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加曼交出来的铁柜中的文件―为这件出色的工作，国民公会给予他一千二百利弗尔终身养老金，而他在上千次地遗憾没能把他的国王学生送上断头台之后，因风湿症蜷缩死去一除去我们所见过的路易十六交给康庞夫人的那部分文件外，可以说使罗兰先生和夫人大为失望，其中并没有反对迪穆里埃和丹东的材料。它们主要牵涉到国王和教士，它们揭露了这位思想贫乏庸俗、尖刻狭隘、忘恩负义的路易十六，他只怨恨那些想挽救他的人：内克尔，拉法埃特，米拉波！―也没有什么反对吉隆特派的内容。
在十一月三日开始了对审判的讨论。
谁带头展开这场可怕的讨论？谁变成山岳派的佩剑者？谁如同毁灭的天使飞翔在阴暗的议会上空？
一个年轻人，确切地说，一个二十四岁的孩子，在未达到规定年龄之前被选进国民公会，而我们已经好几次见到他出现在我们的故事中了。
他出生于法国最旷野的地区涅夫勒省，在他身上含着一种艰难、苦涩的汁水，这种汁水如果不能产生伟大人物，至少会产生危险人物。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兵，有三十年军龄，获得圣路易十字章，被授以爵位，并因此而被封为骑士。他天生多愁善感，头脑呆板，严肃认真。他的家庭在埃纳省，靠近努瓦翁的布莱朗库地方有一点儿产业，他家居住的这种简朴住房，根本不是拉丁诗人所描绘的镀金的平凡之家。他被送往兰斯攻读法律。他在那儿学习得很差，写了一些歪诗，一首像《狂人罗兰》和《处女》那种下流的诗，在一七八九年发表未获成功，在一七九二年再度发表仍未取得成功。
他赶快离开自己的省，来找杰出的新闻记者卡米尔·德穆兰，后者手掌中紧握着那些默默无闻的诗人未来的声誉。德穆兰才智过人，品德高尚，热情生动，洒脱大方。一天，他看见一个傲慢的学生走进他家，一副自命不凡、夸张做作的样子，说话慢条斯理，仿佛冰冷的水一滴一滴地落下侵蚀着岩石，还有，有一张女人的嘴巴，至于面部的其他方面，有一双被漆黑的眉毛紧紧挡住的蓝色、呆滞生硬的眼珠，面色苍白带有病态―在兰斯逗留期间，他这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很可能患上了国王们在加冕时曾有意要治愈的瘰疬病―一个消失在围绕着脖子的一条大领带中间的下巴，而当时人人把领带打得松松的，飘动着，似乎为了方便刽子手把它解开。他的上半身就像一架直挺挺的、自动的、滑稽可笑的机器，如果它不成为幽灵般可怕的话。这一切之上是一个很低的额头，头发一直披到眼睛上。
一天，卡米尔·德穆兰瞧见一个奇特的人物走进他家。这人引起了他极大的反感。
年轻人向他朗诵了自己的诗，并谈论了社会思想，尤其说从罗马人以后世界是空白一片。
卡米尔觉得这些诗很蹩脚，思想也是错误的，他讥笑哲学家，他讽刺诗人；而这位诗人兼哲学家又返回到布莱朗库的孤独中，描绘这类人的伟大肖像画家米什莱说：“以塔尔干方式用木棍砍倒了罂粟花，其中一个是德穆兰，也许另一个是丹东。”然而机会终于来了―机会从不忽略某些人―他的家乡，他的市镇，他的小城市布莱朗库受到威胁要失去他赖以生存的一个市场。年轻人虽不认得罗伯斯庇尔，还是写信给罗伯斯庇尔恳求支持他，为他转达对公社的要求，此外向后者建议为了国家的利益要出卖他微薄的产业，也就是说他所拥有的一切。使卡米尔·德穆兰发笑的东西却使罗伯斯庇尔产生了遐想：他召来年轻的狂热者，审查他，确认他具有干革命的那些人的素质，并利用他在雅各宾党中的威信，任命他为国民公会成员，尽管他并未达到规定的年龄。选举团团长让·德·布里提出抗议，并且在抗议的同时拿出了新当选人的洗礼摘录，原来这个人实际上只有二十四岁零三个月，然而在罗伯斯庇尔的影响下，这个徒然的声明消失不见了。
罗伯斯庇尔在九月二日夜晚就是回到这个年轻人的家里，就是这个年轻人酣然入睡而罗伯斯庇尔则通宵失眠―这个年轻人，就是圣朱斯特。
“圣朱斯特，”一天卡米尔·德穆兰对他说，你知道丹东说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他说你有一个领圣体的脑袋。”
一丝微笑浮现在年轻人女性化的嘴边。
“好，”他说，“而我呀，我将要使他有一个圣德尼那样的头颅！”
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圣朱斯特从国民公会大厅最高处慢吞吞地走下来，他慢吞吞地登上讲坛，他慢吞吞地要求死……他要求，我们搞错了：他命令死刑。
这是一篇赶尽杀绝的演说，出自这个漂亮、苍白年轻的女性化的嘴唇；谁愿意就把它记下来，谁敢就把它印出来，我们可没有这种勇气。
“不必花很多的时间去审判国王，”他说，“必须处死他。
“必须处死他，因为审判他的法律已不再存在，他自己破坏了这些法律。
“必须把他当敌人一样处死，我们只审判公民。要审判暴君，首先要把他变成公民。
“必须把他处死，就像处死一个当场被抓、双手沾满鲜血的现行犯罪分子那样，此外，君主制是一个永存的罪过：一个国王不属于自然范围，从人民到国王，没有任何自然的联系。”
他就这样讲了一个小时，既不兴奋，也不激动，用一种古代雄辩术教师的声调，教书先生的姿势，而且在每句话末尾，还回过头来再重复强调一下那些具有特殊份量的话，对广大听众产生了类似断头台上铡刀坠落时的一阵震动：“必须处死他！”这个演说激起一阵可怕的感觉。没有一个法官听的时候不感到钢铁般的冰凉直透心底！罗伯斯庇尔本身也害怕见到他的门徒，他的学生超越了最激进的共和党人的先锋战士，这般有力地竖立起革命血腥大旗。
从那时候起，非但审判已成定局，而且路易十六也被判死形。
试图挽救国王的生命，就是自己找死。
丹东本来有这想法，但也没有胆量：他有足够的爱国主义不怕被称为杀人犯，而没有足够的斯多噶主义来接受叛徒的称号。十二月十一日审判开始了。
三天以前，有一名保安警察带领着一个公社代表团出现在丹普尔堡，走进了国王的房间，随即对犯人们宣读了一份决定，命令取走他们的刀、剃须刀、剪刀、小刀，总之，剥夺了死刑犯持有的一切利器。
就在这个时候，克莱里夫人在一位女朋友的陪伴下来看望她的丈夫，人家像往常一样叫随身男仆下楼到会议室。在那儿，这人开始与妻子交谈。妻子假装大声向他讲述家庭事务。可是，在她提高嗓门讲话时，她的朋友也在悄悄地说话。
“下星期二，要把国王带往国民公会……审判即将开始……国王可以聘请一位顾问……这一切是确实可靠的。”
国王不许克莱里向他隐瞒任何事情，不论消息怎么坏，忠心的仆人决意把此事转告他的主人。因此，当晚，在为他更衣时，他向国王重复了我们刚才报道的一番话，并补充说公社打算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把他与家里人隔离。
所以，只剩下四天让国王与王后共同商议了，
他感谢克莱里忠于诺言。
“要继续，”他对他说，“去发现他们要把我怎么样。别怕使我感到痛苦。我已和家里人约定，为了不连累到您，我们仿佛一点不了解情况。”
然而越是靠近要开始审判的日子，保安警察越显得疑神疑鬼的；克莱里因此除了别人传给他的一张报纸上的消息外，没有其他消息透露给犯人们。在这张报纸上，公布了法令规定国王路易十六在十二月十一日到国民公会出庭受审。
十二月十一日，从上午五时起，紧急集合鼓响彻整个巴黎上空，丹普尔堡所有的大门全部开启，骑兵部队与大炮开进了大院。假如国王一家对应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们对于这么一种喧闹声就会极其惊慌不安，他们假装不知道什么缘故，要求当班的特派员说明缘由：这些人拒绝向他们作出任何说明。九点钟，国王与王储上楼去公主的房间吃早餐；还有最后一个小时可以共同度过，但是在保安警察的眼底下，一个小时之后要分离了，由于他们装作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所以在分别时只能把一切都藏在心里。
王储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因为大家对少年人瞒过了这种痛苦。他坚持要玩九柱戏，国王虽则忧心忡忡但仍要让他儿子玩一下散散心。
王储每局都输，三次都停在十六号上。
“该死的十六！”他大声喊道，“我相信它给我带来厄运。”
国王没有吭声，但这句话像一个预报死亡的凶兆使他心中为之一震。
十一点钟，正在他对王储上课时，两名保安警察进来通知他们来找小路易，要领他去他母亲处。国王要求知道这种带走王储的动机。特派员只是答复，他们是在执行公社委员会的命令。国王拥抱了他儿子，并委托克莱里把他带到他母亲那儿。克莱里按照吩咐做了，又重新回来。
“您把我儿子留在哪儿了？”国王问道。
“留在王后的怀里，陛下，”克莱里回答。
一名特派员重新又出现了。
“先生，”他对路易十六说，“巴黎市长尚邦公民（佩蒂翁的继任）正在委员会里，他即将上楼来。”
“他找我干什么？”国王问道。
“我可不知道，”保安警察回答。
他走出去，让国王独自一人呆着。
国王在房里大步踱来踱去有好一会，随即坐在床头的扶手椅上。
保安警察跟随克莱里一起退到隔壁房间里，并对随身男仆说：
“我不敢走进犯人房里，生怕他向我提出问题。”
不过，国王的房间里如此寂静无声却使特派员十分担心，他蹑手蹑脚地进了房，发现路易十六双手捧着脑袋，看上去非常忧虑。
听到房门在铰链上转动时发出的刺耳声，国王把头抬起，提高了嗓门问：
“您要我干什么？”
“我怕，”保安警察回答，“您有点不舒服。”
“我很感激您，”国王说，“不，我没有不舒服，只是人家抢走我儿子的做法，使我感到万分痛心。”
保安警察退了出去。
市长在一点钟才出现。陪他同来的有公社新上任的检察官肖梅特，书记官库隆博，还有好几位市府官员以及桑泰尔，后者本身还带了他的副官。
国王站了起来。
“您要我干什么，先生？”他问市长。
“我来找您，先生，”这个回答，“是为了国民公会的法令，书记官要向您宣读一下。”
果然，书记官打开一卷纸，念道：
“国民公会法令命令路易·加佩……”
听了这个字，国王打断了他的宣读。
“加佩并不是我的名字，”他说，“而是我的一个祖先的名字。”
随后，由于书记官想要继续念下去，国王就说：
“毫无必要，先生，我在报纸上已经拜读过啦。”
于是，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特派员们。
“我情愿，”他补充说，“让我儿子留在身边度过等待你们的两个小时：两个残酷的小时，你们原可以让我享受两个愉快的小时。另外，这种对待是我四个月以来遭受的一切的继续……我听凭你们摆布，并不是为了顺从国民公会，而是因为我的敌人手中有武力。”
“那么，来吧，先生。”尚邦说。
“我只要一点时间，在身上再加一件大衣，克莱里，我的大衣！”
克莱里把国王所要的浅褐色大衣递给他。
尚邦最先走出去，国王跟在他后面。
在楼梯底下，犯人不安地注视着枪支、长矛，特别是他还不知道已建立的穿天蓝色制服的骑兵队，然后，他向塔楼投去最后的一瞥才离去。
那时正在下雨。
国王神态平静地坐进一辆马车上路了。
在经过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时，他询问人们建议拆除两道门中的哪一道。
在骑马场门口，桑泰尔把手放在胸上领他到庭，到他曾经向宪法宣誓的同一地方、同一扶手椅上。
所有的代表们在国王进场时都坐着不动，只有一个人在国王经过他面前时，站起身来向他敬了个礼。
国王十分惊讶地回转身来，认出了吉尔贝。
“早安，吉尔贝先生，”他说。
接着，他面对着桑泰尔。
“您认识吉尔贝先生，”他说，“他是我以前的医生，您不会由于他向我致敬而怀恨，对吗？”
审讯开始了。
在那儿，不幸者的威信在公众面前消失了：国王非但回答了向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而且答复得非常糟糕，不是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就是矢口否认，对他一生的提法吹毛求疵，如同一名外省律师在辩论一座分界共有墙所能做的一样。
可怜的国王没把那个伟大的日子过好。
审讯一直延续到五点钟。
到五点钟，路易十六被带到一间会议厅，在那儿等车子。市长走近他身旁。
“先生，您饿不饿？”他问国王，“您要吃点什么东西吗？”
“谢谢您，”国王用手势表示拒绝。
但差不多同时，看到一名炮兵从口袋中拿出一个面包，把一半递给了公社检察官肖梅特时，他朝后者走过去。
“能否请您把面包分一片给我，先生？”他问道。
可是，由于他压低了嗓门，肖梅特突然后退了一步。“请您讲响一点，先生，”他说。
“啊！我可以讲得响一些的，”国王苦笑了一下，“我想要一片面包。”
“非常乐意。”肖梅特回答。
于是，他就把面包递给国王。
“拿着．切开来，“他说，“这是斯巴达人的一餐：假如我有一条树根，我也会把它分一半给您的。”
大家下楼到了大院。
瞧见国王，人群开始唱起《马赛曲》的叠句，那句诗唱得格外有力．
“让脏血浸透我们的田野！”
路易十六的脸微微变白，重新登上马车。
在车里，他开始啃面包。但只吃了它的外皮，面包心还留在手里，他对这块面包竟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公社检察官从他手里拿过面包心从车门里掷了出去。
“啊！”国王说，“把面包这样扔了，尤其在它很少的时刻，不太好吧！”
“您怎么知道它很少呢？”肖梅特说，“不过，您总不会缺少的！”
“我知道它很少，因为别人给我的这块上面还有一点泥土味道。”
“我的祖母，”肖梅特说，“总对我说，‘孩子，千万不要扔掉一块面包心，因为您不能让它长出那么多来。’”
“肖梅特先生，”国王说，“令祖母看来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人。”
出现了一阵寂静，肖梅特坐在马车角落里一言不发。
“先生，您怎么啦？”国王问，“您脸色发白！”
“的确，”肖梅特回答，“我感到不太舒服。”
“也许是车子慢慢行驶晃动的缘故吧？”国王问。
“也许是。”
“您到过海上吗？”
“我和拉·莫特一毕凯并肩作战过。”
“拉·莫特一毕凯，”国王说，“真是一位勇敢的人呀！”
于是，轮到他陷入沉思之中。
他在想些什么呢？他在想出色的海军在印度凯旋，他在想大西洋边瑟堡港的胜利，他在想他的金红交辉的漂亮海军司令服，与他此时此刻的穿戴那么不同，他在想他辉煌的日子里大炮齐鸣的情景。
他离此太远了，可怜的国王路易十六，颠簸在这辆慢慢的破马车里，冲开万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前来观看他的人群，这片令人厌恶、吵吵闹闹的海洋，从巴黎的阴沟泛滥上来的波涛，他在大白天里不停地眨眼睛，褪了色的金黄色胡子十分稀疏，瘦削的腮帮耷拉到打皱的颈项上；他穿着一件灰上衣，外罩一件浅褐色大衣，用孩子们和波旁家族的那种不由自主的记忆力咕哝着：“啊！这儿是某某街，―以后是某某街，―以后又是某某街。”
到了奥尔良街。
“啊！”他说，“这儿是奥尔良街。”
“应该叫平等街，”别人回答他。
“哦！是的，”他说，“是由于……先生的缘故。”
他还没有讲完，又重新沉歇下来，从平等街到丹普尔堡，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