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给一个男人写了三封信，他都没有回信。思来想去，实在没法子活下去了，于是在这三封信里，袒露了我的内心，怀着一种站立悬崖跳进怒涛的心情寄出去了。但是，等了又等，就是不见回信。我转弯抹角向弟弟直治打听他的情况，知道他没有任何变化，每天晚上到处转悠着喝酒，写的全是一些违背道德的作品，为社会上那些正经的人们所不齿和愤恨。据直治说，他还劝导直治经营出版业，直治也跃跃欲试，除他之外，又请了两三位作家做顾问，有人答应出资什么的。听直治这么一说，这才知道，我所热恋的人的周围丝毫嗅不到有关我的一点气息。由此，我感到羞愧，更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和我心目中世界上的人全然不同，是另一种奇妙的动物。只有我一个人被抛弃于秋日黄昏的旷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种从未尝过的凄怆之感袭上心头。这就是失恋吗？难道只能呆呆伫立于旷野、等待日落之后冻死在夜露之中，别的就无路可走了吗？想到这里，我欲哭无泪，两肩和胸脯剧烈地打着哆嗦，实在喘不出气来。
眼下，无论如何，我要去东京面见上原，一不做二不休，既已扬帆，就得出港，走到哪里是哪里，不可坐以待毙。我在心中暗暗做着出行的准备，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的病情有些不妙。
母亲夜间剧烈地咳嗽，量量体温，三十九度。
“今天也许太冷的缘故，明天会好的。”
母亲一边不住地咳嗽，一边低声地说道。不过，我觉得母亲不像单纯的咳嗽，心里盘算着明天请下面的乡村医生来看看。
第二天早晨，体温降到三十七度，咳嗽也不太厉害了。虽说如此，我还是跑到乡村医生那儿，告诉他母亲近来急速地衰弱，昨夜发烧、咳嗽，好像不是一般的感冒，务必请前去诊察一番。
医生答应回头就去，说着就到客厅角落的橱柜里拿来三个梨子递给我，说是别人送的。过了正午，他换上碎白花夏衫来看病，照例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听诊、叩诊，然后转头正对着我说道：
“不用担心，吃上一剂药就会好的。”
我不知怎的，老是想笑，于是强忍住笑，问道：
“不需要打针吗？”
“用不着打针，患了感冒，只要静养些时候，就会好的。”他认真地说。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母亲还是没有退烧，咳嗽虽说止住了，体温早晨三十七度七，晚上达到三十九度。医生第二天拉肚子休诊，我前去拿药，告诉护士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请她转告医生，医生依然说是普通的感冒，用不着担心，只给了些药水和粉剂。
直治照旧去了东京，已经十天未归了。我一个人放心不下，发了张明信片给和田舅舅，说明母亲的病情变化。
母亲发烧后过了十多天，医生的身体也终于好了，于是前来诊病。
医生带着十分认真的表情，对母亲的胸部一边叩诊一边喊道：
“明白啦，明白啦。”
接着，他正面朝向着我说：
“发烧的原因弄明白了。左肺发生了浸润。不过，不用担心，热还会持续些时候，只要好好静养，就用不着担心。”
能行吗？我虽说有些疑惑，但就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既然经过乡村医生的诊断，心里稍稍安定了些。
医生回去之后，我对母亲说：
“这下子好啦，妈妈。每个人都多少会有些轻微的浸润，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情，就自然会好转起来的。这都是今年夏天气候不顺引起的。我讨厌夏天，和子我也不喜欢夏天的花。”
母亲闭着眼睛笑了：
“听说喜欢夏天的花的人死在夏天，我本来以为会在今年夏天死去，赶巧直治回来了，所以才活到秋天。”
就连直治这样的儿子，依然成为母亲活下去的支柱，想到这一点，我很难过。
“夏天已经过去了，妈妈也越过了危险期。妈妈，院子里的胡枝子开花了，而且还有女郎花、地榆、桔梗、黄背茅和芒草。院子里完全是秋景了。进入十月，热度一定会消退的。”
我为此而祈祷。这九月的酷热，所谓秋老虎的时节及早过去就好了。等到菊花盛开，接连都是明丽的小阳春天气，母亲的热度肯定会消退，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也可以去和他幽会了。我的计划说不定就像大朵的菊花一般灿烂开放！啊，快些进入十月，届时母亲的热度能降下来该多好。
写给和田舅舅的明信片发出之后，过了一周，在舅舅的安排下，一位从前做过宫中御医的三宅老先生，带着护士从东京赶来为母亲看病。
老先生同我们已故的父亲有过交往，所以母亲也表现得非常高兴。再说，这位老先生行为随便，言语粗俗，这一点很中母亲的意，当天，他把看病的事儿撂在一边，两个人只顾天南海北地神聊。我在厨房做好点心，端进客厅一看，诊察早已经结束，老先生胡乱将听诊器像项链一般挂在肩头，坐在客厅走廊的藤椅上。
“我们这号人呀，也经常到小摊子上，买碗面条站着吃，管它味道好不好吃。”
他们聊得很热火。母亲毫无表情地望着天棚，听着老先生继续说下去，好像什么病也没了。我感到很放心。
“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村里的医生说胸部左边有浸润呢。”
我急不可待地大声地问三宅医生，老先生若无其事地轻轻说道：
“什么呀，没事儿。”
“啊，那太好啦，妈妈。”
我打心里微笑起来，对着母亲高喊：
“先生说没事儿！”
此时，三宅医生离开藤椅，向中式房间走去，他别有用意地瞟了我一眼，我便悄悄跟在他后头。
老先生走到中式房间的壁挂背后，停住脚步说道：
“听到了扑咯普咯的响声。”
“是浸润吗？”
“不是。”
“是支气管炎？”
我含着眼泪问。
“不是。”
结核！我真不愿意朝这上想。假如是肺炎、浸润或支气管炎，我一定尽全力治好母亲的病，但要是结核，啊，也许没救了。我的双腿仿佛瘫软下来了。
“那声音很不好吗？听到扑咯普咯地响？”
我焦急地抽噎起来。
“右边左边，全都有。”
“不过，妈妈的精神还挺好呢，吃东西也说好香好香……”
“没法子啊。”
“骗人，啊，不会有事的吧？只要多吃黄油、鸡蛋和牛奶，就会好的，对吧？只要身子骨有了抵抗力，热也会退的，是吧？”
“是，不论什么，都多吃些。”
“是吧？是要这样吧？每天都吃五个番茄。”
“哦，番茄很好。”
“这么说，没事儿吧？会好的吧？”
“不过，这种病说不定会要命的，要有心理上的准备。”
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力无法挽回的事情，我生来第一次感到眼前横着一堵绝望的墙。
“两年？三年？”
我震颤着小声地问。
“不知道，总之，是没法可想了。”
三宅先生说已经预约了伊豆的长冈温泉旅馆，当天就带着护士一起回去了。我把他们送到门口，转身奔回客厅，坐在母亲枕畔，若无其事地笑笑。母亲问道：
“先生都说些什么来着？”
“说是只要退热就会好的。”
“胸部呢？”
“看来不要紧，对啦，就像上回生病时一样，没错。天气一旦凉爽了，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但愿这种谎言能成为真实，我想忘掉“夺去生命”这类可怕的词儿。因为我感到，母亲要是死了，我的肉体也就随之消失了。我完全不能承认这样的事实。今后，我会忘掉一切，多多为母亲做些可口的饭菜给她吃，鱼、汤类、罐头、肝、肉汁、番茄、鸡蛋、牛奶和高汤。要是有豆腐就好了，用豆腐做酱汤，还有大米饭、糕饼等，好吃的东西应有尽有。我要把我的衣服用品全都卖光，让母亲吃得更好。
我站起身子走进中式房间，将屋子里的躺椅搬到客厅廊缘附近，坐在这里可以看到母亲的面孔。躺卧的母亲面部一点儿也不像个病人，眼睛美丽而又澄澈，脸色也很富有朝气。每天早晨，她按时起床到盥洗室，接着就在三铺席大的浴室内自己梳理头发，仔细打扮一番，然后回到床铺，坐在被窝里吃饭，饭后，在床铺里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或看报，或读书。发烧也只是在下午。
“啊，母亲没有病，肯定的，她不要紧。”
我在心中毅然抹消了三宅医生的诊断。
十月，到了菊花盛开的时节，想着想着，我也昏昏沉沉地打起盹来了。平时在现实里难得一见的风景，我在梦中也常常能够看到。啊，我又来到我所熟悉的森林中的湖畔。我同一位身穿和服的青年，悄无声息地一起迈着步子。整个风景仿佛笼罩着绿色的雾霭。湖底里沉浸着一座雪白而精巧的桥。
“啊，桥沉没了，今天哪儿也不能去。就在这里的旅馆休息吧，总会有些空房间的。”
湖畔有一座岩石旅馆，旅馆的石头表面被绿色的雾气浸得湿漉漉的，石门上方镶嵌着细细的烫金文字HOTEL SWITZERLAND(1)。当我读到SWI的时候，猛然想起母亲，现在母亲怎么样了呢？我蓦地犯起疑惑，母亲也会到这座旅馆里来吗？于是，我和青年一起钻进石门，来到前庭。雾气迷蒙的院子里似乎盛开着巨大的火红的紫阳花。孩提时代，看见被褥上布满鲜红的紫阳花，就会产生莫名的悲伤，现在我才明白，这种鲜红的紫阳花是确实存在的。
“不冷吗？”
“嗯，有点儿冷。雾气浸湿了耳朵，耳朵里有些凉。”我说罢笑了，问道，“妈妈怎么样呢？”
“她在坟墓底下。”
青年无限悲戚而又慈爱地微笑着回答。
“啊！”
我悄声叫道。是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母亲的葬礼不是早就举行过了吗？啊，母亲已经死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一股难言的怅惘之情使我浑身颤抖，我醒了。
阳台上已是黄昏，下雨了。周围梦一般飘溢着绿色的寂寞。
“妈妈。”
我叫了一声。
“你在做什么？”
一个沉静的声音回答。
我高兴地跳起来，奔向客厅。
“刚才呀，我做了一个梦。”
“是吗？我还以为你在干些什么来着，原来睡了个大午觉。”
母亲深有意味地笑了。
母亲如此优雅地平心静气地生活着，实在令人高兴，我很珍视这一点，不由得涌出了泪水。
“晚饭做些什么？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呢？”
我稍稍提高嗓门问道。
“不用，什么也不想吃。今天升到三十九度五。”
我一下子蒙了，一筹莫展地呆呆环视着昏暗的房间。我忽然想到死。
“到底怎么啦？怎么会到三十九度五呢？”
“没什么，只是发热前有些难熬，头有些疼，发冷，然后是高热。”
外面已经黑了，雨似乎停了，刮起了风。我打开电灯正要到餐厅去，母亲说道：
“挺晃眼的，不要开灯。”
“一直躺在黑暗的地方，不觉得难受吗？”我站在原地问。
“反正闭着眼躺着，都一样。一点儿也不寂寞，明晃晃的，才难受呢。以后，这客厅的灯就不要打开了。”母亲说。
我从母亲的话音里感到不祥，于是默默关上客厅的电灯，走到相邻的房间，扭亮了里边的台灯，尝到一种难堪的凄凉。我连忙走向餐厅，将冰冷的罐头鲑鱼放在米饭上吃着，眼泪簌簌流淌下来。
夜里，风越刮越大。九点起，雨又下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暴风雨。两三天前卷起的廊缘边的竹帘子，吧嗒吧嗒地响着。我在客厅相邻的房间里，怀着奇妙的兴奋心情，阅读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这是我前些时候从楼上直治的房间里拿来的，当时，这本书连同《列宁选集》，还有考茨基的《社会革命》等随便地借过来，放在客厅隔壁这间屋子我的书桌上。早晨，母亲洗罢脸回来，经过我的桌边，目光忽然停留在这三本书上，她一一翻着，看着，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悄悄放回桌子上，带着凄凉的神情朝我倏忽一瞥。不过，那眼神虽说满含深深的悲哀，但绝非表示排斥和厌恶。母亲阅读的书是雨果、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缪塞和都德等人的。我知道，那种甘美的故事书里同样具有革命的气息。像母亲这样具有天生教养——这个词儿也许有点儿怪——的人，也许当然地欢迎革命，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读卢森堡的书，虽说也有点儿装模作样，但我自有我自己浓厚的趣味。书里写的虽然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但作为经济学阅读实在没有任何意味。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意义，都是些单纯而极易理解的东西。不，或许我根本弄不懂经济学是什么。总之，我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人都是悭吝的，永远都是悭吝的，没有这一前提，这门学问就完全不能成立。对于不怎么悭吝的人来说，什么分配之类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兴趣。尽管如此，我读这本书，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感到了奇妙的兴奋，那就是此书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彻底破除旧思想的惊人的勇气。我眼前浮现一位已婚女子，冲破一切道德，高高兴兴一阵风奔向心上人身边的姿影。这是一种破坏的思想。破坏，哀切、悲伤，而又美丽。这是一种破坏、重建而趋于完成的梦想。一旦破坏，也许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但尽管如此，既要爱恋，就必须破坏，必须革命。卢森堡始终悲哀地倾慕着马克思主义。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
“你就是《更级日记》(2)里的少女，不管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一个朋友说罢离我而去了。当时，那位朋友借给我一本列宁的书，我没读就还给她了。
“读完了吗？”
“对不起，我没读。”
我们来到一座桥上，这里可以望见尼古拉耶教堂。
“为什么？为什么不读？”
那位朋友身个儿比我高一寸左右，外语成绩优异，戴着十分合体的贝雷帽，脸形长得像蒙娜丽莎，人很漂亮。
“你真怪，我说得不对吗？你真的很怕我吗？”
“我不怕。只是那封面的颜色让人受不了。”
“是吗？”
她有些失望，接着就说我是《更级日记》里的人，而且断定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我们老大一会儿默默俯视着冬天的河水。
“祝你平安，如果这是永别，那就祝你一生平安。拜伦。”
她接着照原文流利地背诵起那位拜伦的诗句，轻轻拥抱着我的身体。
“对不起。”
我很难为情地小声对她道歉，然后向御茶之水车站走去，一转头，看到那位朋友依然站在桥上，纹丝不动，一直遥望着我。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位朋友。我们同到一位外国教师家里补习，但不是同一所学校。
自那之后，十二年了，我依旧没有从《更级日记》前进一步。这期间，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未曾向往过革命，甚至也不懂得爱。以往，这个世上的大人们教给我们，革命和恋爱是最愚蠢而可怕的东西。战前和战时我们都是这样认识的。战败后，我们再也不相信世上的大人们了。凡是他们所说的，我们一概反对，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路。实际上，革命和恋爱，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甜蜜的事情。可以想象，正因为是好事，大人们才不怀好意地欺骗我们，说是酸葡萄吧。我确信，人就是为了恋爱和革命而活着。
母亲“刷”地拉开隔扇，边笑边伸出头来说：
“还没睡呀？不困吗？”
看看桌上的表，十二点整。
“嗯，一点儿也不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太兴奋了。”
“是啊，有酒吗？这时候喝点儿酒，就能很快地睡着。”
母亲的口吻似乎在逗我，她的态度里闪过一丝颓废而细微的妖媚的神色。
不久进入十月，但不是一派秋日明丽的天空，而像梅雨时节一样，连续都是阴湿而郁闷的日子。而且，每天下午，母亲的体温依然上升到三十八九度之间。
一天早晨，我看到了可怕的现象，母亲的手肿了。早饭一向吃得很香的母亲，这阵子也只是坐在被窝里，稍微喝上一小碗粥，不能吃香味浓烈的菜肴。那天，我端给她一碗松菇汤。看神色，她还是不喜欢松菇的香味儿，将汤碗放在嘴边，只做了个样子又放回饭盘里了。当时看到母亲的手，我不由一惊，右手肿得圆溜溜的。
“妈妈！手不要紧的吧？”
母亲的脸看起来有些惨白和浮肿。
“不要紧的，这种样子，没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肿的呢？”
母亲似乎带着有些晃眼的神情，一直沉默不语。我真想放声大哭，这只手已经不是母亲的手了，是别的老婆子的手。我的母亲的手又细弱，又小巧，我是很熟悉的。那是优美的手、可爱的手，那只手就永远消失了吗？左手虽然不那么浮肿，但看了也叫人难受。我不忍心看下去，转移视线，凝视着壁龛里的花篮。
眼泪就要流出来，强忍着猝然站起身走进餐厅，直治一个人正在吃溏心蛋。他难得来一趟伊豆这个家，每次来夜里必然去阿笑那里喝烧酒，早晨一脸的不高兴，饭也不吃，只吃四五个溏心蛋，然后就跑到二楼，时而睡一阵子，时而起来一会儿。
“妈妈的手肿了。”
我对直治说到这里，不由低下头，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低着头，抽动着肩膀哭个不停。
直治闷声不响。
“妈妈不行了，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吗？肿得那个样子，已经没救啦。”我仰起脸，抓住桌角说道。
“嗨，真快呀，最近怎么净是这些扫兴的事啊？”直治阴沉着脸说。
“我要再次给妈妈治病，想办法一定治好病。”
我用右手紧握着左手说道，突然，直治抽噎着哭起来。
“怎么没有一件开心的事呢？我们怎么竟碰上些不好的事啊？”
直治一边说，一边用拳头胡乱地擦眼睛。
当日，直治去东京向和田舅舅通报母亲的病情，请求指示。我不在母亲身旁时，几乎从早哭到晚上。冒着晨雾去拿牛奶的时候，对着镜子抚弄着头发、涂着口红的时候，我总是哭个不停。同母亲一起度过的快活的日子，一桩桩，一件件，绘画一般浮现于眼前，总是忍不住流泪。傍晚，天黑之后，我站在中式房间的阳台上，不住地抽泣。秋夜的天空闪耀着星星，脚边盘缩着一只别家的猫咪，一动不动。
第二天，手肿得比昨天更厉害，吃饭时滴水未进。母亲说，口腔干裂，连橘子汁也不能喝。
“妈妈，再照直治说的，戴上口罩怎么样？”
我正要笑着对她说，可是说着说着，一阵难过，“哇”地大哭起来。
“你每天很忙，太累了吧？雇一个护士来吧。”
母亲沉静地说。我很清楚，比起自己的病痛，她更担心和子我的身体。这使我更伤心，站起来跑到浴室三铺席房间里，尽情地大哭了一场。
过午，直治领着三宅医生还有两位护士赶来了。
这位平素爱说笑话的老先生，此时忽然摆出一副生气的面孔，他快步走进病人卧室，立即进行诊察。
“身子衰弱多了。”他轻轻说了一声，开始注射强心剂。
“先生住哪儿？”母亲像说梦话似的问道。
“还是长冈，已经预约好了，不用担心。您有病，用不着为别人操心，只管多吃东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了营养，才会好得快。明天我还来，留下一位护士，您尽管使唤吧。”
老先生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大声说，然后对直治使了个眼色，站起身来。
直治一人送先生和同来的一名护士出门去，不一会儿直治回来后，我发现他脸上强忍着不哭出声来。
我们悄悄走出病室，来到餐厅。
“没救了吗？是不是？”
“很糟糕。”直治歪着嘴苦笑着，“衰弱急剧地加快了，今明两天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直治说着，两眼噙满泪水。
“不给各处发个电报能行吗？”
我反而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地平静下来。
“这事我也跟舅舅商量过了，舅舅说，现在还不到大伙儿蜂拥而至的时候。他们来了，屋子又小，反而会觉得失礼。这附近又没有合适的旅馆，即使是长冈温泉，也不能预订两三处房间。总之，我们穷了，没有力量邀请有头面的人物。舅舅他说回头就来，不过，那个人一向吝啬，完全不可指望。昨晚，他把妈妈的病撂下不管，只顾教训我。古今东西从未听到过一个吝啬鬼能把人教育好的事例。我们姐弟都讨厌舅舅，这个人和妈妈完全是天壤之别。”
“不过，我且不说，你将来还得继续依靠舅舅……”
“去他的，哪怕当叫花子我也不靠他。看来，姐姐今后只有依靠舅舅啦。”
“我……”我说着，又流泪了，“我有我要去的地方。”
“谈对象了？决定了吗？”
“没有。”
“自己养活自己？劳动妇女？算啦，算啦！”
“不能养活自己吗？那我就去做革命家。”
“什么？”
直治带着怪讶的神色瞧着我。
这时，三宅先生留下的那位护士喊我来了。
“老夫人好像有话要说。”
我连忙到病室，坐在母亲的床头。
“什么事？”我凑过脸问。
母亲想说些什么，但又沉默不语。
“要水吗？”我问。
母亲微微摇摇头，似乎不想喝水。
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说：
“我做了个梦。”
“是吗？什么梦？”
“蛇的梦。”
我不由一惊。
“廊缘脚踏石上有一条红色斑纹的女蛇吧？你去看看。”
我浑身打了个寒噤，呆呆地伫立在廊缘边上，透过玻璃窗一看，脚踏石上拖着一条长蛇，沐浴在秋阳下。我眼前一阵黑暗，头脑眩晕。
我认识你，你比那时稍微长大了，也老一些了。你就是那条被我烧了蛇蛋的女蛇吧？我知道你想复仇，请到那边去吧，快，快到那边去。
我心中念叨着，死盯着那条蛇。然而，蛇却一动不动。不知为何，我不想让那位护士看到这条蛇。我用力跺了一脚，大声叫道：
“没有啊，妈妈，梦见什么了呀？根本不对！”
我故意夸张地大声喊叫，朝脚踏石上倏忽一瞥，蛇终于挪动着身子，慢腾腾从石头上滑落下去了。
糟了，已经没救了。看到蛇，我第一次打心底里感到一切都完了。父亲死的时候，听说枕头边有一条小黑蛇，当时，我还看到院子里的每棵树上都盘着蛇。
母亲连起床的力气也没有了，一直昏昏沉沉地躺着，身体全仗着那位护士的护理了。看样子饭菜也几乎不能下咽了。自从看到蛇，是否可以说，我彻底摆脱了悲哀，获得了内心的平静，精神上似乎产生了一种幸福的轻松感。今后，我要拿出全部时间守护在母亲身旁。
从第二天起，我紧挨母亲的枕畔坐着编织毛衣。我编织毛衣和做起针线活来，比别人都快，可是技艺很差。所以，母亲总是一一教我如何加工修改。那天，我没有心思编织毛衣，为了消除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所带来的不自然，也只好装装样子，搬出毛线箱来，一心一意织起毛衣来。
母亲一直盯着我的手的动作。
“是织你的毛袜吧？可得要多加八针，不然会穿不进去的。”她说。
孩子时代，母亲不论怎么教我，我都织不好。不过，想起当时那种惊慌失措、羞愧难当的心情，反而怀恋起来。母亲今后再也不会教我织毛衣了，想到这一点我就流泪，眼睛再也看不清针眼儿了。
母亲这样躺着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痛苦。说到吃饭，从今天早晨起就粒米未进，我用纱布蘸些茶水，不时给母亲湿湿嘴唇。不过，他意识倒很清楚，心境平和，不时跟我唠上几句。
“报纸上刊登了陛下的照片，再让我看一看。”
我把报纸印有照片的地方伸到母亲的眼前。
“陛下老了。”
“不，这张照片没照好，上次的照片显得特别年轻，也很活跃。陛下似乎反而喜欢这样的时代。”
“为什么？”
“因为，陛下这次也获得了解放。”
母亲惨然一笑，过了一阵又说道：
“想哭也流不出眼泪了。”
我忽然想到，母亲此时不是很幸福吗？所谓幸福感，不是已经沉在悲哀之河的水底，闪耀着金沙般的光芒吗？如果那种穿越悲悯的界限、不可思议的幽幽然微明的心情，就是所谓幸福感的话，那么，陛下、母亲，还有我，眼下确实是幸福的。静谧的秋天的上午。阳光轻柔的秋的庭院。我不再编织毛衣，眺望着齐胸的闪光的海面。
“妈妈，过去我实在是个不懂世故的人啊！”
接着，我还有话要说，但又不愿意被躲在屋角准备做静脉注射的护士听见，随后又做罢了。
“你说过去……”母亲淡然地笑着问，“那么现在懂了吗？”
不知为何，我脸红了。
“你还是不懂世故啊。”母亲转过脸面向正前方，小声地自言自语。“我不懂，真正懂得的人哪里有啊？不论经过多长时间，大家依然是个孩子，什么也弄不明白。”
但是，我必须活下去。或许还是个孩子，可我不能一味撒娇。今后，我要和世界作斗争。啊，像母亲那样与人无争、无怨无恨，度过美丽而悲哀的一生的人，恐怕是最后一位了，今后再也不会在世界上存在了。即将死去的人是美丽的。我感到活着，继续活下去，这是非常丑陋、充满血腥而龌龊的事。我想象着一条怀孕的钻洞的蛇盘踞在榻榻米上的姿影。然而，我还是不死心。卑劣也好，我要活着，我要同世界争斗，以便实现我的愿望。母亲眼看就要死了，我的浪漫主义和感伤次第消失了，我感到自己变成一个不可疏忽大意、心地险恶的动物。
当天过午，我依偎在母亲身旁，给她润泽口唇，一辆汽车停到门前。原来，和田舅舅和舅母驱车从东京赶来了。舅舅来到病室，默默坐到母亲枕畔，母亲用手帕盖住自己下半个脸，盯着舅舅哭起来。然而，只有悲戚的表情，再也哭不出眼泪，就像一只木偶。
“直治在哪儿？”
过了一会儿，母亲望着我问道。
我登上二楼，看见直治躺在沙发上阅读新出版的杂志。
“母亲叫你呢。”
“哎呀，又是一场愁苦。你们真能耐着性子守在那儿。不是神经麻木，就是太薄情。我很痛苦，心地过热，肉体软弱，实在没有力气待在母亲身边。”直治说着，穿起上衣，和我一同下楼去。
我俩并肩坐在母亲床头，母亲迅速从被窝里抽出手来，默默指指直治，又指指我，然后把脸转向舅舅，将两只手掌合在一起。
舅舅深深地点点头。
“啊，我明白，我明白。”
母亲似乎放心了，轻轻闭上眼，悄悄把手缩进被窝。
我哭了，直治也低下头呜咽起来。
这时，三宅老先生从长冈赶来，他一到就给母亲打了一针。母亲见到舅舅，看样子已经心无遗憾了，她说：
“先生，快歇息一会儿吧。”
老先生和舅舅互相见了面，默然相对，两人眼里都闪耀着泪花。
我站起身到厨房里，做了舅舅爱吃的油豆腐葱花汤面，给老先生、直治和舅母也各盛了一碗，端到中式房间，然后又把舅舅带来的礼品——丸之内饭店的三明治，打开给母亲瞧了瞧，随后放在她的枕头边。
“你太累了。”
母亲小声说。
大家在中式房间里闲谈了一会儿，舅舅和舅母因为有事今天必须赶回东京，说罢随手交给我一包慰问金。三宅医生和随行护士也要一起回去，他对留守护士交代各种应急措施，总之，意识还算清楚，心脏也还不算衰竭，只要坚持注射，再过四五天就能见好。当天，他们都临时坐上汽车一块儿回东京了。
送走他们一行，我来到客厅，母亲对我展露一副亲切的笑容。
“累坏了吧？”
她依旧小声地说。她的脸充满活气，看起来洋溢着光辉。母亲见了舅舅，心里一定很高兴吧，我想。
“我不累。”
我稍稍轻松起来，笑着回答。
万没料到，这是我和母亲最后的对话。
仅仅过了三个小时，母亲就死了。这位全日本最后的贵妇人，这位美丽的母亲，在秋天寂寥的黄昏，在护士为她试过脉搏之后，在我和直治两个亲人守护下，走了。
母亲死后的容颜几乎没有变化。父亲去世时，脸色完全改变了，可母亲的脸色一点变化也没有，只是呼吸断绝了。至于什么时候咽的气也分不清楚。脸上的浮肿打前一天就开始消退，两颊像蜡一般光亮，薄薄的嘴唇稍稍歪斜，含着微笑，比活着的时候更加亮丽。在我眼里，母亲就像pieta(3)中的圣母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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