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显然，早年的生活环境给他的人生奠定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敖德萨是著名港口城市，地处黑海西北岸，今属乌克兰，旧时是沙俄帝国的南方重镇。那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界，混居着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犹太人。一九〇五年，敖德萨发生大规模排犹事件，上千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未满十岁的巴别尔亲眼目睹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终身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他十八岁写的处女作《老施劳埃密的故事》就反映了对犹太人的命运的思索，讲述一个犹太老人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自杀的故事。
巴别尔天分甚高，自幼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还在家庭逼迫下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典籍。像许多犹太家庭的孩子一样，其求学经历显见是在为日后经商做准备，中学读的是商业学校，大学则进入基辅金融与商业学院。可是，对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巴别尔早已蓄意颠覆，他很早就对文学表现出极度热情，中学的一位法国教师引导他走入缪斯的世界。他喜欢兰波的诗歌，熟读莫泊桑、福楼拜和拉伯雷，还尝试用法语写作。
一九一六年（巴别尔的《自传》里说是一九一五年），年轻的巴别尔冒险前往彼得堡，他不是投奔革命（革命尚未到来，列宁还宅于苏黎世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去投奔文学，寻找自己的人文理想。然而，巴别尔的文学之旅也像革命者的地下工作一样，几乎就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沙皇政府严禁犹太人和“叛逆者”、“心怀不满者”进入首都，他用伪造的护照假冒立陶宛人骗过了沿途关卡。多年后，他将自己那段身涉险境的真实经历写进了小说《道路》和《开端》里边。可是，彼得堡并未向他敞开文学的大门，他所有的投稿都被拒之门外，那些文学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商铺做伙计。直到找到了高尔基，其文学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在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杂志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可是，这也让他惹上了麻烦，他的小说《浴室之窗》被沙皇政府报刊检察官指控为“淫秽之作”，这使他面临一场可怕的刑事诉讼。幸运的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动乱的局势使他躲过了一劫。
高尔基十分欣赏巴别尔的写作才华，但建议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到人间去”深入生活。他听从了这个建议，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整整七年里他离开了文学圈子，沉潜于生活的风浪之中。十月革命前他在罗马尼亚前线服役，之后在肃反委员会（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会做过短期翻译工作，旋即又去武装征粮队工作。他跟尤登尼奇的军队打过仗，还作为战地记者跟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进军波兰。一九二〇年六月，俄波战争的升级（布尔什维克军队开始对波兰军队反击）是巴别尔一生中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后他根据当时的随军日记写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红色骑兵军》。
由于巴别尔罹难于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壮岁之年早早撒手人寰，他给世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两部小说集，以及生前未收入集子的三四十个短篇小说，还有就是《晚霞》和《玛丽雅》两部剧本。其实，仅以《红色骑兵军》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巴别尔的大师地位。一九二六年，《红色骑兵军》刚刚出版，高尔基就对法国作家马尔罗介绍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九三〇年苏联《新世界》杂志曾向许多外国作家征询对苏联文学的意见，大多数来信都将巴别尔列为苏联作家中的第一号人物（《人·岁月·生活》第三部），而这种评价也主要源自对《红色骑兵军》的激赏。
读《红色骑兵军》，让人惊讶的首先是那副简洁、洗练的笔墨。“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干净而从容的语句，把整个叙述夯得结结实实。不少评论者拿巴别尔跟海明威作比，满世界找过来，有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俩。说来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读过《红色骑兵军》的法文译本，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对巴别尔惺惺相惜的意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两位大师还都饶有兴趣地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尤其善于处理生死相遇的瞬间情境，出其不意给人一记心理撞击。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第安人营地》跟巴别尔书中头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于彼此创作风格的趋同。其实他们的语言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海明威的简短是一种“电报式”文体，凝重之中透着几分干涩，那么巴别尔的字斟句酌则几乎带有诗的韵味。像《红色骑兵军》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象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堕入海明威那样的悲凉心境，有时他会用词采斑斓的描述展开一个悲剧的序幕：“……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这般亦谐亦庄的句子用来导述血迹斑斑的坎坷历程，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是这些战地实录式的故事绝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因为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更没有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激情与豪迈。苏俄内战期间相偕而来的俄波战争至今留有许多悬疑之处，历史卷宗记载着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却把种种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给了后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巴别尔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诉求，可是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恶制恶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和杀戮开启了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理想的凶衅。所以在这部由三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小说集里，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睥睨善恶颠倒的立场。巴别尔对他所描写的这场战争显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极度毁伤。
《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个开杂货铺的犹太老者的诘问点到了思想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圣日，如同许多传统事物一样，这些与旧制度相缠绕的东西并不能跟旧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把斗争变成了癫狂，同时把革命这事情也给戏剧化了。巴别尔在书里大量叙说战争的日常暴行，写了游兵散勇的个人复仇，也写了那些“思维健全的疯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现了对比性基调，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走江湖的圣像画师那种诙谐的民粹思想。他怀着希冀寻寻觅觅——“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现实混乱的冷静观照传递着俄国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巴别尔的叙述语体远比故事本身复杂。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有意使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了距离，这种策略显然包含着叙事内容以外的话语意图。《红色骑兵军》虽云短篇，巴别尔却力图在这里勾画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所以采用了被文学史家称之“狂欢化”的叙述体裁。比之任何传统的自然主义创作，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小说，不但有着更为贴近现实的仿真性，并且以讽刺性摹拟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概括力度。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在小说里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在互相追诘与驳难中凸现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从布琼尼骑兵到马赫诺匪帮，从私盐贩子到牧人出身的红军将领。在这个舞台上，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谎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所有对立的因素构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动关系，而人生的错位往往就发生在风云翻覆的情境转换之际。
当然，生活有自己的逻辑，每个人则有自己的行为理由。这里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个儿的世界”的说法来归纳狂欢体叙述的一个逻辑：帝王变成奴隶，奴隶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红色骑兵军》的话语结构中没有给任何史诗化的东西留下一点地盘，却给读者拓开了更多的思想空间，此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化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毫无疑问，“相对化”正是巴别尔砣砣追寻的哲理目标。
“相对化”情境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即便不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读者也能感觉到《红色骑兵军》的写法与众不同，因为那里边不同的声音很难相互融合，那种多声部的狂欢体叙述是一下子就能让人感觉到的。譬如《小城别列斯捷奇科》，随着部队开进市镇，两三千字篇幅中散散落落地嵌入了几百年的历史印记，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微妙地叙说着革命与恐怖，战争与犹太人的世俗生活，旧日的恶臭与新政的荒诞……当政治委员在广场上宣讲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精神的时候，那些“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却已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这些叙述没有一个主调，没有统一的声音。
首先，这里呈现的不是一个对象化的客体世界，那些人物和事件都尽可能避免成为作家主观意识的投射，而好像是在摹写事物本来的情形，照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各自的世界”。就像人们在大街上所见，这人边走边用手机告诉老婆今儿不回家吃饭，那人一转身让自行车给撞了，旁边的商场在搞换季服装大甩卖……这一切彼此之间并无关联，如果把这情形用文字记录下来它们就处于同一语境中，当然还可以弄出一些互动关系，但巴别尔决不让它们彼此之间发生意识协调。作为旁观者，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触，可是在别人眼里你的意识并不代表什么，你自己也是一道宛然自在的风景。
巴别尔的手法就是这样，作为叙述人的“我”不过是故事里边的一个人物而已，或者说也被“他者”化了。这里包含着若干平行或者是交错、对立的叙述原则：战争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骑兵军的征战之外尚有掩映其中的另一套叙事文本，那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波兰小贵族和犹太市民的风俗画卷。生活有它本来的价值目标，有它自己的惯性，可是日常节奏一旦被战争所搅乱，革命也难免拖上恐怖的阴影。
值得思考的是作家为什么要这么写。首先是缘于现实的暧昧。巴别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未予置疑，却从革命进程中发现人们早已偏离人类文明的轨迹，心里的庄严目标与眼前的闹剧扭结在一起，却不能找到真正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惶惑之感。既然现实本身就是这么乱哄哄，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倒是正好表现生活的复杂状态，因为各自不同的视角便于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这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价值表述。其次，有一点应予注意，《红色骑兵军》是巴别尔根据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俄波战争中的经历写成的，他一九二四年就大体完成了这本书（后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相距时间很近，这样的创作在作家意识中不可能抹去那种“现场体验”。显然，这跟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情形不同，巴别尔写理想与现实的歧途，写那些血腥与混乱，并不是一种带有总结性的反思历史的究诘，不是事后的盖棺论定，他是用即时的感受来表现时代的困惑。所以，《红色骑兵军》的叙事所呈现的历史感具有某种罕见的鲜活特征。
《红色骑兵军》的故事里，“我”是总的叙述人，但在少数篇目中又插入了别的叙述人，譬如《盐》和《叛变》两篇，就是骑兵战士巴尔马绍夫的第一人称叙述。在复调小说中，除了变换叙述文体，变换叙述人也是加强作品“对话性”的需要，巴别尔这种意图非常明显。这两篇虽说出于同一人的叙述，但前一篇是书信体（写给报社主编的一封信），后一篇完全是口述（一次肇事后面对调查人员的供词），同一个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因文体不同需要恰到好处地把握文白之分的特点，这也显示了巴别尔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当然，这巴尔马绍夫是个大老粗，写信也不免通篇粗言秽语（如“上帝拉屎”之类），但看得出来，他捏起笔来就喜欢拽词，很想写得有些文采，譬如就有这样抒情的段落——“响起了第三遍铃声，列车开动了。美不胜收的夜景映满了天幕。天幕上缀满了油灯一般大的星星。战士们思念起库班的夜和库班绿莹莹的星斗。渐渐地，思绪像鸟儿一样飘飘忽忽地飞逝了。而车轮则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这很契合初学文化的人的笔墨。巴尔马绍夫显然是在部队学的文化（在《叛变》那篇中他自述早先是种田人），《红色骑兵报》上的说法也学得很溜，从这些语言的细处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翻了个儿的世界”的变化。当然另一方面，部队文化也灌输给他一整套意识形态教条，两篇小说都生动地表现了那种动辄上纲上线的语言特点。譬如，当说到要枪毙女私盐贩子时，他写道：“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
处于疾风骤雨般的大动荡年代，这种修辞方式带来的极度夸张的庄严感很容易满足人们膨胀的心理，如此自以为是表彰自己的“正义”对巴尔马绍夫来说确也显得顺理成章。显然，巴别尔对这一人物的语言表达做了精心考虑，既有强词夺理的癫狂，也不失草根社会的幽默风趣，同时又把屠戮和胡闹加以崇高化，这些东西凑到一起就造成了一种语言杂耍似的喜剧风格。
巴别尔写作《红色骑兵军》时才二十八、九岁，对各个阶层的语言都能掌握得那么好，这让人大为惊讶。不用说，这跟他“到人间去”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专有一章写到巴别尔，其中他带爱伦堡去小酒馆聊天的情形给人印象尤深。巴别尔喜欢在各色人等中间混来混去（爱伦堡说，他有从事各种职业的朋友——工程师、驯马师、骑兵、建筑师、养蜂人、钢琴师……），学习他们的语言，观察各种场景各种细节，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兴趣。
当然，小说语言并不仅仅是运用辞格的技巧，有时语言本身就是某种话语方式，这也是巴别尔特有的叙述风格。在《夜》那一篇里，写了一个叫加林的部队办报秀才，如何追求列车洗衣妇的故事。作为爱的表白，阿Q跟吴妈直说“我和你困觉”，而加林却对着睡意蒙眬的伊琳娜扯东扯西，整一个晚上喋喋不休，从俄国皇室之乱说到党中央“因势利导”改造哥萨克军队，又扯到第一骑兵军的“政治教育”。伊琳娜睡着了，加林还在那儿说个没完。这番“荒唐的爱的表白”看上去没有一个字扣题，却恰恰道出了那份爱的失落。场景、细节、对话，每一笔都那么传神，而那么细微的描述却有着十分宏大而复杂的背景。一边是充满激情的革命话语（包括《红色骑兵报》的政治宣传），一边是疲惫和困乏，是无尽的伤痛，是被战争苦难压垮的人们，这中间没有爱情的位置。
巴别尔写战祸与苦难，写暴戾与残酷，一点没有给人撕肝裂肺的感觉，通篇都是明快的叙述节奏、充满俚俗之趣的对话与细节，这就把揪心的痛楚转化为一种反讽，带出了无尽的思绪。难怪博尔赫斯是这样评价《红色骑兵军》的，他说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酷的场面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92]引自《伊萨克·巴别尔》，见《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