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该死的危机过去了接着又他妈的来了一个。没必要把这句话印出来。不过,会印出来的。这是英语,这是份日报。

我经过我大地母亲的子宫来到这个世界,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说话写作,难道不是吗?

因为这部分会引起你的兴趣,老婆。这是一九四年的夏天,我无所事事,躺在格肖姆大街家中卧室里睡大觉,想游泳就去游泳;星期六晚上,与G. J. 、洛西、斯科奇奥和其他男生一起在穆迪街上游荡,悠闲地阅读杰克·伦敦的生平故事,把记不住的长词语用图钉钉出来,用大字母把它们写在一张张字条上,钉在我卧室四周的墙上,那样,早晨我一醒过来,这些纸条就会盯着我看,墙壁上一连串词汇:“无所不在”,“鬼鬼祟祟”,“生意”,“尿”。只是开个玩笑。洛厄尔凉爽的夏夜里,我只在半夜打开台灯,阅读托马斯·哈代。在乔纳森·米勒的影响下,开始撰写我自己“海明威式”的严肃故事,后来……后来,格肖姆街上有人召唤我,也许你知道,波塔基特维尔社交俱乐部就在这条街上,我父亲过去在这家俱乐部经营保龄球馆和台球房。老爸依然在那里打保龄球玩台球,但他不再是经理。不过,在老乔·福蒂埃的陪伴下,他隔着有回声效应的街区大声叫嚷,而老乔也扯开嗓子咒骂,梅里马克河里的岩石都留下了他们的叫骂声。一颗颗胖乎乎的大星星饱含忧愁,低头凝视着我,这使人们想起梭罗说过,当你手持放大镜近距离观察时,就会看见上等秋梨上出现的疱:他说秋梨疱“它们低声细语,议论幸福的星星”,而冬季粗皮红富士苹果只会呼喊太阳和它的红色。我四处闲荡,有人在屋外格肖姆大街上高喊:“杰——克——克——克!”我走出房间,朝楼下沿街门廊的十五个长长的台阶看去,那里站着一个长着黑色鬈发的男生,有种奇怪的熟悉感。“你是不是那个在我十二岁时在萨拉大街上高声喊我的家伙?”

“是的,沙比·塞亚基斯。”

“我在河滩认识你的?”

“是的。”

“你想干什么?”

“就想见见你,跟你谈谈。以前就一直想这么做了。”

“你想见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一直在注意观察你。”

“噢,现在我想起你了。希腊孩子,过去常常跟,嗯,楚塔库斯或者萨普廷一起玩,在河滩上,你是从罗斯芒特来的。”

“一九三六年洪水泛滥后,我们搬到史蒂文斯街去了。”

“噢,对,”我说起话来像威·克·菲尔茨 [1] ,在心里思索,“那……又怎样呢?”

他说:“他们叫我沙比,而实际上我的名字叫沙巴斯……事实上,我的名字叫克里特王子沙巴斯。”

“克里特王子?”

“是的,我认识你,你是巴伦·让·路易斯·杜洛兹。”

“这是谁告诉你的?”

“噢,我去过,嗯,菲比大街,跟古西·里戈洛波洛斯和你的其他一些朋友交谈过,开个玩笑,我只想跟你说说话,一直都想。”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你读萨洛扬 [2] 吗?”他说,“托马斯·沃尔夫?”

“没有,他们是谁?”

他说:“我想写剧本,当监制人,当导演,在这些戏剧里当演员;我想穿一件白色的俄国短袖束腰外衣,在外衣我心脏部位缝一个血红的心脏。今年夏天,我打算去波士顿戏剧学校学习。你能写剧本。”

“谁告诉你我写剧本?”

“古西告诉我,你在一次嘉年华上写了一首关于一位姑娘的美丽歌曲,哦,他还说了,我的意思是,他说你的信像诗歌一样。他说你说他的信也写得很好。”

“是的,我把这些信都保存着。”

“如果你愿意,我们出去吃点圣代,或者喝点啤酒,随便谈谈?知道吗,我过去也上巴特利特学校,我也认识韦克菲尔德小姐。其实,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看看韦克菲尔德小姐,你认识龙尼·赖安和阿奇·麦克杜格尔吗?他们也都想见你,你和我最好的朋友约翰尼·卡扎拉基斯一起参加田径训练的,他也对我谈起过你,说你比赛结束后如何在波士顿四处散步,在高架铁道附近的希腊下等酒吧吃汉堡包,无所事事……你读书吗?读什么书?”

“嗯,我在读哈代、梭罗、艾米莉·狄金森、惠特曼……”

沙比·“这么说来,还相当扎实。”

我暗自说:“好吧,我就迎合一下这个古怪的希腊人,去看看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对他高声说:“等我穿上衣服,我们一起去闹市区走走,看看周围有没有quiff [3] 。”

“Quiff?那是什么?”

我很想说:“女人呀,你这个笨蛋!”但是,我啥也没说,因为毕竟甚至到今天,谁知道“quiff”是什么玩意,甚至在洛厄尔、劳伦斯、黑弗里尔、康科德、曼彻斯特、拉科尼斯、弗兰科尼亚、圣约翰斯伯里、圣梅戈格或者哈得孙湾,或者南面西面任何一个方向,或者我要不要大胆说,东面?

不管怎么说,老婆,我就是这样终于与你的兄弟开始交谈,他说他是克里特王子,也许他曾经是克里特王子,不过只是最近才是斯巴达或马尼阿蒂的后裔。

高大的个子,鬈鬈的头发,他认为自己是个诗人,我们成了好朋友之后,他开始教我对文学产生兴趣(在墨西哥,他们说interesa)的技巧和仁慈的艺术。我(说我主要)把他放在有关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一章里叙述,因为他确实属于那个时期:预备学校青春期之后,严肃认真的学习开始了。

在上帝给我的礼物之中,有着与沙比·塞亚基斯的友谊。

我用简明的诗体文告诉你其中的缘由:不论我们在过桥,还是在酒吧,还是坐在我家门前的台阶上或者下高地他父亲家门前的台阶上,他都大声给我歌唱《重新再来》 [4] 。他会对我高声朗诵拜伦的诗句:“那我们就不再游荡,夜已经这样深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战死疆场,在安齐奥 [5] 登陆场受伤,在北非阿尔及尔一家医院里死于坏疽,或者也许伤心而死,因为许多其他朋友也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我在本书已经提及过的一些人(卡扎拉基斯、戈尔德、汉普希尔,其他人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所编织的值得纪念的回忆只在我夜间的思绪中编织骑士的形象。这是质朴的英语诗篇?因为,好吧,他是一个伟大的青年,骑士一般,也就是,崇高的,一位诗人,英俊,狂热,可爱,忧伤,具备人们希望结交的那种朋友的一切优点。

事实上,那年夏天我见到沙巴斯的时间并不多,我主要跟一帮志趣相同的老朋友在一起,经常在松树小溪里游泳,我们步行两英里半去我们自己特别的“光屁股河滩”,十一岁那年,曾经有一次,我在那里与一帮朋友赤身裸体舒适地沐浴在阳光底下,这时,我在圣马利亚天主教会的教友来了,他在圣约瑟夫教会学校教我五年级,一身黑色罩袍,在树林的荆豆丛中艰难行走,好像是来教训我的,但他却一下子脱去长袍,一边奔跑一边叫喊,穿着短裤跳入溪流之中。姑娘们不得不绕过这片河滩行走。九月初当我进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橄榄球训练时,我的皮肤晒得像穆罕默德·梅伊一样黑。

事实上,也是在那年夏天,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夜晚,老爸意想不到地与我和其他男生一起步行两英里半,一下脱掉衣服,穿着短裤,尖声叫喊着奔跑,然后先以双脚跃入溪水之中;可是,他体重二百五十磅,而整个八月一直干旱无雨,他站立着落在三英尺深的水中,差点折断了他的脚脖子。这真使我伤心欲绝,看着他那么兴高采烈,尖叫着跃入水中,最后却在那个小臭水潭里倒下。

嬉戏松树小溪的最佳时刻总是在黎明,这时溪水凉快宜人,尤其是在六月和七月,我们常常在这时比赛潜泳,贴着水下白色的石子击水潜泳相当远的距离。有时我可以潜泳一百多英尺,这是在我们全都开始抽烟以前。吉恩·普卢费常常在一棵树三十米高处的枝丫上做双翻跳水动作。洛西常常轻快地一下潜到六英尺水下,然后浮起,好像轻轻掠过水面一样。当我也试这一招(从三十英尺树杈跳入水中)时,我双手总是碰触到沙土河床。我们常常在草地上游荡,然后突然说:“嗨,天哪,太热了,”随即就跳入水中。我们也经常在德雷克特猛虎球场打棒球,是非正规球赛,你拿起球棒,打它十个来回;如果你连续一垒打或者本垒打,就能一直打下去,直至十次出局,要么球飞了,要么一开始就被传杀出局,尽管我们谁也不愿意将其他人杀出局。随后,你进入右外场,慢慢往回打。盛大啤酒狂欢前的夜晚,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第一天夜晚,天气闷热,我们全都喝醉了,在穆迪街上胡闹,兴奋到在大街上逢人便抓,告诉他们他们是上帝、老人、其他人、每个人,甚至相互之间。最后,我们在星光下边吐边在呜咽的河边比赛摔跤,一群群回家的醉鬼们在一旁边观看边说:“瞧那些发疯的孩子,第一次喝醉,你们见过这样的烂货吗?”就是从这时开始人们称我“扎格”,“扎格”是波塔基特维尔镇一个醉鬼的名字,他像休·赫伯特 [6] 那样不断高举双手,嘴中念念有词:“呜,呜!”我正在暮色中比赛棒球,出场击球,投手嘴里嚼着口香糖,观察着接手的暗示,我挥动着球棒,光着膀子,胸前被湖景区积聚了一天炎热的雾气熏得像龙虾一样红,突然,投球手挥动手臂准备投球,我“蜷起身子”准备击球,疯狂的G. J. 高声叫喊:“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扎格!”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球从我的胸前飞过。

以后有更多关于沙比·塞亚基斯的故事。第二年夏天,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我们更加经常东奔西跑四处游荡,并且开始学习诗歌和戏剧,也一起沿途免费搭便车旅行,我们的友谊更加牢固。

这时,一些老朋友,拉多兄弟,提议开车送我去纽约上学,因为他们正打算去观看在“弗拉兴草地”举行的世贸会,可以顺便把我带上,我能分担一些汽油费,而且不用乘公共汽车了。那个谁也来了,坐在一九三五年生产的双门厢式小轿车的折叠加座上,头发随风飘拂,嘴里唱着:“啊,我们来到纽约啦!”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爸埃米尔。折叠加座里老爸和行李加起来有三百五十磅重,再加上我,一路上,汽车晃晃悠悠转东转西,我猜这可能是因为车子后面的重量放置不当,一路前往曼哈顿一百一十六街哥伦比亚校园,我和老爸提着我的行李,走进了我的宿舍,哈特利楼。

当想到要上大学了,你会怎样浮想联翩!可是,来到大学校园,我们站在这种令人生厌的俯瞰着阿姆斯特丹大街的房间里,一张木质书桌、一张床、几把椅子,四壁空空毫无装饰,突然一只大蟑螂急匆匆逃走。更令人感到沮丧的是,散步时遇见头戴蓝色无檐帽、鼻架一副近视眼镜的小个子男生宣称,这一学年他将是我的室友,而且是“Wi Delta Woowoo兄弟会 [7] ”立誓入会的会员,他戴蓝色无檐帽原因就在于此。“当他们拼命争取你时,你也会被迫戴一顶的。”不过,我已经在想办法换房间了,理由是那只蟑螂,还有我以后看见的其他蟑螂,更大的蟑螂。

随后,老爸和我外出去了城里,也去了世贸会、餐馆,和通常要去的那些地方,离开时,他像往常一样说:“现在好好学习,好好打球,注意教练和教授们对你的教诲,看看你是否能为你老爸争光,说不定你会成为一名全美最佳球员。”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战争还有一年爆发,英格兰已经受到闪电战的威胁。

我选择了橄榄球,而且似乎已经达到橄榄球顶峰的边缘,可那个时候,橄榄球对任何人都将无关紧要。

每当老爸跟我说再见时,他的眼中总是含着泪水,在后来的年月中他也仍是如此,他就如我妈常说的那样,“Un vrai Duluoz,ils font ainque braillez pi’s lamentez(真正的杜洛兹,他们所做的就是哭泣和悲痛)”。还有狂怒,上帝可以作证,正如之后当我老爸终于见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陆·利贝尔教练时,你会看到的那样。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发现那同样的老一套鬼把戏在作弄我,就像在洛厄尔高中时那样。在新生守卫队员中,有个名叫汉弗莱·惠勒的阻截队员很优秀,但动作缓慢,一个名叫朗斯特德特的进攻后卫,行动笨重缓慢,问题就出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真正有能力的队员,根本比不上霍勒斯·曼队那帮运动员。事实上,有个男生个子瘦小,动作缓慢,没有一点点特长。然而,他们让他而不是我先上场,后来我与他一交谈,才发现他是斯克兰顿 [8] 警察局局长的儿子。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游手好闲的球队。一年级球队的教练是罗尔夫·菲尼,他在哥伦比亚的球队历史上留下了印记,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后卫,一九三四年前后,他曾经在与海军球队比赛时,带球进攻,赢了那场球赛,创造了轰动新闻。他是个好人,我喜欢罗尔夫,不过他似乎一直在提醒我什么;每当大教练,著名的陆·利贝尔,身着他一百套做工讲究的套装中的一套从身边走过时,他甚至从来不看我一眼。

这件事的实质是,陆·利贝尔非常著名,因为在哥伦比亚当教练的第一年,他就用他自己在母校乔治敦大学设计的那一套训练方法,在“玫瑰杯”比赛中与斯坦福大学血战获胜。这场比赛绝对轰动,整个美国橄榄球界都为之一惊,没有人会忘却它,不过那是一九三四年,而现在是一九四年,自从那场球赛以后,他的球队没有取得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成绩,直到一九五年仍无进一步建树。我认为是他在一九三四年选用的那帮球员使他保持了今日的地位·克利夫·蒙哥马利、阿尔·巴拉巴斯等,他那种疯狂的KT79打法让众人目瞪口呆,得花一年时间才能理解。这简直是……咳,反正我得记叙这件事,当我们说这件事时,你会理解的。

我此时与哥伦比亚新生球队一起出场,我发现自己将不会一开赛就上场。我得承认一件事:我得不到鼓励,就像在霍勒斯·曼队得不到乌姆普·梅休教练的鼓励那样,从心理上讲,这使我感到没精打采,比如,我踢悬空球的命中率下降了。我再也踢不出好球,他们不相信快速踢悬空球。我猜他们也不相信持球触地得分。我们在贝克体育场后面一个场地里训练。黄昏时刻,你可以看见哈莱姆河对岸纽约的灯火,在纽约市中心这确实有种特别的滋味,哈莱姆河上拖船来来往往,飞越哈莱姆河的一座桥上挤满了各种汽车,我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这么堵车。

我做了个大动作,把我的寝室从哈特利楼换到利文斯顿楼,那里没有蟑螂,感谢上帝,我有了一间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寝室,在二楼,从那里可以看见校园里美丽的树木和步道,最令我高兴的是,除范安四方院外,还可以俯瞰图书馆,新图书馆,新馆四周石头壁缘上全都永久性地雕刻着这些名字:“歌德……伏尔泰……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更让我感到舒心的是,晚上八点,我点燃喷香的烟斗,打开家庭作业本,将收音机调到WQXR [9] ,持续播放古典音乐,我坐在那里,在台灯金色的光线下,身着羊毛套衫,叹了口气说:“好啦,现在我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

唯一的麻烦是,上学第一周,我开始在食堂自助餐厅厨房洗涤槽边当一名洗碟工:打工换取我一日三餐。打完工之后去上课。接着完成家庭作业:也就是,三天读完荷马的《伊利亚特》,随后再用三天时间读完《奥德赛》。最后,下午四点去练橄榄球,八点回房间,在约翰·杰伊楼楼上受训运动员专用餐厅里狼吞虎咽吃晚饭。(牛奶、肉、烤吐司,管你吃饱,这很好。)

可是,天哪,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认为一个人能在一周内干这么多事情?而且还能睡上一会儿觉?让饱受蹂躏的肌肉得到片刻休息?“哎呀,”他们会说,“这是常春藤的宠儿,这不同于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或大学联盟,你可以仅仅因为打橄榄球而得到一辆凯迪拉克牌轿车和一些钱,记住,你拿着哥伦比亚大学俱乐部的奖学金,你必须学习成绩优秀。他们不会让你白吃饭的,那违反常春藤盟校的规定,对运动员不能偏袒。”不过,事实上,整个哥伦比亚橄榄球队队员的平均成绩为B,大学代表队和新生队都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得像特洛伊人那样拼命学习接受教育,白发苍苍的年迈训练员常常说:“一切都是为了荣耀,我的孩子们,一切为了荣耀。”

自助餐厅的工作让我感到烦恼:因为星期天餐厅关门,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吃到东西。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到纽约或新泽西的朋友家里去吃饭,或者向家里要饭钱。有些人靠奖学金。

的确有人邀请我去吃晚饭,哥伦比亚学院的院长,老院长霍克斯用一张大的正式请柬正式邀请我,他家位于莫宁赛德大道或者在那附近,紧靠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的寓所。我打扮得绝对潇洒,身着妈妈在洛厄尔的麦奎德精心挑选的运动外衣,里面配上白衬衣和领带,宽松长裤烫得笔挺(干洗店就在对面的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入座后,我文雅地举起碟子,注意与身子保持距离,用勺子舀汤也与身子保持距离,面带客气的笑容,头发梳得溜光,别人说笑话就表现出讨好的兴趣,院长严肃时,我也表情敬畏。主菜是肉,不过我文雅地将它切开。在那些日子里,我就餐时的举止绝对高雅,因为早在洛厄尔家里时,我姐蒂宁培养了我好几年;她是艾米莉·波斯特 [10] 迷。晚餐后,院长起身给我(和其他三名独特的小伙子)看他珍贵的恐龙蛋,我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惊讶;谁能想到我会在著名老院长的府上看见十亿年前的恐龙蛋?我说府上,因为那是一个奢华的套房。院长随即给我妈写了一封短信,说:“你的儿子约翰·路·杜洛兹,请允许我自豪地说,杜洛兹太太,有着绝对最高雅优美的餐桌礼仪,在我的餐桌上看到这种举止真令我感到高兴。”(原文大致如此。)妈妈永远忘不了那封信。她告诉了爸爸,爸爸说:“好孩子,”尽管在洛厄尔时,爸爸和我常常一起吃夜宵,这次吃鸡蛋,下次吃黄油,谁管他呢,放开肚皮,吃!

不过,我喜欢霍克斯院长,每个人都喜欢他,他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他是个老派守旧的人。他和他的恐龙蛋……

赛季第一场球赛,新生队旅行赴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维克,与罗格斯大学的新生队比赛。那是一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星期六,我们的校队之前二十比六击败了达特茅斯校队,我们南下新泽西,我坐冷板凳,我们以七比十八败北。学院小型日报报道:新生队出师不利,七比十八败给罗格斯一年级新生 。报纸没有提及我只在下半场有机会参赛,就像在洛厄尔高中一样,文章在结尾说:“当杰克·杜洛兹表现出色时,莫宁赛德们 [11] 有几次较好的持球跑动进攻……守卫队员中表现出色的新生是马斯登(警察局局长的儿子)、朗斯特德特以及杜洛兹,杜洛兹也许是赛场上的最佳后卫。”

于是,在第二场与圣本笃预备学校比赛时,好了,他们一开始就让我上场。

不过,你应该记得,我之前炫耀过我们是如何打败圣约翰队,队里是如何少不了我这个老圣约翰的。我得了一枚奖牌,这你知道,挂在我家后院的门上。是圣本笃奖牌。有个爱尔兰姑娘曾对我说过:“依照你古盖尔人的血统,每次搬进新房,你必须做两件事情:买一把新扫帚,在厨房门上别一个圣本笃奖牌。”这倒不是我获得那枚奖牌的原因,不过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与罗格斯比赛结束之后,利贝尔教练听说了有关我带球进攻的情况,此时,他的守卫教练克利夫·巴特尔斯 [12] 对我产生了兴趣,大家都跑到贝克体育场来观看新来的怪才持球跑动进攻。克利夫·巴特尔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与雷德·格兰奇和其他人同属一个档次,不管怎么说,是最优秀的带球进攻球员之一。记得小时候,我九岁时,有个星期天老爸突然说:“走,安吉,蒂宁,蒂让,都上车吧,我们开车去波士顿看‘波士顿红皮人队’进行职业橄榄球比赛,了不起的克利夫·巴特尔斯今天将带球进攻!”因为交通堵塞,我们没能如愿以偿,又或是因为半路上我们在切尔姆斯福德、邓斯特布尔或者某个地方吃冰淇淋和苹果耽搁了,结果去新罕布什尔州探望了祖母琼。在那些岁月里,我一直保存着所有精美的体育消息剪报,小心翼翼把它们与我自己的体育文章一起贴在我的笔记本里,因此我非常熟悉克利夫·巴特尔斯。在与圣本笃队比赛的前夜,我们新生正在训练的时候,突然克利夫·巴特尔斯来了,他走到我跟前说:“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伟大的杜洛兹?在与罗格斯比赛时带球跑动那么棒?我们来看看你能跑多快。”

“您是什么意思?”

“我与你比赛跑到淋浴房;训练结束了!”他站在那里,六英尺三的个子,笑容满面,身着教练裤、防滑鞋和运动衫。

“好吧,”我说完就像小鸟一样开跑了。上帝知道,当我们朝球场尽头的边线冲去时,我领先他五码,但是他长着羚羊一样的长腿,尾随我而来,就在球门柱下超过了我,领先我五码,在淋浴房门口站住,双手叉着腰说:

“怎么,你跑不动啦?”

“嘿,见鬼,您腿比我长!”

“你会很出色的,孩子!”他轻轻拍了拍我说,随后哈哈笑着离开,“明天见!”他回头道别。

这是迄今为止我在哥伦比亚遇到的最令我开心的事情,因为我当然也高兴不起来:我还没有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翰·穆勒 [13] 、埃斯库罗斯 [14] 、柏拉图、贺拉斯 [15] 以及其他一切老师布置我们阅读的不为人们所熟悉的书籍。

与“圣本笃”队的比赛来临了,一大帮装腔作势的家伙,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让我想起一年前在高中我们对阵过的可怕的布莱尔队,还有那个莫尔登队,球员个子高大,模样凶恶,眼睛下方抹了油脂,防止太阳的强光;他们穿着难看的棕红色的统一运动服,与我们有点傻乎乎的(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印着深蓝色号码的淡蓝色服装形成鲜明的对比。(“Sans Souci”是哥伦比亚校歌的名字,意思是“无忧无虑”,哼!)(还有橄榄球战歌名为“吼叫吧,雄狮,吼叫” [16] 。听上去更像那么回事。)我们进了赛场,在球场里排成一行,我看见边线上站着陆·利贝尔教练,他终于在那里认真看了我一眼。他一定已经听说了有关与罗格斯队的比赛情况,他得考虑明年的守卫队员。我想,他已经知道我来自马萨诸塞州,是个有点疯狂的法国孩子,不太懂橄榄球,不像他特别钟爱的那些来自曼哈顿的了不起的意大利孩子,这些人此时已经是校队的明星了(陆·利贝尔的真名叫吉多·皮斯托拉,他来自马萨诸塞州)。

圣本笃队开球。他们摆好阵容,我按照指令深入到球门线附近的中卫位置,我自言自语:“妈的,我要让这些孬种看看,来自洛厄尔的法国男生是如何带球进攻的,让克利夫·巴特尔斯和整个球队瞧瞧,站在克利夫·巴特尔斯身边的那个老家伙是谁?嗨,朗斯特德特,克利夫·巴特尔斯身边那个穿外套的家伙是谁?靠近水罐的那个?”

“他们告诉我那是来自军队的教练,厄尔·布莱克 [17] ,他只是在消磨下午的时间。”

哨声响了,圣本笃队开球。球摇摇晃晃从空中飞入我的怀抱。我抓稳橄榄球,朝着箭头指引的方向,沿着赛场直愣愣冲了过去,不躲闪,不顾盼,也不低头,而是对准每个人直接冲了过去。他们都聚集在中场那里,扎堆凶猛阻截和推挡,因此他们能够这样或那样突破防线。一些穿红色球衣的本笃队员突破防线,从三个有利角度直接向我冲来,但是角度非常窄小,因为在我像箭一样直冲中场核心时,已经确保达到这种效果。所以当我到达中场时,十一个大个子在那儿等着狠揍我一顿,再把我压得喘不过气;不过,我完全不看他们一眼,依然径直朝他们冲去:他们手臂靠拢,想窒息我:这是心理上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我头脑里盘算的是突然(我就是这样做的)飞奔,或者溜掉,一忽溜转向右边,把他们全撂在那里傻乎乎地喝西北风。我竭尽全力飞奔,尽管我穿着沉重的橄榄球运动衣,我还是能疾驰如飞,我已经说过,因为我的腿很粗,又有径赛运动员的速度,眨眼间我已经独自一人抵达边线,赛场上其他二十一名运动员都站在中场懵了,于是转身随我而来。我听见边线上响起阵阵欢呼声。我冲啊冲,铆足全力一直到达三十码线、二十码线和十码线,我听见身后愤怒的喘息声,回头一看,有个同样腿长的老边锋赶了上来,像克利夫·巴特尔斯一样,像去年那个家伙一样,像纳舒厄球赛里那个家伙一样,当我到达五码线时,他的大手抓住了我的颈背,将我按倒在地。我持球跑动进攻九十码!

我看见陆·利贝尔和克利夫·巴特尔斯,还有我们的教练罗尔夫·菲尼高兴得直搓手,在边线上像小希特勒一样跳起了舞。看来圣约翰队没有机会对阵圣本笃队了,因为此时此刻,很自然,我不管怎么说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愚笨的四分卫想让我独自持球触地得分。我实在是力不从心。我想质疑他的指令,可我不能那样做。于是,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对方的防线,结果被压倒在五码线处。然后,朗斯特德特尝试持球进攻,结果圣本笃队的强大防线把他压倒在地;紧接着,我们也失去了最后一次持球进攻触地得分的机会,在三码线处,所以不得不后退让圣本笃队踢悬空球。

到了此时,我已经恢复了体力,做好了再奔跑一次的准备。但是那个飞向我的悬空球是那么的高,旋转着,非常棒,我看这个球要花一个小时才能落在我的手中,我真应该举起手臂,争取合法接球,然后将球触地,让我们球队从那里开始进攻。但是,我没那样做,爱虚荣的杰克,尽管我听见身后两个前场运动员几乎在说:“来,一起上!”我感到他们的四只大手像老虎钳一样夹住我的踝关节,每边各有两只手,我高傲地喘着粗气,狠命地扭动整个身子,试图摆脱他们的钳夹,然后继续往前奔跑。可是,圣本笃他们的钳夹已经将我死死锁定在那里,我仿佛像一棵树,或者像一根铁柱插在地里。我全力做了个翻转身体的动作,只听见噼啪一下响亮的声音,我的腿断了。他们让我仰面躺倒,将我轻轻放在草地上;他们看着我,观点达成一致:“对付他 ,只能这样,不能错过 这个机会(大意如此)。”

我在别人的帮助下一瘸一拐地离开赛场。

我进入淋浴房,脱了衣服,训练员帮我按摩右腿肚,说:“噢,只是扭了扭,不碍事,下周与普林斯顿比赛,我们会让他们再次尝尝完好如初的数一数二的小伙子杰克的厉害!”

可是,老婆,是一条腿断了,胫骨裂了,就像爆裂了一根铅笔大小的骨头,但那根骨头因为毛线裂纹仍旧粘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你只要用两个手指轻轻一扭,铅笔就会裂成两半。但是,没人知道这种情况。那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一直说我太孱弱娇气,要我打起精神,四处奔跑,别再一瘸一拐的。他们有搽剂,各种各样的,我试着跑起来,我奔跑,训练,奔跑,但一瘸一拐越来越严重。最后他们把我送进哥伦比亚医学中心,拍了X光片,发现我右腿的胫骨已经断裂,我拖着断了骨头的腿奔跑了一个礼拜!

对这事我并不怨恨,老婆,只是陆·利贝尔教练一直说我装腔作势,让新生教练们别信我“喊痛”,逼我“把痛感跑掉”。你是没法把断腿跑好的!就在那时,我发现陆出于某种我永远没法理解的原因,对我耿耿于怀。他总暗示我是个没用的人,我长着两条粗腿,他应当把我安排在对阵开球线上,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后卫球员”。

然而(我想现在我知道是何缘故了),就在那年夏天,我忘了提一下,弗朗西斯·费伊请我到波士顿学院的体育场把我彻彻底底测试了一番。他说:“你真的一定要到BC [18] 来,我们这里有一种体系,圣母大学体系,我们起用像你这样的后卫,在赛场上用优秀对阵开球队员为他开辟自由的活动空间。在哥伦比亚那边,陆·利贝尔让你从侧翼绕圈子进攻,你得猛跑二十码,然后卷入一场混战,他那一套KT79逆向打法多么的愚蠢!你最多也许能设法躲开对方的边锋,但是对方第二防线队员马上就会朝你压来。而在我们队,则是‘呼’的一下直接穿过阻截队员、后卫,或者穿过右边锋或左边锋,大获全胜。”随后,费伊让我穿上运动服,叫来了他的守卫教练麦克卢汉,说:“看看他实力如何!”我独自与麦克留在赛场上,面对着他。麦克手持橄榄球说:

“好吧,杰克,我将用中锋投球的方式将这个球投给你;你得球后,像前卫那样用任何你想使用的方法逃离。如果我用手碰到你,你就出局,这是打个比喻,你他妈的当然知道我会触摸到你,因为我曾经是东部地区最快的守卫球员之一。”

“呸,你是吗?”我心里想,嘴上却说,“好吧,投球吧。”他站在球场中间,面对着我,直接将球掷给我,我拔脚就跑,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他不得不扭头眼看着我从他的左侧跑过,这可不是“哈佛的谎言”。

“好吧,”他不情愿地承认,“你并不比我跑得快,可是,天晓得你从哪里得到那种突然起跑的爆发力?径赛运动?”

“是的。”后来在波士顿学院的淋浴房里,我正在擦干身子的时候,听见费伊和麦克在教练的淋浴房里议论我,我听见麦克对费伊说:

“弗兰 [19]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前卫。你得把他弄到BC来!”

可是,我还是去了哥伦比亚,因为我想去发掘纽约,成为负责采访大城市的大记者。但是陆·利贝尔有什么权利说我不是个优秀的带球进攻橄榄球运动员。老婆,听听这段趣事:前一年冬天,在霍勒斯·曼,弗朗西斯·费伊约我在时报广场见面,带我去看威廉姆·萨洛扬的戏剧《我的心在高原》;剧场休息时,我们去楼下厕所,我敢肯定我见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练罗尔夫·菲尼,他从人群后面注视着我们。此外,他们随即派了乔·卡拉汉到纽约带我外出游览,并进一步劝我去波士顿学院,最后圣母大学也来做我的工作;但是,我却来到这里,上了哥伦比亚,爸爸丢了工作,教练认为我毫无价值,他甚至真的不信我断了腿。

几年后我就这件事在长岛报纸《新闻日报》的体育版上发表了一首诗歌,抒情颇为贴切,因为这件事还牵涉到之后父亲与陆的争吵,父亲指责他没有充分发挥我的作用;还有陆没有兑现某种许诺,他曾答应帮助父亲在纽约找一份排字员的工作,可毫无结果:

致陆·利贝尔

我父亲认为你对他说话不算数

说他不喜欢你

他觉得自己那么寒碜,没脸进你的

办公室;他那么衣衫褴褛

他梳理了头发,与我一同进了

职业介绍所

让我代表我俩

单独跟那人谈谈,然后唉声叹气

我们悔恨着回家,回到洛厄尔;那里

慈祥的母亲照样端出了馅饼。

第一场球赛,在罗格斯,

我发疯似的持球奔跑,克利夫不在那里·

他不信他在《观察家》上读到的

“谁是那个杰克”

于是我参加了对圣本笃队的比赛

不愿意被他们那些孬种抓住

我接到开球,直奔那些家伙,

忽东忽西奋力突击

朝着五码线狂奔,

你在那里,你还记得吗

我们没有首次持球触地得分;我

接到了悬空球,却折断了我的腿

永远别再说什么,在雄狮餐厅

美餐一顿热乳脂圣代和牛排。

不过,我的断腿上了石膏,在两个完好的腋窝下拄着两根拐杖,这倒成就了一件好事:每天晚上,我一瘸一拐去雄狮餐厅,哥伦比亚大学壁炉和红木家具式的餐厅,大摇大摆地坐在炉火前的贵宾席上,看着男生和女生们跳舞,每个愉快的夜晚都点同样珍稀的煎里脊小牛排,将拐杖横放在餐桌上,细细品味,吃完牛排,再点两份热乳脂圣代作为甜点,整个秋天过得美妙无比。

我确实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起诉或小题大做,我享受这份悠闲、牛排、冰淇淋和荣誉,一生中我在哥伦比亚第一次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研读托马斯·沃尔夫完整的令人惊叹的纯真世界(也更不必提那些课程作业了)。

不过,许多年以后,哥伦比亚仍不断给我寄来我在训练餐厅就餐的账单。

我永远不付那种账单。

我为什么要付那种账单?天气潮湿时,我的腿仍然疼痛。呸!

常春藤盟校也真够意思。

如果你没说出你想要说的话,写作还有什么意思?

啊,那个美丽的秋天,坐在书桌前,抽着像我上石膏的腿那样裹着的喷香的雪茄烟,听着美妙的西贝柳斯 [20] 芬兰交响乐队演奏的乐曲,即便在今天,一听到芬兰交响乐,我就会想起那喷香的陈年雪茄烟味,尽管我知道那乐曲都是表现对雪的钟爱。我昏暗的台灯,在我的面前展开着汤姆·沃尔夫 [21] 不朽的话语,他谈到美国的“各种天气”、仓库后面旧建筑淡绿色涂料剥落的外观、朝西延伸的跑道、铁路那边印第安人的声响、他古老诺斯·卡利尼山里的浣熊毛皮帽子、波光粼粼的河水、密西西比河、谢南多厄河、格兰德河……我没有必要试着去模仿他说过的事情,他只是唤醒我把美国看成一首诗歌,不要把美国看成是一个艰苦奋斗流汗苦干的地方。这位黑眼睛的美国诗人主要令我想游逛,想流浪,想看看真正现实的美国,“从来没被说过的美国”。如今,他们说只有青少年才欣赏托马斯·沃尔夫,但是,不管怎么说,读过他的作品之后你就很容易这么说,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作家,他的散文诗你大概只能读一遍,深深地慢慢地品味,边读边发现,发现之后,便离他而去。他充满激情的段落你可以一遍遍反复阅读。如今,哪里还有汤姆·沃尔夫研讨班?为什么托马斯·沃尔夫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遭受极度轻视?因为施瓦兹先生 [22] 可以等待。

我坐在书桌前,打开书本,自言自语:“现在快七点半了,我们将一瘸一拐去那个古老的雄狮餐馆,吃煎里脊小牛排,品尝热乳脂圣代,喝咖啡,然后再一瘸一拐地去一百一十六街的地铁车站(一边记住克威克教授和他数学的系列数字),乘车前往时报广场,去看一部法国电影,看让·迦本紧闭双唇说‘ca me navre [23] ’;或者看路易·茹韦走上楼梯时松垮的背影;或者米歇尔·摩根 [24] 躺在海边卧室里带着酸楚的苦笑;或者当汉德尔在为工作祈祷时,哈里·博埃 [25] 跪着;或者雷米 [26] 在市长的下午野餐会上尖声喊叫;法国电影放映结束后,连续放映两部美国电影,也许是乔尔·麦克雷主演的《和平联盟》,看泪眼婆娑、痴缠、甜美的芭芭拉·斯坦威克抓牢他;或者也许去看夏洛克·福尔摩斯抽着烟斗,拖着康沃尔人特有的细长身影,而华生医生在火炉旁一边吐着烟云一边翻阅医学巨著,卡文迪什夫人,还是其他什么名字,端着冷的烤牛排和麦芽酒上了楼,用这种办法,夏洛克就能破解莫里亚蒂博士最新想出的坏主意……”

校园的灯光,恋人们手挽着手,十月下旬秋叶飞舞,匆匆过往的学生热情满怀,图书馆里灯火通明,所有的图书和愉悦以及这个世界大都市就在我断腿的脚下……

在一九六七年回想一下这种情景:我甚至习惯了拄拐杖,去哈莱姆看看正在发生的事件,在一百二十五街以及周边地区,我有时透过简陋棚屋肋骨似的窗户看人们翻烤小排骨,或者看黑人在街角处高谈阔论;对于我来说,这些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奇异人群。我忘了在前面说了,一九三九年我在霍勒斯·曼的第一个星期,在整整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和傍晚,我背扣双手,实际上走遍了哈莱姆,观察这个新世界的每个角落。为什么没有人突然来到我的面前,向我兜售毒品,或者揍我,或者抢我?这些黑人看见了什么?他们看到了一个穿着花呢衣服的大学生,在研究街道。人们尊重这类事情。反正我的样子一定很古怪。

于是,我会走进雄狮餐厅,坐在炉火前我常坐的那把椅子里,服务员(都是学生)会给我端来晚餐,我会边吃边观看舞女表演(其中一人特别漂亮,名叫薇姬·埃文斯,我喜欢她,她是个威尔士姑娘),随后,我会去时报广场看电影。从来没有任何人打扰过我。反正我身边向来没什么钱,大概只有六十美分,脸上一定也显出那种神情,一脸天真无邪。

此时,我也有时间在房里开始撰写“沃尔夫式”的宏伟故事,记日记;今天看来,这些作品都拖沓乏味,但在当时,我认为自己写得挺好。我有个黑人学生朋友,他来帮我温习化学,化学是我的弱项。法语课上我得A,物理大概得B或C+。我在校园里一瘸一拐四处走动,高傲得像某个滑雪大师。我身着花呢外套,拄着拐杖,我变得非常受人欢迎(也是因为此时我打橄榄球的声誉),有个来自“范安俱乐部”的家伙竟然发起了一个运动,想选我当来年二年级的学生会副主席。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九四一年,二年级以前,我是没法打橄榄球了。为了消磨时间,那年冬天我为校报写了一些体育报道,采访田径教练,替从霍勒斯·曼来不断看望我的男生们写了一些学年论文。我与迈克·亨尼西一起,我以前说过,在一百一十五街糖果杂货店前的街角处厮混;有时与小威廉·F·巴克利一起在百老汇消磨时光。一瘸一拐地前往哈得孙河,坐在滨河大道的长凳上抽雪茄烟,面对河面上的迷雾浮想联翩;有时乘坐地铁去布鲁克林区探望继外婆蒂玛和伊冯娜以及尼克继外公;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已经不用拄拐杖了,我的腿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怀着感伤的心情,我在母亲的圣诞树前与G. J. 一起喝波尔图葡萄酒醉了,不得不踏着格肖姆大街的积雪把他抬回家。在“海军准将舞厅”里寻找玛吉·卡西迪,找到了她,邀请她跳舞,再次坠入情网。在厨房里与老爸长谈。

生活是有趣的。

看看这段精彩的小插曲:可能发生在菲伽马德尔塔兄弟会 [27] 会馆里,我是个“立誓入会成员”,但拒绝戴蓝色小无檐便帽,事实上,我要他们把它随便处理掉,我反而坚持要他们把那个几乎空了的啤酒桶给我,黎明时刻将酒桶举在我的脑袋之上,倒尽桶里残存的啤酒……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在一百一十四街空无一人的兄弟会会馆里,除了也许楼上有一两个家伙在睡觉,整栋楼没亮一盏灯,我坐在兄弟会休息厅的一把安乐椅里,大声播放格伦·米勒的唱片,听得几乎失声痛哭。格伦·米勒、弗兰克·西纳特拉与汤米·多尔西合唱的《我爱的那个人属于别人》和《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查利·巴尼特 [28] 的《切罗基人》、《我的这份爱》。整个校园都在帮助患瘫痪或痉挛性麻痹症的菲利普·克莱尔博士,我们最近一直在玩他为《美国纽约日报》设计的纵横填字游戏,他喜欢我,因为我是法国人。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朋友乔·哈特来到我宿舍的房间里,头上的破帽子全被雨水淋透了,他视线模糊地说,“今晚耶稣基督正在朝地球撒尿呢!”在西区酒吧,酒保约翰尼两只大手撑着柜台,目光越过众人的脑袋朝外面看去。在外借图书馆里,我正在研究扬·瓦尔廷 [29] 的《逃出黑暗》,在今天,这依然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我在“洛氏纪念图书馆” [30] 里遐想各色各样的图书馆,或者其他某件事情。告诉过你了,生活是有趣的。穿着高统橡皮套鞋的姑娘们在雪地里。巴纳德 [31] 女生们像四月成熟的樱桃越来越秀色可餐,天哪,谁还有心思去读法语书?我坐在河畔公园的长凳上,有个高个子的怪家伙走到我跟前说:“你阴jing多粗? [32] ”我说:“我希望套在脖子上。”特克·塔兹伊克,来年大学代表队的边锋,在我房间里喝醉了酒大哭大喊,告诉我他曾经有一次蹲在宾州一个小镇的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拉屎,真是丢尽了脸。有些家伙就在西区酒吧外面的人行道上撒尿。兄弟会休息厅里游手好闲的家伙们坐在宿舍休息室里无所事事,双腿高高地搁在其他椅子上。布告板上用大头针钉着一些短讯,告诉你在哪里能购买到衬衫、交换收音机、搭车去阿肯色州,或者去哪里自杀,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的腿好多了,此时,我在约翰·杰伊餐厅当服务员,也就是说,我是个咖啡招待,我左手托着咖啡盘四处走动,挺爱打听别人的隐私,绅士和女士朝我点头致意,我走到他们的左侧,朝他们的杯子里倒美味咖啡;有个家伙对我说:“你认识那个你刚才倒过咖啡的古怪老头吗?托马斯·曼。”我的腿好多了,我漫步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回忆着一九三六年那场暴风雪,当时我十四岁,我妈带着我来布鲁克林探望蒂玛继外婆:我随身带着我那双洛厄尔防水套靴,我说:“我要出去,去布鲁克林桥上走走,然后回来,”“行。”寒风呼啸,雨夹雪冰凉刺骨,我满脸通红穿越大桥,很自然,桥上空无一人,只来了个身高大约六英尺六的男人,身体臃肿,脑袋瘦小,阔步朝布鲁克林的方向走,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一边大踏步行走,一边沉思冥想。知道那个怪老头是谁吗?

托马斯·沃尔夫。

请看第五部。


[1] W.C. Fields(1880—1946),美国喜剧演员。

[2] William Saroyan(1908—1981),美国剧作家、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剧作《我的心在高原》、故事集《我叫阿拉姆》、长篇小说《人间喜剧》等。

[3] 英语,婊子、下贱女人。

[4] “Begin the Beguine”,1935年由科尔·波特(Cole Porter)创作的百老汇著名歌曲。

[5] Anzio,意大利拉齐奥地区一沿海城市。

[6] Hugh Herbert(1887—1952),电影喜剧演员,所表现的人物常常心不在焉、紧张不安,口中念念有词。

[7] 美国大学男生联谊会常以希腊字母命名,并有秘密仪式和活动。

[8] Scra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9] 美国一播放古典音乐的电台。

[10] Emily Post(1872—1960),美国作家、报纸专栏作者,尤其以有关社交礼仪的评论文章著称,著有《礼节:社交惯例蓝皮书》。

[11] the Morningsiders,可能指到老院长位于莫宁赛德大道府上吃过饭的那些球员。

[12] Cliff Battles(1910—1981),美国职业橄榄球前卫运动员。

[13]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功利主义》等。

[14] Aeschylus(前525—前456或455),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被称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有“悲剧之父”的美誉。

[15] Horace(前65—前8),奥古斯都皇帝时期杰出的拉丁抒情诗人和讽刺作家,著有《歌集》、《书札》等作品。

[16] “Roar Lions Roar”,由著名音乐家罗伊·韦伯(Roy Webb)于1925年在哥伦比亚读本科时,为哥伦比亚橄榄球“雄狮队”创作的战歌。

[17] Earl Blaik(1897—1989),美国橄榄球选手、教练、美国军队官员。

[18] 即Boston College,波士顿学院。

[19] Fran,费伊的昵称。

[20] Sibelius(1865—1957),芬兰作曲家,作品具有民族特色和艺术独创性,主要作品有交响诗《芬兰颂》等。

[21] Tom Wolfe,即托马斯·沃尔夫。

[22] Mr. Schwartz,是托马斯·沃尔夫小说《天使望故乡》笔下的一个人物。

[23] 法语,让我伤心。

[24] Michèle Morgan(1920—),法国女演员。

[25] Harry Baur(1880—1943),法国男演员。

[26] Raimu,法国男演员朱尔·奥古斯特·米雷尔(Jules Auguste Muraire,1883—1946)的艺名。

[27] Phi Gamma Delta fraternity house,1848年在华盛顿杰弗逊学院成立的大学兄弟会,成员遍及美国和加拿大。

[28] Charlie Barnet(1913—1991),美国爵士音乐家,萨克斯管演奏家。

[29] Jan Valtin(1905—1951),德国共产党人,苏联间谍,后投奔美国,写过《逃出黑暗》等多部小说。

[30] Low Library,全称应该是Low Memorial Library,1895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Seth Low)为纪念其父亲出资100万美元建造的。

[31] Barnard,可能指Barnard College,1889年建立的女子学院,附属哥伦比亚大学。

[32] How you hung?也可译成“你想如何上吊?”hung有很多意思,这里与后面的“hung(上吊)”系谐音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