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篇章是个“蒙太奇”。因为顾及真实可靠，我尽量从奥克塔夫的作品中摘录出他自己的独白。我没有使用引号的片段，也是我经常仔细掂量这位诗人作品里冗长而无法原样照搬的注释。我自己造出的字句只不过是粗针大线的连缀，然而我还试图在里面加上他本来节律的印痕。我当然知道，在一天之内要把他整个一生数十年展现的感情和冲动集中起来，这样的方法很有缺陷。但是肯定地说，我们发现这种感情、这种激情在奥克塔夫作品中始终持续不断，无休无止地干扰着这个深思熟虑到有点病态的人。只有一个细节肯定是杜撰的：没有任何迹象表示那位诗人在一八七五年是骑着马走过从阿克兹到拉巴斯杜尔的大路。但他保证骑马走过更远的路。如果那天他在这段路上是乘车的，就像随后的两次一样，那他一路上的思绪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发现，这个仿佛是召唤亡魂的工作很是奇特。差不多隔了一世纪之久，我召唤的并不完全是奥克塔夫的幽灵，而更像是他本人，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三号在这里往返，毫不知情地由他的“外甥孙女”陪伴着。而这外甥孙女是他死后二十年才出生的，在选择让他返魂还阳的那一天，差不多已正是伊雷内夫人当年的岁数。这真像时间在玩着镜子反射的游戏。
我承认，我费了许多时间才提起对这位“奥克塔夫舅舅”的兴趣。第一次回到阿克兹探望时，只是到成年才有了这些事后的追忆，而且，每当我们尽力找回儿时的记忆，这些线索就乱成了一团。我父亲的藏书中，连一本费尔南德的亲戚的作品都没有，大概作品中那种灰色的文风和严肃刻板的修辞手法让他很厌恶。我母亲儿时特别喜爱的这个诗人的某些话，由母亲告诉他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都变成了一钱不值的东西。在有关兄弟俩的故事当中，最让他激动的是围绕着雷莫的死那些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话。这些话让我父亲恼火，仿佛也让母亲不高兴。对某一时代、某一阶层的约定礼法表示愤怒并不特别适合像我父母这样只有一半叛逆精神的人。多年以后，我有幸得到了泰奥巴尔德舅舅留给我的一批装帧精美的书籍作为遗赠，其中有薄薄的一小本，装着摩洛哥软皮子的书脊。里面有一八九七年出版的有关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我留待以后再谈。第二篇对雷莫死于一桩事故作了评论。泰奥巴尔德把“事故”这个词涂改掉了，而且在空白处加了一个惊叹号。
一九二九年我到比利时小住时，曾到阿克兹去看望皮尔麦茨男爵和男爵夫人（岁月推移，这家得到了爵位封号），就是那位诗人的侄孙和侄孙媳妇。他们的儿子和媳妇，埃尔曼和埃米丽年轻力壮，精力充沛，面相端庄，生活充裕，帮着他们为这古老的宅邸尽地主之谊。孩子们占据着育儿室，其他的许多人也都还在。我在客厅里又见到了那十七世纪的织着神话故事的华丽壁毯。当年奥克塔夫就是在这里为他的母亲读《朗塞的一生》。他的画像色彩已相当暗淡，是当时一个学院派的画家冯·勒里尤的作品。看那面相，若不是有一抹淡淡的胡须和下唇底下小小的黑痣，让人觉得面前是一位六十年代的纨绔子弟，人们满可以把他归入天使一般的人物；一只白暂的手仿佛出自凡·戴克之笔。我也看到了小教堂。我没有看那间卧房，奥克塔夫在死前的六年再也不打算进这间房了，就把它恢复到他弟弟离开时的那个样子。仍然活着的哥哥在那里堆放着死者的许多画像、手稿和在旅行后带回来的版画和素描，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手风琴，夏夜里支起来望天的望远镜。作为一个不太讲究整齐的学者，他把雷莫最后翻阅过的几本书挪到他从列日带回来的书桌上，八音盒放在壁炉上面，停留在那不祥的乐曲最后几个音节上，挂钟停止在离去的那个时刻……真是一个奇特的博物馆……自然，他也在玻璃板底下放着雨果和米什莱在“致命的事故”之后，给家里寄来的唁函，这是大师们给予一个崇拜他们作品的年轻人的荣誉。但是，半个世纪的光阴和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许多变动和遗忘。如果这间房还存在，那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提及这个召唤幽灵的渊薮。
况且，一天的时间并不都搞文学。里亲王要来吃午饭，还要参加鸽子射猎。狩猎在花园中间的一个亭榭式的建筑附近举行。如果我记得还算清楚，没有把亲王跟乡下其他的邻居弄混的话，亲王是个又矮又胖的人，带着有些乡土气的精细考究，这是许多亲王的共同特点。我生平唯一一次目睹了这场体育盛会。美丽的鸟儿闪着青灰色带波纹的丝光，早被看林人装在一个白色的木头箱子里，这时从一个篮子里一只接一只地放出来，客人们在枪里装上弹药。鸽子以为获得自由了，快乐地鼓起翅膀。一声枪响马上把它打中。如果是打死了，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直落下来；也许相反，飘飘摇摇地掉下，在地上挣扎很久，一直到看林人手脚麻利地结束了它们的性命，而人们又开始新的一轮射击。
第二天，我到特万的保罗·乔家里去，他是奥克塔夫在服丧期间在拉巴斯杜尔城堡的客厅里看见的那个小路易丝的儿子，娶了“大蜂鸟”的一个孙女。他们的房子里幔着印花的壁布，很有外省老宅的那种魅力。我估计这就是路易·特鲁瓦的老家。一个全家照片的相册放在独脚小桌上，有两三页专门留给“奥克塔夫舅舅”。奥克塔夫正在写作，据说他在大白天也关起百叶窗，点起两支蜡烛，为了隔开外面的世界；奥克塔夫戴着半截面具，用它换了另一个面具；奥克塔夫和一只骷髅；奥克塔夫捧着一束鲜花，就像他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夜也手持花束献给贞女罗拉的圣骨盒一样；奥克塔夫和他驯养的野猪。当然，这些具有诗意的相片引起了我的遐想。我问保罗在他的藏书中有没有我“舅姥爷”的书，他只找出来了第一本《树荫集》，还有伊雷内姨姥姥收集的那本庄严死亡的总汇。
我曾对我的曾姨姥姥稍有微词。我觉得伊雷内·德里雍属于那种无懈可击然而又违背常情的母亲，她们充塞在整个时代，像梦中的恶魔似的压迫着她们儿子的命运。一九二九年，我还对她毫无了解，但是她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批判精神和她那淡而无味的说教让我惊异。那里头什么都不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说到不信上帝的伏尔泰把他自己的大便吃了下去。必须翻阅一下这类的作品，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我儿时的那些激进分子身上会有反教权主义的病原体，甚至在列宁格勒还开了一间可怜巴巴的无神论博物馆，以及接下来的事件。对于我曾姨姥姥这本抄录编辑的东西我并非全无敬意。这位身穿带撑架长裙的夫人试图正面地审视最高的现实。她收罗了许多现成的范例以完成这伟大的历程，这种事情在她那个时代并不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少见。哪怕只听到一句她们认为猥亵下流的话就会气得昏厥过去的圣女们，在客厅里也会从容自在地交谈有关临终的人那丑陋肮脏的细节。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爱情是公开的，我们的死亡就是消失。在这两种不便公之于众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刚看到头几页，伊雷内的儿子所写的书就让我读不下去了。它的内容、包含着的所谓“思想”，以及他始终喜欢但又与他缺乏明快犀利的风格不太适应的形式，差不多跟他母亲那老生常谈的虔诚一样，让我感到不痛快。我青年时代的初期，跟“奥克塔夫舅舅”年轻时一样，热衷于古典著作，在这以后，我一下子发现了跟我同代的作品：《追忆逝水年华》、《梵蒂冈地窖》、《杜伊诺哀歌》、《魔山》。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崭新的珍宝，跟这相比，在阿克兹索居生活中写出的东西就格外显得苍白了。但是如果保罗·乔在那天晚上把《雷莫，一个兄弟的回忆》借给我，他那古旧的风格大概仍然会使我感动。对于一个善于读书的人而言，他的每一页上字字句句都像在流血。如果他给我《致约瑟的信》，我会沉溺于年长的奥克塔夫向比他年幼的朋友诉说的、令人心碎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我一定会发现那孩子突然面对学校的墨守成规、同学们的粗鲁放肆和学业的庸常无聊所感受的苦恼，于是逃匿到音乐中去；他那孱弱的体质，使家里最终决定任凭这个男孩留在他喜爱的孤独当中。所有这一切，与一位奥地利的年轻贵族的历史惟妙惟肖地相似，就像我一年以前在《阿莱克西》中所叙述的一样。我也许还会发现在奥克塔夫与普雷斯堡那个大学生之间的一些更为隐秘的事。不管怎样，如果说贫穷对于阿莱克西是个决定性的问题，而比利时的一个年轻人，他母亲继承了一座煤矿，就根本不把穷富放在考虑之列。我看，幸亏保罗的书架子上没有这两本书，或者至少那天晚上没有找出来。不应该过早地让家里的这些幽灵把自己缠住。
我在那里曾待了四十年。其实，一九五六年我到阿克兹去探亲并不是要研究奥克塔夫。那次去与诗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的侄孙女埃米丽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接待了我。她的丈夫和长子在达豪集中营被枪毙了。这件旧事我到很晚的时候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是个新闻。一个居孀的妇人由一个儿子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儿陪伴着，在一座弥漫着十一月的暮色的老宅里，直接就进入了诗的境界。奥克塔夫和雷莫曾时常在一起读欧里庇得斯的《请愿的妇女》，也许在当时就会想到安德洛玛刻追忆她死去的亲人。尤其是雷莫，那些特洛伊妇女们的哀怨之声更加强了他自己对和平主义的信念。我也想起在天空飞翔的鸽子突然被打死。
直到去年，着手撰写这部作品的几个月之后，我才又认真地去追寻那已变得苍白的幽魂。那时我得到了奥克塔夫的两部作品，然而对于我的计划来说，那两部是最不重要的。我必须感谢一位比利时朋友的豪爽大度，他给了我好几本一九〇〇年作者死后“根据作者的遗愿，在巴黎由佩兰学院书局及那慕尔的出版商雅克·戈代纳”出版的毛边本。原来这些书是阿克兹城堡的主人馈赠给那人的父亲，那人又把书给了我。那时他父亲还是鲁汶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城堡主人感谢他帮助了皮尔麦茨家的一个年轻人准备考试，这孩子并不像奥克塔夫那样，也喜爱文学。（从日期上考校，这人不是后来给德国子弹打死的那个埃尔曼。）不管我能不能用咒语让“奥克塔夫舅舅”从这几部书页已微微发黄的书籍里走出来，我希望至少在若干时日之内，使他脱离周围人对他礼貌的冷漠态度，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样的态度在公墓一般的图书馆里过度保护了许多出色的作家，而他们的作品从来没有被人好好读过。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风格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一个人的教养与他的文风之间时常有很大的距离。奥克塔夫是如今已不复存在的那种文人，在他那个时代这种人也很少，即使说他并非出身于一个文学的环境（在这一点上，伊雷内夫人是个例外），至少他周围的人都热爱音乐，并且具有十八世纪的世家早一辈人中常见的科学观点。邦雅曼·皮尔麦茨跟他的兄弟亨利和维克多以及妹妹亚森特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室内音乐会，从吠叫的狗群中偷得片刻休憩。莱奥纳昂叔叔曾写过一本天文学概论，大概把他的望远镜和对天文学的兴趣都一并留给了雷莫；亚森特姑姑让奥克塔夫读《摩诃婆罗多》。乍一看，那个时代两兄弟关于希腊拉丁文化的广博知识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其实特别是在法语国家里，除了科学家和教授的圈子之外，这种现象始终并不常见。即使在专家的圈子里，希腊拉丁文化方面的知识一般也表现在更为狭窄的语文学和学术的范畴。只在德国或特别是在英国，人们才能看到年轻人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在公园的大树底下阅读赫西奥德以及忒奥克里托斯的作品。奥克塔夫的第一部作品上，有一段马克·奥勒留的希腊文语录作为题铭，他的《思想集》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还有《楷模集》始终充实着他的精神生活。在意大利文方面，他还是属于学习并欣赏彼得拉克的那一代人，同时他们这一代也了解并赞赏雅克波纳·达·托迪了。在那些法国的大师们中间，他不断地恢复蒙田的风格，而且实践圣西门的原则。要向一个作家讲授写作技巧，再也没有比他们更雄健更现成的向导了。但这些伟大的古典派人物，仿佛是某些特别富于营养的食物，必须加上其他的一些更容易分解的食品使之稀释，多加一些甜味才能被人消化。奥克塔夫的作品中有《忒勒玛科斯历险记》中的细腻和夸张，又有夏多布里昂的梦幻。还很年轻时，他就觉得雷莫是他的上帝和第二个化身。这些厚重的帷幕一直到最后都束缚着他真正的个性。同样，到了二十世纪，我们发现，模仿兰波的结果就是阿尔蒂尔一整套的放荡不羁的作风。
除了对普卢塔克书中英雄人物的崇拜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帮助他正视这个自杀事件，经常阅读古代诗人的作品也不能让他在表现爱情时摆脱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羞恶之心，遵循昔日里大师们的原则并没有使他获得免疫性，抵拒住三位具有基督教感情的女文人的影响：加斯帕兰夫人；斯威奇娜夫人，同时欧也妮·德·盖兰夫人不断地到莫里斯那里去，就像伊雷内总去找她的儿子一样。人们在阿克兹城堡的客厅里多次高声朗读这些夫人的作品，还伴随着捍卫正确原则的辩论。其间，蒙塔朗贝尔因为娶了一个梅罗德家的姑娘受到格外的重视，还有杜庞卢大人，奥克塔夫把他称为“奥尔良出色的主教”，而普鲁斯特却责备他促使整个一代法国贵族青年说一种十分蹩脚的法语。尽管奥克塔夫的态度显然极为真诚，但从他的篇章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出自扭曲灵魂的高贵风格，以及那种被改造得狭隘局促、经常显得纤巧孱弱的语言，都要由这些出色的作家来负责。当然，我们不至于像纪德那样，认为只有怀着善良的愿望才能制造出蹩脚的文学作品。我们明白，即使怀有恶意，任何的文学作品也都能弄出来，而且弥漫在地狱里的谬误并不比在天堂里少。无论如何，奥克塔夫使用的在当时已有些过时的风格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来自他是法国的外省人和比利时人这双重的身份。就是这个萎靡不振而又庄严轩昂的法国人，在巴黎严肃正经又有些谈玄倾向的各个客厅里还被大家认为是个出色人物：在当布勒斯夫人和维尔巴黎西侯爵夫人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说还是写，都弄不出来别样的东西。
如果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从意大利和德国带回来的，不是与他的家乡比照着描写的游记《孤独的日子》，如果他带回来的是一系列关于这同一主题的浸透了浪漫的忧郁和迷茫的绘画，我们就可以在某些画中品尝到比拉奈兹的回味，另外的画中看到萨尔瓦多·罗萨笔下的风景，而几乎每张都有石版画上那种使人怦然心动的魅力和得过罗马大奖的名画上的无懈可击的庄严。也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爱好者面对着一幅已不流行的绘画，还不会像时髦的读者们披览一本陈年旧书那么快地觉得扫兴。在最能表现奥克塔夫雄心壮志的作品《哲学的时刻》中，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老生常谈式的唠叨肯定会很快转移我们的注意，使我们忽略了那些虽有瑕疵但仍很纯净的思想花朵，特别是他的那些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平庸的感情。即使在他那部感人的《雷莫》一书中，重笔描写了那么多的“诚挚的兄弟之情”、“勤奋的青年时代”、“痛苦的责任”以及“忠诚的感情”，也使我们刚看到头几页就失去了兴致，妨碍了我们了解奥克塔夫所经营的目标确实获得了成功。那其实是一方面画出他弟弟逼真的肖像，同时又写一出凄婉动人的悼亡悲剧。如果有一个胆大冒失的文选编者来研究奥克塔夫，实际上就会像我们对待维吉尔那样（我们中间最为饱学的人也只读过他作品中的三十来页），从这里摘下一句，从那里录下一行或一段，也许更相反，不顾前后地拿出一个孤立的佳词警语，凑成一个薄薄的小册子，正像作者所希望的，混到图书馆的某一个角落里，放在吉兰和塞纳古尔之间。一个有时值得敬佩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把一切无关宏旨的东西都洗刷掉了。
有些文学的教科书只是怀着尊敬的态度对这位皮尔麦茨略作评论，说从史家的角度来说，他是十九世纪比利时第一位散文随笔的作者。这已经算不错了。人们强调说，在他以前的这个领域中，为了找到一个有点代表性的散文家，就得越过两次革命，追溯到利涅亲王的时代，那时的世界跟十八世纪的欧洲完全不同。在他以后，他那忧郁的节奏和梦幻冥思连带着若干瑕疵都传到莫里斯·梅特林克那里，但也有了“阿克兹的隐士”所不具备的威力。不管梅特林克有意还是无意，他最优美的散文集《智慧与命运》都是《哲学的时刻》的延续。即使从诗意与神秘颤动的角度说，这个写了《贝阿特里丝妹妹》的佛兰德人，与那个为圣罗兰德虔诚的爱情所感动的瓦隆人距离也并不那么遥远。
如果哲学就像专家们所希望的那样，旨在精辟地阐明概念并且理顺系统，那么奥克塔夫并没有达到起码的哲学尺度。他本人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某些论据，发现形而上学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语义学。如果正相反，哲学是超乎我们对事物通常概念以外的一个通道，一个在内心朝着遥远的、明知可望不可即的目的缓慢而又持之以恒的行进过程，那么奥克塔夫就有权利被冠以哲学家的名号。有些蛛丝马迹表明，他发现了一种方法。他列举出冥思生活的几个基本要素，但他宣称他自己并不具备，那就是：温和，平静，纯洁和力量……看到他信奉神秘，却不敢多言神秘，触及灵魂中一些本原的东西以及所有生灵的共性而又没有适当的语汇，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的生活好比一个很长的菱形，表示几何形体的线条彼此展开，一直到壮年时期，然后不知不觉地收拢，直到临终的弥留期，让我们停止呼吸……”），小心翼翼地在梦的长廊里探索，试图亲眼目睹思想本身萌发的过程，脱离了时间（“此刻是不存在的。只有从过去到未来的飞逝……”），他要给隐蔽的思想与外部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的精神就像一种雌性的生物，只有情感给它授精之后才能受孕”），终于窥见了与印度的智慧并不遥远的境界，他的弟弟曾对印度智慧很感兴趣：“眼光盯住虚空中的一点，对于邻近的形体无知无觉……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镜子，从这人身上再现出流动和永恒，变异和静止……态度始终如一，沉醉于造物之始的元气中，比死亡还要静寂，但却比任何生物更有活力，生活在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里……他眼底观察的事物越发广阔，变得无边无际，囊括一切生灵，而他梦想中的广阔空间又逐渐缩小，直到成为一点凝思。他把自己的心灵扩大，一直吞没了整个世界，并且包容了上帝。”
也许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所探求的，是一种神秘的形态。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时，第一次由父母带到北海的岸边去，他走在伸到海里的防波堤上，闭住双眼，不看波浪的形状，为的是听清楚那千变万化的涛声，就像在音乐会上，从整个乐队里听出不同乐器的声音。他尽力想确定什么样的形态能与这样的咆哮、这样的怒吼形成理想的呼应，于是仿佛从内心有了视觉。有时候，他像一个俄耳甫斯教派的信徒或是纯洁派的信徒那样，说道：“灵魂也许是在别处萌发的，被囚禁在一种形状奇特的物质外壳里。”再稍后一些，他又指出：“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围绕着尘世的语言形式在绕圈子。”他仔细考虑着动物的形体与人类可以互相比拟；他有关拉瓦特尔的暗示出自一个在这个领域中认为思考跟做梦差不多的人之口。他在田野和树林里漫步，陪伴着他的不仅有他那几只狗，还有几只小狐狸崽儿和一只驯化好的野猪。四季的景物更迭交替，城里的人根本想象不到那变化的微妙。在严冬已能感到春的气息，在盛夏潜伏着冬季，帮助他一点一滴地在“永恒的演说中的字句”之后再进一步变换新的句式。奥克塔夫捍卫雨果的真知灼见，反对愚鲁粗俗的人对他的攻击，显然也是在为自己辩解：他对一个大鱼缸的长篇描写使人想起《静观集》中的诗句，在文章里，深渊中丑陋的动物象征着处于罪恶中的人类。某些似乎出于一个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线条使经常轻松的描写有了沉重的分量。他想到食肉植物是多么凶恶，使他倾向于一种摩尼教派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既然大自然是狡诈的，深于筹谋，精于算计，我们岂不是在其中看到一种恶的精灵？……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些，今晚我独自深入思索的深渊，决不把你们一起拖下去。我只要让你们看到这些就够了。”他对动物的感情，从理性的这一部分来说，产生于对发现跟我们人类不同的生命模式的兴趣。只有对它们静观冥想，才能使我们逃脱人类的生活环境。“每一个动物都是一个囚禁在某种形式中的生命，这囚徒的灵魂通过大自然在监狱的顶端开出的两个窗户看到天光。”这种同情扩散到整个生长着爬行动物的尘世。为了向伴随着他的一个孩子证明他是多么灵巧，他把脚扭伤了，不得不待在房间里（一直到最后，他都这样顽皮好胜），他就玩弄蛇来消遣。“这些蛇是我从前跟一个专门抓蛇的老头儿从枫丹白露的森林里捉来的，我让它们爬到我的桌子上，缠绕在水果篮子里，从里面昂起它们狡诈的头，一边伸出像黑色的火焰似的分叉的舌头。我对所有那些小心谨慎而又雍容高雅的动作都极感兴趣。我看着它们缠绕在家具上，形成的花纹让人想到某些雕刻装饰。”
这么一个喜爱收养野猪和蛇，并且认为自己“与所有生物都属于一个大家庭”的人，竟然尖酸刻薄地反对达尔文主义，还因为要他纡尊降贵也属于灵长类而很不高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接受这样的概念：有一个阶梯，将黑夜般的动物引导到光天化日的人类，但是，达尔文主义者那得意洋洋的实证主义使他的人本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同时都受到了伤害。我们大家都忘记了，革命理论很快从科学的假说发展到论证阶段，这使奥默先生与布尼贤神甫势不两立。在这个思想水准上，表明人是动物的后代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唯灵主义的立场，与其说其目的在于阐明造化的神秘锁链，还不如说干脆要贬低人的价值，而这一点科麦斯咖啡馆里的那些达尔文主义者乃至实验室里的那些人都没有怎么太注意。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不能预见到德日进的情况，也没有预见到，宗教内部一些思想先进的精英们到一定的时期终会归顺进化的理论，而那时候进化论在科学界已经不是坚如磐石的教条了。
这个对由来已久的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如此心仪的人，面对着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新发现竟然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些发现不符合《圣经》上所说的历史。但是尽管普通的常识显而易见，他厕身其中的为数众多的精英们，一代接一代地竟满足于犹太基督教文化对过去的六千年那贫乏单薄的解释，大概是因为这六千年从宏观上符合人记忆的现成数据，仿佛为大多数人制造出了一个受理性支配的最高界限。千百个世纪的地质演变对于奥克塔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天文学上的光年跟今日里大报的读者毫无关系一样，尽管他们还想象着到南门二上去着陆。在奥克塔夫看来，在他和亚当之间隔着一百二十代，这已足够让他感到如临深渊般的昏眩了，在这期间，少不了危险的、说不清楚或者混沌蒙昧的角落。这个奥克塔夫为上天造物之雄伟而感叹，有时也会想到，就在他从窗户到书桌走这几步的时间，地球已沿着它的轨道运转出千百公里了，他却没有发现，如果在十六世纪，他可能反对哥白尼，而在十九世纪，他是反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的。
在雷莫的热情中也有那个时代的恶劣习俗和偏见。他通过更令人筋疲力尽的精神苦行也达到了实证主义，但他的这种实证主义像一切教条戒律似的僵硬古板。他在多瑙河口旅行时，一天晚上遇到了一帮茨冈人。一个老妪走到他身旁要给他算命，他把手抽了回来，仿佛被一种邪恶下流的请求惹恼了，嘴里嘟囔着：“迷信就是肆意滥用了一些精神上怯懦的人的轻信盲从。”他一点也没有想要试一试，看看在那些职业预言家的老生常谈中是不是也夹杂着一丝说明真实的纤细线索：研究超心理学的时代尚未开始。超心理学是个好的词汇，它让人研究昔日里不加考察就扔到魔术妖法的废品堆上去的那些东西。这个可敬佩的青年背负着这样的一个缺陷，那就是他的乐观主义，几个世纪以来这是左派思想的一个特点。他跟他的偶像米什莱和雨果一样，相信人是善良的，不仅是神话或历史之初的那些人，甚至到如今，大街上的那些人也是善良的。他接受他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特别喜欢的这种假设。如果发展工业能够解决赤贫的问题，那么工业企业侵吞了他哥哥那么珍视的阿克兹的树林和田野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认为，要经过许多世纪才能解放非洲的黑人，并为此感到很失望；相反，他觉得美国的奴隶制已经由林肯彻底消灭了；他甚至想象不到，有色人种的屈辱地位会以另外一种名称用另外一种方式长期持续下去。
就在他的身旁，普通百姓在他的笔下显露出绘画般的面貌。他在巴黎对他的哥哥说：“跟我一起来吧，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外表寒酸的小酒馆，观察工人们的约会。听一听这些伙伴们如何互相倾诉他们的情谊，他们那黢黑粗糙的双手是如何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就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你能相信这些劳苦的人们愿意做坏事吗？”
“咳，我相信他们会做坏事，由于无知。”奥克塔夫惴惴地轻声说。
“那么，就应该跟这种无知作斗争……这些宽宏豪爽的灵魂，应该给他们一个能思考的头脑作武器……他们应当知道不要靠强权人物来给他们支持，要通过教育建起坚固的堡垒，从他们本身寻找到拯救自己的力量。”
这种煽动性的辞藻并不比奥克塔夫的论辩更有价值。雷莫没有发现，他倾向于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热情出自一个站在远处把“下等阶级”理想化了的少年，他在经常来往的人中间受到太多的拘束，迫切需要扩大他同伴的范围。这些工人跟奥克塔夫的卡普里渔夫一样因袭传统，是些传说中的人物，跟兄弟俩那么崇拜的斯拉夫叙事诗中的武士或克罗克特洛尼斯的游击队员似的，临死时还互相说一声永别，再加上个亲吻。奥克塔夫和雷莫在不知不觉中向往着一个单纯的、英雄式的、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世界，与他们在其中长大的资产阶级世界完全不同。那个热情的年轻人并没有错：我们一切错误的根底就是无知，而知识才是治疗无知的药物，但这里说的是一种比某个文盲更可怕的无知，只上个小学是消除不了的。雷莫感受到了人类本身的良善，他相信这一点，也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不完满，这让他处于矛盾窘困的境地，好像有铁钳夹住似的心痛欲裂，这也正像许多基督徒那样，一方面看到了现实的罪恶，另一方面又相信上帝无所不能。现实让他深恶痛绝，他需要相信“黄金时代”临近了：“让我们盼望着那个时代到来，那时，由于教育越来越普及，暴力和阴谋销声匿迹。这才是让我高兴的事。”这一种笨拙的信念发生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以前的两三年，距离以后一九一四年的两军在战壕里相持还有五十年（那时，阿克兹村毁于兵燹，村子的本堂神甫和三个村民被枪毙了），距离德国大建集中营还有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埃尔曼和他的儿子也倒在纳粹的子弹之下），在广岛扔了原子弹，森林里的树叶全落了。然而，这个哲学上的小学生提出的命题还很正确：即使他明知道人类是由缺陷和贤德杂糅而成，他也还是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我敢肯定，善良注定会到来”。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曾在某处说过，的确，人们从对美的热爱发展到对真实的热爱，再从对真实的热爱发展到对公正的热爱，而不是顺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显然想到了他的弟弟。然而他自己也经历了某些变化，让他部分地摆脱了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必须承认，也就是这一点使他这个熟读普鲁斯特作品的人经常有像勒格朗丁·德·梅塞格里斯一样的疏懒慵怠。他既不是斗士也不是改革家，只是一种制度下的特权人物，而他却看到了这个制度令人憎恶的那一方面。对于他来说，发现贫苦工农的生活悲剧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他那个圈子里的许多人否认工农处于穷苦之中，而且全社会对此也视而不见。有人说，他的晚年，因为大量的施舍而破了产，这是他唯一能够行善的方式。必须掌握比我们手头更多的材料，才能弄清楚家里和周围的一些人对他轻易地作出如此的判断有什么意义，或者只不过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如果考虑到他这个圈子的人重视捍卫社会秩序，十分正统，那么他所说的公正社会的见解是很大胆的。他曾写道：“即便是所犯的罪过穷凶极恶，人们有时也应该找到减轻其罪过的理由。”他不知不觉已经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信徒。显然在这里与他在蒙斯法院的审判台上审理案件是两回事，而且这个看法也更为现实。“要知道，人本身是道德和罪孽不可分解的混合体，两种因素由于一种神秘的法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道德有可能蜕变为罪孽，而罪孽也会转化为道德。”他在自己身上就有了这个具有基督精神的卓越发现：“所有的人身上都有黑夜的污点。”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纪德的“不要去评断别人”。
当社会精英贪婪地从物质上的进步中获得好处（姑且不论这进步带给他们的利益），同时幻想着道德上的进步从而给自己以安慰时，他当然有理由谈论一下文明本身的脆弱性。“只要有人对铺满大地的芸芸众生瞥一眼，就会被人类的野蛮凶恶吓坏。文明只在几个小点上得以实现，一旦发展到顶峰，就会来一次抽风痉挛，把文明破坏殆尽。”然而他本人也像当年的雷莫一样，至少还试图希望“光明在不知不觉中扩散开来”。但是当前的现实和临近的未来情况都打破了这个梦想。约在一八八〇年，他向约瑟叙述他到莱茵河畔一座小山上散步的情况：
“放眼望去，莱茵河两岸一片肥沃的平原，到处耸立着上面筑有碉堡的山头。我想到那些不幸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建筑这些可怕的堡垒，只有它变为废墟时我们才能加以欣赏。但我的悲悯之心还是使我更偏爱那些寺院的废墟……在这些崩塌的城堡里，我看到的只是仇恨和凶暴的丑脸。
“我正在那里沉思默想，突然飞驰的马蹄声直传到了中庭。这是一队普鲁士的轻骑兵穿过了城里的街道，马刀在闪闪发光。野蛮和凶顽并没有彻底消逝，只不过在假寐，一到时候就会醒过来。我穿过平原回到我住的旅馆，走到了穆方多夫村，这里只有一条又长又窄的街道，两旁是泥土垒成的房子，里面脸色黧黑浑浑噩噩的人们在做彩绘镶嵌的手艺。再也没有比这更穷困污秽的地方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国度竟有如此的景象，真是令人惊奇。”
悲悯，比怜悯这个词更能说明问题，这个词表示跟可怜的人一起忍受痛苦。然而悲悯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懦弱的感情，也不是与威猛的正义相反的懦夫的情绪，它远不能跟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概念相比，这种白热化的怜悯就像刀刃一样，只切入具有一种可怕天分的人的心，这天分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这种人是强壮还是孱弱，果敢还是胆怯，聪明与否（问题不在这里）。从这种一往情深而又违反常例的观点出发，人们就只能带着某些局限来谈论美了。就从《孤独的日子》这部作品说起，在他那浪漫的辞藻中间随处都会出现一个使人心碎的细节。人们指望读到，这个醉心于阅读忒奥克里托斯和维吉尔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罗马的郊区遇到牧羊人，会把那里描写成牧歌式的田园风光，把一切煞风景的事物都删除掉。“村旁的一块林间空地，与村子之间只隔着一道铁线莲种成的绿篱，我看到两只临死的羊羔被吊在一棵梣树的树枝上。牧羊人刚刚用刀割断了它们的脖子，当鲜红色的血滴到苔藓上时，几只山羊咩咩地叫着，低下脑袋，一只只地挤在一起。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意大利中部萨比纳地区的田园风光。”
奥克塔夫离开意大利时，取道阿尔卑斯回到了法国，他在冰霰风雪之中遇到了一小群破衣烂衫冻得发抖的徒步过路人，他们都筋疲力尽，头上戴着绽了线的破帽子。这都是加里波第的老兵，离开家乡，要到远方的阿根廷去找一份工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穷愁潦倒面色苍白，爬上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心里痛苦得发了狂，用浊重的嗓音唱道：‘Dansa，canta，poverello．’他的同伴们苦笑着跟他应答，但这声音都被狂风吹散了。”这是多雷式的浪漫场面。在意大利，看的是天主教堂、葡萄园和灿烂阳光下的历史遗迹，这段描写却以另一种形象结束了整个的旅行。也就在这次穿过阿尔卑斯山时，奥克塔夫想到了拉马车的那些牲口：“有十四匹勇气百倍而又耐心十足的马拉着我们的车。这些结满了白霜的可怜牲口摇晃着鸾铃，披星戴月，在苍凉惨淡的天光底下奋力向前，这是多么悲壮的景象……我们走过了格朗克鲁瓦村。那时，只剩了一匹马，它的影子斜映在山石上，都改变了形状，就像个痛苦的幽灵一直陪伴着我们。马车在冰上咯咯吱吱地呻吟着，我们开始下山了。”尽管文字的风格正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有些造作，但里面的怜悯和痛苦却也像冰雪一样砭人肌骨。
在以后的作品中这样的痕迹越来越多。终于，就像洒落一滴清冷的水似的，出现了犹如祷词和圣歌一样充满了怜悯的句子。几乎不像是写出的，我们简直如闻其声了：“让蚕儿去结茧吧。不要触动这暖乎乎的蛋窝窝……当冰层又薄又脆时，不要从上面走过。不要践踏新生的幼芽。当迁徙的鹤寻找一块可以容它立足的地方时，不要出声去惊吓。当春天的汁液上升到树梢时，不要在树皮上刻画你的名字。不要在重载的船只上跳跃。任凭白雪覆盖着苔藓，因为它还会变绿……”在他临终前不久，诗人对约瑟推心置腹地说，他的记忆里布满了他所目睹的那些悲哀场面留下的伤疤。他能够为别人的不幸而痛苦，并且不仅认为自己属于将来的人类，而且还与广大的一切生灵同属一个类别，这些都是非常罕见的品质，不能不怀着敬意特别加以说明。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于1844年出版的小说。✑Sir Anthony van Dyck（1599-1641），佛兰德油画家，在他所作的肖像中极善于表现面部及手臂的暖色皮肤。✑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今称布拉迪斯拉发。✑Euripides（前484？-前406），希腊悲剧作家。✑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的妻子与出征前的丈夫惜别的场面是史诗《伊利亚特》中最悱恻动人的一幕。赫克托尔战死之后，她率领特洛伊的妇女到雅典娜的神庙去，请求女神帮助她们领回丈夫或儿子的尸体，这就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请愿的妇女》的主要情节。✑Jacopone da Todi（1231-1306），意大利诗人。✑法国小说家费奈隆于16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讲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的儿子忒勒玛科斯的故事。✑Charles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Félix-Antoine-Philibert Dupanloup（1802-1878），奥尔良的天主教主教，19世纪中叶法国天主教开明派的代言人。✑Salvator Rosa（1615-1673），意大利画家、雕刻家、诗人、音乐家。✑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Johann Kaspar Lavater（1741-1801），瑞士作家、爱国者、新教牧师。✑均为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哲学家、古生物学家。✑Theodoros Kolokotronis（1770-1843），希腊将军，曾领导希腊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意大利文，跳吧，唱吧，穷鬼们。✑Gustave Doré（1832-1883），法国版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