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金纳德·布莱克打发我去库珀那儿，就是那位买了德加画作的，去帮他把画挂上。“您肯定有兴趣去见识他的豪宅，”布莱克说，“别的东西也会令您兴趣盎然的。叫辆出租车，那幅舞女画的画框是真货，容易碰坏。”
库珀住在公园大道旁一幢房子的第九层，是复式住宅，上面一层是个屋顶花园。我预料会是位仆人来开门，没想到库珀本人穿着衬衫在门口迎接了我。“请进，”他平易近人地说，“我们得花点儿时间，给这位墨绿色的女士找个合适的位置。您想来杯威士忌？还是更愿来杯咖啡？”
“谢谢，我喜欢来杯咖啡。”
“我喝威士忌，这么热的天气喝威士忌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没有反驳。住宅中很凉爽，装有空调的房间散发出一缕墓地般的阴凉，窗户都关着。
库珀小心地打开德加画作的包装纸。我环视四周，房间里的摆设是法国路易十五风格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小巧玲珑、纤细典雅，很多物件上都有金饰。里面混有两把意大利扶手椅，还有一个威尼斯黄色小五斗橱，富丽堂皇。墙上挂着印象派的画作。我感到惊讶，没想到库珀的审美趣味如此高雅。
他把德加的画放到一把椅子上。我等待着他的进攻，他不会毫无缘故请我喝咖啡的，这我知道。“您真的在卢浮宫做助理？”他问。
我点点头。我不想拆布莱克的台。“以前呢？”他接着问。
“以前在布鲁塞尔博物馆。您问这个干什么？”
库珀笑了。“艺术品商人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说德加这幅画是布莱克夫人的，这不纯粹是骗局吗？”
“为什么？这幅画又不会因此变得更好或更坏。”
库珀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当然不会。所以尽管他骗人我还是买了。布莱克开的什么价，您是知道的吧？”
“不知道。”我说。
“那您猜呢？”
“我确实不知道。”
“三万美元！”
库珀打量着我。我马上明白了，他在诈我，想从我这儿打探出更多信息。“一大笔钱，是吧？”他问。
“这要看怎么看了。对我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了。”
“要是您买，您肯出多少钱呢？”他赶紧问。
“我没钱买画。”
“要是您有呢？”
我感觉，为了这杯咖啡我已经被他盘问得够多了，于是回复道：“我会花上所有的钱。如今对艺术的热情可是桩好买卖，价格周周见涨。”
库珀爆发出一阵火鸡打鸣般的笑声。“您不会是想让我相信，布莱克告诉我的是真的，他以双倍价格买回了一幅他所卖出的画吧？”
“不。”我说。
“那事情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库珀狞笑道。
“我用不着让您相信，因为那是事实。”我解释道。
“什么？”
“是这么回事。我是在账本中看到的，这您很容易让人去查的。一年或两年后您把画再卖回给他就是了。”
“这是老花招了。”库珀不屑一顾地说，但他看上去像是放心了。紧接着他被叫去接电话了。“您四处看看吧，”他冲我喊道，“也许您能找到挂德加画的地方。”
叫他去接电话的姑娘领着我各处转。库珀肯定有一批出色的顾问，尽管他这儿的每一件东西都值得博物馆收藏，但他的住宅看上去却不像博物馆。我无法理解，库珀看起来并不像这类行家。但这样的行家确实存在，这我以前在巴黎就见识过。
“这儿是库珀先生的卧室，”那姑娘说，“也许里面还有地方挂画。”
我站在门口。一张奇丑无比的新艺术风格大床上方挂着一幅风景画，金色画框看上去颇厚重，画面展现的是森林中一只处于发情期的鹿正在鸣叫，它身边有几只雌鹿，前景中一股泉水汩汩流过。我默默地端详着这幅画。“库珀先生是猎手？”我问。
那姑娘摇了摇头。“是他自己画的吗？”
“您想哪儿去了！他要是会画那敢情好了！这是他最喜欢的画。奇妙，是吧？这么逼真，都能看到鹿嘴中喷出的热气。”
“确实看得见。”我边说边继续四处张望。
在对面墙上，我发现了一张威尼斯风景画，是费利克斯·齐耶姆[101]的手笔。由于揭开了库珀的秘密，特别是当我看到五斗橱上还有几只大酒杯时，我感动得两眼几乎都有些湿润了。这儿，在他的卧室中，库珀是一个人呢，他还可以这样。而在住宅的其他地方则不外乎是装门面、投资和虚荣，至多流露出些许的喜爱。但这只发情鸣叫的鹿，那是激情；感伤的威尼斯风景画则是浪漫。
“很美，对吧？”漂亮姑娘说。
“太棒了！但这儿的氛围不能破坏，这幅画挂这儿不合适。”|||||
那姑娘领我走上一段狭小的楼梯，可以听到库珀工作室中传出他粗暴地向电话中发布命令的吼叫声。在通往阳台的门边我停住了脚步。楼下的纽约宛如一座拥有摩天大楼的白色非洲城市，没有树木，有的只是钢筋水泥。它不是一座经数百年发展而形成的有机城市，而是被不受传统束缚的人们坚决、快速和性急地建造起来的。建造者遵循的最高准则不是安全，而是实用。但恰恰因为这一点，这座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现代美感，它大胆，反浪漫，反古典。我着迷地向下望去。我想，人们没有必要在下面伸着脖子观赏纽约，在高处看摩天大楼则另有一番风味，就好像长颈鹿立在一群石质的斑马、羚羊、犀牛和巨龟中。
我听见库珀喘着粗气爬上了楼梯，喜形于色，大概是刚才打电话卖掉了几万枚炸弹或手榴弹。他满脸通红，看上去像个番茄。死亡带给他欢乐，再说道义也在他这一边呢。“您找到位置了吗？”他问。
“这儿，”我说，“阳台上。纽约上空的舞女！可阳光会很快破坏画的色彩。”
“挂这儿太不靠谱了，”库珀说，“三万美元啊！”
“更糟糕的是，”我回复道，“一件艺术品就毁了。但我们可以把它挂到旁边的会客室去，挂在阳光照不到的那一侧，也就是那两尊蓝色汉代青铜器的上方。”
“对那些中国小摆设您懂行吗？”库珀问。“它们值多少钱？”
“您想卖吗？”
“当然不是。那是我两年前买的，一共花了五百美元。太贵了吧？”
“等于白送。”我挖苦道。
库珀笑了。“那边的人物陶俑呢？它们值多少钱？”
“唐代舞女？也许三百美元一个吧。”我不情愿地答道。
“我花一百美元买下的。”库珀的脸上立刻容光焕发。他属于那种人，生意一赚钱就变得性感。
“我们把德加的画挂哪儿啊？”我问。我没有兴趣继续迎合一个军火商的自我了，可库珀还不知足。“这块地毯值多少钱啊？”他贪婪地问。
这是一块十七世纪亚美尼亚的龙图案地毯，要是我继承了其名字的佐默见到一定会被迷住。“地毯的价格下跌了，”我说，“自从住宅的地面可以铺别的材料以来，就没人再愿意要地毯了。”
“什么？为这块地毯我可花了一万两千美元呀！它现在值不了这么多了？”
“我觉得是值不了了。”我报复性地回答道。
“那它现在值多少钱呢？不是一切都在涨价吗？”
“画作涨价了，地毯没有。这是战争造成的。另一种买主阶层浮现了，许多老收藏家不得不出卖他们的藏品，新买主想用文化显示自己的品位。挂在墙上的雷诺阿画作比铺在地上踩旧了的老地毯能帮他们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每个来访者还会继续在上面践踏。库珀先生，像您这样有品位的老收藏家，还知道欣赏好地毯的，”我紧盯着他说，“已经屈指可数了。”
“那它到底还值多少钱呢？”
“也许是原价的一半吧。如今顶多还有人买小块跪毯，可这么大块的杰作是无人问津了。”
“该死！”库珀愠怒地站起身。“那好，您把德加就挂到您刚才说过的地方吧。可别把墙壁搞坏。”
“墙上几乎连洞都不会留下。我们有专用挂钩。”
库珀消失了，去心疼他的损失去了。我很快挂好了德加的画。墨绿色的舞女起舞于那两尊几乎呈蓝色的汉代青铜器上方，三件珍品彼此投放着丝绒般柔和的铜绿之光。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两件中国青铜器，立刻感受到铜绿那柔和而凉爽的温度。“你们这些可怜而陌生的‘流亡者’，”我说，“不幸沦落到一位军火商和对文化一窍不通者的豪华安乐窝中。我欢迎你们！你们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没有故乡却有家园。在此家园中，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在这种瞬间里，人们意识到，人类历史不外乎由一群在世界各地疲于奔命的流浪者组成，他们既短命又杀人，有时他们也能成功地做到在幻想中感悟永恒，这种永恒以结晶的方式体现在纯粹的美中，这可以是青铜器、大理石、彩色画作或是话语，哪怕是在一位与死神打交道的军火商家里与它们不期而遇。还有你，娇弱的舞女，你也不该抱怨自己的流亡！你的境况还可能更糟，你现在的主人本可以在你四周摆上一圈手榴弹，或是把你放到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之间！他要是这么做了，那倒更贴近他的真实风格。使你免遭此厄运的是他的占有欲。那么你就在两个唐代舞女陶俑间去做你的异域梦吧。这两个唐代舞女是一百年前盗墓贼从北京一位高官的坟墓中挖出来的，她们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沦落到这种陌生的生存环境中来了。”|||||
“这么半天您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那姑娘站在我身后，我忘了她的存在。库珀打发她回来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偷东西或是打碎什么。“咒语，”我回答说，“全是咒语。”
“您不舒服吗？”
“不，”我说，“正相反，特别好。此外您与这位迷人的舞女有点儿像。”我指着德加的画说。
“像那个又肥又蠢的？”她不满地问。“那我可得立刻节食几个月了！只吃脱脂凝乳和沙拉！”
亚设殡仪馆前有两棵月桂树，其树冠被剪成球形。我记错了时间，早到了近半个小时。一张唱片在播放管风琴乐曲，人工调节过的空气中充斥着蜡烛和消毒水的味道。室内半暗，从两扇彩色玻璃窗中只透过稀少的光线。因为我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屋里，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听见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在讲话，还奇怪怎么不是利普许茨。一般情况下，为死去的流亡者致悼词的总是利普许茨。他在法国时就开始致悼词了，不过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总是匆忙和偷偷进行的。在美国这儿，他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展示自己的口才了，没有人会在墓地出口或是停尸房门边候着，让他出示护照了。希尔施告诉我，从此他就把在流亡者的棺材旁致悼词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义务。他以前当过律师，不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让他很失落，所以他就把劲儿全用在致悼词上了。
当我的眼睛慢慢适应室内的光线后，我才发现自己参加的这个追悼会不对头。那棺材太昂贵，而且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小心地溜了出来，在外面遇见坦嫩鲍姆-史密斯。杰西由于太激动，告诉他的时间也是错的。“特勒有亲戚吗？”他问。
“我想没有。您不认识他吗？”
坦嫩鲍姆摇了摇头。我们站在骄阳下。刚才我误入的那场追悼会结束了，吊唁者走了出来。他们眯起眼看看高照的艳阳，就迅速各奔东西了。“灵柩停放在哪儿了？”我问。
“放在后面一间屋子里，待会儿才推出来。那儿有空调。”
最后从屋里出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身边有位上了年纪的男士陪同。那男子站住脚点了一根烟。那女子四处环视，在热得空气似乎都在颤抖的酷暑中她显得茫然若失。那男子扔掉火柴，匆匆跟随她走了。
忽然我看见利普许茨来了，他穿着夏季浅色西服，系着黑色领带，完全一副参加追悼会的打扮。“时间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来得及通知所有人。改时间是因为杰西，她非要再见特勒一面不可。所以我们告诉了她一个错误的时间，等她来时，棺材已经封了。”
“那追悼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
利普许茨看了看表。“半小时以后。”坦嫩鲍姆-史密斯看着我问：“我们去喝点儿什么好吗？拐角有个杂货店。”
“我不去，”利普许茨说，“我得在这儿等候，其他人马上就到了。”
他已经自视为追悼会主持人了。“我还得操心音乐的事，”他解释说，“以免发生混乱。特勒是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天主教徒。但自从希特勒上台后，他从感情上更认同自己是犹太人。现在我是这么处理的，昨天我请天主教神父为他做了祈祷。说动这位神父可费了不少劲，因为特勒是自杀的。本来他也不可能在墓地安葬，幸好这事也解决了，因为特勒将被火化。可那个神父，我的天啊，我嘴皮子都磨破了，他才画了十字！最后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一桩很复杂的不幸事件，才变得通情达理多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了保护天主教徒，教皇毕竟与纳粹签署了协定。因此一位天主教犹太人就是个特例，更何况他还是自杀死的。”
利普许茨直出汗。“那音乐呢？”我问。“这您是怎么安排的？”
“先放一首天主教颂歌《耶稣，我的信念》，然后是布鲁赫[102]的《晚祷》。殡仪馆有两台留声机，所以不会因换唱片而出现停顿，会连续播放。其实那犹太拉比[103]倒是无所谓，他比教会宽容。”
“我们走吧？”史密斯问。“这儿太闷热了。”
“好的。”
利普许茨坚守岗位，情绪已相当悲戚，而且庄严肃穆。他从兜里掏出悼词背诵起来，史密斯和我则向那家杂货店走去，从店里扑面飘来一股冰冷的冷气，让人精神为之一爽。“柠檬冰激凌，双份的，”史密斯边说边问我，“您呢？我一参加这类活动就渴得要命，毫无办法。”
我也要了双份柠檬冰激凌。史密斯介绍我去布莱克那里工作，我还没有表示过感谢。我要双份冰激凌，想向他表示我跟他意见一致。我不知道，现在是否适合谈论我的未来。没想到史密斯主动开口问道：“在布莱克那儿情况怎么样？”|||||
“很好，非常感谢！确实很好。”
史密斯笑了。“那是个有很多面孔的人，对吧？”
我点点头。“一个艺术品商人，不能不这样。他卖掉的是他喜欢的东西。”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别人都在赔本，他至少还能赚。”
利普许茨致悼词。我被棺材上的花发出的浓烈气味熏得晕晕乎乎的，那是些夜来香。特勒的棺材颇为简陋，不像刚才那场追悼会上的棺材有那么多镀铬饰物，闪闪发光犹如轿车。棺材是冷杉木的，简陋是为了火葬时好燃烧。利普许茨告诉过我，这类殡仪馆没有自己的火葬场，这方面它们的设施远不如德国集中营的豪华。决定火葬的棺材要送到火葬场集中焚烧。这对我来说是种解放，我是无法等待火化过程结束的。这种事我了解得太多，总是竭力摆脱这类回忆。尽管如此，相关的念头还是像黄蜂一样盘旋在我的脑海中。
出席追悼会的人有二三十个。罗伯特·希尔施陪杰西来的，她拽着他的胳膊，一阵阵哭泣。卡门坐在她后面，看上去像睡着了似的。也有几位作家在场，希特勒上台前特勒在德国相当知名。追悼会的一切就像任何一场追悼会那样充满矛盾，某种永远无法想象的事毫无声息闯了来，人们试图用祈祷、管风琴声和语言将它变得可以想象。为了战胜它，人们慈悲地将它篡改成小市民可以接受的东西。
两位身着黑衣、戴黑手套的男子突然出现在棺材旁的灵台上，他们熟练地——其熟练程度令人想起刽子手的帮手——抓住棺杠，灵敏、快捷地举起棺材，迅速无声地把棺材抬了出去。没等人们回过神来，事情就结束了。我觉得似乎闻到了一股腐尸味儿，竟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双眼潮湿了。
大家走出追悼大厅。令人惊奇的是，流亡中经常会出现彼此不知道下落的情况。特勒的事也不例外，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孤独地死去。然而当他死去之后，就好像好多人都逝去了似的。人们对此不理解，感到内疚。突然间人们感到自己是局外人，属于一个离乡背井的小族群，松散，偶然，没有自己的意志。
杰西被达尔双胞胎姐妹搀扶到坦嫩鲍姆-史密斯的轿车旁，她们想把她塞进车里。她并未反抗，午间的炽热把空气烤得发颤，蓝天映衬下她那哭得红肿的脸显得怪异。最后她笨拙地爬进克莱斯勒车中。漆成黑色的车身瞬间让我觉得，它好像就是上一场追悼会的棺材，现在它把杰西也带走了。
“她又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希尔施说，“她还得为丧宴自助餐做一些最后的工作，今天一早她就和双胞胎姐妹开始准备了，这一忙活倒是帮她渡过了最大难关。现在她要尽一切努力把丧宴办好，她觉得这是她欠特勒的。一种扭曲的逻辑，但却是真诚和可以理解的。”
“她跟特勒很熟吗？”坦嫩鲍姆-史密斯问。
“并不比与其他人更熟，甚至还要差一些。正因为这样，她才觉得自己现在有义务为他做些还力所能及的事。她认为自己对特勒就像对我们大家一样负有责任，永恒的犹太母性。我们必须去她那儿，这对她是一种安慰。她终究是我们大家可以信赖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死在这儿了，没有人为我们哭泣，我们还可以指望杰西，要是她还活着的话。”
最后走出殡仪馆大门的是利普许茨。“史密斯先生，这儿是收据，”他对坦嫩鲍姆说，“那帮无赖又额外多要了十五美元。我毫无办法，特勒的棺材还停在院里的艳阳下，我也是没有退路。”
“您做得对，”史密斯边说边叠好收据，“您肯定会替我向杰西表示歉意的。”他又对希尔施说：“我不喜欢这种习俗，用喝酒的方式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再说我也不认识特勒，很遗憾。”
“杰西专门为您做了鲱鱼沙拉。”罗伯特·希尔施说。
史密斯耸耸肩道：“我相信您，希尔施先生。您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托词的。”
他把手举到巴拿马草帽边敬了个礼，然后就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街走了。“要是没有他，我们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利普许茨说，“我们甚至不能入葬，所有的账都是他付的。可是特勒为什么要寻短见呢？偏偏现在？美国人和俄国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
“是的，”希尔施尖刻地说，“可德国人也在节节抵抗，就好像他们在保卫圣杯。难道您不相信，有人会因此而绝望吗？”
“您去过大都会博物馆了吗？”雷金纳德·布莱克问。
我摇了摇头。
他吃惊地望着我。“还没有？这我可没想到。我以为，您对那儿已经了如指掌了呢！这在您成为艺术品商人的培训过程中可是一大缺陷。您现在马上就去吧，那儿还开着门呢。看完您就不用回来了，这儿今天就算收工了。您多花点儿时间看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