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还跟早上来时一样，但黄昏时的风和寒气仿佛把景致都改变了。早先缀着金黄色的树叶仍然美丽非凡的树木，现在却像一个个乞丐，冷风阵阵地吹着，撕走了它们最后的几片褴褛衣衫。云影遮蔽了田野。雷莫又来陪伴他的哥哥，但已不是今天早晨那位葬礼上的赫尔墨斯，苍白的嘴唇上还带着微笑，而是德国中世纪歌谣中描写的那种满身鲜血的鬼魂。仿佛他姨夫濒死的景象一下子把奥克塔夫带到了另一个临终的场面，他似乎又看到他弟弟的最后时刻，就像仆人们对他说的一样。那是在列日，城区尽头码头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从阳台上可以看到高低不平的美丽山丘。客厅里，桌子上放着雷莫从德国带回来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匣子，发动之后可以忠实地放送年轻人最喜欢的乐曲，歌剧《汤豪舍》的一段曲子。那天早晨，雷莫作了长时间的散步之后，小心翼翼地开动了机器，然后走进隔壁的卧室，让门开着，为了不漏掉粒粒珠玑般滚落而出的音符。过了一会儿，突然一声炸响掩过了音乐，仆人们跑过去，发现他们的主人浑身是血，面色变得苍白，靠在镜子上。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他颓然倒下之后乐曲才奏出最后几个音节。
在奥克塔夫看来，雷莫是个烈士。这个年轻人，生活充实，热衷于旅游和阅读，有着奥克塔夫永远也赶不上的自由洒脱，他常常默默地把“这个朝气蓬勃的灵魂”跟渐觉迟暮的自己相比。是什么样的不幸逼他走了绝路呢？是“在这不幸的世界的边缘，每一个伟大的灵魂都会感受到的那种不幸”。很早的时候雷莫就同时感到了愤懑和怜悯。他是魏玛和耶拿大学的学生，十分推崇费希特和黑格尔，热诚地阅读达尔文、奥古斯特·孔泰和普鲁东的作品。他这个热情的青年，时常一连几个钟头跟他朋友中的一个年轻医生争论印度以及斯维登堡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同时他也热衷于叔本华。雷莫提起他自己短暂的过去时，曾经说过：“我一直只不过是一个活着的思想。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正在爬山的旅客，回头眺望时，只见到无数已不复存在的人曾经渡过的一片泪海。”他需要抓紧时间为仍然存活着的人服务，就是这一点促使他从事政治活动。雷莫还是个孩子时，就竭力地捍卫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利益。稍后一些，他去旅行并不像某些人，只是要在用功的间隙或两件事的空当去品味风土人情，从而寻找出美。在非洲，最触动他心灵的是奴隶制度下的悲惨不幸，而喜气洋洋的阿尔及尔城以及雄伟庄严的金字塔倒在其次。在阿克兹，他的卧房里挂着威尔伯福斯和林肯的肖像。奥克塔夫在意大利醉心于生活尤其是醉心于梦想，而在这个国度，平民地区的卑劣肮脏，劳苦的大地上的人们脸上清晰可见的恐惧和奸诈，成群结队的贪婪的乞丐，所有在阿斯泼蒙特战役和门塔纳战役的现场上出现的腐朽丑恶现象对于雷莫都有重要意义，甚至胜过了他也同样重视的事：去探寻维吉尔的遗踪。他曾在信里严肃地对他哥哥说：“你仿佛只用你诗人的角度去看待这劳苦的大地。仿佛只有《农事诗》的作者来当你的向导。塔西佗能够给你更好的启示。”在这充满了阳光的篇章中，“除了人类以外，一切都光辉灿烂”。
他像朝拜圣地似的到希腊去，在那里，他仿佛又见到了普卢塔克那样伟大的人物和希腊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他在阿克兹的小树林里，曾读过这个作家的皇皇巨著，一直心仪不已。但是一个小旅店的店东把他洗劫一空，那旅店孤零零地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店东本人也害怕强盗。雷莫坚持要把店东绳之以法。这件事让他接触到了地中海沿岸永不断根的贼窝、英雄的后裔以及希腊诸神的庙堂的残垣断壁。回到家乡之后，他谴责那些探险家，说他们“用人类的手制造出了地狱”。说那些雇佣童工的人“不赞成义务教育，但对去打仗的义务兵役却没有一个字的谴责”。就在这时，也只是在这时，奥克塔夫才明白了，雷莫“从对公正越来越高涨的需求之中，产生了对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对不公世界必定报复的仇恨正是热爱世界的另外一个方面”。
奥克塔夫回忆得起雷莫心中这阴郁的火苗燃烧得最旺的那几天。那是在巴黎，兄弟俩又见了面。雷莫到巴黎来过许多次，也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太喜欢“这个豪华的大城市”。然而他也能轻松愉快地潜入这五光十色的涡流，就像在波浪中游泳似的，不过他很快就忍受不了那些喧闹和人群。只有在这里能听到美妙的音乐，才能给他的烦恼以补偿。瓦格纳已经把他征服了。年纪更小一些时，有一群人狂热地捍卫创作了《汤豪舍》的那个音乐家，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而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们串通一气，每人拿着一个银哨子，上面刻着他们憎恨的那出歌剧的名字，兴高采烈地去喝倒彩。“一奏乐他们就闹腾，一唱歌他们就起哄。”“要想不捧腹大笑除非不是法国人。”真是恬不知耻……就在那个高卢-罗马废墟附近的玛蒂兰圣雅克街，雷莫有一所住宅，据说那废墟当年是尤里安皇帝的宫殿，住在这宅子里的雷莫是另外一个急风暴雨式的大学生。在他还没有利用不多的机会聆听大师的那部作品之前，就先把他珍爱的乐谱抄录了下来。《汤豪舍》的乐曲又一次像重锤似的在奥克塔夫脑海中敲击。他又伤心地回忆起，雷莫最终竟然从自己身上彻底清除了他称之为“豪华多余的感情”。重提这段旧事时，他曾对哥哥说：“你怎么会想不到，从诗歌和艺术那里倒转过身来对于我是多么大的牺牲？……有时候我想，看到了美丽的事物我就会平静下来，但美却带着强烈的痛楚直钻进我的心，我带着这美丽的痛楚，一直到它化为溢出的眼泪。”
一八六九年……一八六九年的八月……两个几乎是陌生的兄弟又一次沿着塞纳河畔的滨河街以及卢浮宫的列柱漫步，但几乎没有看周围的景物，接着又走到杜伊勒利花园的树木底下，杜伊勒利宫里的王宫守卫队当时还把宫堡的门窗紧紧关闭着，然而这宫堡不久以后也变成了焦土。他们陷入了无边的形而上学论辩中，剩下来的只有神经的极度疲劳和情绪低落。这两个迷失在大城市的瓦隆人已在不知不觉中与这永恒的巴黎融为一体，巴黎永远在变化更新：从中世纪争论共相是否存在的文人，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小青年；中世纪迪南地方的大卫离我们还不远，仍在火焰中呼叫，而当代的年轻人则交谈着他们对海德格尔或毛泽东的看法。他们具有该城市暂住公民的称号，在这里，也许比在其他的城市有更多的思想论争。
巴黎最招人注意的是明星拉帕伊娃、奥尔当斯·施奈德、声音洪亮的德雷萨以及带歌舞表演的咖啡厅里的轻歌剧，然而这些对他们都毫无意义。另一方面，第二帝国的豪奢淫糜朝欢暮乐他们也从不注意。他们信步来到在夏日淡蓝色的暮霭中已灯火辉煌的香榭丽舍大街。街上挤满了人群，大家在闲逛或吃冰淇淋。再过几个月，色当的屈膝投降正等待着他们，把他们变为围城中的耗子。奥克塔夫也许是要安慰一下那焦虑不安的年轻人，就让他看看周围的一片欢乐景象。任何别处都没有这种勃勃的朝气与闲适安逸混合在一起的氛围；像是抹了润滑油的弹簧似的，滋润滑爽的文化，上面又包着一层美味的表皮，简单说就是生活的甜蜜和惬意。雷莫摇了摇头。既然知道全世界的痛苦，那么他觉得这些幸福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奢侈淫逸和苟且怠惰，那些人对于不可避免的明天竟然全无察觉。他让他的哥哥观察那一个个陌生人，他们坐在桌子旁，面前摆着一杯苦艾酒或是冰咖啡，脸上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气或是蠢相，有的在微笑中露出一点微妙的恶意。这些猥琐小人，论人断事极为肤浅，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趾高气扬，有时又极力隐藏起他们真正的嘴脸。忽然，奥克塔夫看到弟弟用友善的眼光看着一个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他的眼神变得阴郁了，在他看来，这流浪汉比那些心满意足的小人离现实更近。
“为了生活，我必须感觉到我自己有用，这对我是必不可少的。”雷莫知道，他的观点中自由的倾向太重，不容易让已有的报刊杂志接受，他就由一位战友帮忙，在比利时创办了一家周刊，“为了捍卫人民的事业”。“不减轻人间的痛苦死不瞑目……”自然，他成了众人讽刺挖苦的目标。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学者，从来不为别人的不幸担心，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埃诺这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威胁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马上跳了起来。这些人斥责雷莫，说他不关心地方公益，反倒为加勒比人或卡菲尔人的命运悲痛不已。渴望着行动的年轻理想主义者辩驳道：“我们的灵魂足够宽阔，能够容纳所有不幸的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我们的智力足够机敏，能够给他们以援助。”也就是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使雷莫成为和平军团的一个创始人。这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团体，有点可笑，企图把一八六九年在滑溜溜的斜坡上滚入战争的欧洲支撑住。无论是老谋深算的卡福尔掌权的皮埃蒙特地区，陷在政治威望的陷阱中的法兰西，还是铁腕俾斯麦的普鲁士都不会听几个疯子的瞎嚷嚷。为了他的事业，雷莫花费了父亲留下的一部分遗产，翻译并印刷了千万份呼吁和平的传单，在他旅行时散发出去。当然，结果好比是一阵风把传单吹走了。自由宽松的帝国引起了一股希望，他的一位共和主义的朋友邦塞尔，十二月二日曾被流放过，此时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也让他高兴了一阵子。紧接下来一八七〇年的国难是更为深刻的悲剧，还有二十万人尸陈战场的血腥噩梦。
那时的比利时人，谴责普鲁士人的野蛮粗暴，但又从他们的胜利中占些便宜，至少认为谁打胜了谁就有理，年轻人看到这种现象不禁又羞又恼。在那“恐怖的一年”冬天，邦塞尔经过“反对现有制度，呼吁追求的一生”之后，筋疲力尽，英年早逝。他的朋友本不多，又失掉了这个人的支持。接着，一八七一年五月份，居斯塔夫·弗路朗被打死，他已经是个有名的年轻生物学家，因为他是无神论者，又攻击了帝国的权威，才二十七岁就被拉下了他心爱的法兰西公学的讲台。雷莫跟居斯塔夫一起从布加勒斯特旅行到君士坦丁堡。就是从那里，血气方刚的法国青年动身去参加了希腊的克里特岛上的人民起义。奥克塔夫怀着一点艳羡想着那两个同路的伙伴热情的谈话会有什么内容。居斯塔夫被任命为几处防御工事的统领，在夏杜的一个旅馆的门口被凡尔赛的军队打中了，那时他正掩护公社部队撤退。雷莫很是悲痛，尤其是想到在一段时期他曾跟这个人抱有同样的希望，他想象不到如何才能给他恢复名誉，心里就越发痛苦。他家里的任何人都不理解也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性的胡闹。奥克塔夫伤心地轻声说道：“在他们和你之间的联系早就断了。你还只不过是个愤世嫉俗的绅士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你在造反；如果你拒绝从公正的严格原则上迈开一步，他们就认为你古怪刻薄不近情理了。”雷莫本人把他哥哥这温和的看法更推进了一步：“就像苍蝇成群地麇集在受了伤的身体上一样，恶毒的话像下雨似的，都射在我身上。”然而他还在战斗，又创办了一个杂志来继承那个办不下去的周刊，并且给外省的日报为他死去的朋友写悼念文章。奥克塔夫专注地目睹了他这孤独的斗争，让他想起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在同一个时代的生活。他低声为他弟弟的一生作了概括：“与其所作的努力得不到成功，宁愿去死。”
雷莫在一生的最后一年，也改变方向涉猎一些不太让人厌倦的事：他在耶拿已经接触过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然而在这里面也隐藏着危险。他对植物的研究倾向于众人嗤之以鼻的达尔文主义，他阅读黑格尔和叔本华的作品，但他已不是那个在阿克兹的小教堂里祈祷并且虔诚地到圣日耳曼奥塞尔大教堂领取圣体的少年了。奥克塔夫和伊雷内夫人保存了他的信，很早就感觉到在他的书籍里有一股让人不安的叛离宗教的阴影向他们袭来。丧失信仰不仅是精神上的灾难，而且是社会上的一桩罪恶，是邪恶地背叛了从摇篮里就建立起来的传统。“对于这个心潮起伏思绪不定的人，周围有许多人怀着高尚的激情向他进行聪明智慧的劝说，这其实是错误的。本来应当让这个焦虑而又敏感的人平静下来，劝告和斥责只能让他激动。他们毫无用处地刺激这个已很痛苦的灵魂，对他说是他自己错了。他们不如让他感到，对周围景象斩钉截铁的判断本身就是个不幸。”奥克塔夫又模模糊糊地继续想道：“如果我有什么可谴责自己的，那就是曾经跟雷莫辩论他所相信的道理。”像往常一样，他一面自责一面又原谅了自己，“我本来应当通过心灵的路去提高他的勇气。他一直希望在他的社会斗争中能得到我的支持……他的新理论引起了我的惊恐，而且，在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结果之前决不采取鲁莽的行动，这是我的天性，他发现了这一点，内心深处万分悲哀。”
作为大哥，奥克塔夫一直到最后都死心塌地不逾旧轨，他以为要让雷莫转变思想只要“遇见一个虔诚的女人，值得他尊重和爱护”就足够了。奥克塔夫有自知之明，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他从感情上就不再希望由他本人去启发暴烈如火的幼弟。他们的母亲肯定也没有抱这样的希望。奥克塔夫没有看清这种思想上的悲剧在雷莫心里埋藏得多么深，他一点也没有发现人在忧心如焚的时候家里人的关心能够起某些抚慰的作用。在信仰虔诚的母亲和循规蹈矩的哥哥看来，那年轻人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极端的乌托邦思想是一种疾病的征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治疗。接下来的几年中，奥克塔夫和伊雷内夫人不知又把那些事件思索过多少次，他们自问应当怎么办才能救出雷莫，把他领到正路上来。的确，有时候“光辉灿烂的灵魂”使奥克塔夫约略看到来自另一处天际的使人目眩的闪光。“他看到链条上新的一环，在无限的一体中，把所有生灵都连在了一起。”（六百年以前，迪南的大卫曾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轻声说：“Quis est Deus？Mens universi.”）。哥哥听到过幼弟有时对他说的莫名其妙的知心话，他就预见到了最坏的灾祸：“当我这个人不再有任何感觉，总而言之当我不复存在时，我才能满意。但这刹那间的愉快只是一时的闪光，在我漆黑一团的日常生活中出现这样的闪光是一件好事。”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秘主义，对于一直受浪漫形态的天主教思想支持或者说哄骗抚慰的奥克塔夫来说是一个谜。奥克塔夫发展到另外一个境界，这也惹恼了雷莫：“你以为你驾着美丽的翅膀升上了天，也许你其实是钻入了你那理想主义的害人的波涛底下。”兄弟俩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雷莫曾在家里的一块地产上给自己经营了一个静居之所，他两次到那里小住时却没有写信。明智而又胆小的大哥站在家庭一方，对他进行谴责。雷莫却跟那些可怕的精灵在一起继续孤独地战斗。“他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的诸神那里，都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奥克塔夫蓦然停住脚，思绪又激烈地翻腾起来：对了，他在他的书里就是试图这样来说明他的境况……哥哥面前竖立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碑……雷莫的坟墓……雷莫本来以为他要与虚伪战斗到最后一息，然而这虚伪不正在他墓碑的铭文上凸现着吗？一开始就是“致命的事故……”底下又说：“他不知道那枪里装了子弹……”显然，那位精细的铭文作者很清楚，在昔日的法文中，不仅是偶然射出的一颗子弹，连所有悲惨的事件都冠冕堂皇地用“事故”这个词来特指。而伊雷内夫人尽管写了有关“伟大世纪”的几位妇女的文章，对这事却没有仔细观察，她认为她的奥克塔夫接受了家里人都认可的那篇文章：雷莫在胸前漫不经心地玩弄一把他不知道已上了子弹的手枪，因而被打死了。当然，提起“他不知道枪里装了子弹”，这说明大家认可这种看法。真是虔诚的谎话。然而，一个爱好瓦格纳的年轻人，把他从德国带回来的精细而又贵重的音响玩具上好了发条之后，马上到隔壁的房间去作如此的安排，这种事可信吗？奥克塔夫很后悔曾经写过这样荒谬可笑的句子：“旋律使他完全陷入了精神的世界，竟然忘却了手里玩弄着可怕的武器……”然而他也不会再把这话涂掉。莫不是那么喜爱音乐的弟弟宁愿在这“异域而又悲凉的乐曲”陪伴之下，跨过最后的门槛？雷莫靠在镜子上，看着自己死亡。这年轻的文人也一样，直到最后还是个拉丁文的学者。惊慌失措的仆人们去叫邻居，他一面吐出他最后的气息一面迎着邻居发出维吉尔那句悲哀的慨叹：“En morior！”莫非这是一个人遭受到突然的打击，被吓傻了的征象，而他还巴望着得到一点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显然，都不对……然而雷莫刚刚向家里的人宣布他要回来跟他们一起过几天……自杀难道是跟这个意味着亲近也许甚至是改变观点的计划相并而行的？奥克塔夫在内心深处已约略地意识到，雷莫早就料到又会发生惯常的斥责和争论，这可能推动他采取破釜沉舟一了百了的行动，而他所估计的，“扑向深渊的死者”还有“一阵子后悔的情绪”，那也是毫无根据的假设。
雷莫没有留下一句告别的话，但是有兄弟之间每一次炽烈的谈话，在那年轻人写的信里，每一行都似乎大声呼喊着他对生活的厌恶：“你并不了解我，科西莫……我生活中所有的牵累都没有了，如果你真正了解我的工作，你就不会珍视它的价值。你斥责我是个唯物主义者，难道不是恰恰因为我只愿意在精神世界里生活？不正是因为混迹于人间的有福之人中，我才认出了《圣经》上所说的‘粉饰的坟墓’的真正面目？有时候，我曾到你这里来寻求建议和支持。回忆起过去，又激起了我的痛苦。现在，我试图以我的见解来胜过你的。这样做时，我赤裸裸地捧出我的灵魂，你可以包扎住这灵魂上的伤口，也可以拿它当靶子，重新向它射箭……我都心甘情愿。有多少次，我整天走来走去，脑子里思潮澎湃，回到我的房间，在那里找不到一点安慰。然而我一点也不后悔！如果我的青春能重新开始，我也要像我做过的一样，再一次把它燃烧净尽。我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抱怨。当然，我只愿意忍受应当分在我名下的那一份痛苦。但我承认，面对着我的思想意识，很难永远保持一种‘星座般阴沉的宁静’。一直到死都不被人了解，是一件残酷的事。”
这种喷薄而出的少年意气已沉沦在黑夜里，奥克塔夫否定了雷莫那最后解决的办法，反倒把它说成像小报上花边新闻似的，笨拙的结束生命的模式，这岂不是抹杀了这自杀的全部美丽？这样做岂不是彻头彻尾残酷无情的背叛？岂不是同样也损害了他自己的那部作品？令其失去了所有想要赋予他的意义？他那么小心地选择摘录出的文字，举出细节，推敲合适的词句来说明他向幽冥的地域进发的历程：“雷莫不了解生活，他对生活的索取太多”；“他的灵魂已失去了生活的兴趣”；“他所作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就宁愿去死……”……但是肯定地说，对于善于领会的人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他这个圈子里自杀是个不光彩的字眼。他这样的作家，很久以来就习惯于出言谨慎，有所避忌，觉得为保全面子不得不做一两处修改。比起来为这英勇的灵魂作长久的礼赞，这些改动无妨大体，也让他更为安心……再说，他怎么能反驳身穿丧服的母亲的意思？想到她那么担心的儿子临死还犯了重罪她一定受不了。他想起来守灵那天晚上的全部情景，遗体周围有鲜花和蜡烛，还围绕着一群黑衣的修女在祈祷。这时“整个的村子保持着一片静谧，但私下里流言四起，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去评论这悲惨的事件”。如果家里人不否认他是自杀的话，那么，给一个浪费了自己智力的孩子光明正大地保全名誉，从而让家里人虽然悲哀但也觉放心就都不可能了。奥克塔夫的天性就不能违抗公众的舆论，更不能去撼动家里人那些虔诚而又让人感慨的假话。再说，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做什么，不是都有一些真实情况不该说破吗？顶多只能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稍作透露，如果连闭口不谈都不会，那就是一种罪孽。奥克塔夫心安理得了。连严肃刻板的特鲁瓦姨夫也不会有另外的做法。
✑Hermes，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传令官，也是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使者，最初，他曾是牧人的保护神，也管把灵魂引导到冥界去，所以称为亡灵的接引者。✑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先验唯心主义运动的第一位代表人物。✑Auguste Comte（1798-187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信奉意志自由论。✑Virgil（前70-前19），罗马文学鼎盛时代的主要诗人，其作品有《埃涅阿斯纪》和《农事诗》，维吉尔引导但丁游历三界是但丁《神曲》的主要脉络，所以文中说以《农事诗》的作者为唯一的向导。✑1869年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第二帝国末期，1870年开始普法战争，帝国被推翻；1871年成立了巴黎公社。这正是法国大动乱的时期。✑共相即一般、共同的属性，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常用的一个术语。共相是否真实存在是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焦点。✑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德军打败，举起白旗投降，德军长驱直入，于9月18日占领巴黎。✑非洲东部沿海一带说班图语的居民。✑Camillo Benso Cavour（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议长、财务大臣、外交大臣等。✑Gustave Flourens（1838-1871），法国革命家、教授，参加了巴黎公社。据《罗贝尔专有名词词典》记载，他被处死的日期是4月3日。✑拉丁文，上帝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种普遍性的原则。✑拉丁文，死了！✑天主教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所以自杀是一种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