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份杂志已经在这儿登载我的一篇短文，在那儿出版我的一篇随笔或者一首诗。他建议用我的名字把这个短篇登出去。这个建议尽管出人意料很是奇特，仍然有我们之间亲密无间随随便便的性质，但我却拒绝了，理由很简单：这几页文字不是我写的。他还要坚持：
“你随便怎么改，把它变成你的就行了。还缺一个题目，而且显然还应当加以填充润色。已过了这么多年，我希望能登出来，但我这把年纪，不愿意亲自把我的手稿交到编辑部去。”
我也跃跃欲试了。米歇尔看到我写阿莱克西的心腹话并不觉得奇怪，于是，他也觉得由我的笔来描写一九〇〇年的结婚旅行更不会有任何不妥。他这个人，不断地说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年龄和性别在文学创作上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偶然事件。有些问题后来让研究我作品的批评家无所适从，但这些问题在他身上都不存在。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谁给这个短篇选了个题目叫《第一夜》，我也忘记了我是不是喜欢这题目。反正是我向米歇尔指出，把一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变成一个短篇小说可以算是留着悬念，没有交代。我们找了个事件把口子封住。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想出来，正当乔治上楼梯的时候，旅馆的门房给他送来一份电报，说他还牵挂着一半的情妇自杀了。这个情节并非毫不可信。我没有发现这个细节把这几页文字弄得庸俗化了，而这篇文字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尽量地解决了任何冲突。这一次我们把新婚的一夜放在瑞士的蒙特勒。进行拼凑修改的时候，我们正在那个地区。我的所谓“稍稍添加润色”就是把乔治写成个知识分子，永远准备着深入思考遇见的任何问题。结果却跟我估计的相反，并没有使文章有所改善。就这样重新打了字，小短文就寄给了一家杂志，过了惯常的一段时间之后，退稿了；接着寄给了另一家，这次采用了。但这个时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小小的作品是他死后的一年出版的，还得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学奖，这大概会让米歇尔觉得好玩，同时也会让他很高兴。
我有时候自思自忖，在这篇《第一夜》中包含了多少生活中的实际成分。克老爷仿佛是利用了真实的小说家的特权，那就是以他自己的经历为根据，再在这里那里加上一些杜撰。无论是昔日里我行我素而又胆大妄为的贝尔特，还是更为复杂并且父母双亡的费尔南德，都与那个那么眷恋她母亲的新娘子毫不相似。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他们的第二次结婚旅行，它远远没有成功：两个刚刚认识的人，第一次在颠颠簸簸的火车包厢里亲密相处。而且米歇尔也不太可能为了娶费尔南德就抛弃他名正言顺的情妇。正相反，他在里尔孤孤单单地过了一冬才让他下定决心试探着再交一次桃花运。披露个人的隐私更多的是用情意绵绵而又理智清醒的感官快意的语气进行的，其含义本来就暧昧不清，生活就是如此，很可能换个样子会更好。Mutatis mutandis，我们就可以想象，意大利或法国海岸的一个大旅馆，十一月初生意还未见兴隆，克先生在吸烟室或临海的稍许潮湿的露台上度过了漫长的半个钟头。在那里，由于节约，只有几盏白瓷大灯泡的灯，在这个时分点亮了，装饰着豪华旅店的露台。他的本性一向如此，更喜欢爬楼梯而不喜欢乘电梯。他踏上用铜条箍着的红地毯，这路通到意大利人所说的高贵的楼层，他用不太快也不太慢的速度走上楼，心里思忖着这一切会有什么结局。
在漫长的婚前旅游以后，这次结婚旅行持续了差不多一千天。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倒更像流浪者而不是真正的旅客。他们不知疲倦地作着季节性的迁徙，重回一个个中意的景点和旅店。他们的行程包括里维埃拉海湾和瑞士，意大利的湖泊，威尼托的潟湖，奥地利，还游历了一点波希米亚的水城。然后拐到德国去，这几乎是弗罗兰的女学生的祖国。巴黎只是顺便看了看，为了去买东西或欣赏一出流行的戏剧。西班牙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克先生对它的印象只停留在缪塞曾歌颂过的巴塞罗那的安达卢西亚女人。他们在圣塞巴斯蒂安的乡间小住一时，那是因为费尔南德想到卢尔德去旅行，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又转到了比利牛斯山的那一面。从前米歇尔曾跟贝尔特一起到匈牙利和乌克兰去旅游过，如今就不在他们的行程之内了。英国也一样，对他来说，那是另外一个女人的领地，而他目前疯狂地爱着这一个。费尔南德不惯乘船，根本谈不到把她拖到荷兰或丹麦的那些岛屿上去，从前，他曾围绕着那些岛屿泛舟游玩。米歇尔和费尔南德时而梦想着到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中间去旅行，他们后来也没有去成。但这梦想在米歇尔的某些诗句中留下了痕迹，那些诗无限向往地提到粉红色的朱鹭和银白的沙滩。
他们的目的首先是生活中的舒适熨贴。名胜和有名的建筑当然重要，但还不如温暖的冬季和爽快的夏季这样宜人的气候，以及一九〇〇年的欧洲还保存很多的秀美的景致更能吸引他们。另外，对于他们也像对于他们同时代的人们一样，旅馆是个魔术般神秘的地方，同时具有东方故事中的车马店、封建领主的驿站和王孙公子的宫殿性质。他们在餐厅里仔细品味着领班和酒务总管那职业的殷勤谄媚以及茨冈人即席创作的粗犷野性的音乐。在意大利的一个古老城市不干不净的小胡同里闲逛了一天之后，在尼斯摩肩接踵赶来看花的人群中挤了一天之后，他们回到达豪的旅馆里，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可爱的小城，画家钟爱的地方，以收获葡萄的节日而著名。这旅馆是个享有特权的乐土，仿佛远离了尘世，在那里又豪华又清静，一切都无懈可击。门房对他们毕恭毕敬，经理对他们彬彬有礼。连巴尔纳布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托马斯·曼，阿诺德·本涅特以及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人物都不会有另外的想法和感觉。
不过，无论是米歇尔还是费尔南德都不属于在外国旅店的登记簿上时常出现的风头十足的阶层。当然，米歇尔并不讨厌亲吻住在二楼套房的大公夫人的手，这位夫人还对费尔南德显出亲热模样。他从萨酾酒家的一个雅座里出来时，劈头碰见大公从另一个雅座里出来，一边一个交际花，还拿着两瓶酒，他觉得滑稽可笑。腰缠百万的美国佬跟在导游身后穿过大厅，是些消闲解闷的人物。跟经纪人一起用晚餐的萨拉·伯恩哈特更使这大酒店增添了一层妩媚。不过，说来说去萨拉·伯恩哈特只在舞台上才有趣。人们并不那么热衷于结识美国人。克先生总喜欢说一句颇有些不敬意味的谚语：“俄国的亲王和意大利的侯爵都只不过是些小伙计。”甚至某些人情来往并不要求如他所说的卑躬屈节，他也认为大可不必：太浪费时间。
更何况，他们不是拿着介绍信的人，心急火燎地要看科罗纳亲王或罗斯柴尔德侯爵的收藏品。这些东西对公众并不完全开放，所以看到过是很有面子的。博物馆里的展品对于他们就足够了，甚至都超过了他们的胃口。他们参观画廊和展台，希望在那里间或找到一件立刻能吸引或触动他们的美丽物品。但是打着两个星号的杰作一下子没有吸引他们的注意，又没有机会让他们再看第二眼。这种疏忽洒脱并不能让他们成为目光犀利的业余收藏家，但至少使他们避免迷恋进而订购那些纯粹时髦的东西。米歇尔觉得美术沙龙中绝大多数的绘画都很可笑，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把情节看得很重，过去的悲剧通过对比，让他们觉得还算活在一个十分安全的时代。熟知德国历史的费尔南德向米歇尔提起一六一八年扔出窗外事件的人物（约翰·马萨里克在一九四八年的扔出窗外事件还没有到来）：民团的兵丁或服从新教政党的丘八们把两个天主教的总督从赫拉斯希安城堡的窗户里扔了出去，他们从七十尺的高处掉到护城河里。领着一大帮游客的一个导游听得懂法语，他向夫人指出她把那面墙弄错了。这么说，必是他们把热情用错了地方。他们哈哈大笑起来。这一天，他们感觉到，重要的历史典故也像其他一切事一样，只要信其有，就算是有了。
在那人们也许说是“遗失的时代”的芸芸众生中，我知道是什么让我对这两个迷路的人特别眷恋。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想出人头地，而他们俩不这样想。我看到了他们文化内容上的空虚，然而他们的文化却让他们远远超出了众人：米歇尔很快地发现，大公的夫人什么书都没有读过。他这个人对所有遇到的动物都会建立起感情的联系，对打猎就深恶痛绝；对马匹特别痛惜，就不那么热衷于赛马。他在跑马大奖赛中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中一样，也看到了弄虚作假和虚张声势。费尔南德对时髦饭店里的生熟菜肴和烹调方法都不感兴趣，宁愿吃个橘子加一杯清水作为晚餐。克先生有荷马史诗中人物那般的食量，却只喜欢最简单的菜肴：对于他来说，最最讲究的就是在拉律酒家要一份煮得恰到好处的带壳鸡蛋或是一份美味的煮牛肉。流浪汉常去的小酒店，楼梯上缺个台阶的地下室酒吧，一进门就遇到扑面而来的乱七八糟的喧闹声（简直像来了一群猪！），这些地方只能让他高兴半个钟头。他品尝着布律昂那苦涩的天赋和里克蒂斯那悲怆情调的俗语，同时也感到了下层人物对于上流社会的效颦。在这个寻欢作乐的社会圈子里，只有一件嗜好吸引着他：赌钱。不过费尔南德暂时把他身上的这鬼魅驱逐了。只是到了她死后他才再去过瘾。
时而有隆隆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风雨，但暴风雨始终没有来，或是远处有闪电，极为遥远，人们感到不可能有暴风骤雨。一八九九年开始，布尔战争就激起了法国人对英国的敌视。有人问米歇尔是站在克鲁格一边还是英国人一边，他回答道他站在卡弗尔的人民一边。一九〇〇年，夫妻两个像大家一样，专心地阅读报纸上成篇累牍的叙述义和团如何凶恶残暴的文章，但米歇尔特别记住了那些外国使馆的夫人们，两手撩起长裙子，迈开大步，争先恐后地跑到圆明园去抢夺财宝。意大利的亨伯特一世被杀只不过是恐怖主义的一个花边新闻。巴尔干和马其顿有人在各处放火暴动只不过像烧了几把稻草。有时候，一份新闻简报，隐约提到教廷与国家之间的龃龉，又能重新激起米歇尔对这类问题的注意。出于对公正的热爱，他站在德雷福斯一边；由于对自由的热爱，他站在受迫害的各个社团一边。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不自诩能够衡量多年以来在法国积累的招摇撞骗和仗势欺人有多么大的分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谴责宗教的错误和纰漏，决不把自己和宗教牵扯在一起。他的愤世嫉俗跟他为个人的事发火都是短暂的。他陪着一个围着毛皮长围巾戴着面纱的夫人在欧洲游历，这欧洲仍然是个美丽的花园，在这里享有特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步，身份证首先是用来到邮局去取存局候领的信件。他暗自思忖，终会有一天，战争一定要爆发，那时，大家就会披甲执锐，接着就会把一切豪华付之一炬。他憎恨资本主义制度，但如果资本主义日暮途穷的时刻来临的话，那也一定会在他身后。英国就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坚实雄厚。世上也永远会有一个法国。德意志帝国几乎刚刚新建，就像一个金属做成色彩艳丽的玩具，人们还想象不到它那么快就会解体。奥匈帝国恰恰因为老朽不堪而更显得威严庄重。米歇尔不是不知道，表面上和蔼可亲的老皇帝（“可怜的老人！他受了多少苦啊！”）当年被人叫做“吊死鬼的国王”。但是在匈牙利和伦巴第的那遥远的历史中，如何才能分得清孰是孰非呢？他和贝尔特约略觉得沙俄帝国仿佛像个莫卧尔或者达伊尔的君主国家，差不多远在东方的天涯海角。广大的基督教精神冻结在比西方古老得多的仪式底下。一片俄国农民的海，一片几乎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基辅天主教堂的墓地中已经成了木乃伊的圣徒，以及高耸云端的圆形屋顶上的黄金十字架，华丽的牧首冠冕，熠熠生辉的珐琅器皿。对于这些东西，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信奉上帝的老人和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又能如何对抗呢？人们对米歇尔说，这三个帝国的政治结构将来还不如他定做要穿二十年的衣服支持得长久，他还表示奇怪哩。
在这三年里，米歇尔拍了好几百张照片。其中有许多张有立体的效果，像纸莎草似的卷成长长的纸卷，当我打开时，照片的两端都合在一起了。是老百姓的生活图景：农夫用鞭子在赶驴，农妇在头上顶着一罐子水，小姑娘们围成圆圈跳着意大利的皮亚泽塔斯舞或巴伐利亚的法兰多莱斯舞。他当初大概想过，某一天的某个时辰这样拍下来的建筑物，会让他想起来在过去的一天中发生的一件快乐的小事，可是他那时想错了，他仿佛从来不肯浪费时间再看一眼这些很快就褪了色的旧照片。照片上那淡淡的墨痕仿佛留下了让人不安的忧郁的印记，好像都是在红外线下拍的，据说这样才能清楚地显现出幽灵的模样。威尼斯仿佛提前显出了病象，而如今就因为这种病成了一座死城。那里的宫殿和教堂好像都腐坏不堪，一碰就碎。各条运河虽然还不像如今那么淤积阻塞，河水也已呈现出病态的昏黄颜色，就像巴雷斯在这个时期所比喻的，从蛋白石上发出不祥的闪光。科姆湖的上空弥漫着一片暴雨前的乌黑色。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宫殿被他这个业余摄影家照得有点歪斜，好像已被未来的大轰炸震得摇摇欲坠。这个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的过客所拍摄的东西，在事过之后才仿佛揭示出世界的病害，而大家在当时还没有发现其严重性。
有时候，有一个人或生物在场就能让美丽的背景活跃起来。那一张照片是小狗特里埃，它年纪还小，浑身的毛皮平滑发亮，是在特里尔买的，所以起名叫特里埃。它那弯弯的腿沿着它故乡那罗马建筑的废墟快步小跑着。有一张照片里它被一条长绳子拴在圣马克宫堡前面的一个青铜旗杆上，眼巴巴地审视着它主人的大衣、手杖和望远镜的套子，那简直是一九〇〇年旅客的一幅写生画。而这一张是费尔南德，她俯身望着玛林巴德水泉，一只手拿着一束花和一把小阳伞，另一只手端着一杯水，妩媚诱人地噘起嘴来品尝。一张是费尔南德穿着旅行服装，亭亭玉立。她的裙子比通常的稍短一些，露出来高筒皮靴，站在不知是哪一个冬季休养站的雪地里。还有一张是费尔南德穿着城里的服装，手里拿着须臾不离的小阳伞，迈着碎步走在一片山石荦确的地方。至于她的继子，弓着腰高高地端坐在一块仿佛是白云石的岩层上，真像个北欧传说中的年轻精怪。有一张里费尔南德穿着白上衣和浅色的裙子，头戴她非常喜欢的用缎带缀成帽壳的大帽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在某一个浓荫密布的日耳曼森林里散步，显然，她还高声地朗读着诗句。这样的一个形象仿佛证明了米歇尔至少在那几年断断续续享受到的一种幸福，但随后那回忆也像这些照片一样褪色淡化了。一张快照是在科西嘉一个旅店的房间里拍的。蹩脚的带花糊壁纸，一张梳妆台，人们猜测一定是缺了脚的。一个少妇坐在镜子前面，正往盘绕的发髻上插最后一个发夹子。她的一双手臂抬了起来，白色晨衣的宽大袖子滑落到肩膀上。她的面容只在镜中反射出来，看不清楚，仅能猜测其模样。在她身旁的一个独脚小桌子上，放着旅行用的小炉子和小水壶。我估计这样的场面对米歇尔来说如果不是总括了温柔亲密的早晨景象，他就决不会费事把它固定在照片上。在那三年中间，大概有许多这样的早晨。
但是，在他们轻松宽裕的生活里出现了看不见的裂痕，就像在绸缎衣物上经常磨损的地方一样。费尔南德似乎也像当时许多妇女一样，心灵里总潜伏着一个受了创伤浑身抽搐的赫达·卡布莱。那位喜好音乐的男爵的影子有时会在地平线上重新升起。矛盾尖锐的日子，米歇尔就出门作长时间的散步，回来时就平静了：他不是那种要把争论拖得很长的人。我在以前曾说过他为丢失了一枚戒指和化妆品很快褪色而发火生气的事。费尔南德是个近视眼，自己还说她乐得如此（“远远望去，看不见细枝末节时，一切都显得十分美丽”），然而去看戏或在别处却使用一副单柄眼镜。这个目中无人的工具把弱视变成了自命不凡。这种眼镜她收藏了一大批，有金的，银的，我很不好意思地承认还有玳瑁的和象牙的。眼镜上的弹簧咔咔作响，就像有人粗鲁无礼地哗哗摇折扇一样，引得米歇尔勃然大怒。
费尔南德总提不起精神，这限制了她丈夫，只能去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消闲漫步。她上了些马术课，但这并没有医治好她对马的恐惧。他们有一条小游艇，来取代米歇尔和贝尔特当初的两条游艇贝里号和邦希号，费尔南德给游艇选择了另外一个日耳曼传说中的女神的名字：瓦尔基里（也许这船原来的主人，喜欢瓦格纳音乐的塔桑古伯爵夫人给它起了这个名字，而当时也许是因为喜欢这个名字才买了这条船）。但她身上却一点也没有女英雄布伦希尔德的豪气。他们乘着一条结结实实的大邮轮从科西嘉岛回来，瓦尔基里号以及船长和两个水手磨磨蹭蹭地沿着意大利海岸跟着他们。三个海上的老油子在每个港口都留连一阵，那里有他们的亲戚、朋友或是他们中意的姑娘。他们发来了表示遗憾的电报：“Tempo cattivismo.Navigare impossible.”米歇尔对此只是付之一笑，但费尔南德却批评增加了无用的花费。有时候，在热那亚，在里窝纳，他们也会找到他们的小船，克先生禁不住诱惑，很想享受一下在被海水摇荡的船舱里度过一夜的乐趣。但事后又很后悔。把一个女人独自丢在意大利旅馆的一个房间里，给她唯一的安慰就是洛蒂的一本小说，这不是他的天性。他大清早就去找她，而且在里索吉芒托的某个广场上耽搁一会儿，为的是给她买一束鲜花。
在德国的拜罗伊特，他们的分歧扩大了。费尔南德在那里，沐浴在德国的诗情画意和传说的气氛中。克先生喜欢瓦格纳，一直可以听他的《洛林格林》，包括《汤豪舍》：人们曾听到过他轻轻地唱里面的插曲《星光之歌》。一超过这一点，未来派的音乐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长时间的噪音。扮演特里斯坦的演员又矮又胖，演伊索尔德的女人肥硕臃肿，演日耳曼战神奥丁的演员胡子八叉，已到了耄耋之年，莱茵河畔的姑娘们就像村子里的一群胖大娘，这些东西还都能引起他的兴致，只不过食品部摆出来了点心，幕间休息时观众从衣兜里掏出了零食，他们身上的制服和头上的帽子跟舞台上粗俗的道具行头一样的戏剧化，柏林人的装束局促保守，维也纳人又刻意打扮得疏懒洒脱，这些东西稍稍扫了他的兴。他毫无同情之意地打量着从巴黎来给新音乐鼓掌叫好的那些绅士淑女。韦尔杜兰夫人就在那里，还带着她那一小帮子人（“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是一伙的！”），巴黎女人尖细的嗓子在德语重浊的声音中显得十分突出。他丢下费尔南德，让她独自去欣赏歌唱大师们演出的第三幕。一个人回到旅馆，拉着小狗特里埃一起去作晚上的散步。已点亮的煤气街灯瞧着这名副其实的友好而又玩世不恭的一对儿：一个人和他的一条狗。这两个生物真挚地彼此联系在一起，他们有各自多多少少受点限制的活动场所，有各自由祖先传下来的嗜好，各自的经历，各自的怪癖，也有骂人一顿有时是咬人一口的欲望。
费尔南德几个姐姐的来信让她更为准确地看到她自己的闲适生活。让娜的信只限于一张短笺，谈谈天气，有时写到在她们这个圈子里某人结婚了，某人得病了，某人去世了。让娜从来不提她自己生活的详细情况，她断定任何人对这都不感兴趣。米歇尔曾建议她由他本人和费尔南德陪着到卢尔德去朝圣：他觉得让娜的这种怪病也许可以在进香朝圣那种激昂的气氛并且在圣水盘里受洗而得到救治。他不否认天主可能插手来帮忙，他什么都不否认。不过，每一次让娜都冷漠地回答道，奇迹不是为她而设的。
佐埃的信就浸透了一股敦厚的悲悯之情。她无限怀恋地提到当她的长子费尔南举行坚振礼时，她家老爷作的那感人肺腑的祝辞，仿佛只应天上才有的花束，宗教唱诗班的小姑娘们唱的圣歌，最后还有附近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们摆出的一顿丰盛的宴席。佐埃在信里没有提她无法要求不在那座不敬上帝的城堡里吃饭，更没有要求不去塞西尔的侄女们开的饭店。如果她那时早知道再过两年她就死了，而且她的儿子费尔南才十五岁就发高烧早逝，她会怎么想呢？我估计她会毫无惊诧反抗地接受上帝的意志。她在死前不久，把她名下的那份财产都留给了她的丈夫。无论怎样，她还坚持要向他证明对他的信任。她的最后遗言也许受了玛蒂尔德遗言的启发，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她这个圣女浑身上下浸透了她母亲、弗罗兰、英国贵妇们以及教区神甫们对她的教导，在遗言中谦卑地向于贝尔和她的三个孩子道歉，请他们原谅她给他们带来的悲哀，并请求他们忠实于家族的优良精神。于贝尔最后娶了塞西尔，发挥出了这种精神。
一九〇二年一月份，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在加莱海峡省参加了另外一个圣女的葬礼，米歇尔的妹妹玛丽在一个公园散步时被猎苑的看守意外打死了，他的枪走了火，子弹穿透了她的心脏。有关玛丽的生活和她的死亡，我将来还要再说。在这里我只说明，她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比佐埃坚强，女性的尊严也不像佐埃那样受到伤害。出自天性，出自一种一切生灵都有的热诚，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古老法兰西那种严格精神纪律的支持，她完成了向上帝飞升的过程。在整个的葬礼上，米歇尔大概比差不多三年以前给某人举办周年忌日的弥撒时还要痛苦。玛丽比他小十五岁，除了他父亲之外，显然是他唯一又尊重又热爱的人。但是北方的冬天让米歇尔和费尔南德难以忍受，深邃悠远的天空和碧蓝的海浪很快就把他们吸引到意大利的芒通和博尔迪盖雷去了。
他跟续弦太太一起组织的家庭生活花费很大，正像他在事先约略料到的那样。诺埃米老夫人终生紧紧抓住财务不放手，不肯再多加任何的慷慨大度，而米歇尔就跟在贝尔特那个时代一样，犹豫着不敢贸然举债。传统的解决办法就是夏天到乡下去。年老的寡母在她的宅子里闭门幽居，忙着运筹策划或是击溃拆穿客厅里的阴谋诡计，一点也不会妨碍他们。米歇尔不会错过到菲城去的机会，把费尔南德介绍给贝尔特的兄弟姐妹，他跟这些人已有二十年的交情。我曾看到一张他去看赛马的照片，他戴着高筒礼帽，跟戴圆顶礼帽的那家的几位先生并肩在一起，他在一家乡间的小饭店门口稍停片刻，那正是拉力赛或地方赛马拐弯的地方。我不太想那些骑马的人，倒更多地想起几匹已经驯服的骏马，它们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有一张费尔南德在同一个时期拍的，背景是黑山的马厩，她穿着女式的骑装，尽量稳当地骑在一匹美丽的母马背上。马夫阿希尔拉着长长的笼头控制着那马，一面笑着好让夫人放心。
但这样的游玩和骑马练习很快就停止了。即便是在九月温煦的阳光底下，徒步在花园的草坪和松林里转一圈，费尔南德也觉得太累。她就像远洋轮船甲板上的一位女客似的，躺在露台边上的一把长椅上，从那里，越过缓缓起伏的浅绿色的原野眺望着，或是想象着望见远处一抹灰色的海水。大块的云朵从整个的天空飘过，就像画家们在这个时期所作的有关十七世纪的战争图画一般。费尔南德把一方小毯子盖在身上，漫不经心地打开一本书，抚摸一下蜷卧在脚边的小狗特里埃。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
✑拉丁文，已做必要修改。✑Sarah Bernhart（1844-1923），法国女演员。✑Jan Masaryk（1886-1948），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外交家，1948年苏共的势力在捷克起决定作用，马萨里克自杀。✑Aristide Bruant（1851-1925），法国通俗歌唱家，常在蒙马特尔的酒吧里歌唱他自己编写的歌曲。他的歌反映了城乡结合地带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Jehan Rictus（1867-1933），法国诗人，他的作品反映了穷苦人民的痛苦和希望，诗中常用俚俗语言。✑又称英布战争或南非战争。布尔人是居住在南非的荷兰人后裔。当地矿藏丰富。英国于一八九九年发动战争，迫使布尔人屈服，成立了受英国控制的南非联邦。✑非洲东南部沿海一带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海军部的一个军官，出身于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家庭。1894年被人诬告叛国，被捕入狱。法国进步人士左拉等不顾危险，仗义执言，形成进步和反动的大论争，称为德雷福斯事件。直至1898年，德雷福斯才得以平反昭雪。✑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政治家、作家。✑意大利文，天气恶劣，不能航行。✑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毕业于航海学校，在海上航行多年，其作品多描写航行中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