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雇于西尔弗时，我是在街面下那地下墓穴般的地下室干活；到了雷金纳德·布莱克这儿，我被安排到了顶楼上。我坐在这幢房子的阁楼里，对布莱克迄今买卖的所有画作逐一进行登记，在画作的照片上标明其产地，并研究其来源。这种活是轻松的，我置身的这间宽敞明亮的阁楼有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鸟瞰纽约市。周围堆满各种画作的照片，让我常恍惚觉得自己忘却了尘世的一切，正坐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奥古斯丁大码头。
雷金纳德·布莱克有时会上来看我，身上带着一股克尼策淡香水和哈瓦那雪茄的味道。“您的工作一定无法完整，”他边说边轻柔地捋着自己那亚述人式的胡须，“当然缺了很多巴黎画商从画家手上购买画作时照的照片。但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的。您听说了吗，盟军已经突破诺曼底防线了？”
“没有，我今天没听广播。”
布莱克点点头。“法国防线已被攻破，现在正向巴黎进军。”我吓了一跳，一时还搞不清怕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自布吕歇尔起，经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百多年间，进军一直是条顿人的战争呐喊。但这次的方向却是相反的——向被盖世太保和德国将军们占领的巴黎进军。
“慈悲的上帝啊！”我说。“德国人撤离这座城市前还不知会把它糟蹋成什么样呢？”
“像罗马一样，”布莱克说，“他们会放弃它的。”
我摇了摇头。“他们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是因为教皇生活在那儿。他们与教皇签过一个协定，教皇签这种协定真该受到诅咒。他是德国人间接的盟友，为了保护德国的天主教徒，他居然允许德国人在梵蒂冈的城墙下逮捕犹太人。尽管他比任何其他人——比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更了解纳粹的罪行，却从未提出过强烈抗议。德国人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德国天主教徒的反对。这些因素在巴黎都不存在，法国与德国是死敌。”
雷金纳德·布莱克吃惊地望着我。“您认为巴黎会遭到轰炸？”
“这我不知道。德国人也许没有那么多飞机用于轰炸；或者在轰炸之前这些飞机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们会冒险轰炸卢浮宫？”布莱克惶惶不安地问。
“如果他们轰炸巴黎，那卢浮宫当然就在劫难逃了。”
“卢浮宫？轰炸那些失而不可复得的艺术瑰宝？那全世界都会抗议的！”
“伦敦被轰炸时，全世界并未抗议，布莱克先生。”
“可卢浮宫不一样！还有珍藏着印象派大师们杰作的国家网球场美术馆！不可能！”布莱克激动地寻找着论据，最后他轻声说：“上帝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
我默不作声。上帝允许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些事雷金纳德·布莱克大概只从报纸上读到过，但亲眼见到这些事又不一样。从报纸上很容易读到两万人被杀的消息，但那种震惊毕竟几乎总是停留在纸上的，不够力度。但如果你亲眼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折磨致死，而你又不能帮助他，那就是另一种感受了。不是两万人，而是唯一一个你爱的人。
“要是这种事可能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脸活着？”布莱克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为的是下一次阻止这种事发生。但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不相信？那您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不可能，布莱克先生。”为了安慰他我如是说。我不想被他当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他突然微笑道：“您说得没错。现在您先放下手里的活！我上来是要给您看一样东西，请您跟我来。”
我们来到楼下布莱克的工作室，这是他展示画作的地方。我有些茫然，巴黎可能成为战区的消息令我心神不宁。我爱法兰西，尽管在那儿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我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其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法国的遭遇并不比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为糟糕，相反，我对那儿积累了一些完全不同且更加生动的回忆，这些回忆很快为过去添加了一层美好。法国与别处相比更加色彩斑斓，更为哀伤，更让人荡气回肠；在别处，流亡者只能感受到陌生与逃亡的单调。战争虽然令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但即使是危险也没能改变我对法国的依恋。
“您看啊！”雷金纳德·布莱克指着画架上的一幅画说。
这是一幅莫奈的作品：一片盛开着罂粟花的草地，画面中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打着阳伞的女士沿着一条小路款款而行。阳光、绿地、蓝天、白云、盛夏，近处是闪耀的罂粟花，远处是一位朦胧的女子。|||||
“出神入化！”我说。“一派宁静！”
我们默默地端详了一会儿这幅画。布莱克掏出雪茄烟盒，打开看了一眼就放下了。他走向一个漆成黑色的雪茄匣子，这个匣子是人工冷却的，并包有一层湿海绵保鲜。他取出两支雪茄庄重地说：“看这幅画，必须抽罗密欧与朱丽叶牌雪茄才够档次！”
我们点燃了哈瓦那雪茄，我已对此烟慢慢习惯。布莱克又斟满两杯干邑白兰地。“宁静，”他说，“再加一点儿舒适。二者是可以兼得的，这并非是亵渎神明。”
我点点头。白兰地妙不可言，这不是给顾客准备的普通白兰地，而是布莱克自己喝的极品。看来此刻他的心情肯定很激动。
“这种风景不久就会变得炮火连天了。”我指着那幅画说。
“这可是上帝所希望的人世情景啊，”布莱克感伤地说，“您相信上帝吗？”
“我还没来得及相信呢，”我回复道，“我是说生活中不信，可在艺术中信。比如此刻，我一面祈祷，欲哭无泪，一面通过这杯白兰地享受着法兰西的阳光。一切都是同步的。如果像我这样生活，就要能同时做许多事，不去考虑它们是相互矛盾的。”
布莱克歪着脑袋听我讲述。“这我能理解，”他说，“艺术品商人必须有这种能力。热爱艺术，同时出卖它。每个艺术品商人都拥有善恶双重人格。”
“可这幅画您不会卖吧？”我问。
他叹了口气。“已经卖掉了，昨天晚上卖的。”
“太可惜了！您能不能变卦不卖呢？”我一冲动脱口而出。
布莱克带着嘲讽的微笑看着我，继而问道：“这卦怎么变？”
“是啊，怎么变？肯定没法变了。”
“还要更糟，”布莱克说，“这画卖给一个军火制造商了，卖给一个为了打败纳粹而生产武器的人了。此人因此自视为人类的慈善家，至于他生产的武器也会用于摧毁法国，他也感到惋惜，却认为是件难以避免的事。总之，这是个很讲道德的人，是社会的栋梁、教会的支柱。”
“太可怕了。这幅画在他那儿肯定得冷得打哆嗦，大喊救命了！”
布莱克又斟了第二杯白兰地。“这几年喊救命的多了，然而人们充耳不闻。可要是我知道巴黎濒临危险，昨晚我就不会把这幅画卖出去了。”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这位具有善恶双重人格的人。“我会把这幅画再多保存几个星期，”他继而向我承认道，“至少要等到巴黎解放后再卖。”
“佩服！”我说。“讲人性也得适度。”
布莱克笑了。“对许多事来说都有补偿，”他若有所思地说，“甚至在艺术中也不例外。昨天我若能预知今日事，我会向这位大炮王多要五千美元。那才公平。”
我一时不明白这与公平有什么关系，我猜测这是布莱克与世界之间一种复杂的宇宙平衡。对此我没什么可反对的。
“我指的是在博物馆中所能得到的补偿，”布莱克继续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莫奈、马奈、塞尚、德加和洛特雷克[86]的杰作。这您是知道的吧？”
“我还没去过那儿呢。”我回复道。
“为什么不去？”布莱克吃惊地问。
“一种成见，我对博物馆有点儿反感。一进博物馆就会有幽闭恐惧症。”
“真够怪的！在那些宽敞的展厅里？人在那儿可以呼吸到纽约唯一最好的空气，纯净、清新、凉爽，是为了保护画作采取的措施！”
布莱克站起身从隔壁房间取来两幅花卉作品。“现在我要给您看点儿起安慰作用的。”
这是两幅马奈的小型作品，插在玻璃花瓶中的牡丹和玫瑰。“还没有卖掉呢。”布莱克边说边从画架上拿开了那幅莫奈的画，把它翻转着放到一边。现在灰色房间中只剩下那两幅花卉画，它们似乎突然被放大了十倍。人们甚至觉得闻到了花香，也嗅出花瓶中水的清凉。一种罕见的宁静从花中扑面而来，只有创造性的能量才能如此沉静，就好像这些花是画家刚刚画出来的，似乎它们此前从未在世界上存在过。
“一个纯洁的世界，是吧？”片刻后布莱克虔诚地说。“只要还能逃入其中，就似乎并未失去一切。这是一个没有危机和失望的世界。置身在艺术之中，人就能相信永恒。”
我点点头。画作真是奇迹。布莱克对画的评论句句在理。“尽管如此，您还是打算卖掉它们？”我问。
他又叹了口气。“我不卖不行。我也得生存。”他摆弄一盏小灯，让强烈的灯光照到马奈的画上。“但这次不会卖给一个军火制造商，”他说，“这种人不喜欢小幅画作。如果可能，就卖给一位女士，一位美国最富有的寡妇，纽约这类遗孀多得是。男人拼命干活最后累死，女人活过他们并继承他们的遗产。”他转过身冲我诡秘地微笑道：“巴黎一旦解放，就又有机会弄到那里的珍宝了。那儿有许多私人收藏，与它们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是拙劣品。人们需要钱，商人也不例外。”布莱克轻轻地揉搓着他那白皙的双手。“我知道巴黎还有两幅马奈的作品，与这两幅类似。它们已经易主有望了。”|||||
“易主有望？为什么？”
“画主需要钱啊。如果巴黎解放了……”布莱克开始想入非非。
我想这就是区别所在了。对他而言，这座城市将获得解放，对我来说它将遭受围困。布莱克关掉那盏小灯。“这就是艺术的美妙之处，”他说，“它没有终结。人总是能够重新在艺术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而且能不断出售，我不动声色地想。我理解他，他实话实说，没有隐念。他已经克服了孩子和野蛮人那种原始的占有欲。他是商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他买进卖出，同时还可以奢侈地相信，这次他不会这样做。他是个幸运的人，我毫无妒忌地想。
“您去博物馆转转，”他说，“那里挂着所有您所能梦想到的作品，甚至超过您的梦想。只要您不想把它们搬回家，它们就属于您。这是真正的民主、自由。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人都可以欣赏。”
我笑了。“对喜爱的东西，人是想占有的。”
布莱克摇了摇头。“只有当人不想去占有时，才能完全占有。里尔克有句名言：因为从不抓住你，你总在我手心。这是艺术品商人的座右铭。”他又笑道：“或者是为自己那双面神杰那斯[87]似的脑袋而道歉。”
杰西·施泰因又在接待流亡者。那对孪生姐妹忙着给大家倒咖啡和上糕点，留声机里播放着陶贝尔[88]演唱的歌曲。杰西着深灰色服装，她在哀悼诺曼底被严重破坏，同时又为纳粹被击溃而窃喜。“矛盾心理，”她说，“心被撕成两半了。以前我还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又哭又笑。”
罗伯特·希尔施抱住她说：“你知道！”他反驳道。“杰西，这一点你一向就知道。只是你那颗坚如磐石的心总是遗忘这一点罢了。”
她靠在他身上问道：“你不认为这样做是轻率的吗？”
“不，杰西，一点儿也不。发生悲剧时我们最好向光明的地方看，否则我们那颗饱受摧残的心会受不了的。”
在悬挂着带黑框的照片的那个角落里，整理喋血名单的科勒正在与喜剧作家施勒茨热烈交谈。他们往喋血名单中补充了两位将军的名字，一旦战争结束，这两个叛徒必须立即枪毙。此外，他们俩现在正拟定第二份名单：新的德国流亡政府的名单。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每隔几天就任命或罢免一位新部长。眼下他们正在争吵，对罗森伯格和赫斯[89]是该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达不成一致意见。科勒赞成执行死刑。
“谁处决他们呢？”走过来的希尔施问。
科勒不情愿地抬头看了一眼说：“希尔施先生，请不要用您那套悲观论来打扰我们。”
“我愿意为你们处决所有的家伙，”希尔施说，“条件是：您得枪决第一个。”
“谁说枪决了？”科勒厉声反驳道。“让他们像士兵一样死去？这不是抬举他们嘛！连断头台都不能让他们上！德国纳粹内政部长弗里克曾规定，对所谓叛国者要用手斧来处死。十年来，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这已经成了规则。现在对纳粹也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还是您想赦免他们呢？”
杰西飞奔过来，如同一只看到危险的母鸡。“别吵了，罗伯特！博瑟医生来了，他正想跟你打招呼呢！”
希尔施笑着让杰西带走了。“可惜，”科勒说，“我正想给他……”
我还站在原地。“您正想干吗？”我边问边向他逼近一步。“您有什么想对我的朋友希尔施说的话，也可以对我说。您对我说风险还要小一些。”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少管闲事！”
我又向前迈了一步，轻轻朝科勒胸前搡了一把。他正站在一把扶手椅前，一屁股就跌坐进去。这一把搡得很轻，科勒跌坐下去是因为椅子就在他身后。他索性不站起来了，坐在椅子上咬牙痛骂：“关您屁事儿！您这个沉不住气的异教徒！您这个雅利安人！”他大放这些厥词就像是在对我进行严重的侮辱。
我吃惊地望着他，等待着下文。“还有吗？”我问。我等着他骂出“纳粹”这个字眼。我遇到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科勒默不作声了。我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难道您想打一个坐着的人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局面的滑稽性。“不，”我回复道，“我会先把您扶起来再动手的。”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递给我一块蛋糕。喝过布莱克的白兰地后我正觉得有些饿，所以马上接过了蛋糕。另一位孪生姐妹又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您看，”我对科勒说，“我现在反正也腾不出手来了。再说我也从来不跟演员动手，跟他们动手就像往镜子上打一样。”科勒看来又把这当成了对他的侮辱。|||||
我转过身，看到莱奥·巴赫站在我身旁。“我搞清楚了，”他向我耳语道，“这对孪生姐妹都是清教徒，没有一个是妓女。我是牺牲了一件西服才弄清楚的，我把西服送到洗衣房去了。这对害人精是端着咖啡壶的恶魔。要是有人捏她们一把，她们就把盛着满满牛奶的杯子向你扔过来。这俩虐待狂！”
“您身上穿的就是清洗过的西服吗？”
“不是。这件是黑的。另一件是灰色的，更容易脏。”
“您应该把它捐献给博物馆去进行科学研究。”我说。
博瑟医生是个消瘦的男人，蓄着稀疏的小黑胡子。他坐在辛德勒和洛茨中间，前者曾是科学家，现在卖长袜；后者曾是音乐家，现在卖洗衣机。杰西拼命让他吃糕点喝咖啡，就好像他刚刚结束饥饿疗法似的。他离开德国的时间比别人都晚，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
“我应该学语言，”他说，“不是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英文。那我现在的处境会好得多。”
“胡扯！”杰西大声反驳。“英语你是得学。但你现在混得不好，是因为流亡者中有个瘪三欺骗了你。实话实说吧！”
“唉，杰西，比你说的还要恶劣得多。”
“连骗带偷！”杰西激动地解释道，以致她衣服上的滚边都直颤抖。“博瑟收集过许多珍贵的邮票，他把其中最好的交给了柏林一位获准移民的朋友，托他带到国外代为保管，直到他自己能出来。现在这家伙声称从来就没有拿到过他的邮票。”
“是不是过境时邮票被没收了？”希尔施问。“一般人们会找这种借口。”
“这个流氓更狡猾。他要是那么说，就等于承认拿到过这些邮票。这么一来博瑟就有那么一点点权力，要求对方归还。”
“不对，杰西，”希尔施说，“他没这种权力。您没有字据，对吧？”他问博瑟。
“当然没有。不能有！会被人发现的。”
“而邮票在那个人手中。”希尔施说。
“是的，邮票在那个人手中。”
“要是字据被发现，你们俩都得丧命，对吧？他或者您，所以您没有字据。”
博瑟狼狈地点点头。“所以我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您也没什么行动可采取。”
“罗伯特！”杰西气得直嚷。“难道你还要替这家伙辩解不成？”
“那些邮票值多少钱？大概数字？”希尔施问。
“那是我珍贵的邮票。一位邮票商肯定愿意出四五千美元购买的。”
“一大笔财富啊！”杰西激愤地说。“可博瑟现在连学费都付不起！”
“您说得对，”博瑟抱歉地对希尔施说，“但这样总要比落到纳粹手中强些。”
杰西愤慨地盯着他说：“除了‘总要比什么什么还强’就没什么新的言语了嘛！你为什么不发自肺腑地诅咒这个家伙？”
“骂也没有用，杰西。此外，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邮票带出来的。”
“我真是怒火中烧！总是理解别人！你们认为一名纳粹分子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他会揍死这个无赖！”
“我们不是纳粹。”
“那我们是什么？永远的牺牲品？”
穿着那身带滚边的灰色衣服，杰西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气得炸了毛的鹦鹉。希尔施被逗乐了，轻柔地拍着她的肩膀说：“杰西，你是咱们马加比家族的最后一位女杰！”
“别笑！我有时候痛心得都能憋死！”
她重新往博瑟的碟子上添加点心。“既然你无法复仇，那至少得多吃点儿。”然后她站起身，抖了抖衣服。
“去科勒那儿，”希尔施说，“他要是回了国，会把所有坏人都斩尽杀绝的。对你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复仇者，杰西。他把账一笔笔都记下来了，恐怕根据他那个单子，连我也得被罚坐几年牢呢。”
“嗨，那个白痴！他要做的事不外乎就是跑到最近一家剧院去谋个角色。”
博瑟摇了摇头。“您就让他安心演戏吧。最后一个终将破灭的幻想就是：大洋彼岸的人日后会欢天喜地地迎接我们重归故里，并为我们所遭的罪向我们道歉。他们其实根本不想重新接纳我们。”
“现在不想，但纳粹倒台后会的！”卖长袜的辛德勒教授说。
博瑟盯着他。“我亲眼看到了发生的事，”他反驳说，“纳粹不是从火星上下来，然后把德国强奸了的。只有那些已经离开德国很久了的人才相信这种话。一连六年，我耳畔响彻的都是狂热的咆哮。我在电影里看到，纳粹召开党代会时，几十万人张开血盆大口跟着号叫。我听着几十家电台播出的杀气腾腾的欢呼，我也读了各种报纸。”他转过身对眼下做长袜生意的辛德勒教授说：“我也关注过德国知识界对现政权可以说是过度热情的追捧，包括司法、工业和学术各界，教授先生，整整六年，没有一天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