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物借助适应与它们的环境达到平衡，适应部分地是天生的和持久的，部分地是获得的和暂时的。然而，在某些境况下，在生物学上有利的组织和行为模式，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可能变得有害了，甚至以消灭生命本身而告终。鸟的机体适应在空气中生活，鱼的机体适合在水中生活，但是其他方面并非组织得完美。蛙抓住作为它的食物的飞虫，飞虫成为它的习性的牺牲品，即使它也抓运动的布条，并被捕捉在与之缚在一起的钩针上。蛾为自我保存的缘故飞向光和颜色，在这个普遍适合的行为过程中，蛾也可能在壁纸上所画的、并非养育的花上耗尽力气，或者在火焰中烧死。从而，任何用罗网或被其他野兽捕捉的动物表明，它的心理物理组织仅仅适合于一个方面。在最简单的动物中，刺激和反应可能在于进攻和逃跑，二者是如此规则地联系起来，以致观察到的事实并未引起我们设想，感觉、观念、心境和意志将介入在二者之间，尽管这种看法并不是受到与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观察到的过程的类比启发的。在这里，刺激直接地和主动地起作用，在反射动作中就是这样，比如说腱的动作，即在动作发生之前我们并未学习的动作。直到简单的刺激由于复杂的生活条件变得太模棱两可，以致无法决定合适的适应时，感觉才作为分离的要素出现，这与记忆和观念一起决定有机体的状态和它的感知，从而最终发出向着有意识的目标的行动。对应于比较复杂的条件，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有机体，通过相互协调的许多部位的相互作用，适应这些条件。意识在于大脑各部位的特别重要的相互作用。如果某一要素，即意识过程的一部分、一个感觉或观念末作为直接主动的东西向我们显露出来，那么这是因为该要素在发达的个体中获得的许多方面适用的关联：每一单个的关联都倾向于被推入背景，倾向于仅当要素（感觉、观念）被适当地组合起来时才发挥作用。可以说，在观念和意志之间不存在对立：二者都是由感官产生的，前者主要是由单个的感官产生的，后者主要是由感官的关联产生的。生命个体的所有过程都是为自我保存的利益的反应，观念的变化仅仅是反应变化的一部分。某种活着的有机体存在的事实表明，适应往往对于保证幸存是充分可行的。我们每日都在身体和心理生活中观察到不是可行的、从而相当于适应的失败的反应。身体和心理反应是受概率定律统治的：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有用还是有害，产生的观念在生物学上有益还是有误，相同的身体和心理过程都包含在两种情况的任一个中。
第二节
考虑一些例子。只要反应是由刺激引发，有害的后果就可能伴随发生。许多被某些植物的污秽气味吸引的苍蝇被误导在它们之上产卵，但是当蛆孵化出来后，它们却因饥饿而死。昆虫常常成为味道像某些食物的毒药的牺牲品。牛和羊尤其在陌生的牧场中有时也经受类似的遭遇。环境具有密切的物理联系，即把不同感觉的集合联系起来的环境比仅由纯粹的偶然事件联系起来的环境更为经常地一起出现；因此，对应于前者的感觉和观念比在后一种情况下更强烈地被联想到。天生的和获得的感知被导向在生物学上是重要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用伴随的误骗人的联想排除不利的偶然事件。如果达尔文是正确的，那么逼真伪装的具有讨厌味道和有毒毛刺的昆虫便逃避了灾难，其他无害的但在外观上类似的（拟态）昆虫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视网膜接收到已知物体的光学图像时，联想唤起触感和其他性质。如果我们在黑暗中触及一个物体，它的光学图像便在我们身上出现。这些联想几乎像幻觉一样迅速地和逼真地产生，在生物学上是重要的；可是，这些相同的过程间或将欺骗我们，即使是罕见的。这大大依赖于思维的模式或趋势。正在忙于利用联套牛把草场变成农田的年轻人往往受到他杀死的响尾蛇的干扰：当他力图捡起他掉下去的鞭子时，他偶尔抓起枯枝，他以为枯枝是蛇，因而认为他听到格格的响声。相反地，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正在寻找枯枝，却错误地抓住蛇，从而认为它是枯枝或某个其他无害的对象。联想心理的完成的这种敏捷性能够在人身上、尤其在文明人身上达到多么远，可在人们容易地给予平面透视线图以空间内容的方式中最清楚地看到。人们轻易地以其三维形式识别楼梯、机器或复杂的晶体形态，尽管略图仅仅指明它的提示。
T．W．鲍威尔（powell）记载，北美印第安人发现诠释这样的略图很艰难，但是他们不久便克服了困难。对于色彩画，在他们能够容易理解它之前，它必须描绘熟悉的物体。我曾经认识一位老妪，她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能够讲述奇异的虚构故事，但发觉绘画十分难以明白，她像动物或白痴一样把握不住，它是风景还是肖像。联想是不精确的，可能与每一个其他的联想干涉，这个事实本身在儿童首次初步尝试绘画中表现出来。他们用他的“图画”表达他们就一个人记住的和观察到的东西，而不管所有这一切是否是同时可见的。对于北美印第安人和在古埃及创作了绘画的那些人来说，情况也一样：他们的神殿的壁画把历史悠久的时代和少许的高度发达的技艺与原始的幼稚的艺术结合起来。
第三节
强烈的身体的依赖不能轻易地被机遇完全掩饰，生物学的利益促进注意正确的和重要的联想：因此，这些联想即使在没有重大心理发展的情况下也倾向于变成持久的，从而倾向于仅仅借助本能以大量有益的方式进行生命过程。然而，在那里误骗人的联想承担惨痛的后果，正是这些联想，起矫正的作用，并有助于进一步的心理发展。梦幻一般的联想将为聚精会神地、有意识地和深思熟虑地注意各种案例的重要一致和差异让路，为清楚地识别它们正确的和骗人的特征让路。观念的审慎适应的开端、探究的开端就在这里。简而言之，这个目的不仅对准观念的持久，而且也对准对于妥善处理丰富经验来说是足够的变异的程度。观念的进程本身应该尽可能密切地适应紧随它和预期它的物理的和心理的经验，在依然正在公正对待其差异的不同的案例中尽可能地保持恒定。观念的进程必须是自然本身的进程的尽可能忠实的图像。在这里，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都需要人在社会中协作以及用言语和书写交流。
第四节
把毒蘑菇作为可食用蘑菇误吃而感到不舒服的人，将仔细地注意毒蕈的红斑和白斑，并把它作看作是毒物的警告标记，从而从植物的总图像中突出它们；对于有毒的浆果之类的东西情况也类似。我们以这种方式学会单独地注意比较重要的经验的决定性特征，我们从而把这些特征分析为部分或由部分重新构成。在把一个样态看作是由另一个似乎是值得注意的或重要的样态进一步定义时，我们作出判断。人们当然能够在没有语言表达的情况下或在它之前内在地判断。这必定是聪明的未开化人的情况，他首次通过给葫芦涂上粘土层防止它烧着；他必然是这样判断的：葫芦燃烧，末涂涂层，复盖涂层的葫芦烧不着。人们能够在不讲出的情况下收集简单的观察和经验，就聪明的狗或就在学会说话之前的孩子容易察觉这一点。然而，判断的语言表达具有巨大的好处，因为它把对普遍已知的和指定的成分的先验分析给予任何经验的传达，说者本人藉此明确地获得了许多东西。他的注意力必须突出特定的特征，他必须引起抽象，并迫使其他人照样作。如果我说“石头是圆的”，我便把质料与形式分离开来。在“石头用作锤子”的判断中，功用与客体被分离开来。命题“叶子是绿的”把颜色与形式对照。和思想通过语言表达获得几乎一样，这也包含偶适形式和约定形式的分类。不管我说“木块漂浮在水上”还是“水支持木块”，在思想上未造成差异，而且在心理上也相同；但是在语词表达方面，主语的角色由木块转移到水。不管我说“衣服被扯破”还是“衣服并非未受损”，在心理上是相同的，但是在语词上我把肯定判断转化为否定判断。判断“所有A是B”和“某些A是B”在心理上能够被看作是许多判断的总和。由于逻辑必须使用语言，它必然与历史地留传下来的语法形式有关，而语法形式与心理事件根本不是平行的。使用人工特设语言的逻辑本身能够多么远地摆脱这种错配并更密切地追随心理事件，在这里将不讨论。
第五节
并非每一个判断本身都能够建立在简单的感官观察或作为“直观的”判断的图像的基础上，诸如“未支持的石头落到地面”，“水是流体”，“盐溶解于水”，“木头在空气中可以燃烧”。例如，进一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最后的案例中，点火的条件比那个判断提出的要复杂得多；木头并不是在任何种类的空气中燃烧，而只有在有足够的氧和处在充分高的温度的情况下才行。氧和温度并不是一搭眼就能看见的，该词汇没有引起简单清楚的观念；相反地，我们必须思考氧的物理化学行为的整个范围，包括我们关于它所拥有的所有经验和观察，以及我们为在思想上给条件“氧的存在”以恰当的表达所作的判断。“氧”的概念不能借助明晰的图像给出，而只能借助详尽无遗地总体经验的定义给出。对于“温度”、“机械功”、“热量”、“电流”、“磁”等等而言，情况也一样。通过对概念所属的经验和知识领域的热情占有，我们得以方便地保证，无论何时体现和表示一个概念的名词被使用，都容许与该概念联系的所有经验在对它们没有任何精确的和清楚的观念的情况下，在我们之内柔和地共鸣。正如
S．斯特里克（Stricker）合适地评论的，概念包含着潜在的知识。通过频繁地针对一个概念使用该词，我们对于我们可以恰当地应用该名词的涵义和涵义的限度获得了可靠的和微妙的感觉。那些不怎么熟悉一个概念的人将发现，当使用该名词时，为了用它的显著的和重要的侧面描述该概念，将出现某种图像。因此，在粗陋的思想中，人们在听到“氧”这个词时，人们可能想像发热发光和突然起火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就“温度”而言可能承担温度计的观念，就“功”而言可能承担提起的重物的观念等等，耶鲁萨莱姆（在该书中引用过）贴切地称这些观念是典型的。
第六节
我们自己的或传达给我们的判断，我们发现它对于它相关的物理的或心理的发现是恰当的，我们便称它是正确的，并在其中看到知识，尤其是当它是新的和重要的之时。知识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有益于我们的心理经验。然而，如果判断不成立，我们便称它是错误；或者，如果我们被它蓄意误导，我们便称它是谎言。是如此有益的、例如促使我们迅速辨认黄蜂的相同心理组织，在另外的时候可能促使我们把甲虫误认为黄蜂（拟态）。当重要的差异被忽略和重要的一致被弄错时，甚至感官的即时观察也能导致知识和错误；例如，不管身体形状的特点，把带有不明显的颜色的黄蜂视为苍蝇。尤其是在观念思维时没有实践、在没有对所使用的概念进行严格的相继分析的情况下凑合运用典型观念的人，这样的失察更容易把我们在概念思维时导入错误。知识和错误认同一心理源泉流出，只有成功才能够告诉是知识而不是错误。用矫正的方式清楚地辨别的错误能够有益于知识，恰如确定的知识片断能够有益于知识一样。
第七节
如果我们询问我们自己，当立足于观察时，错误的判断出自什么源泉，我们必须说，它们源于对观察的环境的不适当的注意。就每一个单个事实而言，不管它是物理的、或心理的、或混合的，依然原封不动地存在着；只有当我们把事实看作是在另外的环境下继续存在，而忘记在物理的、心理的或二者混合的环境中的变化时，错误才伴随发生。尤其是，我们必须不要忘记我们身体的边界，在此处依赖按照处所——在一侧，在另一侧，或在对过——是相当不同的。例如，我们可能把真正的幻觉误认为感觉而出错，尽管这在健康人中是十分罕见的。然而，每天发生的是，人们把感觉错认为是由联想唤起的观念，或者人们无法适当地区分它们。最简单的例子是把镜像当作客体，这在鸟和其他动物中也能频繁地观察到。猴子在镜后抓东西，与它们较高的心理发展一致，对如此受骗而发泄不满。如果较强烈的期待准备用联想完善感觉的话，那么就像在我们前面的蛇和枯枝的例子中那样，便导致令人不快的欺骗形式。当感觉不怎么强烈时，例如在微弱的光线中，这更容易发生，此时想像因而更加活跃。这样的幻想压倒感觉的案例也能够在科学研究中施加许多混乱。我们早就讨论过在粗陋的思想中把梦幻转化为物理事实的作用。许多人将回忆起儿童时代从梦中惊醒并大喊的经历，因为当时在享用某个漂亮的玩具之前，一个人似乎把它在手中仅仅拿了一瞬间。年轻人的行为与这样的儿童并非大相径庭。因此，他们全神贯注于释梦，因为这些梦被认为与清醒时的生活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第八节
梦和醒之间的界线只是逐渐地变得充分分明。让我用我的最近的经验阐明这一点。我在夜里由于听见某人开门和进来而唤醒。尽管漆黑一团，我看见一个高个子的人沿着墙壁蹑手蹑脚地走动，在微明的窗户前停步。保持平静并作了观察，我再也没有听到最轻微的声音，但是看见这个人完成了各种缓慢的动作。现在，情况对我来说变得很清楚，在窗前有一个衣架，它的轮廓因为黑暗正在不断地被我醒时的想入非非改变，这种想入非非是从我的梦幻中遗留下来的。从黑暗的不眠之夜，我熟悉这样的现象：然而，即使是黑夜，我仍看见我的卧室的窗户；但是，由于对它们的位置、宽度等等有点不确定，我用手蒙住我的眼睛，或完全闭合双眼，可还是看见窗户。这对于把在黑暗中幻想的现象与物理地决定的感觉区别开来，是一个好方法。
第九节
从鲍威尔上面引用的书——我并不是出于严格的哲学意图推荐该书，而是它包含许多有价值的细节——中，我能够乐于引证一位北美印第安人首领的观点作为“物理的”思维的有趣例子。
在那天工作之后，白人和印第安人聚会自娱，他们试图扔石块越过他们安营扎寨附近的深峡谷。没有一个人能把石块扔过深渊。其他人扔出的石块都落到深处。只有这位印第安人的首领丘阿成功地击中对面十分接近峡谷边缘的岩壁。在讨论这个撞击现象时，丘阿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如果把峡谷填满，就能够容易地扔石块越过它，但是，事物是这个样子，空洞的和空虚的空间有力地把石块向下拉。他在应付欧洲的美洲人对这个概念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时反问：“你自己难道没有感觉到，深渊如何拉你向下，以致你为了不落入深渊，你被迫向后倾斜？你难道没有感觉到，正像你爬一颗高树一样，你爬得越高，处于下面的空间越多，爬树变得越难？”
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这种“原始的物理学”在几个方面似乎是错误的。首先，丘阿把他主观的头晕目眩诠释为把所有物体向下拖的物理力。不用说，他根本不为下述事实烦恼：在我们上方的大深渊并非同样是起作用的，因为“向下”对他来说是绝对的方向。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在这方面应该比诸如拉克坦提乌斯（ Lactantius）和奥古斯丁（Augustine）这样的教会神父更聪明。丘阿把力归因于空虚空间会使笛卡儿及其同行震惊，但是在菲涅耳（Fresnel）、法拉第（Faraday）、麦克斯韦（Maxwell）和赫兹（Hertz）之后，我们不再应该像丘阿的白人和受教育的同伴一样惊奇。近代物理学家尤其会通过仔细的测量怀疑所指称的事实，从而表明空虚空间并不像所宣称的那样行动（例如，通过使用天平证明引力在空洞的空间上不增加，即使需要，假定天平足够灵敏，也能证明引力在空洞的空间上不减少）。我们不再把我们主观的感觉和情感实存化为物理力。就这个范围而言，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进展。然而，让我们不要太骄傲，而要考虑一下，我们还把我们的主观概念视为物理实在，斯塔洛（Stallo）和我本人都已表明了这一点。这如何误导探究将在其他地方讨论。
第十节
通过揭露使人误入歧途的动机，人们保护自己不犯错误，确实可以从中得到某些用处。在某人蓄意误导我们的情况下，这样的动机是最明显和最清楚的。撇开词语诡辩家——他们的狡猾的谬误误导我们的概念思维——不谈，我们也有行动的诡辩家，他们的虚伪骗局误导观察。分析一下召鬼念咒者或变戏法者的传统作法是有趣的，他们能够用十分简单的手法蒙骗公众和使公众惊异。相当拙劣的方法引起观众假定不存在的本体：例如，把一只被借用的钟表放在桌上侧面覆盖的研钵内，用这个或那个骗局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以致隐藏的助手能够拿走该钟表，并放一只类似的但不值钱的钟表在它的地方，这只钟表就是现在被砸碎的钟表；在表明残骸是圆的时，另一个骗局容许助手在没有任何人预期原来钟表存在的场所展现它。在例外的情况下，召鬼念咒者可能准备为他的把戏招致某些花费，以便提高他的名声。于是，乌丹（Houdin）一次在教皇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面前表演时，砸碎了高价买来的钟表，该钟表是仿照一位红衣主教的时计制造的钟表，甚至带有他的名字。乌丹对虚假的动作给以指导，以此诱发下述印象：当一个对象不是如此时，人们就取消这个对象；他表明人们如何能够用伸开的手和展开的手指拿小物体，并借助实例说明这一点。在纸卡骗局中，魔术师使用未实践者看不见的小记号，只是这个小记号引导他们。通过使用独特的、即便简单的手法，也没有人想到，因而他们将几乎总是成功的。
第十一节
今日在欧洲，使用强烈的电磁铁将不产生感觉，而人们会通过安排立即看到。然而，当乌丹在阿尔及尔向阿拉伯听众进行表演，并使一个小、轻、薄的手提箱（具有铁底）变得对最强壮的人来说也太沉重（借助毛毯下的电磁铁）时，观众自然惊恐万状。德朗普斯（Decremps）报告的案例表明，甚至受教育的和有经验的人如何能轻易地失去平衡。在波旁岛上的荷兰商人范·埃斯廷先生给当时在那里旅行的希尔先生一张纸，要求他写下一个任意的问题，并亲自保存这张纸不要给任何人看，或者最好烧掉它。当在范·埃斯廷不在场做完了这一切时，他带着折迭的纸返回，并宣称它提供了答案。为了使希尔不认为这是纯粹普通的魔术骗局，范·埃斯廷要求他在它上面签字，并指导他从位于公园远处尽头的阁楼内的桌子抽屉中拿来那张如此作了记号的纸，同时给他阁楼和桌子的钥匙。希尔迅速地跑到阁楼，在所指示的地点确实找到了他作了记号的纸，纸上有对他的问题的正确回答。希尔在阁楼内碰到了一些力学的、光学的和声学的魔法，这些东西使他大为烦恼并在所有方向分散他的注意力，在没有深究这些魔法的细节的情况下，让我们立即考虑消解这种表面上令人惊奇的骗局。希尔为什么必须写下他的问题？为什么并非仅仅想到它？显然因为它必须留下痕迹：希尔在上面写过的那张纸正放在夹有复写纸的文件夹内，范·埃斯廷折迭的、在希尔走开后的间隙在其上能够写有答案的纸由气动管传输到远处的桌子。错综复杂的乔装打扮仅仅有助于伪装简单的状况。如果我们问自己，变戏法的设计在什么方面不同于技术发明，它恰恰在于前者不能创造任何有用的东西
。
第十二节
德朗普斯报告的另一个例子值得提及。一个人在陪审团面前被指控把小孩扔到河里淹死了。不少于52个目击者作证不利于他：一些人看见他把孩子扔进河里，另一些人看见他怒气冲天地猛打孩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被指控者为自己辩护说，没有人报告小孩遗失，而且没有找到尸体。法庭当然极为窘迫。此时，被指控者请求让他的朋友进来，请求被准许，他带着一个大包出现了，在解开大包时露出放有孩子的摇篮。被指控者抚摸小孩，小孩立即喊叫起来。被指控者高呼：“不，你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你将不会独自无用地留在世间！”说时迟那时快，他从包里抽出一把刀，在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之前，大喊着砍掉小孩的头：“现在，请走你的兄弟走过的路吧！”没有预期的鲜血，人们看见木制的头，听到滚过地板。直到现在，此人原来是魔术师和口技表演者，他使用这种方法在他的同业中保证很活跃，他为此首次赢得了必要的名声。不管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它肯定是有教益的。某些事情也许是十分可能的，可是并非为真。不存在目击者没有看见的事物，一旦他们相信这个人或那个人是杀人犯或窃贼，有偏见的目击者将证明任何事情。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正是轶事之所在，当时每年变得众所周知的实际上判决的凶杀案足以清楚地表明，当人们被认为是罪犯时，他们多么容易受到谴责。仿佛清白的人受到谴责比每一个犯罪的人受到惩罚重要得多似的！刑法意味着保护人类，但是它往往像传奇中的熊那样对人类行动，熊在它熟睡的恩人额部用石头砸苍蝇。
第十三节
从变戏法的人及其观众中，我们能够引出对我们自己的科学探究中的行为来说富有成果的教训。自然的确不是力图欺骗我们的魔术师，但是她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除了我们集中注意调查的条件之外，还有包含在决定自然过程中的所有其他许多环境，这种附加的材料通过复杂化和明显歪曲所述的过程掩盖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因此，探究者务必不要漠视可能包含的任何非故意的因素；他必须顾及一切错误来源。实验者可能正在利用电流计检查电流的某种新效应，但是在他的热切渴望中，他忘记了偏转也许是由某个未注意到的回路引起的，从而与正在检查的过程毫无关系。我们尤其必须警惕，在没有作出保证特性存在的情况下而假定它们。发现某种物质的新反应的化学家必须考虑到，该物质可能是由新流程制备的，并包含杂质：它也许实际上不是他以为他正审查的物质。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最高的概率也不是确定性。
第十四节
我乐于讲述对我自己十分有教益的小插曲作为结束。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的父亲给我们孩子演示了一个实验，该实验与阿塔纳西于斯·基尔黑尔（Athanasius
Kircher）描述为“母鸡的惊人想像实验”只有十分微小的差异。把一只凶猛反抗的母鸡压在地板上，在这里保持半分钟，在此期间它安静下来。现在，用粉笔越过母鸡背面在地板上绕着它划线。在放开它时，母鸡留在原地完全不动，要使它跳起来跑掉，需要十分强烈的惊吓打击，“因为它想像它被缚着”。多年来，我曾与实验室共事的J．克塞尔（Kessel）讨论过催眠术，我想起了基尔黑尔实验。我们逮住了一只母鸡，很成功地重复了实验。但是，在进一步重复时，仅仅把母鸡按倒，却遗漏了粉笔线的哄骗手法，而实验同样是成功的。自儿童时代以来在我思想中一直没有异议的母鸡的想像，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第十五节
仅仅把单一的实验或观察看作是证明了似乎被他们确认的观点的正确性，这是不可取的。相反地，人们必须尽量改变那些既认为是重要的、又看起来好像无差别的条件；对于自己的实验如此，对其他人的实验同样如此。牛顿在他的《光学》中广泛地和模范地运用了这种方法，从而为近代实验物理学奠定了基础，正如他的《原理》使他成为数学物理学的奠基人一样。两部著作作为有教育意义的指导确实是不均等的和不可替代的。
我们考虑的结果是这样的：相同的心理功能，在相同的规则下起作用，在一种情况中导致知识，而在另一种情况中导致错误；只有反复的和详尽无遗的审查，才能保护我们避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