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的心愿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婚后一年，夫妇二人的独生子出生了，取名米歇尔-费尔南-玛丽-约瑟夫，为简便起见，我们将称他为米歇尔-约瑟夫。我不打算经常提及这个大我十八岁的异母兄长，不过因为无法切断我的叙述，我也不能完全不提到他。描绘一个此刻正在保姆怀里啼哭的人的特征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了，不过，有一句引言却是不得不提的，而我是从米歇尔-约瑟夫本人那儿借用来的；我在其他地方谈到过的而且也是他在大约六十年后撰写的一些简短回忆录的头几行用一句话提到他的诞生，这句话是人们也许在任何其他的自传中无法找到的一句话：“我生于图尔奈的一处私宅里，根据保存在档案中的一份资料，宅子里的家具花费了两万六千法郎。”
我在米歇尔的荒唐作为中看到了米歇尔-夏尔及其儿子身上所幸存的那种温情。而在下一代，情况则大不一样了。教育在这其中起了一些作用。这个父母没怎么能够领他从这一泉城到另一泉城走走和观看一场场赛马的孩子，时而在其外婆玛丽-阿泰纳伊的仙女（我自个儿美化的名字）家族农庄里被精心呵护且过分溺爱，时而又在黑山他奶奶诺埃米的照看下成长，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淘气的孩子与难以相处的诺埃米奶奶却是很合得来。冬天，米歇尔-约瑟夫被交给一位性情暴戾的老军官及其妻子照看，老军官的妻子是一位个子矮小的夫人，擅长在瓷器上作画，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当成旧时里尔的物品出售，而随后产生的不睦无疑令夫妇二人的年轻男房客的精神受到创伤。后来，米歇尔虔诚的姐妹玛丽·德·P对这个孩子的坏脾气没了信心，要求她的兄弟把孩子接回去。我们将看到这个孩子从一种宗教教育的地狱过渡到一种世俗教育，从沃吉拉尔街的耶稣教会学校进入杜埃中学，又从那儿到了里维埃拉河畔的一所良家子弟寄宿学校，在这中间，他还逛过一些肮脏不洁、属于另类的地方。一贯放浪形骸的米歇尔，在想到自己的儿子时（也就是说他极少想到自己的儿子），就给他买不少礼物，从新出的铅制玩具车到第一辆摩托和第一辆跑车。他还让自己尚是个少年的儿子在一个充当随从的同伴的陪同下长途旅行——我在别处说过他有时利用假期或干脆在儿子上学期间把儿子硬拉出来，同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或情妇中的一个一起过上一段日子，这些做法常常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由此，在父子二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持续了一辈子的敌意。一九〇六年，当米歇尔-约瑟夫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时，他选择了前往比利时，他是在图尔奈出生的，可以这么做。米歇尔对此大为恼火，可他也不想一想，正是他自己那逃兵身份才使得米歇尔-约瑟夫在国外出生，才使他的选择成为可能。如同遇此情况的其他人一样，小伙子只想逃避在法国军队的三年服役期，这一点大概是不会让那位沙文主义的父亲受到刺激的。但是，从逻辑上考虑则又有所不同：米歇尔隐约感到他儿子在换个国土的同时，也就放弃了蒙田、拉辛、拉图尔的色粉画和《世纪传说》。他这么看并非完全不对。儿子以一种可以预料得到的反应一古脑儿地反驳了自己的父亲：娶过三个妻子、有过许多情妇的米歇尔一共就生了两个孩子，而米歇尔-约瑟夫将成为一个多子女家庭的父亲。他虽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的儿子，但他将以不学无术为自豪。米歇尔尽管对宗教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着强烈的向往，但在生活之中和死的时候都全无信仰；米歇尔-约瑟夫却没有错过一次十一点的弥撒。米歇尔是个不把祖宗当一回事的贵族，他连自己曾祖母的名字都不知道；米歇尔-约瑟夫却知道家族谱系。父亲对自己的儿子虽冷漠但却百依百顺；儿子对自己的孩子则会是很严厉的。在其简短的回忆录中，米歇尔-约瑟夫尽可能地不去提及这个在各个方面都受到顶撞的父亲，被称之为“我亲爱的妈妈”的贝尔特也只是在她临终时被提到过一次，米歇尔为此还指责儿子在母亲去世之时连哭都不哭一声。
不过，使父子二人疏远的最大原因则是他们对待金钱的态度。米歇尔喜欢钱是为了花的；米歇尔-约瑟夫喜欢钱则是因为他知道，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对于他来说所有一切宝贵的东西——社会地位、门当户对的婚姻、上流社会的艳遇——全都会化为泡影。我小的时候老听见父子俩唇枪舌剑，相互指责：“你把家族几代人的田产都给卖了：克莱伊昂古尔、德拉努特尔、黑山……”——“算了吧，祖宗的田产……你连祖宗待的国土的公民都不是了……”至少有一次，我看见他俩在这个边境线不确定的地区比在别处的争吵更加愚蠢，最后竟然大打出手。我当时还小，不可能弄清儿子对父亲的恨（也许是因为缺少父爱所致）是因为米歇尔对他儿子所希望相信的一切鄙夷不屑呢，还是自负的继承人干脆就不想原谅专制的父亲把一大笔财富给挥霍掉了，在把继承权的移归视为一种授权的人看来，这两种态度其实是一回事。
我很明白人们可能会如何勾勒我异母兄长那副挥霍者的复兴继承人的圣徒形象。米歇尔一九一一年在比利时结婚和安家，就住在那个唯利是图和热衷于上流社会的布鲁塞尔，在那里，聚敛钱财和崇尚名誉地位比任何地方都猖獗。不过，我们可得注意，我们对这种对金钱冒险的兴趣如果不是怀着抒情的心态，那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那可是金色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啊！那种在十八世纪德国过时的宫廷中的对纹章的感伤和贵族小集团是令我们着迷的。如果你在四十年中始终坚持不懈的话，你几乎总是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我的异母兄长擅长于跻身到这个对他来说并不完全了解的环境之中，他希望在其中生活，于是，他让他的孩子们寻到了出色和牢靠的人家喜结连理。我与他在相隔将近二十五年未通音讯之后，于一九五七年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成功地获得了骑士头衔，这是他为自己及其后代证明了他的里尔的祖父因认为在法国业已过时而加以拒绝的那个头衔。我对此差点儿笑出声来，但我今天发现，对于一个仍然拥有宫廷和一个活跃而积极（即使这种活跃和积极完全是表面的）的贵族阶层的小国来说，因获得一份证明其骑士地位的文件而欢喜雀跃并不比一个法国人因获得荣誉勋位勋章而大肆庆贺更加荒唐。
在这里，我尝试并不张扬地描绘一番在我的一生中起过作用的这个人物。我小的时候，他突然闯入我房间里，可把我吓坏了：这个穿着漂亮的年轻人具有悄悄溜进一个房间的怪诞天赋，他滑步进入，带点舞步（后来我从某些安达卢西亚民间舞的专业舞者那里又看到了这种舞步），这会使人以为他从一位外祖母那儿继承了茨冈人血统的说法并不只是一个家族传说。不过，这个自愿扮演坏孩子的小伙子很早就十分注意礼貌了。他很恼火，他的这个异母妹妹对于他来说已经是玩不到一块儿去了，可是她比他所想象的一般的小女孩还更加沉于梦想，更加一本正经，更加平静安生，特别是这个同我一样长着一张笑嘻嘻大嘴的男孩在这个妹妹面前却笑不起来。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在海边，在沙丘顶上，我在凝神注视着海浪涌起，落下，最后变成一条不停地变动着的长线冲向沙滩。我写下的这句话当然是今天的描绘，不过，那个七岁小姑娘的隐约感知则是一样的，或者比今天我这个老妪的感知更加强烈，尽管她当时没有表达出来。我的异母兄长蹑手蹑脚地爬了上来，我听见一个阴沉的声音在呵斥：“你待在那儿干什么呢？小孩子应该玩耍而不是幻想。你的玩具娃娃呢？一个小姑娘是绝不能没有玩具娃娃的。”我以小孩的那种不屑的冷漠把这个我已经觉得满嘴陈词滥调的小成年人归于蠢材的范畴。其实，他也同大家一样，有自己奇特与深沉的地方。
对他的些微关怀——他感冒卧床的一天给他留下的一朵鲜花——都能让这个神经质的人激动得流下眼泪。我很久之后才弄明白，这种形式的激动往往是那些无以回报而又对别人的馈赠感到惊讶的可怜人的性格使然。另外，我也曾看见他对于一些可以说是亲爱的人不可思议的残忍。他相信“不得好死”，而且也害怕不得好死，想象着自己的亲人们就可能有不得好死的人。在这样一个希望自己在想象力方面没有才气的人身上的这些惊人的概念也许是源自其外祖母玛丽-阿泰纳伊，据说她好像不时地会遇上鬼魂。如同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许多孩子一样，他回答问题时常常模棱两可，但那并不完全是在撒谎：当事先已确信德迪翁-布东老爷车不可能爬到猫山顶上去的诺埃米问到这一问题时，他回答她说他是坐了车子上到顶上去的；其实，他是想说那辆在山脚下坏了后又载着自己的拉干草的马车。另外，他还以一个殷勤的男人和骑士风度捍卫了一个私生女的权益，这个私生女没人过问，她的一个亲人因想谋算其继承权而让她缺衣少食，挨冻受饿。我很遗憾地说，米歇尔借此机会嘲弄了私生女的那个亲人。正如蒙田所说，我们大家都不是完美的。
在我十二岁到二十五岁期间，我没见过我的这位异母兄长。一九二九年，在洛桑，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父亲快不行了，让他回来看一眼。我错了，米歇尔在这之前就让我甭管了，可是，两年零两三个月之前，这个已经身染疾患的人竟娶了一个英国资产阶级中常见的那种感伤的女人，不过，她对父亲照顾得还是很尽心尽力的，她像大家一样认为通知其继子父病子归是很自然的事。米歇尔-约瑟夫回信说，他正忙于在布鲁塞尔盖一座住宅，没钱回来；再者，正值寒冬腊月，风雪交加，他妻子一想到要奔赴瑞士，就因精神紧张过度而病倒了。其实，这个嘴上说应尽孝道的儿子是担心要分摊久病的父亲的医药费和丧葬费，因为他父亲已经贫病交加，而且他还认为深受其父之累。
我本该不再过问这事的，但我的继母，那个认为狄更斯水平一般，而觉得高尔斯华绥小说中的良好家庭关系很令人感动的英国女人则相信亲人之间是可以言归于好的。如同那个时代许多家境贫寒的英国人一样，她曾在欧陆的家庭式膳宿公寓里待过多年，特别是在比利时；她刚刚在伦敦继承了一家小企业，使她得以干点疯狂的事：看到自己在这个国家里以女子爵的身份重新出现。无论是我父亲（我已经说过，他终于被授予伯爵的称号）还是对这种事看得更真灼的我本人，都从未能向她解释清楚过去的子爵封地的地主并不一定就是子爵，而且我明白，米歇尔对这件事也不太看重。另外，我母亲在埃诺的全部地产遗产都被米歇尔交给了一些不明不白的管理人了，它们需要我们去照看。在克里斯蒂娜·德·C对布鲁塞尔感到失望，回到她丈夫一生中最后两年在瑞士安顿下来之前的那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在比利时逗留过几次。我较为经常地在我异母兄长新盖起的宅子里吃饭，那座宅子从上到下摆放着一些巴约勒和里尔家族的家具与肖像，那是米歇尔在黑山城堡卖掉之后不知如何处理它们，就把它们堆放在新屋里的。关于死后的财产分割问题，米歇尔-约瑟夫一直坚持那种长子继承权的简单理论。据说，说真的，他坚持认为死去的米歇尔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潦倒，米歇尔已经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办法特别赠予了自己的女儿。至于我，那些箱笼衣柜和那些戴着假发的肖像对我并无诱惑。
人们都在谈论性无知，说是社会在离我们很近而又与我们不同，尽管表面上有些接近的时代里有意让年轻人生活在性无知之中，可是人们却没怎么去谈我们大家全都深陷其中的对金融和法律的极其无知；在这些我们的独立、有时是我们的生命所依赖的科学中，我们当中最聪明和最有教养的人往往也都只是文盲而已。我对于这种情况了解得不少，所以我感觉到在这个领域我是无法独自摆脱困境的。我把目标定在巴黎，我的第一本书刚在那儿出版，我不得不遗憾地离开巴黎前往我当时觉得是个迟钝麻木的首都的那个布鲁塞尔；我想的是，住在当地并照管着不动产事务的一个异母兄长将比我更会把那些土地卖个好价并把资金更好地用于投资。还没有一个贤哲跑来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找一个家庭成员始终是个错误，特别是在他与我们之间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最审慎的人也不可能不下意识地在牵涉到我们的事情上加上点仇视或放肆的。不过，我不相信在这件事上有这种情况出现，顶多只是漠然视之而已。我曾参加过我的代理人同一位买主的谈判，那个擅长讨价还价的农民对那个城里的、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的谈判者取得了全线胜利。我本该介入的，可我知道自己不行：一想到要从一份财产中获得好处，也许就必须要受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罪的；那份财产是我母亲和我自己从年金中获得的，而我们却从未操心过要去那片田地上和树林下走一走。一座座农庄卖掉后的钱一半投进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不动产，一半（米歇尔-约瑟夫没怎么想到要把风险分散）投放到一家旅馆老板扩大和改建的抵押贷款中；旅馆老板是隆博夫妇，三十五年后，在给《苦炼》中的一对布鲁日夫妇取教名时，我想起他们的名字来——投资就有回报，该你的就是你的。
美洲危机的狂风已经在使欧洲“纸牌搭起的房子”颤动起来。不动产银行垮了，而且，由于这桩交易不是有限责任（我当时还不懂“有限责任”是什么意思），我在其中失去的比投放的本金还要多。按隐喻法来说，旅馆也倒了，抵押款只是附带抵押，据说是收不回来的。我做了我两年前本该做的事，求助于一位法国老法律工作者——他以前曾在其他事情上让米歇尔摆脱了困境，在他的一位比利时同行的帮助下，他差不多收回了投给负债累累的旅馆老板贷款的一半。我决定用这笔被一点点蚕食掉的款子让自己过上十多年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然后再看怎么办。我没有发觉我这样做是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重蹈我的两个舅舅在一九〇〇年前后的覆辙，我自鸣得意的这个决定带着些微的一点安全系数让我安度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靠着投放在比利时并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资金收益过活，本可以多多少少地独立于我没有任何牵挂的一个家庭，独立于我出生之地和我母亲的出生之地，而这片国土至少表面上来看，对我是陌生的。这次投资暴跌了四分之三，这使我回复到了我自己的原样。
但是，即便我还算容易地接受了这一损失——并非因为宽宏大度而是因为没有经验，米歇尔-约瑟夫向我宣布这件事的方式也让我很恼火。他总喜欢用明信片开些无礼的玩笑：在一幅布鲁塞尔大广场的画的背面，他简单地告诉我说我母亲给我的遗产全都化为乌有了，按他的说法，我只能去大街上卖苹果了。（确实，比这更糟糕的行当还有的是。）我没体会出这个玩笑的内涵，那是受华尔街大混乱传言的启发编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华尔街的混乱情况，可我没有看报，我觉得那语气不应该是出自一个主动要管理这些如此容易就失去了的财产的人之口。我收到明信片后没有回复，也没再见米歇尔-约瑟夫，我们之间断绝了一切联络，除了那封宣布纹章消息的信，那是二十五年后的事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这次小灾难之前不久，我同他见过一面，但我并不知道那是最后的一面。那是我去布鲁塞尔看望我继母的同时，不知去他家里签一份什么文件。他提着我的手提箱送我去南站，我要回巴黎，然后去维也纳。那是个炎热的、暴雨倾盆的潮湿夏夜。布鲁塞尔的街巷像往常一样始终是个建筑工地，人们在那儿又拆又盖或改建着什么。车子老陷进泥泞之中或遇上路障，所以晚点了，等我们到了火车站时，我要乘的那趟火车早就没影儿了，下一班要等一个小时。我俩并肩坐着，等着雨下小一点儿再钻出汽车。关在那个被大雨浇着的金属和玻璃盒里，我俩几乎像是两个陌生人在酒吧里似的交谈着。他很羡慕我的自由，可他是过于夸大了我的自由；生活很快使人又建立起一些联系，取代了大家原以为摆脱了的那些联系的位置；不管我们做什么或是去哪里，我们周围都竖起了一道道的墙，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精心竖起的，起先还算是个避风港，不久就成了监狱了。不过在当时，对于我来说，这些事实也并不很清楚。这个早就想与自己的父亲不同的人一直感到他已一下子把自己最宝贵的储备耗尽了：“你说怎么办？我想给自己找点朋友，我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掐死吧。”我们一致认为这么铤而走险的投资方法只适合穆拉德苏丹去干，但我第一次感觉到在米歇尔-约瑟夫身上有着一些与我并没有多大不同的自由本能，正如他对谱系的兴趣与我对历史的兴趣取得平衡一样，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眉牙弓的形状和眼睛的颜色方面相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