方地位的。
“如果那家伙被再次抓住，”他心想，“她肯定饶不了我。”
这是个非常坦率的想法，虽然是一段内心独白，但难免不招致自我嘲讽。没有人会为保住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而去不停地幻想。他嫌弃自己的工作，觉得很无趣，但这种嫌弃逐渐地从对工作的嫌弃扩展成为对同事的嫌弃。只有当指定我们做的工作碰巧与我们的特殊兴趣似乎相符合时，我们才能尝到自欺带给我们的舒适。副局长不喜欢这份国内的工作，那份在遥远的外国做警察的工作就很有吸引力，因为那份工作能让他接触到不寻常的战斗，或者说他至少能获得户外冒险的兴奋。他真正的能力是行政管理，那份工作使他的能力与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如今，他被锁在400万人中间的一个书桌前，这使他觉得自己是命运的荒谬受害者——毫无疑问，也就是这个命运使他娶了一位对殖民地气候极为敏感的女人，除此之外，她提出一些额外限制性的条件，这进一步证明她的纤弱本性和趣味。虽然他秉持讽刺的态度评判自己的惊恐，但他没能赶走自己思维中的不正常的念头。他的自我保护本能，是相当强烈的。然而，这次在他内心里却像砸铁锤一样不断地重复着一句粗俗的坦言：“真可恶，如果恶魔希特得手，那个肥胖的家伙肯定会因窒息而死在监狱里，那么她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
他那黑色的、消瘦的背影，一动不动地站着，他脑背后的头发剪得极短，头发下面是洁白的衬衣领子，头发中闪动着根根银丝。沉默继续着，总巡官希特忍不住干咳了一声。这一声噪音产生了效果。这位有工作热情、有才干的警官听到他的上司问话了，但他的上司仍然背对着他，纹丝不动。
“你认为米凯利斯与此案有关吗？”
总巡官希特小心地做了正面回答。
“是的，先生，”他说，“我们有足够的依据。不管怎样说，他那样的人不应该逍遥法外。”
“你们需要一些能定论的证据。”对方低声评论道。
总巡官希特竖起眉毛看着那黑色的背影，那背影顽固地拦在他的理智和热情前面。
“找到足够证据给他定罪不难。”他神气十足地说道，“先生，这件事请相信我。”他补充说道，其实这句话完全是多余的，但确实是他的心里话。在他看来，最好能抓住这个人，这样就能平息公众对这个案子的怒火了。目前无法说公众是否会愤怒。当然，这取决于报纸的新闻报道。无论如何，有鉴于警察与监狱有职业协作关系，总巡官希特凭借自己的法律直觉，形成了一个符合逻辑的信念，任何法律的敌人都必须进监狱。受到这个信念的强烈影响，他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他自负地一笑，然后又重复说：
“先生，这件事请相信我。”
这句话让假装镇定的副局长实在忍耐不住了，在过去的18个月中，他隐瞒了对整个警察局和他的下属的愤怒。硬把方木棍插入圆窟窿中，这就是他每天都在遭遇的侮辱。那圆窟窿是长期形成的，一个棱角不太分明的人钻进这个圆窟窿后，只能耸一耸肩，报以感官满足后的沉默。最让他感到气愤的是要承担太多的期望。听到总巡官希特轻松的微笑，他突然转过身子，就好像被闪电击中而迅速逃离玻璃窗似的。他不仅看到对方小胡子下暗藏的扬扬自得，还在那双圆眼睛里看到了试探性目光的痕迹。毫无疑问，那目光曾经盯在他的后背上，但突然间又与他的目光相遇，由于来不及对原先的凝视状态做出调整，那目光只能嬗变为惊恐的样子，就这样他俩对视了足有一秒钟的时间。
副局长确实有做这份工作的职业素养。突然，他的猜忌心睡醒了。公平地说，对手下的警察有猜忌心是不难的（除非这些警察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半军事实体）。如果他的猜忌心确实睡眠过，那也是很短暂的为消除疲惫而做的睡眠：他调整了对总巡官希特的工作热情和能力的评价，并把所有道德信任排除在外。“他心里有鬼。”他在内心惊叫起来，这惊叫又使得他变成狂怒。他大步走到书桌前，猛地坐下。“我整天陷在这些文件堆里，”他心想，但内心充满了愤怒，“我本应该掌握所有线索，但如今我只能得到他们愿意给我的。他们可以用这些线索把我引向歧路。”
他抬起头来，把又瘦又长的脸转向他的下属，那副样子简直就是精神亢奋的堂吉诃德。
“你有什么绝招吗？”
总巡官凝视着，那一双圆眼睛一眨也不眨，就好像是在盯着罪犯一样。换在平时，在他警告完罪犯之后，罪犯会述说自己的无辜，或假装单纯，或垂头丧气。这时，他总是会一眨不眨地盯着罪犯。然而，在那职业的冷酷无情背后，隐藏着他的一丝惊讶，因为他从副局长的语气中听出一种蔑视和不耐烦的混合情绪。总巡官希特是警察局的顶天柱，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待他。他反应开始变得迟缓，就好像一个人遇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新事物一样。
“先生，你的意思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抓米凯利斯的证据？”
副局长观察着眼前这个圆脑壳的家伙：北欧海盗胡子尖已经低垂到了那个沉重下巴之下；那张滚圆、苍白的脸，因为有太多的肥肉而显得意志不够坚定；外眼角散布着精明的皱纹——副局长阴险地注视着这位既精明又受重用的警官，突然他灵机一动有了一个想法。
“我有理由相信，当你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他按捺住自己的意图用平静的口气说道，“你本不想提米凯利斯这个名字，他不是主犯，或许与本案一点关系都没有。”
“先生，有理由相信？”总巡官希特低声咕哝道，样子看上去很惊讶，而且是惊讶到了一定程度后的样子。他已经发现这件事有点微妙，这迫使掌握情况的人不敢说实话——在绝大多数与人有关的事件中，都会出现这种不敢说实话的情况，而假借的理由可能是：技巧、谨慎、明智。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位正在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在表演中，杂技场的老板从场外跑进来，开始摇晃他脚下的钢丝绳。他感到如此的背叛行为有可能使他跌下钢丝绳而摔断脖颈，这使他气愤，并在精神上产生了不安全感，用俗话说，他处境危险了。此外，他对自己的工作表现感到严重关切，因为人必须有面子，必须赢得尊重，尊重可以是在社会地位方面，也可以是在他所从事的职业方面，甚至可以是在他喜欢的闲情逸致方面。
“是的，”副局长说道，“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根本想到过米凯利斯，但你说你发现了一个大线索，这让我感到你不是很坦白。希特巡官，如果你那是个大发现，为什么你没有继续跟进？比如，你可以亲自去那个村庄调查，或派你的部下去。”
“先生，你认为我失职了吗？”总巡官问道，口气好像是在做深刻的自我检讨。其实，他当时正努力想保持自己的身体平衡，这才说出那句话，但这使他被对方抓住了弱点。副局长听到这话，皱了皱眉，认为这句话很不合时宜。
“由于你提及这个问题，”他冰冷地说，“我要告诉你这不是我的意思。”
他停了停，一双深陷的眼睛瞥了总巡官一眼，就好像是在说“你应该明白这点”。作为特警部的领头人，虽然他不能亲手去调查罪犯心中的秘密，但有窍门从下属的嘴里掏出犯罪事实。这是个特殊的本能，不能算是个缺点。这个本能是天生的。他是个天生侦探。所以，他是在无意识中选择了警察做职业。如果他生活中曾有过什么失败，他的婚姻就算是他失败的特例——而这也是天生。由于无法去海外闯荡，所以办公室就成了他物质生活的来源。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
负责特警部的副局长，现在对这桩案子越来越有兴趣，他的双肘支撑在桌子上，双腿交叉，两只骨瘦如柴的手托护着面颊这位总巡官，虽然不算是一个绝对值得打败的敌人，但至少是一个他目前有能力打败的人。不相信有威望的人，这点是副局长做侦探的看家本领。他想起了在遥远的殖民地发生的故事，有一位土著酋长，长得肥头大耳，腰缠万贯，按照传统，历届英国总督都对他加以信任，跟他做朋友，谋求他支持白人统治下的秩序和法律；然而，当他用怀疑的眼光加以考察后，他发现仅他把酋长当做朋友，别人都不。酋长并非是叛贼，在他忠诚外表下隐藏了许多危险的私心，因为他想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舒适的生活、人身安全。酋长天生口是心非，但这是危险的。他从这件事中有所领悟，他想起了总巡官希特，希特也是个高大的人（不考虑肤色有差异）。希特和酋长的眼睛不相像，嘴唇也不相像。这很奇怪。这样的怪事，不是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曾经描写过吗？华莱士在他那本著名的有关马来群岛的书中，描写了阿鲁群岛一名皮肤黝黑的裸体老土著，这位土著竟然与华莱士在英国国内的一名亲密朋友很相似。
自从副局长就职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要做一件对得起工资的事。这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我要像对待那个老酋长那样把他彻底地剖析一回。”副局长心里这样想着，眼睛却若有所思地盯着总巡官希特。
“不，那不是我的意思。”他又开口了，“毫无疑问，你是专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调整了一下语调继续说道，“你能找到指控米凯利斯的确切证据吗？我的意思是那两个嫌疑人——你肯定说是两个——他俩下火车的站距离米凯利斯现在居住的村庄不到3英里远。”
“先生，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去追查，追查像他那样的人。”总巡官说道，此时他已经恢复了镇定。副局长微微点头表示同意，这抚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警官的怨恨和惊讶。总巡官希特是个善良的人，同时也是个好丈夫、好爸爸。他总是友好待人，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他对连续几任副局长都友好相待，所以公众和部门都很信任他。这样的事，他已经经历了3次。第一位，有军人的仪表，性格粗鲁，红脸膛，白眉毛，暴躁的脾气，但很容易对付。他因年龄超限而离职。第二位，理想的绅士，不仅自己安分守己，也要求别人安分守己，辞职后在英格兰之外找到了更高的职位，由于希特巡官的贡献，他获得了荣誉勋章（这是真的）。跟他一起工作既自豪又愉快。第三位，有点像实力不明的“黑马”，18个月过去了，他仍然是部门的“黑马”。总体看，总巡官希特认为他是无害的——虽然样子古怪，但无害。如今，此人正在讲话，总巡官在表面上显得很敬重（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是工作需要），在内心里隐含着仁慈的宽容。
“米凯利斯离开伦敦去乡下前提出报告了吗？”
“先生，他报告了。”
“他在那里能干吗？”副局长继续问道，其实他知道答案。米凯利斯在乡下居住的小农舍一共有4间屋子，屋顶长满苔藓，他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痛苦地强迫自己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胸前是一张虫蛀的橡木桌子，用一只颤抖的手，歪歪斜斜地不分日夜地伏案写《囚徒自传》，这应该是一本揭示人类历史规律的书。在这栋有4间房间的小农舍里，空间有限，与世隔绝，气氛孤独，但这些条件对激发他的灵感有帮助。这里很像监狱，但从来不受打扰，因为这里没有人为了可憎的目的，迫使他遵循监狱的残暴规矩参加锻炼。他不知道太阳是否仍然在照耀大地，写作的劳累使他大汗淋漓，一股令人愉快的激情鼓励着他继续写作。这好像是在解放他的内心，让他的心灵释放到广阔的世界中去。他有虚荣心，但并不狡诈，他追求虚荣心的热情似乎命中注定的、神圣的（最初的热情是被一家出版商答应给他500镑稿费点燃的）。
“当然，信息应该越准确越好。”副局长很不坦率地强调说。
总巡官希特感到这样的要求太严格了，心中再次燃起不满，于是说乡下的警察在米凯利斯刚到时便得到了通知，一份完整的报告在几个小时后便能拿到。只需给负责人发一份电报……
总巡官希特缓慢地说着，但他心里却在思考这样说可能的后果。从他微微皱着眉头就知道他在思考，但他的思绪被对方提出的一个问题打断了。
“你发电报了吗？”
“先生，还没有。”他回答道，仿佛被问题吓了一跳。
副局长猛地舒展开双腿。这个动作非常敏捷，与他漫不经心地提出建议的方式截然不同。
“具体地讲，你认为米凯利斯与配制那颗炸弹有关联吗？”
总巡官陷入了沉思。
“这我不敢说，目前没有必要做定论。他与一些危险分子有交往。他假释后一年，便成为了红色委员会的代表。我认为这是给他的某种奖励。”
总巡官笑了，笑声中略带恼怒和蔑视。对那样的一个男人，如此的兴师动众没必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良的情绪。两年以前，一些情绪激昂的新闻记者为了发行特刊而让被释放出狱的米凯利斯成为名人，这件事至今让总巡官感到恼怒。只要涉嫌犯罪，逮捕那家伙就是完全合法的。从表面看，逮捕他，不仅合法，也有利。他的两届前任准备一眼就看出这点，但眼前这位副局长，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仿佛迷失在梦境中了。此外，除了合法和有利之外，逮捕米凯利斯还能为总巡官解决一个私人小难题，不知何故，这个小难题一直困扰着他。这个难题不仅影响他的个人的名声、生活的舒适，还影响他工作的效率。因为总巡官知道，即使米凯利斯知道这次暴行的一些情况，但肯定知道得不多，这样说很合乎道理。米凯利斯知道得很少——总巡官对此很肯定——总巡官想到了几个比米凯利斯知道情况多的人，但他觉得目前逮捕这些人不太方便，因为会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也不符合办案的规矩。然而，由于米凯利斯是前科犯，办案的规矩就不太照顾他了。不利用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很愚蠢的。那些当时带着激动的心情把米凯利斯吹上天的记者，已经愤怒得想把他毁掉了。
总巡官希特满怀信心地审视着这种可能性，他觉得这种可能性对他个人很有吸引力。在每一个已婚公民的无辜心胸中，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不愿被迫介入只有像教授那样的罪犯才占优势的疯狂暴行中，这种心理存在于潜意识中，但非常有力。在那条窄巷相遇后，总巡官心胸中的这种逆反心理就变得更加强烈了。警察与罪犯在非正常场合近身偶遇时，警察应该是有一种优越感的，可总巡官希特的那次窄巷相遇并没有给他留下令人满意的优越感，因为他的虚荣心受到了压制，那种希望压制警察的世俗喜好却正好获得了应有的满足。
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人，总巡官希特就是这个看法。不可能是人——是无人愿惹的疯狗。这不是说总巡官怕他们，正相反，总巡官早晚要抓他们。但时机未到：他打算找到合适机会再去抓他们，用办案的正规的手段有效地去抓。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现在时机不合适的理由很多，有个人方面的，也有公众方面的。这就是希特巡官当时的强烈感受，他觉得这件事目前还太隐晦，不太方便直接深入，他想从次要人物米凯利斯入手，这样可以从容地（合法地）取得好结果。他又再次开口了，仿佛这次他负责任地重新考虑了一下副局长的建议。
“炸弹。不，我无法确切地说那是颗炸弹。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但他明显涉嫌此案，这点我们能不费多少力气就搞清楚。”
此时，他看上去很严酷，透露出一股傲慢的冷漠，这副样子早就为上了档次的盗贼所熟悉和害怕。总巡官希特，虽说是个男人，却不爱笑。但他此时内心处于满意的状态，因为副局长采取了被动的姿态，副局长轻轻地咕哝道：
“你真的要沿着那个方向去调查吗？”
“先生，是的。”
“非常肯定？”
“先生，是的。这是条我们要走的正确方向。”
副局长把支持他脑袋的两只手突然抽走，考虑到他刚才的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似乎他整个人马上就会瘫痪似的。然而，他却极其敏捷地站了起来，两只跌落的拳头猛烈地砸在书桌上。
“我现在想知道，到目前为止你到底说出来多少情况。”
“到底说出来多少情况。”总巡官缓慢地重复着。
“对。截止到你被叫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这你是清楚的。”
总巡官感到自己皮肤和衣服之间的空气焦灼得令他难以忍受。这种感受他从来没有尝到过，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当然，”他以极大的谨慎态度说，“如果有不去干扰罪犯米凯利斯的理由，也许我最好就不要让乡下的警察去跟踪他。当然，我目前还找不到这样的理由。”
这番话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说完，副局长一直紧张地听着，就好像他有一种惊人的忍耐力。他的反驳丝毫没有延迟。
“你还有不知道的理由？算了，总巡官，你跟我耍小手腕极为不妥——极为不妥，也不公平，这你是知道的。你不应该让我感到像现在这样迷惑。对此我确实感到惊讶。”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圆滑地补充道：“我无须告诉你，这次谈话是完全非正式的。”
这番话根本无法使总巡官平静下来。走钢丝表演遭遇陷害的怒火依然在他胸中燃烧。他为自己是一名受信任的下属而感到骄傲，此时又被欺骗说摇晃钢丝绳绝不是为了折断他的脖颈，而是纯属疏忽大意，就好像是谁都害怕似的！副局长有来，就有走，但有价值的总巡官并非办公室里的临时现象。他不怕脖颈被折断，但很担心自己的表现被破坏，这才是他为什么怒火越烧越旺的原因。由于人的思想是自由平等的，总巡官希特的思想变得具有攻击性和预见性起来。“你呀你，”他暗自说道，此刻他那双滚圆的、习惯于左右顾盼的眼珠子盯着副局长的脸——“你呀你，你不了解本职工作，你在这个职位上干不长，我敢打赌。”
就好像是对总巡官思想的刺激性的回应，一丝类似于幽灵一样的和善微笑掠过副局长的嘴唇。他的姿态是轻松的、冷静的，但他此时正在执行另一次摇晃钢丝绳的举动。
“让我们看看你在现场的发现，总巡官。”他说道。
“这个傻子马上就要失去工作了。”总巡官头脑里继续做着预见性的推理。但他立即想到，高官即使被“赶走”，仍然有时间狠狠地踢下属的小腿肚子。想到这，他一方面仍然用传说中蛇怪的恶毒的目光盯着副局长，另一方面用冷漠的口吻说道：
“先生，我正要谈现场调查。”
“很好。你拿回了什么证据？”
总巡官已经下决心跳下钢丝绳，以绝望的坦率迎接死亡。
“我带回了一个地址，”他说道，并不慌不忙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块烧焦的深蓝衣服碎片。“这片大衣的碎片，属于那个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的人。当然，这件大衣可能不是他的，也许是偷来的。但如果你仔细看，这是不可能的。”
总巡官走到桌前，把那块深蓝色的碎布片摊在桌面上。这块碎布是他从停尸房一堆令人恶心的残余碎片中挑出来的，因为在领子下面有时能找到裁缝的名字。裁缝的名字用途并不大，但仍然值得拥有——他原以为能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但显然没有找到——在衣领下根本没有找到裁缝的名字，却在翻领下找到一块用针线仔细缝着的方形白布，上面用不褪色墨水写着一个地址。
总巡官抬起摊平碎布块的那只手。
“没有人注意到我拿走了这块布。”他说道，“我认为这样比较好，这样可以供随时出示证据所用。”
副局长从椅子上微微抬起身子，把那块布移到靠近他那一边的桌面上。他默默地看着那块布，在那块比邮票稍微大一点的布上，用不褪色墨水写着“32号”和“布雷特街”。这果真让他大吃一惊。
“实在不能理解他要在翻领下写这个，”他望着总巡官希特说道，“这是极为罕见的。”
“我曾经在一家酒店的吸烟室遇到一位老绅士，他在所有自己的衣服上都写上名字和地址，以防备意外事故和急病。”总巡官说道，“他说自己84岁了，但他看上去要年轻。他告诉我，他害怕突然失去记忆，就像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样。”
副局长提出了一个问题打破了总巡官希特对往昔的追忆，副局长想知道“布雷特街32号”的情况。总巡官被副局长用巧计追问得走入死地，于是决定不再隐瞒任何详情。如果他坚信知道太多对部门好，那么明智地保守秘密就能跟忠诚一样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有帮助。如果副局长想在这件事上捣乱，当然没人能阻拦他。但总巡官此时应该表现得爽快一些，于是简洁地回答道：
“先生，是一家商铺。”
副局长低头看着那块蓝色的碎布，等着听到更多的信息。可是他没有听到，于是他就耐心地提出一系列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他知道了维罗克先生的商业活动和模样，最后还知道名字。在问答的间歇中，副局长抬起了眼睛，发现了总巡官的面部表现。他俩相互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
总巡官说：“当然，部门没有关于那个人的记录。”
“我的前任中有谁知道你说的这些情况？”副局长问道，他把双肘放在桌面上，又把两只手合拢在脸前，就好像要祈祷似的，但就是双眼中没有虔诚的表情。
“先生，没有，肯定没有。为了什么目的呢？把那样的人展示在公众面前能有什么好处呢？有我知道他是谁就足够了，等到了对公众有用的时候再公开。”
“你认为私人占有信息的行为与你的职务相符合？”
“先生，完全符合。我认为很正常。先生，我宁愿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靠这点——我被认为是知道如何做这份工作的人。这工作就跟我的私事一样。我的一个法国警察朋友暗示我这家伙是个大使馆间谍。这份工作要靠私人友谊、私人信息、私下利用私人信息——这就是我对这份工作的看法。”
副局长暗自评论道，这知名的总巡官的下巴形状似乎受其精神状态的影响，仿佛他的崇高的职业声望就存贮在他身体的那个部位。想到这里，他就不打算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便说道：“我明白了。”然后，他再次把面颊依靠在双手上，并问道：
“好吧，如果你想保持私交，那就保持着——但你与这位大使馆间谍保持了多长时间的私交了？”
对这个机密的问题，总巡官做了机密的回答。由于回答太机密了，所以声音小得都听不见：
“远在你想来此就职之前。”
可以公开的部分就讲得更加准确了。
“我大约是7年前见到他的，当时有两位皇室成员和帝国首相来此访问。我主管他们的安全事宜，当时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是大使，他是位很神经质的绅士。市政厅宴会3天前的夜晚，他让人通知我，说他想见我一面。当时我在楼下，马车正要接两位皇室成员去看戏。我赶紧上楼，我发现男爵正在寝室里来回踱步，搓着双手，处于一种极度忧虑的状态。他让我相信他对我们警察的能力和我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但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人，此人提供了一些可以信任的秘密信息。他让我去听一听那人说什么。他立即带我到旁边的盥洗室，在那里我看到一个穿厚重大衣的人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拿着帽子和手杖。男爵用法语说‘请说话，我的朋友’，那间屋里的光线不好。他或许与那人说了大约5分钟的话。他确实给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男爵把我拉到一旁，紧张地向我夸奖他。当我再次转身的时候，那人像幽灵一样消失了。我猜那人从后面的楼梯溜走了。我没有时间去追那人，因为我必须跟着大使从楼梯下楼，查看去看戏的人是不是都安全走了。然而，我那天晚上根据那人的信息做出了安排。无论是否绝对的正确，那人的消息听上去是很严重的。很可能使我们在皇室访问伦敦那天避免一次大麻烦。
“后来，也就是在我被提升为总巡官之后的一个月时间左右，我的注意力被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吸引了，他当时正好从斯特兰德大街上的一家珠宝店出来，我觉得我在哪里曾经见到此人。我跟着他，因为我正好要去查令十字街。在查令十字街，我遇到我们的一名侦探，他正要过马路，我向他打招呼，指给他看我在追踪的那人。我要这名侦探跟踪那人几天，然后向我报告。还没有到第二天的晚上，我的侦探回来告诉我，那人在我看见他当天上午11点30分，到婚姻登记处娶了女房东的女儿，他要带着新婚妻子去马盖特，也许要去一周的时间。我们的侦探看到他们把行李放进一辆出租马车里，行李包上有一些旧的巴黎标签。不知何故，我无法忘记这人。每次我去巴黎，我都要与我在巴黎的警察朋友谈及此人。我朋友说：‘从你说的推断，我认为你说的是革命红色委员会很有名气的附庸和使者。此人自称生来就是英国人。我认为他为一家伦敦的外国使馆做间谍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听到这，我恍然大悟。此人就是那个从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的盥洗室消失的那个人。我告诉我的巴黎朋友，他说得很对。据我掌握的确凿证据，那人是个秘密间谍。后来，我们的巴黎朋友不辞劳苦地帮我搞到了那人的全部档案。我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不过，先生，我觉得你未必想知道他的历史。”
副局长摇了摇依旧被手撑着的头。“此人很有用，你与他之间的历史是当前最重要的。”他说道，边说边闭上他那疲惫的、深陷的双眼，但立即又睁开了，双眼又极大地恢复了过去的光彩。
“我们之间的交往是非正式的，”总巡官痛苦地说，“有天晚上，我去了他的店铺，告诉了他，我是谁，提醒他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仅抽搐了一下眉毛。他说，我已经结婚，如今安顿下来了，只想让自己的小本生意不被打扰。我答应他绝不打扰，只要他不从事任何暴力活动，警察不会管他的。这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只需说一句话，海关的人就会把他从巴黎和布鲁塞尔运来的包裹在多佛开包，接着加以没收，也许最后还要起诉他。”
“这种生意很不稳定，”副局长咕哝，“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生意？”
总巡官冷漠地扬起蔑视的眉毛。
“最有可能是他在这方面有关系——比如说在欧洲大陆有相关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做这类东西的买卖，他们正是他要结交的。他们都是懒汉，像他们一样，他也是个懒汉。”
“你能从向他提供的保护中获得什么呢？”
总巡官不愿详述维罗克先生的有用之处。
“除我之外，他对其他人没有什么用途。必须事前了解许多情况，才能利用像他那样的人。我能理解他提供的线索。当我需要线索的时候，他一般都能给我。”
突然，总巡官陷入了沉思中。副局长差点笑出来，因为他猛地意识到总巡官的声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这位名叫维罗克的间谍获得的。
“为了扩大利用范围，我们特警部在查令十字街和维多利亚街执勤的所有人，都接到命令，时刻留意任何与他接触的人。他经常会见初来乍到的人，以后保持联系。他似乎是受命做这些事。如果我想快点获得一个地址，我总能从他那里获得。当然，我知道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两年里，我只见过他3次。我给他留下一个不署名的字条，他便会在我指定的秘密地址处，用同样的方式留下字条。”
副局长不时以令人察觉不到的方式点着头。总巡官补充说，他认为维罗克先生不是一个深受国际革命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信赖的人，但他在那里拥有大家的好感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何时，当我觉得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总结说，“我发现他是能够向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的。”
副局长说出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他这次没有。”
“可这次我没有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总巡官汇报说，“我没有问他，他自然不会告诉我什么。他不是我们的人，他不拿我们的工资。”
“不对，”副局长咕哝道，“他是拿外国政府工资的间谍。我们绝不能向他通风报信。”
“我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工作，”总巡官理直气壮地说，“如果有必要，我要和魔鬼做交易，并承担后果。有些事不适合让所有人知道。”
“你想保密，但你的保密似乎就是不想让你部门首长知情。这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他靠那店铺过活？”
“谁——维罗克？是的。他靠店铺生活。我猜他妻子的母亲与他们一起住。”
“他的那栋房子受监视吗？”
“哎哟，没有，没有必要监视他。那些去他房子里的人受到监视，我认为他不知道我们在监视。”
“你如何解释这点？”副局长用点头示意桌子上摆着的碎布。
“我无法解释，先生。这事根本不能解释，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总巡官做出这样的坦白，就好像他的声望是建立在磐石之上似的。“无论如何，现在解释不了。我认为，与此事最有关联的是米凯利斯。”
“你这样看？”
“是的，先生。因为我知道别人都不涉及此事。”
“那个从公园逃跑的人呢？”
“我猜测那人早就跑远了。”总巡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副局长狠狠地盯着他。突然，副局长站了起来，仿佛下决心要采取什么行动了。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刻已经无法继续听取这桩奇妙案子的情况了。总巡官听到指令，他可以离开了，并于第二天早晨继续与上司磋商这桩案子。总巡官无动于衷地听着，小心谨慎地走出了房门。
无论副局长心里有什么样的计划，那计划肯定与办公室无关，因为他把办公室看作祸害，办公室不仅限制他的自由，还缺乏现实感。太不可能了，副局长突然变得浑身敏捷起来，这实在难以理解。办公室刚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立即就有力地拿起帽子，戴在头上。然后，他又坐了下去，重新把这个案子又考虑了一遍。由于他实际上已经下定了决心，所以他没有考虑太长时间。没等总巡官希特在回家的路上走太远，他也离开了办公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