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在他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在黑山一个秋天相对的平静之中，从意大利归来的米歇尔-夏尔用一个漂亮的卷轴仔细誊抄着他在这次旅行中写给亲人们的近百封信。病魔缠身的人的一种稍带忧伤的乐趣可以说是基于自己曾是个年轻人的想法之上的。米歇尔-夏尔这么做有一个小小的借口，也就是说，他的儿子和现在自己身边的女儿也许有一天会希望浏览一下这些信件，而又不光是为了了解他在那遥远的年代是如何在意大利旅行的。我想玛丽没有机会看到它们，而我父亲米歇尔只是匆匆地翻了翻，觉得这些字迹纤细且泛白的纸上的内容枯燥乏味。在卷首的提要里，米歇尔-夏尔恳求，万一这个卷轴不得不流出家门，就把它付之一炬。但如大家所见，我没有遵从他的意愿。除了这些无足轻重的信件并不值得过于小心谨慎而外，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都已过去一百三十年了，世界发生了米歇尔-夏尔所无法想象的变化，这些信件从许多方面来看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料，而不单单是他同马车夫们如何订合同讲价钱的故事。
“王后”要求他儿子每天都给她写信，哪怕是一点点地写，积起来，一星期发一封长信，只要有往法国的邮车就发。这样一来，其结果大家便可想而知了：这些信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孩子怀着善良意愿但毫无激情地交出的一份被罚做的作业。在二十二岁前后，我们大家都给父母和亲友写过信，告诉他们我们这天早上参观了一个博物馆，看到了一些著名雕塑，然后在附近的一家不太贵的餐馆吃了午饭，晚上打算去歌剧院，如果能买到票的话，最后，请代向某某某问好等等。在这种平安信中，没有任何令我们激动、振奋甚至震惊的内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有点稚气的流水账是那个长着一双美目的英俊小伙子在那个他将永远难忘的国度里从邮局寄出的。
当然，最主要的婉转肯定是对那些法国式骑士风度的行为的肯定。善良的父母总希望相信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无话不谈”。如果米歇尔-夏尔偶尔向父母吐露真情实况中的一小部分的话，那也绝不是在透露他在灯下喝着椴花茶在读一封信。有时候，仅仅是从他来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阿维尼翁女子的美貌，或者，那些陪伴着俄国王后、尼古拉一世之妻、普鲁士公主夏洛特旅行的公主和贵妇等俄罗斯女子在法国使馆的舞会上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然后，他又提及在西西里遇上后来成为符腾堡王后的美丽的奥尔加公主，但是，对更容易上手的美丽的意大利女子却只字不提。很快，表兄弟俩说是为了节约起见，与三四个法国青年就伴儿了；他们其实是希望在一起玩得开心。这几个同他一样决定边玩边学习的小伙子很快便教会他如何使自己的积蓄比父亲叮嘱的更加经久耐用，也就是说，他们远离英国小姐们及其讨厌的或一本正经的父母光顾的大酒店，专门下榻小客栈；若在大城市里，他们就租一间公寓，再雇上一个当地的仆人。为了好玩，一部分路程步行，直走到年轻的旅行者们疲惫不堪，遇上一个村中小店，受到热情接待为止。
但是，我们将永远也毫不知晓这些在《萨蒂里孔》和薄伽丘《故事集》的国度里游荡的年轻人的小艳遇，在那里，爱情是唾手可得的，但却并不总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浪漫，这种爱情随时都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诱惑。根本没有什么古代喜剧中跑出来的那种拉皮条的在满街跑着向那些“尊贵的老爷”提议领他们去找好姑娘，也没有什么洗衣妇俯身洗衣池，翘起屁股露着奶，既没有晚间散步时刻，跟着彩车行走，一个劲儿地眉目传情，也没有一个美妇人在百叶窗后露出笑容；没有或很少有名优特产葡萄酒，没有同伴之间就政治和艺术的激烈争论或争吵，没有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的随意玩笑，没有坐在马车上因为马车夫听不懂而大伙儿齐声又唱又和。只有一次，我们看到各校的年轻人在练习大合唱，但我们听到的不是贝朗瑞、德佐吉埃的歌词，也不是什么流行的钢琴曲，而是大仲马的一首浪漫曲《天使》，其中透着含香草香味的理想主义，这些年轻人冲着托斯卡纳山丘喊唱着，它所表达的那些微妙的情感极其虚假，也许并不比普雷韦的一首歌词或埃迪特·皮亚芙的一首动人的老歌所表达的感情更虚假。
这位优秀的大学生的这些平淡无奇的家书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有关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在那个时代，所教授的教材自十八世纪，也许自十七世纪起就很少变化。我们曾一再地悲叹人类的失败，以致看到人类自身是如何被判处死刑，这并非坏事。尽管米歇尔-夏尔从荷马这个奇才那儿获得一种好的记忆力，尽管这种记忆力使他终生都能背诵他几乎已忘了其含义的荷马的一些感人片断，但他同与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法国文化人一样，几乎不会希腊文。相反，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拉丁文学者，这就是说，他读过从蒂特-利弗到塔西陀的四五位史学家的著作，读过维吉尔的全部作品到茹维纳尔的选集等众多诗人的作品，还读过西塞罗和塞内加的两三部论著。几乎所有建筑在对古典作家的文化研究上都局限于数量极其有限的一些作者，似乎这些作家的内在价值没有人们与之熟悉的程度重要。阅读他们的作品给一般的人盖上了一个小组和几乎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的印记。这种阅读使这些人掌握一些引证、机会和范例，帮助他们与掌握同样知识的同时代人进行交流。这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一个更加被人忽略的方面，古典作家肯定更加占上风：表示概念的东西和模数，心灵的垂直线和角尺，思考的、有时是生存的艺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拯救并怂恿人们去反抗，哪怕是反抗自己。我们可别期待他们对米歇尔-夏尔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再说，一八四五年前后，人文主义者还很罕见，他只不过是一个搞人文主义的好学生而已。
他所参观的是一个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的意大利。废墟仍大片地保存着，上面爬满了攀援植物，人们来到这些废墟面前遥想各个帝国的末日；不久前的大轰炸炸平的并不是那些修复了的、标签似的、夜晚用探照灯照射的、与邻近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渺小的往日的建筑典型。帝国各条大道起始点的那个标志，连同它那角斗士们洗净血臂的喷泉，在墨索里尼的市政官员的骚动中都还没有消失；通过纵横交错的小街窄巷，人们仍可以走到圣皮埃尔大教堂，这些小街窄巷使得贝尔尼尼的立柱廊成了一个巨大而和谐的惊奇之作。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纪念碑那巨大的“猪油薄片”还无法与卡皮托利山丘相匹敌。发动机的轰鸣声只是在很久之后才盖过了喷泉的淙淙声。米歇尔-夏尔骑着马在一座肮脏而经常是狂热的城市里闲荡，但它尚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污染，仍停留在人和幽灵的范畴。自世纪末将要被房地产投机经营毁坏掉的那些广阔的花园仍旧绿草茵茵，生机盎然，居民区里挤满了一群群吵吵嚷嚷、肮脏不堪的人，贝利在他的方言诗中曾亲切地提到过他们；在穷人的贫穷与教皇族及金融家族的奢华之间，反差极大，当然，在今天，住着豪宅的富人与贫民窟中的穷人之间的反差也并不小。
米歇尔-夏尔的目光并不比我们的麻木，但也并不比我们的敏感。一方面，他事先没有上百次地看过这些带有彩色印片法魔力的同样的遗址，没有掌握“艺术摄影”——在这种摄影方法中，通过照明和远景的手段可以改变大小，夸大或减小石像面孔的轮廓，以致参观者常常较难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确定缩小到它原先大小的那同一个石像。另一方面，他的知识突然没了，他的兴趣突然变了，习惯于北方地区绿色风光的这个人第一次与意大利风光的接触是失败的，那些干巴巴的山丘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鲜花盛开；橄榄树让他觉得是一种既不挂果又可怜巴巴的树。假如今天他面对古埃及神庙的塔门常常替代了树木的遗址，面对着维吉尔的白色大公牛所不可或缺的克利图姆纳河水在一条繁忙的公路下面流淌的遗址，他会说些什么呢？有着粗野金属浮雕的宫殿的佛罗伦萨黑乎乎的街道令这个尚只有一层浪漫主义虚饰的旅行者感到忧伤。如果他有胆量的话，他会说他觉得米开朗琪罗的肌肉组织很夸张。总之，他花了比对《晨》和《夜》更多的时间在佛罗伦萨研究有漂亮的灰色大理石贴面的诸大公墓上的铭文。在帕埃斯图姆，那些据说是直接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粗壮的立柱几乎使他望而生畏。他是属于那种人——宁可让希腊人更新了的建筑术汲取路易十六式的风采或帝国时期的冷峻高雅。神明、魔鬼和梦幻的前古典主义的强大希腊在这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只有一位老者和几个爱幻想的年轻人感觉到了：创作《浮士德》下卷的歌德，荷尔德林和热拉尔·德·奈瓦尔这两个白痴，老听见半人半马的怪物在自己体内纵马驰骋的狂热者莫里斯·德·盖兰。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年轻的法学博士也做到这一点。
大家很容易想到，我怀着好奇仔细地看了米歇尔-夏尔给他妈妈的信中有关哈德良别墅的那一段。那是一个美丽的去处，由于随意地修葺，或者由于从这儿那儿弄来的一些花园中的什么雕像，武断地把它们集中于粗粗装饰的柱廊中，更不用说还弄了个小酒店和停车场，紧挨着皮拉内西作画的那堵大墙，所以，今天的它已不再庄严肃穆了。我们对古老的弗德伯爵别墅感到惋惜，那条长长的林荫道，两边由柏树像御林军似的护卫着，一直通向浓荫掩映的寂静庄园，春有布谷声声，夏有蝉鸣不绝于耳，我还记得小时候它的模样，可我最后一次路过那里时，却只听见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废墟安安静静地留在原处，只有几个执着的业余爱好者前往，诸如皮拉内西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孤独之所挥斧斩棘开路，与大批旅游者组团前往参观，这中间的时间是何其短呀！一八四五年的那个年轻的参观者在这在他看来只是一大片点缀着不成形的砾石的荒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哈德良的时代是在米歇尔-夏尔读过其书的那些伟大的古代史学家之后。我祖父肯定没有埋首于故纸堆中，譬如《奥古斯都传》，努力研究曾立志统治天下的那些人中最现代和最复杂的人，如同把零散的碎片互相拼接重新连成一幅镶嵌画那样。他的教科书顶多只告诉他哈德良常出巡，保护艺术，在巴勒斯坦作战，而博叙埃的《世界史》则使他得知哈德良“因同性恋而污损了自己的统治”。这点东西不足以使一个优秀的年轻人驻足于他并不怎么喜爱的断拱桥和橄榄树林中，因此，他匆忙地离开了这种索然寡味的去处，跑到埃斯特家族别墅去观赏有百合花徽的喷泉以及可以听到有关美女与骑士弹奏诗琴的动人故事的花园。
这个初涉艺术的年轻人承认自己喜欢雕刻家甚于画家，也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雕刻家的艺术更加一目了然；其实，他几乎专门徜徉在当时人们称之为古典的东西之中，如希腊-罗马的或顶多是亚历山大的那些已遗失了的真迹之中。今天的观众不屑于这些被认为是冷峻的和累赘的，一句话是第二手的作品，不再有谁会跑到梵蒂冈去从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塑像获取对高尚的启示，或者去拉奥孔的雕像旁汲取艺术的精髓；即使就纯希腊艺术而言，时尚也在后退，把那尊被米歇尔-夏尔差点儿与之相伴而亡的海军上将迪蒙·迪维尔从米洛斯带回的维纳斯扔在了身后。为了不使米歇尔-夏尔成为他本不是的没有修养的人，我们需要想到歌德和司汤达也是这么看待“古代艺术”的：这些神明和山林水泽仙女的鼻梁比我们的直，浑身赤裸，但像穿在一套衣服中似的包含在完美的体形之中，它们是人类黄金时代的人质。如果它们被修复，被重新修饰，如果我们把它们缺少的胳膊和腿补上，那么大理石的伤痕就悖逆了我们所期待于它们的那种幸福与和谐的形象。
这些异教的神明极其平静地待着，以至于一个像米歇尔-夏尔这样的好的天主教徒能够甚至应该（如果他有点教养的话）在他参观完教廷之后再去参观一下梵蒂冈博物馆。收集了这些杰作的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们收藏的并非是一些偶像（只有某些文盲会这么称谓），而是一些崇高而无足轻重的奢侈品，它们只是标榜自己怀旧的拥有者们的一种修养和富足的证明而已。伟大的收藏的魅力也反映到这些漂亮的东西身上：《赫拉克勒斯》如果不也是法尔内塞的话，那它产生的效果就会小得多了。我们并不像今天因认真对待那些艺术品而要求他们点什么那样要求他们去草率地成为我们所认知的世界的形象，去转达艺术家个人的呐喊，去“改变生活”。他们是具有破坏性的，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尊敬使之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们在这资产阶级化了的十九世纪仍没少在维护着一些在别处无公民权的行为。《战败的高卢人》在一个不敢贸然自杀的年轻人面前自戕；一些否认灵魂不朽的哲学家和一些被认为把基督徒送到野兽口中的“好”皇帝在大理石的壮丽中君临天下，而“坏”皇帝们也是一样。在一个裸体女人即娼妓的时代，在新嫁娘自己身着扣好领口的长袖睡衣的时代，在稍一提及“坏风气”，母亲们便面色苍白的时代，米歇尔-夏尔能够给他母亲写信说，《两性人》和《维纳斯》是陈列室里最美的装饰品：人们任他在凌乱的床单未盖住的那只纤巧的光脚前面想入非非，而那个想得到点小费的看守员则故意地把迷人的维纳斯在基座上转了一下，让年轻的旅行者看得更清楚些。
在那不勒斯，米歇尔-夏尔从“密室”走出来时非常恼火。当时收藏着性爱壁画和雕塑的那两间小展厅对他这个读过卡图卢斯和苏埃托尼乌斯作品的男孩来说毫无教益，那种画面简直不堪入目。他就这一问题写给他母亲的那几句愚蠢的说教式话语即使并不正确的话，也是真心话。对于一个纯洁的或几乎是纯洁的二十二岁的男孩来说，淫荡场面产生一种挑唆的作用，更何况他如果真被诱惑的话。即使他在“迷惑的一刻”可能做了他所厌恶的这类动作的一种，看到这些下流动作刻在大理石上展示在自己面前也是令人恼火的。在这些或多或少有点现实主义的普里阿波斯们中间，他是否想到了凡尔赛车祸死去的那具露着阳具的尸体，那是直到死都在表现生命力的象征吗？大家可能会打赌说他没有想到。但是，当米歇尔-夏尔指出肉欲的夸张并不使那些人感到惊讶时（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走得也太远了。不仅是因为对巴黎或者对巴约勒匆匆一瞥可能让他得知风俗习惯没怎么改变——不管它们披着怎样虚伪的外衣，而且还因为把古代变成一个感官的“黄金国”是上当受骗，朴素的资产阶级或者自诩朴素的资产阶级一直是存在着的。
任何过于暴露的下流无耻都令他不快。有一次，他偶然地在意大利的一条大路拐角处碰上了他嘲讽地称之为“尊贵和体面的德·阿鲁伊恩”表兄，后者原是个潇洒的军官，后开了小差，同他一位上司的妻子私奔，逃到国外生活去了。这个浪漫的德·阿鲁伊恩在他看来几乎与三十年后在意大利生活的渥伦斯基同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相仿佛。有个情妇是一回事，抛弃前程，不顾仕途则是另一回事。米歇尔-夏尔凡事认真，否则他在谈到一个扔下荨麻军装沉湎于温柔乡的男人时，口气会缓和得多。
这个如他自己给自己命名的“佛兰德贵族”很少上社会游戏的当，不管这种游戏是多么的光彩夺目。他赞赏法国使馆舞会的高雅，但是，阿尔瓦尼银行现在的拥有者托洛尼亚家族的舞会却并不使他着迷。他发现拼花地板很不适合跳舞，使他这个华尔兹舞高手非常恼火，而那么多的英国客人在他看来也使节庆大煞风景。他似乎对那些巨大的镜子视而不见，那是那个吝啬而爱排场的银行家（按司汤达的说法）冒充自己的管家以低价从圣戈班买来的。对于那些光芒四射的水晶吊灯，对于那像一头幼兽被囚于笼中似的放在狭小客厅中的阴沉的《安蒂诺乌斯》，对于在主人收集来并爱不释手的有点不祥的杰作中游荡着的被杀害的温克尔曼的阴影，他也都不屑一顾。英国客人们替我祖父挡住了幽灵。在巴勒莫，尽管奥尔加公主的美目在顾盼，他仍专心地听塞拉·迪法尔科公爵讲许多有关莫斯科的肮脏和粗俗事，后者边讲边从俄女皇在他出发时送给他的那只金烟盒中掏烟丝。他作为半旅游者半朝圣者，白去了洛莱特，白像蒙田那样在那儿留下了自己的还愿物，他极其清晰地在当时的意大利那种如同西藏似的地方看到了神甫们几乎不加掩饰的劣迹：有一天，斋戒日的主教大人竟然弄了一顿“加尔文派教士的饭”，这使他极为反感；他也许还发现其他一些更加严重的放荡事。在离别罗马的时刻，全都是好天主教徒的年轻的先生们一致承认，如果没使信仰深入灵魂的话，他们在此很快就会失去信仰。这是北方地区的人们面对意大利天主教那夹杂着自由放任的浮华永远存在的反应。在被激怒的米歇尔-夏尔及其朋友们的身后，我瞥见了一个奥古斯丁僧侣的巨大身影，他抵达十六世纪的罗马时，差一点儿跪下并亲吻这片被无数殉道者神圣化了的土地，并准备成为路德后回国。但是，这些法国青年觉得如果想要改革宗教，那是痴心妄想。他们只满足于点起一支雪茄来谈其他的事情。
“这趟旅行几乎明确地拓展了我的思想，”我祖父谦逊地说。这种进步表露得最清楚的那些篇章是写给夏尔-奥古斯坦的那些信，而其中谈到的是政治问题。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米歇尔-夏尔就已经大胆地自编了一首散文诗（但他说是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诗中对堕落的佛罗伦萨的怜惜所使用的强烈词语与缪塞在《洛朗扎西奥》中写佛罗伦萨流亡者们的词语极其相近；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诗还只是学生的抄袭之作。这一次，他是以一个成人身份在写，而且是写给一个人的。这个意大利语说得很好的外国青年从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年轻人那里听到了他们对悲苦、仇恨、神圣但有一部分是枉然的希望的倾诉。一个此前一直不问政治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不公正和无人过问的利益在其面前反复出现的时刻始终是个严肃的时刻，他当时衣冠楚楚地走在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或者以一副尚未定型的诚实资产阶级的模样坐在咖啡馆里。一九二二年对于我来说，是那些日期之一，也是威尼斯和维罗纳启示开始的地点。被那不勒斯可恶的波旁分子海关关员和警察的傲慢无礼激怒的米歇尔-夏尔懂得是什么在这些同他相类似的小伙子们心里激荡着。他怀着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心里常有的那点酸楚，发现法兰西已不再是他热情洋溢的年轻朋友们眼里的火炬了，他说，法兰西在一八三〇年所激起的那些巨大希望已经化为泡影；而认为一八三〇年是合法性的晨曦的夏尔-奥古斯坦则在颤抖——代沟任何时代都存在，即使当沟的两边长着善良情感之花的时候。
在意大利复兴之前的自由主义激情是世纪的美好现象之一：自从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燃烧着意大利人的心灵以来，该国很少为一种极其纯洁的激情所折磨。当人们想到补充到那些伟大的激情和那些个人的悲惨牺牲之中的是集体流在十九世纪战场上的鲜血时，人们仍旧顺从于——哪怕是因为习惯使然——那股冲开历史的红色巨流。人们不愿让唯利是图的工商业者和发不义之财者的萨瓦省人资产阶级专制继续下去，不愿让预示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厄立特里亚战争、被拉丁姐妹的联盟及卡波雷托的无谓的死击破了的德、奥、意三国联盟继续下去，也不愿让改革可能会从中产生的混乱被法西斯主义的牛皮来接续，最终让希特勒在两排人造石制雄鹰中间大放厥词，让老鼠啃啮阿尔代阿蒂纳万人坑里的死尸，让齐亚诺在扶手椅里被枪杀，让讲意大利罗马涅方言的独裁者的躯体及其情妇的躯体倒吊在一个车库里。如果这一次不可逆转的混乱不继续下去，倒也说得过去。可是，紧接着，威尼斯被化学污染；佛罗伦萨被实际上谁也未与之斗争的一次侵蚀作用所伤害；每年有八千万只候鸟被勇敢的意大利猎人猎杀（每人十只，还不算太严重）；米兰的农村缩小到令人怀念过去；女演员们在阿皮亚古道上的别墅群——那些“艺术城”已经变成了工业工程、人类白蚁冢和尘土飞扬的荒芜地区中心的背景。我知道，其他地方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相仿的结果，他这并不成其为一个不去悲痛的理由。
咱们还是回到米歇尔-夏尔身上来。三十年后，他对儿子说，多亏了合情合理的节俭，他得以在这个欢快的意大利生活了大约三年时间。其实，他在那里只度过了将近十个月，而环游的其他时间用在了瑞士山峦和德国各大学上，但时间都非常之短。不过，即使假定我父亲并没有夸大其词，这样的一个错误也证明，在一个不再决定重返的国家的这段自由时间在何种程度上很快就消失在一种与日历上的日期毫不搭界的神秘时间中了。我们大家都弄错了，我们总是认为在我们紧张生活的那些地方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军中十五年不及雅典的一个清晨，”我让哈德良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这般地叙述自己的一生。正是为了重新独自回味那些意大利的清晨，—个不愉快的丈夫，一个失意或失望的父亲，一个为共和国所感谢的第二帝国的官员，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而且也许并不想苟延残喘的病人，以他那今天几乎已模糊不清了的纤细字体誊清了这些对于他来说闪烁着回忆的火光的普通信函。
✑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剧作家和诗人。✑Priapus，希腊神话中的生育神，据说其阳具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