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整整一夜和第二天一天，没遇到什么麻烦就到达了奥地利。报纸上尽是谴责、抗议和关于边境事件的一般报道——这些事件当然是由弱小的一方挑起来的——战争之前往往是这样。我看见火车上满载着军队，可是和我交谈的人，大多数都认为不会发生战争。他们料想会有一个新的《慕尼黑协定》。他们确信欧洲其他的国家都太软弱，太腐败，不敢冒险跟德国作战。这与法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人人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受威胁的一方往往比侵略者知道得更多，也知道得更早。
“我到了费尔德基希，在一家小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时是夏天，正是旅游季节，所以我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两只手提箱使我显得很有气派。我决定舍弃它们，以便轻装前进——背包将是最合适的装备。这一带多的是徒步旅行者。我预付了一星期的房钱。
“第二天我就出发了。在离边境不远的树林中的一片空旷地上，我一直躲到了半夜。我记得先是那些蚊虫扰得我心烦，后来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注视着一个水塘里的一条蓝色的蝾螈。一条有冠的蝾螈。它不时地冒出水面来吸一口气，我可以看见它那长有斑点、黄里带红的肚子。我心里在想，在它看来，世界仅止于这个水塘。对它来说，这个小小的水潭就是瑞士、德国、法国、非洲和横滨，全部合成为一体。它冲下去又冒起来，冲下去又冒起来，跟夏季的黄昏极为和谐。
“我睡了几个小时，做好了准备。我满怀信心。十分钟之后，有个海关警卫出现在我身旁，仿佛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般。‘站住！不准动！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准是在黑暗里已经潜伏了很久。我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清白的徒步旅行者，可是这一点也不起什么作用。‘你不妨到总部去跟他们这样讲吧。’他说着，扛起步枪，把我推在他的前面，走到离得最近的村子里。
“我给压垮了，惊呆了。不过，我那头脑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仍然是完全清醒的，我在考虑该怎么样逃跑。可是，逃跑是毫无可能的。这个警卫很精通他干的那一行。他走在我的后面，恰恰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要向他进行突然袭击是没有机会的，我跑不到五步准会被他开枪打死。
“到了海关哨所，他打开一间小小的屋子。‘进去。等在这儿。’
“‘等多久？’
“‘等到你被提审的时候。’
“‘你不能马上就提审吗？我根本什么也没有干。’
“‘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我倒不是担心，’我说着，把背包摘了下来，‘咱们开始吧。’
“‘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自会开始的。’警卫说道，他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得少见的牙齿。他的外貌，他的举止，都像一个猎人。‘明天早晨，值班的警官就要到这儿来。你不妨在那把椅子上打个瞌睡。也只有几小时工夫。希特勒万岁！’
“我在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番。窗子用木条钉着，门很坚实，而且从外面锁起来了。我可以听到墙的那一边有人在走来走去。逃跑是不可能的。我就坐下来等着。天气很阴沉。后来，天空变得灰蒙蒙的，接着逐渐转成蓝色，亮了起来。我听到人声，闻到咖啡的香味。门开了。我装作刚刚醒来，打着呵欠。一个海关警官走进来。他身材矮胖，脸色红润，看样子要比那个猎人来得随和。‘到底来了！’我说。‘在这个地方打瞌睡，可真是不舒服咧。’
“‘你在边境那儿干什么？’他问道，打开我的背包。‘想偷越出境吗？还是想走私？’
“‘你可曾听到过走私旧裤子的？’我问。‘或者衬衫，这也算违禁品？’
“‘也许没有。可是，你夜里在那儿干什么？’他把我的背包搁在一边。我突然想起身上带的钱。要是被他发现，那我就完蛋了。我默祷着，但愿他不要来搜我的身。
“‘我是在欣赏莱茵河的夜景，’我笑嘻嘻地说，‘我是一个徒步旅行者。那是非常富于浪漫色彩的。’
“‘你从哪里来的？’
“我把那个城市和住的那家旅馆告诉了他。‘今天早晨我原打算回去的，’我说，‘我的包都还在那儿咧。我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钱。一个走私的会这样干吗？’
“‘这个我们会去调查，’他说，‘过一小时，我再来找你。我们一起回去，看看你的包里搁的都是些什么。’
“路很远。那个胖警官一边推着他的自行车，一边抽着烟。他也像警犬一样警惕。我们终于到了。
“‘他来啦！’有人从旅馆窗子里嚷道。接着，老板娘冲出来，激动得满脸通红，活像甜菜根。‘天哪，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你整整一夜都到哪里去啦？’
“发现我的床上没有睡人，她当时以为我被谋杀了。很显然，有个盗匪在那一带作案。她便去报告了警察局。这会儿，那个警察跟着她走出屋子。他与那猎人属于同一种类型。‘我迷路了，’我说，尽量装得很镇静，‘又是那么可爱的一片夜色。从我童年时代起，这还是第一次露天宿夜。真是妙极了。我很抱歉，叫你们操心了。不幸的是，我走错了路，走得太靠近边界。是不是可以请你告诉这位海关长官，我是借住在这儿的？’
“那老板娘答应了我的请求。海关警官满意了，可是那个警察却竖起了一只耳朵。‘原来你是在边界那儿游荡，’他说，‘你有证件没有？你到底是谁？’
“霎时，我的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海伦的钱藏在我里边的口袋里。要是被发现，他们就会怀疑我想把这笔钱偷运到瑞士去，当场就可以把我抓起来。那可怎么办呢？
“我说出我的姓名，但没有拿出我的护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不需要交验护照的。‘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那个我们正在搜捕的盗匪呢？’那个看去像是猎人的警察问。
“我笑了起来。‘没有什么可笑的。’他气冲冲地说，便动手搜查我的包。
“我装成把这整个事情当作在开玩笑。可是，假如他们当真搜我的身，那么带那一大笔钱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打定主意，说是我想去附近置办点产业。
“那警察从我一只手提箱的旁边袋子里找出来一封信。我大为震惊，我记不起来会有这么一封信。那只手提箱是我从奥斯纳布吕克带出来的——我把以前的几件日常用品抛在里面，后来海伦把这只箱子放上了汽车。那警察打开信纸，念了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一点也想象不出那封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只希望里头不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警察咕哝了一下，抬起头来。‘你是叫约瑟夫·施瓦茨吗？’
“我点点头。‘你干吗不早说？’他问。
“‘我早说啦。’我答道，一面就试着透过信纸看那信笺上端印着的文字。
“‘这倒是事实，’海关警官说，‘他跟我们说过的。’
“‘那么这封信是跟你有关的了？’那警察问。
“我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会儿，随后把那封信递给我。我看了下信笺上端印着的字：民社党总部，奥斯纳布吕克。我慢慢地念下去：党员约瑟夫·施瓦茨外出执行重要秘密任务，奥斯纳布吕克当局要求有关人员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下面签着‘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是海伦的笔迹。
“我抓着那封信不放。‘原来你就是约瑟夫·施瓦茨先生？’警察的口气已经变得谦恭多了。
“我掏出护照，指指上面的姓名，随后又放回去。‘政府的秘密任务。’我说。
“‘原来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样，’我一脸严肃地说，把信塞进口袋，‘我希望你已经满意了。’
“‘当然。’那警察眯缝起一只浅蓝色的眼睛。‘我明白。监视边防嘛。’
“我举起一只手。‘我必须要求你千万不要透露一个字。这是机密。先前我没有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竟把它从我这里刺探出来了。你是党员吗？’
“‘当然是。’那警察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头发是红色的。我往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好样的！这有一点小意思，想送给你们两位。把你们麻烦够了，一起来痛饮一杯吧。’”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抹凄凉的微笑。“也真奇怪，蒙骗那些以怀疑为职业的人竟是这样的容易。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没有证件的时候可不曾有过，”我说，“可是，我很钦佩你的妻子！她估计到那封信迟早会有用。”
“她一定认为，要是她跟我讲明了，我是不会拿这封信的。为了道德上的原因，或者，也许我不敢。其实，我是会拿的。不管怎么说，这封信倒是搭救了我。”
我一直听着施瓦茨在讲，兴趣越来越浓了。这会儿，我朝四周打量了一眼。一个英国人和那个德国外交官在舞池里。他们正在跳狐步舞，那个英国人的舞艺比较高明。德国人需要更多的回旋余地。他跳起舞来一味蛮干，把他的舞伴推在前面，活像推一门野战炮似的。在半明半暗中间，有一会儿工夫，我仿佛觉得一盘棋活过来了。两个棋王，那个德国人和那个英国人，不时危险地碰在一起。可是那个英国人却往往能够设法避开。
“后来你又怎么办呢？”我问施瓦茨道。
“我走到自己房间里。我已经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把事情考虑一番。海伦救我出险的做法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正好比突然出现了一个救星——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把一片绝望的混乱变成一个美满的结局。可是，事情很清楚，在那个警察有足够的时间谈论和思考之前，我最好还是启程上路。既然鸿运临头，我就决定信赖我的幸运。我问了问火车的时刻，发现一小时后有一班开往瑞士的特快车。我跟老板娘说，我必须去一天苏黎世，只带走一个包，问她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另一个包保管到我回来。于是，我到了火车站。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你小心谨慎了几年，随后你把一切谨慎小心都抛到风里去了。”
“干过，”我说，“可是，有时候你做错了。你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但是，事实上它根本什么也没有欠你。”
“当然没有。”施瓦茨说。
“可是，有时候你对老办法失去了信心，决定试一下新的。海伦要我同她一起乘火车通过边境。我没有那样做，要是她的灵机妙算没有救我出险的话，我一定就完蛋了——因此，现在我认为还是照她的办法做为妙。”
“你那样做了？”
施瓦茨点点头。“我买了一张头等火车票。奢华往往会使人产生信心。我到火车开动的时候才想到身上带的那笔钱。在车厢里，我又没法儿把它藏起来：我不是单独一个人。我有一个同车旅伴，一个男人——他脸色十分苍白，看样子有点忧心忡忡。我试了试卫生间，可是两间都有人占用。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到了边境的车站。我的本能驱使我走进了餐车。我坐下来，点了一瓶价钱昂贵的酒，还要来了菜单。
“‘您有行李没有？’那侍者问。
“‘有，在隔壁一节车厢里。’
“‘那您是不是可以先去照顾一下海关的事儿？这里的座位我可以替您保留着。’
“‘那要花很多时间。先来点儿东西让我吃吧。我饿透了。我把账先付给你，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要回来的。’
“我本来希望边防警卫会放过餐车，可是没有那样的幸运。那侍者刚刚把酒和汤在桌子上放好，两个穿制服的人就走过来了。就在这时，我把我的钱偷偷地塞到毡制桌布下面，一边又把海伦的那封信夹在我的护照里头。
“‘护照！’一个警卫干脆地问。我把护照递给他看。‘没有行李吗？’打开护照以前，他问。
“‘只有一个手提箱，’我说，‘就在隔壁一节头等车厢里。’
“‘你得把它打开。’另一个警卫说。
“我站了起来。‘给我保留这个座位。’我对那个侍者说。
“‘当然，先生。您账都预先付了。’
“那海关警卫瞪着我看。‘你账都预先付了吗？’
“‘是啊。要不，我就付不起啦。一出边境，你得用瑞士法郎。这种货币，我可一点也没有咧。’
“那海关警卫笑了起来。‘这个主意倒不坏，’他说，‘有趣的是，许多人都想不出来。你先走吧。我一路上还要检查别的乘客。’
“‘我的护照怎么样？’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你的。’
“我走到自己的车厢里。我的旅伴坐在那儿，看样子比刚才更焦躁了。他不时用一条湿漉漉的手帕抹着他那满是汗水的脸和手。我望着外面的站台，把车窗打开了。万一被捕，我跳出去也没什么意思。逃跑是不可能的，可是让窗子开着，好歹对我起到了抚慰的作用。
“一个警卫站在门口。‘你的行李！’
“我把我的手提箱拿下来，打开了。他朝里看了看。随后他去搜查我那旅伴的行李。‘好了。’他说道，敬了个礼。
“‘我的护照。’我说。
“‘在我的同事那儿。’
“他的同事，停了一会儿就进来了。他不是那个刚才取走我护照的警官，而是一个穿制服的党员，戴着眼镜，穿着高筒皮靴。”施瓦茨微微一笑。“德国人多么爱穿高筒皮靴啊！”
“他们需要它们嘛，”我说，“要踩过他们自己制造的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
施瓦茨喝干了他那杯酒。他总共也没有喝多少。我看了看手表：三点半。施瓦茨注意到了。“不会再耽搁多久的，”他说，“你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搭乘那条船。余下来的，都是有关幸福的事。关于幸福的事，从来就没有多少话可说。”
“怎么让你混过去的？”我问。
“那个党员已经看过海伦冒写的那封信。他把护照还给我。问我在瑞士有没有熟人。我点了点头。
“‘是谁？’
“‘阿默尔和罗滕贝格。’
“那是在瑞士工作的两个纳粹党人。凡是在那里住过的流亡者，个个都知道他们，而且个个都恨透了他们。
“‘还有别的人吗？’
“‘我们派在伯尔尼工作的一些人，我想没有必要把他们一个个都说出来吧？’
“他敬了个礼。‘祝你幸运。希特勒万岁！’
“我的旅伴可没有那么幸运。他只好把所有的证件都交出来，而且受到盘问。他浑身大汗，说话结结巴巴。我不忍看到这个光景。‘我能回到餐车里去吗？’我问。
“‘当然！’那个党员同志说。‘我祝您好胃口。’
“在我离去的一段时间里，餐车里已经坐满了乘客。一家美国人把我的桌子给占了。‘我还以为你替我把位置保留好了！’我跟那侍者说。
“他耸了耸肩膀。‘我试了，先生。可是，对付美国人你有什么办法啊？他们不懂德语，他们爱在哪里就在哪里坐下了。您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就坐呢？一张桌子终归只是一张桌子嘛。瞧，我已经把您的酒都给搬过去啦。’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家四口把我的桌子给占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钱钞旁边。我不可能硬要回到先前那张桌子。那样会引起无谓的骚乱。我们毕竟还在德国的土地上呢。
“当我站在那儿想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那侍者说：‘请您坐下吧，先生。他们一走，我就让您搬回去。美国人吃东西倒是挺快的。三明治和橘子水。回头我再侍候您吃一顿丰盛的午餐。’
“‘好吧。’
“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选了一个座位，从那里可以密切注视我的钱。你想到这一点也真觉得有趣——一分钟之前，我宁肯花掉世界上所有的钱，只要能够穿过边境。可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却是，我们一穿过边境，我就把钱给取回来，即使非要我向那一家美国人进行袭击不可。我朝外一望，看见那个忧心忡忡的矮个子被带走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没有受到他那样的遭遇——随后，我才产生了同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同情也不过是一种用魔法驱走厄运的伪善的尝试。
“我十分憎恶我自己，可是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即使我确实想有所作为。我既要安全地越过边境，又要取回我的那笔钱。倒也不是那笔钱的本身——那是安全，海伦，未来的岁月。再说，那是钱，那是我自己的命根子，我利己主义的幸福。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它。可是，在我们心里，却往往躲着那个放肆且伪善的蹩脚演员——”
“施瓦茨先生，”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怎么样把钱拿回来的？”
“你提得对，”他说，“可是，我的长篇大论也是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瑞士海关警官走进餐车，而那家美国人不但有手提行李，而且还有衣箱放在行李车里。他们不得不走了。几个孩子也跟着出去。他们已经吃好。桌子也抹干净了。我便搬回原来的座位，把一只手搁在桌布上，摸着那微微隆起的地方。
“那侍者又把酒搬了过来。‘跟海关警官应付得还不错吧？’他问。
“‘当然，’我答道，‘把烤肉给我送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
“‘不，’他说，‘还没有，要等我们火车开动的时候才算。’
“他走到厨房里去了，我便等着火车开动。对这种最后时刻的极不耐烦，我肯定你是全都知道的。我定睛望着车窗外面站台上的人们：一个穿着晚礼服、裤子显得太短的矮子，来回地推着一辆小车，发疯似的在试着兜售奥地利制造的酒和巧克力。跟我同车厢的那个惊慌失措的人正在走回来。只有他一个人，赶得非常急促。‘喝得真快！’侍者在我旁边说。
“‘什么？’
“‘看起来好像您在试着扑灭大火似的。’
“我朝酒瓶瞟了一眼。它差不多已经空了。我甚至连自己在喝酒都不知道。这时，餐车突然倾侧了一下。酒瓶摇晃起来。我用手将它抓住。火车开动了。‘给我再来一瓶。’我说。侍者一溜烟不见了。
“我把钱从桌布底下取出来，放进了口袋。没过一会儿，那一家美国人回来了，往我刚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坐下，点了咖啡。那个小姑娘开始拍风景照片。她聪明极了，我心里这样想，这正是天下最最美丽的风景。
“侍者拿着一瓶酒回来了。‘这会儿我们已经在瑞士啦。’
“我付了一瓶酒的钱，还给了他一笔优厚的外赏。‘这瓶酒你自己留着吧，’我说，‘我不需要它了。我要庆祝一件喜事，可是我发觉那第一瓶酒对我来说已经过量了。’
“‘因为您是空着肚子喝酒，先生。’他解释道。
“‘是的，正是这个道理。’我站起身来。
“‘今天是您的生日吗？’侍者问。
“‘不，’我说，‘是我的金婚纪念日。’
“跟我同一间车厢的那个小矮个子默默无言地坐了几分钟。他的汗水已经不流了，可是一点也不夸张，他的衣服却已经湿得能拧出水来了。随后，他开腔了。‘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
“‘是的。’我说。
“他又不吭声了，却朝车窗外面望着。我们在一个写着瑞士地名的车站上停车了。有个瑞士站长挥动着一面旗子。两个瑞士警察站在行李车旁边聊天。有一个出售瑞士巧克力和瑞士香肠的货摊。我那旅伴伸出手去，买了一份瑞士报纸。‘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他问那个报童。
“‘当然，咱们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啊？十个拉庞[39]。’
“‘什么？’
“‘十个拉庞！十个生丁[40]！那份报纸的钱嘛。’
“那个人把钱付了，好像他刚刚中了奖似的。瑞士的钱一定叫他相信这是到了瑞士地界了。他刚才还不相信我的话呢。他打开报纸，浏览了一下，就把它搁下了。过了好些时候，我才听清他说的话。我尽想着自己获得了新的自由，因而觉得火车的轮子仿佛在我头脑里辚辚作响。随后，我看见他的嘴唇在掀动，意识到他是在说话了。
“‘我终于出来了，’他说道，朝我怒目注视着，‘走出了你们这个该死的国家，党员同志先生，这个国家已经被你们这帮猪变成了兵营和集中营。这儿是瑞士，这儿是自由的。谁也不用听你们和你们这批家伙的指挥。这儿，我爱说什么话就可以说什么话，不会让我的牙齿被踢落到嘴里。你们这些贼，你们这些杀人犯，你们这些刽子手，你们把德国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小小的唾沫泡出现在他的嘴角上。他直瞪瞪地紧瞅着我，如同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瞅着一只癞蛤蟆。根据他刚才听到的话，他以为我是一个纳粹党人。
“我不动声色地倾听着。我只是为自己平安无事而感到高兴。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说，‘跟你相比，我至少要重二十磅，高出十五厘米。可是，你还是把话痛痛快快地讲完吧。这样好叫你心里舒服些。’
“‘你还胆敢拿我开玩笑！’他嚷道，比先前更恼火了。‘这我可受不了。咱们现在再也不是在纳粹的国土上了。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父母的？我的老父亲又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可是如今！如今，你们要把整个世界都放一把火烧起来了！’
“‘你以为战争就会爆发吗？’我问。
“‘倒好像你还不知道似的，’他说，‘除了发动战争，你们还能让你们这个千年帝国和你们的武装力量干些什么呢？你们这些杀人犯！要是你们不发动战争，那么你们的虚假繁荣就会消失，而你们也会跟着垮台！’
“‘我跟你有同感，’我说，脸上感到暖洋洋的下午的太阳，好像它在抚摩我似的，‘可是，如果德国胜利了，那又怎么样呢？’
“那个衣服湿透了的人瞪着我，咽了一口唾沫。‘如果你们胜利，那就没有天理了。’他费力地说。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站起身来。
“‘你别碰我，’他嘶嘶地说道，‘你就要被逮捕了。我要拉那个紧急制动器。我要揭发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应该被检举的，你这个密探！你说的话我全听到了！’
“我倒是巴不得那样，我想。‘瑞士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说，‘光凭揭发，你也不可能让一个人被逮捕。德国的一些坏主意，你倒是把它们捡拾起来了。’
“我拿起手提包，走到另一间车厢里。我想还是不要向这个歇斯底里的人表白自己为妙，可是我也认为不必再跟他坐在一起了。憎恨是一种腐蚀心灵的酸性物质，不管抱持憎恨的是你还是别人。这一点，我在流浪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
“就这样，我来到了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