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件青铜器给西尔弗送了回去。“这是真品。”我说。
“好。尽管如此您也不用多付钱，”他回复道，“买了就是买了！我们是讲诚信的。”
“可我还是要把它送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想跟您做一桩买卖。”
西尔弗从兜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亲了亲，又把它放进上衣另一侧的兜里。
“可以请您喝点儿什么吗？”他高兴地问。
“为什么要请呢？”
“我跟我弟弟打了个赌，看您是否会把青铜器送回来，我赢了。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不是美国咖啡，是捷克的，怎么样？美国人把咖啡煮过了头，对面那家捷克糕点店不是这样，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地煮，而是煮沸即可，新鲜可口。”
我们穿过汽车轰鸣的马路，一辆清洁车正在往四周洒水。另一辆运送婴儿尿布的紫色货车差点儿撞上我们，西尔弗姿势异常优雅地一蹦才躲过一劫。今天他配漆皮鞋穿的是黄色长袜。“您想跟我做什么买卖？”当我们在糕点店落座后他问，店里充溢着点心、可可和咖啡的香味。
“我想把那件青铜器还给您，与您分享利润，四六开，我拿六成。”
“您管这叫分享？”
“在我看来这条件可以说很优惠。”
“如果您能肯定那青铜器是真货，干吗还要让我参与分成？”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无法卖它，因为我在这儿两眼一抹黑；第二，我想找个工作，一个特殊的工作，能让没有打工许可的人灵活操作的差事。一句话，流亡者能干的活。”
西尔弗看着我问：“您是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流亡者？”
“是的，可我有签证。”
西尔弗想了想问：“您想干什么呢？”
“听您的吩咐。整理货库，登录编目，随便什么黑工都行。只需要几个星期，到我找到别的工作为止。”
“我懂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我们店下面有个大地下室，里面堆满了我们也不知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您懂行，对吧？”
“懂点儿。我想整理货库和登录编目是没有问题的。”
“您在哪儿学的？”
我掏出护照，西尔弗看了一眼职业那栏。“古董商，”他说，“这我其实马上就猜到了！是位同行！”他把咖啡喝完后说：“我们回店里去吧！”
我们再次穿过马路，洒水车洒的水几乎都已经干了。艳阳高照，空气中散发着水蒸气和汽车废气的味道。
“青铜器是您专门研究的领域？”西尔弗问。
我点点头。“青铜器、地毯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您在哪儿学的？”
“在布鲁塞尔和巴黎。”
西尔弗递给我一支细而黑的巴西雪茄。我厌恶雪茄，却还是接了过来。
我把那件青铜器从棉纸中拿出来，在阳光下审视着。瞬间我又感觉到夜间在博物馆响着回声的走廊中所体会到的那份恐惧，然后我把青铜器放到窗边的一张桌子上。
西尔弗观察着我。“我告诉您我们可以怎么做，”他解释说，“我会把这件青铜器拿给卢氏公司的老板，我知道他会从旧金山回来。我本人不太懂行。同意吗？”
“同意。工作的事呢？整理与分类？”
“您觉得这件东西如何？”西尔弗边问边指了指桌上的另一件青铜制品。“好还是不好？”
“出自路易十五时代的中等货，乡气、古旧，但使用了新的饰片。”我边回答边暗中为死去的佐默祈福，他像一位艺术家那样热爱所有古旧之物。
“眼力不错，”西尔弗边说边替我点上雪茄，“您比我知道得还多。坦白地说，这家店是我们继承的。”然后他解释说：“我弟弟和我，我们原来是律师。当律师不适合我们，我们都是老实人，不会钻法律的空子。这家店我们才接手没几年，很多事情还远远没有弄懂。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好像生活在一辆静止的吉普赛人的篷车上。坐在对面那家糕点店就能观察到有没有顾客上门。您懂我的意思吗？”
“绝对懂。”
“店静止不动，可街上却川流不息，”西尔弗说，“就像一部电影，总有什么事发生。我们情愿干这个，也不愿去为流氓和骗子辩护，或是替人办离婚案。现在的差事更公道合理，您说是吧？”
“绝对是。”我回复道，内心却对律师的这种看法感到十分惊奇，他竟然认为艺术品交易是比法规更诚实的事。
西尔弗点点头。“我是家中的乐天派，双子座；我弟弟是个悲观者，巨蟹座。这家店是我们两个人的，所以我还得问问他的意见。您同意吗？”
“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西尔弗先生。”
“那好，您过两三天再来。到那时候我们对那件青铜器也会知道得更多。您在这儿干活想挣多少钱呢？”|||||
“够我的开销就行。”
“住里兹酒店[43]的开销？”西尔弗问。
“我住在劳施旅馆，那里要便宜一些。”
“十美元一天如何？”
“十二美元，”我说，“我抽烟挺厉害的。”
“可就几个星期啊，”西尔弗说，“再长了不行。卖货我们不需要帮手，我弟弟和我两个人还嫌多呢，所以一般只有一个人在店里。这也是我们开这家店的原因之一，我们想赚钱，可不想累死。我说得对吧？”
“当然！”
“奇怪啊，我们彼此还谈得挺投机，可我们几乎还不认识呢。”
我没有告诉西尔弗，只要一直顺着对方说，理解就不是问题。一位戴羽饰帽的女士走进店里，她身上窸窣作响，肯定穿了好几层丝绸衬裙，才到处都发出这种摩擦声。她浓妆艳抹，曲线毕露，脸却已经松弛，一看就是个上了年纪的风流女人。“您这儿有威尼斯风格的家具吗？”她问。
“我们这儿有最棒的！”西尔弗一边回答一边偷偷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离开。“再见，奥尔西尼伯爵！”他相当大声地对我说。“明天一早我们会派人把家具给您送去。”
“不要早于十一点，”我回复道，“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送到里兹酒店。再见，亲爱的。”
“再见！”西尔弗带着浓重的口音用法语说。“十一点半准时送到。”
“够了！”罗伯特·希尔施说。“够了！你不觉得吗？”
他关掉了电视机。刚才一位播音员充满自信地在报道德国发生的事件，他长着一张胖脸，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我们已经听过两个其他频道的相关报道了。那坚定自信的声音越来越小，那张脸令人惊奇地消失在黑影中，黑影从屏幕四周向中心聚拢。
“谢天谢地！”希尔施说。“电视机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把它关掉。”
“收音机更好，”我反驳道，“看不见播音员。”
“你还想听广播吗？”
我摇了摇头。“事情已经结束，罗伯特！失败了，没有任何积极结果，这不是革命。”
“是政变，由军队发起，又被军队镇压下去。”希尔施用他那明亮而绝望的双眸望着我。“这是军界专家们的造反，路德维希。他们知道这场战争输了，他们想挽救德国免遭毁灭。这不是人道主义的起义，而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起义。”
“这二者很难分开的。这不仅仅是军方的起义，也有老百姓参与。”
希尔施摇了摇头。“可以分开的。假如希特勒继续打胜仗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场起义不是针对由杀人犯组成的统治集团的，它是针对渎职者政权的。人们不是因为反对集中营和毒气杀人而示威游行，相反，是因为德国遭到了破坏而抗议。”
我同情他，他以一种与我不同的方式在折磨自己。他在法国的生活主要由愤怒、正义感、冒险和同情混合而成，而不包括道德与受到损害的世界观。要是光讲道德，他早就落入别人的圈套了。尽管事情看上去很怪，他对纳粹采取的对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他比纳粹还要技高一筹。纳粹尽管丧尽天良，他们却是卫道士，而且拥有沉重的世界观：黑色道德与令人冷汗直流的黑色世界观。他们的责任心经常不外乎奴隶式的盲从和唯命是从。与他们相比，希尔施甚至占有优势：他没有背负沉重的军用背囊，而是轻装上阵。他在遵循自己才智行事的同时，没有成为感情的奴隶。他没有白当一个德意志人，当追赶他们的人还像猴子一样蹲在树上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就已经崇尚科学与哲理了。当他忘记了自己民族的传统——那由两千五百多年受迫害、遭苦难以及听天由命形成的传统——他就具有反应更快的优势。要是他意识到这一传统，他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他就会失败。
我端详着他，他现在的面部表情平静而专注。可当年约瑟夫·贝尔的表情也曾同样平静，那一夜我在巴黎困顿至极，没能与贝尔通宵达旦地讨论与豪饮。第二天，人们就发现他吊死在自己斗室的窗户旁。他的尸体在风中晃来晃去，风吹打着半扇窗开开合合，宛如敲起了缓慢的丧钟。没有根的人是脆弱的，对别人来说算不上是回事的偶然事件，就能要了这种人的命。智力如果用在与自己过不去上，那是危险的，就像磨盘不磨谷粒而是空转。我明白此理，所以在经历了那夜的激动之后，我几乎是强制自己忘记一切，进入听天由命的艰辛状态。学会了等待的人，更善于对付失望带来的破坏力。但希尔施从来不善于等待。
此外他还有一个奇特的视角，即雇佣兵队长的视角。刺杀和暴动失败不光激怒了他，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他认为二者的准备都太不专业。这就犹如职业行家在发现了重要错误时的愤慨。|||||
一位面颊红润的家庭主妇走进了店里，她想买一个有自动断电功能的烤面包机。当希尔施向她演示锃亮的镀铬烤面包机时，我观察着他。他很耐心，甚至说服那位主妇又买了一个电熨斗。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想象，他当售货员能干出什么名堂。
我望了望街上。正是会计们午休的时间，他们这时一般去兼营快餐的杂货店吃午饭。在这不长的时间内，他们从有冷气的狭小办公室中解放出来，想象着自己拿的薪水比现在高两级。他们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果敢自信地一路走来，暖风吹起他们西装上衣的下摆，他们充分享受着午间的生活，脑子里满是男人的幻想。如果这个世道上有公正的话，他们肯定早就当上老板了。
希尔施从我的肩头望过去。“这是会计们的阅兵式，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就该轮到妻子们了。那时她们就全体出动，从一个橱窗走到另一个橱窗，出了这家店又进那家店。她们什么也不想买，却专门折腾售货员。她们传播最新的流言蜚语，英语叫Gossip，报纸上到处是这类新闻。她们散步时的等级是简单地根据金钱来划分的，最有钱的走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位钱少些的拱卫着她。如果是冬天，人们一眼就能从她们身上穿的皮大衣看出这种差别：穿貂皮的走在正中间，两侧是穿波斯黑羊羔皮的，全都既狂热又愚蠢。比她们更狂热的丈夫们现在因追逐美元都早早就患上了心肌梗死。美国是富孀之国，过不了多久这些女人就会再嫁人，嫁的是年轻的穷小子，贪婪的男人。生死轮回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滚动，”希尔施笑着说，“这与跳蚤那充满冒险和危机的生存真是天壤之别，跳蚤们得从一颗行星跳到另一颗行星，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一条狗身上跳到另一条狗身上，与飞越各大洲的蝗虫的区别也大了去了，更不用说与那些有凡尔纳式漫游经历的蚊子的区别了，这些蚊子得从中央公园迂回到第五大道！”
有人敲窗户。“死人复活，”我说，“这是拉维克，或是他弟弟。”
“是他本人，”希尔施说，“他来这里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拉维克在德国是个名医，流亡到法国后不得不为一个医术不如他的法国医生打黑工。我认识他时，他在巴黎最大的一家妓院替妓女们当兼职医生。他是一名极为出色的外科大夫。他做手术时，法国大夫留在手术室一直等到病人麻药起作用，然后拉维克再进来做手术。他根本不介意，高兴自己能有工作，能做手术。他是个动刀成瘾的外科大夫。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拉维克？”我问。“你怎么干？纽约不是没有公开的妓院吗？”
“我在一家医院里工作。”
“打黑工？”
“‘灰’工，类似一种比较好的男护工。我得再次通过国家考试，用英文。”
“跟在法国的处境一样？”
“好一些。在法国情况更糟，这里至少承认了中学毕业的学历。”
“为什么不能承认全部学历呢？”
拉维克笑了。“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还一直不知道？人道的职业是世上最招人嫉妒的职业。神学家与医生，他们的专业组织用火与剑来维护平庸。如果我战后回到德国，在那儿还得再次参加国家考试，我都一点儿不会感到吃惊。”
“你想回去吗？”希尔施问。
拉维克耸了耸肩。“《拉昂摘要》第六条：走一步，看一步。此前还要经历负隅顽抗之年呢。让我们先挺过这一年再说！”
“为什么是负隅顽抗之年？”我问。“你不相信仗打输了？”
拉维克点点头。“相信！但正因为如此。刺杀希特勒失败了，战争打输了，可德国人还在继续战斗。他们到处被击退，可他们为每一寸土地而战，就像在保卫圣杯。这一年将会成为幻想破灭之年。人们无法再认为可怜的德国人被纳粹强暴了，纳粹是从火星上降落下来的。可怜的德国人本身就是纳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纳粹。流亡者的很多幻想将会像瓷器一样被彻底粉碎。谁为他的所谓压迫者而战，谁就是热爱他的压迫者。”
“那刺杀行动呢？”我问。
“失败了，”拉维克说，“再也没有动静了，最后的机遇也被无可挽回地耽误了。其实也从来没有过什么机遇，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早就已经把它扼杀了。这是继德国司法惨败后军官们的又一次惨败。你们知道最可怕的会是什么吗？事过之后一切都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沉默了片刻。“拉维克，”希尔施接过话茬，“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吗？它已经是铅一般沉重了。”|||||
拉维克脸色变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喝杯烧酒，罗伯特。上次你不是还剩了点儿法国苹果白兰地吗？”
“那个我自己已经喝光了。不过还有点儿法国白兰地和苦艾酒，还有一瓶莫伊科夫自制的美国野牛草伏特加。”
“给我伏特加吧。其实我更喜欢白兰地，可喝伏特加不会酒气熏天。今天下午我还得做第一次手术呢。”
“替别的医生做？”
“不，但有个主治医生在场，以便检查我做的是不是正确。这是一种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手术，头一次做是在十二年前，那时世界还太平呢。”拉维克笑了。“生活在险恶环境中的人甚至在进行嘲讽时也该小心翼翼才是！这是不是也是你们那个《拉昂摘要》里的座右铭？你们现在是把那都忘了，还是仍旧照此行事呢？”
“我们正在重新开始，”我说，“我们原以为这里安全了，那一套用不上了。”
“人从来都不会安全的，”拉维克解释道，“当你自以为绝对安全的时候，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伏特加不错，再给我来一杯！’‘你们还活着！’这种话是可靠的。别像被雨淋透的母鸡似的没精打采地站在那儿！你们还活着！那么多人尽管更愿意活着，却不得不死。常想想他们，别的事暂且不要想太多，等负隅顽抗之年过去再说。”
他看了一眼表。“我得走了。如果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沮丧了，就到医院来找我。到癌症病房走一圈准好。”
“行！”希尔施说。“拿上这瓶野牛草伏特加吧。”
“为什么？”
“作为报酬，”希尔施回答说，“我们喜欢快速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并不总对。用更深的抑郁来治疗抑郁毕竟是种独创嘛。”
拉维克笑了。“但不适合神经质患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拿起那瓶酒，把它装进自己那几乎还空空如也的医疗箱中。“还有最后一项建议，免费提供，”他接着说，“别过分捉摸你们的命运——你们俩现在需要的是女人——但尽量别找女流亡者，被分担的痛苦是加倍的痛苦，你们真的没有必要自寻烦恼。”
傍晚，我在拐角那家杂货店吃了最便宜的晚餐，两根维也纳小香肠和两个小面包。饭后我盯着冰激凌广告看了半天，这家店中有四十二种不同的冰激凌。美国是冰激凌之国，人们甚至能够看到士兵在大街上懒散地舔着冰激凌。这与德国有很大区别，那里的士兵即使在睡觉时采取的也是立正姿势；他们要是放屁的话，那响声都是模仿机关枪。
我穿过五十二大道回旅馆，这条街上遍布着脱衣舞俱乐部。墙上贴满了全裸或近乎全裸的舞女招贴画，晚间，这些舞女就会站在舞台上当着屏住呼吸的观众的面慢慢脱衣。傍晚时分，各家俱乐部门口就会站着打扮得像土耳其将军的肥胖看门人和招揽生意的人，他们会向行人吹嘘在里面能看到些什么。大街上到处可见身穿各类所能想到的暴露服饰的女子，但却绝对见不到欧洲妓女那标志性的雨伞和大挎包。大街上没有妓女，脱衣舞俱乐部里的观众看上去都是些抑郁的手淫者。妓女在这儿叫“应召女郎”，是通过可靠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叫来的。而且这也是遭到禁止的，警察总是跟踪她们，就好像她们是无政府主义阴谋家似的。美国的道德受妇女联合会掌控。
我离开手淫者的林荫大道，来到以赤褐色砂石建筑为主的街道。这是些狭窄、廉价的多层楼房，外面有楼梯通往楼上，每级台阶都很高，有人默默坐在靠近楼梯扶手铁栏杆旁高高的台阶上。楼梯旁的大街上摆放着铝制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塞得满满的。半大的孩子们在汽车之间乱窜，他们在试图打棒球。母亲们母鸡般蹲在阶梯上，或是趴在窗前。更小些的孩子偎依在她们怀里，就像狭小楼房前那些肮脏的白蝴蝶，怀着全然天真与自信的倦容面对着黄昏。
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劳施旅馆前。“莫伊科夫不在吗？”我问。
“今天是星期六，”他回复道，“我当班。莫伊科夫出去了。”
“可不！”星期六，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明天一个漫长而空虚的星期天在等着我。
“菲奥拉小姐刚才也打听过莫伊科夫先生。”菲利克斯顺便说了一句。
“她还在吗？还是又走了？”
“我想还没走吧。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出来。”
玛丽亚·菲奥拉从那间光线昏暗、有丝绒沙发的小厅中冲我迎面走来，头上包着她那缠头巾，这回是块黑色的。
“您又要去拍照啊？”我问。
她点点头。“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得去送神仙酒。可我早有准备，从上次开始我就有了一瓶自己的伏特加，藏在莫伊科夫的冰箱里。连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至今都没发现这个秘密，可这早晚得露馅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