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本书的译者之前，我先做了它的读者。我想，用“魅力”一词来形容它永远新鲜，且有吸引力恐怕不大合适，因为，面对它的透彻深邃，它的清新纯朴，它的深情款款，它的柔和谦卑，“魅力”一词，显得那么苍白虚弱，恨不得落荒而逃。这本书不仅让人不忍释卷，每当重新读过，它总能再一次触开人们内心休眠的某部分意识，让你重新审视这个世界，重新审视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自己，你的存在，以及你和造物主的关系。当你愿意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时候，痛苦的奥秘便悄然向你开启。这正是作者通过这本书对我们的引导。
一个人在面对痛苦时，往往喜欢向外看，看环境，看命运，看别人，巴不得可以借此亲手解开痛苦的谜团，却徒劳无功。然而，作者要我们学习向上看——仰望宇宙的主宰，同时向内看——透视自我。
作者C.S.路易斯是牛津和剑桥大学著名的文学学者和批评家，被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他还是广受好评的奇幻小说及儿童文学作家，无奈，如今人们太过热衷于谈论他的《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以至于忽略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基督教神学作家。然而，本书绝不是一个生活安逸的著名学者的冷眼旁观，因为，一个从未经历过痛苦的人没有愿望也没有资格去诠释痛苦的奥秘。
1898年11月29日，路易斯出生于贝尔法斯特东部郊区，父母为他取名为克莱夫·斯特普尔斯·路易斯，他是家中的幼子，上面有一个哥哥。父亲阿尔伯特·路易斯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北爱尔兰的乌尔斯特人，祖先来自英国威尔士，他性情乖戾，为人严苛，把事业看得比妻儿重要。母亲弗洛拉·奥古斯塔·汉密尔顿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1885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获得数学和逻辑学学位，她具有法国血统，脾气温和，活泼，做事别出心裁。她喜欢编织，总是那么令人愉快，称丈夫为“我亲爱的老熊”。1905年4月，路易斯一家搬到利托利（Little Lea），一座宽敞的红砖房子，透过楼上小房间的窗户，能看到圣马可教堂。天主教徒仆人和新教长老会的女家庭教师经常出现在这座房子里，父亲还向教堂捐献了圣餐仪式用的银器。三、四岁的时候，小路易斯开始管自己叫杰克，拒绝对任何其他名字做出反应，这成了家人朋友对他终生使用的昵称。他的童年充满了“单调平凡的快乐”，爱尔兰潮湿的气候让兄弟俩更多时间呆在家里，对他们的想象力和写作产生了影响，那些海滨假日令人兴奋。哥哥沃尼一直是路易斯亲密的朋友。保姆莉齐·恩迪考特（Lizzie Endicott）小姐给小路易斯讲爱尔兰民间传说，在他7岁以前，母亲教他法文和拉丁文。父母都热爱阅读，路易斯在自传《惊遇喜乐》中形容自己是“这样一个生命产物，属于漫长的走廊，充满阳光的空旷房间，孤独中探索过的阁楼，楼上的重重寂静，汩汩作响的水箱和水管，屋顶瓦片下面流动的隐约风声……还有无穷无尽的书。”路易斯把中世纪元素融入他的想象王国，他喜欢那些“穿衣服的动物”和骑士传说。父母都是新教徒，每个星期天都带小路易斯上教堂，他觉得布道十分沉闷，长大以后，他对基督教十分疏远。1908年8月，母亲因癌症去世，距小路易斯10岁生日还有3个月，这是一场灾难，他生命中的一切快乐、宁静、安慰随之消逝。他讨厌空洞的葬礼，埋怨上帝没有垂听他祈求母亲康复的祷告。这段时间，他很认真地上教堂听道，每晚都祷告，但是，他遇到了麻烦，有一个来自撒旦的意念干扰他的祷告，他称之为“假冒的良心”；无论他祷告多少次，那个意念都说不够，并且质问他在祷告的过程中是否不断思想祷告的内容，再予以否定，结果他多次重复祷告，以至失眠，陷入思虑的煎熬。
父亲悲伤至极，十分颓废。他常常不顾气温，禁止家里开窗户，在炎热的夏日中午让两个儿子吃大量发烫的食物，教他们又长又艰深晦涩的拉丁文单词。这让兄弟俩感到悲观、压抑。不久父亲把他们送到英国赫特福德郡的韦恩亚德寄宿学校（Wynyard）。这所学校本来名声不错，但是，校长卡普伦（Robert Capron）冷酷暴躁，常常借故鞭打学生。路易斯在自传中称学校为“集中营”。学校后来被强制关闭。他在该校学习了将近两年，参加圣约翰天主教堂的崇拜仪式。这所教堂只注重外在仪式的庄严肃穆，路易斯并不喜欢那里的蜡烛、香和法衣，却从布道中接触到基督教基本教义。后来，路易斯离开韦恩亚德，所受的教义熏陶维持不久。1910年，路易斯回到贝尔法斯特坎贝尔大学（Campbell College）的寄宿学校。1911-1913年，他又入英国马尔文学院（Malvern College）的切尔堡学校（Cherbourg）读书，女舍监考维小姐（G.E.Cowie）经常照料和安慰被打伤的男孩子们，给了路易斯不少关怀和温情。不过，她本人迷恋神秘学、蔷薇十字会思想和唯灵论。她追求宗教和灵魂学的方式十分独特，让人兴奋不已，相比之下，路易斯所接受的基督教传统教义显得刻板无趣。他不仅丢掉了信仰，还失去了起初的美德和单纯的心。拦阻路易斯回归信仰的一大因素是“时间上的轻视”（chronological snobbery），不加辨析地随从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大环境，厌弃过时的教义信条，在归向基督后，他指出，我们必须弄清当世人觉得这些信条过时，人们能否驳倒它们。他在马尔文的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还是写信请求父亲把他接走，他的智力超群，不大合群，持异教观点，跟强调集体化和标准化的公学保守风气格格不入。父亲同意了。1914年，路易斯到布克汉姆（Bookham），在私人家庭教师威廉·柯克帕特里克（William Kirkpatrick）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拉丁、希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文学、哲学。柯克帕特里克是一位无神论者，理性主义者，在路易斯的眼中，他是“纯粹的逻辑实体”，具有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冷静，好脾气，精力充沛，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培养了路易斯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他的理性主义也深深影响了路易斯。路易斯终日阅读，跟老师讨论，在乡间漫步，这段时光安逸，宁静，充满乐趣。
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1916年，路易斯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主动参军，战争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法国北部的战壕里，他跟爱尔兰籍战友帕迪·摩尔（Paddy Moore）约好，无论谁死去，幸存者都要负责照顾对方的家庭。战壕潮湿，恶臭，血迹斑斑，满是寄生虫携带的病菌。由于感染和恶劣的医疗条件，轻微的外伤就能导致死亡。交战双方战壕中间的无人地带杂乱地堆满了无法辨认的尸体，还有奄奄一息的幸存者，就像伤残的昆虫一样。有时候双方达成协议，暂时停火，搬运伤员。他饱尝心灵的痛苦，更加质疑上帝的存在。路易斯一再经历战友的离世。同时，他开始写作第一本书，《被束缚的灵魂》（Spirits in Bondage）。在1921年6月18日的日记中，路易斯记录了他当时怎样从莫名的痛苦中醒来，满眼泪水。1918年3月，摩尔阵亡。1918年5月25日，路易斯带着一颗受挫的心和炮弹碎片造成的三处外伤回到英国，住在伦敦的一所医院疗伤，他陷入了战后创伤性忧郁。路易斯写信请求父亲前来探望，但是，父亲没有来。这种冷漠的反应给了年轻的路易斯巨大打击。事实上，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状况一直很糟，到1918年，他开始酗酒，每晚至少要喝一瓶威士忌。这时，摩尔的母亲来到医院，两人彼此接纳，路易斯搬去与摩尔太太（Mrs Janie Moore）和她的女儿莫琳（Moreen）同住，这样一住就是30多年，直到摩尔太太去世。1919年，战争结束，路易斯重返牛津，继续学业，出版了第一部作品《被束缚的灵魂》——根据他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写成，该书体现了他当时的无神论观点。1921年，恩师柯克帕特里克去世，令他黯然神伤。从1920年至1923年，路易斯先后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希腊拉丁文学、哲学和古代史以及英语语言学三个一等学位。1925年，他获得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讲师职位，从此开始，整整执教29年。1926年，他出版了叙事长诗《戴摩尔》（Dymer），主题是梦想和自欺，更加直接和全面地揭示了战争带来的创痛。在这部长诗中，路易斯对基督教展开猛烈抨击，视基督教信仰等同于超自然主义和唯心论。按照理性主义，他一直认为现实世界晦暗虚空，但却在小说、诗歌中读到尊严、真理、良善、美好、不朽，两者之间的冲突延迟了他归向上帝的脚步，不过，他在想象中盼望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类渴望能够得到满足。1926年5月，英语系在默顿学院（Merton）开会的时候，J.R.R.托尔金引起了路易斯的注意。路易斯曾经说过，他绝不相信天主教徒和哲学家，而托尔金恰好兼具这两种身份。两人都热衷于交谈和阅读北欧神话传说，很快成为挚交。路易斯不相信神迹，而托尔金笃信不疑，路易斯认识的一位无神论者曾经发表评论称，《圣经》福音书的历史真实性相当高，神死而复活，这事似乎的确发生过一次。路易斯想，既然这位顽固之极的无神论者的观点都有所松动，那么，他该何去何从？到了1929年，路易斯和托尔金开始定期会面，谈论诗歌、神话和彼此写的书。无数个夜晚，路易斯独自在抹大拉学院（Magdalen）的房间里，他的心思不时离开手头的工作，从容坚定地接近那位他极不愿遇见的神。一天，路易斯乘公共汽车从抹大拉到海丁顿（Headington）去，突然觉得一扇门为他开了，在那一瞬间，他接受了上帝，不过，这只是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转变，他尚未完全接受基督。1919年9月24日，父亲阿尔伯特去世。路易斯十分悲伤，他认为跟父亲关系不好主要是他的责任。他感到父亲似乎还活着，在关心他，他开始相信灵魂不朽，这促使他主动查考《圣经》经文并开始参加教会活动。1930年，路易斯参加了文学社团淡墨会（Inklings），成员包括托尔金和亨利·维克多·戴森等基督教学者，该社团首先在牛津大学活动，此后延续了16年。1931年9月19日，星期六，一个温暖明净的夜晚，他们又在默顿学院会面，托尔金带来了里丁大学的基督徒教授亨利·维克多·戴森（Henry Victor Dyson，人称“雨果”），他们在抹大拉学院后部切维尔河畔（Cherwell River）美丽幽静的阿迪森路（Addison Walk）散步，后来又回到路易斯的房间，一连几个小时，他们谈论历史、神话传说、基督教信仰和四卷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异教神话是拦阻路易斯归向上帝的障碍，他从童年时代就喜爱北欧神话，觉得异教神话跟基督教有许多类似之处。异教的诸神也曾降临人间，然后死亡，他认为，《圣经》讲神降世为人，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这不过是一个神话，而神话是传说，不是事实，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基督教是真正的信仰。托尔金和戴森告诉他，异教神话中的诸神降世后死亡乃是异教徒透过想象窥见了真相的一斑，并且在神话传说中表达了这种神秘的渴望，而这一切都在两千年前发生了，耶稣确有其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是神的儿子，许多非基督教文献都记载了他的生平，这是不争的事实。通过这番长谈，路易斯解决了许多自孩提时代一直困扰他的信仰问题，晓得基督教道成肉身为许多文化中关于神死的命题提供了真实的历史答案。几天后，路易斯坐在哥哥沃尼的摩托车跨斗里去维普斯内德动物园（Whipsnade Zoo），出发时他尚未相信基督，到达的时候他已经信了。一颗伟大的灵魂往往要经历思想的争战才能铸成，就像圣奥古斯丁一样。那一年，路易斯33岁。从1912年到1931年，历经18年，路易斯从无神论归向基督信仰，从此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一位充满勇气与智慧的神学学者、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哥哥沃尼应征入伍，不过，他只在部队呆了11个月，就因病回家了。战争开始的时候，路易斯40岁，按照英国法律，41岁以下的男子必须服兵役，然而，政府特准他留在牛津。为了报效国家，他参加了一个非全职的民间警卫队，随时准备在纳粹大举进攻时投入战斗。他在BBC发表演讲，积极参加在牛津社团的活动。1940年，《痛苦的奥秘》出版，给无数人带来了心灵的震撼。1941年，他成为牛津大学苏格拉底俱乐部主席，该俱乐部是一个公开的论坛，关注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上的难题。到了1942年，路易斯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基督教演讲家。1954年路易斯离开牛津，赴剑桥大学任教授。不久他回到牛津，1956年4月23日，他履行法律手续，娶了离异的犹太裔美国女诗人乔伊·大卫曼，帮助她留在英国。他觉得这不是上帝眼中的婚姻，所以，两人分开居住，并无婚姻之实。后经检查，乔伊患了骨癌，当时，路易斯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聪慧的女人。1957年3月21日，他们请牧师在医院的病榻前主持了基督教的结婚仪式。晚年的路易斯仍然要面对苦难。乔伊于1960年7月13日去世。路易斯用文字缅怀亡妻，并完成了自传《惊遇喜乐》，在短短数年后，1963年11月22日，终于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不过，本书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这样一个灵魂基于切肤之痛的长篇独白，乃是这个灵魂如何作为一个管道，把从上面来的答案温柔地注入我们心底。《痛苦的奥秘》跟其代表作《返璞归真》（亦作《纯粹的基督教》）一样，是一部理性与信心的力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充满了冷冰冰的说教，恰恰相反，这本书旁征博引却又深入浅出，它坚定而不专断，深邃而不晦涩，逻辑严密而不呆板凝滞，理智而不冷漠，温柔而不缠绵，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作者血管里涌流的温暖关爱和率真无比的赤子情怀。
在这本书中，路易斯触及了痛苦的本质，“痛苦是能够立刻觉察的邪恶，并且是不容忽视的邪恶。我们可以心满意足地赖在自己的罪恶和愚蠢上面不动；好比一个贪食的人对着一桌美味珍馐，只顾狼吞虎咽，却不知在吃什么，任何人见到这幅图景都得承认：我们甚至会忽视乐趣。然而，痛苦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当我们沉迷在享乐之中，上帝会对我们耳语；当我们良心发现，上帝会对我们讲话；当我们陷入痛苦，上帝会对我们疾呼：痛苦是上帝的扬声器，用来唤醒这个昏聩的世界。他指出，痛苦是一个奥秘，我们人类无法全然了解，单单围绕痛苦本身做文章毫无意义，必须将其置于基督教思想中来探讨。痛苦包含几个层面：人的罪恶招致痛苦，当人蓄意或者无意识地违背上帝的时候，会为罪受苦；上帝借着痛苦唤醒人的心灵，让人寻求、亲近上帝；上帝用苦难造就受苦者，塑造其品格。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类的苦难。在引言之后，路易斯论述了上帝的全能和良善，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赋予人自由意志，人有了自由意志，可以选择良善，也可以选择邪恶。接着，他讨论了罪如何从一人——亚当（伊甸园原罪）入了世界，人类的罪恶如何招致世界的苦难，有罪和无辜的人和无助的动物又为何遭遇痛苦，何为最终刑罚——地狱。然而，对基督徒而言，痛苦是上帝的工具，用来成就复杂的良善。
在探讨了痛苦的奥秘之后，本书第七章论述了快乐的奥秘——天堂的喜乐。童年的路易斯已经体会到了奇妙的喜乐，他在自传《惊遇喜乐》中说，“绿色山峦总在那里；我们每天都从儿童室眺望城堡山低缓的线条，那些山并不远，但是，对孩子来说，简直遥不可及，让我心生渴望——Sehnsucht……”Sehnsucht是路易斯自己创造的词，指一种迫切的不可名状的无法满足的喜乐或者渴望。喜乐无处不在，在家中花园里观赏花朵绽放的红醋栗；回忆哥哥的玩具花园，曾经让他联想到弥尔顿笔下的伊甸园；聆听瓦格纳的音乐；从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插图画家波特（Beatrix Potter）的《松鼠纽金的故事》中感受“秋天的韵味”；阅读朗菲尔德（Longfield）翻译的北欧神话。他在《戴摩尔》（Dymer）中写道，“快乐在现实的边缘闪烁，稍纵即逝”。他在自传《惊遇喜乐》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我们晓得那种情感，但是，我们究竟渴望什么，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还来不及抓住那渴望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闪烁的光芒消退，世界重新归于平淡，只激起一股崭新的渴望——对刚刚消失的渴望的渴望。然而，他相信，这种对喜乐的深切盼望尽管无法得到满足，却比任何属世享乐更让人怦然心动，胜过一切财富的丰裕，是享乐主义者在肤浅的哲学中寻觅不到的。他回归信仰以后写道，所有这些强烈的美好感受其实折射了对神和“遥远国度”或者说天堂的渴慕。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浪漫的”或者“充满希望的思想”，甚至用属世享乐取代喜乐，沉湎其中，甚至把喜乐当作偶像，忘记追寻喜乐的源泉，事实上，喜乐乃是“充满思想的希望”。他指出，享乐是我们所能得到的，而喜乐是我们单凭己力无法获得的，喜乐是“关乎天堂的大事”，我们应该在享受精神上的愉悦的同时思考深层现实。
本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作者毕生致力于文学、哲学和神学研究，尤其对中世纪英国文学有着极深的造诣，使得读者得以享受古典艺术的诗情画意。作者行文优雅，经常引用名家的文学作品，信手拈来，却是恰到好处，与整体论述浑然天成，交映生辉。这一切都是表达方式，是一种优美的传递，然而，最应该珍视的是写作形式下面的内涵，痛苦的奥秘是什么，书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有许多人早已晓得这答案，使徒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透过本书，路易斯要提醒人们，基督知道并且承受过我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