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上哪儿去了？”雷金纳德·布莱克问。
我指了指表，九点十分。“律师们也九点才上班，”我说，“我得还债。”
“还债可以用支票，那样更方便。”
“我还没有账号呢，”我回答道，“只有债务。”
布莱克的样子令我吃惊。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练达随意的老油条，虽然刻意掩饰，还是显得紧张和神经质。就连他的面部也起了变化：往日微胖的柔和面孔不见了，甚至连胡子看上去都显得更硬了，不再是亚述人式的胡须，而是地中海东部地区人的胡须。他犹如沙龙中一头准备去捕食的老虎。
“我们时间不多了，”他说，“得把画挂好。您跟我来！”
我们走进放着那两个画架的房间，那房间是用钢门锁住的。布莱克从侧室拿出两幅画，把它们放到画架上。“别考虑，告诉我您会买哪幅。快！”
是德加的两幅画，画得都是舞女，两幅都没加画框。“哪幅？”布莱克问。“二选一，哪幅？”
我指了指左面那幅。“这幅我最喜欢。”
“这我不想知道。如果您是百万富翁的话，您会买哪幅？”
“还是左面这幅。”
“您认为哪幅价值更高？”
“大概是另一幅。那幅画得更详尽，而不是速写般粗犷。布莱克先生，这您不是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吗？”
“这回不见得。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对画懂得不多的人做出的率真而本能的判断。就像这位顾客。”当他看到我的眼神后，又补充道：“您别生气！这两幅画值多少钱我自己知道，可顾客永远是个未知数。现在您明白了吧？”
“这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吗？”我问。
布莱克笑了，突然他又变回从前那个有些危险又无法让人相信的奉承者了。“您为什么不把两幅画都给顾客看呢？”我问。
布莱克开心地看着我。“那将是灾难性的，”他解释道，“他永远都无法做出抉择，后果自然是一幅也不买。顶多可以给他看三四幅画，但不能是同一位大师的作品，得是不同大师的。如果他不能做出选择，就让他先回家，不能怕他不买而把自己手里的所有画都拿给他看。要等他再来，能够等待才真正是当艺术品商人的料。一旦顾客又上门了，就告诉他，给他看过的画中有两幅已经卖出去了，哪怕没卖出去也要这样说，或是说送去参展了。然后从上次给他看过的画中拿两三幅给他看，再添两三幅，最多四幅新的。也可以说某幅画送到某位顾客那里供他鉴赏去了，这同样能吊起胃口。能比别人抢先一步买下某件艺术品，没有比这更有诱惑力的了。这一切就叫做：引诱顾客上钩。”雷金纳德·布莱克喷出一股烟雾。“您看到了吧，我并非要伤害您，而是想把您培养成出色的艺术品商人。现在我们给画加框。第二条规则是：千万不能给顾客看没有配框的画！”
我们走进那间挂着各种尺寸画框的房间。“甚至都不能给一位博物馆馆长看未加框的画！”布莱克解释说。“最多可以给另一位艺术品商人看没框的画。画作需要框，就像女人靠衣裳。甚至梵高都梦想着能有珍贵的画框，可他连画都卖不出去，哪买得起框啊。您认为哪个框配德加的画合适呢？”
“也许这个。”
布莱克赞同地看着我。“眼光不错。但我们还是选另一种。”他把舞女画装入一个巴洛克式的宽边画框，这个框装饰繁复。“怎么样？”他问。
“对一幅未完成的作品来说，显得有些过分奢侈了。”两幅画上都盖着德加工作室的红印章，这印章不是他本人加盖的，这是他的遗作。
“正因为如此！”布莱克反驳道。“正因为画有些素描味道，所以画框怎么奢侈都不过分。”
“我明白，画框可以掩瑕。”
“它起提升作用。它是非常完美的，从而使得画也变得更完美了。”
布莱克言之有理。这个昂贵的画框让画变了样。它突然熠熠生辉，虽然有点炫耀之嫌，但这正是用它的目的。它光彩夺目，视角不再无限延伸，而是被画框局限在四角之内，从而使画获得了某种意义。刚才它摆在房间里还显得飘忽不定，突然间就内敛起来。偶然之物变成了必然之物，甚至连空白的地方现在也成为整体那有机的组成部分了。
“有的艺术品商人老想在画框上省钱，那都是小商小贩的作派。他们用镀金的石膏模压出的破画框糊弄顾客，以为顾客会看不出来。他也许不会直接注意到这一点，但那幅画看上去就会差劲许多。画作都是贵族。”布莱克说。
他又为第二幅德加的画挑画框。“难道您想违反自己的原则，把同一位大师的两幅画都拿给顾客看吗？”我问。|||||
布莱克笑了。“不，但第二幅画我也想准备好。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情况，原则也得有弹性。您觉得这个画框如何？它合适。路易十五时代的，很漂亮，是吧？装进这个画框，画马上升值五千美元。”
“路易十五时代的画框多少钱一个？”
“如今？五百至七百美元。是这场该死的战争让它变得这么贵，因为货源断了。”我看着布莱克，原来这也是诅咒这场战争的一个理由，我想。甚至是个很明智的理由。
两幅画均被装入画框。“您把第一幅画送到侧室去，”布莱克说，“第二幅画送到我妻子的卧室。”
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您没听错，”他重复道，“挂进我妻子的卧室。来，我陪您一起去。”
布莱克夫人有个很漂亮的卧室，布置得很女性化。家具间挂着几张素描和水粉画。布莱克用一位将军的目光审视了一下说：“您把那边那张雷诺阿[94]的素描摘下来，把这张德加的挂上去。雷诺阿那张挂到旁边的梳妆台上方，贝尔特·莫里索[95]的素描拿掉。右边的窗帘拉上一半，再多拉一点儿，行了，现在这样光线正好。”
他没说错。半拉上的窗帘放进的金色阳光给画增添了一缕可爱与温暖。“策略，”布莱克说，“卖东西一半靠策略。顾客不会平白无故地一清早就来看画，这时辰画看上去显得不那么值钱。我们得有相应对策。”
他继续教给我一些艺术品商人的生意经。我应该把他想给顾客看的画连同画架依次送进房间。等看到第四幅或第五幅画时，他会让我把第二幅德加的画拿来。这时我要提醒他，这幅画挂在布莱克夫人的卧室里。“您可以尽量多说法语，”他解释道，“当我问到那幅画时，您则必须说英语，好让顾客也能听懂。”
我听到门铃响。“他来了，”布莱克兴奋地说，“您在上面等着，等我摇铃叫您。”
我走进侧室，这里装好了画框的画已经放在了画架上，我坐到一把椅子上。为了迎接客人，布莱克快步如飞地向楼下赶去。这间侧室装着一扇镶有磨砂玻璃的小窗，上面还加了铁栏。我觉得像是坐在一间牢房里，为了不无聊，里面存放着一些价值几十万美金的画作。乳白色的灯光让我忆起在瑞士蹲过的一间班房，我因非法居留在那儿被关了十四天，过失是流亡者最常犯的罪过——没有有效证件。那班房也跟这里一样又干净又整齐，我当时真想在里面多住些日子，伙食也好，还有暖气。可两周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被押往法国边境的小镇安纳马斯。押我的人给了我一支烟，又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向前走，去法国！再也别让人在瑞士看见你！”
我肯定打了个盹。突然我听到铃声，我走进布莱克所在的房间，里面坐着一个小眼睛的胖男人，一对大耳朵红红的。“佐默先生，”布莱克轻声细语地说，“请您把西斯莱[96]那幅亮丽的风景画拿来。”
我拿来那幅风景画，把它放到画架上。很长时间布莱克一言不发，而是观察着窗外的云。“您喜欢这幅画吗？”然后他有些百无聊赖地问。“一幅西斯莱创造巅峰的作品，描绘的是洪水泛滥的场面，这是人人都梦寐以求的画作。”
“破烂儿。”顾客说得比布莱克还要百无聊赖。布莱克微笑，挖苦地说道：“这也不失为一种评论。”“佐默先生，”他转过身用法语对我说，“您把西斯莱这幅非凡的画拿走吧。”
我等了片刻，等他吩咐我该拿哪幅画进来。但他没有这样做，我就拿起西斯莱的画向外走去，这时我听到他说：“库珀先生，您今天心绪不佳。我们再约个别的时间看画吧。”
够狡猾的，我在乳白色灯光中想，现在库珀得想对策了。过了一阵我又被叫去，看到他们二位正在抽布莱克给顾客预备的雪茄。当我把画一幅幅拿进屋里时，我发现他们抽的是帕塔加斯牌雪茄。后来就轮到我说那句关键的话了：“那幅德加的画不在这儿，布莱克先生。”
“画当然在这儿，又没人偷它。”
我走近他，弯腰对他耳语道：“那幅画在上面，在布莱克夫人房间里。”
“在哪儿？”
我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那画挂在布莱克夫人卧室里。
布莱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噢，对了，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这画可就不能卖了。”
我真佩服他的厚颜无耻，他又把球重新踢给库珀了。他既不说我还是应该把那幅画拿来，也不说那幅画属于他妻子。他干脆回避了这个话题，等着对方的反应。
我也回到自己那个小屋，同样等待起来。我觉得布莱克的鱼竿上这回钓住了一条鲨鱼，只是我还说不好，这条鲨鱼会不会把布莱克一口吞掉。然而布莱克所处的位置明显更有利些，鲨鱼顶多能咬断鱼钩而游走，可布莱克是绝不可能贱卖画作的。然而鲨鱼正在进行有趣的尝试。因为门是半开着的，所以我听到他们已经转而谈论经济状况和战争了。鲨鱼预言最糟糕的状况：交易所倒闭、债务、新的支出、新的战役、危机，甚至还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一切都将贬值，唯一能保值的只有现金。他特别提到193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那时手里有现金的主儿就是国王，能以半价买到一切——他是这么说的——能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钱买到。也包括画作，特别是画作。鲨鱼又引人深思地补充道：“奢侈品像家具、地毯和画作什么的，甚至只值从前的五十分之一。”|||||
布莱克无动于衷地给鲨鱼送上一杯上等法国白兰地。“后来东西又都升了值，”他说，“钱却贬了值。您自己知道，如今的钱贬值了一半还要多。钱没升值，画却涨了四倍。”他温和而虚伪地笑道：“是的，通货膨胀！它始于两千年前，从此没有停止过。物品升值，货币贬值，情况就是如此！”
“照这么说，您应该一向什么都不卖才对。”鲨鱼欢快地高喊着回击道。
“要是真能那样敢情好，”布莱克镇定自若地说，“我已经是能不卖就不卖了。可是得交税呀，此外也需要运营资本啊。您问问我的顾客，对他们而言，我都成了慈善家了。五年前我卖出的一幅德加的舞女画，不久前又以双倍的价格买回来了。”
“从谁那儿？”鲨鱼问。
“这我自然不能告诉您。难道您愿意我像大喇叭一样到处广播，透露您以什么价格从我这里买了画，或是以后又以什么价格卖了吗？”
“有什么不可以？”鲨鱼对这种虚张声势并不买账。
“其他人根本不喜欢这样，我得照顾他们的情绪。”布莱克做了个想起身的动作。“可惜您没找到想买的画，库珀先生，那您改天再来吧。价格我可不能一直保持不变，这您能理解吧？”
鲨鱼也站了起来。“您不是还有一幅德加的画想给我看吗？”他随便问道。
“噢，您是说挂在我妻子房间里的那幅？”布莱克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听到铃声。“我妻子在房间里吗？”
“半个小时以前她出去了。”
“那您就把挂在镜子旁的那幅德加的画拿过来吧。”
“得等一会儿，布莱克先生，”我说，“因为墙壁不够结实，挂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木制壁塞，画被固定在上面了。我只需要几分钟。”
“算了，”布莱克回复道，“我们还是上楼去看吧。您觉得如何，库珀先生？”
“我不反对。”
我又像法夫纳一样蛰伏到莱茵黄金宝物之中了。[97]过了一阵，他们俩又回来了，打发我上楼去卸画并把它拿下来。因为没有什么可卸的，所以我就多等了几分钟。透过朝向后院的窗户，我看见站在对面厨房窗户前的布莱克夫人。她做了个询问的手势，我使劲摇头，现在还有危险，布莱克夫人还得继续待在厨房里。
我把那幅画送进饰有灰色天鹅绒的房间，画架摆在那里，然后就退了出来。布莱克把中间那扇门关了起来，所以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了。我挺想能亲耳听到他微妙地向顾客暗示，这幅画是他结婚十周年那天送给妻子的礼物，他妻子当然愿意保留此画的。但我可以肯定，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免那条鲨鱼起疑心。
又过了差不多半小时，布莱克一个人进来，把我从豪华牢房中解救出来。“那幅德加不用挂回去了，”他说，“明天您得把它送到库珀先生家去。”
“恭喜啊！”
他做了个鬼脸。“为了卖画，什么招都得使！两年以后那画价格涨得会让他偷着乐。”
我重复了库珀的问题。“既然这样，您为什么非要卖呢？”
“因为我欲罢不能，做买卖刺激我。我有赌徒的秉性，可如今已经找不到对手了，我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赌。对了，那个说画被壁塞固定住的点子想得不错，您大有进步！”
晚上我去杰西·施泰因那儿，发现她两眼哭得红肿，情绪非常低落。有几个她的熟人正在安慰她。“如果今天打扰你们，我就明天再来，”我说，“我只是来致谢的。”
“谢什么？”
杰西一头雾水地看着我。“谢谢您替我在律师那里说好话，”我说，“还让勃兰特去为我担保，现在我的逗留许可又延期了两个月。”
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演员拉比诺维茨，他正搂着杰西劝她。
“您不知道吗？”利普许茨小声道。“特勒死了，前天。”
拉比诺维茨示意我不要多问。他送杰西坐到一张沙发上，然后转回来。他在一些小影片中饰演过残忍的纳粹分子，实际上他是个很温柔的人。“特勒上吊了，”他说，“是利普许茨发现的。死了至少有一两天了，他死在自己房间里，是吊死在枝形吊灯上的。所有的灯都开着，枝形吊灯上的灯也都开着，大概他不愿一个人在黑暗中死去。他肯定是夜间上吊的。”
我想走。“您留下吧！”拉比诺维茨说。“杰西这儿的人越多，对她越好。她不能独处。”
房间里的空气不新鲜，显得闷热。杰西不愿开窗户，一种谜一样的古老偏见让她相信，如果哀悼溜到外面空气中，会对死者不利。很多年以前我曾听说过，要是死者躺在屋里，只有打开窗户，迷失在屋内的灵魂才能获得解脱；但从未听说过死者已经躺在某殡仪馆了，却要关窗留住哀悼的。|||||
“我是头蠢母牛！”杰西边说边用力擤了擤鼻涕。“我得振作起来，”她站起身道，“我给你们煮咖啡。还是你们想要点儿别的？”
“什么也不要，杰西，真的什么也不需要。”
“不行，我要去煮咖啡。”
她穿着那件压皱了的、簌簌作响的连衣裙走进厨房。
“有人知道他的死因吗？”我问拉比诺维茨。
“死还需要原因吗？”
我想起罗伯特·希尔施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有双重和三重转折，而且没有根的人聚在一起特别有害。“不需要。”我说。
“他不是赤贫，这大概不是他死的原因。他也没有生病，大约两周前利普许茨还见过他。”
“他可以工作吗？”
“他一直在写作，但什么也不能发表。十年来什么都未能发表，”利普许茨说，“但很多人都是这种处境，仅仅如此也不至于轻生啊。”
“他留下什么了吗？一封遗书？”
“没有。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脸色铁青，舌头伸出老长，苍蝇在他睁着的眼睛上爬。他那模样看上去已经很吓人了，天气这么热，尸体腐烂得很快。那眼睛……”利普许茨说着打了个冷颤。“最要命的是，杰西还想最后再看他一眼。”
“遗体停放在哪儿了？”
“放在一家殡仪馆了，英文叫funeral home，直译就是丧葬之家。听听这名起的！尸体在那儿会被整容。您去过这种场所吗？千万别去！美国人还是个很年轻的民族，他们不认可死亡。死者都被化了妆，就好像仅仅在安睡，许多死者还受到了防腐处理。”
“要是他化了妆，那杰西不是就可以……”我说。“我们也曾这么想过，但特勒的情况是几乎无法再遮盖了。也没有这么多化妆品，有也用不起。死亡在美国可是件非常昂贵的事。”
“不光在美国。”利普许茨说。
“在德国，死很廉价。”我说。
“在美国非常贵。我们找的已经是很一般的殡仪馆了，一切从简，尽管如此，还花了好几百美元。”
“特勒要是有这笔钱，也许还死不了呢。”利普许茨说。
“兴许吧。”
我看到杰西房间里照片的排列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勒的照片不再挂在活着的人的照片中，但也还没有像另一侧的死者照片那样镶着黑框；它仍旧装在原来的金框里，杰西仅仅在上面加了一条黑色饰带，是用一块黑色薄纱做的。照片上的特勒微笑着注视着前方，看上去要年轻十五岁。那是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它对特勒的死以及对饰带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张照片和真正的悲痛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杰西端着托盘和咖啡杯走了过来，她用一把有花卉图案的咖啡壶给大家倒咖啡。“这儿还有糖和奶油。”她说。
大家都在喝咖啡，我也在喝。“葬礼明天举行。”她问我：“您来吗？”
“只要我能来，一定来。”
“他的所有熟人都必须来！”杰西立即激动地大声说。“明天十二点半。专门安排在这个时间，以便大家都能来。”
“我来，杰西。当然来，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告诉了我殡仪馆的名字：“亚设殡仪馆，在第十四街。”
“他将埋葬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问。
“他不土葬，火葬。火葬便宜。”
“什么？”我不解地问。
“他将被火化。”
“火化？”我重复着，同时思绪万千。
“是的，殡仪馆负责打理此事。”
杰西来到前面。“现在他一个人躺在那儿，置身于陌生人之间，”她抱怨道，“要是下葬前至少灵柩能停放在我们这儿，在朋友们这儿就好了。”她转过身对我说：“您还想知道什么？谁再次替您预付了款项？是坦嫩鲍姆。”
“坦嫩鲍姆-史密斯？”
“是啊，不是他还能是谁？他是我们的资本家，特勒的葬礼也是他出的钱。您明天一定来吧？”
“一定。”我说。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拉比诺维茨把我送到门口。“我们必须阻止杰西，”他急速小声说，“不能让她看到特勒。总之，不能让她见到他的遗容，因为是自杀，所以尸体做过解剖，这些杰西都不知情。您知道的，她一向说一不二。幸好她端来了咖啡，利普许茨往她的咖啡杯里放了一片安眠药。她没发现，所以大伙儿都喝了咖啡，还异口同声地称赞好喝。我们曾经试图让她服些镇静剂，但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服了，那就是对特勒的欺骗。就跟她坚持不让开窗一样犟。也许我们今天还能偷着往她的饭食中放一片安眠药。明天一早要想拦住她最费劲。您真的来吗？”
“是的，去殡仪馆。怎么把特勒送到火葬场去呢？火葬场就在殡仪馆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