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天工夫，我贩卖厨房用具、擦菜板、刀、剥皮器等，都是些小东西，用不着装在引人怀疑的手提箱里。有两次，我回来得比平常早些，发现海伦出去了。我等着，越等越担心。可是看门人向我保证，没有人来找过她，她是几小时前出去的，而且她常常不在家。
“她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她满脸的敌意，也不看我一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不问她要比问她来得更奇怪。‘海伦，你上哪儿去来着？’我最后问道。
“‘出去散散步。’
“‘在这样的天气里？’
“‘是的，在这样的天气里。别想看住我！’
“‘我没有要看住你啊，’我说，‘我只是担心警察把你抓去罢了。’
“她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很刺耳。‘警察永远不会把我抓去的。’
“‘但愿我能这样相信就好啦。’
“她气呼呼地瞪着我。‘要是你一直这样问下去，我又要往外走了。我受不了一天到晚被人监视着，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外面的房子不会来监视我。它们对我没有兴趣。路上的人对我也没兴趣。他们不来问我，他们也不来监视我。’
“我看出来她这是什么意思。外面，谁也不知道她的疾病。外面，她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女人。而她就是要继续做一个女人。她要活着，做一个病人就意味着慢性的死亡。
“夜里，她在睡梦中哭叫起来。一到早晨，她就什么都忘记了。她觉得受不了的是黑暗。它仿佛一个有毒的蜘蛛网，编织在她那受惊的心上。我看出她需要越来越多的镇静剂。我去跟卢因森说了，这人原来是一位医生，此刻却在贩卖星座算命图。他告诉我，服用别的药物已经来不及了。这样的话，杜布瓦也跟我说过。
“从这以后，她常常回家很晚。她生怕我会盘问她。其实我没有问。有一回，我一个人在家，一束玫瑰花送来了。我出去了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那束玫瑰花却已经不见了。她开始喝酒。朋友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我，他们看见她在酒吧里——还不是她单独一个人。我始终抱着最后的希望——美国领事馆。这会儿，我被准许在门厅里等候了。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而结果还是一点也没有。
“随后，我就被捕了。我离领事馆只有二十步远，警察突然设起一道警戒线。我试着穿过去，这便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一进领事馆，你就安全了。看见拉赫曼消失在门厅里，我便挣扎着试图跟上他，可是一个宪兵却伸出一条腿，把我给绊倒了。‘把那个人牢牢抓住，’一个穿便服的、笑眯眯的年轻人说，‘他太慌张了。’我们的证件受到了检查。有六个人被扣留。警察撤走的时候，把我们交给一伙穿便服的手里。我们被装进一辆密闭的卡车，开往郊区的一幢房子。那是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四周围着一个很大的花园。这听起来好像是一部经典低成本电影的场景，”施瓦茨说，“可是，最近这几年难道不就是一部无聊乏味、残忍嗜杀的电影吗？”
“是盖世太保？”我问。
施瓦茨点点头。“今天看起来，他们早先没有向我下手，倒是一个奇迹。我知道格奥尔格是不会停止寻找我们的。那个笑眯眯的年轻人，一看见我的证件，马上就提到格奥尔格。倒霉的是，我随身还带着海伦的护照。我原以为到领事馆会需要它。‘我们终于把我们的小鱼捉到了，’那个年轻人说，‘那个女的，要不了多久也会来的。’他微微笑着，往我脸上打了一拳。他手上好像个个指头都戴着戒指。‘你同意我的话吗，施瓦茨？’
“我抹掉了嘴唇上的血。屋子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也穿着便服。
“‘再说，要不要放聪明一些，’那个年轻人说，‘把地址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地址，’我答道，‘我自己也在找寻我的妻子。一星期前，我们吵了一回嘴，她就出走了。’
“‘吵嘴？太卑鄙了！’那个年轻人又往我脸上揍了一拳。‘瞧，这是你跟妻子吵嘴的报应。’
“‘咱们要不要把他吊起来，长官？’有一个打手问。
“那个脸像少女似的年轻人微微一笑。‘告诉他吊起来是什么意思，默勒。’
“默勒解释了一下，说是他们先用一根电话线缚住我的下体，随后把我吊起来。
“‘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吗？’那个年轻人问。‘你毕竟是住过集中营的。’
“我不知道。‘那是我的发明，’他说，‘不过，我们开始时不妨先搞一点比较简单的。我们把你的宝贝东西捆紧，让它一滴血也流不过去。过这么一小时左右，你包管会大吵大嚷。为了要你镇静下来，我们会用木屑塞在你那张小嘴里。’
“他那双眼睛是浅蓝色的，而且呆滞得出奇。‘我们多的是有趣的小花样，’他接着说道，‘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一想，用火能搞出些什么名堂来？’
“那些打手们都笑了。
“‘用一根纤细炽热的铁丝，’那个笑眯眯的年轻人说，‘把它慢慢捅进耳朵里，或者往上穿到鼻孔里，会得到了不起的效果，施瓦茨先生！我们非常幸运，有你在这帮助我们做好我们的试验。’
“他狠狠地踩在我的脚上。我闻得到他的香水味。我没有动弹。我知道抵抗也没有用，显示一点胆量甚至会更糟。拷打我的人只会非常高兴地来击败我的抵抗。第二下是用棍棒来打的，挨了这一下，我哼了一声，颓然倒在地上。他们都狂笑起来。‘弄醒他，默勒！’那个年轻人柔声细气地说。
“默勒吸了一口纸烟，便把那纸烟按在我的眼睑上，好像把火灌进了我的眼睛里。三个人又爆出了一阵大笑。‘站起来，孩子。’那个笑眯眯的人说。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我刚一站起，他又揍了我一下。‘这不过是热身练习，’他解释道，‘我们有的是时间，整个一生嘛——你的一生。下一回你突然想起要装病逃差，那我们还有一件要使你十分吃惊的玩意儿。你包管会勃然大怒。’
“‘我可没装病，’我说，‘我心脏本来就不好。非常可能，我下一回就此站不起来，不管你们怎么个搞法。’
“那个笑眯眯朝打手们转过脸去。‘咱们的孩子说他心脏不好。咱们应该相信他？’
“他又打了我一拳，可是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已经发生了作用。他不可能把我打死以后再交给格奥尔格。‘那个地址你还记得吗？’他问。‘这会儿你还留着几颗牙齿，讲给我们听比较方便些。’
“‘地址我不知道。我也巴不得能知道。’
“‘咱们的孩子真是个英雄。多动人啊！可惜除了咱们，谁也不知道。’
“他用脚踢我，一直踢到他自己觉得厌倦了。我躺在地板上，试着护住我的脸和下身。‘现在好像已经够了，’他最后说，‘把他关在地窖里。晚饭过后，我们再正式开始。夜里审讯才叫人兴奋呢！’
“这一套我很熟悉。那正如歌德和席勒一样，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在集中营里也都领教过了。可是我身边带有毒药。他们搜查过我，但不是十分仔细，这东西没有被发现。我还有一张剃刀片，嵌在一小条软木里——宽松地缝在我裤脚的翻边那里。这东西也没有被他们发现。
“我在黑暗中躺着。我当然很失望。但是说来也奇怪，真正叫我沮丧的，倒不是那黑暗的前景，而是想到我竟会愚蠢得被抓住。
“拉赫曼看到他们逮捕我了。他不知道那是盖世太保，因为法国警察似乎也参与在里面。可是，如果我过了最多二十四小时后还不回去，海伦会试着通过警察来跟我取得联系，而且大概会发现逮捕我的到底是谁。可是，那个笑眯眯会不会等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估计他们马上就会去通知格奥尔格。要是格奥尔格住在马赛，那天夜里他就会‘接见’我的。
“他的确住在马赛，一点不假。海伦的眼睛没有看错。他来了，还向我表示了他个人的关注。我不愿意拿细节的描述来惹你厌烦。当我昏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用水浇我，把我拖回地窖。全靠那点毒药，我总算忍受了下来。幸亏格奥尔格没有耐心试验笑眯眯答应过我的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酷刑，不过，搞他自己的那一套，他还是相当卖力的。
“那天夜里，”施瓦茨说，“他后来又回来了。他带来了一张凳子，就坐在那儿，胸脯宽阔，身材矮壮，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一种绝对权力的象征，我们原以为这种绝对权力已经在十九世纪被抛在我们后面了，可是它——也许正因为那样的缘故——竟又变成了二十世纪的标志。那天，我看见了两个罪恶的化身——笑眯眯和格奥尔格，一个是绝对的邪恶，一个是十足的残暴。如果区分一下也还合适的话，那么笑眯眯比格奥尔格更坏——他折磨人是为了取乐，而格奥尔格是为了把意志强加于人。那时候，我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我非得逃出那所房子不可。当格奥尔格回来的时候，我装作彻底垮了的样子。我说，要是他不再伤害我，我一定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他龇牙咧嘴地露出一抹养尊处优、目空一切的微笑，这是属于那样一种人的微笑，这种人从来不曾有过这类处境，因而相信如果真正身历其境的话，自己一定会表现得如同教科书里的英雄一般。其实，换作是他，他的气派早就被彻底摧毁了。”
“我知道，”我说，“有一回，我听到一个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尖声叫嚷，因为他正在用一根铁链要把一个人打死，而他自己的大拇指却在这根铁链子里给压扁了。那个正在挨打的人倒是一声也没有哼。”
“格奥尔格用脚踢我，”施瓦茨说，“‘啊哈，’他说。‘原来这会儿咱们在试着讲条件了？’
“‘我一点也不想讲什么条件，’我答道，‘可是，如果你把海伦带回德国去，那她会逃跑，或者会自杀。’
“‘胡扯！’格奥尔格咆哮着说。
“‘在海伦看来，人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她知道自己有癌症，也知道那个病是治不好的。’
“他直愣愣瞪着我。‘那是胡说，你这只猪！她没有什么癌症。那只是一种女人家的病。’
“‘她有癌症。她第一次在苏黎世开刀时，就发现了。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来不及治了。医生这样跟她讲的。’
“‘什么医生？’
“‘替她开刀的那个外科医生。她要知道嘛。’
“‘那只毫无人性的猪！’格奥尔格吼道。‘可是我也会抓到他！再过一年，瑞士也将是德国的。’
“‘我要海伦回去，’我说，‘她拒绝了。可是我想，如果我跟她决裂，她是会回去的。’
“‘真可笑。’
“‘我可以那么残忍，这样她今后一辈子都会恨我。’我说。
“我看到格奥尔格在思考。我用双手撑起脑袋，盯着他看。由于我试着要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所以两只眼睛中间那块地方我觉得有点痛。
“‘要怎么办？’他最后答道。
“‘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她的病，我会对她起反感。那是她最大的恐惧。如果我那么说了，她一定会跟我永远断绝关系的。’
“格奥尔格在沉思。我可以追踪他的思维。他看出我的建议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即使他严刑拷打，从我嘴里逼供出海伦的地址，她还是会一直恨他。可是如果我表现得像个混蛋，她就会恨我，那时他可以站出来，好像是她的救星，对她说：‘我本来就跟你这样说的嘛。’
“‘她住在哪儿？’他问。
“我编造了一个地址。‘可是那边有六七个出口，’我说，‘通往地下室和其他街道。要是警察想去逮捕她，她很容易逃走。如果我一个人去，她是不会跑掉的。’
“‘或者我去。’格奥尔格说。
“‘那她会认为你已经把我杀死了。她身边有毒药。’
“‘胡说八道！’
“我等着。‘那么作为交换，你要求我什么呢？’格奥尔格问。
“‘要你让我去。’
“他微微地笑了一阵，如同一只猛兽那样龇牙咧嘴。我知道他怎么也不会让我去的。‘好吧，’他说，‘跟我一起去。这样你就耍不了花招。你要当着我的面告诉她。’
“我点点头。‘我们走吧，’他说。他站起身。‘到那边水龙头上去冲冲干净。’
“‘我要把他一起带走，’他跟一个打手说，那个人正在一间装饰着鹿角的屋子里荡来荡去。那打手敬了个礼，护送我们到了格奥尔格的汽车那里。‘进来，坐在我旁边。’格奥尔格说。‘你知道往哪儿走吗？’
“‘从这里我不知道。要从卡奴比埃尔大街出发才行。’
“我们把车开进了微风吹拂的寒夜。我本来希望当汽车减缓速度或者停下来的时候，就从车厢里跳出去，可是格奥尔格把我这边的车门给锁上了。叫喊也没有用，从一辆德国汽车里发出来的叫喊，谁也不会想到要做出反应的，而且，没等我叫喊到一半，格奥尔格就会把我打昏过去。‘你最好现在就把真情实况告诉我，’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要不，我会剥掉你身上的皮，让你在胡椒粉里打滚。’
“我蜷缩在座位里。当格奥尔格为了避让一辆没有点灯的大车，把车刹住的时候，我故意向前面扑倒下去。‘胆小鬼，’格奥尔格怒气冲冲地向我喝道，‘这不是假装害病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儿晕。’我说着，慢慢地直起身来。
“‘懦夫！’
“我已经撕开了裤脚翻边上的缝线。他第二次刹车的时候，我摸着了那个剃刀片。第三次时，我让头撞在挡风玻璃上。等我重新坐稳在座位上的时候，我已经把剃刀片拿在手里了。”
施瓦茨抬起头来望着。他额角上湿涔涔的尽是汗水。“他是怎么样也不会放走我的，”他说，“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当然相信你。”
“我们绕了个弯，这时候我尽可能大声地嚷道：‘注意左边！’
“这一声出其不意的叫嚷把格奥尔格弄得措手不及。他的头机械地转到了左边。他刹住车，抓牢驾驶盘。我朝他使劲打去。剃刀片不大，可正好触到了他的颈脖侧面。我用力向前一拉，割到了他的气管。他松开驾驶盘，一把抓住他的喉咙。随后他颓然倒在了车门上。他的胳膊撞着车门的把手。汽车猛一下冲进了一个灌木丛。车门突然打开了，格奥尔格就这样摔了出来。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我爬出汽车谛听着。所能听到的只是马达的轰鸣声。我把它关了。风好像在岑寂中呼啸，可是，那其实是我耳朵里的血液。我瞅着格奥尔格，寻找那带有一狭条软木的剃刀片。它在踏脚板上闪闪发亮。我把它捡了起来，等着。我还以为格奥尔格随时都会跳起来。后来，他两腿一阵颤抖，随即就纹丝不动了。我扔掉刀片，可又把它捡起来，埋进地里。我熄掉车灯，倾听着。一点声息也没有。我没有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会儿，我可非得赶快行动不可。要在时间上抢先，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我剥掉了格奥尔格的衣服，把它们扎成一捆。随后，我把尸体拖进了灌木丛。在一段时间里，他是不会被发现的，即使发现，要认出他来也得费点儿工夫。要是我幸运，人家还会把他列为无名死者。我检查了一下汽车。没有损伤。我把它开回马路上。我呕吐了。在汽车里，我找到一支手电筒。座位和车门上都沾着血水。这两样东西都是皮制的，很容易把它们抹干净。沟里有水，我就拿格奥尔格的衬衫当作抹布。我把踏板也擦了一下。我打着手电筒，将整个汽车仔细检查了一遍，不停地擦啊抹的，直到统统都弄干净为止。随后，我自己也擦洗好了，坐上汽车。坐在格奥尔格坐过的那个地方，实在叫我恶心。我仿佛觉得，他会从黑暗里向我扑来。我驾驶着汽车走了。
“我在离那幢房子不远的一条横街上走下汽车。天已经开始下雨。我穿过横街，喘着粗气。渐渐地，我开始觉得浑身发痛。在一家鱼店外面，我立定下来。窗子旁边有一面镜子。从那黑黝黝的银白色涂料里，也看不见多少东西，可是尽我所能看清的是，我的脸已经肿了起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在那天下午，我来过这儿。
“我设法从那看门人身边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过去。她早已睡熟了，正在嘟嘟囔囔地说梦话。这么晚才回来，于我也是常有的事。我急忙走上楼。
“海伦不在那儿。我直瞪瞪瞅着那张床和衣橱。给灯光照醒了，金丝雀开始啾啾地叫起来。猫来到窗台上，用它一双发着磷光的眼睛，活像一个该死的鬼魂似的往里头死死盯着。我等了一会儿。随后，我蹑手蹑脚地摸到拉赫曼的门口，轻轻地敲着门。他马上就醒来了。流亡者总是睡得不沉。‘是你——’他开言道。随后他朝我瞅了一眼，就不再吱声了。
“‘你看到我的妻子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她出去了。一个小时前她还没有回来。’
“‘谢天谢地。’
“他瞅着我，好像我已经发了疯似的。
“‘谢天谢地，’我又说了一遍，‘这样看来，大概她没有被抓走。她不过是出去一下罢了。’
“‘不过是出去一下，’拉赫曼把我的话重复了一下，‘你出了什么事啦？’他随后问。
“‘他们审问我。我逃跑了。’
“‘是警察吗？’
“‘是盖世太保。事情过去了。回来睡觉啦。’
“‘盖世太保知道你住在哪儿吗？’
“‘如果他们知道，我不会到这里来的。天亮以前，我就要走。’
“‘稍等一下。’拉赫曼翻检了一阵，回来时拿着几串念珠和圣像。‘这儿，你把这些东西带着。有时候，它们会创造奇迹。它们曾帮助希尔施越过边境。比利牛斯山区的人都笃信宗教。这些东西又是教皇亲自祝福过的。’
“‘当真吗？’
“他的微笑美极了。‘假如这些东西能够拯救我们，那么它们就是被上帝亲自祝福过的。再见，施瓦茨。’
“我回到屋里，把东西拾掇好。我感到十分空虚，可是又很紧张，如同一只里面什么也没有的鼓。在海伦的抽屉里，我发现一小包寄给她的信，都是在马赛存局待领[80]的。我不假思索，把它们放进了她的提包里。我也把她在巴黎买的那套晚礼服放了进去。随后，我坐到洗脸盆旁边，旋开了水龙头。我那被烧伤的指甲正隐隐作痛，疼得我难以呼吸。我望着外面湿漉漉的屋顶，什么也不想。
“终于，我听到了海伦的脚步声。她站在门口，活像一个美丽的、被蹂躏过的鬼魂。‘你在干什么？’她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啦？’
“‘咱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海伦，’我说，‘马上就走。’
“‘是格奥尔格吗？’
“我点点头。我打定主意，尽可能少告诉她一点。
“‘他们把你怎么啦？’她惶恐地问道，向我走来。
“‘他们抓住我。我逃跑了。他们会搜寻我的。’
“‘我们必须要离开吗？’
“‘马上。’
“‘咱们能去哪儿呢？’
“‘西班牙。’
“‘怎么去？’
“‘坐车，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你能把车开快吗？’
“‘行。’
“她退缩了一下。
“‘你疼吗？’她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的那个人是谁？我思忖。那是谁？在我看来，她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镇静剂有剩下的吗？’我问。“‘不是很多了。’
“‘我们再去搞一点。’
“‘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她说。
“我站在过道里。房门只打开一条缝。出现的脸，都带着一双双狐猴的眼睛。有的脸，只有一只眼睛，带着歪曲的嘴。拉赫曼穿着一条长长的灰色衬裤，如同蚱蜢一般跳上楼梯，把半瓶干邑白兰地塞在我手里。‘这对你迟早会有用，’他轻轻地说道，‘特优陈酿级的！’
“我当场就痛快地喝了一大口。
“‘你能不能再卖给我一瓶？’我问。‘这里！钱，我可多着咧。’
“我的第一个冲动本来想把格奥尔格的公文包扔掉，可是很快我就改变了主意。从这个皮包里，我找到了一大笔钱——而且更加有用的是，他的护照，以及海伦和我自己的护照。
“我用格奥尔格的衣服包住一块石头，抛进了海港里。随后，我打着手电筒仔细察看了一下格奥尔格的护照，就走到格雷戈里乌斯的家，将他唤醒了。他肯不肯替我改一下格奥尔格的护照，换上我的相片呢？起初他很惊恐，一口回绝了。他的营生是‘修正’流亡者的护照，在完成这个工作时，他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正直，因为在他看来，整个乱七八糟的局面应当由上帝来负责——但是他以前从来不曾见到过一张盖世太保高级官员的护照。我告诉他，这不是一幅画，用不着签上他的名字，又说一切责任统统由我来承担，再说，谁也不会知道他跟这张护照有过任何的瓜葛。
“‘要是他们严刑拷打你呢？’
“我给他看我的手和脸。‘我在一小时后就要动身，’我说，‘作为一个流亡者，脸又给弄成这副样子，我是十公里都跑不出去的。可我又非得离开法国不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这是我的护照。把相片翻拍一下，拿来粘在盖世太保的护照上。该收多少费用？我有钱。’格雷戈里乌斯最后同意了。
“拉赫曼送来了第二瓶干邑白兰地。我付了钱，回到房里。海伦站在床边的桌子边。原来放着那些信件的抽屉，依然打开着。她砰的一声把它关上了，走到我面前。‘是格奥尔格干的吗？’她问。
“‘是一个委员会。’我说。
“‘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走到窗子那儿。那只猫逃走了。她打开了百叶窗。‘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又说了一遍，带着那种深沉激动的判罪心情，像是一个巫医诅咒他部族的敌人。‘罚他的灵魂今世来生入地狱……’
“我握住她那抓紧的拳头，把她从窗子那儿拉开。‘咱们该走啦。’
“我们走下楼梯。一双双眼睛从每一扇门里盯着我们。有一条灰色的胳膊打了个手势。‘施瓦茨！背包不要拿。警察正在注意这些个背包。我有一只人造革手提箱，又便宜又漂亮……’
“‘谢谢你。’我说。‘我不需要手提箱。我需要运气。’
“‘我们的手指会一直交叉着给你祝祷的。’
“海伦已经走在前面了。我可以听到一个在门口避雨的湿淋淋的妓女劝她不要出门，在这样的雨里你接不到什么生意。也好，我想，对我来说，街上不可能太冷落。‘那玩意儿打哪来的？’海伦看见了汽车，便问。‘偷来的，’我说，‘应该能带我们走一程路。上去吧。’
“天色仍然很黑。雨水顺着挡风玻璃流了下来。如果踏板上还留着一点血迹的话，这会儿也一定都给冲洗干净了。我在离格雷戈里乌斯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停了车。‘站在那边底下，’我跟海伦说，指了指一家出售捕鱼用具商店门口那个悬挂的玻璃遮棚。
“‘我就不能待在汽车里吗？’
“‘不能。要是有人走过来，你就装作正在等候客人。我一会儿就回来。’
“格雷戈里乌斯已经改好了。他的惊恐变成了艺术家的自豪。‘唯一的困难就是那身制服，’他解释着，‘你相片上穿的是便服。因此我就把他的头给切掉了。’
“他先把格奥尔格的照片给撕下来，剪掉他的头和脖子，将那身制服贴在我的相片上，然后把这张剪辑的照片重新拍下来。
“‘纳粹党冲锋队大队长施瓦茨。’他骄傲地说。他已经将那张翻拍的照片弄干，而且粘了上去。‘钢印凸出得很清楚。如果他们验看得很仔细，我只好承认，你就完蛋了——即使是真的，你也一样会完蛋。这是你原来的护照——一点也没有弄坏。’
“他把两张护照以及剪剩下来的格奥尔格的相片都给了我。我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一路把那张相片撕成了碎片，扔在从沟里流走的水中。
“海伦在等着。我查看了一下汽油，油箱里是满满的。要是走运，这点汽油可以让我们开过边境。在仪表板上的小储藏柜里，我找到一个小本子，是汽车出境时必须交验的一份证件——已经用过两次了。我下定决心不到汽车被看见过的地方穿越边境。我还找到一张米其林地图、一双手套和一本汽车驾驶员用的欧洲地图集。
“我们在雨里疾驰着。我们还要过几小时才能看到黎明，现在正朝着法国南部的佩皮尼昂方向前进。我打定主意停在大路上等候天亮。‘你要不要让我来开车？’隔了半晌，海伦问。‘瞧你那双手。’
“‘行吗？你还没有睡过咧。’
“‘你也没有睡过嘛。’
“我朝她望着。她似乎精神饱满，心境平和，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何会是这样的。
“‘要来一点儿干邑白兰地吗？’
“‘不。我要开到一个能喝到咖啡的地方去。’
“‘拉赫曼另外又给了我一瓶干邑白兰地呢。’
“我从外衣口袋里把它掏出来。海伦摇了摇头。她刚打过针。
“‘等会儿吧，’她十分轻声地对我说，‘试着睡一会儿。咱们轮流开车好啦。’
“海伦驾驶汽车比我高明。过了片刻，她唱起歌来了，都是些单调幼稚的歌。我一直都很紧张。这会儿，汽车的隆隆声和她轻盈的歌声倒开始叫我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我应当睡觉，可是我老是醒着。灰茫茫的乡村飞闪过去，我们不顾灯火管制的条例，开着锃亮的车灯。
“‘你是不是把他杀了？’海伦突然问道。
“‘是的。’
“‘非杀不可？’
“‘是的。’
“我们往前急驰着。我直瞅着马路，各种各样的事情，浮过我的心头。随后，我像石头一样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时间已是清晨，汽车发着嗡嗡的响声，海伦在驾驶，我仿佛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我刚才告诉你的全都不是真的。’我说。
“‘我知道。’
“‘是另外一个人。’我说。
“‘我知道。’
“她望也没望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