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许是一只害群的黑羊，但我的蹄子却是金子做成的”
P·B·琼斯，
乘兴之语
那个星期，我神圣的雇主——维多利亚·塞尔夫小姐三天之内安排我出场了七次“约会”，尽管我从支气管炎到淋病，借口找尽。如今，她又试图说服我出镜一部色情片（“P·B，听我说，亲爱的。这是个上档次的东西。有脚本。我可以一天给你两百”）。但我根本不想涉足那样的东西，不单是现在。
可是，昨天夜里我感觉血液沸腾难抑，心绪躁动无法入睡；我办不到，我实在没法就这样眼睁睁地躺在如此圣洁的基督教青年会单人小间里，听我的基督教道友们半夜里放屁和在梦魇中呻吟的声音。
于是，我决定步行去距离这里不远的西四十二街，进一座氨水味弥漫的通宵电影宫殿里寻一部电影瞧瞧。我出发时已过了一点钟，我的步行线路携我经过了第八大道的九个街区。妓女、黑人、波多黎各人、几个白人，以及整个街头社会的各个阶层——衣着华丽的拉美皮条男（其中一个戴一顶白水貂皮帽，腕上一个钻石手镯），在门口嗑药嗑得迷迷糊糊的海洛因嗑客，妓男，其中最无畏的要数那些吉卜赛男孩和波多黎各人以及离家出走的红脖子乡下土包子，年龄都不过十四五岁（“先生！十美元！带我回家！整个晚上随你上！”）——如屠宰场上空的秃鹰般在人行道上盘旋。然后是偶尔巡逻开过的警车，车上的乘客因这样的景象看得太多，他们双眼迷蒙，一副兴致索然，视而不见的神情。
我沿途经过装载区酒吧，那是位于四十大街与第八大道路口的一家性虐酒吧；一伙人——一群皮夹克皮头盔的豺狼——挤在人行道上大笑叫嚷，中间围着一个年轻男子，穿着与其余人等一模一样，伸展四肢躺在人行道与路缘之间，不省人事，他所有的朋友、同事、虐待者——或任他妈你如何称呼的那帮人——正往他身上撒尿，将他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没人在意；好吧，有人注意到，但不过是略微放缓脚步罢了；他们继续往前走去，除了一群实在看不下去的妓男妓女——有黑有白，其中至少一半都是异装癖男——不停地朝那伙撒尿的人吼叫（“别这样子！哦，别这样子！你这些娘娘腔。你这些龌龊的娘娘腔！”），并拿手中的钱包打他们——后来，那群夹克男孩调转水龙头向他们喷去，一面笑得更欢了，这些身穿紧身裤，头戴超现实主义假发（蓝莓，草莓，香草，非洲金）的“女孩”扭着屁股沿街四下奔逃，一面尖声大叫，却又快感十足：“基佬。娘娘腔。龌龊下流的基佬。”
他们聚在街角，犹豫着是否要嘘一位布道者，或者是一个口才平庸的演说家，一个吞噬妖魔鬼怪的伏魔师，因为见他正猛烈地朝一群来来去去，无精打采的听众狂轰滥炸：妓女，毒贩与叫花子，以及刚刚从港务局汽车终点站下车的穷白鬼乡巴佬。“是的！是的！”布道者尖叫道——一家热狗摊闪烁的灯光染绿了他年轻、紧张，充满饥渴的歇斯底里的脸。“魔鬼正在你们体内兴奋地打滚，”他尖叫道，他那俄克拉何马口音刺耳如带刺铁丝网。“魔鬼就蹲伏在那里，你们的罪恶把他喂得肥肥的。让主的光明将他饿得无处藏身吧。让主的光明升举你们上天堂吧——”
“哦是吗？”一个娼妓叫道，“没有啥样子的主能把你这样重的人举上天堂。你满肚子大便。”
布道者恨得嘴角直抽，简直要发疯。“渣滓！垃圾。”
一个声音回复他道：“闭嘴。不要骂他们。”
“啥？”布道者再次尖叫道。
“我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而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同样是人。”突然，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心里道乖乖噢乖乖，耶稣啊，小子，你这是疯啦，你脑子从耳朵里流出来啦。
于是，我赶紧溜进前面最近的一家电影院，也顾不得看里面放的什么电影。在大厅里，我买了一块巧克力和一袋奶油爆米花——早饭后我还没吃过任何东西。然后，我在楼座上找到一个座位，却不曾想犯了个错误，因为这种二十四小时营业场所的楼座正是那些不知疲倦的性猎人在一排排座位间来回穿梭游荡之地——不成样子的妓女，六七十岁的女人，为一美元（“五十美分？”）就愿为你吹；还有什么也不要就可以提供同样服务的男人，以及其他的男人，那些有时十分因循旧道的主管之类的人，他们似乎特别擅长搭讪那些数不清的昏睡的醉汉。
然后，银幕上我看见了蒙哥马利·克利夫特与伊丽莎白·泰勒。《美国悲剧》，这电影我至少看过两遍，并不是因为它如何了不起，不过影片到底还是不错，尤其是结局的一幕，在这特定的时刻徐徐展开：克利夫特和泰勒站在一起，中间隔着牢房铁栅门，一间死囚牢房，因为克利夫特仅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克利夫特已是他那件灰色死囚衣包裹下的一具诗化的幽灵，而十九岁的泰勒光彩耀目，娇嫩欲滴如一支雨后丁香。悲伤。悲伤。足以让残酷成性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飙泪。我被满嘴的爆米花给哽住了。
电影结束，随之又马上开始放映《红河》——一个牛仔爱情故事，主演是约翰·韦恩和刚才的蒙哥马利·克利夫特。这是克利夫特的第一个重要电影角色，正是这一角色让他成了一个“明星”——回想起来，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还记得特纳·博特赖特吗，那个已故的，不那么受人悼念的杂志编辑，我从前的导师（和死敌），那位被一个因吸毒而发狂的拉美人暴打致心脏停止跳动，眼珠子从脑袋里爆出来的亲爱的人儿？
一天上午，当时我还承着他的恩宠，他给我电话，邀请我去参加晚宴：“就一个小型聚会。总共六人。我为蒙弟·克利夫特举办的。你看过他新近的一部电影——《红河》吗？”他问道，并进而解释说他认识克利夫特很久了，在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还是阿尔弗雷德·朗特之类演员的门生之时就认识他了。“因此，”博帝说，“我问他是否有什么人他特别希望我邀请的，他说有，多萝西·帕克——他一直想见多萝西·帕克。我心里想哦我的上帝——因为多蒂·帕克如今已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你永远不知道她那张脸什么时候会一头栽进汤钵里去。但我还是给多蒂去了电话，她说哦如果能来她会万分激动的。她认为蒙弟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年轻男子。‘但我来不了，’她说，‘因为我已经答应那天晚上跟塔卢拉共进晚餐了。你是知道她的：要是我说不去了，她一定会骂死我。’于是我说听着，多蒂，交给我来处理：我会给塔卢拉打电话，请她也一起来。事情的结果便是这样子的。塔卢拉说她很愿意来，亲—亲—亲爱的，只是有一件事情——她已邀请了爱斯特尔·温伍德，她可否带上爱斯特尔呢？”
这主意真够让人兴奋的，想想吧，这三位可怕的女士齐聚一堂：班克黑德、多萝西·帕，以及爱斯特尔·温伍德。博帝邀约的时间是七点半，这样晚餐前有一个小时的鸡尾酒时间——他亲自下的厨：塞内加尔汤，一个焙盘炖菜，色拉，各式各样的奶酪，还有一个柠檬蛋奶酥。我稍微提前了一点到，想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但博帝身穿一件橄榄绿丝绒夹克，显得镇定自若，一切都井井有条，没什么需要搭手的，除了点蜡烛。
主人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他“特制的”马丁尼——冰至零度的杜松子酒，加入一滴绿茴香酒。“没加苦艾酒。只加了一丁点绿茴香酒。一种古老的配方，我从维吉尔·汤普森那里学来的。”
七点半变成了八点；到我们喝第二杯酒的时候，其他的客人已迟到超过了一个小时，博帝那编织得光洁细致的沉着镇静开始散线了；他开始啃指甲——一种最没个性特征的嗜好。到九点钟，他爆发了：“我的上帝，你明白我都花了多少工夫吗？我不了解爱斯特尔，但另外三个可都是酒鬼呀。我邀请了三个嗜酒如命的人来吃晚餐！一个就够糟糕了。但却是三个啊。他们竟然一个也不来。”
门铃响了。
“亲—亲—亲爱的……”是班克黑德小姐，身子在与她蓬松起伏的长发同样颜色的貂皮大衣里扭来扭去。“对不起。都是出租车司机的错。他带我们找错了地方。去了曼哈顿西区一个糟糕的寓所。”
帕克小姐说：“本杰明·卡茨。他叫这个名字。那个出租车司机。”
“你记错了，多蒂，”温伍德小姐纠正道，同时几位女士扔掉外套，在博帝的陪同下，走进他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风格客厅，那里一个大理石壁炉里的木柴正兴高采烈地噼啪着。“他名字叫凯文·欧利里。感染了严重的爱尔兰病毒。所以才不清楚自己在往什么方向去。”
“爱尔兰病毒？”班克黑德小姐说。
“酒，亲爱的，”温伍德小姐说。
“啊，酒，”帕克小姐叹了口气。“我需要的正是这东西，”虽然她略微有些飘忽的脚步表明，她恰恰不应该再贪这杯酒。班克黑德小姐吆喝道：“来一杯波旁威士忌鸡尾酒。别那么小家子气。”帕克小姐推说肚子有什么不适，先是推辞不喝，接着又说：“好吧，要不就一杯葡萄酒好啦。”
班克黑德小姐仔细地瞅了站在壁炉旁的我半天，然后突然向前一个俯冲；她个子很小，不过她粗声大气的嗓音和奔涌难抑的活力使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勇武的女斗士。“啊哈，”她眨了又眨她那双近视眼，“这位可是克利夫特先生，我们伟大的新星？”
我告诉她说不是的，我名字叫P·B·琼斯。“我不是什么名人。只是博特赖特先生的一位朋友。”
“不是他的某个‘侄子’吧？”
“不。我是个作家，或者说想要当作家。”
“博帝有太多的侄子了。我真不明白他什么地方找来这么多。混账东西，博帝，我的波旁呢？”
客人们在博帝的马鬃长沙发上坐定，我认定这三个人当中，爱斯特尔·温伍德——一位当时六十出头的女演员——最为迷人。帕克——她看上去像那种在地铁上你会立马给她让座儿的女人，像一个孩子那样弱不禁风，无力得具有欺骗性，似乎一觉睡了四十年方才醒来，一双肿泡眼，嘴里装了假牙，呼吸中散着威士忌酒气。至于班克黑德——她脑袋相对于身体显得太大，双脚太小；然而，她的存在感是如此强大，区区一个房间根本容纳不下：需要有一个礼堂才行。而温伍德小姐则是一个奇异的人物——修长如蛇，挺直如一位中学女校长，戴一顶黑色阔边草帽，整个晚上都不曾摘下；那帽檐的影子遮住了她珍珠白的傲慢的脸，掩盖着——虽然并不太成功——她淡紫色眼睛里隐隐燃烧的淘气的火焰。她此刻正抽着一支烟，并且会一支接一支地抽下去，跟班克黑德小姐一样；帕克小姐亦是如此。
班克黑德小姐借另一支烟点燃了自己的这支，然后宣布道：“昨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在伦敦的萨沃伊。跟乔克·惠特尼在跳舞。多么迷人的一个男士。那对红色的大耳朵，那对酒窝。”
帕克小姐说：“哦？有啥好奇怪的？”
“没啥。只是我有二十年都没想起过乔克了。然后就在今天下午，我看见了他。他正穿过五十七大街，他走一个方向，我走另一方向。他没多少变化——稍微有点发福，有点儿双下巴。上帝呀，那会儿是多么的开心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带我去看球；还有赛马。可是我们在床上从来没有好过。又是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我浪费了五十美元一个小时，去看一个心理医生，想弄明白为什么跟自己真正喜欢的男人从来进入不了状态。而像舞台管理之流我从来看不上眼的人却能让我瘫在床上。”
博帝端着酒杯进来；帕克小姐只一口就干掉了杯里的酒，然后说：“你干吗不直接把酒瓶拿来放桌子上呀？”
博帝说：“我不明白蒙弟是怎么了。至少他可以打个电话吧。”
“喵！喵。”伴随猫的哀号，前门传来指甲抓门的声音。“喵！”
“请原谅，先生，”年轻的克利夫特先生一面说着，一面跌进屋来，他抱紧博帝才站稳了身子。“我一直睡到现在，才睡过了酒劲儿。”要我说的话，我觉得他这酒劲儿并没真的睡过去。博帝递给他一杯马丁尼，我注意到他使劲儿握住酒杯，双手都在颤抖。
皱巴巴的雨衣下面，他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便裤和一件乌龟领套头毛衣；他还穿了一双多色菱形花纹的短袜和一双平底便鞋。他踢掉鞋子，在帕克小姐的脚边蹲下。
“你的故事我喜欢，我喜欢一个女人一直等待电话铃响的那个故事。等待一个想要不理她的男人。她不停地编造理由解释他为何没打电话，恳求自己不要给他打过去。这个我很清楚。我曾有过那样的经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大波金发美眉’——故事里的那个女人吞了所有的药片，却没死成，她醒了过来，还得继续活下去。哇，我可讨厌那样的事儿了。你知道有谁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班克黑德小姐大笑。“当然她知道啦。多蒂经常大把地吞药片，或是割手腕。我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看她，她两只手腕上扎着粉红丝带，上面还系着可爱的粉红色小蝴蝶结。波布·本奇利说：‘多蒂她要是继续这样，不出多久，总有一天会伤着自己的。’”
帕克小姐争辩道：“本奇利才没说。是我说的。我说：‘我要是继续这样，总有一天我会伤着自己的。’”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博帝蹒跚来回于厨房与会客厅之间，一趟趟地取酒过来，一面为他的晚餐惋惜不已，尤其是焙盘炖菜，因为都快要烧干了。一直到十点之后，博帝才劝得其他人围坐到餐厅桌子上来，而我则负责斟酒，反正那似乎是唯一让大家感兴趣的滋养品了：克利夫特一支烟掉在自己碰也没碰一下的塞内加尔汤碗里，木然地望着空气发呆，好似在扮演一名患弹震症的士兵。他的同伴们装着没有看见，班克黑德小姐继续在讲她那漫无边际的逸闻趣事（“那当时，我在乡下有一套房子，爱斯特尔还跟我在一块儿，我们舒展四肢躺在草坪上听收音机。那是个手提式收音机，最早期的那种产品。突然一名新闻播音员插了进来；他说他受命准备播报一条重要消息。结果是关于林德博格绑架案的。说一个人如何借助梯子翻进一间卧室，然后偷走了婴儿。新闻播放完毕，爱斯特尔打了个哈欠说：‘唔，我们跟那种事可是八竿子打不着，塔卢拉！’”）。她还在讲着自己的故事，帕克小姐却做出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甚至班克黑德小姐也哑了声。眼中噙着泪花，帕克小姐轻轻抚摸着克利夫特那神情恍惚的脸庞，她粗短的手指温情脉脉地轻轻抚过他的额头、他的面颊、他的嘴唇、他的下巴。
班克黑德小姐道：“讨厌，多蒂。你以为你是谁呀？海伦·凯勒吗？”
“他真美，”帕克小姐低声自语道。“细腻。那么的精致。我见过的最美的年轻男子。好可惜他却喜欢舔jiba。”说完，她小女孩般大睁着双眼，一副甜甜的样子，说：“噢。噢天哪。我有说错什么话吗？我是说，他喜欢舔jiba，是吗，塔卢拉？”
班克黑德小姐说：“唔，亲—亲—亲—爱的，我真—真—真—的不知道。他从来没舔过我的jiba。”
我眼睛已睁不开；太无聊了，这部《红河》，厕所消毒剂浓烈的味道也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得去喝一杯，随即便在三十八大街和第八大道路口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得以如愿。这时差不多到了打烊时间，不过一台自动点唱机还在转动着，一名水手自个儿在和着音乐跳舞。我要了一杯三份分量的杜松子酒。我打开钱夹，一张名片从里面掉了出来。一张白色的商务名片，名片上有一个男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罗杰·W·阿普尔顿农场，711信箱，兰卡斯特市，宾夕法尼亚州。电话：905-537-1070。我怔怔地看着名片，想不明白它是怎样到自己手里来的。阿普尔顿？咕噜噜一大口杜松子酒唤起了我的记忆。阿普尔顿。当然啦。我们塞尔夫服务中心的一位客户，少有的一位让我有愉快回忆的客人。我们在耶鲁俱乐部他的房间里共处过一个小时；一个年纪颇大的男人，但有过风雨历练，强壮，有型，握手简直要捏碎你骨头。一个不错的人，很开朗——他告诉过我他很多的事情：他第一任太太去世后，他又娶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女子，他们住在一片绵延起伏的农场上，那里到处是果树和遍野的奶牛以及奔腾跌宕的窄小溪流。他给了我他的名片，并让我给他打电话，欢迎随时去做客。在自艾自恋的拥抱中与酒精的怂恿下，我全然不顾及这时至少应是凌晨三点了，居然叫酒吧招待给我五美元的二十五美分硬币。
“对不起，兄弟。可我们就要关门了。”
“求你啦。有急事。我要打一个长途电话。”
他一面数给我硬币，一面道：“无论是何方女子，她也不值得你这样。”
我拨了这个号码，接线员要求再加四美元。电话响了六七声，才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接了电话。因为睡意，她的声音低沉而迟缓。
“你好。阿普尔顿先生在吗？”
她迟疑了一下。“在。但他在睡觉。不过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
“没。没什么重要事情。”
“请问你是哪位？”
“就告诉他……就说一位朋友给他打来电话。他冥河彼岸的一位朋友。”
且回头说说那个冬日的下午，我在巴黎第一次见到凯特·麦克劳德的事吧。我们一行三位——我本人，我年幼的杂种狗“狗杂种”，还有阿瑟斯·内尔森——全挤在丽思酒店内一部贴着绸缎衬里的狭窄电梯里。
我们坐到顶层，然后下了电梯，顺着堆放着一溜老式扁行李箱的走廊往前走，阿瑟斯说：“当然，她并不清楚我带你来这地方的真正原因……”
“这样说的话，我也不清楚啊！”
“我只是对她说，我发现了一位非常了不得的按摩师。你知道，去年她一直遭受着背痛病的折磨。她换过无数医生，这里的和美国的。有人说是椎间盘突出，有人说需要做脊柱融合术，但大多数人都认同说这是身心失调所致，是一种虚病。可问题是……”他打住了话头。
“是啥？”
“可我告诉过你的。刚才。我们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我们谈话的丝丝缕缕在我脑海里回放。凯特·麦克劳德是德国工业家、据传是全世界最富裕者之一的阿克塞尔·耶格的妻子，两人目前分居。早些时候，她十六岁时，曾嫁与弗吉尼亚州一位富有的养马人的儿子为妻。她的爱尔兰父亲曾在这人家里做过驯马师。那次婚姻终结的理由很充分——严酷的精神折磨。之后，她移居巴黎，并在这些年里，成为一位受时尚报刊青睐的女神：凯特·麦克劳德赴阿拉斯加猎熊，踏上非洲游猎之旅，现身金融家罗思柴尔德的舞会，与格蕾丝王妃一同现身巴黎赛马大会，登临希腊船业大亨斯塔夫洛斯·尼阿科斯的游艇。
“问题是……”阿瑟斯寻词儿道。“正如我对你说过的，她身处险境。她需要……唔，有人陪着她。一位贴身保镖。”
“靠，我们干脆把‘狗杂种’卖给她不就得了么？”
“求你了，”他说。“这不好笑的。”
那是阿瑟斯所说过的最真实可信的话。在一个黑人妇女打开房门之际，要是我能预见他正把我引入怎样的迷宫，那该多好啊。那黑人妇女穿一套干净利落的长裤套装，脖子上和手腕上盘绕着无数的金链。她嘴里也满是黄金；她那具假牙与其说是牙齿，倒不如说是一种投资。她一头卷曲的白发，圆圆的脸上没一丝皱纹。要是叫我猜她年龄，我会说四十五，四十六；后来，我得知她是个童养媳。
“柯琳！”阿瑟斯大叫道，并亲吻了那女人两边面颊。“最近还好吧？”
“从没这样好过，也从没这样糟过。”
“P·B，这是柯琳·本尼特，麦克劳德太太的家勤。嗯，柯琳，这是琼斯先生，按摩师。”
柯琳点了点头，但她眼睛一直紧盯着蜷缩在我胳膊下的狗。“我想知道的是，那只狗叫啥？最好不是送给凯特小姐的礼物。她一直都念叨着要再养一只狗，自从菲比——”
“菲比？”
“我们不得不把她给杀了。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们也将这样对待我。但别跟她提这个。不然又要刺激到她了。行行好，我从没见过有大人哭成这样子的。来吧，她在等着你们呢。”然后，她又压低声音，补充道，“那个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跟她在一起。”
阿瑟斯扮了个怪相；他看着我，似乎要说什么，但这其实没有必要；我翻阅过足够多的《Vogue服饰与美容》和《巴黎竞赛》杂志，非常清楚佩拉·阿普费尔多夫为何许人。南非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铂金大亨的老婆，跟凯特·麦克劳德匹敌的一位世界级人物。她是巴西人，私下里——虽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她的朋友都叫她黑公爵夫人，暗指她并非她自称的纯正葡萄牙后裔，而是一个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孩子，身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印第安血统——如果传言真实的话，对于那个希特勒似的阿普费尔多夫先生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玩笑。
那套寓所紧挨在宾馆的屋檐下；每个房间里都有偌大显眼的圆形屋顶窗，透过窗户可以俯瞰旺多姆广场；这些房间都一般大小，起初它们都是服务员单人间，但凯特·麦克劳德将其中六间串成一体，并将每间根据特定功用进行了装饰。其结果就是，它们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整排一间挨一间的公寓房，不过装修却非常的豪华。
“凯特小姐？先生们到了。”
如同中了魔法，还没明白咋回事，我们便已进到了凯特·麦克劳德的卧室。“阿瑟斯。我的天使。”她坐在一张床的边沿，正梳理着头发。“来杯茶吗？佩拉正好在喝茶。或是来杯酒？不要？那我要一杯。柯琳，给我来一滴马鞭草酒好吗？阿瑟斯，你怎么不把我介绍给琼斯先生认识一下呢？琼斯先生，”她向安坐在床边一张椅子上的阿普费尔多夫太太吐露心声，“将驱走我脊柱里的魔鬼。”
“哦，”头发油滑光泽似乌鸦，声音也似乌鸦般粗哑聒噪的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说，“我希望他比派给我的那虐待狂、那小日本莫那要强。我再也不会信任莫那了。也不是说我过去就信任过那小日本。你真不敢相信都是怎样的状况！他让我赤身裸体躺在地板上，然后，他光着脚，站在我脖子上，在我背上来回走来走去，简直可以说就是在舞蹈。那个痛苦啊。”
“哦，佩拉，”凯特·麦克劳德充满怜悯地说。“你知道什么叫痛苦呀？我才在圣莫里茨待了一个星期，从没见过一对滑雪板。从没走出过我房间半步，除了去看海尼。就那样躺着，一边嘎嘣嘎嘣地嚼多睡丹，一边祈祷。阿瑟斯，”她一面说，一面把立在她床边一张桌子上的一个银质相框递给阿瑟斯，“这是海尼最近的一张照片。可爱吧？”
“这是麦克劳德太太的儿子，”阿瑟斯解释说，同时给我看相框里的照片：一个胖嘟嘟的小孩，表情严肃，严实地包裹在围巾、皮衣、皮帽里，手里拿一个雪球。我这才注意到，房间里到处都摆着这同一个男孩不同年龄时候的照片，足有几十张之多。
“很可爱。他现在多大了？”
“五岁。哦，四月份满五岁。”她又继续梳理头发，不过动作生硬，带有破坏性。“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他们从不让我单独见他。亲爱的弗雷德里克叔叔和亲爱的奥托叔叔。那两个老处女。他们总是守在一旁。盯着。数亲吻了多少下，随时准备着钟点一到，就立马把我请出门。”她一把将梳子扔到了屋子对面，惹得“狗杂种”汪汪直叫。“那是我自己的孩子呀。”
黑公爵夫人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就像乌鸦在漱口。她说：“绑架他。”
凯特·麦克劳德大笑，跌坐在一堆波特豪特枕头里。“不过说来也奇怪。从上周到现在，你是第二个给我提这主意的人了。”她点燃一支烟。“我并非真的就从没出过门。在圣莫里茨，我是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出席为伊朗国王举办的晚宴，另一个晚上是去国王俱乐部参加一个叫明戈的疯狂放荡客的聚会。然后我遇见了这个非凡的女人——”
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说：“多洛莉丝去了吗？”
“去哪儿？”
“参加伊朗国王的聚会。”
“人太多啦，我记不起来了。问这个干吗？”
“没啥。只是一些传言。谁主办的呢？”
凯特·麦克劳德耸耸肩。“某个希腊人。利瓦诺斯家的人吧，我想。晚宴后，国王陛下又施展起了他的绝活：让所有人在桌子边上坐几个小时，听他讲毫无趣味的笑话。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波斯人。个个都笑得鬼哭狼嚎，即便是他们一个字也没听懂。看着法拉赫·狄巴才真是让人痛苦；她的脸红得跟啥似的——”
“听样子似乎跟我们一起在格施塔德萝实学院上学的时候相比，他还真是没咋变呢。”
“我让尼阿科斯坐我旁边，可仍没用。他喝下肚去的科涅克上等白兰地都足够用来腌犀牛了。他突然转向我，非常挑衅的样子，对我说：‘看着我的眼睛。’呵，我根本做不到——他的眼睛失焦了。‘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最快乐？’我告诉他睡觉。他说：‘睡觉。那是我所听说过的最可悲的事情。你有成千上万年的时间睡。听我给你说什么东西让我最快乐。打猎。杀戮。在密林中悄悄潜行，射杀老虎、大象、狮子。然后，我又归于一个和平的人。开心。对此你有何评价？’我说：‘那是我所听说过的最可悲的事情。杀戮与毁灭，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而不是快乐。’”
黑公爵夫人微微颔首，赞同道：“的确，那些希腊人心肠可真够狠毒的。那些富有的希腊人。他们跟人类的相似度就如同郊狼之于狗。郊狼样子像狗；但它们当然不会是狗了——”
阿瑟斯插话道：“可是，凯特，你喜欢打猎啊。这个你作何解释？”
“我打猎只是为好玩。我喜欢漫步，喜欢荒野。我唯一杀过的就是一头科迪亚克熊，而且还是出于自卫。”
“你可射过一个人啊，”阿瑟斯提醒她道。
“只是打在了腿上。他也活该。他杀了一头白豹。”柯琳端着一杯马鞭草酒进来了，阿瑟斯说的没错——那酒和她深绿色的眼睛简直绝配。“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在明戈的方丹戈舞狂野派对上遇到的这位了不起的女人。她在我一旁坐下，说道：‘你好呀，宝贝。我听说你是美国南方女孩，我也是。我来自亚拉巴马州。我叫维吉尼亚·希尔。’”
阿瑟斯说：“那个维吉尼亚·希尔？”
“噢，直到明戈给我讲了，我才意识到她是如此响当当的一个人物。我以前从没听说过她。”
“我也没听说过，”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说。“她是谁呀？演员？”
“一个匪徒的姘头，”阿瑟斯告诉她道，“头号通缉犯。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每一个邮局都贴有她的照片。我读过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标题叫‘地下麦当娜’。所有人都在找她，不仅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但主要还是她以前那些匪徒朋友：他们担心她一旦被联邦调查局抓住，可能会吐出太多太多的东西。当形势太过于严峻时，她逃往墨西哥，跟一位奥地利滑雪教练结了婚；那之后，她一直藏身于奥地利和瑞士。美国人一直没能将她引渡回国。”
“我的上帝，”阿普费尔多夫太太画了个十字，“她肯定是一天到晚都心惊胆颤的。”
“不是心惊胆颤。是绝望，甚至可能自杀过；不过，她戴着一副快活开朗的面具，让人真以为她就那样性格。她一个劲儿地搂我，捏我，对我说：‘能跟家乡来的人聊聊天真好。妈的，你可以把整个欧洲揉成一团，塞进屁眼里。瞧见我这手没有？’她把一只手给我看；上面包裹着药膏和纱布，然后她又说：‘我老公跟一个只长脸蛋不长脑子的蠢妞被我捉奸在床，我打碎了她的下巴。我本来也要打破我老公下巴的。如果他不跳窗跑掉的话。我猜你知道我在国内所有那些麻烦事儿；不过有时我觉得，倒不如回去，把事情作个了解，倒还好一些。我在这地方，跟蹲监狱也没什么两样。’”
阿瑟斯说：“可她到底啥样子呢？美吗？”
凯特想了想。“跟美不沾边，不过很漂亮，很妩媚，像路边餐馆服务员那样妩媚。她脸蛋不错，不过是双下巴。我想象不出来她一对奶子有多重——至少好几公斤吧。”
“求你啦，凯特，”黑公爵夫人埋怨说。“你知道我不喜欢那样的字眼。奶子。”
“噢，对。我老是记不住。你是巴西修女教育出来的。别说这个了，我要说的是，突然这女人将嘴唇贴着我耳朵，悄声道：‘你怎么不绑架他？’我只是怔怔地望着她；我不明白她在说啥。她说：‘你了解我的一切，而我呢也了解你不少。你如何跟那个混账的德国佬结的婚，他又如何把你一脚踢出门，还不给你孩子。听着，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我有个儿子。所以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他有钱有势，再加上欧洲这样的法律，你拿回孩子的唯一办法就只能是绑架。’”
“狗杂种”呜呜哀鸣；阿瑟斯在口袋里将几枚硬币弄得叮当响；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说：“我认为她说的一点没错。而且可行。”
“对，可行，”阿瑟斯说。“相当他妈危险的一件事。不过的确可行。”
“怎么个可行呀？”凯特·麦克劳德双拳捶打着枕头叫道。“你知道那房子。像一座城堡。我根本不可能把他带出来。就算是没那些老处女叔叔之类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仆人。”
阿瑟斯说：“没关系，这方面问题有办法应对的。如果计划周密的话。”
“然后呢？一旦警报响起，我往瑞士边境走不出十英里。”
“不过假如，”阿普费尔多夫太太用低哑的嗓子说道，“假如你不从边境走。不要乘车，我是说。假如你有一架格鲁曼喷气式私人飞机，等候在山谷里。所有人坐上飞机，这就成了。”
“去什么地方？”
“美国！”
阿瑟斯非常兴奋：“对！对！一旦你到了美国，耶格先生就拿你没办法啦。你可以提起离婚诉讼，在美国没哪位法官不将海尼的监护权判给你的。”
“白日梦。异想天开。琼斯先生，”她说，“对不起让你久等啦。按摩台在那边的小房间里面。”
“异想天开。也许吧。但我会想想这事儿的，”黑公爵夫人说，一面站起身。“下周我们一起吃个午饭。”
阿瑟斯吻了一下凯特·麦克劳德的面颊。“我晚一点会给你打电话的，亲爱的。照顾好我的姑娘，P·B。你完了以后，来酒吧找我。”
我在铺设按摩台时，“狗杂种”跳上床，蹲下就开始撒尿。我赶紧伸手去揪她。“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床上还发生过更糟糕的事情呢。她长太丑啦，好可爱。我喜欢她黑色的脸，眼睛周围两个巨大的白圈。像个熊猫。她多大啦？”
“三个月，也可能四个月吧。内尔森先生送我的。”
“他怎么不送给我呢。她叫什么名字呀？”
“‘狗杂种’。”
“你可不能这样叫她呀。她那么的迷人。我们想一个更合适的名字吧。”
我把按摩台铺好后，她一个翻身从床上下来，拖着一袭透明罗纱短便裙，罗纱之下不着一丝。她的阴mao与齐肩的蜜红色头发完全一个颜色；货真价实一个红毛女，的确不假。她很瘦削，但身形再增加分毫都是多余；因了她完美的姿势造型，她看上去比实际要高——差不多和我一样高：五英尺八英寸。她悠然自若地穿过房间，两只得意扬扬的乳峰几乎没一丝儿颤动，然后摁了一下一台立体声唱机按键：西班牙音乐——塞哥维亚吉他曲——舒缓了沉默的压力。她默然无语地走到按摩台前，躺卧在上面，任她销魂的长发从台面的边缘铺洒而下。她叹了一口气，合上那灿烂的双眸，双眼那么闭着，似乎是摆好造型准备做死者面模。她没化妆，亦无须化妆，因为她高高的颧骨有着一种天然的温润色晕，她那讨人喜欢的噘起的双唇天然带着一种粉红。
我感觉裆部一阵躁动，那股躁动逐渐变得坚挺，随着我凝目缓缓滑过她那健康的、雕塑般的修长身躯，她丰满圆润的双乳，她圆实的臀部弧线，以及她伸展至双脚的那双平放的美腿——她的脚很秀气，只是两只小脚趾因滑雪生了拇囊，从而略有瑕疵——我的手有些拿捏不稳，掌心潮湿，我咒骂自己道：够了，P·B——你这样可很不专业的啦，老兄。然而不管用，我的jiba紧顶着裆口。可是啊，过去我从不曾这样不由自主过，尽管我给别的人也做过按摩，而且不仅是一般的按摩，还遇到过不少的撩人的女子——虽然，老实说，没一个能与这个海洋女神伽拉忒亚相比的。我将汗湿的手掌在自己裤子上擦了擦，开始给她拿捏脖子和肩部以上区域，揉捏绷紧的皮肤和肌腱，就像一个商人轻摸细捻贵重的布匹。开始的时候，她紧绷着，但渐渐地，在我循循善诱的摩挲下，慢慢舒展放松下来。
“Mm~，”她喃喃道，像一个瞌睡的孩子。“真舒服。告诉我，你怎么落到我们调皮的内尔森先生手里的？”
我很高兴能说说话；说点啥都行，只要能转移我的注意力，别老想着那捣蛋的硬邦邦的玩意儿。我不仅告诉她自己如何在丹吉尔一家酒吧遇见阿瑟斯，还进而简要介绍了P·B·琼斯的个人简况，以及他的游历。一个私生子，出生于圣路易斯，在一个天主教孤儿院长大，十五岁那年逃往迈阿密，做了大约五年按摩师——直到我攒足钱，前往纽约碰碰运气，去尝试我真正想望的人生——当作家。成功了吗？唔，既成功了也没成功：我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没人理睬，很不幸，包括评论界和公众；因为失望，我来到欧洲，经年累月到处游走，四处坑蒙拐骗讨饭吃，一面努力地写一部小说；然而，那同样也是哑弹一枚。于是我来到了这里，仍是漂泊流浪，前方的未来远不过明天。
此时，我的手作滚动式圆周运动，已按摩至她腹部，进而下至她的髋部，再而，我眼睛盯着她玫红色的阴mao，脑子里想起了爱丽丝·李·朗曼，想起爱丽丝·李·朗曼讲她的一个波兰情人，喜欢在她阴道里塞满樱桃，然后再一个个地吃出来。我丰富的想象力更强化了那幻觉。我想象去了核的柔软的樱桃，浸在一钵暖融融的香浓奶油里，奶油中加了糖，我看见凯特·麦克劳德用那让人垂涎的手指从碗里拈出奶香润滑的樱桃来，一个个往里面塞进去——我的双腿颤抖，我的jiba一冲一冲地振动，我睾丸紧拳，似守财奴的拳头。我说了声：“请稍候，”然后走进盥洗室去，身后“狗杂种”跟着进来，不解地望着我，顽皮而饶有兴致地看我拉开裤子拉链，开始自撸。没什么费事：抖索了几下子，我发射出满满一载荷，差点没把整个地板淹没。用克里内克丝面巾纸清理掉证据后，我洗过脸，擦干手，又回到我的客户身边，我的双腿孱弱似晕船的水手，但jiba却仍处于半致敬状态。
巴黎冬日的暮色染花了屋顶窗；灯光描画出她的身影，衬托出她脸庞的轮廓。她带着笑问我，口吻里摇曳着一丝戏谑：“感觉好些啦？”
我有点气咻咻地说：“麻烦你现在翻过身去……！”
我给她按摩后颈，手指微波细浪式的在她脊柱上移动，她躯干跟着震颤，说话似喵喵猫叫。“你知道，”她说，“我给你的狗想好了一个名字。菲比。我曾经有一匹小马驹就叫菲比。还有一条狗也叫这名字。不过也许我们得问一问‘狗杂种’。‘狗杂种’，你喜欢叫菲比不？”
“狗杂种”蹲下在地毯上开始撒尿。
“你看，她喜欢这名字！琼斯先生，”她说，“帮我个忙好吗？让菲比今晚上跟我一块儿好吗？我讨厌一个人睡。我一直好怀念我另外那只菲比。”
“我没问题，只要……菲比觉得没问题。”
“谢谢。”她简单地说了一句。
但其实有问题。我感觉我要是把“狗杂种”留这儿陪这个女巫，她将永远不会再属于我。或者说，也许，我将永远不会再属于我自己。似乎我已滑入了怒滔白浪之中，那冰冷而又沸腾的激流挟裹着我，将我推搡向一道如诗如画却又卑鄙歹毒的瀑布。与此同时，我的双手依然慰藉安抚着她的后背，屁股，双腿；她的呼吸变得均匀而平静。我确信她已睡着，于是躬身吻了一下她的脚踝。
她动了一下，但没有醒。我在床边坐下来，菲比——对，菲比——跳上来，蜷在我身旁；不多久，连她也睡着了。我曾经被爱过，但之前我从不懂爱，因此我也没法理解那种在我脑子里像雪橇一样横冲直撞的悸动与欲望。我能做什么，我能给予凯特·麦克劳德什么，才能迫使她尊重和回馈我的爱？我目光在房间里游弋，最后落在了那些摆着她孩子的银色镶框照片的壁炉台和桌子上：如此严肃的一个小孩子，虽然有时也会笑，或舔食蛋卷冰淇淋，或伸出舌头扮怪相。“绑架他”——黑公爵夫人不是提出过这建议么？荒谬如是，但我却看见自己宝剑出鞘，阉割恶龙，杀入地狱，救出这孩子，将他安全送还母亲的怀抱。异想天开。扯淡。然而，某种直觉却告诉我，这孩子就是答案。我悄然无声地踮着脚尖出了房间，关上门，既没惊动菲比的睡梦，也没惊扰她新的女主人。
暂停。我得去削几支铅笔，开写一个新的笔记本了。
这次暂停可真够长；将近一个星期。不过如今已是十一月，天气陡然间冷得不可理喻；一次我冒着狂风暴雨出门，染了登革热。我本来不会出门的，要不是我的雇主维多利亚·塞尔夫小姐——那个“呼屌唤bi”服务大祭司——紧急传信，命令我前去她办公室的话。
每当我想到这女人一定正大把大把往口袋里捞钱的时候，她以及她那些黑手党匪帮，我真的是整不明白，她为什么就不能掏点钱出来，找个稍微不那么肮脏破烂的总部，而不是窝在四十二大街这家色情书刊店楼上一套两室的烂地方。当然了，顾客很少会看到办公场所；他们只是通过电话联系。因此，我猜她是在想，干吗要浪费钱娇惯那些帮工，也就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妓男妓女。我被淋得跟水里打过滚似的，雨水简直要从我两只耳朵里喷涌出来了；我跌跌撞撞爬上两段吱嘎吱嘎的楼梯，再一次面对那扇霜花玻璃门，门上面镌刻着几个字：塞尔夫服务中心。请往里走。
四个人挤在狭小、空气污浊的等候室里。萨尔是一个矮个儿的健壮意大利人，手上戴一枚结婚戒指；他是塞尔夫小姐的一位兼职警察。安迪因入室盗窃，正处于缓刑期；如果不仔细打量，你会当他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一如既往地在吹口琴。再一个就是布奇——塞尔夫小姐的那位没精打采、金发碧眼的秘书；此刻，火焰岛带给他的最后一抹古铜色都已弃他而去，他看上去就更像个浑身霉味的赖亚·赫普[1]了。还有麦琪也在——一个圆滚滚的甜美女孩：上次我见着她的时候，她刚结了婚，惹得布奇极度愤慨。
“猜猜她又干了什么！”我走进屋时，布奇正嘶声叫道。“她怀孕了。”
麦琪央求道：“求你啦，布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的。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不影响的。”
“你偷偷摸摸跑去跟这个混球结婚时，你也是这句话。麦琪，你知道我喜欢你。可你怎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求你啦，宝贝。我保证。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布奇仍是一脸的怒气，不过缓和了几分，他哗啦啦翻阅着办公桌上的资料，然后转头面向萨尔。
“萨尔，我希望你别忘了五点钟在圣乔治宾馆你有个预约。907房间。他的名字叫沃森。”
“圣乔治宾馆！老天，”萨尔嘟哝道——他绰号叫“十分钱”，因为他的一样能耐：他粗短的jiba完全勃起时，粗得足够排列十个一美分的硬币——“是在布鲁克林区。我他娘的得在这样的天气，急匆匆赶去布鲁克林？”
“这是五十美元的约会。”
“希望不是要玩什么新花样。我玩不来新花样的。”
“不是什么新花样。也就一般的金色淋浴。那先生口渴了。”
“嗯，”萨尔一边说，一边走向屋角的冷水机，扯下一个迪克西纸杯，“我想最好是先把自己灌满点。”
“安迪！”
“是长官。”
“把你讨厌的口琴放口袋里去，让它在里面好好待着。”
“是长官。”
“你们这些违法分子在监狱都干这个吗？文身，学吹口琴。”
“我没有文身——”
“别顶嘴！”
“是，长官，”安迪恭顺地说。
布奇的注意力突然瞄向我；他那神情中又平添了一番洋洋自得，给人感觉他可能暗中知晓某种于我不利的凶兆。他按了一下桌上的蜂鸣器，然后说：“我想塞尔夫小姐这会儿已准备好接见你了。”
塞尔夫小姐似乎没察觉到我进门；她安坐在一扇窗前，背对着我，面向着瓢泼大雨在沉思默想。稀疏的灰色发辫盘在她窄小的头颅上；跟平时一样，她略显肥胖的身躯将一套蓝色毛哔叽套装塞得鼓鼓囊囊的。她正抽着一支小雪茄。她把脑袋扭了过来。“啊，哦，”她说，语音里带着德语腔的痕迹，“你全身湿透啦。这可不好。你没雨衣么？”
“我一直希望圣诞老人送我一件作为圣诞礼物呢。”
“这可不好，”她又重复了一遍，一面走向办公桌。“你一向挣钱不少。买一件雨衣肯定是没问题的。给，”她说着就从一只抽屉里拿出了两个杯子和一瓶她最爱的镇定剂——龙舌兰。她倒酒的当儿，我又在心里估量了一番这里的环境：如此的简朴，荒秃如一间忏悔室，没有任何的装饰，除了那张办公桌，几把直背椅子，一个可口可乐台历，还有整面墙的文件柜（我多想看看那里面都是些啥呀！）。目力所及之处，唯一一件轻佻的东西，就是塞尔夫小姐手腕上那只亮闪闪的卡地亚手表，完全跟这环境不搭调。我想不明白她是上哪儿弄来的这只表——或许是她的某位富有、感激的顾客送她的礼物。
“干，”她说，一口干了自己的那杯，身子同时一颤。
“干。”
“那么，”她嘴里吧嗒着那支小雪茄说，“你可能记起了我们第一次的面谈吧。当时你来这里应聘，打算做服务中心的一名员工。伍德罗·汉密尔顿先生引荐的——很遗憾的是，他已不在我们这里了。”
“哦？”
“因为他严重违犯了我们的规章制度。我要跟你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她眯着那双苍白的日耳曼眼睛；我感到一种极大的不安，就像一位被俘虏的士兵，即将要接受营地总指挥的讯问。“我曾详尽地给你讲过这些规章制度；不过为了刷新一下你的记忆，我将再帮你回忆一下那些比较重要的条款。首先，我们的员工如果做出任何企图敲诈客人或使客人难堪的举动，都将招致严厉的惩罚。”
一个景象——一具被勒死的死尸漂浮在哈莱姆河上——不自觉地浮现出来。
“第二，任何情况下，员工都不得与客人直接接洽；所有联系，所有收费问题的讨论，都必须通过我们进行。第三，而且是尤其重要的一点，员工绝不准跟客户有社会交往：那类的事不合生意之道，而且可能导致非常令人不快的局面。”
她在龙舌兰酒杯里将雪茄浸灭，然后对着瓶口直接喝了一大口。“9月11日，你跟阿普尔顿先生有过一次约会。你跟他在他位于耶鲁俱乐部的房间待了一个小时。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没啥特别的。就单向的口活儿；他不想有任何的互动。”我顿了一下，但她不满意的神态表明，她期待着听到更多的内容。“他六十出头，不过状态很好，很健壮。蛮可爱的一个人。很友善。他很健谈；他告诉我他退休了，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一座农场上。他说他养牛——”
塞尔夫小姐不耐烦地打断道：“他还给了你一百美元。”
“是的。”
“他还给你别的什么没有？”
我决定实话实说。“他给了我他的名片。他跟我说如果什么时候想呼吸一下乡间空气，就给他打电话，欢迎我去找他。”
“那名片呢？”
“我扔了。丢失了。我记不起来了。”
她点燃了又一支小雪茄，一个劲地抽着，直至一长截烟灰掉了下来。她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封信，抽出里面的信笺，在她面前铺开。“我在这行道上干了二十年，但今天上午却收到一封非常特别的信，我过去从不曾遇到过的。”
之前我曾提到过，我的一项天赋就是能倒着看书：像我们这样靠机智求生存的人，往往都会培养出某些独到的才能。因此，在塞尔夫小姐过目那封神秘的书信之际，我也看完了。信中说：亲爱的塞尔夫小姐，我非常欣赏上次9月11日，您安排来耶鲁俱乐部与我相会的那位和气的小伙子。因此，我非常希望能在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下，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我在想能否——经由您的恩准——安排他来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与我们共度感恩节？就说从周四到周日吧。只是一般的家庭聚会；有我妻子，部分子女，几个孙辈。自然啦，我会支付一笔合理的费用的，具体数目由您裁决。祝您开心，希望没打扰您。您最真诚的，罗杰·W·阿普尔顿。
塞尔夫小姐大声读完信。“现在，”她厉声道，“这个你咋说？”见我一时答不上来，她说：“这里面有问题。值得怀疑的问题。不过即便先不说这个，这也跟我们的基本条款相违背：员工绝不准跟客户有社会交往。这些规定并非想当然的东西。它们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她皱着眉头，一根指甲敲点着那封信。“你说这人心里还能想些什么？情色大狂欢？还包括他老婆？”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满不在乎：“就算那样我看也没什么嘛。”
“啊，哦，”她斥责我道。“你就没看出来这提议跟我们的规定有相违背的地方吗？你是想去。”
“唔，坦率地讲，塞尔夫小姐，我非常乐意能过几天别有一番风景的日子。过去这一年左右时间，我实在够辛苦的。”
她又喝了一大口双杯分量的仙人掌汁，浑身一颤。“很好，我会给阿普尔顿先生写信，开价五百美元。也许，看在这样一笔钱的份上，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将那条规定暂放一边。拿到你那份酬金后，答应我，给自己买件雨衣。”
我走进丽思酒吧，阿瑟斯向我扬了扬手。现在是六点钟，我不得不在人满为患的餐桌间择路朝他挤过去，因为是鸡尾酒时间，所以酒吧里挤满了刚在阿尔卑斯山上度完假后下山来的滑雪者，一个个晒得黑黝黝的；还有价格昂贵的妓女，三两成伴，一面等候着哪位德国和美国商人朝她们递眼色；另有浩浩荡荡的时尚撰稿人与第七大道的成衣业商人，汇聚巴黎，以观看夏季时装展；自然，还少不了那些时尚的蓝发老太们——随处都能见着几位这样的人儿——年龄较长，宾馆的常住客，舒舒服服地坐在丽思酒吧里，慢慢品着分给她们的两杯马丁尼（“我医生坚持说：这对内循环有好处”），然后，退回餐室，默然无声地咀嚼枝形吊灯下的与世隔绝。
我刚一坐下来，阿瑟斯就被叫去接电话。我看他看得很清楚，因为电话位于酒吧的那头；偶尔他的嘴唇会动一动，但大多时候他似乎都只是在边听边点头。我并非真的在注视着他，我的心思仍在楼上，在凝视着凯特·麦克劳德那疏松的毛发，她沉入睡梦的头——那情景让人如此地投入，甚至于阿瑟斯回来时，竟把我吓了一跳。
“是凯特打来的，”他大声说，看上去很是心满意足的样子：像猫鼬吞吃了一只老鼠。“她想知道为何你不辞而别。”
“她睡着了。”
阿瑟斯外衣口袋里总是塞着一大把炉灶火柴，这是他矫情的一个表现；他在拇指指甲上划燃火柴，将火苗凑近一支烟。“外表也许看不出来，但凯特是一个相当有见识的女孩子——她的直觉常常非常准确。她非常喜欢你。所以，”他咧嘴一笑，说，“我现在给你一项正式的提议。凯特愿意出钱雇你作伴。你每月将有一千美金收入，外加你所有的开销，包括衣物和一辆你自己的轿车。”
我说：“她当时为什么嫁给阿克塞尔·耶格？”
阿瑟斯眨了眨眼睛，似乎压根儿没料到我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呆了一下子。然后又说：“也许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娶凯特？还有一个甚至比这更有趣的问题是——凯特是如何遇见他的？你知道，阿克塞尔·耶格是一个很难得一见的人物。我本人就从没碰见过他，只是见过狗仔队拍的一些照片：个子很高，脸上一道长长的海德尔堡剑疤，很瘦，几乎可以说是憔悴，五十几接近六十的样子。他老家在杜塞尔多夫，他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的财产，并使其增值到了天文数字。全德国、全世界都有他的工厂——他拥有众多油轮，在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拥有油田，在巴西拥有最大的畜牧农场，面积超过八百平方公里，还在爱尔兰和瑞士拥有大块土地（所有的西德富翁都一直在大量买进爱尔兰和瑞士的土地：他们认为一旦炮弹再次降落，他们在那些地方会很安全）。耶格不用说也是德国最有钱的人——也可能是整个欧洲最有钱的。他是德国国民，却拥有瑞士永久居住权；出于税收考虑，那是当然啦。为保住这一居住权，无论喜欢与否，他都得每年在瑞士居住六个月。上帝，那些富人们为了保住一分一厘，可没少受罪。他住在一座巨大的，大得丑陋的庄园别墅里，别墅位于一处山腰，位于圣莫里茨往北三英里的地方。我不知道有谁走进过那地方。当然，凯特除外。
“据我的理解，他曾经——包括现在——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这一原因，二十七年里，或者说直到他前妻去世，他都一直对前妻始终不渝。即使是前妻没法给他孩子——这似乎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他想要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以继承他的耶格王朝。问题就在这里，他何不顺水推舟，娶一个丰乳肥臀的德国女子，给他生他娘的一托儿所的孩子？不用说，一个聪慧时髦的美女如凯特，似乎很难是苛行节俭如耶格先生这样的男人之理想人选。而且，就这点而言，这事儿真让人想不明白：凯特为何会被这样的一个人所吸引。是金钱吗？这根本不成为理由。事实上，在我初次真正了解凯特后，她告诉我说，她第一次婚姻给她创伤太大，她永远不打算再结婚。然而，不出几个月，事先没任何征兆，她也从没提起过她曾几何时认识了这位传奇大亨，就突然获得了教皇判决，判定她第一次婚姻无效，并在杜塞尔多夫大教堂依照天主教的仪式嫁给了耶格。一年后，那位梦寐以求的继承人降临。海因里希·莱因哈特·耶格。也就是海尼。再一年后，不到一年，她似乎就被从耶格家赶了出来，卷着行李和铺盖，而孩子则留归父亲监护——虽然她获准有在种种极为严格的限制下看望孩子的权利。”
“可你不知道其中原因吗？”
阿瑟斯又在拇指指甲上划燃一根火柴，然后吹灭。“两人的破裂——或者不管你把那叫做什么——一如他们俩的结合，让人百思不解。她消失了几个月，一位我认识的医生告诉我，她那段时间在洛桑的内斯特勒诊所静修。但至于到底咋回事，她没有告诉过我，我也从没那份勇气打听。我估计唯一知道事情真相的，就只有凯特的女仆柯琳了。每次我提及凯特小姐，柯琳的嘴闭得跟复活节岛上的石雕似的。”
“嗯。可他们怎么不离婚呢？”
“天主教徒式的悬而不决，我估计。他决不会赞同离婚的。”
“看在基督的分上，凯特她可以提出离婚吧？”
“除非她再也不想见着海尼。那道门将永远关闭。”
“狗娘养的。我真想一支猎枪插进他屁眼里，啪地扣动扳机。混账。可你说她有危险。我没觉得凯特有什么好害怕的。”
“凯特觉得自己处境危险。我也这样认为。这不是什么疑心病妄想狂，耶格的确有很多暗探随时跟着她，搜集有关她去了哪里、做过什么的情报。她就是换个高洁丝卫生巾，那大佬也百分百会知道。瞧，”他说着，打了一个响指招呼服务员过来，“我们来一杯吧。喝代基里太晚了一点。来一杯威士忌苏打如何？”
“随便。”
“服务员，两杯威士忌苏打。话说回来，就我刚才给你的提议——那些条件还满意吧，还是说要给你几天时间考虑考虑？”
“不用再考虑。我已经决定了。”
酒送了上来，他举起杯子。“那让我们为你的决定干杯，无论是怎样的决定。虽然，我希望答案是同意。”
“同意。”
他放松了下来。“你真是上帝的恩赐啊，P·B。我肯定你不会后悔的。”很少有如此的预言，会与预言之结果全然相反。
“同意，我同意。但是——如果他不想离婚，那么他到底想要啥？”
“我有一种假想。虽然只是假想，但我愿押上我最后一个筹码，赌它绝对准确。他企图谋杀凯特。”阿瑟斯将杯子里的冰块搅得叮当响。“因为天主教教义严令禁止离婚，而且只要凯特活在这世上，对他就代表着一种威胁，对他本人，以及他孩子的监护权。因此，他意图谋杀凯特。采取一种看似意外事故的谋杀手段。”
“阿瑟斯。哦，得啦。你疯啦。你俩都疯啦。要不就是他疯了。”
“就这一问题，的确，我相信他是疯了。喂，”他说，“我刚才注意到一件事。你的狗呢？”
“我把她给楼上那女士了。”
“哦，哦，哦。我看得出你是真的动心了哦。”
我一路步行回家，穿过丽思酒店那游荡着普鲁斯特式幽灵的走廊，一直走到我位于地铁北站附近的宾馆走进那鼠见愁的，嘎吱嘎吱似要散架的过道。一种风发的意气照亮了整段路途——终于，我不再是一个死皮赖脸的异国流浪儿，一个茫然无措的失败者了；我是一个有着生活目标的人，一个任务在身的人；就像一名童子军第一次踏上他的夜间之旅，我在脑海里孩子般地搅拌着各种的筹划。衣服：我需要衬衫，鞋子，几套质地优良的新套装，因为我衣橱里没一样东西在光天化日下耐得住细看。还要一件武器；明天，我就要去买一把点38左轮手枪，去射击场开始练习。我走得很快，不单是因为塞纳河潮湿的雾气使得巴黎出奇的冷，还因为我希望这样的锻炼可以把自己累趴，倒头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梦都不做一个。结果还真如此。
不过，并非一夜无梦。我非常能理解为何析梦师收费那么昂贵，因为还有什么比听别人描述他的梦更让人觉得无聊的呢？但我想斗胆试试你的耐心，给你讲讲那天夜里我做的梦，因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那梦里的情景几乎分毫不差地都将在现实中得到印证。一开始，梦境是静态的，一幅海滨图景，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的尤金·布丹的油画。静止的人物在一片广阔的海滩上，面前就是碧蓝色的大海。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条狗，一个小男孩。那女的穿一件齐踝长的塔夫绸连衣裙——海风似在轻轻撩动她的裙摆；她手里举一把绿色的太阳伞。那男的头上扣一顶草帽；男孩穿一套水手装。最后，画面拉近，也变得更加清晰，我认出来太阳伞下的女子——凯特·麦克劳德。那男的——此刻正伸手去握凯特的手——是我自己。水手装的孩子突然抓起一根棍子，往波涛里扔去；那只狗扑过去衔住棍子，然后快速游回来，抖动着身子，空气里亮晶晶的全是海水珠儿。
[1] 赖亚·赫普：狄更斯的名作《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反面角色，面色苍白，令人厌恶，卑躬屈膝却又野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