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中的世界是单调乏味的。美化世界就等于是掩盖了世界的复杂本质——这实际上是要毁灭世界。孩子们，让道德学者继续这个话题吧。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不是在他们的头脑里。思想在意识中产生，但思想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并不大。历史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决定的——或者说是由经济基础的力量决定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资本家为保护财产而制定的法律为无政府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样子。那么为什么要空想呢？空想最多只能告诉我们预言家在想什么，没有任何客观价值。孩子们，这个话题留给道德学者去消遣吧。”
传道士米凯利斯是个假释犯人，此时正在用平稳的腔调说话，他说话的时候气喘吁吁，就好像胸脯的肥肉压得他不得不那样似的。
他是从一所卫生条件很好的监狱出来的，腰圆得就如同一个木桶，腆着大肚子，腮帮子又胖又白，看上去是半透明状态的，他的这副样子仿佛让人觉得在过去15年里，一个极度不公平社会的公职人员用各种增肥食物给他喂食，并把他关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窖里，而他此后竟然没有能成功地减过一盎司的肥。
据说有一位富有的老妇人把他送到玛丽亚温泉进行治疗，在三个季度的治疗期间，他赢得了极高的公众好奇心，竟然与一位国王不相上下。后来，警方命令他必须在12个月内离开，离开前不许泡温泉。如今他再也不愿去泡温泉了。
他的胳膊粗得看不见胳膊肘，更像是放在椅子背上弯曲的假肢。他用短粗的大腿支撑着前倾的身体，把一口痰吐进壁炉里。
“是的！我有时间稍微清理一下思路，”他平淡地继续说着，“社会给我大量的时间进行冥思苦想。”
在壁炉的另一边，放着一把专供维罗克夫人的母亲使用的马鬃椅子，此时卡尔·云特正坐在上面冷笑着，虽说嘴里没一颗牙，但仍然做着略带邪恶的鬼脸。这个自称是个恐怖分子的老头，是个秃子，下巴挂着一绺雪白的山羊胡子。
在他那目光暗淡的双眼里，存留着一股异乎寻常的凶险恶意。他痛苦地站了起来，向前伸出他那只因风湿病肿块而变得奇形怪状的瘦手，这让人感觉到他好像是个垂死的刺客，正在用最后一点力气做最后一击。他的另一只手拄着一根粗手杖，手杖在他身体的重压下战栗着。
“我一直有个梦想，”他恶狠狠地说，“我要组织起一帮人，他们有绝对的意志，敢于抛弃一切妨碍他们选择手段的桎梏，强大得可以坦然自称为毁灭者，浑身上下没有沾染上那种导致世界腐败的宿命的悲观主义。他们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残酷无情，包括他们自己和死亡，因为死亡就是在为正义和人类服务——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他的小秃脑袋颤抖着，也带动了那绺白色山羊胡子滑稽地抖动起来。陌生人根本听不懂他的理论。他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实际上早就是强弩之末了，他就好像一个老色鬼，表面很疯狂，但实际上已经无力勃起。他那枯萎的喉咙也很不给力，而他那无牙的牙床似乎总是在伺机捕捉他的舌尖。维罗克先生坐在屋子另一边的沙发角上，发出两声表示衷心同意的咕哝声。
这位老恐怖分子把他那颗架在精瘦脖子上的脑袋缓慢地左右摇摆着。
“可是我至今还没能找到3个这样的人。你那腐朽的悲观主义也不过如此。”他对着米凯利斯咆哮道。听到这话，米凯利斯把他那两条粗得像坐垫一样的大腿从交叉状态放开，接着又猛地塞到椅子底下，借以表示恼怒。
悲观主义者？荒谬绝伦！米凯利斯惊呼这种指责简直是无耻。他根本不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看到了私有财产的末日，他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由丑恶的私有财产内在发展规律决定的。财主们不仅要面对觉醒的无产阶级，在财主之间还有内部斗争。是的！斗争和战争是财产私有的必要条件。这是致命的。啊！他不需要激昂的热情来坚持信仰，不需要雄辩，不需要气愤，不需要摇晃红旗，不需要一轮象征性的红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去报复命中注定要灭亡的社会。他不需要这样做。冷静的理智才是他提倡的乐观主义的基础。是的，要的就是乐观主义……
这段话累得他气喘吁吁的，他停了下来，在喘了几口气后，他又继续说：
“如果我不是个乐观主义者，恐怕在过去15年里早就找到多次割喉的机会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至少我可以撞死在监牢的墙上。”
他感到气短，声音失去了活力。他的大白腮帮子看上去就像挂着的白布口袋，一动不动，连颤抖都没有。但那双蓝色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仿佛在偷看，眼睛里仍然放射出过去那样的自信和精明，但他那固定不变的视线让人感到有点疯狂，这些特质肯定是这位不屈的乐观主义分子夜晚坐在监牢里养成的。卡尔·云特站在他的前面，他戴着一顶褪了色的军帽，军帽的一条遮颈布威武地盖在他的肩上。奥西彭同志坐在壁炉前，他是个医科大学肄业生，是“无产阶级的未来”这个组织的主要传单写手。他摊开两条粗壮的大腿，把靴子后跟伸进壁炉烤火。他面色通红，一脸雀斑，一头黄色卷曲短发，塌鼻梁，嘴向外突出，简直就是个黑人模样。高颧骨的脸上有一双杏仁状的眼睛，懒洋洋地斜视着。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法兰绒衬衣，戴着一条黑色丝绸领带，外套是一件哔叽大衣，纽扣全都系上了，但领带的下端却悬挂在哔叽大衣的外面。他的头靠在椅子背上，喉结清晰可见。他抽着插着烟卷的木质烟斗，直接把烟吐向天花板。
米凯利斯继续谈自己的想法——他在隐居时产生的想法——这些想法是他当年在监牢里产生的，他的想法越积越多，就像幻想中的信念一样。他在自言自语，丝毫不顾听众的好恶，实际上是不关心有没有听众。他的这个满怀希望大声自言自语的习惯，是他在监狱里只能孤独地面对四堵白墙养成的。那监狱坐落在一条大河的旁边，看上去既恶毒又丑陋，就好像是供停放那些被社会勒死的人停尸用的巨大太平间，那太平间是由大量顽固的砖头堆砌起来，里面充满了坟墓般的寂静。
他很不善辩，不是因为他的信念被别人给辩倒了，而是因为听别人说话会痛苦地惊扰他，让他的思维处于混乱中——他的思维多年来一直处于孤独状态，比一片干燥的沙漠更加荒凉，从来没有活人来跟他争论、给予他评论，甚至连一句同意的声音都听不见。
没有人打断他的讲话，他继续坦然述说自己的信念，用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听众，就像上帝赐予人间仁慈一样：人类的物质生活透露出了人类的秘密命运；决定人类的历史和未来的是经济基础；指引人类思想发展和各种激情的思想根源……
奥西彭同志一声刺耳的大笑打断了这段长篇大论，使得传道士张口结舌，眼睛中原先的得意劲全没有了，变成了迷惑和混乱。他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仿佛是要集中精力。屋子里一阵沉默，屋里的两盏煤气灯和越来越旺的炉火使屋里的温度变得非常热。维罗克先生从沙发里站起来，不情愿地踏着沉重的步伐去打开通往厨房的门，这样能放进新鲜空气，可是这一来从屋里就能看到局外人史蒂夫。史蒂夫这时趴在柜台上画圆圈玩，他画了无数个圆圈，有同心圆，有椭圆。他画出来的圆有才气，让人感到目眩，因为画面上有错综复杂的曲线、整齐划一的格式、令人感到迷惑的交叉线，他的画让人想起宇宙混沌，这位艺术家一直在埋头作画。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背部微微颤抖着，瘦弱的脖子深深地陷入脑壳下方的空谷中，似乎随时有折断的可能。
维罗克先生虽然不喜欢史蒂夫的画，但依然感到惊奇，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又坐在沙发上。亚历山大·奥西彭穿着破旧的蓝色哔叽大衣，他站了起来，想放松一下长时间不动形成的身体僵硬，在低矮的天花板下显得他的个头很高。他闲逛到厨房（下两级台阶），站在史蒂夫背后看画。看了一会儿，他转身回来，嘴里神秘地念叨着：“非常好，非常有特点，很典型。”
“什么东西那么好？”再次回到沙发角上坐着的维罗克先生低声询问道。被问的人漫不经心地解释了自己的意思，态度很谦逊，还用头指了一下厨房。
“典型的精神变态——我是说那些画。”
奥西彭同志的绰号是“医生”，医学院的肄业生。离开学校后，浪迹于工人组织之间，讲解社会主义卫生学。写了一本貌似医学著作的书（以廉价小册子的方式分发，立即就被警察缴获了），书名叫《中产阶级的腐朽毛病》；还担任一个相当神秘的名叫“红色委员会”的特别代表，跟卡尔·云特、米凯利斯一起负责文字宣传工作。他们一起至少打通了与两家大使馆的关系，他们进出大使馆的频率高得让人难以忍耐，达到了科学允许普通人能做到的极限。“你是在说那孩子是精神变态者吧，是不是？”维罗克先生咕哝道。
“他是科学的产物。非常典型，典型的精神变态者。你只需看看他的耳垂。如果你读过龙勃罗梭的著作的话……”
维罗克先生几乎是横躺在沙发上了，面色忧郁，紧盯着自己马甲上的那排纽扣，但他面颊微微泛起红晕。最近只要稍微提到“科学”这个词（中性词且无固定含义），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弗拉基米尔先生那令人讨厌的形象，不仅栩栩如生，而且几乎神奇般的清晰。这种现象确实应该属于科学奇迹之一，这使得维罗克先生处于恐惧和气愤的精神状态下，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喜欢发毒誓，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反倒是缓过一口气的卡尔·云特说话了。
“龙勃罗梭是头笨驴。”
听了这句亵渎的话，奥西彭同志感到震惊，他用可怕的、无情的眼光盯着说话人。在卡尔·云特那瘦骨嶙峋的大脑门的阴影下，他的双眼变得暗淡无光，嘴里咕哝着什么，每说完一个词，舌头就会被咬到一次，就好像是他在生气故意要咀嚼自己的舌头一样：
“你见过这样的蠢货吗？对他来说，是罪犯就要被关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吗？那些关他的人——就是那些迫使他在监狱里的人算什么？对，这些人强制他坐牢。然而，罪名是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正在通过观察大量穷鬼、倒霉鬼的耳朵和牙齿让无耻之徒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大行其道吗？难道凭牙齿和耳朵能分辨出罪犯？他们是罪犯吗？法律能更好地判断他是否是罪犯——法律就是给罪犯打上烙印的工具，这是吃饱撑得慌的人为了对付营养不良才发明的把戏。这样的法律有什么用处？把烧红的烙铁盖在罪犯的身上难道你闻不到皮肉焦煳的气味、听不到皮肤烧焦的咝咝声吗？龙勃罗梭写的那本愚蠢的书，就是这样制造罪犯的。”
他情绪非常激动，手中的手杖和他的双腿一起颤抖起来，军帽遮阳布掩盖下的身躯却仍然保持着他传统性的挑战姿态。他似乎嗅出了社会中的暴力气息，于是他竖起耳朵听社会中各种残暴的声音。他的姿态预示着极大的力量。这位垂死的老兵当年在战场上是爆破专家——他曾经在讲演台上、秘密集会中、私人会面时都有表现。这位著名的恐怖主义分子一生中还没有亲自动过大建筑物一根手指。他既不是个活动家，也不是个口若悬河的讲演家，因为他不能煽动大量人群发动情绪激荡的运动。他怀揣着更加狡猾的目的，以鲁莽的、恶毒的阴谋家的身份参加活动，他的恶毒冲动不仅来自盲目的嫉妒、因无知而生的恼怒虚荣心、因贫困而生的痛苦，还源自一种高尚的幻觉，他坚信自己拥有气愤、怜悯、造反的正当权利。他拥有的恶毒能力此时已经相当稀少了，就如同一个过去装致命毒药的瓶子里的毒气味，这个毒药瓶已经用空了，没有多大用处了，可以被丢弃到堆放他们那个时代废物的垃圾堆里了。
假释犯传道士米凯利斯抿着嘴暧昧地笑了。为了表达自己郁闷的认同，他把那张像涂了白粉的圆脸低垂下来了。他曾经坐过监牢。他皮肤上还留着在咝咝声中打下的烙印，他轻声地咕哝道。不过，绰号“医生”的奥西彭同志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你不懂，”他轻蔑地开口说，但马上又止住了，因为他看到了威胁。两只像巨大黑洞的眼睛缓慢地转向他，并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又冲着他的声音而来。他停止了争论，微微地耸了耸肩。
史蒂夫习惯于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走来走去，他此时已经从餐桌前站起来，带着画回床上了。当他走到会客室门口的时候，他被卡尔·云特的雄辩比喻吓唬住了。画纸从他手里脱落，他死盯着那个老恐怖分子，仿佛突然看到了恐怖的伤疤、感受到了肉体的疼痛。史蒂夫知道热烙铁伤人很厉害。他恐惧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慨：那会很疼的。他咧着大嘴。
米凯利斯盯着炉火，眼睛一眨都不眨，又恢复到那种冥思苦想的孤独状态。他的乐观情绪开始从嘴唇上倾泻而出。他看出，资本主义在摇篮里就会灭亡，因为出生时身体里就带着竞争这种原则性的毒药。资本家，有大有小，大的吞并小的，不仅权力向少数人集中，生产工具也会大规模集中，生产工艺日趋完善，这是一种疯狂的自我膨胀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为无产阶级以后合法掌握权力做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米凯利斯说出了“忍耐”这个伟大的词——他吐出这个词的时候，用清澈的蓝色眼睛仰望着维罗克先生营业室的低矮天花板，让人感觉他像天使一样值得信赖。走廊里的史蒂夫变得很平静，似乎陷入了倦怠的状态。
奥西彭同志听了这话，脸都气歪了。
“那就是说做什么事都没有用了。”
“我没有这么说。”米凯利斯轻轻地抗议道。他对真理有强烈的期待，任何奇谈怪论都无法打败他。他继续低头看着炉子里火红的炭。为将来做准备是必要的，他乐于承认剧烈的革命也许会带来大变化。不过，他认为革命宣传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需要高尚的道德心。宣传造就世界的主人。必须像对待国王的教育那样仔细地对待宣传工作。做宣传工作的人，必须谨慎地推广其理念，甚至要达到小心翼翼的程度，因为我们不知道经济基础的改变对幸福、道德、理性、人类历史的影响。由于历史是生产工具决定的，不是理念，于是经济基础改变世上所有事物——譬如说，艺术、哲学、爱情，甚至于真理也在变化之中。
壁炉里的煤炭发生了一次小崩塌。米凯利斯，就是那位在监狱的荒漠中展望未来的隐士，见到这种情况，猛地站了起来。他胖得就像个吹起来的气球，此时伸出了短粗的胳膊，就好像是要拥抱自己的新世界，但留给他的只能是可怜的绝望。他拼命地喘着粗气。
“未来就像历史一样确定——奴隶制、封建制、公民社会、集体主义社会。这是规律，不是空泛的预言。”
奥西彭同志噘起了轻蔑的嘴唇，这使得他的脸形更像一个黑鬼的了。“瞎扯，”他说道，语气相当平静，“世上没有规律，也没有确定性。让教导式的宣传见鬼去吧。人们知道什么并不重要，他们知道的也不准确。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情绪状态。没有情绪，就没有行动。”
他停了停，又以相当坚决的口吻说：
“我在讲科学——科学，知道吗？维罗克，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没说什么。”坐在沙发上的维罗克先生咆哮道。刚才壁炉里发出的噪音刺激了他，他轻声地骂了一句“可恶”。
那个没牙的老恐怖分子又在唾沫星四溅地发表恶毒的言论了。
“你知道我是怎样称谓如今的经济体系吗？我称之为弱肉强食。这就是当前的经济体系所干的。他们贪婪地吞噬人们的鲜肉和鲜肉——这就是他们正在干的。”
这句话，史蒂夫全听到了，咕隆一声咽下一口吐沫，就好像大口吞食了速效毒药似的，瘫倒在厨房门口的楼梯上。
米凯利斯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他双唇紧闭，就好像用胶粘住一般，沉重的双颊也不再颤抖了。他睁大困惑的双眼四周寻找礼帽，然后戴在圆脑袋上。他弯下滚圆的腰身，从卡尔·云特削瘦的胳膊肘下和两把椅子之间溜走了。那个老恐怖分子扬起颤颤巍巍的瘦得跟鸡爪子一样的手，把他那顶黑色墨西哥宽边帽猛地拉低，遮掩起那张沟壑遍布的老脸。
他的步态缓慢，每走一步都要用手杖敲打一次地面。让他离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不时地停下脚步进行思考，最后在米凯利斯的推搡下才离开。文雅的传教士像兄弟一样扶着他的胳膊，走在他们身后的是体格粗壮的奥西彭，他双手插兜，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漆皮帽，露出他的那一绺黄头发，让人感觉他就像个刚寻欢作乐完便马上厌世的挪威水手。维罗克先生不戴帽子送客到屋外，他的大衣敞开着，眼睛看着地面。
客人走了，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锁上门，插上门闩。他对朋友们很不满。按照弗拉基米尔先生的投掷炸弹哲学，这些人似乎都变得毫无用处。维罗克先生参加革命活动从来不采取主动，宁愿做旁观者，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比较大型的集会上，他都是如此。他必须谨慎，已经40多岁了，虽说心中有愤恨，但又感到自己最珍贵的安逸和安全受到了威胁。他带着轻蔑的口气问自己，看看卡尔·云特、米凯利斯、奥西彭这帮人，他们除了空谈又能做什么呢？
维罗克先生想去关掉店铺中间的煤气灯，灯还没有关，自己却先陷入了道德反思的混乱中。借助他对这帮人脾气秉性的了解，他做出了自己的道德判断。这帮人都是懒货——就拿卡尔·云特来说吧，如今他由一位两眼昏花的老妇人照顾着，这位老妇人是他几年前从朋友那里骗来的，但他后来又多次想把她抛弃到贫民窟里去。不过，云特很幸运，虽然她多次被甩，但每次被甩后都坚持要回来。如果她不回来，就没有人帮助他在格林公园站下公共汽车了。他有个习惯，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都要在早晨去那个公园漫步。一旦这位顽强的、喜欢咆哮的老巫婆死掉，那个狂妄自大的老鬼也就此消失——暴躁的卡尔·云特的生命也就会因此而终结。在道德上，信奉乐观主义的米凯利斯也惹维罗克先生生气。米凯利斯被一位富裕的老妇人供养着，但这位老妇人最近把他送到乡下别墅住了。这位前科犯可以几天在林荫道上闲逛，借机满足自己对美味食品和懒散的需要。对奥西彭这个穷鬼来说，他什么都不要，只要世上还有几个银行里有存款的傻女孩就行。虽然维罗克先生与这几个人在气质上有共同的地方，但与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微弱量上的差异。这让他感到某种满足，因为他内心有很强的尊重他人的传统天性，他的问题是不喜欢干别人正在干的活——这种性格缺陷是大部分有社会地位的改革家所共有的。原因是显然的，人是不会反对已有的利益和机会的，但会反对为维持这些好处所必须付出的道德代价、自我约束、烦恼。大部分革命家都是纪律的敌人，他们最讨厌干重活。人性的弱点也牵扯进来，他们觉得维持社会地位的代价太大、令人讨厌、压迫人、令人烦恼、羞辱人、有勒索的嫌疑、不可容忍。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盲目追求者。剩下的革命家是为了虚荣而投入社会革命，虚荣是高贵和丑陋幻觉的根源。诗人、改革家、骗子、预言家、煽动家都以虚荣为伴。
在混乱的冥思苦想中挣扎了整整一分钟之后，维罗克先生仍然没有能理解这些抽象概念的深刻含义。也许他根本就理解不了。无论如何，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的思路突然被中断了，因为他想起了他的另一位合伙人弗拉基米尔先生，由于他俩在道德上有微妙的类似性，所以他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他认为弗拉基米尔先生是个危险的人。一片嫉妒的阴影爬入他的思绪。那几个同伴可以闲荡，因为他们不仅是不接触弗拉基米尔先生，而且有女人可以依靠，他却不同，他有一个女人要养……
这时，维罗克先生猛然想起今晚总该要去睡觉，不是现在，也会是今晚其他什么时候。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去睡觉呢？他叹了一口气。正常情况下，他这个年龄和性格的人，睡觉是个令人愉快的事，但对他来说并不是这样。他害怕失眠，失眠的征兆已经出现了。他举起了手，关上了头顶的煤气灯。
一道亮光从会客室的门缝中照亮了一部分柜台。这道光使维罗克先生看清了钱柜里银币的数量。只有很少的几枚，这是他自开店以来第一次看看店铺的商业价值。店铺的商业情况很不妙，这说明他没有什么商业理由继续做这份买卖了。他是凭着直觉才选这份特别的买卖的，因为他听说不正当的交易才容易赚钱。此外，他仍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即有警察监督的领域。这样他不仅因为干这一行而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还与一些不谨慎的警察保持着私下的联系，这给予他一种特殊的好处。但这份生意无法让他维持生计。
他从抽屉里把现金箱拿出来，想转身离开店铺，这时他发现史蒂夫还在楼下。
他在这里干什么？维罗克先生暗自问道。这样古怪的行为有何意义？他疑惑地看着妻弟，但没有继续追问。维罗克先生与史蒂夫的交流非常有限，仅限于早餐后的几句随便咕哝，比如，“我的靴子”这句话不是命令或请求，而就是随意说出了一句话。跟史蒂夫没有话说，这使维罗克先生也感到有些奇怪。他站在会客室的中间，默默地看着厨房。他不知道自己如果说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养活这家伙的时候，同样也感到很奇怪。他从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史蒂夫需要自己养活的事实。
他确实不知道如何与这个少年进行谈话。他看到史蒂夫在厨房里一边做手势一边还自言自语。史蒂夫围着桌子转，就像笼子里的动物一样。维罗克先生试着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最好该去睡觉了？”但这句话毫无效果。于是他放弃再去对妻弟的行为进行困难的猜测，拿着现金箱，小心地走过会客室。他爬楼梯，感到一阵疲乏，但原因竟然是纯粹精神上的，这个特点他无法解释，于是自己变得很惊诧起来。他希望自己不是真病了，于是走到漆黑的楼梯平台，以便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但黑暗中不断有鼾声传来，惊扰了他的感觉，这鼾声来自岳母的房间。另一个要供养的人，他想到了这点——想着想着，他走进了卧室。
床边桌上的油灯点到了最亮，油灯下维罗克先生夫人睡着了（楼上没有煤气灯）。灯罩下的灯光非常明亮，灯光下能看见她的头深深陷入白色枕头之中，她双眼紧闭着，头上梳着几条为晚上睡觉编成的辫子。她醒来了，因为有人在耳边叫她的名字。她看见丈夫正俯视着她。
“温妮！温妮！”
最初，她没有动，非常安静地躺着，看着维罗克先生手中的现金箱。不过，当她听说她的弟弟正在“楼下乱蹦乱跳”的时候，她猛地转身坐在了床边。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布睡衣，领子和袖子都是紧扣着，两只光脚丫就像从睡衣里钻出来似的。她一边弯腰在地毯上摸拖鞋，一边仰着头看着丈夫的脸。
“我不知道如何管他，”维罗克先生粗暴地解释道，“不要让他一个人开着灯在楼下。”
她什么话都没有说，小跑着穿过房间，白睡衣在门口消失了，接着房门也关上了。
维罗克先生把现金箱放在床头桌上，开始脱衣服，他把脱下来的大衣丢到远处的椅子上，接着是正装和马甲。他穿着袜子在房间里徘徊起来，他双手紧张地放在咽喉处，粗壮的身体来回反映在妻子衣柜的长条镜上。又过了一会儿，他把副裤子背带从肩上松下来，使劲拉起百叶窗。他把额头靠着冰冷的窗户——薄薄的一片玻璃把他和冰冷、漆黑、潮湿、泥泞、荒凉的黑夜分隔开来，那黑夜中躲藏着诸如砖头、石板、石头等对人充满敌意的东西。
维罗克先生感到门外所有的东西都不友好，带着一股令人身体感到痛苦的力量。没有什么职业比当警察暗探更令人彻底失望的了。这就好像是你的坐骑在一片干枯的荒野上倒地而亡一样。维罗克先生能想到这个比喻，是因为他曾经在军队里骑过好几匹马。如今，他感觉自己就要垮掉了。前途就像他面前的这扇玻璃窗一样黑暗。突然，弗拉基米尔先生那张光润的、诙谐的、面色粉嫩的脸出现在面前这片可怕的黑暗中。
这幅神采奕奕的残破幻象，看上去不仅非常真实，还非常恐怖，吓得维罗克先生想立即远离窗户，他咔嚓一声猛地拉下了百叶窗。就在幻觉给他造成的惊慌失措还未散去的时候，他看到妻子回到了屋里，平静地上床睡觉了，妻子这种镇静的态度让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异常孤独。看到他仍然没有睡，维罗克夫人感到很惊讶。“我感觉不舒服。”他低声说道，并把手放在潮湿的额头。
“头晕吗？”
“是的。感觉很不好。”
维罗克夫人像一位很有经验的家庭主妇似的分析了病因，并提出常用药方。但她的丈夫站在屋子中间，沮丧地摇着低垂的头。
“你站在那里会受凉的。”她看着他说。
维罗克先生做了一番努力，脱完了衣服，躺在了床上。楼下很寂静，狭窄的街道上出现一串有规则的脚步声，向他们的房子走来。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逐渐消失了，那脚步声既从容不迫，又很坚定，就好像那人是在漆黑的夜里从一盏煤气灯走到另一盏煤气灯，准备没完没了地走下去。楼梯平台上那台破旧时钟发出了催眠一样的嘀嗒声，远在卧室里都能听得见。
维罗克夫人平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说道：
“今天收入很少。”
维罗克先生，同样平躺着，清了清喉咙，就好像是要做重要发言似的，但最后仅是问道：
“你关楼下的煤气灯了吗？”
“关了。”维罗克夫人简短地回答道。沉默了3次钟表的嘀嗒声后，她接着咕哝道，“那可怜的孩子今晚很兴奋。”
维罗克先生不关心史蒂夫是否兴奋，但他难以入睡，他预感待油灯熄灭后即将到来的是可怕的黑暗和寂静。这种恐惧心理迫使他想说点什么，于是他说史蒂夫不听他提出的上床睡觉的劝告。维罗克夫人不知是计，开始漫长的辩解，想向丈夫证明这不是一种“轻率”的行为，而仅是“兴奋”。她声称，伦敦像史蒂夫这样听话的孩子根本没有。只要大人不打扰可怜的史蒂夫，他会变得更加可爱，甚至更加有用。维罗克夫人转身面对着睡不着的丈夫，用胳膊肘支撑身体俯视着他，面带焦虑地央求他相信史蒂夫是个有用的家庭成员。那种她在孩童时期为保护另一个孩子形成的病态热情，此时让她那憔悴的面颊泛起微微的红晕，她那对大眼睛在黑眼皮下闪着微光。这时的维罗克夫人显得更加年轻了，又回到了过去温妮那副样子了，但比贝尔格莱维亚大厦时期绅士房客面前的温妮更加具有活力。维罗克先生由于心里很焦虑，所有没有注意听妻子都说了些什么。妻子的话好像是在厚厚的墙那边说的。当他看到身旁的妻子时，他才恢复了理智。
他欣赏身边的这个女人，这种欣赏的情感，在受到一种类似于激情的刺激后，使他的精神变得更加痛苦。等她不说话了，他艰难地说：
“最近几天我感觉很不好。”
他这样说很可能是想开个头，然后完成他俩间的私生活。但维罗克夫人又躺回枕头上了，眼睛看着上方，继续说道：
“那孩子听到很多你们的谈话。如果我知道他们今晚来，我就会让他上床睡觉去。他听到吃人肉喝人血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谈论这些东西有何好处？”
她的语气中有一丝蔑视。维罗克先生这时才真正开始应答。
“问卡尔·云特去。”他野蛮地咆哮道。
维罗克夫人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出：“卡尔·云特是个令人恶心的老鬼。”她明确说自己喜欢米凯利斯。对健壮的奥西彭，她没有说什么，因为只要他一出现，她总是感到很不自然，只能表现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态度。接着，她继续谈弟弟的事，弟弟多年以来一直是她担心和害怕的根源：
“他不适合听你们说的。他认为你们说的是真的。他不太懂事。他太用感情了。”
维罗克先生没有说话。
“我到了楼下的时候，他死盯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他的心跳得像打鼓。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我叫醒了妈妈，请妈妈陪他睡觉。这不是他的错。不惹他，他不会这样。”
维罗克先生没有说话。
“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去上学，”维罗克夫人突然又开口说话了，“他总是拿走橱窗里的报纸看。他看报太认真，看得面红耳赤。我们每个月卖不出去十几份报纸。旧报纸只会占橱窗里的空间。奥西彭每周都拿来一叠‘无产阶级的未来’宣传小册子，每本只能卖半便士。花半便士给我一叠，我都不要。内容太无聊——真是太无聊了，没有人买。有一天，史蒂夫拿了一本，里面有个故事说有一个德国军官把一名新兵的半个耳朵扯下来，还没有受惩罚。太野蛮了！那天下午，我都没有办法对付史蒂夫。那故事让人热血沸腾。但印刷这类东西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是德国的奴隶。这跟我们无关——对不对？”
维罗克先生没有回答。
“我必须从那孩子手里把雕刻刀拿走，”维罗克夫人继续说，这时她也有些困意了。“他叫喊着，又跺脚，又哭泣。他受不了残酷。他如果遇见那个德国军官，他会像杀猪一样杀死那名德国军官的。这是真的。有些人不值得怜悯。”维罗克夫人的声音停止了。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说话，她的眼神变得僵硬，越来越像是陷入沉思。“亲爱的，舒服点了吗？”她用微弱的声音问道，那声音好像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能关灯了吗？”
维罗克先生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他没有做出回答。他内心对黑暗有一种绝望般的恐惧。他极力想说点什么。
“熄灯吧。”他最后用沉闷的声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